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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孔家店”的由来及其后果

文/李运启
　　一

　　打倒孔子的并非是中国人。在中国批判孔子之前，日本人早已对孔子思想进行了全盘否定和彻底批判。
　　19世纪中叶，日本和中国同样面临着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危险，日本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接触到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政治文明的同时，又看到日渐衰落的中国在列强面前不堪一击，面临被瓜分的命运，便认定西方文明是一种更为高级的文明，而中国的儒家文化则属于一种半开化甚至野蛮的文明。
　　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便是日本近代赫赫有名的政治理论家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早年也曾受过一段时间儒学教育，后来改学兰学（荷兰学校），在幕府任职期间，多次到欧美考察，惊异于西方日渐发达的科学技术和井然有序的政治制度，回国后写了一系列文章，主张日本向西方学习，抛弃儒家思想，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脱亚论》。
　　文中说：“日本虽处亚洲东部，但国民精神已脱亚洲固陋，转向西洋文明，虽常说‘唇齿相依’，但现在的支那、朝鲜于我日本无丝毫帮助，反而玷污我名，当今之计，我日本已不可坐待邻国开明，共兴亚洲，毋宁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邻国支那、朝鲜，亦无须特别客气，竟可效仿西洋人处之。与恶人交友就难免恶名，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
　　福泽谕吉不仅将中国当作半开化的文明，而且认为“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
　　最早提出“打倒”一词的便是福泽谕吉，他在晚年所写的《福翁自传》中，谈到自己对于儒家思想的厌恶时说道：“不管是什么，只要是中国的东西全部都要打倒。”
　　如果仅从思想的角度来考分析福泽谕吉的言论，也许这只是他的一孔之见，但若把这种观点和他大力鼓吹侵华战争的言论结合起来看，则他对于中国文化的否定，就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认识，而是一种别有用心的图谋了。
　　从甲午战争，到日本侵占东北，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都可以看到福泽谕吉理论的影子。
　　早在甲午战争前，他就明目张胆地主张日本：“今天占领台湾全岛和福建省的一半,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特别是福建浙江沿海地区，在支那的上一个朝代大明的末叶，一时为日本兵侵略之地，这是历史上鲜明的事实，如果在故地插上日本的国旗使之飘扬，可使日本国人得以满足。”
　　听到日本取得甲午海战胜利的消息后，福泽谕吉高兴不已，马上写了一篇《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文中说：“我军的勇武再加上文明精锐的武器，打他的腐败国的腐败军队，胜败的结果本是明明白白的。战争虽然发生在日清两国之间，而如果要问其根源，实在是文明进步的一方，与妨碍文明进步的一方的战争，而决不是两国之争。”
　　甲午战争结束后，福泽谕吉更是在《眼中无清国》一文中鼓吹：“让清朝割地赔款，不要怕它来日报复，因为它腐败透顶，完全不足畏惧。现在割让台湾只是一个开头，待他日分割四百余州的时机一到，就必须向它的中原地区大力挺进，选择立足之地。”
　　之后不久，他又写了一篇《直冲北京》的文章，文中说：“今天的战争虽是日清两国之争，实际上却是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战，其胜败如何关系到文明革新的命运。应该意识到我国是东亚先进文明的代表，非国与国之战，而是为着世界文明而战。”
　　日本占据台湾之后，福泽谕吉在《福翁自传》中欣喜若狂地写道：“多么高兴！多么感谢！我简直不知怎么说好，我活到今天，才能看到如此光荣的事情。以前死去的同志朋友真是不幸。啊，我多么想让他们看到今天的胜利，每念及此我都要掉泪。”
　　他把中日甲午战争说成是“文明战胜野蛮”的战争，是文明进化的必然。
　　福泽谕吉在日本影响巨大，他对中国的种种偏见和蔑视，影响了一大批日本士兵，以至二战中他们对中国人的生命毫不怜惜，肆加毒戮。日本战败后，台湾把他看成是“最可憎恨的民族敌人”，朝鲜则把他看作是“破坏朝鲜近代化的民族敌人。”唯有中国，因为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至今仍把他看成近代史上的思想巨擘，受人敬仰。
　　在世界文化史上，很难找到在一个国家影响如此巨大的思想家，对侵略的主张会如此明目张胆，毫无顾忌地写在自己的作品和自传中。因为人类思想的核心是扬善，由此亦可看到日本这个民族独有的民族特性。
　　福泽谕吉如此不遗余力地批判儒家思想，显然不仅仅是为了让日本摆脱儒家文化的影响，而是要为其侵略中国的主张寻求理论依据。

　　二

　　福泽谕吉的理论，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留日学生。
　　最早提出“打倒孔家店”这一口号的，便是留日归来的吴虞。虽然吴虞到日本的时候，福泽谕吉已经过世，但吴虞深受福泽思想的影响，以至对儒家思想采取一种极端否定的态度。
　　陈独秀同样是福泽谕吉的崇拜者，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早年留学日本，对福泽谕吉提出的诸多理念，推崇有加，他写过一篇《兽性主义》文章，开篇即说：“福泽谕吉有言曰：‘教育儿童，十岁以前，当以兽性主义；十岁以后，方以人性主义。’”这种教育儿童的观点，与儒家仁爱宽容、与人为善的主张，显然大相径庭。
　　福泽谕吉在谈到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时，从来不吝啬以最刻薄的词句予以形容，以达到丑化、妖魔化中国的目的，如腐败，贪婪，自大，懦弱，虚伪，野蛮，恶友，毫无廉耻，卑躬屈膝等等，不一而足。这种对中国文化的鄙薄和蔑视，对崇拜他的诸多中国留学生，无疑起到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以至他们回国后，对中国的一切，包括文字，思想，乃至生活方式，必欲去之而后快。那种激烈的、不顾一切的态度，简直到了匪夷所思在地步。
　　1918年4月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文中说：“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他甚至在文中断言：“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陈独秀同样强烈地主张废除汉字，认为“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
　　连鲁迅这位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汉语作家，也认为“汉字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他甚至告诫青年：“中国书越少读越好，最好是完全不读；要读便读外国书”。可是他用汉字写的小说和杂文，却是近一百年来中国人读得最多的作品。
　　中国早期的文字改革倡导者吴玉章竟认为“中国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经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应现在的时代。”
　　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化学术伟人”称号的吴稚晖，早年曾经断言：“中国文字，迟早必废”。
　　胡适则认为中国“象形文字的残根余孽能爬出中世纪的茅坑，多少算是救了汉字。”从而主张“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　
　　也许有人认为他们的主张之所以如此激进，是因为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看到儒家思想的落后与保守，才对传统文化采取如此决裂的态度。
　　但是仔细看一看他们的履历，这些人中除了胡适曾经留学美国之外，其他人则全部是留日学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著名的保守派人物，则几乎是清一色的欧美留学生。我们在这里可以列出一长串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单：严复，辜鸿铭，章士钊，梅光迪，吴宓，张君励，陈演恪，汤用彤。
　　很多年中，由于我们没有机会了解到保守派人物的身世和文章，便以为保守派必定是长袍马袿，满脸迂腐，足不出户，见识短浅，思想陈旧，而实际上，他们早年都曾有过留美或留欧的经历，是最早一批近距离接触西方文化的学者，并且对西方文化都曾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曾经与胡适进行激烈论战、被当作保守派代表人物的梅光迪，是《学衡》杂志的创始人，其在办刊宗旨中表明过自己的主张：“以批判的方法和学术手段，研究、解释、汲取西方文学、哲学、艺术中最重要最优秀的东西，展现西方文明的全貌和最有益的东西。”
　　现在看来，远不能用“保守”二字，简单地概括他们的思想和理念，而只能说在那样一个中西文明大碰撞，大融合的时代，他们是捍卫传统文化最为坚定的一个群体。
　　最早将西方民主理念传到中国、并领导同盟会进行民主革命的孙中山，早年生活在美国的檀香山，对西方民主理念和政治制度可谓了如指掌，可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却从来没有采取过批判的态度：“仰自人类有史以来，能纪四五千年之事翔实无间断者，亦惟中国文字所独有；则在学者正当宝贵此资料，思所以利用之。”
　　文明的融合，本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学习西方，并非就一定要抛弃传统。很多留欧留美的学生，在接受西方文明的同时，坚信自身的传统，也有很多优秀的东西，可见当时对儒家思想进行全盘否定与彻底批判，其思想的源头，并非来自西方，而是来自日本。

　　三

　　孔子之所以被打倒，是因为成了近代中国落后的替罪羊。
　　福泽谕吉的思想之所以能对中国留学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不过是因为日本在近代能迅速走上富强的道路。而中国在鸦片战争后，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接二连三的失败、割地、赔款，再加上统治阶层的保守和腐败，以至很多知识分子将中国的落后归罪到了文化的落后上。
　　无容讳言，满清王室的失败，最根本的原因，乃在于文化视野的狭隘。人们不禁要问，满清王室同样崇尚儒家文化，其文化视野的狭隘，岂不正好说明儒家文化的保守和落后？
　　这种观点看似有理，但与历史的事实，恰好相反。
　　整个满清王朝，名为崇儒，实则抑汉，尤其是采取种种措施压抑汉人知识分子。儒家主张文化宽容政策，而清朝自始至终推行高强度的文化专制，屡兴文字大狱。
　　清朝尊孔，完全是迫不得已。但孔子在清朝皇帝眼里，不过是一块用来笼络汉人的招牌，即所谓的“以汉治汉”。
　　“以汉治汉”，是康熙提出来的，他之所以倡导“以文教治天下”，崇尚理学，目的却是要用儒学来为自己的统治寻找合法依据，其在上谕中自称：“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连孔子都不敢自称圣贤，而康熙却毫不惭愧地自命为天生圣贤。康熙表面上推崇汉文化，内心深处对于汉俗却颇为鄙视，他曾对近臣说：“文臣中愿朕习汉俗者颇多，汉俗有何难学？一入汉俗，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
　　乾隆被认为是汉文化造诣极高的一个皇帝，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然而就是在乾隆时，曾严厉禁止八旗满人学习汉文，在接见满族臣工时，他常常用满语和他们对话，不能用满语回答的，轻则申饬，重则撤职。
　　满清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其文化上的弱势和自卑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这种弱势和自卑，才使其时时对儒家士人采取一种敌意、猜忌和防备的态度，以至稍有不如意，便痛下杀手。
　　文字狱是这种弱势与自卑最好的证明！
　　清朝文字狱肇始于康熙，大兴于雍正，惨烈于乾隆。
　　如果真正是在文字中主张反清复明，企图颠覆满清统治，朝廷为维护正常的统治秩序，采取极端手段，倒也无话可说。可是，很多文字狱的兴起，纯粹只是捕风作影，妄意猜测。
　　雍正八年(1730年)，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因为诗集中有“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的诗句，雍正便认为这是暗指满族人没有文化，存心毁谤而处以极刑。
　　也是在雍正年间，查嗣庭任江西考官时，出了一道作文题 “维民所止”，这句话源自《诗经》，本意是说国家广阔的土地，都是百姓栖息之所，带有歌颂朝廷的意思。却不料雍正听说后，认为“ 维止”两字正好是去了头的“雍正”，这岂不是恶意诅咒自己？于是下令严办，查嗣庭及其儿子惨死狱中，族人全部流放，浙江士人六年不准参加科举考试。
　　今天在所有的电视剧中被现代知识分子描述成儒雅风流、开明通达的乾隆皇帝，在位时却对知识分子异常残酷。
　　乾隆四十二年，江西新昌县举人王锡侯编了一本字典《字贯》，因为在自序中说《康熙》字典存在“穿贯之难”，不便搜索，而被仇家告发，乾隆便认为是妄行著书，罪不容诛，下旨将王锡候一家满门斩首，其状惨不忍睹。
　　江苏举人徐述夔，因诗中有“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的句子，被指用“壶儿”喻“胡儿”，而“胡儿”则暗指满清。还有一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乾隆认为是“用朝夕之朝为朝代之朝，不用上清都、到清都，而用去清都”， “显有兴明灭清之意”。案发时徐述夔及其儿子已死，仍被剖棺戮尸，两个孙子虽携书自首，仍以收藏逆诗罪被处斩，徐家惨遭灭门之祸。
　　杭州卓长龄著有《忆鸣诗集》，因“鸣”与“明”谐音，被指为怀念明朝，图谋不轨。乾隆便将卓氏一家男子全部斩首示众，家人全部没为奴仆。
　　此类案件在乾隆一朝不胜枚举！
　　儒家士人，没有比在满清王朝时更悲惨的了。秦始皇坑儒，不过坑杀了四百多人，而整个清王朝，因文字而遭受迫害的又何止几千几万？
　　文字狱终清之亡，都没有停止过，百日维新也是以六君子的死而告终。虽然文字狱在晚期已不如清初那么酷烈，但知识分子仍旧生活在一种高度的恐慌之中，正如清代后期诗人龚自珍所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粮谋”，整个知识界出现了“万马齐喑”的悲哀局面。
　　儒家主张和而不同，不排斥具有不同信仰的文化，而清朝对外来文化采取一概禁止的态度。
　　清朝大兴文字狱的时候，而西方各国，正在兴起启蒙运动，正在兴起工业革命。
　　文明总是在相互交融中向前发展的。近代中国三百年的落后，乃是因为我们中断了这种交流。其实早在明朝万历年间，耶酥会传教士利玛窦就到了北京，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最新发明。当时以大学士徐光启为代表的一批儒家士人，立即敏锐地觉察到了科学的价值，马上与人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同文算指》等书籍。在崇祯皇帝的支持下，当时民间和官方都在竞相翻译来自西方的科技与思想著作，总数达130多种，可见纯正的儒家思想对外来文明一向能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到了清初，仍然有大批传教士来到北京，带来了西方的火炮、绘图和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如果这种文化交流能够一直延续下来，近代中国绝不会沦落成为一个任人宰割的老大帝国。
　　可是，满清为了防止汉人与洋人相互勾结，从一开始，就对洋人采取严加防范的态度。
　　康熙五年，为防范郑成功，曾实施过极为严厉的海禁。台湾回归后，海禁虽然解除，但规定只有四个通商口岸可以与洋人贸易，当时康熙认为“海外如吕宋，葛喇吧等口岸多聚汉人，此即海贼之薮”，禁止中国人到南洋从事贸易活动。
　　雍正虽然废除了南洋贸易的禁令，但仍规定“其从前逗留外洋之人，不准回籍。”对在国内居住的人民，特别是汉族人民，则严厉禁止与外国人接触。到乾隆二十二年，封闭了四个口岸中的三个，仅保留广州作为唯一的通商口岸。
　　明朝的造船水平，已远远地领先于世界其他各国，郑和所造宝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船长达146米，宽达60米，甲板面积约相当于大半个足球场，就是在造船技术非常发达的今天，要造出如此巨大的一艘木帆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可是到了1793年，此时已是乾隆末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问中国，惊奇地发现中国的帆船非常粗糙，船只吃水浅，根本无法抵御大风的袭击，马嘎尔尼感叹道：“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的船只，至今已有250年了，然而他们从未模仿过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地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性更加令人难以置信。”
　　让人难以置信的其实不是中国人的惰性，而是朝廷违背常理的规定。为防止汉人利用船只造反，各地对船只的大小和式样都做了严厉规定，沿海各省渔船只许用单桅，梁头不得超过一丈，舵工水手不得超过二十人，捕鱼不许越过本省境界。
　　当英国军舰开到珠江口的时候，我们却要靠这些破旧简陋的船只去与之相抗衡，其结果可想而知！
　　传教士是最早将西方文明带到中国来的一批人，可是从康熙晚年开始，对传教士采取了莫名其妙的限制态度。到了雍正元年，更加变本加厉，不仅禁止中国人信仰天主教，而且将绝大部分传教士驱逐出境，使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中断了一百多年。
　　在通商口岸，朝廷为防止汉人与洋人来往过多，还出台了一些不近情理的规定，如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禁止外商随意出外闲逛；禁止中国人出入“夷馆”，以免互相“结交引诱”；禁止外商雇用中国仆妇；禁止外国人学习中文，收买中国书籍。而对中国人学习外语，也严加限制和迫害。魏源指出：“嘉庆间，广东有将汉字夷字对音刊成一书者，甚便于华人之译字，而粤吏禁之。”因为这些政策，虽然我们与西方各国之间的贸易从未中断过，而文化交流却是一片空白。
　　马克思曾经对此作出分析：“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
　　就是那位拜访过乾隆皇帝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归国后在其游记中写道：“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中国人”，“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
　　闭关锁国的恶果显而易见，它虽然维系了满清王朝暂时的稳定，但却切断了中西文明交流的途径，切断了中国了解世界的渠道，切断了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脉络。
　　儒家主张积极进取，经世致用，而在清朝的文化高压政策下，儒家士人最后的归宿只能是耽于考据，甚至沉醉于鸦片。
　　乾隆时协办大学士梁诗正，告老还乡，乾隆怀疑不是他的本意，便叫浙江按察使富勒浑去与之交往，看是不是会口出怨言，富勒浑颇望能得到梁的一些文字，而梁说他一生“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
　　读书人不以字迹示人，还谈何思想？谈何文化？谈何进步？
　　在血的惨痛教训面前，每一个人无疑都会思考学问究竟有何意义。梁启超对清代考据学盛行的原因分析得十分透彻：“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讲习。然英俊之士，其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真所谓于世无患，与人无争。”
　　读书人不再关心时事，不再敢对学问有所思考，而只能将一生的全部精力耗费在字词的读音与释义上，完全背离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主张。
　　埋头考据尝不失为“英俊之士”的一条可行之路，而中资以下的人在沉闷苦痛之余，就只能沉迷于鸦片了。
　　鸦片传入中国，并非始自清朝，宋明时即有，但吸食者少而又少。鸦片之所以在清代中叶以后和考据学一起泛滥开来，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最早吸食鸦片的并非其他阶层，而是达官贵人和儒家士人，当儒家士人在文化上没有任何出路时，鸦片成了唯一的出路，成了他们的精神麻醉剂。
　　知识分子可以引领一个时代的风尚，当知识分子群体沉迷于鸦片时，便带动了整个社会的鸦片泛滥。如果不是高压的文化政策扭曲了知识分子群体的理想追求，我们很难理解一个以“君子当自强不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人生追求的儒家社会，最后会成为一个鸦片泛滥的世界。
　　当西方文明席卷而来时，一大批儒家知识分子其实已经闻风而动了，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曾国藩、李鸿章倡导了“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发起了“戊戌变法”，张骞等人发动了“君主立宪”。但他们都是汉人，满清皇室只是出于本能就心存抵触。尤其在晚清后期，慈禧太后控制政权长达四十多年，这个足不出户却心狠手辣的老佛爷哪里能体会到世界文明已经进入到激烈竞争的时代？在慈禧统治时期，扼杀了洋务运动，扑灭了戊戌变法，阻碍了君主立宪，以至晚清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在绝望之余，大都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激进的革命道路。这几项运动只要有一项取得成功，中国便完全可以避免后来的军阀混战，甚至一度几近亡国的历史悲剧。
　　历史固然不能假设，但前车之鉴却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如果当时的政权是掌握在汉人知识分子手中，中国近代的革新和发展，绝对不会落在日本的后面。今天我们重新检视这段历史，将满清皇室的腐朽和保守归之于儒家思想，显然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