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与汉赋溯源的散文视野.pdf

求是学刊2023年第4期左传 与汉赋溯源的散文视野杨 金 波摘 要：章学诚推动汉赋溯源视野由韵文而散文，提供了 左传 与汉赋沟通的理论空间。汉前之散文，左传 与汉赋的物理联系最为清晰；汉赋张扬宏丽的风骨气韵，“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美学风格，前代散文只有 左传 的大风泱泱可操左券；汉赋的显性文体特征假设问对，在 左传 中以“或曰”的形式孕育存在。拓展“文学即诗学”的思维方式，会看到 左传 作为汉赋源头之一的实际情况，也有助于构建更为开阔的早期文学发展认知格局。关键词：左传；汉赋溯源；物理联系；美学渊源；假设问对作者简介：杨金波，宿迁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宿迁 223800）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左传 历史书写与文学生成研究”（21BZW079）；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典学与中国早期文学的历史格局研究”（20&ZD263）DOI编码：10.19667/23-1070/c.2023.04.014关于汉赋起源的讨论涉及诗、骚及诸子散文等大部分文学意味较强的汉前文献，对 国语 亦有所提及，而于先秦散文表率之 左传，只有刘师培在评价具体作品时微言“其原出于 春秋”，然而并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汉赋兼具诗与散文的特点，作为汉赋形成标志的骋辞大赋外在形式更接近散文。在汉赋溯源视野由韵文而散文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对 左传 的汉赋源头地位予以确认。本文以左传 与汉赋之间的物理联系为前提，主要从美学渊源和文体特征等方面对二者的延承关系试作探讨，并由此引发在文学生成层面对早期之诗与散文间距离的思考。一、汉赋溯源的思考方式与“出入诸子”的理论空间关于汉赋起源的讨论大体可分为概念溯源、时序溯源、分类溯源和文体溯源四种思考方式，分别体现为追问“赋起源于什么”“汉赋起源于什么”“什么样的汉赋起源于什么”以及“汉赋的什么起源于什么”等不同研究立场，形成了以“祖诗宗骚”、“出入诸子”为主体的“多源”认识层级体系。从“祖诗宗 刘师培：论文杂记，中国中古文学史 论文杂记，舒芜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37页。刘勰 文心雕龙 诠赋 云：“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 楚辞 也。”是为“祖诗宗骚”。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77页。章学诚言：“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是为“出入诸子”。章学诚：校雠通义 卷二，文史通义校注 附录，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64页。古代文学研究新视界：汉赋研究-147骚”到“出入诸子”，即由韵文而散文，是汉赋起源认识的突破，而“出入诸子”之说作为章学诚中国学术体系宏大构建的一部分，在其立论起点处可以找到 左传 成为汉赋之源的存在空间。概念溯源，即从概念出发对早期文本中有关赋的表述进行解读与再阐释，进而努力在理论框架内寻找发生发展轨迹，其实质更接近于赋体溯源，主要讨论了赋与诗、诵、荀赋及隐语等的关系。汉赋概念溯源的讨论集中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有关赋的诸多基础材料在彼时被挖掘或重新梳理，当代赋学研究的一些主题也由此生发。汉赋的概念溯源给我们的主要启示是赋与诗有密切的关系，赋与诵可能具有字源关系，诵是诗与赋在理论上的分界点，荀子以赋为题较早进行了创作实践。概念溯源虽然或以汉赋命题、或讨论时不可避免地涉及汉赋，但本质上是对赋的溯源，属于汉赋溯源上一层级的讨论。概念溯源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结论一元化，核心指向为诗，另一种被作为汉赋源头讨论、同样具有漫长学术史可回顾的文体是骚。汉赋与骚存在时间更相近且有交叉，以骚为汉赋源头是一种更贴近当下的思考，是一种时序溯源。汉赋时序溯源中应注意的是“祖诗宗骚”二元层级体系的建立。朱自清言：“离骚 各篇多用 兮 字足句，句读以参差不齐为主。兮 字足句，三百篇中已经不少；句读参差，也许是 南音 的发展。”骚与诗存在明确的渊源，但“祖诗宗骚”，更多并不是从由二 南 到 离骚 这条线索发展而来的，决定这种认识的是宗经观念。时序溯源实现了汉赋起源的讨论从追问“赋起源于什么”到追问“汉赋起源于什么”的转变。分类溯源即按照一定的标准对汉赋进行归类，分别追溯其源头，变追问“汉赋起源于什么”为追问“什么样的汉赋起源于什么”。与概念溯源和时序溯源比较，分类溯源的思考方式更注重文本自身，但也正是这样的出发点，使这种溯源方式从一开始就面临了一个难题如何分类？章学诚考述 艺文志 著录得失时感叹：“今诸家之赋，十逸八九，而绪论之说，阙焉无闻，非著录之遗憾與？”间接道出了时人认知赋文一体艰难的缘由：原始研究对象缺失，原始认知缺失。原始研究对象与认知的缺失，造成了汉赋分类的众说纷纭多者如 文选 列举了十几种，少者如明代祝尧分成四类，近人马积高和万光治各分为略有不同的三类。分类溯源带来的是汉赋的“多源化”认识。与“什么样的汉赋起源于什么”相近的思考方式是“汉赋的什么起源于什么”，所谓“汉赋的什么”即汉赋的文体特点，是谓文体溯源。这一思考方式不再直接面对汉赋如何分类的问题，而是将目光下移，关注了汉赋的文体特点。章学诚的著述中较早体现了这种意识。其在 校雠通义 中言：“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 储说 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 类辑之义也。”此段文字为论汉赋者广泛征引，其对于汉赋溯源讨论的意义与启示至少有三。其一，章氏之言具有了将赋与汉赋剥离讨论的意识。章氏言“原本诗骚”，既以骚为“原”，自在 骚 之后，时间上进入汉代，关注对象应为汉赋。其二，章氏之言体现了从文体特点出发对汉赋进行溯源的方法论认识。通过“假设问对”等文体特点使汉赋与战国诸子关联起来，与别在它处的论述作具体文本比较，建立起的是从文本到文本的更具现实意义的源流关系。其三，章氏之言将汉赋起源的视野从韵文拓展至散文。这种突破对思考中国文学史书写大有裨益：散文成为具有中国文学自觉地位的汉赋的源头，可以反推散文在文学史上的应有位置，进而重新认识以诗学为文学之正宗的文学史思考方式。章学诚将汉赋的源头从韵文拓展到散文，而对先秦散文，我们很容易想到 左传。为什么章学诚 朱自清：诗言志辨 经典常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61页。章学诚：校雠通义 卷二，文史通义校注 附录，叶瑛校注，第1064页。章学诚：校雠通义 卷二，文史通义校注 附录，叶瑛校注，第1064页。-148没有将 左传 纳入汉赋源头之列呢？我们需要从其在 诗教 中有关“出入诸子”的具体论述中寻找答案。其一，在主观认知上，章氏区分文、史为两个范畴，左传 在起始点即被排除在观察视野之外。章氏论证汉赋“出入诸子”，是一个逻辑严整的宏观理论建构，要言即：文本于六艺多出于诗教体备于战国情深于诗骚。在这个环环相扣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在论证文体皆备于战国时言：“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辩。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章氏将经学、史学、立言三者区分开来，进而将此三者的“文集”与“辞章之属”区分开来。由此，则不论 左传 属于经学还是史学，都与辞章不同，左传 与汉赋所源出的诗教是分属于不同系统的。其二，在客观方面即行文结构上，章氏之 诗教以战国为时间节点论文，对战国之文的关注点则限于诸子，左传 又不在考察范围之内。如 诗教开篇明义：“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立足点为战国，讨论战国的关注点是诸子。其三，在具体观点上，章氏对战国之文与以汉赋为主的汉代之文做了多方位的文本比较，但其以战国之文为汉赋之源，重要依据是从行人之官到纵横之学再到汉赋的联系，这其中行人辞令作为关键一点被突出出来，则值得思考。诗教“至广”可由战国而汉代，需要建立起诗教与战国之文的联系、战国之文与汉赋的联系。对于前者，章氏言，“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而“比兴之旨，讽喻之义，固行人之所肄也”；对于后者，章氏言，“赋家者流，纵横之派别，而兼诸子之余风”，要之即行人承比兴之诗教，纵横本行人之官，赋为纵横之支流。打开这一逻辑脉络的钥匙是行人辞令。那么，行人辞令在变为纵横家言之前保存在哪里呢？汉赋是更接近纵横家言还是更接近行人辞令呢？上列第一、二点告诉我们，在汉赋之源由韵文而散文的关键节点上 左传 缺席，只与其文本性质相关，而与其内容无关，是由于章氏文、史之区别所导致的制度设计性缺席。第三点则直接说明 左传 具有成为汉赋之源的讨论空间。是以刘师培虽然认为“诗赋之根源，惟行人研寻最审”“骋词之赋，其源出于纵横家”，但面对具体作品的复杂状况时亦言：“赋体既淆，斯包函愈广；故六经之体，罔不相兼。相如上林，枚乘 七发，聚事征材，恢廓声势其原出于 春秋；及左思之徒为之，迅发弘富，博厚光大，亦史传之变体也。”在刘师培那里，左传 与汉赋的距离又近了一步。二、汉赋与 左传 的物理联系在汉赋溯源的讨论中，针对“不歌而诵谓之赋”，赵逵夫追问：“究竟哪些文体由于用了诵的手段而演变为赋？是什么人完成这种转变的？”傅刚认为“楚辞 不是赋的源”的依据是：“依据现存的材料，最早提到屈原的，应是贾谊。”“楚辞 虽然产生在战国时期，但对北方文人发生影响却远在汉代，严格地说，要在景帝末、武帝初。”除文本内容比较外，在源文本与受影响文本之间建立起物理联系，是汉赋溯源要面对的重要课题。下文将围绕“游梁”及“东受七经”等有关司马相如讨论的热点问题，以司马相如的教育背景为中心提供三种情况以供思考。其一，贾谊和司马相如曾先后生活在睢阳。艺文志 用扬雄“贾谊登堂，相如入室”之言，我们自然 章学诚：诗教上，文史通义校注 卷一，叶瑛校注，第61页。章学诚：诗教上，文史通义校注 卷一，叶瑛校注，第60页。章学诚：诗教上，文史通义校注 卷一，叶瑛校注，第61页。章学诚：诗教下，文史通义校注 卷一，叶瑛校注，第80页。刘师培：论文杂记，中国中古文学史 论文杂记，舒芜校点，第116页。刘师培：论文杂记，中国中古文学史 论文杂记，舒芜校点，第137页。赵逵夫：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 上，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86页。傅刚：论赋的起源和赋文体的成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84、85页。班固：艺文志，汉书 卷三十，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56页。-149可以看作是对二人分别所作评价，但其前的“如孔氏之门人用赋”实应得到重视，司马相如与贾谊之间是具有共同或者至少是共通之学术渊源或学术归属的。贾谊是 左传 传承谱系中的关键人物，我们可以从中思考司马相如受 左传 影响的可能。综合 汉书 的 文三王传 贾谊传 司马相如传，大体可以梳理出这样一个脉络：贾谊“年二十余”被汉文帝召为博士，“岁中至太中大夫”，但很快因“毁”改任长沙王太傅，约4年后才被召回并拜为梁怀王太傅，此后直至梁怀王坠马身亡，贾谊在睢阳度过了约7年的时间。梁怀王无子，死后两年左右时间，原淮阳王刘武“徙梁”，是为梁孝王。贾谊传将此一变动与贾谊的 请封建弟子书 联系起来。梁孝王入朝次数较多，司马相如从其“客游梁”的时间应当是在“梁孝王二十九年”那次入朝，也就是汉景帝七年（前150），其后直到梁孝王去世的7年时间里，司马相如都生活在睢阳。贾谊离开睢阳至司马相如到达睢阳，有约19年的间隔，但王府毕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即使梁孝王的“梁园”与梁怀王的王府位置不重叠，亦存在二人不同时间生活于相同空间的可能。那么，如果贾谊留下痕迹，司马相如能否见到呢？对此，可以关注两个情况：首先是贾谊离开睢阳随梁怀王入朝属于偶然情况，不会做好一去不返的准备，则贾谊传自张苍之 左传 留在睢阳的可能性最大；另一个关键点是，左传 是有文本的，与其他文献依靠口口相传的师承关系不同，允许传承者在时间上不无缝衔接。如上，司马相如具备接触 左传 的客观条件。对司马相如与 左传 的关系，另可作为旁证的是司马相如精通小学。艺文志 收司马相如“凡将 一篇”，其后的说明中进一步明确：“武帝时，司马相如作 凡将篇，无复字。”是以刘师培言：“然相如、子云，作赋汉廷，指陈事物，殚见洽闻，非惟风雅之遗音，抑亦史篇之变体。”将汉赋与小学即文字学联系在一起。可以思考的是，精通小学是阅读“古文”的前提，也可能是在阅读“古文”过程中形成的技能。其二，司马相如曾在“少好学，通 春秋”的蜀郡太守文翁治下生活过一段时间。由于 史记 汉书 记述不详，三国志 许麋孙简伊秦传 旁出“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之说，学界所作之讨论至今遗响不断。这里我们所关注的不在于司马相如是否曾受文翁所遣，或者在所遣之列，只观察其生活环境中的文化氛围即可：文翁派遣才俊学于京师，所受“七经”应包含 春秋，而文翁自身亦“通 春秋”。汉书 循吏传 记：“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 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这就决定了当时蜀地 春秋 之学应为显学。而正是这一时期，梁孝王去世后即汉景帝末年，司马相如回到蜀地，并在此生活6年。红袖当垆、青衫煮酒之余，司马相如所浸染的是浓厚的 春秋 学氛围，其在 天子游猎赋 和 封禅书 中亦分别提到了 春秋。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一直将公羊学作为西汉 春秋 学的代表，实则公羊学至董仲舒方发扬光大，且其中浓厚的治世意味并不适合所有阶层的人研习。文献中关于汉初之人研读 左传 或史书的记载，可以证明司马相如时代的 春秋 之学不限于公羊或谷梁之说，左传 应在其列即使不作为解经文本，而只作为史事补充存在。另一方面，司马相如对于赵国及赵人的向往为学界公认，此说明其对历史关注的同时，也是其研读 左传 的思想基础。其三，接纳“梁园文学群体”的汉武帝并不喜欢纵横家。以司马相如 天子游猎赋 为标志的骋辞大 班固：艺文志，汉书 卷三十，颜师古注，第1756页。班固：文三王传，汉书 卷四十七，颜师古注，第22102212页。班固：贾谊传，汉书 卷四十八，颜师古注，第2222、2230、2260页。班固：司马相如传，汉书 卷五十七上，颜师古注，第2529页。班固：艺文志，汉书 卷三十，颜师古注，第1720、1721页。刘师培：论文杂记，中国中古文学史 论文杂记，舒芜校点，第111页。班固：循吏传，汉书 卷八十九，颜师古注，第3625页。陈寿：许麋孙简伊秦传，蜀书 八，三国志 卷三十八，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73页。班固：循吏传，汉书 卷八十九，颜师古注，第36253626页。-150赋的生成，时间意义也即前文所说的以时序溯源的思维方式观察，会同战国诸子相关，但其中应该思考的是“纵横家言”在当时的地位问题。实际上，纵横家言对汉赋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首先，看汉武帝的态度。梁孝王招揽的文人，其后部分为汉武帝所用，即便这些人只是言语侍从之臣，也不可能与汉武帝的认识过于相左。据 汉书 武帝纪 所记，汉武帝即位后曾广招天下贤才，而对于这些被招揽来的贤才，丞相卫绾认为：“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从这些“贤才”最终被罢免的情况看，汉武帝是认同卫绾的说法的，即苏、张之言“乱国政”。从汉武帝对纵横家的态度并不友好来看，被汉武帝收编的梁园文人用纵横家言的可能性不大。至少，纵横家言不是梁园文学群体思想来源的全部。其次，看刘勰的总结：“至汉定秦楚，辨士弭节，郦君既毙于齐镬，蒯子几入乎汉鼎；虽复陆贾籍甚，张释傅会，杜钦文辨，楼护唇舌。颉颃万乘之阶，抵戏公卿之席，并顺风以托势，莫能逆波而泝洄矣。”进入汉代，纵横家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土壤，郦食其和蒯通的下场会给汉代文人很好的警示，即使仍有“顺风托势”的“颉颃”或“抵戏”，已经于大势无补。最后看东方朔的反思：“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焉。今则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时与势的不同决定了汉武帝时期纵横家思想的式微。梁怀王所招揽的宾客文人为司马相如接触包括 左传 在内的更多文献资料提供了帮助，而从汉武帝对司马相如的赏识看，其学术渊源当与纵横家无更大联系。如上，我们对司马相如与 左传 可能产生的关联做了简要梳理，第一、二点从正面挖掘其可能，第三点从侧面排除纵横家言。其中或有假设，而目的在于勾连一种脉络，从而使完善成为可能，其核心是为寻找司马相如骋辞大赋创作的教育或思想背景而努力。鲁迅说：“盖汉兴好楚声，武帝左右亲信，如朱买臣等，多以楚辞进，而相如独变其体，益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与当时甚不同。”司马相如之创作是汉赋的一部分，但其独特性是汉赋溯源应重点关注的。三、骋辞大赋的美学渊源孙少华言：“严格来说，与汉初 辞赋 不同，真正称得上 汉代 之赋者，应该是汉武帝召见司马相如以后的赋作。”汉代文学的认知坐标应在骋辞大赋。同时，骋辞大赋是对大汉帝国天朝气象的主观呈现与客观反映，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气韵风骨，汉代之前的文本只有在 左传 中能够获得。而由于观照对象及写作目的不同，骋辞大赋所创造的是一种更纯粹的文学审美。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中国的文学和艺术是在骋辞大赋这里完成了诗、乐之融合后的第二次靠近。下面我们围绕“骋”字，对骋辞大赋及 左传 带给我们的审美体验略作比照。骋辞大赋之“骋”，首先体现为一种穷尽式表达。各家辞书引 庄子 天地“时骋而要其宿”之注“皆恣而任之，会其所极而已”解释“骋”，是对骋辞大赋之“骋”的精准注脚。在 天子游猎赋 中，司马相如通过自己所经历的、所知道的乃至所能想象的，将上林苑的山川石木、田猎的壮观场面、置酒张乐的千唱万和等描写到极致。比如其描述后宫北园之所有：“卢橘夏孰，黄甘橙楱，枇杷橪柿，亭柰厚朴，梬枣 班固：武帝纪，汉书 卷六，颜师古注，第155156页。刘勰：文心雕龙 论说，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第173页。东方朔：答客难，班固：汉书 卷六十五，第28642865页。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81页。孙少华：“皇权”与“不死”汉赋早期两大文本主题与“梁园文学”之兴起，文史哲 2021年第1期，第113页。刘勰：文心雕龙 诠赋，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第79页。郭庆藩：庄子集释 卷五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14页。-151杨梅，樱桃蒲陶，隐夫薁棣，荅遝离支。”至少有15种水果。其后又补充了“沙棠栎槠，华枫枰栌，留落胥邪，仁频并闾，欃檀木兰，豫章女贞”等14种或结果或不结果的树木。显然，这些植物不可能集于一地，司马相如要表达的是一种盛况，或者只是一种展示。骋辞大赋对穷尽式表达的追求在 左传 中体现为对历史的仰望与追溯。文公十八年（前609），莒太子仆弑君后逃到鲁国，季文子解释驱逐他的原因时，不厌其烦地列举了高阳氏“才子八人”，高辛氏“才子八人”，帝鸿氏、少皞氏、颛顼之“不才子”的情状，虽为表达自己“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而亦不无炫耀历史知识的成分。这种对历史的追溯或者过度追溯在 左传 中较为普遍。左传 引经征史，说明其成书于一个较为完备的经史流传系统中，骋辞大赋创作的时代，历经秦祸，新的经史体系则尚未建立起来，这为文学表达提供了空间。骋辞大赋和左传 由于观照对象不同，在“骋辞”内容方面亦有所不同，但对于所述物象作穷尽式表达的追求上是一致的。这就决定了两者以广博宏大为目标的共同审美取向。骋辞大赋之“骋”，也体现在“直陈其物”上。许慎解释“骋”为“直驰也”。骋辞大赋对描述对象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挖掘，其中也有渲染的成分，但其主体是对物象或事件的简要罗列，这也是骋辞大赋的铺排区别于“楚辞”铺排的重要元素。天子游猎赋 描述“云梦”时，用“其东”“其南”“其西”“其中”“其北”“其高”“其埤”“其上”“其下”等9个方位词为我们建立一个开阔立体的格局，而填充其中的是简明扼要的物象。描述田猎过程时则只是排列了“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以及“推蜚廉，弄解鹿，格虾蛤，猛氏，褭，射封豕”等10个精短的词组。骋辞大赋规制宏大，内容更加宏大，这来源于具体表述时的“直陈其物”使其内容具有了无限的张力。与骋辞大赋“直陈其物”神似的是左传 的直书其事。直书其事是 左传 最根本的成文方法，有时颇具“喜剧”意味。对僖公十七年（前643）春秋 所记的那次“公至自会”，左传 解释“犹有诸侯之事焉，且讳之也”。“讳之”的“之”是指鲁僖公被人扣留了9个月这件事，“犹有诸侯之事焉”的直书则使这一解释悲喜交加。骋辞大赋与 左传一主体物一主述事，但共同的方法都是直观陈述，这涉及赋与文的差别问题。王世贞在 艺苑卮言 中说“长卿以赋为文”，实际上文和赋在形式上的区别主要在于用韵的多少，二者必然具有亲缘关系。骋辞大赋的“直陈其物”和 左传 的直书其事成就了两者清峻健朗的美学风格。骋辞大赋之“骋”，还体现在由行文严整或错落所带来的明快的节奏感上。“骋”之古字为“”。三马并行，亦“同”亦“和”，我们可以想象那种有节奏的律动。所以，骋辞大赋虽有语言艰涩之憾，但整体感受绝不呆滞。于 天子游猎赋 这部交响乐章而言，“于是”是大的分隔符，或字数相同或错落有致的句子构成了一个个小的咏叹调。描述游猎后的置酒张乐，司马相如说，“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这是同频共振。描述天子自省后的作为，司马相如想象：“袭朝服，乘法驾，建华旗，鸣玉鸾，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途，览观 春秋 之林，射 狸首，兼 驺虞，弋玄鹤，舞干戚，载云，掩群雅，悲 伐檀，乐乐胥，修容乎 礼 园，翱翔乎 书 圃”这是异韵相谐。或者通过承接有序的动词，或者通过内容上的关联，骋辞大赋建立起了自己的行文节奏，这样的节奏 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班固：汉书 卷五十七上，颜师古注，第2559页。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班固：汉书 卷五十七上，颜师古注，第2559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36642页。许慎：说文解字 卷十上，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01页。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班固：汉书 卷五十七上，颜师古注，第25352536页。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班固：汉书 卷五十七上，颜师古注，第2563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73页。王世贞：艺苑卮言校注 卷二，罗仲鼎校注，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第87页。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班固：汉书 卷五十七上，颜师古注，第2569页。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班固：汉书 卷五十七上，颜师古注，第2573页。-152与宫苑游猎主题相配合，带来了明快雅洁的审美感受。左传 有节奏感的行文主要在“记言”中，其节奏感往往通过环环相扣的逻辑思考体现。如著名的北宫文子论威仪：“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通过一个“可”字，左传 将这一系列并行的枯燥的义项群串联起来，以逻辑思维建立行文的层次感，从而生成独特的节奏，环环相扣，一气呵成。骋辞大赋和 左传 错落有致的行文节奏感，共同带给我们以明快舒展的审美体验。骋辞大赋与 左传 在审美上的相通，首先来自于其所记述和所处时代的社会形态。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交汇的宏大历史背景，造就了春秋时代的坦荡与从容，造就了春秋人物的独行与特立，也成就了左传 行文的开阔舒展。汉朝至武帝时国力日强，天朝气象彰显。在大一统的社会环境中骋辞大赋应时而生，其广博宏大的审美取向是时代氛围的一部分。骋辞大赋与 左传 在审美上的相通也来自于两者相近的生成环境。左传 具有私人著述的性质，但所依据的材料仍主要是史官记录，是以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官师合一人文体系的余响。而汉代的“言语侍从之臣”，显示了这种体系的重建。许结指出：“武帝欣赏相如赋，既是被赋中的修辞之美、夸饰之美和气象之美所吸引，也与他所代表的汉帝国的政治文化建构相维系。”对这种“维系”，其进一步申明：“汉代宫廷赋之兴起，与汉武帝朝 崇礼官，考文章、定正朔、易服色 与 立乐府 等一系列的制度的建立相关。”较之于诗，骋辞大赋与 左传 生成的人文环境更为接近。骋辞大赋与 左传 在审美上的相通当然还来自于作者的主观意志：“从王道衰微到世族乱政再到陪臣交叛，是春秋时期社会发展大致脉络，也是 左传 记录的主要内容，但 左传 对此的表述，即少 黍离不复闵宗周 之叹怨，更无 雕栏玉砌应犹在 的亡国之音，这是史官文化 书法不隐 的自然表现，也是 左传 思而不惧、大风泱泱之美学追求在效果层面的注释。”而骋辞大赋“体国经野”的书写视角，对穷尽式表达的追求，展示描写对象时的“直陈其物”，行文具有的明快节奏感等，都显示了其对 左传 这种大风泱泱气韵风骨的延承与发展。同时，骋辞大赋更创造出一种以语言为中心的纯粹的文学审美视域。四、骋辞大赋的假设问对与 左传 的“或曰”书写章学诚认为汉赋“出入诸子”，列举了假设问对、恢廓声势、排比谐隐和征材聚事四个比较方向，其中假设问对属于结构形式范畴，恢廓声势和排比谐隐侧重于成文方法，征材聚事则关注了文章内容的来源。对“一代之文学”作出区分，结构形式是首要的着眼点。我们说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主要区别即是外在形式。作为骋辞大赋起点的 天子游猎赋，不仅脱离了楚辞以“兮”足句的显性外在特征，在行文结构上与楚辞引言加正文再加“乱”的三段式也差别明显，体现为一种与叙事文体更接近的文章结构方式，即章氏所言的“假设问对”。这是汉赋文体独立的根本标志，也是我们讨论汉赋起源问题时应特别重视的。那么，有没有比章氏所说的庄子、列子寓言和假设问对更接近的文本呢？我们看到，骋辞大赋如司马相如 天子游猎赋 的假设问对，与枚乘 七发 等稍早的问对相比，至少包含两个特点：一是问对的主体为虚构人物；二是问对的核心在“对”，要之即虚问实对。较之先秦文本中普遍存在的问对，这一文章结构方式与 左传 的“或曰”书写方式更为接近。其一，左传 中的“或”主要作为不定代词使用，译为“有人”或“某人”。春秋左传词典 在“或”字下列有四个义项，实质上这些义项都可归在“有人，某人”义项之下：“有也”义项下的举例为“自古以来，未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195页。许结：赋学：制度与批评，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6、199页。杨金波：世族书写与 左传 叙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12页。-153之或失也”，“未之或失”即“未或失之”，没有人丢弃这些（聘、朝、会、盟）礼数；“又也”义项下的举例为“或将丰之，不亦难乎？”将“或”译为“又”强调递进可以，但翻译为“有人”更符合整个对话的情境；“表示不肯定副词”义项下的举例为“死而利国，犹或为之”，此与臧哀伯谏纳鼎之“义士犹或非之”相同，“或”译为“有人”最为贴切。检索显示，左传 中“或”字共出现96次。12次与“者”连用表示推测，其中又有7次主语为“天”即“天或者”，是具有强烈肯定性质的推测。其余独立出现的84次绝大多数可译为“有人”或“某人”。比较特殊的是两个“或”连用，如“或抚其内，或营其外”“越子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进”等，在今天的意义上这些句子中“或”的词性可以作不同理解，但联系上下文，这些“或”实际上仍是代词。左传 中的“或”与 公羊传 谷梁传 中的“或”用法不同，且有的出现在盟辞中，所体现的应是“或”字较原始的义项，此即如 诗 北山 连用12个“或”都作“有人”之解。以“或”代指不确定的某人，是“或曰”成为一种对话记录方式的前提。其二，左传 以“或曰”构建了一种弱化语言主体的表达方式。左传 中的“或曰”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为“或谓”，一为“或曰”。左传 通过这些“不确定”的发问者所提的问题领起下文或者引出议论，构建了一种严谨而准确的表达方法。文公十五年（前612），春秋时代著名的情种公孙敖去世后，左传 记述了其两个儿子回到鲁国后的情况和“一人门于句，一人门于戾丘”的结局。左传 的这段记述与解经无关，与前后事件也没有关联，记录的目的在于突出“二子”的“远礼不如死”的认识，而整个过程以“或谮之曰：将杀子”为转折将事件结构起来。文公十年（前617），楚国的申舟在田猎过程中鞭打了宋昭公的仆人，左传 以“或谓子舟曰：国君不可戮也”为引领，记述了申舟的一段议论，强调的“敢爱死以乱官乎”与“守道不如守官”思想一致。此段记录中申舟的言论与“或曰”的内容并不对应，所以杨伯峻解释：“或人盖评子舟辱诸侯，太刚强，子舟则答以有何强乎。”也就是说，“或曰”的内容是有所省略的。这从侧面反映了本段文字记述的侧重点并不在“或曰”：不但是什么人说的不重要，甚至说的内容也不是关键。左传 对襄公十七年（前556）宋国“筑台”之事的记述也可印证这一说法。宋国的皇国父想要给国君修筑一座台，子罕的态度是应等待农事完毕后再进行，宋平公没有听从。但当筑台之人有所怨言时，子罕用行动和语言维护了国君的决定。随后，左传 只用“或问其故”四个字引出子罕的观点，也即本段记述所要表达的核心意旨：“有诅有祝，祸之本也。”同时，关于此段文字以“或问其故”之衔接所体现的严谨准确表达，可以对照 晏子春秋 中以晏子为主人公，而内容相近，但有如流水账式的记录。其三，左传“或曰”的书写方式是一种主观行为。左传 记录春秋时代的历史，对材料有自成体系的组合结构方法，以“或”指代某人，不只是因为“或”具有这一义项，更体现了作者主观上对表达方式的选择。僖公四年（前656），晋太子申生自缢之前，左传 记述了以“或谓大子：子辞，君必辩焉”和“曰：子其行乎”为领起的两段对话，这两段对话相连且内容也相关，发问者应为同一人即“或”。记述此事，国语 以“人谓申生曰”有类似后者之问，史记 则以“或谓太子曰”有类似前者之问。那么，左传 中的“或”有没有可能原本有具体的姓名呢？谷梁传 言：“世子之傅里克谓世子曰：入自 杨伯峻、徐提：春秋左传词典，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95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014、1707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611612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578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033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298页。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80页。司马迁：晋世家，史记 卷三十九，裴骃集解，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9761977页。-154明！入自明，则可以生；不入自明，则不可以生。”据此则里克有过类似“子辞，君必辩焉”的表达。礼记 言：“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谓之曰：子盖言子之志于公乎？曰：然则盖行乎？”据此则 左传 中的“或”就是晋文公重耳。如上，左传 以“或”代替发问者，为突出“回答”的主观意识就非常明确了。此外，左传 的“或曰”书写是一种主观行为，另有两点可为证明。一则，左传 中有的“或”有指定的范围。如昭公十二年（前522）南蒯计划背叛季氏的时候，左传 以“其乡人或知之，过之而叹，且言曰”领起一段议论，南蒯要去费地的时候，又以“乡人或歌之曰”引出一段歌谣。这两处“或”都有大的范围即“其乡人”，如果删除“或”，不影响意思的表达。所以，此处可以看作是“或”与“曰”主观组合成的一种书写模式。再则，除了“或”，左传 有其他的指代“某人”的方式。如哀公十六年（前479）楚国白公之乱，叶公到达郢都的时候有两段对话，左传 分别以“或遇之，曰”和“又遇一人曰”领起。有其他的对不确定人物的指代方法，但更多时候选择使用“或”，是“或曰”书写模式具有主观构建意识的另一明证。其四，以“或曰”提问是早期文本中较普遍的表达方式。以“或曰”弱化发问者的书写形式在 左传中表现最为集中，这样的表现与 左传 因言以成事的文本特点相关，但其在先秦文本中也是一种常见的表达方法。如 论语 之 公冶长 及 为政 篇中的发问者，庄子 山木 所记子桑雽之言，孟子 万章上 记万章之问等。其中，庄子 和 孟子 的“或曰”出现在人物语言中，主观弱化发问者的性质更为明显。汉代以后，以“或曰”作假设性提问的文章结构方式更为常见，如扬雄 法言 中的诸多“或曰”；又如杜预 春秋序 中的“或曰”，孔颖达分别解释为：“自述己怀，于文不次。言无由发，故假称或问而答以释之。”“亦以于文不次，故更假问答以明之。”则杜预之文是明确的假设问对，且是虚问而实对。如上，先秦文献中存在一种以“或曰”构成问对的书写方式，这种弱化提问者而强调回答的书写较多出现在 左传 中，而且，左传 具有对这一书写方式的主观构建意图。同时，与韩非等以说理为目标的“或问曰”相比，左传 的“或曰”创设的是具体情境。所以，司马相如骋辞大赋的假设问对与 左传“或曰”书写模式的距离更近。五、汉赋溯源视野的文学史认知意义汉赋溯源是汉赋研究的组成部分，但这种讨论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宏观观照的格局，就本文而言具体启示为：如何观察和认识早期的诗与散文之间的距离。这也是我们在章学诚“出入诸子”基础上要进一步将“散文”之范围前溯的原因所在。下面我们以汉赋溯源为中心，对诗、散文与汉赋之间的区别及联系略作陈说。首先看汉赋与诗的联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汉赋与诗的联系不能等同于赋与诗的联系。汉赋作为一种文体，已经脱离了作为文字之“赋”和作为方法之“赋”的内涵体系。而观察相关表述，会看到汉赋与诗最初建立起来的联系，既不是内容上的，也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功能上的。同时，汉赋与诗这种功能上的联系并不基于对汉赋创作实际情况的总结，而是一种期望或规轨。要而言之，汉赋与诗之关系的建立以讽喻功能为媒介，但汉赋不是继承了诗的讽喻功能，而是弱化了讽喻之功能。以儒家诗教为具体表现的宗经征圣的文学观念是汉赋与诗联系的真正纽带。那么，应该如何看待汉赋与诗的关系呢？赵敏俐对先秦诗学传统和儒家诗教作了区分，认为“先秦 春秋谷梁传注疏 卷八，范宁集解，杨士勋疏，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96页。礼记正义 卷六，郑元注，孔颖达疏，阮元：十三经注疏，第1276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3361338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703页。春秋左传正义 卷一，杜预注，孔颖达正义，阮元：十三经注疏，第1707、1708页。-155诗 学传统”“包括诗的抒情功能、言志功能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应有价值，由学习诗歌而形成的文化修养。而 儒家诗教 则特指对上述 诗 学传统的儒家式理解与阐释”。这是一种极具提示意义的思考。宏观上真正建立汉赋与诗的联系，需要重新挖掘诗之精神，还原与建立更接近诗之本义的诗学传统。而在微观上，仍然要将以篇章结构为着眼点的文本比较作为基础。较之目前 诗 中的篇章，清华简 周公之琴舞 向我们展示了诗的另一种存在形态。周公之琴舞 共9遂，即是由9首诗构成的组诗，从学者对其内容的研究看，具备问答的基本形式。更为重要的是，周公之琴舞 的每首诗前有“启曰”，后有“乱曰”，由此我们可以将刘勰所说的“序以建言”“乱以理篇”的赋体结构形式渊源从“楚辞”直接追溯到“诗”。徐正英认为 周公之琴舞 可能保留了 诗经 原始乐章的形态，则或者这样的诗在汉初仍有存留，或者其间接通过“楚辞”对汉赋产生影响。再看汉赋与散文乃至叙事散文的关联。汉赋中有没有叙事的篇章呢？这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原本有没有，二是我们认为有没有也即如何看待叙事。文选 所列赋篇诸体中并无“叙事”一体，但萧统在文选序 中这样描述赋：“述邑居则有 凭虚亡是 之作，戒畋游则有 长杨 羽猎 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很明显，萧统认为“纪一事”和“咏一物”都是赋的内容。如果我们按照这一思路对 文选 赋篇诸体再归类，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等都可归入“纪一事”之列。如何看待叙事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此我们只作一点直观的提示：中国古代的叙事并不一定完全以事件为中心，比如 左传 等以“理”为中心，史记 等以人为中心。认识汉赋与叙事散文的联系，我们再提供以下四种情况作为参考：其一，为什么 子虚赋 和 上林赋 可以合称为 天子游猎赋？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 天子游猎赋 外是否另外又有一篇 子虚赋 等，而是 文选 中的 子虚赋 和 上林赋，在其后被合为一篇即 天子游猎赋 这一事实。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