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的汪曾祺“味”.pdf

民谣的汪曾祺“味”3 1 9 民谣的汪曾祺“味”景李斌 林诗婷 内容摘要:汪曾祺曾用充满诗意的散文式语言风格书写了高邮的人间烟火气息,熔铸的是儒释道三家融合以后的中庸思想,而王尧的新作似乎也呈现了这种模式。王尧的第一部小说作品 民谣 运用散文体语言风格,以少年王厚平的视角复写中国历史长河中虚实难辨的记忆片段。民谣 呈现了与汪曾祺相似的散文化语言风格,为小说增加了诗意,同时也冲淡了文本的悲剧效果,融合的是汪曾祺所阐释的充满人情味的儒家精神。民谣 呈现的整体风格与汪曾祺小说散发的韵味不谋而合,隐藏在这其中的原因则与王尧作为批评家的身份有关。王尧作为批评家对汪曾祺有着深入的研究,因此学习了汪曾祺式的书写风范,民谣 整体隐约散发着汪曾祺小说作品中的味道。关键词:王尧 民谣 汪曾祺 散文语言 儒家思想 民谣 作为学者王尧的处女作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2 0世纪7 0年代的民间故事,主角王厚平有着和王尧本人相似的成长背景,虚实难分的叙事显示出小说独立不羁的品格。作者在结构上以旧入新,作了 庄子 架构的“杂篇”和“外篇”来补充前文,使 民谣 呈现出新的文体特征。民谣 在多方面实践着王尧本人所倡导的“新小说革命”,呈现出令人赞赏的“艺术创造精神”:“小说发展的艺术规律反对用一种或几种定义限制小说发展,反对用一种中国现代文学论丛3 2 0 或几种经典文本规范小说创作。”其中 民谣 的“内篇”在诗意的散文语言、冲淡的悲剧叙事、虚实之间的记忆复写、充满人情味的儒家思想等方面,都有种汪曾祺“味”这当然不是说王尧在平庸地模仿汪曾祺,而是正如王尧对于“小说革命”中“新”与“旧”的理性辩证认识:“小说革命 不是简单的 断裂,而是 联系 中的断裂;不是简单的以 新 代 旧,而是以 新 激活 旧。”长期以来对汪曾祺作品的喜爱、研究与推崇,无形中影响了小说 民谣 的风格,王尧在作品中继承了汪曾祺式的传统文人韵味。“我从青年时期阅读汪曾祺,最早的习作之一是讨论汪曾祺的散文。”“我们这些年来对汪曾祺先生的推崇甚至迷恋”,此处的“我们”,当然包括王尧本人。王尧与汪曾祺之间有着不解之缘,作为批评家他熟悉汪曾祺,而且王尧的家乡与汪曾祺的家乡高邮也离得很近,“因为地缘上的亲近,看到他那些风俗化的描写,我就很亲切。看他的文字有一种在场的情景感,仿佛回到了老家,遇到了很熟悉的邻家老先生,聊了起来,我向他请教问题”。受此影响,王尧也从散文创作走向小说创作,他笔下的乡村不土不俗,相反有一种异质的斯文气质,与“我”是一个文化人有关,与汪曾祺笔下的江南水乡有相似气质。一、诗意的散文语言 民谣 首段只有一句话:“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将太阳这一意象用通感的方式描写出来,定下王尧: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文学报2 0 2 0年9月2 5日。同上。王尧:关于汪曾祺和汪曾祺研究札记,文艺争鸣2 0 2 0年第1 2期。王尧: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文学报2 0 2 0年9月2 5日。王尧、孔小平:王尧:人要适度保持童心和“虚荣心”,扬子晚报2 0 2 0年1 2月3 1日。王尧:民谣,收获2 0 2 0年第6期。民谣的汪曾祺“味”3 2 1 了小说的基调,是饱含诗意和温度的。这一句更像是散文诗而不像习见小说的开头,或者准确地说,这部小说的开篇就显得很独特。我想起来了:冬天屋檐垂直的冻丁丁像支长长的温度计,测量着村庄的体温。秋季的颜色在稻谷收割后只剩下天空秋水树叶土地。春蚕在把一片片桑叶剪去。夏天的闪电比村庄所有的电灯都明亮。我呼吸冬寒夏热春暖秋凉。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得慢。前面一段是王尧描写的四季分明,冻丁丁、稻谷、蚕、闪电构成了四季,而后面一段是汪曾祺所写的四季,茅草、芦荻、蒌蒿还有雪的不同颜色;他们都是用温和的词汇和通感的意象构成文本的诗意。王尧说:“我曾经很长时间研究中国现代散文,也较长时间写作散文,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写作小说的语言。除了文学的渊源外,写作者个人的心理、气质和趣味影响了语言。”在一些采访中,王尧提到自己的写作潜在地受到汪曾祺等很多人影响,更喜欢简洁明了而有诗意的语言,加上王尧自己也长期写作散文,这种语言习惯会灌注在他的小说创作当中。王尧和汪曾祺一样都是江苏人,成长的经历里少不了和水的王尧:民谣,收获2 0 2 0年第6期。汪曾祺:大淖记事,见 汪曾祺全集 第一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 9 9 8年版,第4 1 3页。王尧:创作谈:的声音,收获2 0 2 0年第6期。中国现代文学论丛3 2 2 交流,所以他们的文本常常离不开水的描写。民谣 开头写水这一重要意象:“如果是清晨,你坐在码头上,你会看到水的流向,无船驶过时,河水单纯而自由。”“单纯而自由”是形容有生命力和活力的水,但这是在无船驶过的时候。“5月,持续一个月的大雨冲垮了河水的单纯与自由。”自此接下来的由记忆所引发的叙述散发的就是霉味和潮气了,语言在这里开始沾惹上了湿气。接下来的回忆内容语言风格都是潮湿的,民谣 主要是写1 9 7 2年到1 9 7 4年之间“我”的一些碎片化的回忆,这里的回忆是沉浸在氛围之中的,时间和地点都没有明显的线性描写,而是跳跃式的意识流写法,回忆弥漫着的都是“我”的一些主体感受。“记忆就像被大水浸泡过的麦粒,先是发芽,随即发霉。”散文化语言的精妙之处就在于简单的文字组合也能焕发新质。小说写7 0年代家乡的一场大雨,作者不曾细说这场大雨的发生,而是直接表达在场的氛围,是潮湿且充满霉气的,“我”的“脑子像中毒一样迷乱”,也是暗自埋下了后续意识流式的回忆碎片化的伏笔。王尧对汪曾祺的语言非常熟悉,他在分析汪曾祺小说创作中的语言散文化问题的时候,提到“文类消融写法 在汪曾祺那里,是散文和小说的融合,是小说和诗词、散文诗的融合”,认为汪曾祺的小说语言是充满诗意的散文语言风格,“当汪曾祺在文体上试图打破小说、散文和诗歌的界限时,抒情精神 便渗透在小说之中。普实克在中国古典小说 史诗的结构 中发现了 抒情精神 的渗透,他以话本小说为例,指出 抒情性 元素使话本小说成为一种 多音结构,琐碎的现实 得以诗化”。这段话同样适用于王尧的 民谣,散文语言透露出来的诗意即是王尧丰富的情感。汪曾祺对于小说的散文化有过这样的见解:“散文化小说的作者十分潜王尧:民谣,收获2 0 2 0年第6期。同上。王尧: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文艺争鸣2 0 1 7年第1 2期。民谣的汪曾祺“味”3 2 3 心于语言。他们深知,除了语言,小说就不存在了。他们希望自己的语言雅致、精确、平易。他们让他们对于生活的态度字里行间自然地流出,照西方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注意语言对主题的暗示性。”王尧显然也在实践这一语言观,民谣 中诗意的散文化语言风格与汪曾祺是一脉相承的。二、冲淡的悲剧叙事“冲淡”是王尧评价汪曾祺作品时所使用的词汇:“我觉得用 冲淡 来评价汪曾祺的作品更加准确。”“冲淡”同样适用于评价 民谣。民谣 里有一段对“我”的同学三小因为肺炎而死的描写,其在全篇中占比很小,“我”也没有细说难过悲伤,却是全篇最让人动情的:“安葬他时,阳光灿烂,遍地的菜花之上已经有蜜蜂飞舞。我看到地上无数的蚯蚓在新挖的土坑中蜿行,黑的红的,爬向远方。它们腾出的空间,成为我同学的葬身之地。”被散文化的语言书写所冲淡的除却激烈的悲伤,还有饥饿和疾病的阴影:发酵出来的味道缓慢地扩散着,你若是把脚踩在麦秸上,霉气在水泡中热乎乎地张扬出来。我在饥肠辘辘时特别能判断出这种霉味像粮仓角落里的农药粉的气息。整个村庄都发霉了,腐朽了。根叔捧着粥碗,站在我们家门口说:“我怎么闻不到霉味?”他再次嗅嗅鼻子。婶婶一句话骂过来:“你浑身发霉了,你闻不到。”他们汪曾祺、施书青: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 与大陆作家对谈之四,上海文学1 9 8 8年第4期。王尧:“最后一个中国古典抒情诗人”再论汪曾祺散文,苏州大学学报1 9 9 8年第1期。王尧:民谣,收获2 0 2 0年第6期。中国现代文学论丛3 2 4 这样骂着的时候,梅儿也捧着碗过来。我看她喝了一口粥,突然呕吐起来。汪曾祺也是这样对待悲剧的。汪曾祺的 徙 写了三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人生,高雪的死亡是小说的高潮也是结尾,她想“飞出”县城而不得,终于抑郁致死。但是汪曾祺并不过多着墨在她的病情上,她的死亡只有这样简短一段话:病了半年,百药罔效,高雪瘦得剩了一把骨头。厚基抱她起来,轻得像一个孩子。高雪觉得自己不行了,叫厚基给她穿衣裳。衣裳穿好了,袜子也穿好了,高雪微微皱了皱眉,说左边的袜跟没有拉平。厚基给她把袜跟拉平了,她用非常温柔的眼光看着厚基,说:“厚基,你真好!”随即闭了眼睛。汪曾祺说:“许多严酷的现实,经过散文化的处理,就会失去原有的硬度。”大淖记事 若是除却小说的外壳和散文化语言,则完全是一悲剧:巧云被强奸,接下来还要担负起家庭经济的重任,照顾病重的父亲和丈夫。而汪曾祺消解了这种悲剧现实,小说格调轻快明丽,散文化轻快的语言冲淡了故事的悲剧内核,取而代之的是巧云风摆柳式的坚定气势。这种小说风格影响了王尧。民谣 的故事是建立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的,但是作者没有直接书写历史如何发生和进展,而是采取散文化的语言来述说个体的情感记忆,宏大的叙事被冲淡,呈现的是个体的视角和记忆:“当年,爷爷奶奶带着他们的儿女坐船从镇上到乡下,就是从这码头上岸的。站在码头上的那一刻,我很快把自己看成废墟中的一块青砖,一根朽木。我又毫无理由地王尧:民谣,收获2 0 2 0年第6期。汪曾祺:徙,见 汪曾祺全集(第一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 9 9 8年版,第5 0 1页。汪曾祺、施书青: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 与大陆作家对谈之四,上海文学1 9 8 8年4期。民谣的汪曾祺“味”3 2 5 想把一个村庄一个小镇蜕变的历史承担下来,毫无理由地让我的记忆在潮湿和阴郁中成为废墟。我返回少年时的通道因此泥泞,但我已经无法抽身而退。”三、虚实之间的记忆复写汪曾祺如此诠释回忆之于小说:“我认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 别是除净感 伤主 义,这 样 才 能 形 成 小说。”他的小说是回忆提纯后的人间烟火,回忆不是具体事件和人物的机械摹写,而是浸润在回忆里的感受所呈现的故事,所以汪曾祺十分重视小说的氛围。王尧认为:“汪曾祺的小说是 过去 的 记忆。记忆复现的心理过程,是虚构和叙述语言展开的过程,带有鲜明的人格色彩。”王尧也是在复写他的记忆,民谣 呈现的虚实难分也是由于记忆的真实。民谣 与 纸上的知识分子 中的散文有很多重叠的部分,特别是小说中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人物,与王尧在一些散文中的叙述几乎是一致的,他们凝结了作者的情感和记忆。在 一个人的记忆决定了他的写作方向 中,王尧与余华对谈时说:“文革 留给我的恐惧感很深,这可能与我的外祖父受到冲击有关。”外公去公社谈话了,我在等他归来,他的船也许已经靠近了西泊。从去年秋冬提交材料给公社,到今天去公社谈话,差不多半年,外公的历史问题快要有结论了。我从来没有想到,外公成了村王尧:民谣,收获2 0 2 0年第6期。汪曾祺:枕边小说三篇后记,见 汪曾祺全集 第三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 9 9 8年版,第4 1 6页。王尧: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文艺争鸣2 0 1 7年第1 2期。余华、王尧:一个人的记忆决定了他的写作方向,当代作家评论2 0 0 2年第4期。中国现代文学论丛3 2 6 庄一条即将理清且要打结的线索。“厚平,你外公的问题有了结论,我们这个大队的革命史就好写了。”昨天下午队史编写组会结束后,勇子悄悄跟我说。事情变得如此重要,我曾经悬着的心,也许就在外公踏上码头的一刻落地。恐惧,就是你的心一直悬在哪里。民谣 中的记忆就是从“我”在码头等去公社谈话了解历史问题结论的外公开始的,少年王厚平的恐惧实则与作者本人的记忆有关。王尧对于既往历史的恐惧是他能够创作出 民谣 的重要条件,深埋在心中的故乡与故乡的回忆令他几十年念念不忘,尽管他自己说 民谣 里的少年王厚平不全是他。虽然很少有作家在创作小说时完全照搬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但是作家往往从现实生活中取材,许多人物和事件会有生活中的原型。汪曾祺的名作 大淖记事 和 受戒 都是有故事原型的:“事实上,他的 小说 和 散文 一样,里面的人物事件确实都是真实存在的,戴车匠 的儿子戴明生的回忆文章 汪曾祺和我的父亲戴车匠 完全能够证实,戴车匠 就是一篇非常真实的人物散记,现实中是什么小说中就是什么,和散文无二致。真实性的确立,更是高度削弱了小说的虚构性。”小说 徙 中的高先生也有原型:“自小学5年级至初中毕业,教汪曾祺国文的都是一位姓高的先生 汪曾祺曾以高先生为原型写过短篇小说 徙。”而且汪曾祺的小说人物和场景还有重复的迹象,他本人也以“老汪”出现在小说当中,这无疑能够给小说带来一种异质效果。“不断重复自己、毫无顾忌地重复有限的几个场景、自己的小说不断重写,汪曾王尧:民谣,收获2 0 2 0年第6期。刘旭:汪曾祺小说的叙事模式研究:“汪氏文体”的形成,文学评论2 0 1 5年第2期。汪曾祺:汪曾祺年谱,见 汪曾祺文集文论卷,陆建华整理,江苏文艺出版社1 9 9 3年版,第3 3 0页。民谣的汪曾祺“味”3 2 7 祺小说的这些 手法 都意味着他的 小说 的特异性,常规小说的虚构性被无限弱化。”受汪曾祺影响,王尧在写作小说 民谣 时也重复了他自己的散文:我在田里捡麦穗时,猛地听到一阵长长的牛号子,我一下子呆住了,我觉得这个老头子一生的力量都在号子声中。他号子的余音给我的感觉,很像我们用瓦片打水漂,瓦片紧贴着水面,一圈圈涟漪向远处扩散过去。那次听了以后,我觉得不过瘾。我对他说:“我请你抽烟,你再打一段牛号子。”他说:“好。”我拿了父亲的一根香烟给他,他吸了口,闭闭眼睛,号子声随着烟圈出来了。是慢节奏的,我感觉到这个时候他已经卸了犁,正牵着牛在田里遛达。(民谣)忙假时,我在田里捡麦穗,已是夕阳西下,情景好似我后来看到的夕耕图。突然,我猛地听到一阵长长的牛号子,我一下子呆住了,我当时觉得这个老头子一生的力量都在号子声中。在后来我看到的写黄土地的电影中,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境,但我觉得胡增和的牛号子更有一种抒情味道。他号子的余音给我的感觉,很像我们用瓦片打水漂,瓦片紧贴着水面,一圈圈涟漪向远处扩散过去。那次听了以后,我觉得不过瘾。我对他说:我请你抽烟,你再打一段牛号子。他说:好。我拿了我爸爸的一根香烟给他,他吸了口,闭闭眼睛,号子声随着烟圈出来了。是慢节奏的,我感觉到这个时候他已经卸了犁正牵着牛在田里遛达。(此一时彼一时)这两段文字除几个字词外,几乎是一样的。此外,教 古文观刘旭:汪曾祺小说的叙事模式研究:“汪氏文体”的形成,文学评论2 0 1 5年第2期。王尧:民谣,收获2 0 2 0年第6期。王尧:此一时彼一时,见 知识分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 0 1 3年版,第3 4 3页。中国现代文学论丛3 2 8 止 的李先生的片段,外公的母亲“西头老太”的背景,成年以后抱着女儿站在河边的场景,会画画的老师也都在重复之列。但是重复与 民谣 的整体文本并不冲突,相反增加了小说的真实性。王尧的小说和汪曾祺的小说一样,都有很强的真实性,这种“务实”现象是值得思考的 也许他们是在试图还原“真实”的历史。呈现历史的真实很复杂很艰难,汪曾祺最擅长用儿童视角书写回忆以求人性之“真”:“汪曾祺的 童年 目光,反射出深厚的历史意蕴。”而王尧则用少年视角书写回忆以求历史之“真”。四、充满人情味的儒家思想“人情”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体现之一,正如有学者指出:“人情 是体现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伦理精神特点的概念,它是中国儒家 尚情 伦理文化中土生土长出来的特定道德哲学范畴。”儒家文化“尚情”的特点,历来受到关注。汪曾祺对于儒家有偏好,在 我是一个中国人 中,他提到自己受儒家的影响最大:“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并且提到自己欣赏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在文学创作中,汪曾祺灌注“仁”者思想,对世间万物给予温暖的爱意。岁寒三友 里有一大段对于阴城的人间描绘:“卖牛肉高粱酒的,卖回卤豆腐干的,卖五香花生米的、芝麻灌香糖的,卖豆腐脑的,卖煮荸荠的,还有卖河鲜 卖紫皮鲜菱角和新剥鸡头米的到处是 气死风 的四角玻璃灯,到处是白蒙蒙的热气、香喷喷的茴香八角气卢军:影响与重构 汪曾祺小说创作论,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 0 0 5年。郭卫华:儒家人情主义的道德哲学解读,学术月刊2 0 0 7年第1 2期。汪曾祺:我是一个中国人 散步随想,见 汪曾祺全集 第三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 9 9 8年版,第3 0 1页。民谣的汪曾祺“味”3 2 9 味。人们寻亲访友,说短道长,来来往往,亲亲热热。阴城的草都被踏倒了。”一连串的介绍让人如临其境,中国式的热闹场景也是“人情味”的热情散发。大淖记事 中十一子被打伤以后,挑夫、锡匠、姑娘、媳妇川流不息地来看望他,“他们把平时在辛苦而单调的生活中不常表现的热情和好心都拿出来了。他们觉得十一子和巧云做的事都很应该,很对。大淖出了这样一对年轻人,使他们觉得骄傲。大家的心喜洋洋,热乎乎的,好像在过年”。没有人害怕得罪当兵的,也没有人因为巧云被强奸、十一子被打伤而呈现出痛苦的情绪,他们总是乐观地生存,表现出温暖人心的善良。在接受采访时,王尧提到过汪曾祺对美好人性的写作:“如果在一个大的历史脉络里面看汪曾祺,你会发现,他完成了对现代文学传统的一种衔接,他用他特有的语言和形式写了他所熟悉的生活,他写了人性的单纯美好、现代风俗的优美。对现代人来说,是比较遥远的记忆,在今天的意义非常重要。”王尧也通过写作的方式来“衔接”,民谣 不乏对人情世俗的书写,蕴含着与汪曾祺同样的充满人情味的儒家思想。民谣 里有一位特殊的老先生,在盛行“批孔”的时代里他还保守着儒家传统,几乎所有人都不在意这位曾经的“大先生”,只有“我”还是他的学生 即便这只是老先生自认为的。民谣 的“杂篇”有很多公文式写作,说明“我”在学校或日常生活中接受着现代教育;但老先生私底下还在教“我”古文观止 和 诗经,而“我”说不上喜欢还是不喜欢,只是按时还会去找老先生学习。王尧身上有中国文人气质,贯穿全篇的老先生就是他对中国儒家传汪曾祺:岁寒三友,见 汪曾祺全集 第一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 9 9 8年版,第3 5 4页。汪曾祺:大淖记事,见 汪曾祺全集 第一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 9 9 8年版,第4 3 1页。王尧、孔小平:王尧:人要适度保持童心和“虚荣心”,扬子晚报2 0 2 0年1 2月3 1日。中国现代文学论丛3 3 0 统的情感投射。“我”不会在实际写作中用上从老先生那里学来的东西,同样也没有拒绝“批孔”,但是“我”始终在坚持着向老先生学习,试图找到延续下去的可能性。正文的结尾是落在老先生的逝世,他是投河自杀的,留给“我”的遗言是 孟子 的一段话:“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想表达的是人都有恻隐之心,从人性的“仁心”推导出“仁政”的重要性。王尧将“内篇”止笔于此处,试图阐明儒家思想中的“不忍”,续接人性的儒家精神。民谣 里的很多事件都呈现出人性的善良和可贵。地主胡鹤义的妻子大奶奶,在“我”出生那年他们家已经不再风光,阶级斗争的氛围使得大家普遍对地主唯恐避之而不及。奶奶和母亲商量是否给大奶奶家送糖粥,“母亲说送吧,人不能势利的。她们婆媳都觉得大奶奶人不错”。这件事没有你死我活的阶级对立和斗争,而是充满了温暖的人情味。作为地主的胡鹤义没有民愤,“人好”,同样充满着人性的可贵:“我对方小朵说,你爸爸是不是右派,我们这边的人不管的,我们只看人好不好。我转述的是我外公的观点,他说胡鹤义是地主,但没有民愤,为什么,他人好。”“只看人好不好”至少在“我们这边”取代了当时的政治纲领。作者是在借小说表达自己对历史与人性的思考。根叔死后头七时,“我”随母亲去根叔家,要磕头时,婶婶拿了拜垫给“我”,并且婶婶记得“我”喜欢吃涨饼,跑到厨房拿了两块给“我”带上。丈夫去世,婶婶当然很难过,但是她还给“我”拿拜垫和涨饼,表现出的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让人想起 受戒 里赵大娘认明子当干儿子的温馨场景。王尧:民谣,收获2 0 2 0年第6期。同上。民谣的汪曾祺“味”3 3 1 结语汪曾祺对王尧的影响是深刻的。在谈到汪曾祺时,王尧曾说:“如果说到人与文和传统的关系,那么汪曾祺似乎和士大夫人格、性灵派传统一脉相承。”汪曾祺对士大夫传统的继承也是王尧所追寻的目标,王尧认同知识分子对历史和社会现实负有的责任感,“追寻的思想风度”:“无论我们以暧昧的方式,还是以直面的姿态对待历史、现实与未来,总有一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总有一些问题蛊惑着思想者。也许,这可以视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底线,守住这一底线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裸露他的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去发现真正而动人的问题,表达自由和独立的思想,呈现被抑制的生命的 感 受,应 当 是 我 们 这 一 代 知 识 分 子 追 寻 的 思 想 风度。”民谣 印证了王尧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学追求,可以看作其文学生涯的立论和总结。(作者单位:汕头大学文学院)王尧:询问美文,山东画报出版社1 9 9 7年版。王尧:对话时代的思与想,见 批评的操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0 6年版,第1 7 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