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涉外律师人才研究报告（2025）.docx

目录

一、引言 1
（一）中国涉外律师人才研究的时代动因 1
（二）中国涉外律师人才研究的现实需要 1
（三）中国涉外律师人才研究的数据基础 2
二、中国涉外律师人才建设的总体概况 3
（一）中国涉外律师人才建设的发展进程 3
（二）中国涉外律师人才建设的核心举措 4
三、“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专项分析 6
（一）“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专项介绍 6
（二）“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地域分析 6
（三）“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执业机构类型分析 10
（四）“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成员画像分析 12
四、地方律协涉外律师人才专项分析 15
（一）地方性涉外律师人才总体建设状况 15
（二）京津冀地区代表省市涉外律师人才分析 16
（三）长三角地区代表省市涉外律师人才建设分析 26
（四）珠三角地区代表省市涉外律师人才建设分析 33
（五）中部地区代表省市涉外律师人才分析 39
（六）西部地区代表省市涉外律师人才分析 46
（七） 自贸区/港代表省市涉外律师人才分析 55
五、全国律协“一带一路”跨境律师人才专项分析 61
（一）“一带一路”跨境律师人才建设的发展进程 61
（二）“一带一路”跨境律师人才的各省分布情况 62
（三）区别于其他涉外律师人才库的显著建设特点 63

（四）“一带一路”跨境律师人才律所分布情况 64
（五）“一带一路”跨境律师人才库的入选标准 65
（六）“一带一路”跨境律师人才建设的影响分析 66
六、中国涉外律师人才建设的总体评价与展望 67
（一）全国性各类型人才建设情况评价 67
（二）地方性各类型人才建设情况评价 70
（三）全国涉外律师人才建设的未来展望 72
（四）地方涉外律师人才建设的未来展望 74

一、引言
（一）中国涉外律师人才研究的时代动因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国际竞争的焦点正日益转向规则、标 准与法律等制度层面。在此背景下，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从“一 带一路 ”倡议的深化实施，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国与 世界的联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本质上是由一 系列复杂的跨境经济活动、投资项目与商业交易所构成的，其背后必然伴随着海 量的、高复杂度的法律需求与潜在风险。
中国企业“走出去 ”的步伐日益加快，其面临的法律环境远比国内复杂。企 业不仅需要应对投资东道国的法律监管、劳动用工、环境保护等传统法律问题， 还必须面对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出口管制、经济制裁以及复杂的国际 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等前沿挑战。这些挑战的背后，是大国之间在经贸、科技领域 的激烈博弈。在反倾销、反补贴、337 调查等国际贸易争端中，法律成为维护国 家产业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防线。
因此，涉外法治能力不再仅仅是法律行业的专业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国家 核心利益和经济发展战略的“ 国之重器 ”。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培养和拥有一支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熟练运用国际 法和外国法、维护本国利益的顶尖法律人才队伍。从这个战略高度审视，涉外律 师队伍的建设已成为中国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基石，系统性地梳理、分析并优化 我国涉外律师人才数据这一核心战略资源，便构成了本报告最根本的出发点与宏 观必要性。
（二）中国涉外律师人才研究的现实需要
尽管战略需求极为迫切，但我国涉外律师人才的供给现状与国家发展的实际 需要之间，存在着失衡。这种失衡不仅体现在总量的不足，更体现在深层次的结 构性矛盾上，这构成了我们必须通过数据研究来揭示和解决的核心问题。
首先是总量上存在缺口。根据近年来的统计数据，2025 年 11 月 21 日，司 法部在第七届中国—东盟法治论坛会上表示，全国涉外律师发展到 1.2 万人。此 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表 明，目前我国律师达 83 万人，律师事务所 4.5 万家。因此，截止 2025 年年底， 我国涉外律师占比仅约为 1.46%。这一数量在全国律师总数中占比偏低，且与中 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的地位极不相称。更有研究机构预 测，当前我国涉外法治人才的缺口高达 5 至 10 万人，并预计到 2030 年将进一步 扩大到 10 至 15 万人。
其次是更为隐蔽的结构性失衡。如果说总量缺口是显性问题，那么结构性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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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则是影响人才效能发挥的深层症结。涉外律师人才高度集中于北京、上海、广 东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例如，仅北京市就拥有超过 5000 名涉外律师，而广大 的中西部地区和二三线城市，随着“一带一路 ”建设的推进，涉外法律服务需求 日益增长，但人才供给却严重匮乏。这种空间上的错配，导致部分地区“有需求、 无服务 ”的困境长期存在。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在专业领域上也存在脱节。目前， 我国涉外律师大多集中在国际贸易、外商投资等传统领域，而在高端、新兴和交 叉领域的专业人才则极为稀缺。例如，在国际金融、跨境数据合规、知识产权国 际诉讼、海事海商、能源与基础设施、国际税务筹划以及国际商事仲裁等高精尖 领域，能够与国际顶尖律所律师同台竞技的领军人才更是凤毛麟角。
总量与结构上的失衡，需要精确的数据分析来刻画其程度、动态演变趋势以 及内在成因。因此，本报告的核心问题意识，便是基于数据特征为把握当前中国 涉外人才提供科学依据。
（三）中国涉外律师人才研究的数据基础
面对上述挑战，国家层面和法律服务行业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响应与实 践探索，其中，涉外律师人才库的建设正是这一系列努力中最核心、最具标志性 的举措。 自 2018 年以来，司法部会同全国律师协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全 国范围内的涉外律师人才选拔与储备工作，并通过《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 意见》等纲领性文件的实施，明确了将涉外法律服务人才培养纳入国家重大人才 工程的战略定位。在此指引下，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人才库 ”建设计划相继落 地。
首先，“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名单 ”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并发布。司法部组 织遴选了近千名在涉外领域具有突出专长和丰富经验的律师，形成了国家级的核 心人才储备。其次，全国律协“涉外律师领军人才库 ”持续扩充。全国律协通过 实施“涉外律师领军人才 ”培养计划，系统性地培养和选拔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 和卓越专业水准的高端人才，入库律师已达数百名。同时，地方性人才库的蓬勃 发展。各省、市、自治区司法厅（局）和律师协会也纷纷响应，结合本地区经济 发展特点和需求，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地方涉外律师人才库。
这些国家级和地方级的人才库，经过多年的建设与数据积累，构成了结构化 的、包含海量关键信息的数据集合。典型的人才库成员信息条目，通常会涵盖律 师的执业机构、执业年限、教育背景、外语水平、持有的境外律师执业资格、擅 长的专业领域、处理过的重大涉外案例等高价值信息。正是这些官方主导、经过 严格审核、持续动态更新的人才库，为本报告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基础。如同尚待 开采的“富矿 ”，其数据内涵可以提炼出中国涉外律师人才全景图，进而洞察其 内在结构与发展规律的潜力。因此，对此类人才库数据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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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
二、中国涉外律师人才建设的总体概况
（一）中国涉外律师人才建设的发展进程
中国涉外律师人才库规模的演变与增长趋势，是衡量中国涉外法律服务能力 的关键指标，也深刻反映了中国经济与世界深度融合的宏观背景。
1. 2012-2017 年：顶层设计的确立与系统规划的启动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涉外法律服务的需求日益 增长，但涉外律师人才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市场驱动的自发状态。直至 2 012 年，中国涉外律师人才建设迎来了第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司法部与中华全 国律师协会共同研究并制定了《涉外高素质律师领军人才培养规划》。这一规划 的深远意义在于，首次从国家行业主管部门的层面，为涉外律师人才的培养设定 了明确、高阶的目标，即培养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 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 ”的复合型、高素质律师领军人才。这标志着人才培养工 作从满足一般性业务需求，转向打造一支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参与规则制定、处理 复杂争端的“ 国家队 ”。
与规划相配套，司法部和全国律协启动了“涉外律师领军人才 ”培养计划。 该计划的核心举措之一是组织入选律师赴国外知名法学院、律师事务所和国际组 织进行学习与交流。这种海外培训模式，旨在帮助中国律师快速熟悉不同法系的 法律环境、掌握国际通行惯例，并建立国际人脉网络，对于提升中国律师的国际 视野和实战能力起到了关键作用。2016 年 5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随后，司法部、 外交部、商务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联合印发了该文件。这份文件的出台，将发 展涉外法律服务业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明确了发展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政 策措施。其中，“加强涉外法律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被列为核心任务之一。文件 要求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建立涉外法律人才培养基地，并鼓励中国律师“走出 去 ”，在全球法律服务市场中提升竞争力。
这一阶段通过一系列规划和文件的出台，国家明确了涉外律师人才建设的战 略重要性，搭建了政策框架，并启动了以“领军人才 ”为代表的培养项目，为后 续的体系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2018-2022 年：全面推进与体系化建设阶段
在顶层设计完成之后，涉外律师人才建设进入了全面、快速推进的体系化构 建阶段。这一时期的核心特征是“建库、育人、搭平台 ”三管齐下。2018 年，
司法部正式启动了全国涉外律师人才库的筹建工作。通过建立人才库，一方面可 以为国家重大经贸活动、涉外争端解决提供精准的人才支持；另一方面，也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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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人才培养、使用和激励提供了数据基础和抓手。这一举措标志着人才管理从 宏观号召转向精细化、动态化的管理模式。
2019 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要 加强涉外法治专业人才培养。这一指示为整个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建设注入了强大 动力。2021年，教育部专门发布了《关于加快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实施意 见》，推动高校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系统性改革，旨在 从源头上构建稳定、高质量的涉外法治人才供给体系。
在这一阶段，涉外律师人才建设的体系化特征日益凸显。国家通过建立人才 库实现了对现有人才的有效管理，通过设立明确目标压实了各方责任。
3. 2023 年至今：深化发展与质效提升新阶段
进入 2023 年，随着前期各项政策措施的成效逐步显现。经过多年的持续投 入，中国涉外律师队伍规模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根据司法部的数据，到 2023-20 24 年间，全国涉外律师总数已超过 1.2 万人。与 2018 年启动人才库建设时相比， 全国涉外律师人数增加了超过 4800 人，增幅高达67.8%。在规模扩大的基础上， 培养工作的重心进一步向“高精尖 ”倾斜。2023 年，司法部专门举办了“涉外 律师人才高级研修班 ”。与早期的基础培训不同，此类培训更侧重于复杂案件研 讨、前沿领域探索和国际谈判策略等高端实战技能的训练，旨在培养一批能够处 理疑难案件的顶尖专家。
涉外律师人才队伍的壮大和素质的提升，带来了显著的积极影响。首先，服 务领域不断拓宽，从传统的国际贸易、外商投资，扩展到知识产权、数据合规、 反垄断、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等新兴领域。其次，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中国律师在越来越多的大型跨境并购、国际仲裁和诉讼案件中扮演主角，为中国 企业“走出去 ”和“ 引进来 ”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再者，中国律师的国际影 响力逐步增强，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律师组织、国际规则的讨论与制定，发出 了更多的“ 中国声音 ”。
随着“一带一路 ”倡议的深入推进和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角色的日益重 要，对高端、复合型涉外律师人才的需求将更加迫切。未来的人才建设工作，预 计将更加注重如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细分领域的专业化培养，更加强调跨学科 知识的融合，并进一步完善人才的国际化使用和评价机制，推动中国从“涉外法 律服务大国 ”向“涉外法律服务强国 ”迈进。
（二）中国涉外律师人才建设的核心举措
建立和发布各类涉外律师人才名单（或称人才库），是近年来中国推动涉外 律师人才队伍建设的一项核心举措。这些名单不仅是对入选律师专业能力的认可， 也构成了国家和地方选拔、使用、培养涉外法律人才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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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级人才库的建设实践
为配合国家实施“一带一路 ”建设，2016 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开展了“ 中 国律师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项目 ”，一是组织撰写《“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法律环 境国别报告》，二是通过项目实施，组建跨境律师人才库，聚集一批服务“一带 一路 ”建设的律师事务所和优秀律师。根据项目安排，全国律协将参与国别报告 写作的 143 家中外律师事务所、205 名中外律师纳入跨境律师人才库，成为首批 人才库成员。“一带一路 ”跨境律师人才库的组建，不仅储备了能够服务“一带 一路 ”建设的优秀律师事务所和高素质律师人才，也为境内外律师的法律服务合 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 ”名单则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级涉 外律师人才库，由司法部主导建立。该人才库的建立源于 2018 年司法部的统一 部署。根据《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建立涉外律师人才库的通知》（司办通〔2018〕 59 号） ，司法部组织各省（区、市）司法厅（局）进行入库申报和推荐工作 。 经过集中审核，司法部于 2018 年8 月 31 日对“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拟入选名 单 ”进行了公示。公示结束后，司法部着手编印《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名册》 并建立了相应的信息采集和查询系统。
2. 地方性人才库的动态发展
与国家级人才库的不同，各省市，特别是对外经贸活动频繁的地区，近年来 纷纷建立和动态更新自己的涉外律师人才库。这些地方性人才库更具灵活性和针 对性，反映了区域发展的特定需求。
以广东省为例，该省在涉外律师人才库建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其最大的特 点是构建了多层次、动态更新的“梯队 ”体系。广东省律师协会建立的人才库体 系清晰地划分为三个梯队：“涉外律师领军人才库 ”、“涉外律师先锋人才库 ” 和“涉外律师新锐人才库 ”。这种划分方式，既表彰了顶尖人才，也激励了中坚 力量，同时为青年后备人才提供了成长阶梯。广东省的人才库实行“批次 ”更新 制，显示出其高度的动态性。例如，2024 年 2 月发布“第五批 ”，2025 年 4 月 发布“第六批 ”名单。这种定期更新的机制能够及时吸纳新的人才，并反映律师 专业能力的变化。选拔程序相对明确，通常包括个人申请、律师事务所推荐、地 方律师协会初审、省律协组织的评委会评议和投票等环节。
通过对国家级和地方性涉外律师人才名单的梳理可知，中国已经形成了以司 法部“千人计划 ”名单为基础、各主要省市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建立动态更新的地 方人才库为补充的人才管理体系。国家名单更具权威性和标杆意义，而地方名单 则更具时效性、灵活性和针对性。版本更新、分批入库、梯队建设等方式，使得 人才库能够更好地反映市场变化和律师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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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 ”专项分析
（一）“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 ”专项介绍
2018 年 4 月，司法部正式发文启动全国范围的涉外律师人才库建设工作。
经过各地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师协会的层层推荐与严格筛选，司法部于 2018 年8 月 31 日公示了“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拟入选名单 ”。该计划旨在选拔和培养 一支政治立场坚定、专业能力精湛、通晓国际规则、具有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的 高素质涉外法律服务队伍，以提升中国涉外法律服务的整体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为中国企业和公民参与国际经济活动提供坚实的法律后盾。
从选拔流程看，候选人首先由所在地的市级律师协会推荐，再经省级司法厅 和律师协会进行评审和筛选，最后报送至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随后，全国律协和 司法部组织专家对候选人的材料进行严格审核。部分选拔包含面试环节，全面考 察候选人的专业知识、外语能力和综合素质。拟入选名单会在官方平台进行公示， 接受社会监督，确保选拔过程的公平、公正、公开 。
在培养方向上，该计划覆盖了当前涉外法律服务需求最为迫切的几大领域， 包括但不限于：其一，国际贸易与投资，即涉及 WTO 规则、贸易救济调查、跨境 投资与并购、国际贸易合同纠纷等。其二，金融与资本市场，包括境外发债、海 外上市、跨境融资等法律事务。其三，国际争端解决，重点培养能够在国际商事 仲裁和跨境诉讼中有效代理客户的专业人才。其四，高新科技与知识产权，涵盖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技术转让、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等前沿领域。其五，能源 与基础设施，为“一带一路 ”等大型海外项目提供全程法律服务。
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 ”计划对中国法律服务行业乃至整体经济发展产生 了深远影响。该计划极大提升了中国涉外法律服务的专业化和品牌化水平，树立 了国家级的行业标杆，引导国内律所加强涉外业务能力建设，促进了行业的良性 竞争与转型升级。同时，一支国家认可的律师队伍也增强了中国律所在国际市场 上的信誉和议价能力，为中国企业“走出去 ”提供了法律安全保障。无论是在 “一带一路 ”沿线的复杂法律环境中，还是在与发达国家的激烈商业竞争中，涉 外律师队伍都扮演着“法律护航员 ”的角色，有效降低了企业的海外经营风险， 保障了国家海外资产的安全。

（二）“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 ”地域分析
1.涉外法律人才地域分布情况

图：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省份分布热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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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省级行政区分布及梯队划分
梯队
省级行政区
数量（人）
占比

第一梯队 (核心引领区)
北京
170
17.26%
上海
99
10.05%
广东
98
9.95%

第二梯队 (东部增长极)
江苏
91
9.24%
山东
58
5.89%
浙江
57
5.79%
福建
43
4.37%

第三梯队 (区域中心与特色省 份)
四川
39
3.96%
辽宁
37
3.76%
天津
29
2.94%
云南
28
2.84%
河北
28
2.84%
陕西
28
2.84%
湖北
28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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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队
省级行政区
数量（人）
占比

湖南
25
2.54%

第四梯队 (发展中及薄弱地区)
河南
21
2.13%
重庆
17
1.73%
内蒙古、广西、安 徽
江西、黑龙江、吉 林、新疆、甘肃、
海南、山西、贵州、 宁夏、西藏

108

9.03%
合计

985
100.00%
第一梯队，京、沪、粤占据绝对领导地位。北京（170 人，17.26%）、上海 （99 人，10.05%）、广东（98 人，9.95%）三地合计拥有 367 名律师，占据了“千 人库 ”总人数的 37.26%，接近四成。北京作为首都，是国家政治中心、大型央 企总部聚集地、国际交往中心和重大决策的策源地，其在能源与基础设施、跨境 投资（特别是涉及国家审批的领域）、国际经济合作等领域的法律服务需求具有 天然优势。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外资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首选 地，其在金融与资本市场、海商海事（依托洋山港）、民商事诉讼与仲裁（上海 国际仲裁中心等机构所在地）领域实力雄厚。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和制造业、 外贸中心，毗邻港澳，其在国际贸易、知识产权及信息安全，尤其涉及高科技制 造业、针对港澳台及东南亚的跨境投资领域需求旺盛。这三个地区形成了功能互 补、各有侧重的涉外法律服务高地，其地位在短期内难以撼动。
第二梯队，沿海经济强省提供有力支撑。江苏（91 人）、山东（58 人）、 浙江（57人）、福建（43人）共同构成了第二梯队。这些省份均是外向型经济 发达、民营企业活跃、制造业基础雄厚的沿海地区。其为本地大量“走出去 ”的 民营企业和外贸公司提供配套的法律服务，形成了庞大的市场基本盘。
第三梯队，内陆中心城市逐步崛起。四川（39 人）、辽宁（37 人）、天津 （29 人）以及云、陕、鄂、湘等省份构成了第三梯队。这些省份通常拥有一个 或多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如成都、沈阳、西安、武汉等。此类省份一方面承接东 部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在特定领域形成特色，如四川对接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 面向南亚东南亚，陕西立足“一带一路 ”起点，辽宁服务于东北亚经济圈。
第四梯队，中西部地区差距较大。剩余的十多个省份，尤其是西部和东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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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区，入选人数寥寥无几，部分省份甚至只有个位数（如宁夏、西藏仅 1 人）。这反映了中国涉外法律服务资源分布的不均，中西部地区在吸引和留住高 端涉外法律人才方面面临巨大挑战 形成了事实上的人才洼地。
2.律所分布与人才密度的交叉分析
律师依附于律所执业，律所的分布格局是观察人才生态的另一个重要维度。 通过对比律师数量与律所数量的分布，可以进一步探究不同地区人才的集聚模式。

表：重点省份律师与律所数量对比及人均密度分析

省份

律师
数量

律师占
比

律所
数量

律所占
比
每家入选律所
的平均入选律
师数

分析

北京

170

17.26%

57

9.64%

2.98
人才高度集中于 少数顶尖大所

上海

99

10.05%

56

9.48%

1.77
人才分布相对均 衡于一批强所

广东

98

9.95%

59

9.98%

1.66
人才分布相对均 衡于一批强所

江苏

91

9.24%

65

11.00%

1.40
人才分布较为分 散

山东

58

5.89%

39

6.60%

1.49
人才分布较为分 散

浙江

57

5.79%

38

6.43%

1.50
人才分布较为分 散
交叉分析揭示了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差异：
首先，北京呈现出头部机构集中的模式。北京的“律师/律所 ”比值高达 2.
98，远超其他省份。这表明北京的 170 名顶尖涉外律师高度集中在 57 家头部律 所中，这与北京作为全国性大所总部聚集地的地位相符，此类律所能够承接最复 杂、最高端的国际业务，从而吸引全国最顶尖的人才。
其次，上海和广东比值接近，显著低于北京。这说明尽管两地人才总量巨大， 但分布在相对更多的律所中，反映了上海和广东法律服务市场更加多元化和市场 化的特点，不仅有全国性大所的分所，还有大量本土崛起的精品强所，形成多元 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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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江苏、山东、浙江三省的比值更低（1.40-1.50），且江苏的入选律 所数量（65 家）甚至超过了京、沪、粤，位列全国第一。这表明在这些经济强 省，高端涉外法律人才的分布更为分散，渗透到了更多的地方性律所和区域性强 所中。这种模式有利于法律服务更紧密地贴近地方企业，但也意味着在承接顶级 国际项目时，单体律所的资源整合能力相比北京律所有所不及。
3.人才库地域分布结构成因
涉外法律服务的需求与一个地区的外向型经济活跃度、跨国企业密集度、国 际贸易额、对外投资额等指标直接相关。上述高度集中的地区，无一不是中国经 济最发达、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另外，金融、科技、高端制造、国际航运 等产业是涉外法律服务的主要客户。这些产业在京、沪、深等地的集聚，自然也 导致了服务于这些产业的涉外律师人才在这些地区的集聚。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繁 荣相比，中西部地区虽然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对外开放步伐加快，但涉外法律 服务的市场需求、人才储备和律所发展水平仍有较大差距。这种区域性的不平衡 是当前人才分布格局的重要特征，也是未来需要重点关注和改善的方向。
（三）“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 ”执业机构类型分析

图：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所在省份热力图

为了进行精确分析，首先需要对律所进行分类。根据行业普遍认知及相关研 究资料 将律所划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红圈所。此类律所以其卓越的创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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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业务领域和内部管理而闻名。第二，规模化大所。指律师人数众多、分支机 构遍布全国乃至全球、业务领域全面的大型律所。第三，精品化/专业化律所。 规模相对较小，但在特定领域（如知识产权、反垄断、TMT、争议解决等）拥有 顶尖专业能力和市场声誉的律所。第四，中小型律所。除上述三类之外，规模较 小、业务范围更偏向地域性或综合性的律所 。
1.“红圈所 ”与规模化大所占据主导地位
对“千人计划 ”名单中律师所属的执业机构进行分类统计，最为显著的特征 是，绝大多数入选律师集中于业内公认的“红圈所 ”和规模化大所。究其缘由， “红圈所 ”与规模化大所的主导地位并非偶然，而是其强大的平台效应与资源集 聚能力的直接体现。
首先，在案源质量与复杂性上，头部大所凭借其市场声誉和客户基础，长期 垄断了跨境并购、国际融资、境外上市、大型国际商事仲裁等最高端、最复杂的 涉外法律业务。这类业务不仅对律师的专业能力、语言能力和国际视野提出了极 高要求，更是培养和锻炼顶尖涉外人才的“试金石 ”。只有在这样的平台上，律 师才能持续接触到前沿的国际法律实践，积累处理复杂跨境交易和争议的宝贵经 验。其次，在人才吸引与培养机制上，大所具备无可比拟的优势。其是顶尖法学 院毕业生的首选雇主 ，能够通过优厚的薪酬、清晰的晋升路径和系统化的培训 体系，吸引并留住最优秀的人才。同时，这些律所通常设有海外办公室或与国际 律所联盟，能够为律师提供海外工作、学习和交流的机会，这是培养具备全球胜 任力人才的必要条件。再次，在知识管理与品牌赋能上，大所通过多年的积累， 形成了成熟的知识管理体系、案例库和专业分工，能够为律师提供强大的智力支 持。其强大的品牌背书，也使得旗下律师更容易获得客户和业界的认可，从而入 选国家级的专家人才库。
“红圈所 ”和规模化大所在“千人计划 ”中的主导地位，也影响着中国涉外 法律服务行业的生态。一方面，为国家快速建立一支高水平、能“走出去 ”的法 律服务队伍提供了坚实基础，在服务“一带一路 ”倡议等国家战略中发挥了中流 砥柱的作用，引领着专业标准和服务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人才和业务的过度 集中也引发了对行业均衡发展的思考。这可能加剧法律服务资源的地域不均，使 得中西部地区和二三线城市在获取高端涉外法律服务方面面临更大挑战。同时， 这也对其他类型的律所，特别是中小型律所的涉外业务发展构成了巨大的竞争压 力。
总体而言，“红圈所 ”与规模化大所在“千人计划 ”中的绝对主导地位，是 市场选择和律所自身发展逻辑的必然，其清晰地描绘了当前中国涉外法律服务精 英人才的培养路径和核心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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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精品化、专业化律所作为重要补充
在红圈所与规模化大所占据主导地位的宏观背景下，对千人名单数据的进一 步分析可知，尽管在入选律师的绝对数量上无法与大型平台抗衡，但精品化、专 业化律所凭借在特定领域的精深专业能力和高度灵活的服务模式，在国家涉外法 律人才版图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补充角色。这也充分说明，国家对涉外法律人才 的评价标准是多元的，既看重综合性平台的广度，也高度认可专业化服务的深度。
在核心领域中，虽然跨境投资、金融资本市场等是大型综合所的传统强项， 但海商海事、知识产权及信息安全、跨国犯罪与追逃赃等领域，恰恰是精品所大 放异彩的舞台。例如，在知识产权领域，许多杰出律师来自于专注于专利、商标、 著作权和商业秘密诉讼的精品所，而在国际合规、数据安全、白领犯罪等新兴或 高度专门化的领域，精品所凭借其灵活性和专注度，往往能更快地建立起领先优 势。
同时，该类律所具备更高的服务灵活性与客户响应速度。精品所通常采用更 为扁平化的管理结构，合伙人对案件的参与度极高，决策链条短。这意味着其能 够更快地响应客户需求，并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灵活配置团队和调整服务方案。 对于一些不追求“大而全 ”，而是需要“小而美 ”的精准、高效服务的客户而言， 精品所是更理想的选择。这种服务模式培养出的律师，不仅专业功底扎实，而且 往往具备更强的项目管理能力和客户沟通技巧。另外，大型综合所由于客户群体 庞大，业务线众多，经常面临复杂的利益冲突问题，有时不得不放弃一些有潜力 的业务机会。而精品所由于客户和业务领域相对集中，其利益冲突的范围也相对 较小。这使得其能够在某些大型律所无法介入的交易或争议中，为客户提供服务。 这种“拾遗补阙 ”的角色，让精品所在法律服务市场中找到了独特的生态位，也 使其律师获得了在特定场景下处理复杂案件的宝贵经验。
3. 中小型律所的缺位
根据行业通常的划分标准，中小型律所一般指执业律师人数在 50 人或 30
人以下的律所。此类律所是中国律师行业的主体，构成了法律服务的金字塔基。 然而，在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名单中，除了前述的头部大所和特色精品所外， 能够被清晰地归类为普通中小型律所的机构寥寥无几。这种不成比例的低代表性， 反映了中小型律所在培养和留住顶尖涉外人才方面的困境。涉外法律服务，特别 是能够达到“千人名单 ”遴选标准的高端业务，似乎已经成为一道很高的门槛， 将绝大多数中小型律所挡在了门外。中小型律所由于规模所限，通常缺乏国际知 名度和处理大型复杂交易的案例积累，没有机会接触核心业务，所内律师自然缺 乏锻炼和成长的机会，形成了一个负向循环。
（四）“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 ”成员画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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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业领域：聚焦跨境投资与争议解决

业务领域
数量
占比
知识产权及信息安全
125
12.69%
民商事诉讼与仲裁
422
42.84%
金融与资本市场
240
24.37%
跨境投资
546
55.43%
能源与基础设施
87
8.83%
国际贸易
289
29.34%
跨国犯罪与追逃追赃
19
1.93%
国际经济合作
84
8.53%
海商海事
93
9.44%

基于“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 ”业务领域的占比分析可知：
第一，“跨境投资 ”以超过半数（55.43%）的绝对优势位居榜首，紧随其后 的是“ 民商事诉讼与仲裁 ”（42.84%）。这两个领域共同构成了中国顶尖涉外法 律服务的核心支柱。这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一方面，中国企业“走 出去 ”进行全球投资并购和中国作为主要外资流入国的双向互动日益频繁，产生 了海量的关于交易结构设计、法律尽职调查、合规审查等非诉法律服务需求；另 一方面，随着国际经贸活动的深化，各类合同纠纷、投资争端、知识产权冲突等 不可避免地增多，使得通过国际仲裁和诉讼解决争议成为保护商业利益的关键手 段。
第二，传统优势与新兴力量并存。“ 国际贸易 ”（29.34%）和“金融与资本 市场 ”（24.37%）作为传统涉外法律服务的重镇，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前者对应 中国“世界工厂 ”和全球最大贸易国的地位，涉及大量贸易融资、关税、反倾销 反补贴调查等业务。后者则与企业境外上市（IPO）、发债、跨境融资等资本运 作紧密相关。值得关注的是，“知识产权及信息安全 ”（12.69%）已成为一个不 可忽视的新兴力量。在全球技术竞争加剧和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涉及专 利、商标、著作权的跨国许可、转让、维权以及数据跨境流动合规等法律服务需 求正迅速攀升。
第三，高度专业化的细分领域。“海商海事 ”（9.44%）、“能源与基础设 施 ”（8.83%）和“ 国际经济合作 ”（8.53%）等领域虽然占比较低，但代表了专 业性极强的法律服务市场。这些领域往往与国家重大战略（如海洋强国、“一带 一路 ”基础设施建设）紧密相连，对律师的行业知识和项目经验要求极高。而“跨 国犯罪与追逃追赃 ”（1.93%）作为最细分的领域，入选人数最少，这反映了其

1 统计方式：每一名律师的业务领域可能包含几类方向，并不唯一；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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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的特殊性和敏感性，是刑事与民事交叉、境内与境外协作的高度复杂领域， 是国家加强海外利益保护和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重要法律保障。
2. 语言能力：以英语为基础，多语种为优势
语言是涉外律师开展工作的基本工具，其分布特征直接关系到服务覆盖的广 度和深度。

工作语言
律师数量
占比
英语
934
94.82%
日语
49
4.97%
法语
18
1.83%
俄语
16
1.62%
德语
15
1.52%
蒙古语
12
1.22%
韩语
9
0.91%
其他小语种
17
1.73%

英语的统治地位源于其在全球商业、金融和法律领域的通用语地位。无论是 起草、审阅英文合同，参与国际会议谈判，阅读英美法系判例法，还是在国际仲 裁庭上进行陈述和辩论，英语都是无法绕开的核心工具。可以说，没有精湛的英 语运用能力，就无法胜任高水平的涉外法律服务工作。众多研究也表明，精通外 语是涉外律师的核心素养之一 。数据显示，高达 94.82%的入选律师将英语作为 工作语言，这表明流利的英语沟通与工作能力已成为中国涉外律师的“标配 ”和 准入门槛。这与当前全球商业、科技和法律交流以英语为主导的现实相符 。
一方面，主要经济体语言覆盖尚可，日语（4.97%）、德语（1.52%）、法语 （1.83%）、韩语（0.91%）等语言也有一部分律师掌握，基本覆盖了中国的主要 贸易伙伴。其中，日语（49 人，4.97%）排名第二，反映了中日之间紧密的经贸 关系。这些律师在处理对日投资、技术引进、贸易争端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德 语（15 人，1.52%）和法语（18 人，1.83%）位列第三第四，作为欧盟两大核心 国家的官方语言，掌握德语和法语的律师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欧盟法律体系，为在 欧洲大陆进行投资和贸易的中国企业提供更精准的服务。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 ”沿线语种人才较为稀缺。比如，俄语（1.62%）和
蒙古语（1.22%）是仅有的两个占比超过 1%的“一带一路 ”相关语种。而越南语、
老挝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等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语言，掌握者数量均为个
位数，占比极低。这一语言缺口可能构成了中国法律服务更好地对接“一带一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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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的现实瓶颈，也成为涉外律师人才建设的发力点。因此，从单一的语言培训 转向多语种复合型人才培养是提升我国法律服务国际竞争力的突破口。
3. 教育经验：高学历、国际化是普遍特征
在执业年限上，主力军年龄集中在 35-50 岁之间，这部分律师既有扎实的理 论功底，又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根据入库标准，超过 8 年的涉外法律服务经 验是硬性门槛 ，因此人才库整体呈现出成熟、资深的特点。在教育背景上，
拥有海外知名法学院学习经历（如 LL.M.或 J.D.学位）的比例非常高。这确保了 他们不仅熟悉中国法律，也对英美法系或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法律体系有深入了 解。在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