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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贸易保护主义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表现
新贸易保护主义又被称为“超贸易保护主义”或“新重商主义”，其理论依据、政策手段、目标对象和实施效果都与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有着显着的区别。
打着公平贸易的旗号，利用WTO规则，实行贸易保护
总体来看，在WTO规则的约束下，大多数国家都在向自由贸易的方向迈进，但由于现行多边贸易体制并非无懈可击，因而保护主义总是千方百计从中寻找“合法”的生存土壤。WTO允许成员国利用其有关协议保护本国的利益，反击遭到的不公平待遇。这就为各国以“公平贸易”为口实实行贸易保护留下了空间。WTO规则并不排斥各成员国的经济自主性，目前，保留本国经济自主性的要求不仅来自发达国家，而且还来自发展中国家。因此，采取与WTO不直接冲突的各种保护措施，已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贸易保护主义的普遍形态。
依据国内法履行国际条约
一般意义上讲，国际条约高于国内法。但现阶段由于各国对如何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缺乏统一标准，因而，如何对待已承诺的国际条约及其在国内的适用程度，各国仍存在一定差异。一些国家只执行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国际条约，很多时候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条约之上。如根据美国贸易法案中的“301”条款，美国可以对来自国外的“不公平”和“不合理”的贸易活动采取单边贸易制裁。近年来，为维护本国的贸易利益，美国多次启动或威胁启动该条款处理贸易纠纷，公开向WTO的有关规则挑战，严重损害了WTO的权威性，并为其他国家处理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利用区域贸易组织保护成员国利益
区域一体化组织具有的排他性特征被视为对成员国的一种贸易保护。通过“内外有别”的政策和集体谈判的方式，区域一体化协定在为成员国创造更有利贸易条件的同时，却往往对非成员构成了歧视。区域一体化组织具有的这种排他性特征，实际上起到了对成员国进行贸易保护的作用。
保护手段更趋多样化
首先，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传统保护手段仍被频繁应用。其次，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等贸易壁垒花样翻新，应用范围更加广泛。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在环保和科技方面的优势，制定更高的环保、技术、商品和劳工标准，以削弱发展中国家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获得的出口竞争力。由于这些新型贸易保护手段具有良好的定向性、隐蔽性和灵活性，其中一些技术和环保方面的要求以提升技术水平、维护消费者利益为出发点，甚至可以视为中性的贸易标准，加之WTO对这些贸易措施应用的限制并不统一，因而，其保护效果更为突出，进一步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摩擦。
制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
克鲁格曼等学者提出的战略贸易理论认为，不论在促进本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方面，还是在维护本国企业免受国外竞争对手的冲击方面，都需要国家的贸易政策发挥作用，从而为国家通过干预贸易，提高和维护本国产业的战略地位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并由此形成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体系。这一政策体系强调了国际贸易中的国家利益，政府通过确立战略性产业，并对这些产业实行适当的保护和促进，使其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国际竞争力。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特别是发达国家在高技术领域的较量不断升级，战略性贸易政策被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政府所接受，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核心政策。
新贸易保护主义产生的原因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有其客观原因。
国际竞争加剧
在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制度逐步演化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制度，而竞争是市场经济最主要的特征之一。目前，竞争已不再作为单纯的“手段”或“工具”存在，而逐步演变成为主权国家和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核心动机，成为实现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的重要手段。各国政府不仅在国际竞争中保护自身的产业与贸易利益，而且直接介入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的竞争。一方面，采用进口关税或出口补贴等保护手段有利于改善本国企业的收益和市场地位；另一方面，一旦外国企业或进口产品危及本国利益时，即使发达国家的政府也采取直接干预的手段。特别是在“就业”已经逐渐演变为一种公共品的今天，由进口增加导致的失业问题已经具有了越来越突出的政治意义。当本国产业和劳工群体受到进口冲击时，来自公众的呼声或其他政治压力必然使政府倾向于对这些领域实行保护，以排斥竞争的威胁。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改变了国际贸易差额的分布
随着跨国公司及其海外经营的发展，国际贸易的流向和贸易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贸易差额的分布。跨国公司通过内部分工和核算体系，在内部贸易中获得了较为稳定的收益，但却把各国账面上贸易差额的此消彼长以及由此引发的贸易摩擦甩给了各国政府。作为承接跨国公司产业转移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的亚洲地区制成品出口的迅速增长，使其对美国、欧盟保持了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而美国和欧盟跨国公司在亚洲地区投资企业的出口已经成为美国和欧盟贸易逆差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发达国家处理贸易逆差的政策并不主要针对这些大跨国公司，而是拿出口国开刀，以解决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争端为借口，推行新贸易保护主义。

　　国际贸易中双边主义与区域主义兴起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双边层面的“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签订和实施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热点。据WTO统计，到2004年，向WTO正式通报的FTA已达206个，WTO成员中绝大多数参加了一个或多个FTA。FTA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一是原有FTA在促进贸易增长、消除双边贸易壁垒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二是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导致了“双边主义”盛行。FTA的迅速发展已经形成了连锁反应，一国缔结了FTA后会对相关国家构成竞争压力。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制定了FTA战略，参与FTA谈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提高。同时，进入21世纪，世界范围内区域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欧盟加快了扩员的步伐；北美自由贸易区增强了成员国之间的联系；ＡＰＥＣ的影响力逐步扩大；东亚地区在加强东盟内部合作的基础上，正积极探索新型东亚区域合作机制。据世界银行统计，截至2004年，全球已有174个国家至少参加了一个区域贸易协定，只有12个岛国没参加任何ＲＴＡ。在多数情况下，FTA及区域一体化组织与WTO具有互补、互动的关系，但FTA以及区域贸易组织对非成员国的进口构成了障碍，其中，一些双边和区域安排带有明显的排他性保护色彩。
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并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一定冲击
以中国、墨西哥、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出口规模迅速扩大，并逐步成为世界制成品市场的重要供应者。特别在中低端工业品市场上，这些国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出口竞争力，并逐步取代发达国家原有的市场份额。尽管这些发展中大国出口的高速增长并未彻底改变国际贸易不平衡增长的局面，但其出口实力的增强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发展中大国大量低价工业品进入欧美市场，对其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了冲击。为缓解由此形成的贸易逆差和各种国内矛盾，发达国家利用其政治经济强权，加强了对这些发展中出口国的贸易制裁。同时，由于这些发展中大国的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相近，彼此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近年来，这些发展中出口大国之间的贸易纠纷已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重要内容。
这些新矛盾的出现表明全球化时代自由贸易与国家利益的对立与冲突有可能在部分领域激化，这也正是在当今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主旋律中，新贸易保护主义仍然演奏着不和谐音符的原因所在。
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加大了我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外贸发展外部环境的恶化。
首先，随着中国产品占国际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我国企业频繁遭遇反倾销、反补贴、各种保障措施以及技术、环境、劳工等贸易壁垒的限制，涉案金额猛增，国内企业蒙受了巨额损失，贸易摩擦进入了高发期。1995－2005年间，WTO成员向我国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调查达到716件。我国已连续10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涉案损失每年高达300－400亿美元。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我国的贸易摩擦有不同特点。发达国家更倾向于使用技术壁垒。近年来，美国对我国出口产品频频进行知识产权调查。1996－2004年，美国对中国发起337调查36起，占美国337调查总数的23%。发展中国家则主要采用反倾销等传统手段。其中，印度、阿根廷、南非、土耳其等国家对我国的反倾销调查数增长较快。1995年以来，这4个国家共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178起，占我国遭受反倾销调查总数的41%。2005年，美国和欧盟对我国纺织品实施的特保措施使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达到了高峰。尽管通过反复磋商谈判，最终我国采取主动配额暂时平息了这场争端，但在配额时代结束的第一年，中国纺织品出口未能充分享受到纺织品自由贸易释放的市场空间，却仍要受主动配额的约束。贸易摩擦频发不仅使企业蒙受了巨额损失，而且损害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我国出口的可持续增长。
其次，随着贸易摩擦不断加剧，我国外部经济风险开始向宏观层面渗透。从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来看，中美贸易的巨额顺差已成为影响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2005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到了1142亿美元。美国由对中国产品实施贸易制裁开始向人民币汇率、对华投资、技术出口等领域全面施压；在欧盟政府对中国产品频繁设限的同时，当地企业与中国厂商的矛盾出现了激化的趋势，“砸店”、“烧货”的事件时有发生，不仅危及中国厂商的正常经营和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而且开始形成针对中国产品的“民间壁垒”；中日“政冷”的常态化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两国对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的竞争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难度。随着宏观层面利益冲突的凸现，国际上“中国威胁论”泛滥，并开始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由贸易领域向经济、政治、军事领域扩散。
可见，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不利于我国外贸的长期、稳定发展，增加了我国经济运行的外部风险。未来5－10年，将是我国由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的关键时期。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我国应加快外贸发展战略的调整。今后，我国应逐步建立管理贸易政策体系。管理贸易政策兼有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两者的特点，突出了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主张国家采取法制化的政策手段管理对外贸易，并通过广泛参与双边和多边的国际经济合作，协调各国的经济贸易政策，增强本国在国际谈判中的博弈力量，维护、提高本国企业和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此基础上，立足科学发展观，加快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从重视开拓国际市场转为“内需”和“外需”共同拓展，从追求贸易顺差转为实现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同时，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努力化解各种外部矛盾和冲突，为外经贸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