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注杜詩》注文抉原.pdf

219錢注杜詩 注文抉原*曾祥波提要：過去對杜詩宋注不够了解，錢注杜詩 被視爲最具原創性的杜詩注本。通過全面整理杜集宋注，如今可將錢注與宋注加以比對，進而發現錢注存在承襲宋注之誤、另爲新説而誤、揀擇宋注之善、辨正宋注之誤、自爲原創之注五種情況。“辨正宋注之誤”與“自爲原創之注”是錢注的原創性精華，約占全書内容的百分之二十。“承襲宋注之誤”與“另爲新説而誤”約占全書内容的百分之十。“揀擇宋注之善”占全書内容至少百分之七十以上，錢注最爲人稱道的“發覆玄宗、肅宗父子關係”觀點正是通過“揀擇宋注之善”發揮形成。儘管錢謙益並未明確强調杜詩宋注的價值，甚至對宋代注家頗多微詞，但 錢注杜詩 在很大程度上正依賴於大量利用注重史實本事的宋注得以完成，從而扭轉了元明兩代注杜偏重批點鑒賞的空疏之風，開啓了清代注杜偏重詩史互證的實學之風。對錢注的抉原，説明只有回到宋注源頭重新審視杜詩學史的各個階段，才能形成對杜詩及其研究接受史的全局認識。關鍵詞：錢注杜詩杜詩宋注杜詩清注錢謙益 錢注杜詩 是清代杜詩學的源頭性經典注本，在版本方面號稱以杜集“第二祖本”吴若本爲底本，在注文方面被推崇爲杜詩學史上最具原創性的注本，以發掘杜詩與唐代史事的關係著稱，爲仇、浦、楊等清代其他代表性注本遵從。陳寅恪曾指出：“牧齋之注杜，尤注意詩史一點，在此之前，能以杜詩與唐史互相參證，如牧齋所爲之詳盡者，尚未之見也。”這一説法承襲清代杜詩注本以 錢注杜詩 爲最具原創性的源頭注本的觀念，影響很大。唐史研究者利用杜詩研究唐代史事時，多采錢注。實際上，錢注杜詩 在底本與注文兩方面都存在疑點，有必要一一澄清，還其本原。*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錢注杜詩 疏證與研究”（22BZW064）階段性成果。陳寅恪 柳如是别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年，第 1014 頁。文史2023 年第 3 輯總第 144 輯220一、錢注杜詩 編次與吴若本的關係錢謙益 草堂詩箋元本序 極力反對自宋代注家魯訔、黄鶴以來改動吴若本舊次的編纂行爲，説：“今師魯訔、黄鶴之故智，鈎稽年月，穿穴璅碎，盡改樊（晃）、吴（若）之舊而後已。”然系統比對 錢注杜詩 編次與各種宋人繫年編次後却發現，錢注杜詩 成書建立在對吴若本原編次極大的調整修訂的基礎上，這一修訂主要參考了魯訔編次與黄氏 補注杜詩 繫年，僅有個别篇章的繫年編次調整出於錢謙益原創。另外，錢注杜詩 的自身編次尚有些許異常，某些篇目編次修訂未愜，存在對應關係的内容却相互齟齬，説明此書還未最終修訂完成。换言之，錢謙益大量參考魯訔編次與黄鶴繫年，調整改動吴若本原編次，形成 錢注杜詩 的現存編次，而且這一調整尚未完工 。由於 錢注杜詩 采用分體而非編年的文本形態，這種編次調整其實意義並不大，與其用篇目編次調整表示繫年不同，不如仍吴若本舊貌，以注文説明繫年依據及結果。錢注杜詩 對吴若本舊次的修訂，既無必要，亦未完功，尤其考慮到錢謙益還有刻意隱瞞修訂的意圖，更是觸犯了文獻整理的學術大忌。由於吴若本已焚毁於絳雲樓一炬，現在無法通過異文校勘來確知 錢注杜詩 文本與作爲底本的吴若本文本的關係。但從個别綫索看，至少 錢注杜詩 對吴若本的異文校勘有言過其實之嫌。草閣“草閣臨無地”，錢注罕見地提到王洙祖本（全書僅此一處）：“王原叔本作 蕪地，非。”貌似曾以王洙（原叔）本校勘吴若本。考今上海圖書館藏 宋本杜工部集 載 草閣 作“無地”，與 宋本杜工部集 來源相同的錢曾述古堂影宋鈔本 杜工部集 亦作“無地”。按 宋本杜工部集 由王洙本系統（卷一數頁、卷十七至二十、補遺）與吴若本系統（卷十至十二）拼合而成，其餘部分爲毛氏汲古閣鈔補。草閣 所在卷十五正屬於毛氏汲古閣鈔補部分。從行款綫索看，王洙本系統半頁十行，行十八至二十一字，吴 本文所用 錢注杜詩 底本是康熙六年季振宜静思堂初刻本，下不具注。曾祥波 錢注杜詩 成書淵源考：從編次角度論 錢注杜詩 與吴若本之關係，中國典籍與文化 2015 年第 3 期，第2434 頁。王洙本成書之後，宋刻本至明代爲汲古閣毛氏得之，先後鈔爲三部，毛晉先命蒼頭劉臣影寫一部，毛扆後命外甥王爲玉影寫兩部。毛晉命劉臣鈔者，下落不明。毛扆命王爲玉鈔者，一部包含七卷宋刻原本，其餘爲鈔補，此本後爲潘祖蔭所藏（見 滂喜齋藏書記），即今上海圖書館藏 宋本杜工部集。一部全爲影鈔，後歸陸心源（見 皕宋樓藏書志 儀顧堂題跋），今藏於日本静嘉堂文庫。此外，又有錢曾述古堂影宋鈔本，來源不明，歸張金吾收藏（見 愛日精廬藏書志），今藏於國家圖書館。錢曾言及此本曰：“牧翁箋注杜集一以吴若本爲歸，此又若本之祖也。”（讀書敏求記）既然稱爲“（吴）若本之祖”，則非王洙本莫屬。尤其值得注意者，細繹錢曾述古堂藏影宋鈔本之點劃長短、磨滅闕筆等細節，與潘祖蔭所藏 宋本杜工部集 完全一致，顯然出自同一底本。要之，今所知王洙本之汲古閣影鈔本三種，毛扆命王爲玉鈔者兩種源流皆明，毛晉命劉臣鈔者下落不明，而錢曾述古堂藏鈔本來源不明，且與毛氏影宋鈔本高度相似，可以推斷錢曾述古堂藏抄本即爲毛晉命劉臣所抄而下落不明者，張元濟就認爲“意者毛、錢交摯，殆即斧季撤贈者”（宋本杜工部集跋）。221錢注杜詩 注文抉原若本系統半頁十行，行二十字，宋本杜工部集 與錢曾述古堂鈔本所載卷十五 草閣 皆爲行二十字，來源於吴若本系統的可能性更大。也就是説，從版本上通過現存文獻只能説明吴若本作“無地”可能性很大，無法證實“王原叔本作 蕪地”的真僞。但從其他角度看，錢謙益的説法疑點重重。首先，從情理邏輯上看，如果錢謙益能見到王洙本，何必棄王洙第一祖本不用，而以第二祖本吴若本作爲 錢注杜詩 底本？這與號稱追求源頭底本的錢注杜詩 理念相悖。其次，從宋代注家見到的版本看，現存所有宋注本收録 草閣 皆無“蕪地”異文。宋注中最早的鄧忠臣注（即僞王洙注）成書於北宋元祐年間（10861094），距王洙本刊行的嘉祐四年（1059）不過約三十年，此時成書於南宋紹興三年（1133）的吴若本尚未問世，鄧氏所見杜集應該是王洙本，絶不可能是吴若本。鄧忠臣注引 頭陀寺碑“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解釋詩句，可知鄧氏所見正文正作“無地”。遍查現存其他所有宋注，注文皆指向“無地”，從無針對“蕪地”解釋詩義者。由上述兩點看，錢謙益所謂“王原叔本”異文查無實據，頗難據信。二、錢注杜詩 參考的宋注本錢謙益 絳雲樓書目 卷三記載自家所藏杜集宋注本有 黄氏補注杜工部紀年詩史宋板草堂詩箋 元板分類杜詩 元板劉辰翁批杜詩 四種，這一綫索透露出錢謙益使用杜詩宋注僅限於此。除了收藏著録的證據之外，還可從另一個特别的角度證明 錢注杜詩 使用的宋注本範圍。在宋注中，趙次公注與杜田 補遺 注是體量較大的兩種注文。具體而言，趙次公注是現存杜詩宋注唯一以單注本形式（杜詩趙次公先後解）保留下來的注文 ，在宋代杜詩集注本中，保留趙次公注最多的是 九家集注杜詩 ；與此相同，杜田補遺 注也主要大量保存在 九家集注杜詩 中，而在其他杜詩宋注本中保存數量較少。以趙次公注、杜田 補遺 注爲標準 ，可發現凡趙次公注、杜田 補遺 注僅載於 杜詩趙次公先後解 九家集注杜詩 兩書而不載於 杜工部草堂詩箋、補注杜詩、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即錢藏 元板分類杜詩）、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即錢藏 元板劉辰翁批杜詩）四書者，錢注皆未能引用，换言之，錢注引用趙次公注、杜田 補遺 注内容 趙次公注僅存半部明鈔本，林繼中輯爲 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修訂本）。九家集注杜詩 曾噩序稱其書“引趙注最詳”。另外，嚴羽 滄浪詩話考證 也指出“趙注比他本最詳”（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第 232 頁）。杜田 補遺 在錢注中往往寫作“杜定功曰”“修可曰”“時可曰”。文史2023 年第 3 輯總第 144 輯222僅限於 補注杜詩 杜工部草堂詩箋 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 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 四書的引用範圍。這一推斷還可從以下三方面進一步證明：第一，錢注使用已被趙注考證爲不可靠的史料。如 述懷 錢注引兩 唐書 爲據：舊書：十五載，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郡，拜右拾遺。新書：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載，亡走鳳翔謁上，拜左拾遺。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實際上，僅見於 九家集注杜詩 所引趙次公注已辨明兩 唐書 記載在這個問題上並不可靠 ：此篇叙事甚明。“去年潼關破”，天寶十五載六月爲賊將崔乾祐所破也。先是，公於五月挈家避地鄜州，有 高齋 詩及 三川觀漲 塞蘆子 詩。即自鄜州挺身附朝廷，而逢潼關之敗，遂陷賊中。既而是月肅宗即位靈武，治兵鳳翔。公於至德二載夏四月自賊中亡走鳳翔，所謂“今夏脱身走”是也。以“草木長”推之，則爲四月。蓋陶潛詩云“孟夏草木長”是也。公既至鳳翔上謁，則拜右拾遺焉。新書 謂甫以天寶十五載七月中避寇寄家三川，肅宗立，自鄜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非也。趙次公之意謂少陵初以朝廷尚在京師，故於天寶十五載五月先赴長安，適逢六月潼關攻破，因陷賊中；後於長安城中得知肅宗即位靈武、治兵鳳翔消息，遂於次年（至德二載）夏四月脱身奔赴鳳翔。以趙次公説揆之，新唐書 載“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舊唐書載“天寶十五載謁肅宗於彭原”，皆未切實情。錢注泛引兩 唐書 却無所辨證，顯然未見九家集注杜詩 所引趙次公注。第二，錢注不了解其他注家注文針對趙注加以辯難的具體指向性。如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君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僅見於 九家集注杜詩 所引趙次公注詳辨説：補闕、拾遺在百官志皆隸門下省，而門下省在日華門之東。杜公爲左拾遺，則所謂“我往日華東”矣。於參言“君隨丞相後”，則當往尚書省，豈參爲補闕而兼爲諸部中官邪？不然，紀當時參不坐省而隨丞相，實事耳。舊注所引據楊侃 職林 所載，蓋按 唐史：門下省有左補闕六人，從七品上。左拾遺六人，從八品上，掌供奉諷諫，大 林繼中輯校趙次公注，甲、乙、丙前三帙輯佚而成，時限由杜甫早年至離蓉去蜀之前，丁、戊、己後三卷據明鈔本爲底本，時限由永泰元年攜家下戎州、渝州至逝世於湖南。甲、乙、丙三帙輯佚最大宗的内容來自 九家集注杜詩，故凡杜甫離蓉去蜀之前詩篇的趙次公注多來自 九家集注杜詩。錢謙益自然見不到林輯本，故此處直接稱爲“九家集注杜詩 所引趙次公注”，下不具注。223錢注杜詩 注文抉原事廷議，小則上封事。其注云：武后時垂拱元年，置補闕、拾遺左右各二員。新史 所載如此，則左屬門下省，右屬中書省，豈武后時耶？然因解“隨丞相後”而言之，則丞相又却是尚書省矣。恐惑後學，不得不辨。參於史無傳，其詩集杜確序之，止云自補闕遷起居郎，起居郎又却隸中書省也。俟博者辨之。趙次公的要點是細分右省爲中書、尚書二省，以爲首先岑參爲補闕當屬左省（門下省），其次即便以則天朝之制補闕屬中書省，亦不當入丞相所在之尚書省，故尤其質疑補闕入右省之尚書省（“君隨丞相後”）的真實性。黄鶴不同意趙次公的觀點：拾遺，左屬門下，右屬中書，通典 所載也。當是岑補闕，居右署，而公居左署，故不同。不獨公云“罷朝歸不同”，岑亦有“分曹限紫微”之句。紫微指中書而云。趙云“岑兼官乃隨丞相”，恐未必然。所居既異，歸路自應不同。其隨丞相之後，亦適然耳。岑詩云“暮惹御香歸”，則非歸省治事也。黄鶴的意思是“君隨丞相後”不過謂某次偶然情況，並非實入尚書省辦公。錢謙益未能見九家集注杜詩 引趙次公説，所見蔡夢弼 草堂詩箋、黄氏 補注杜詩 引趙説皆未詳，因此錢注稱：雍録：唐六典：宣政殿前有兩廡兩廊，各有門。其東曰日華，日華之東則門下省也，居殿廡之左，故曰左省。西廊有門曰月華，月華之西即中書省也。凡兩省官繫以左右者，皆分屬焉。“罷朝歸不同”，言分東西班各歸本省也。“君隨丞相後”，宰相罷朝由月華門出，而入中書，凡西省官亦隨丞相出西也。若左省官仍自東出，故云“我往日華東”也。錢謙益只看到 補注杜詩 引用的僞王洙注、師古注、黄鶴補注，因此錢注並不了解趙注質疑“君隨丞相後”真實性的史料要點在於“丞相却是尚書省”，對黄鶴批評趙次公的具體針對性也不清楚，導致錢注對“宰相入中書”的理解只承襲了僞王洙注“補闕官有左右，左屬門下省，右屬中書省”與師古注“岑爲補闕，屬中書，居右署。甫爲拾遺，屬門下，居左署。故云 歸不同”的説法，未中肯綮。第三，錢注將其他注家引用的趙注誤認爲該注家注文。如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九家集注杜詩 引趙次公曰：“晉肅，乃李賀之父也。當時以賀父名晉肅，不得令舉進士。韓退之有 辯，在 韓集。”補注杜詩 未引趙次公注，草堂詩箋 引用趙次公注而没其名。錢注從 草堂詩箋 引作：“夢弼曰：晉肅，李賀之父。見韓退之 諱辯。”不知所謂“蔡夢弼注”實爲趙次公注。上述三種情況都説明錢謙益未能見到 杜詩趙次公先後解 九家集注杜詩，從而文史2023 年第 3 輯總第 144 輯224間接説明 錢注杜詩 使用宋注僅限於 絳雲樓書目 著録的 黄氏補注杜工部紀年詩史宋板草堂詩箋 元板分類杜詩 元板劉辰翁批杜詩 四種。當然，這四種（尤其 補注杜詩 草堂詩箋 兩種）基本上涵蓋了杜詩宋注的絶大部分，所欠缺的體量較大的注文也就是趙次公注與杜田 補遺 注兩種。换言之，錢謙益通過絳雲樓收藏的四種杜詩宋注本，已能比較全面地了解和利用杜詩宋注了。在這一認識基礎上，分析錢注不標明宋注來源出處時，需要區分兩種情況：第一種是錢謙益見過宋注而乾没其來源，第二種是錢謙益未見過宋注。第一種情況自不待言，應予揭櫫。第二種情況稍複雜，儘管宋注已提出觀點，但錢謙益並未見過宋注，而是獨立提出該觀點。如 觀兵“斬鯨遼海波”，宋注多釋爲平定吐蕃，趙次公注：“兩句難解，似言吐蕃。”黄鶴補注：乃鄴師未潰之前作，公意欲且平吐蕃也。當是乾元二年春作，非秦州詩。吐蕃自至德元載陷威戎、神威等軍、石堡、石谷等城。二載，又陷西平。乾元元年，又陷河源。其侵陵之氣方張，公所以欲其先斬遼海之鯨也。唯獨 九家集注杜詩 載趙次公引不知名注家注文以爲指范陽巢穴：“一云：言不獨守鄴，當覆其巢穴也。”以遼海謂范陽。錢注觀點與之相符：乾元元年十月，郭子儀九節度圍相州。明年三月，史思明來援，戰於城下，官軍潰而圍解。先是，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動，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鋭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矣。”魚朝恩以爲不可而止。安禄山事蹟 云：汾陽以諸將欲襲思明，謀議不同，乃與李廣琛同謀灌城。又云：汾陽與李光弼所謀不協，遂列大陣於鄴城南十里。然則臨淮之謀不獨朝恩不可，即汾陽亦未必相協也。臨淮云“同逼魏城”，公詩云“斬鯨遼海”，皆謂不當困守鄴城，老師乏饋以待援師之至也。早用此計，安有滏水之潰乎？錢謙益未能讀到 杜詩趙次公先後解 九家集注杜詩 所載趙次公注引不知名注家注文，獨立得出的觀點與之暗合，且舉證詳實，就個人讀杜的意義而言具有理解上的原創性。但從現代學術研究的角度看，至少要承認該觀點早已由宋注提出，這對於强調“杜詩研究必須要以宋注（而非清人注）爲起點”尤爲重要。三、錢注杜詩 注文與宋注之關係過去因杜詩宋注的情況尚未爲學界全面掌握，難以説明錢注與宋注在整體與細節上225錢注杜詩 注文抉原的承襲關係。如今對杜詩宋注的了解與整理漸趨全面，這些宋注本正陸續影印或標點出版 。比對 錢注杜詩 注文與現存全部宋注，呈現出錢注承襲宋注之誤、另爲新説而誤、揀擇宋注之善、辯正宋注之誤、自爲原創之注五種情況。（一）承襲宋注之誤錢注對宋注了解不全面，只引用了觀點錯誤的宋注，未能見到並引用對錯誤觀點加以辯駁的正確宋注。如 九日奉寄嚴大夫“不眠持漢節，何路出巴山”，錢注以爲：寶應元年四月，代宗即位，召武入朝。是年徐知道反，武阻兵，九月尚未出巴。通鑑 載：“六月，以武爲西川節度使。徐知道守要害拒武，武不得進。”誤也，當以此詩正之。錢謙益區分嚴武出蜀、入蜀，以杜詩證 通鑑 之誤，其説實承黄鶴而來。黄鶴曰：嚴武以寶應元年夏赴召，公送至綿，尋入梓，故有“何路出巴山”之句。蔡興宗、魯訔 年譜 所載同。然武夏離成都，而九日尚在巴嶺，何其遲遲如此？必是路梗。黄鶴以“何路出巴山”爲描述嚴武行程。然趙次公注此句曰：“公自言也。蓋公時方在梓，久客厭倦，而欲出耳。”趙次公曾指出杜詩有所謂“雙紀格”者，即一句説彼，一句説己。此聯曰“不眠持漢節，何路出巴山”，上句“不眠持漢節”正説嚴武持節返京，下句“何路出巴山”當説老杜孤留梓州，思欲出蜀，是杜甫自述，其義例出自杜詩慣用手法“雙紀格”。按照趙次公的理解，通鑑 記載正確無誤。錢注未見趙次公注觀點，承襲了黄鶴注的錯誤，還將錯誤引申形成對 通鑑 的批評。錢謙益比對宋注得失時思路不清晰，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采用了内在邏輯觀點齟齬的不同宋注，導致自相矛盾。如 奉送王信州崟北歸，王洙本舊次繫於大曆四年湖南時期，杜陵詩史 草堂詩箋 用魯訔編次繫於大曆二年（767）夔州時期，黄氏 補注杜詩 現存全部杜詩宋注包括 杜詩趙次公先後解（國圖藏明鈔本 新定杜工部古詩近體詩先後並解 存末 丁、戊、己後三帙，有林繼中輯校本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門類增廣十注杜詩（國圖藏殘帙卷一至六）、門類增廣集注杜詩（國圖藏殘帙卷八）、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貴池劉世珩玉海堂影刻所藏宋本，有曾祥波點校本，鳳凰出版社，2022 年）、新刊校定集注杜詩（又稱 九家集注杜詩，臺北故宫博物院影印南宋廣南東路漕司本）、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四部叢刊 影宋刻本）、黄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中華再造善本 影印元至元月崖書堂刻本）、杜工部草堂詩箋（中華再造善本 影印宋刻五十卷本以及上海圖書館藏宋刻五十卷本殘帙兩卷，有曾祥波整理本 新定杜工部草堂詩箋斠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年）、須溪批點杜工部詩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本）、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日本淺草文庫藏元西園精舍刊本）、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日本内閣文庫藏元刻本）。上列各本皆爲諸書的源頭性版本，下不具注。此外，影印本有 杜集珍本文獻集成宋元卷 第 1 輯（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1 年）及後續待刊各輯，標點本有聶巧平點校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 年，本文寫作時此書尚未出版）以及 宋元杜甫詩注叢刊（鳳凰出版社）陸續待刊。文史2023 年第 3 輯總第 144 輯226繫於大曆四年，黄鶴曰：“詩云 太史尚南留，公自謂也。當是在湖南作。又云 林熱鳥開口，江渾魚掉頭，大曆四年夏作。”魯訔編次繫於大曆二年的原因，是誤認“信州”爲“夔州”古稱，故以此詩爲杜甫在夔州送别郡守還北方所作。黄鶴已辨明此點：“唐州固以州爲本信州，而亦云潁州汶陰郡本信州。今詩有 壤歌唯海甸，又用陳蕃下榻事，云 潁川何以酬，當是王得潁（州）。”可知杜甫在湖南遇新授潁州郡守王崟，遂有贈篇。錢注未改吴若本舊次（實即王洙本舊次），可見其認同黄鶴繫年（因爲黄鶴繫年與吴若本舊次不同時，錢注多改吴若本舊次以遷就黄鶴繫年，説詳上文），却不識黄鶴繫年之依據，在注文中依舊沿襲蔡夢弼注文稱：“梁大同三年，於巴州郡理立信州。唐武德元年，改巴東郡爲信州。二年，又改信州爲夔州。”錢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承襲了大多數宋注以信州爲夔州古稱的誤解，造成繫年與注文自相矛盾。錢注有時出於特殊考慮，寧願選擇不可靠的宋注，摒棄合理的宋注，最不可取。如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杜陵詩史 草堂詩箋 用魯訔編次繫於“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之首，蔡夢弼認爲：“天寶元年九月改廟爲宫，二年西京改爲太清宫，東都爲太微宫。此詩當在天寶以前作也。”錢注從其説，曰：“此詩作於稱廟之時，當是開元末年。”其實黄鶴已據“五聖”得名在天寶八載（749），而九載子美已歸長安獻賦，以爲詩當作於天寶八載冬，論證更爲合理：按 舊史：天寶元年立玄元廟，九月改太上玄元皇帝宫，天下準此。二年三月壬子親祠玄元廟，改西京玄元廟爲太清宫，東京廟爲太微宫，天下爲紫極宫。新史 却云：三月壬子享於玄元宫，改云云。今謂十一年游東都作此詩，何爲更曰廟？詩所言“五聖聯龍衮”，又却是天寶八年閏六月事。詩云“翠柏深留景，紅梨迥得霜。風筝吹玉柱，露井凍銀牀”，當是其年冬作。蓋天寶九年已歸長安，進 三大禮賦 矣。黄鶴言下之意蓋以爲曰“玄元皇帝廟”而未從新名“太微宫”者，從俗仍舊稱也，此亦使用地名常有之事。推原錢氏不取證據較勝的“天寶八載”説之心迹，蓋因錢注先已倡子美“微詞諷諭”之新説：“配極”四句言玄元廟用宗廟之禮爲不經也。“碧瓦”四句譏其宫殿踰制也。“世家 遺舊史”，謂 史記 不列于 世家，開元中敕升爲 列傳 之首，然不能升之於 世家，蓋微詞也。“道德付今王”，謂玄宗親注 道德經，及置崇玄學，然未必知道德之意，亦微詞也。“畫手”以下，記吴生畫圖冕旒旌旆，炫燿耳目，爲近於兒戲也。老子五千言，其要在清静無爲，理國立身，是故身退則周衰，經傳則漢盛，即令不死，亦當藏名養拙，安肯憑人降形，爲妖爲神，以博世主之崇奉也？“身退”以下四句，一篇諷諭之227錢注杜詩 注文抉原意總見於此。天寶九載子美獻 三大禮賦，其中一篇即是爲西京老子廟所作之 朝獻太清宫賦。錢謙益若依黄鶴説繫於天寶八載，加上自己的“微詞諷諭”新解，再比對天寶九載老杜獻賦歌頌，豈非勾勒出一個太過功利的杜甫嗎？錢謙益不敢犯此大不韙，但又舍不得放棄“微詞諷諭”的發揮，那麽只能舍棄證據充足的黄鶴“天寶八載”説，隱衷正在於此。然而錢注“五聖”又引僞王洙注説：“天寶八載，上親謁太清宫，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皆加大聖皇帝字。”不自覺地回到“天寶八載”繫年，可謂前後失據，自相矛盾。（二）另爲新説而誤錢注在宋注之外，自出機杼之處，有些並不能成立，原因有三：第一，錢注不明文獻源流，以後出文獻注源頭文獻，不合注釋規範。如 兩當縣吴十侍御江上宅，錢注引南宋祝穆 方輿勝覽：“吴郁，兩當人，爲侍御史，以言事被謫，居家不仕。與杜子美交游。”方輿勝覽 是捃拾前代詩文纂成的地志性類書，此條文字顯然盡出於對少陵詩意的撮合改寫，錢注引此證杜，屬於以後證前、以流證源，顯然不妥。又如 八哀詩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錢注此詩多引 唐詩紀事 卷十七“李邕”條載八哀李邕詩 小字夾注。按 唐詩紀事 成書於兩宋之際計有功之手，晚於北宋熙寧、元祐年間鄧忠臣注杜詩（即僞“王洙注”），故小字夾注即出自鄧忠臣注杜詩。錢謙益未明源流，矜 唐詩紀事 爲秘籍而不引僞王洙注，屬於好奇而不審，同樣犯了以後證前的錯誤。第二，錢注立説的證據出於僞造。如 述懷，錢注引所謂子美身後平江縣裔孫杜富藏左拾遺授官 告身：唐授左拾遺誥：襄陽杜甫，爾之才德，朕深知之。今特命爲宣義郎、行在左拾遺。授職之後，宜勤是職，毋怠命。中書侍郎張鎬齎符告諭。至德二載五月十六日行。右敕用黄紙，高廣皆可四尺，字大二寸許，年月有御寶，寶方五寸許。今藏湖廣岳州府平江縣裔孫杜富家。洪業已考證其僞 ，雖然錢注對僞造並不知情，但立足於僞造告身的發揮不能成立。第三，錢注明知宋注不可靠，爲其更换出處，僞造貌似可靠的文獻來源，在此基礎上發揮爲新説，這種主動作僞最不可取。如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其六，錢謙益引所謂“吴若本注”云：“此篇爲明皇作也。明皇以至德二載至自蜀，居興慶宫，謂之南内。明年改 洪業著，曾祥波譯 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107 頁注 1。文史2023 年第 3 輯總第 144 輯228元乾元，時持盈公主往來宫中，李輔國常陰候其隙間之。故上元二年帝遷西内。”按此條注文 九家集注杜詩 杜陵詩史 補注杜詩 引作“東坡云”或“蘇曰”。據 絳雲樓書目所載，九家集注杜詩 杜陵詩史 二書錢謙益未得見，但 補注杜詩 則錢謙益藏有其書，必知此注爲僞造蘇注（“蘇曰”）。然而錢謙益不據 補注杜詩 標出此注爲“蘇曰”，原因頗爲複雜：一方面此注論及玄宗、肅宗父子關係，該問題爲錢氏注杜自詡最有心得者，必引爲同調而標出；另一方面，此注既爲“蘇曰”，錢氏懼其爲僞蘇注，不敢直書，故以“吴若本注”稱之。然若依錢注所引稱之爲“吴若本注”，絶不可能。首先，依吴若本分體白文體例，所載注文僅爲隻言片語之“公（杜甫）自注”，未有引用他人大段注文之例。其次，吴若本早於九家集注杜詩 等注本，不可能以前引後。按 九家集注杜詩 成書時間雖無明載，然大量徵引趙次公注，杜詩趙次公先後解 成書於紹興四年至紹興十七年之間，則 九家集注杜詩 必成於此後，其他如 杜陵詩史 分門集注 補注杜詩 草堂詩箋 諸書更在 九家集注杜詩 之後，吴若本 後記 自稱成書於“紹興三年六月”之建康府學，絶不可能引用後出的 九家集注杜詩 等注本。故此段注文爲錢謙益以僞蘇注而謊稱爲吴若本原文，意在證明注文來源古老可信，煞費苦心，而適露馬脚。總之，吴若本確有，已爲張元濟、洪業反復辨證認可 ，然錢謙益所引之“吴若本”文本實爲僞造，仍需警惕。（三）揀擇宋注之善錢謙益對正確宋注的擇用不勝枚舉，至少占全書注文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常見的有地理沿革定位。如 夔州歌十絶句 其一“夔州險過百牢關”，錢注指出宋人祝穆 方輿勝覽 爲僞蘇注誤導：“僞蘇注載：辛毗云：夔州百牢關，兵馬不可越。祝穆誤引之，遂載百牢關於夔州，宜削去。”錢注其實出自宋人黄希注：“辛毗雖云：夔州百牢關，兵馬不可入。然此云 夔州險過百牢關，則關不在夔矣。當是如宋引 十道志、師引 圖經，在興元府也。”又如 遣興三首 其二“南望馬邑州”，僞王洙注以爲馬邑州在雁門郡：“前漢地理志：馬邑，屬雁門郡。”趙次公辯駁説馬邑是秦州地名：“舊注指爲雁門馬邑，非是。蓋公詩在秦州所作，其登山南望，豈却望北地雁門之馬邑乎？馬邑，秦州地名。今於本處有石碑標榜焉，其土人及曾游秦州者自能言之。此所謂 不行一萬里，不曉杜甫詩 也！”黄鶴認 郭知達 九家集注杜詩 芟夷僞蘇注殆盡，此條注文是删汰未盡者。詳洪業著、曾祥波譯 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附録二 杜詩引得序，第 321332 頁；附録三 我怎樣寫杜甫，第 361頁；附録四 再説杜甫，第 366 頁。229錢注杜詩 注文抉原同趙次公注，補充了 新唐書地理志 材料：“唐地理志：羈縻州内有馬邑州，屬隸秦州。開元十七年置，在秦、成二州山谷間。寶應元年，徙於成之鹽井故城。此詩作於乾元二年，則在秦、成間。”錢注采用黄鶴説，又增引宋人鮑欽止注：“中州集：祝簡 廉夫詩説云：鮑欽止注此詩云：馬邑州在成州界。舊注 馬邑在雁門，與子美作詩處全無關涉。”鮑注不見於杜詩宋注本，尤爲可貴。另外一大宗是史實辨析。如 喜雨“春旱天地昏”，王洙本舊次在上元元年（760）初至成都時期，杜詩趙次公先後解 草堂詩箋 繫於“廣德二年自梓州再往閬中所作”，杜陵詩史 繫於“大曆三年春江陵所作”，黄氏 補注杜詩 繫於永泰元年（765）夔州雲安所作，宋注對此詩的繫年差别很大。補注杜詩 的理由最充分，包括三點：第一，以滄江指夔州。黄希説：“滄江，指夔州雲安而言。按公有 雷 詩云 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又云霹靂楚王臺，於以知滄江之爲夔州，雲安即夔之境。”第二，氣候異常情況吻合。黄鶴説：“按 史：永泰元年四月己巳，自春不雨，至是而雨。當是永泰元年。而梁權道編在上元二年，而史不言是年有旱。”第三，時間與詩末注“時聞浙右多盗賊”吻合。黄鶴指出：“吴越者，謂袁晁自台州反，陷信、明等州，方伏誅，而歙州人又殺其刺史。是年春公在嚴武幕中，秋寓夔州雲安縣。”按詩末注已見於王洙本（宋本杜工部集），當爲杜甫自注。補注杜詩 的繫年既能徵引袁晁并歙州事，又能牽合地理與氣候解釋，最爲合理。錢注在諸説中采用黄鶴説，獨具慧眼。錢注揀擇宋注之善的同時，還能進一步舉證，增强他所揀擇的宋注觀點的説服力。如折檻行，王洙本舊次在大曆三年（768）荆南時期，趙次公用蔡興宗編次繫於永泰元年作，認爲：按 通鑑 於永泰元年春載：三月壬辰朔，命左僕射裴冕、右僕射郭英乂等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左拾遺洛陽獨孤及上疏曰：“陛下召裴冕等待制，以備詢問，此五帝盛德也。頃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録其言，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鉗口飽食，相招爲禄仕。此忠鯾之人所以竊歎，而臣亦恥之。”觀此則公詩作於永泰元年爲審。非以譏其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不若先皇之真能容直臣乎？杜陵詩史 草堂詩箋 用魯訔編次亦繫於永泰元年雲安時期。黄鶴 補注杜詩 繫於大曆三年荆南作，理由是：詩云“白馬將軍若雷電”，當是指崔旰作亂，尋爲西川節度使。大曆三年四月，入朝。五月，又加檢校左散騎常侍。未幾，又加檢校工部尚書。皆杜鴻漸不能除惡，從而引之要路，當時在廷無一人敢言，故有感於朱雲折檻而賦此。賦此詩在荆南。文史2023 年第 3 輯總第 144 輯230宋注觀點分歧很大。錢謙益采用蔡興宗、魯訔編次與趙次公説，繫於永泰元年，特别是增引魚朝恩判國子監事作爲補充，舉證有力，可以定讞：永泰元年，命左僕射裴冕、右僕射郭英乂等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獨孤及上疏，以爲雖容其直，而不録其言。故曰“秦王學士時難羡”，歎賢待制之臣不及秦王學士之時也。次年，國子監釋奠，魚朝恩率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爲諸生，遂以朝恩判國子監事。故曰“青衿胄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也。當時大臣鉗口飽食，效師德之畏遜，而不能繼宋璟之忠讜，故以折檻爲諷，言集賢諸臣自無宋、魏輩爾，未可謂朝廷不能容直臣如先皇也。儘管錢注選擇對了宋注中正確的内容，但有時會誤讀正確的宋注，有時對正確的宋注了解並不全面，未能真正認識到自身選擇宋注的合理性關鑰，導致在整體上未能透徹把握正確宋注所涉及的一系列相關問題。誤讀宋注的情況，如 奉寄别馬巴州“功曹非復漢蕭何”句，僞王洙注：“功曹，公自謂也。前漢：蕭何爲沛王吏掾。”修可注辨正僞王洙注説：“劉貢父作 詩話 稱：杜甫云功曹非復漢蕭何。按曹參嘗爲功曹，非蕭何也。王定國云：高祖紀：何爲主吏。孟康注云：主吏功曹也。貢父之言誤矣。”錢注認同修可注，稱：“西溪叢語：劉貢父據曹參未嘗爲功曹，以此詩爲誤。按 史記：蕭何爲沛主吏掾。注曰：主吏功曹也。杜未嘗誤。”但錢謙益誤讀了修可注（即杜田 補遺），將蕭何誤作曹參，實應作“劉貢父據蕭何未嘗爲功曹”。對宋注涉及問題前後始末情況不够了解的情況，如 新安吏 涉及相州圍潰，諸家皆繫於乾元二年（759），王深父曰：乾元二年，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師圍安慶緒于鄴。時不立元帥，以中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師遂潰于城下，諸節度各還本鎮。子儀保河南，詔留守東都。此詩蓋哀出兵之役。趙次公解釋更爲詳細：至德二載九月癸卯，復京師。十月壬子，復東京。明年，改元乾元。安慶緒賊復振，以相州爲成安府。九月，詔郭子儀率李光弼等九節度兵凡二十萬討慶緒於相州，遂圍之。明年之三月，慶緒求救于史思明。王師不利，南潰，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南，詔留守東都。今公詩所謂蓋言相州之敗，九節度兵各引還也。趙次公注中的第一個“明年”是以至德二載爲起點推至乾元元年，第二個“明年”是以乾元元年爲起點推至乾元二年，然而連用“明年”，一辭兩意，説較纏繞，易引誤會。南宋師古注231錢注杜詩 注文抉原多承襲趙次公注，恰好在此處誤解趙注，以兩“明年”爲同一年，遂生發出“乾元元年”説：“肅宗以至德二年改元乾元，時九節度使兵圍安慶緒于相州，大敗而還。”黄鶴又糾正師古之誤：新安吏 至 無家别，當是乾元二年作。今以 無家别“五年委溝谿”之句論之，禄山以天寶十四載叛，至乾元二年乃五年。師（古）云：“乾元元年，九節度敗。”蔡（興宗）云：“二年，九節度潰于相州。”按 舊史：二年三月壬申，九節度兵潰。新史云：師潰于滏水。梁權道編在至德二載，非。蔡興宗 年譜 却以乾元二年春，公留東都，有 新安吏 石壕吏 等詩。錢注采用黄鶴説，引 舊唐書 曰：“乾元二年三月，九節度之師敗于安陽河北。”所説不誤。遺憾的是，黄鶴辯駁師古注時已不清楚師古錯誤的緣由出於誤讀趙次公注兩用“明年”，錢注雖采用了正確的黄鶴注，但也未能交代清楚 新安吏 宋注的來龍去脉，這與錢謙益没有讀到收録趙次公注的 九家集注杜詩 有關。需要特别指出，錢謙益自詡爲獨得之秘的對玄宗、肅宗父子關係問題的發覆，其實源於宋注。以玄、肅父子關係解釋杜詩的宋代注家並不少，包括杜田 補遺、薛蒼舒、師尹、蔡夢弼等。宋注的弊端是闡釋的分寸感把握不當，使得洞見掩没在附會之中。宋注闡釋附會者如 初月，杜田 補遺 釋此詩曰：是詩肅宗乾元初，子美在秦州避亂時作。微升古塞外，喻肅宗即位於靈武也。已隱暮雲端，喻肅宗爲張后與李輔國所蔽也。按 唐史：肅宗即位於靈武，立淑妃張氏爲后。后善牢籠，稍稍預政事，與中人李輔國相助，多以私謁撓權。徙太上皇西内，譖寧王倓賜死，皆其謀也。及肅宗大漸，挾趙王係謀危太子，卒以誅死。師尹注亦含此意：“此蓋譏肅宗始明而終暗也。”二注皆載於 九家集注杜詩。錢謙益雖未見 九家集注杜詩，但他參考的 草堂詩箋 轉引了杜田補遺注文，蔡夢弼注又指出：“是時肅宗乾元初，甫在秦州避亂，作此詩以刺肅宗即位靈武，不能昭明其德，而李輔國居中用事，恩寵太過也。”錢注參考的 補注杜詩 也引薛蒼舒注：“魏泰云：夏鄭公評杜公 初月詩曰：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以謂意屬肅宗。鄭公善評詩者也。”初月 詩作於乾元初，離杜甫擔任左拾遺、接近肅宗權力中樞的時期不遠，此時杜甫剛棄官華州司功參軍、退居秦州，正處於脱離官場、總結此前出處心迹的反省階段，宋代注家普遍認爲 初月 是杜甫處於通過親身見聞（以房琯黨被貶）反思玄、肅父子關係的情緒之下所作的最早詩篇，能 從“按 唐史 云云”以下是杜田 補遺 對肅宗即位直至去世前張皇后、李輔國把持朝野權勢的延伸描述，時間已不限於杜甫作 初月 的乾元初年。文史2023 年第 3 輯總第 144 輯232見出宋注以玄、肅父子關係解釋詩義的普遍自覺性，只是直接證據稍有不足。再如 哀江頭，蔡夢弼以玄、肅父子關係妄加發揮，釋“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曰：“渭水即京城之水，劍閣在蜀，甫覩渭水東流，翻思玄宗既入劍閣，彼此消息斷絶，深咎肅宗不能迎父歸大内，以盡孝道故也。”又釋“人生有情淚沾臆”説：孝經：父子之道，天性也。孩提之童幼而知愛其親，莫非自然之性。人生天地間，皆有自然之性。肅宗與父間隔，恬不留意迎還，曾江水江花之不如乎！夫花落於水，尚與水同流，無有終極，況父子而可彼此無消息哉！凡民生有性者，皆爲之沾臆，豈天子所宜滅天性耶！此詩作於杜甫陷賊長安時期，此時玄、肅父子尚未産生隔閡，而且杜甫尚未接近權力中樞，無從了解玄、肅父子關係，蔡夢弼注過於附會。又如 成都府“初月出不高，衆星尚争光”一句，九家集注杜詩 引杜田 補遺 持玄、肅父子關係説釋曰：是詩子美寓意深矣。淮南子 云：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也。詩 曰：桑榆之景，理無遠照。今也日薄桑榆，而其光翳翳，止足照我衣裳，則不能遠照矣。以喻明皇播越，傳位肅宗，以太上皇居西内，則不能照臨天下也蓋肅宗即位於天寶之丁酉，而子美乾元庚子至成都，以其時考之，故知其寓意如此。黄氏 補注杜詩 也引用了這段注文（寫作“修可曰”）。黄鶴駁斥説：公以乾元二年十二月至成都，而玄宗以上元元年七月遷于西内。今詩云 季冬樹木蒼，則是初到成都時作，先明皇遷西内半年。修可謂託意明皇遷西内，肅宗即位未久，而安、史之徒尚在，恐未必然。對於上述三首詩宋注的玄、肅父子關係説，錢注都采取了否定態度。錢注 初月 全未涉及玄、肅父子關係問題，僅以二謝詩標明無關緊要的“菊花團”詞源。錢注 哀江頭 不取蔡夢弼説，箋曰：此詩興哀于馬嵬之事，專爲貴妃而作也。清渭、劍閣，寓意于上皇、貴妃也。玄宗之幸蜀也，出延秋門，過便橋渡渭，自咸陽望馬嵬而西，則清渭以西、劍閣以東，豈非蛾眉宛轉、血污遊魂之處乎？故曰“去住彼此無消息”。行宫對月，夜雨聞鈴，寂寞傷心，一言盡之矣。“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即所謂“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絶期”也。其中特地拈釋“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雖未指名蔡夢弼，亦可謂有的放矢。錢注 成都府 根據黄鶴注摒棄杜田 補遺（修可）説，采用 困學紀聞 之説：“謂肅宗初233錢注杜詩 注文抉原立，盗賊未息也。”以上三首詩涉及玄、肅父子關係問題，錢注不用帶有附會性宋注是對的，但宋注對玄、肅父子關係問題的發覆與强調具有啓發性。還有一些詩篇的宋注對玄、肅父子關係問題的闡釋較爲合理，錢注采用了宋注，却未加説明，客觀上掩蓋了宋注的原創發明權。如 杜鵑行，師古注：時禄山反，陷兩京，明皇西走幸蜀，既失帝位，奈何又棄骨肉而孤寓他邦。是時諸王公主皆爲賊所翦滅，豈非杜鵑化而似老烏之比乎。觀此詩有“雖同君臣有舊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