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望：乡村建设运动的现实启示——基于对“乡建三杰”实践模式的思考.pdf

视点-15-一个多世纪前的中国社会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变局 1，历经数次救亡图存、此起彼伏的社会改造运动却都以失败告终。20世纪20、30年代，一批深切关注国运民生的知识分子积极探索新出路，开始在中国农村地区进行一系列乡村建设实践，旨在通过对乡村的建设和治理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在当时众多的乡村建设实践中，以梁漱溟在山东邹平进行的“文化复兴”式的乡村建设模式、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开展的“平民教育”式的乡村建设模式和卢作孚在重庆北碚领导的以“乡村现代化”为目标的乡村建设试验最具影响力。也正因此，梁漱溟、晏阳初和卢作孚被称作“民国乡建三杰”。这些由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有识之士所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各具特点，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对中国的乡村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有着“以农立国”传统的社会，乡村问题一直都是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问题，乡村问题的解决也始终被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进一步阐述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明确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做出了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推动乡村建设和治理进入新时代。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乡村建设行动全面启动。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再次深化了对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规划部署，做出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的制度安排。202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扎实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打下坚实基础”。置身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实践场域，回望百年前的乡村建设运动，从中汲取治理乡村的经验和教训，将会为当前的乡村建设行动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1“乡建三杰”实践模式评析20世纪20、30年代，致力于挽救乡村危机的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统计数据表明，至1934年，全国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在各地设立的实验区超过1 000处 2。这其中影响较大的就包括梁漱溟的“邹平模式”、晏阳初的“定县模式”和卢作孚的“北碚模式”。1.1“邹平模式”梁漱溟作为一位具有浓厚哲学气息的社会实践家，又有中国“最后的儒家”之誉。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哲学思想的浸润，为他的学术研究和村治实践附着了鲜明的本土文化的底色。“邹平方案”以山东邹平为实验区，自1931年6月乡村建设研究院成立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开展了长达6年多的乡村建设活动，实践措施涉及政治、收稿日期 2023-03-22 作者简介 张慧敏（1989），女，河南周口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百年回望：乡村建设运动的现实启示基于对“乡建三杰”实践模式的思考张慧敏（商丘师范学院，河南商丘476000）摘要 自近代以来，乡村的改造和复兴就成为中国社会普遍关切的话题，自此围绕乡村问题的实践拉开序幕。作为20世纪20、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杰出代表，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分别以“文化复兴”“平民教育”和“乡村现代化”为切入点，俯身躬耕，对乡村建设道路进行了选择和探索。由于当时风云变幻的政治条件，对农民主体性的认识不足，以及未能从根本上给中国的乡村问题提供解决之道，乡村建设运动最终归于失败。作为我国农村发展和建设历程中的一次重要实践，这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仍然在主体建构、客体面向、介体探索和环体营造等方面为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和现实启示。新时代的乡村建设行动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多元共治格局下，突出普通村民的角色担当；在五位一体协调推进的过程中，立足乡村教育优先发展；以“三治融合”为抓手，鼓励村民自治模式的创新；在科技兴国的背景下，扎实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关键词 乡建三杰；乡村振兴；乡村建设行动 中图分类号 D422.6 文献标识码 A张慧敏：百年回望：乡村建设运动的现实启示视点-16-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3 年第 34 卷第 14 期（总第 562 期）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以期建构“政教富卫”合一的理想模式。梁漱溟认为组织制度落后是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主要症结，因此，重振乡村组织是复兴和建设乡村的必然选择。通过设置“政教合一”的“乡学”“村学”来开展乡村教育。乡学村学的设计理念师法宋代儒学家吕大钧的吕氏乡约，希望通过“乡学村学须知”使乡民能够各尽义务，规束自己的行为以符合伦理情谊。通过教育与政事的结合，农民与领袖的结合，寓事于学，蕴含人生向上之意；建立“乡村自卫组织”，依托乡农学校开办“自卫训练班”，分批抽调壮丁，进行军事训练；建立信用、棉花运销、林业等多种类别的农村合作社，把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通过“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发展乡村合作经济，希望帮助农民摆脱守旧的思想，在生产和生活中都能走科学技术的新路子，促进农业发展。1.2“定县模式”晏阳初的一生可以说是为推广平民教育事业而奔走疾呼、孜孜不倦，也正因此，被冠以“世界平民教育之父”的尊誉。作为受过西方科学体系系统训练的早期“海归派”知识分子代表，面对当时中国社会凋敝、乡村破败的现实状况，晏阳初以河北定县为实验基地，融合西方先进的科学理念和方法，领导了以“平民教育”为核心内容的乡村建设运动，尝试以乡村为突破口，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晏阳初在当时就已经认识到了农民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然而，随着深入调查的开展，定县实验的参与者们发现农民普遍被“愚、贫、弱、私”四大问题所困扰。为此，他们提出了“扫除文盲、再造新民”的口号，并着力推行文艺以治愚、生计以治贫、卫生以治弱、公民以治私的“四大教育”。接着，晏阳初又提出了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和家庭式教育作为落实“四大教育”的“三大方式”。定县实验旨在通过教育来开发农民“脑矿”，激发农民潜力，以启民智，图国强。1.3“北碚模式”卢作孚被认为是“乡村建设”理念的最早提出者。北碚乡村建设始于1927年并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初，前后历经20余年，在当时众多的乡村建设实验中持续时间最长、成就最大、保存记录最完整。在主持重庆北碚的乡村建设综合实验之前，卢作孚曾先后实践过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多条路径，所有这些尝试都根植于他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卢作孚的乡村建设实践可以高度凝练为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运输为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相比于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乡村建设方案，卢作孚的乡村建设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把乡村经济而非文化和教育放在各项建设的首位，这也充分彰显了他的“乡村现代化”思想。北碚的“乡村现代化”，首先紧紧抓牢“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因地制宜，以煤矿业和纺织业带动区域工业的现代化发展；着力搭建现代化的航运和铁路交通命脉，便利物资集散、工业运输及人员出行；通过建立农村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开展乡村金融服务，进一步推动农村实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其次，尤其关注“人”的“现代化”。积极引导民众超越对家庭和熟人网络的依赖，参与集体生活，习得“现代集团生活”的意识，借以根治民众的劣根性；以推行文化教育为重点，开展系列现代生活运动、识字运动、职业运动和社会工作运动等，全面提升民众素质。此外，大力发展公共服务事业。创办报纸、架设电话、建立医院、成立科研院所、修建公共体育场等，完善辖区基础设施建设；清剿匪患、组建少年义勇队以维护社会治安，清扫街道、整治街道门面等以美化市容市貌。一时间，北碚山乡从“土匪窝”到“新中国缩影”3，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4 局限“乡建三杰”置身时代背景和乡村现实，为寻求改造乡村和挽救国家的道路而奔走疾呼，孜孜不倦，在当时当地都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和效果。但是，他们的乡村建设实践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首先，以“乡建三杰”为代表的的乡村建设派对当时农村衰败的原因从文化、教育等层面进行了简单的解读，在当时中国社会基本性质和问题的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其实践从本质上来讲是一场社会改良主义运动。因为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就注定无法真正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出现“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局面，导致解决农村问题和振兴农村目标的失败。其次，“乡建三杰”的乡村实践不同程度地依附于不甚稳固且无意改造社会的政权。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内战不断、军阀割据，各派势力明争暗斗，使得乡村改造缺乏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乡建派所依附的政权无意于从维护农村和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进行社会变革，对学者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的支持，不过是出于维护其统治的审时度势之考量。伴随着地方军阀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乡建派的实践方案也终究无法真正落地。最后，乡建派对农民主体性的认识不免带有消极的色彩。如晏阳初对中国农民做出的“愚、穷、弱、私”的“问题”诊断 4，作为一种乡村危机论及刻板化的话语，把农民“病人化”和“他者化”，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农民在乡视点-17-村建设中的主体资格。2 乡村建设运动对乡村振兴的现实启示尽管学界对乡村建设运动这场百年前的乡村改造实践褒贬不一，客观来说，作为近代以来乡村建设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仍在乡村治理的主体建构、客体面向、介体探索、环体营造等维度为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2.1 主体建构：多元共治，突出普通村民角色担当在“乡建三杰”的乡村建设实践中知识精英作为主导力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其以失败告终，但知识分子作为主体积极参与乡村建设，躬耕农村社会实践场域的精神，仍然值得当下的知识分子群体学习和传承。然而，乡村的建设和振兴，从来不是单靠哪一个群体就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多元主体形成合力，建构乡村治理共同体。当前为学界所讨论较多的乡村治理主体有三大类：直接参与乡村治理的农民组织、在村精英等村内主体；通过党政体系、公共服务供给、投资等方式进入村庄社会的第一书记、驻村干部、市场组织等村外主体；通过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等内外部资源联结乡村内、外主体而形成的共同治理力量，如专业合作社、返乡新乡贤等“内外”结合型治理主体 5。毋庸置疑，上述治理主体在乡村振兴主体建构过程中都具有相应的角色和功能，但是作为乡村振兴最重要的主体，普通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却长期被忽视，陷入一种“集体失语”的窘境 6。普通村民是参与农村自治的一般村民，是村级正式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者，是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进程中的基本力量 6。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农村自治就无从谈起，多元共治将举步维艰。因此，在乡村振兴多元主体建构过程中，需要突出普通村民这一乡村主人翁的角色担当。只有不断强化普通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公共参与，才能真正提升村庄治理的民主性和公共性，进而激发乡村发展所需的可持续内生型驱动力 7。2.2 客体面向：五位一体，立足乡村教育优先发展教育是国之大计，是乡村建设与振兴的重要支点。一个世纪前，梁漱溟的“政教合一”、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卢作孚的“以文化教育为重点”都看到了教育对于乡村的不可或缺。一个世纪后，党的乡村振兴战略仍然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把教育强国建设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乡村振兴，教育先行。“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的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全面推进，都离不开教育功能的发挥。对乡村而言，教育承担着知识传播、乡风塑造、人才输送的功能，是乡村“善治”的前提和基础。乡村的振兴需要人来实现，而人的培养需要教育来完成。乡村教育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乡村经济社会全局。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一度面临诸多困境和挑战，集中表现为师资力量薄弱、基础设施缺乏、培养经费偏少、人才培养能力不足等。加之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衍生出一系列“上学远”“上学难”“上学贵”问题，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乡村人口的外流，反过来制约了乡村振兴的人力资本。因此，要破解乡村发展的难题，必须立足乡村教育的优先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教育对乡村振兴的价值被不断正视。党和政府持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经费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鼓励人才向乡村回流，为乡村各项事业的发展积蓄了力量，推动了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2.3 介体探索：“三治”融合，鼓励村民自治模式创新介体，即介于主、客体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8。本研究所探讨的乡村振兴介体意指其方式、方法。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强调“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三治融合”为乡村振兴指明了方法和路径。“三治融合”，自治为根本，法治为保障，德治为依托。三者有机融合，以期达成乡村“治理有效”的目标，从而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其中，村民自治作为主要内容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自治，本质上就是民治，即民主之治 9。村民自治，即以农民为主体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治理实践，是现代乡村社会稳定的基石。自近代以来，乡村建设和复兴的呼声从未停止。笔者以为，“乡建三杰”在各自试验区的实践方案或多或少都带有地方性乡村建设模式创新的色彩，梁漱溟以文化为突破口，晏阳初以教育为核心、卢作孚以经济为重点，为乡村的建设和治理提供了一定的思路。近年来，广东、浙江、湖北、安徽等地不断创新村民自治，把地方乡村治理实践推至新的发展阶段。“三治融合”这一起源于浙江省桐乡市的基层治理路径探索，从地方经验的创新到国家政策的推广，本身就是一场地方自觉自为的自治模式创新的典型案例。在我国，类似被制度化了的，即从经验到规范，或者说，从“事”到“制”张慧敏：百年回望：乡村建设运动的现实启示视点-18-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3 年第 34 卷第 14 期（总第 562 期）到“治”9的地方自治模式创新的成功案例还有很多，“枫桥经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四议两公开”等都充分证明了基层自治的能力和村民治理主体性的有效发挥。鉴于此，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就应当鼓励和允许各地在“三治融合”的框架下，立足自身条件，不断创新村民自治模式，因地制宜，探索适合本地情况、符合民众需求的治理结构，持续探索能够有效建设和振兴乡村的优化路径。2.4 环体营造：科技赋能，善用数字网络时代红利环体，即环境。所谓乡村振兴的环体指影响乡村振兴实施的各种自然、社会、文化等条件的总和。这里主要从宏观层面探讨数字技术对乡村振兴的时代意义。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每个时代也都有其先进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形式。作为百年前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乡村建设运动，“乡建三杰”不约而同地看到了科技对乡村复兴的助力作用，在各自的试验区都有相应实践。梁漱溟甚至曾作出“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的缺乏，是中国社会的两大缺陷之论断。“乡建三杰”的乡村建设中亦涵盖引进科学技术、组织科技服务等内容。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主体的智能科技所催生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革命，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能 9。自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到2022年中央网信办等十部门联合发布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以及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我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建设如火如荼，这是我们所处时代的科技红利。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要善于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乡村的治理中，搭建数字化治理平台，增强农民获取信息的能力，提高农业生产的智能化和数字化水平，营造农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建设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氛围，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赋于“乘数效应”10，全面赋能乡村振兴。3 结语一部中国近百年史，从头到尾就是一部乡村破坏史 11，梁漱溟这一振聋发聩的总结，代表着20世纪初叶以来“乡村成为问题”这一社会判断，并引发了由有识之士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乡建三杰”是其中较有影响力的代表。“乡建三杰”分别从文化复兴、平民教育和乡村现代化的维度对乡村建设道路进行了选择和探索。虽然碍于当时风云变幻的政治条件，以及未能从根本上给中国的乡村问题提供解决之道，以致最终归于失败，但是作为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社会运动，以“乡建三杰”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仍然对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大国之治，乡村为基。新时代的乡村建设行动应当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多元共治格局下，突出普通村民的角色担当；在五位一体协调推进的过程中，立足乡村教育优先发展；以“三治融合”为抓手，鼓励村民自治模式的创新；在科技兴国的背景下，扎实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出中国特色的新乡村治理术 12，让民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建设一个“记得住乡愁，留得住乡情”的理想家园。参考文献1 韩长赋.从江村看中国乡村的变迁与振兴N.经济日报，2018-06-05（11）.2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 潘家恩，马 黎，温铁军.从“土匪窝”到“新中国缩影”：北碚历史乡建启示录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7（3）：47-56.4 李友梅，耿 敬.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产范式以晏阳初和费孝通的实践为例J.学术月刊，2020，52（6）：5-16.5 李华胤.治理型中坚农民：乡村治理有效的内生性主体及作用机制基于赣南F村的调查J.理论与改革，2021，34（4）：116-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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