广东概况之历史简述.doc

广东概况之历史简述
唐代以前
一、唐以前历朝对岭南的统治
据考古发现，距今13万年前，就有早期古人“马坝人”生活在岭南地区。古时岭南的居民，主要是百越族中的南越、骆越、西瓯等族群及其先民。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秦始皇派任嚣、赵佗统兵平定岭南，在岭南设置郡县。从此，岭南开始直接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
秦朝末年，中原爆发农民起义，群起反秦。赵佗趁机于汉高祖三年（前204）在番禺建立南越国，称南越武王。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被平定，南越国历经五世，存在93年。
秦统一岭南后，中原人民大规模南迁，与岭南土著民族杂居，共同开发岭南；南越国期间，又采取“和辑越人”政策，开始了民族融合的过程。
三国期间，岭南为东吴孙权所管治，战事较少，社会相对安定。吴黄武五年（226），孙权将交州一分为二，东部称广州，广州自此得名。
两晋期间，岭南地区的政局基本稳定。
南北朝期间，我国南方先后出现宋、齐、梁、陈4个汉族封建王朝。其中陈朝皇帝陈霸先是崛起于岭南的封建皇帝。
东汉末年和两晋期间，又有大批中原人民避乱南迁，更促使岭南的经济社会生活和民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南朝之后，“越”、“蛮”、“俚”、“僚”等古代岭南少数民族的泛称陆续从史籍中消失，到唐宋时基本上同化于汉族。
隋朝建立后，在粤西俚人女首领冼夫人的支持配合下，于开皇九年（589）统一了岭南。隋平岭南后，在岭南合并州县，取消郡一级建制，推行州县二级制，改变了南北朝时期建置混乱的情况，提高了行政效率，减轻了人民负担。从南朝到隋朝，冼夫人在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二、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发展状况
春秋战国前的岭南，地广人稀，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和渔猎、采集。经济发展缓慢，被视为“蛮荒之地”。春秋战国时期，岭南的青铜铸造业有比较明显的发展和进步。
秦统一岭南后，留戍军队，大批中原居民南迁，带来铁制农具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加速了岭南的开发。岭南地区社会较为稳定，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汉代，岭南地区的耕作技术，已达到当时的先进水平。随着农业、手工业、造船业、商业及海陆交通的发展，对外贸易有了新的进展。徐闻、合浦（今属广西）成为对外贸易港口。汉武帝派遣的中国船队，从徐闻出发，航行南海诸国，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番禺（今广州）成为对外贸易集散地和岭南的一大都会。东吴至南朝，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逐渐移到广州，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和南海交通枢纽。
唐代以前，岭南的文化教育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即使是秦平岭南后，在较长时间内，广东地区仍处于一种蒙昧的状态。汉平南越后，朝廷在南海诸郡推行汉制，创设学校。此后，随着北方士人的大量入粤以及一些官员的倡导，岭南各州县的文化教育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与中原地区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与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形成对比的是：两晋及六朝时期，道教在岭南有了很大的发展；交广地区更成为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六朝时期，广州成为岭南以至整个南朝的佛教重地。
唐　代
一、唐代对岭南的统治
唐代在地方行政上仍实行州县二级制。将全国划为十个道，岭南道是其中之一。唐初道为监察机构，后逐渐成为州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设节度使。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岭南道被划分为岭南东道与岭南西道，岭南东道治广州，辖今广东大部。
唐代在岭南实行一系列有别于中原地区的措施，如不实行均田制，而按户税米；明令禁止掠夺和贩卖“生口”等。唐王朝在岭南最重要的治理措施之一，就是削弱岭南的豪族势力，改变了岭南地区的社会结构，强化中央王朝的统治。
唐僖宗乾符六年（879），黄巢起义军占广州，削弱了唐朝政府在岭南的统治势力。唐朝灭亡后，出现了五代十国的更替。后梁末帝贞明三年（917），刘䶮在广州称帝，建元乾亨，国号大越。次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国。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南汉后主刘鋹降宋。南汉国存在54年，在“十国”中仅次于吴越。
二、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隋唐之交和安史之乱期间，中原地区人民纷纷南迁，形成了两晋以后又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潮，使得岭南人口大幅增长。
唐代随着人口增长，出现较大规模的耕地开发，同时农耕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铁农具和牛耕已普遍使用。岭南部分地区粮食产量已接近江淮地区，亦即接近全国粮食产量先进水平。经济作物有较大发展。
唐代，岭南的手工业门类有了很大的发展。冶铁业有了很大进步，技术处国内领先水平；陶瓷制作技术有明显进步，陶瓷制品质量有了很大提高；纺织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岭南的丝织品在海内外很有市场，销路甚广；造船业已经具有很高水平，规模也较前代为大，很受各国商人欢迎。
唐代，岭南地区的交通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玄宗朝宰相张九龄主持重修大庾岭道后，五岭南北之交通得以畅通。使岭南的商业日趋繁荣，对外贸易也十分兴盛。广州成为世界著名的东方大港，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中外货物的集散地，品种多，交易量大。有许多外国商人到广州进行贸易活动。
三、文化教育状况的改观和宗教的兴盛
唐以前，岭南文化仍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唐代岭南文化大为改观。各州县均设学校，招收生徒，授以文学、律法、算术、医学等知识。朝廷派往岭南任职的官员，多是注重地方教育建设的，对岭南的教育多有建树。私学这一时期也得到发展，被贬降来岭南之官吏，对提高岭南的文化水平起到积极作用。文化教育的发展，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材，一些人如张九龄、刘轲、邵谒、韦昌明等，在文学、史学等领域取得斐然成就。
唐代，岭南最为盛行的宗教是佛教。整个唐代的大多数时候，当朝统治者都扶植佛教，因而，岭南佛教在唐代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广州更是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中心。唐代岭南佛教最大的事件是惠能创立南派禅宗。南派禅宗的创立，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对佛教的广泛传播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伊斯兰教是于唐初传入中国的，而在中国的首传地是广州。
宋、元时期
一、宋、元在岭南的统治
宋平南汉之初，暂把岭南作为一个行政区域，统称为广南或广南道。太宗至道三年（997），将岭南分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广东得名和广东、广西之分自此始。
南宋临安政权灭亡后，张世杰、陆秀夫等人拥赵昰建立行朝，继续抗元。赵昰病死后，又拥立赵昺为帝，在广东新会建立崖山行朝。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元军攻克崖山，南宋政权最后结束。与此同时，广南各州府军民开展长达3年的抗元战争，均先后失败。
元朝平定广南后，将今广东境分为广东道和海北海南道。广东道领15路（州），36县，隶江西行省；海北海南道属今广东者有7个路（司、军），22县，隶湖广行省。
二、方言的初步形成及经济的发展
历代岭北南迁居民，带来了中原地区的语言，这些语言同原居民越族人的语言长期接触和融合，形成颇为独特的方言，主要有粤语方言、客家方言和潮州方言。这三大体系于宋代初步形成。
由于中原和江淮地区人口的大量迁入，宋代广东的耕地得到进一步开发。珠江三角洲的荒丘、沙坦这一时期得到较大规模的垦耕，珠江、韩江兴筑了不少防洪堤围。各地都建有颇有效益的水利工程。耕地面积的扩大和水利的兴修，加上生产技术的改进，使粮食总产有了很大提高，宋代广南粮食自给有余，并有粮食储备，稻米还有输出闽浙甚至远销占城。其他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特别是水果、花卉、蚕桑等都较前代有所发展。
这一时期，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陶瓷业规模远远超过了前朝，并吸收了北方制瓷的一些工艺。铸钱业在北宋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在广东设立了永通和阜民两处钱监。广东的这两个钱监的铸钱量分别居全国13个钱监的第一和第二位，两监的总产占全国总产近三成。宋代，广南东路的盐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为社会生产的重要部门。州县治所的修筑和扩建在宋代也有较大发展，广州城的面积是唐代的4倍。
水陆交通的整治和沿海航线的扩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宋代，广州仍保持着商业大都会的地位，是各地商品的最大集散地，且于城内已形成专门商业街如米市街等。与此同时，潮州、英州、连州、琼州等地的商业也日益发达。商业活动甚至还扩展到远离城镇的乡村。
宋代朝廷对外贸采取鼓励的政策，对来广州贸易的商船采取许多保护的措施，对外国商人也比较友好和优待。为了管理各地的对外贸易，朝廷于广州设市舶司。当时与广州通航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较唐代大有增加，见于记载者达数十处。
三、文化教育的发展
宋代，广东的文化事业进步加快。最为突出的是，开始建立州学和部分县学。宋初，广东只有少数的州如潮州、连州等有正规官学，后又建立有高州、新州、封州等几所州学和海丰县县学。县学的建立稍迟，且较少。至南宋时，所有州都建立州学，过半县创建县学。至南宋，广东共办有书院33所，主要集中在广、惠、循诸州。元初，广东的学校教育受到战争破坏，但不久就得到恢复，并继续有县学、书院和乡校的创设。南雄、广州、琼山、曲江等州县还设立了蒙古学，教蒙古人、色目人识汉字。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优秀人物不断涌现。宋元时期，广东共有进士610人。宋代，广东已出现了一些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的人物，较突出的有曲江人余靖、增城人崔与之、番禺人李昴英等。
明代和清代前期
一、 明、清两朝的更替
明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二月，明军进取广东。次年，明朝廷改广东道为广东行中书省，并将海北海南道改隶广东。广东遂成为明朝的十三行省之一。终明之世，广东的辖境都没有变动。明朝在广东的统治之重要措施之一，是设立卫所。卫所的设立，大大加强了广东的海防。
明王朝灭亡后，朱明宗室桂王朱由榔在肇庆建立南明永历政权，后退迁广西梧州。粤中义军抗清斗争，所在皆有，但均告失败。
顺治九年正月，清军攻下琼州府，广东全境遂为清廷所统治。
二、明代的海禁与清代的迁界
明初，朝廷实行海禁，禁止民间出海贸易，只允许朝贡贸易，由官府统管。至嘉靖年间，海禁始开，广州的民间对外贸易始有所恢复并渐趋兴旺。
顺治十三年再次下令禁海，严禁浙江、福建、广东、山东、天津等地商民船只出海贸易，禁止外国商船来华贸易。
但海禁令并未能收到如期效果。顺治十八年，朝廷发布迁界令，令山东至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50里。此后，广东于康熙年间先后两次迁界。康熙八年一月，清廷允许康熙三年第二次迁界的地区复界。但第一次迁界的地区直至康熙二十三年一月才得以复界，历时23年的迁界暴政至此才告结束。但仍实行海禁。海禁与迁界，使广东蒙受巨大损失。
三、经济的发展
明代，广东开展了农田水利的大规模兴建。整个明代全省兴建农田水利工程1166宗。其中筑堤围850条。在大量兴修水利的同时，还进行沙坦围垦、荒地开垦和开发丘陵地带。从洪武二十年至万历二十八年（1387～1600）210余年间，广东的耕地面积由2373.4万亩增加至3341.7万亩，增加41％强。清代继续大量兴修水利，并实行奖励耕垦政策。
这一时期，农业的耕作技术也得到了较大的改进，已经从粗放型的耕作改变为重视选种、施肥、灌溉和季节性的精耕细作，同时发展双季稻连作制和间作制，一些地区如琼州的水稻种植还一年三熟。粮食总产和单产都有大幅提高，经济作物得到较大的发展，“桑基鱼塘”耕作制度在一些地区迅速发展，到乾隆朝进入一个全盛时期。
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为农业的商品性生产提供了条件。明代中叶以后，农副业产品不但种类和数量多，而且逐渐形成大小不等的商品生产专业区域和专业户。
农业的商品性发展，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明、清时期，广东的手工业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冶铁业的分工已十分细密，不少作坊并颇具规模，生产各种各样的铁器。佛山成为当时全国的冶铁名镇。广东陶瓷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其规模、品种、产量和质量都较前代有了很大提高，其中石湾陶瓷最为著名。丝织业此时由于养蚕业的进步而得到发展。丝织按种类分为18个丝行，其专业化已达很高的水平，并具有相当的规模。广州在全盛期有职工三四万人，道光年间，佛山有棉织工人5万人，当时的老板和工人已成立有代表各自利益的行会——东家行和西家行。榨糖、制葵、织席、制盐、采珠、造船等业这一时期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至清代，广东的各类手工业的规模均较前代有较大的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雇用工人进行生产，可以说是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由于清政府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资本主义的因素处于发展缓慢的状态中。
与此同时，广东的商业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推动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时，作为岭南都会的广州，商业的发展更是处于领先的地位。复界和开放海禁后，商业也逐渐趋于繁荣。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决定关闭闽、浙、江三关，仅留粤海关一关对外通商，广州的商业贸易空前繁荣。
由于经济的发展，沿江、沿海出现了一批新兴城镇；农村的圩市也得到很快的发展。
四、文化进步
明代，广东的文化水平与中原及江南地区渐趋接近，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陈白沙学说的传播及“江门学派”的创立。陈白沙是明儒心学的创始人，后世以陈白沙所创的“江门学派”与王阳明所创的“姚江学派”并称为明代两大学派。
清代前期，广东的文化仍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发展。
清初，广东出现了3个著名的诗人：屈大均、陈恭尹和梁佩兰，被称为“岭南三家”。至乾嘉年间，广东著名的诗人有黎简、张锦芳、黄丹书和吕坚，并称“岭南四家”。地方志的大量编修，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文化成就。
教育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康熙年间，广东书院创办开始增多，以官办为主。至嘉庆年间，广东共新建书院255所，其中著名的有粤秀书院、琼台书院、越华书院和端溪书院。以省份来算，广东所建书院数在全国居于前列，此时，广东的文化发展已超过中原一些地区。
由于长期的一口通商，广东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地带，到了鸦片战争前后，社会思潮发生了剧变，传统的儒学在广东发生了变异，经世派崛起。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朱次琦和陈澧。他们的特点是反对以往只好空谈心性，力倡务实。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深受其影响。
五、早期西方殖民者东来及西方宗教在广东的传播
最早到达广东的是葡萄牙人。继葡萄牙人之后，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人亦来到广东。早期西方人东来，主要目的是通商。
与此同时，天主教徒开始进入广东地区活动。嘉靖十三年（1534），天主教耶稣会士沙勿略•方济各来到广东台山的上川岛。此为元代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中断后第一个来华的西教士。嘉靖年间，大批天主教士到澳门传教。至万历四年（1576），澳门成为世界性的天主教活动中心之一。天主教传教士进入广东内陆地区，始于明万历年间。万历十一年（1583），耶稣会士罗明坚偕利马窦到广东肇庆传教，建立起我国第一座天主教堂仙花寺，有数十人接受洗礼。从此，天主教在中国扎下根。利马窦在传教的同时，也传播了西方的科学知识。
明朝政府对进入中国活动的传教士持怀疑、限制的态度。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明王朝宣布禁止在中国传播天主教。
清朝建立后不久，就有天主教教士来华传教，并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廷下令禁止西洋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此后，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一再重申禁教令，天主教传教士大多转入秘密活动。
鸦片战争至民国建立
一、鸦片战争
清代，输入中国的鸦片迅速增加。鸦片的大量输入，造成白银的大量外流，败坏吏治，严重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影响社会治安。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道光十八年（1838）十二月，清廷任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8月，清廷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其内容包括将香港割让给英国。
二、近代工业的兴起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开始进入中国，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起，外资先后在广州、汕头兴办一批近代企业（银行、船厂、糖厂等），中国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瓦解，同时也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由于广东是著名的华侨之乡，华侨率先回乡投资兴办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同时也由于洋务运动在广东推行较迟，其经济势力也相对较弱，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阻力也较小。因而，广东就成为我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最早产生的地区。同治十一年（1872），侨商陈启沅在其家乡南海简村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继昌隆缫丝厂，随后，又有一些华侨在广东创办了一批近代企业，包括“全国第一”（民族资本）的火柴厂、电灯公司、橡胶公司、飞机制造厂和民办铁路等。与此同时，官方洋务派也在广东创办了广州机器局、广东钱局、织布局等，构成广东第一批近代工业。
三、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先进文化大量通过广东传入内地，广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自清代中后期起，广东的文化得到飞跃式的发展，许多方面在全国居于领先的地位。
（一）新式学堂和学校的创建
鸦片战争后，广东出现一批新学堂。其中一部分是从旧书院改革而来，另一部分则是官办或私立的新型学堂。据统计，当时全省的新学堂有1694所，学生8万余人。其中包括学海堂（高等学府）、广雅书院、岭南学堂（岭南大学前身）、外语专业学校同文馆、万木草堂等闻名中外的学校。西方传教士在广东传教的同时，也创办了学校。由于西方传教士最早进入广东，在广东创办的教会学校也较早较多。至清末，教会在广东创办的大中学校有35所，学生七千余人。
（二）文学、史学的创新和新闻报刊业的兴起
清末民初，广东最为著名的诗人应首推黄遵宪。与黄氏同开“诗界革命”的还有丘逢甲，他的诗哀中有壮，充满豪情，且很有意境美，时人谓不输黄遵宪。康有为也是“新派诗”的实践者。梁启超更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他还从理论上阐明“诗界革命”的积极意义。
小说家则推吴趼人和黄小配。他们的小说体现了中国近代文学史的新潮流，将传统的中国小说向现代小说推进。
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他认为，史学不应只记“人间过云之事实，应揭示历史的全貌和因果关系”，要经世致用；又提出史书的体例要摆脱传统纪传体的束缚，采用新的章节体，认为章节体是摆脱传统史书弊端的一种重要形式。他的这一观点，为后世史学家所接受和沿用。
由于受西方文化影响最早也最多，广东的新闻报刊业也出现最早，是我国新闻报刊的发祥地。
（三）近代科学技术的出现和西医的传入
由于广东处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西方的许多科学技术首先传到广东再传入内地。南海人邹伯奇对数学、光学、力学、天文学等的重大贡献，使他成为当时我国最有名的科学家之一。
嘉庆十年（1805），葡萄牙商人许咸特将牛痘接种技术传至澳门。此为近代西医传入中国之始。嘉庆二十五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等在澳门开设西医诊所，为中国西医医院之始。道光八年（1828），英国传教士郭雷枢到广州开设赠医所，是为中国内地第一个西医医院。随着西医医院的纷纷创立，西医的医术也大量传入广东。受西医传入的影响，这一时期，广东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西医医生。
四、中国近代民主思潮和民主革命发源地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列强的入侵，广东受害最深。鸦片战争失败后，广东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人民生活困苦，大大地加快了广东人民的觉醒。广东人民在进行反侵略斗争的同时，首先起来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发端于广东，其领袖人物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均为广东花县（今花都）人，他们的革命思想、理论和组织，均在广东形成和产生。
由于广东受侵略最早、最深，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也最早最深，民族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出现最早，所以广东出现了一大批资产阶级维新人物和革命人物，在全国率先掀起政制改革和改良的思潮，成为中国新思潮的集散地和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窗口，进而成为民主革命发源地。维新思想早期的代表人物是郑观应、何启和胡礼恒；中期的代表人物是黄遵宪、康有为和梁启超；后期的代表人物是孙中山和朱执信。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可称为改良主义的宝典，在中国影响很大。康有为是我国最杰出的改良主义思想家，是维新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为推进全国的维新运动作出重要贡献。梁启超是维新宣传的主要号角，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孙中山、朱执信不仅是思想家，而且是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学说，组织革命团体和政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国体制。
民国时期
一、民国前期的广东政局
1911年10月，同盟会发动武装起义，各省纷纷响应，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11月9日，广东省会宣布光复。成立了广东军政府，由胡汉民任都督。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不久，袁世凯篡夺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混战时期。广东一度落入北洋军阀势力范围，后来又为桂系军阀所盘踞。
尽管民主革命屡遭挫折，广东人民仍然大力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在南北军阀在各地割据的时候，孙中山尚能在广东三次建立革命政权：第一次是1917年9月至1918年5月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任军政府大元帅；第二次是1921年5月至1922年8月的中华民国政府，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第三次是1923年3月至1925年3月的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孙中山任陆海军大元帅，直至逝世。
1921年春，陈独秀在广州联络谭平山、陈公博等，成立了广州共产党小组（后在党史上称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先由陈独秀任书记，后由谭平山继任。此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最早建立的6个地方组织之一。
民国13年（1924）1月20～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此次大会，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方针，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由于国共两党合作后，实行扶助农工的政策，广东的工农运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又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黄埔军校培养干部，广东成为全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
民国14年（1925）7月1日，正式建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和广东省政府成立初期，采取措施整顿内部，改革地方，统一军政和财政。这些措施，为广东的统一和政局稳定以及保证北伐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民国15年（1926）7月9日,国民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仅用9个月时间，便从广州一直打到武汉、上海、南京，占领了半个中国。12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在北伐节节胜利的同时，国民党右派与共产党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民国16年（1927）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陷入了低潮，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为了反抗国民党右派的“清党”行动，民国16年（1927）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等在广州发起暴动。广州起义失败后，主要力量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主要的根据地是东江根据地和琼崖根据地。
民国18年（1929），陈济棠得到蒋介石的信任，执掌广东的军政大权。维持着半独立的状态。陈济棠治粤期间，是广东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民国25年（1936），蒋介石要求两广取消半独立状况，还政中央。陈济棠与李宗仁遂呈请南京政府领导抗日，实为反蒋，并派兵北上欲攻长沙。史称“两广事变”（或“六一事变”），后因陈济棠的部下反对，两广事变失败，广东军政大权遂归蒋介石控制。
二、日军侵粤和广东的抗战
（一）日军侵粤及日伪政权的统治
民国26年（1937）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全国性的抗日战争正式开始。民国27年（1938）6月，日本侵占南澳岛。同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此后，广东约三分之一沦于敌手，多是珠江三角洲和沿海富裕地区。同年10月，广东省政府、第四路军总司令部撤退到曲江、连县，韶关成了广东战时省会。日军侵占广州后，在广州成立伪政权“东亚联盟协会”。民国29年（1940）4月，汪伪政权在广东成立伪省政府。抗日战争开始后，广东军政当局表示了坚决抗日的态度，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高涨。国共两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后，共同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二）粤北会战和敌后抗日武装的发展
民国28～29年，日军为配合桂南会战，先后两次向粤北发动攻势，我军组织了两次会战。两次会战均以中国军队胜利而告终。
广州沦陷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广东东江、珠江三角洲一带和海南岛，组成了由中共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后来又分别在潮梅、南路、粤中、西江等地组建了抗日游击队，在广东大陆和海南岛建立了拥有近千万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开展了抗日游击战，并在抗战中发展壮大，人数发展到近三万人，活动范围遍布全省70多个县，成为全国三大敌后战场之一。民国34年（1945）8月，日本政府宣布投降。8月16日，侵粤日军签字投降仪式在中山纪念堂举行，中国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受降。
三、广东的解放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队从各地开进广东，抢先占据战略要地。国民党官员紧随军队，进行“接收”，在广东恢复了它的统治。民国35年（1946）6月，国共内战爆发，共产党在广东的武装力量得到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共产党还组织发动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建立外围组织，开展统战工作和华侨工作，使国民党政府陷入深刻的政治危机之中。到广东解放前夕，广东省已有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8万多人，在三分之一的地区建立了人民政权和民兵、农会、共青团、妇女等革命组织。
民国38年（1949）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的新的华南分局。9月，叶剑英在江西赣州主持召开解放华南的作战会议和三次分局扩大会议和高级干部会议，这些会议通称为“赣州会议”。会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大军和共产党的地方武装，分左、右、南三路向广州进军。10月7日韶关解放，10月14日广州解放。10月24日汕头解放。12月21日湛江解放。至此，广东大陆全部解放。
四、经济发展的起伏
清末民初，广东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得到初步发展。至民国元年（1912），广东已有工厂2400家，其中以蒸汽或电力作动力的136家，居全国各省之首。外贸也有较大发展，进出口贸易货值逐年增多，至民国2年（1913）接近2亿海关两。民国3～7年（1914～1918），西方列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经济压力减轻，广东的民族工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的商品和资本卷土重来，加之国内政局动荡，军阀混战，使得广东经济的发展速度转缓。
民国14年（1925）7月，国民政府成立后，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振兴经济的措施，促进了广东经济的发展。
民国18～25年（1929～1936），为陈济棠治粤时期。陈济棠采取各种措施，致力于广东的经济建设，使广东的经济步入相对繁荣的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广东的社会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共有两千多间工厂被炸毁或强占。在沦陷区，征收苛捐杂税，倾销日货，实行经济外贸统制，搜刮战略物资，强行发行无法兑现的军票，人民生活极为困苦。在国统区，省政府北迁韶关后，仍维持着对粤北、粤东、西江、南路和琼崖腹地的管治。为了改善统治区的经济状况，省政府制定了“以粮食生产与工业建设同时并进”的施政纲领，开展经济建设，经济略有起色，但仍十分困难。
抗战胜利后，广东的民营工业，曾有昙花一现的景气，内战爆发后，即急转直下。由于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巨额的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加上外国商品大量涌入，外贸萎缩，捐税繁重，社会购买力日趋薄弱，大量资金和工厂逃往香港，大片土地弃耕，经济濒于破产，最后走向崩溃。
五、文化、教育的成就
民国时期，是广东教育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小学教育、中学教育、高等教育及平民教育都同步发展。
进入民国后，广东诗界继承了诗界革命的精神，在新诗创作方面创出了自己的特色，白话诗很快就取得了优势的地位。
小说创作方面，较为突出的是梅县人张资平，他是中国第一本白话长篇小说的作者。大革命失败后，广东文坛出现了一个革命文学群体，如初期的洪灵菲、冯铿、戴平万等，后期的丘东平、欧阳山、草明等，他们在不同历史阶段创作了一批批与革命密切相关的小说，丰富了现代中国文学宝库。
随着西方音乐和西洋乐器传入中国，得风气之先的广东受其影响，涌现出一批音乐人才。其中最突出的是被誉为“人民音乐家”的冼星海和中央音乐院院长马思聪。民间音乐在这一时期也进一步丰富，广东音乐吸收了外地民间音乐养分，特别是西洋乐器及其表现手法，丰富了内涵，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流行于潮汕地区的潮州音乐在这一时期也走向了成熟。
电影方面，广东人在制片、编导、表演等方面，占据了半壁江山。当年最走红的女明星阮玲玉、胡蝶，有名的导演郑正秋、蔡楚生、郑君里等，都是广东人。广东四个主要剧种和岭南画派在民国时期也有新发展。
自然科学方面，这一时期，成功培育出无病毒的新蚕种轮月蚕种；成功地培育出“中山一号”稻，创立了水稻品种的变型性理论，并在生产上应用达半个世纪之久。其他如生物学、天文学、地球科学、血吸虫病防治等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年10月28日、11月6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先后成立。与此同时，各市、县、区、乡、镇的人民政权，也普遍建立起来，并开展城乡接管工作。社会秩序稳定后，华南分局采取措施，积极巩固人民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
从1950年10月到1953年4月，广东分期分批在全省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从1951年5月到1953年11月，在城镇工矿企业开展民主改革运动。
1952年4月以后，广东初期的土地改革受到上级的批判，被认为是“右倾”和“和平土改”，并进行反对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的地方主义的斗争，批判和处分了一批干部。
1953年,华南分局分析了广东省的特点和当时的情况，确定广东经济建设的总方向是“以农业为重点”。到1957年，广东省全面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国民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
1957年，广东和全国一样，开展了反右派斗争，把3万多干部、教师、民主党派人士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在反右派的同时，中共广东各级组织内部开展了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斗争和“广东历史问题大辩论”，把省委书记冯白驹、古大存定为“反党集团”，处分了一大批干部。
两次反地方主义，伤害了大批干部，成为建国后广东最大的历史遗留问题。直到改革开放后，广东的土改才得到正确的评价，受处分的干部，分别由中共中央和各级党委给予平反。
1958年，广东和全国一样，开展了“大跃进”运动。1958年11月，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在此期间，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由于“大跃进”严重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导致经济出现严重挫折，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生产下降，人民生活严重困难。
在“大跃进”中，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宣传“取消商品经济”、“向共产主义过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把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推动工作的“法宝”，把大搞群众运动作为经济建设的基本方法，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根据中央的布置，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展整风整社运动，贯彻《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条），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缩短基建战线，压缩重工业，精减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做好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工作。经过1961年至1965年的努力，广东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工农业生产在比较协调的基础上发展。
从1963年3月开始，广东省在农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改称“四清”运动）。从1965年开始，在城市也开展“四清”运动，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初期。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成立红卫兵、停课闹革命、大串连、破“四旧”、揪斗“牛鬼蛇神”、揪斗“走资派”、“战略疏散”、夺权、打派战、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广州“谭震林”、武斗等等，广东省进入大动乱的时期。导致1967年、1968年工农业生产连年下降。1968年2月21日，广东省革委会、广州市革委会同时成立。但运动不断，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斗“走资派”和“揪叛徒”、审理广东地下党14起“重大历史事件”、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接一个，伤害了大批干部和群众。从1973年开始，持续4年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除第二批运动贯彻邓小平提出的全面开展整顿的精神，对加强社队的经营管理有一定作用外，其余几批，都是搞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批“资本主义”，批“唯生产力论”，搞“穷过渡”，把矛头指向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全省被批斗的干部、群众达10万人。
“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广东的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并在思想上造成极大的混乱。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广东省进一步落实政策，拨乱反正，开始清理过去工作上的失误，调整某些经济政策，实现工作重点转移，除进一步复查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外，“地方主义”案件、其他历史遗留案件也开始纠正、平反。
1978年11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向中央提出了给广东以更大的自主权，以便发展广东经济的要求。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自此，广东率先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
广东的改革开放，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到1988年末）：解放思想，贯彻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摸索前进。这一阶段，除着重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创办经济特区、建立多层次开放格局、积极引进外资、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外，重点抓了价格机制、流通机制、投资机制、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这些改革，虽然是初步的、部分的、不配套的，仍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第二阶段（1988年末到1991年）：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在治理整顿中，省委、省政府提出“压基建，调结构，保生产，抓改革，求效益，上水平”的18字方针，明确治理整顿不是刹车，继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经过3年的努力，治理整顿告一段落，国民经济进入正常轨道。这个时期，在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果。
第三阶段（1992年以后）：建立包括商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社会保险在内的市场体系。实现经营机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及股份合作制，并提出“实施‘外向带动’‘科技兴粤’和‘可持续发展’三大战略，增创体制、产业、开放、科技教育四大优势”、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
经过20多年的奋斗，广东的改革开放成绩斐然，经济发展水平跃居全国前列，经济上积聚起巨大的投入能力，培育起雄厚的竞争实力，形成外向型经济和日益紧密的粤港澳经贸合作关系，形成相对优良的发展条件。
广东的经济发展已由解决短缺经济、数量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快速增长阶段，进入追求质量效益、提高整体素质和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特征的稳定增长阶段；体制改革已由点面结合、单项突进、破除旧体制阶段，进入整体推进、综合配套、体制创新阶段；对外开放已由部分地区、部分领域的有限开放，转向平等竞争、全方位开放，提高开放质量和水平的阶段；社会发展已由满足人民温饱生活等基本要求，转向提高生活质量和追求社会全面进步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