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区域非均衡性：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pdf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3，22（04）：457-466Journal of Agro-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ttp：/E-mail：nljjglxb 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区域非均衡性：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李燕凌，温馨（湖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摘要：基于2015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建立数字乡村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基于熵值法的综合评价模型、Kernel核密度估计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乡村建设的现状特征、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整体变动趋势呈现“N”型特征，数字信息基础处于较高水平，数字生活服务和数字人才队伍则处于较低水平。随着时间推移，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省际差距有所扩大，东西部地区极化特征明显。产业结构升级对数字乡村建设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城乡收入差距则产生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据此，建议强化问题意识，补齐短板弱项；坚持系统思维，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释放要素聚集效能。关键词：数字乡村建设；区域差异；空间溢出效应；动态演进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6924（2023）04-0457-10 Regional Unevennes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s in China: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ir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LI Yanling，WEN Xi（College of Public Management and Law，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128，China）Abstract：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31 provinces（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in China from 2015 to 2020，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s was established，and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based on the entropy value method，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and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were used to empirically analyse the current characteristics，regional unevenness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tre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s in China showed an N-shaped characteristic，with the digital information base at a high level and the digital life services and digital talent force at a low level.Over time，the inter-provincial gap of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s had widened，with a marked polarisation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s，while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produce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Therefore，it is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the awareness of problems and make up for the 李燕凌，温馨.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区域非均衡性：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 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3，22（04）：457-466.收稿日期：20221226 修回日期：20230329 DOI：10.16195/36-1328/f.2023.04.48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1AZD04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20FGLA001）和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QL20220168）作者简介：李燕凌，男，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乡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第 22 卷农 林 经 济 管 理 学 报weaknesses，adhere to systematic thinking and enhance the coordin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release the effectiveness of factor agglomeration.Keywords：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s；regionalunevenness；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dynamic evolution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云计算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和服务的融合发展与创新应用，不断驱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升级。其中，以互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加速向乡村延展，乡村逐渐成为继城市之后科技渗透经济和社会应用场景的必然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建设的目标。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一种积极尝试，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技术支撑。从目前实践情况看，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成效显著，主要体现在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乡村治理信息化新模式稳步推进，乡村数字经济水平大幅提升等。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2021年6月，中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为59.2%，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2 088.2亿元。数字乡村建设为加快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带来强劲动能。深入研究分析其成效及关键问题，对进一步推动农业升级、农村进步、农民发展，以高质量发展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数字中国与乡村振兴的战略叠加，数字乡村建设已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系统梳理文献可知，由于数字乡村建设提出的时间较短，现阶段学界对于数字乡村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探析层面，并围绕内涵特征、建设现状和优化路径等方面展开分析。具体地，数字乡村建设本质是数字技术下乡的过程，包含区域协同振兴、乡村全面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等三重目标1。乡村数字化发展不仅是业态数字化，还需要同步关注形态、文态、生态、治态各领域数字化2。数字乡村建设依托 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有助于加快补齐“三农”领域短板，实现政务服务高效化、决策模式科学化、城乡治理精细化3-4。但与此同时，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受制于顶层设计缺失、发展基础薄弱、政策法规统筹缺位等原因，数字乡村建设在实践中出现理论上难以解释的困境，面临着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张力及其均衡问题、新业态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张力及其均衡问题5。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普遍存在信息化应用能力不高的问题，数字鸿沟仍是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的挑战6。针对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学者们从试点探索、政策体系引导、行动主体培训和弹性化治理等方面展开系统化研究。赵星宇等7认为数字乡村建设是一项点多面广的系统工程，需要做好全域覆盖、全员覆盖、全面覆盖等方面政策引导，实现数据要素安全、高效、有序运用。而刘少杰8认为数字乡村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能否在广大农村真正落地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从战略规划、行动主体、资源投入等角度提出化解数字乡村建设“悬浮”问题的合理化建议。郑永兰等9研究表明，党建引领、技术嵌入和空间再造也是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因素。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开始把研究重点转向数字乡村建设的有效性测度。徐旭初等10采取个案考察的研究方法，从互动、信任与整合等3个维度分析涝湖村的“鹰眼盯”数字治理模式，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运用有助于提升基层各项事务的解决效率，重建乡村社会信任。秦亮等11通过文本内容分析法，对中国数字乡村政策进行评估，发现中国数字乡村政策体系整体设计合理，但仍然存在前瞻性引导和规划能力不足的问题。张鸿等12引入就绪度的概念，从宏观环境、基础设施支持、信息环境、政务环境、应用环境等维度测算20132017年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Canevez等13则研究多元主体的情绪反应如何影响数字乡村建设成效。上述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现状和关键问题。然而，现有研究多从学理角度对数字乡村建设展开分析，实证检验的研究比较匮乏，从空间溢出视角综合考察数字乡村建设的空间延展性以及影响机制的文献并不多见。鉴于此，本文选择2015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基于熵值法的综合评价模型、Kernel核密度估计和空间计量模型，从多维度视角探究数字乡村建设的现状特征、区域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旨在进一步厘清中国数字乡村发展现状及典型特征，为全国各地系统推进数字乡村工作提供借鉴与参考。458第 4 期李燕凌等：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区域非均衡性：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二、理论分析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技术与乡村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要素不断融合的过程，其发展有助于突破传统乡村“时空、资源、人才”的局限性，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14。数字乡村建设不仅包含加快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信息惠民服务、发展农村数字经济、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五大主体任务，还包括推动网络帮扶衔接和统筹城乡融合发展两项协同性任务。这意味着，数字乡村建设不仅致力于以数字技术带动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物资流、信息流等资源整合利用，还要在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的基础上推进城乡要素融合。鉴于此，本文根据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经验，提出由“数字信息基础数字生活服务数字产业发展数字人才队伍数字政务环境”构成的“五维一体”数字乡村建设的理论架构（图1）。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数字信息基础、数字生活服务、数字产业发展、数字人才队伍和数字政务环境之间不仅体现整体性的逻辑主线，还体现独立性的特色内涵。数字信息基础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坚实基础。数字信息基础主要包括网络基础设施、信息服务基础设施以及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等3个方面。与传统基础设施相比，数字信息基础具有公共性、共享性和赋能性等特性，能使其作用从经济领域外溢到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等领域。随着高速、移动、安全的数字信息基础在农村普及，城市优质服务资源将在农村全面覆盖，打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筑牢数字乡村发展根基。数字生活服务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民生福祉。数字生活服务主要包括交通出行、便民服务、文化消费等服务场景，在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和推动“互联网+社区”向农村延伸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农村生活服务的数字化转型不仅可以推动农村生产生活的数据化、在线化和融合化，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还可以拓展消费需求、推动供需动态优化并实现有效匹配。数字产业发展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引擎。数字产业发展推动数字技术与农村产业深度融合，是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有效途径。一方面，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广泛应用，有助于实现农业生产要素的科学管理，带动资源、要素、技术需求在农村的整合集成和优化重组。另一方面，数字产业的发展，有助于加速现代产业要素和农村传统产业的融合，引导多元主体纵向配套、横向协作，打破创新流程各个环节的界限，促进时间和空间的重叠，为数字乡村建设注入强劲动力。数字人才队伍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创新动力。数字乡村建设中，产业是基础，人才是根本。数字乡村建设离不开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随着数字经济规模的不断壮大，数字技术的革新迭代，越来越多的数据价值被挖掘，农村居民、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科研工作者、技术人员与乡村社会的接触、互动和共振空前活跃。与此同时，数字人才队伍建设有助于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激发农民提升自身素质的需求。数字政务环境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保障。数字乡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以数据要素为切口，通过政府的投资和政策激励，增加农村信息技术的建设力度。数字政务环境以数字技术赋能为手段，能够有效推动政府治理流程再造和模式优化，提升管理效能。此外，依托数据收集、连接、分析，制定相关数字化建设与干预政策，提高政策执行精准度。图1数字乡村建设的理论架构459第 22 卷农 林 经 济 管 理 学 报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选择（一）数据来源本文以2015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涉及的具体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城乡统计年鉴、中国信息化年鉴、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报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国家统计局、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以及各省份历年统计年鉴、数字乡村政策文件和公告等。在数据获取过程中，部分地区存在某些具体指标某些年份数据缺失的情况，对于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二）变量选取1.核心被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结合 数字乡村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的相关要求以及现有的研究成果15-16，立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理论架构，从数字信息基础、数字生活服务、数字产业发展、数字人才队伍和数字政务环境等5个维度测度数字乡村建设水平（表1）。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耕地资源禀赋、城乡收入差距、农民职业分化、公路建设通达度、产业结构升级和科技创新能力。耕地资源禀赋。资源禀赋是数字乡村建设的物质基础。相关研究表明耕地资源禀赋对于激活农村资源要素和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具有重要作用17。参考郭阳等18的做法，选取农村人均耕地资源表征耕地资源禀赋。城乡收入差距。为准确识别城乡收入差距与数字乡村建设之间的作用关系，选取城乡收入水平比表征城乡收入差距19。农民职业分化。农民表1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维度数字信息基础数字生活服务数字产业发展数字人才队伍数字政务环境指标名称农村固定电话普及水平农村计算机普及水平农村广播电视普及水平农村互联网普及水平农村气象观测业务服务水平农村邮路建设水平农村交通通信消费水平农村家庭电气化水平农村广播资源利用水平农经类节目播出水平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农业机械化水平农林牧渔业服务业总规模农村数字交易水平农村网络支付水平农村智能设施使用水平农村准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农业产学研协同发展水平农村数字人才服务队伍水平政府对教育发展的投入水平政府对农业发展的投入水平政府对科技研究的投入水平村级信息服务站覆盖比率指标解释农村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数农村每百户拥有电脑数农村每百户拥有电视机数互联网普及率农业气象观测站人均农村投递线路长度农村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农村人均每年用电总量农村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农经类节目播出时数比例农业科技成果数量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林牧渔服务业占农业总收入的水平电子商务销售额和采购额农村普惠金融数字指数农村接受信息化培训人员数量农村劳动年龄内在校学生比重农业类大专院校及企事业研究所数量农业科技人员数量教育财政支出比例农林水事务财政支出比例科学技术财政支出比例益农信息社覆盖率单位台台台%个km元万千瓦时%个万千瓦%亿元万人%所人%属性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权重0.0450.032 0.054 0.036 0.033 0.043 0.0430.033 0.018 0.048 0.053 0.057 0.060 0.054 0.053 0.0520.0290.0580.033 0.040 0.047 0.0460.035 460第 4 期李燕凌等：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区域非均衡性：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职业分化改变传统的纯农业生产模式，为农村产业体系转型升级创造条件。考虑到农村个体和私营从业人员数能够准确衡量农民职业分化水平，因此选取农村个体和私营从业人员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20。公路建设通达度。参考任晓红等21的做法，采用乡村道路里程占耕地面积比例来衡量公路建设通达度，该项数值越大说明农村的对外开放程度越大。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加快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培育农村新兴产业业态。选取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表征产业结构升级22。科技创新能力。科技创新能力能够综合反映数字乡村建设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选取高技术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数反映科技创新能力23。3.控制变量为准确揭示数字乡村建设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获得更加稳健的估计结果，本文参考相关文献 24-27，选取政府财政收入、农村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等作为控制变量。政府财政收入使用人均地方财政收入来衡量；农村人口规模使用农村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例来衡量；人口年龄结构使用农村老年抚养比来衡量。（三）模型选择1.基于熵值法的综合评价模型为减少指标测度的偏差，采用基于熵值法的综合评价模型测度20152020年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由于本文所确定的测度指标均为正向指标，故采用正向指标标准化方法进行处理。具体公式设定如下：正向指标标准化：zij=xij-minxijmaxxij-minxij（1）指标信息熵：ej=-1lnmi=1m(pijlnpij)，pij=zij/i=1mzij（2）指标权重值：Wj=(1-ej)/j=1n(1-ej)（3）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值：digitij=wijzij（4）式（1）式（4）中：zij为原始指标的标准化值；xij为第i年第j项指标的原始值；max和min表示原始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m为研究时间数量。2.Kernel核密度估计作为估计概率密度函数的非参数法，Kernel核密度估计可根据数据特点，描述随机变量的分布形态。曲线分布位置可以反映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水平高低。具体公式设定如下：f(x)=1nhi=1nK(x-xih)（5）式（5）中：K（）为核函数；h为带宽；n为样本数。3.空间计量模型空间自相关。为了更好地反映邻近效应下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空间依赖特征，采用全局莫兰指数进行测算分析。具体公式设定如下：I=nn=1nj=1noij(digiti-)(digitj-)i=1nj=1noiji=1n(digiti-)2（6）式（6）中：I为全局莫兰指数，I0表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呈现空间正相关特征，I0表示呈现空间负相关特征，I=0表示不具有空间关联性；oij为空间权重矩阵。考虑到中国数字乡村建设尚处于起步期，其协同合作多以省为单位进行，因此参考吕鹏等28的做法，运用空间邻接矩阵，探究具有共同地理边界省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空间关联关系。空间杜宾模型。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来探究各因素对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各自的空间溢出效应。选取耕地资源禀赋、城乡收入差距、农民职业分化、公路建设通达度、产业结构升级和科技创新能力作为解释变量，政府财政收入、农村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作为控制变量，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具体公式设定如下：digitit=i+j=1noijdigitit+Xit+i=1nojtXjt+i+t+it（7）461第 22 卷农 林 经 济 管 理 学 报式（7）中：i和j代表不同省份；t代表各个年份；oij为空间权重矩阵；、为各回归系数；i、i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it为随机误差项。由于农民职业分化、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能力、政府财政收入的数值偏大，为减少异方差及量纲差异等影响，进行对数处理。四、结果与分析（一）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及各系统层水平的时序变化基于熵值法的综合评价模型测算20152020年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及子系统水平变化趋势，结果如图2所示。从总体水平来看，20152020年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平均得分由0.316上升至0.340，且20192020年的阶段增幅大于其他年份的阶段增幅，意味着中国数字乡村建设取得良好的成效，城乡数字鸿沟缩小。从子系统水平来看，数字信息基础处于较高水平，表明数字信息基础是当前推动数字技术与乡村生产生活深度融合的重要突破口。数字生活服务和数字人才队伍处于较低水平，是数字乡村建设的突出短板。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后，中国大幅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快农村宽带通信网、移动互联网、数字电视网发展，促进城乡之间要素合理流动；第二，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社会条件等比较优势不同，对数字生活服务和数字人才队伍水平的提升产生一定影响。为此，数字乡村建设要立足于乡村实际，在把握特色和需求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开展数字生活服务和数字人才队伍建设。（二）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区域非均衡动态演进运用Kernel核密度估计方法明确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区域非均衡动态演进特征，同时采用Stata15软件绘制相应的核密度图（图3）。由图3a可知，全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核密度函数中心向右偏移，主峰峰值和变化区间均无明显变化。首先，与2015年相比，2017年的曲线形态变化不大，但密度函数中心略微右移，表明该阶段全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有所提高，但省际差距变化不大。其次，与2017年相比，2020年的密度函数中心再次略微右移，变化区间有所扩大，由此揭示该阶段全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继续提高，省际差距有所扩大，这与上文所述相互验证。由图3b可知，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核密度函数中心向左偏移，峰值经历了一定起伏但最终低于基期，双峰格局有所显现，变化区间不大。首先，与2015年相比，虽然2017年变化区间不大，但新波峰出现说明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出现两极分化。其次，与2017年相比，2020年密度函数中心略微左移，主次峰峰值明显下降并出现新的波峰，变化区间不大，表明该阶段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略微降低，省际差距在略微扩大的同时衍生出多极分化态势。由图3c可知，中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密度函数中心持续向右偏移，峰值明显下降，密度分布左拖尾逐渐缩小之后表现为对称分布，变化区间无太大变化。首先，与2015年相比，2017年的密度函数中心明显右移，峰值明显下降，分布延展性不断扩宽且朝着均衡性方向发展。这表明，该阶段中部地区图220152020年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及子系统水平变化趋势462第 4 期李燕凌等：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区域非均衡性：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明显提升，且省际差距大幅扩大。与2017年相比，2020年峰值进一步降低，分布形态无太大变化。可见，该阶段中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省际差距进一步扩大。由图3d可知，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密度函数大幅度向右偏移，峰值经历了一定的起伏后由单峰转变为双峰，且两个波峰的距离相差较远，变化区间明显缩小。首先，与2015年相比，2017年的密度函数中心小幅度右移，变化区间无明显变动。由此说明，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略微提升，省际差距不变。与2017年相比，2020年的密度函数中心进一步向右移动，主峰峰值提升的同时伴随着次峰生成，变化区间明显变窄，这说明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明显提高，省际发展差距缩小的同时出现显著的两极分化现象。（三）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1.模型前验面板平稳性检验。LLC检验、IPS、Fisher-ADF检验均在10%的统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各变量均具有平稳性。空间自相关检验。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莫兰指数均为正值，在各个年份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呈现出较强的空间集聚特征（表2）。2.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在空间计量回归之前首先对模型进行选择，空间误差模型的 LR与Wald检验值分别为16.63和18.51，空间滞后模型的LR与Wald检验值分别为23.75和27.92，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空间杜宾模型不能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或空间误差模型。Hausman的检验统计量为12.05，对应的P值为0.021 0，通过5%显著性检验，即选用空间杜宾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为了便于比较，先基于邻接空间权重矩阵进行回归，再选取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重复上述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表3）。图320152020年中国总体及东中西部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核密度动态演进表220152020年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莫兰指数年份201520162017201820192020莫兰指数0.1940.1940.1990.1870.1830.067P值0.0270.0280.0250.0320.0340.199Z值1.9201.9181.9571.8471.8200.844463第 22 卷农 林 经 济 管 理 学 报由表3可知，解释变量中，耕地资源禀赋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研究期内，乡村耕地细碎化和低效利用等问题日益凸显，对数字乡村建设的带动作用不明显。城乡收入差距显著为负，说明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数字乡村建设。农民职业分化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民职业分化对数字乡村建设的带动作用不明显。公路建设通达度显著为正，说明交通基础设施特别是乡村道路的完善有助于降低生产要素流动成本，助力数字乡村建设。产业结构升级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农业需要解决的已不是基本的温饱问题，而是高水平的生活品质所需要的高质量农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科技创新能力显著为负，说明农业农村科技水平在较低的情况下不利于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提高。控制变量中，农村人口规模对本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财政收入和人口年龄结构作用不显著。根据创新扩散理论，农村人口数量越多，越有利于优化配置乡村数字资源，这与张南29研究结论一致。政府财政收入和人口年龄结构对数字乡村建设影响不显著，说明在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同时要注重各项资金和政策的统筹和衔接，关注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从各变量的邻地效应来看，W城乡收入差距和W产业结构升级的系数分别在1%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揭示了模型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和自变量的空间交互项可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即城乡收入差距和科技创新能力在空间上可能对相邻地区的数字乡村建设产生影响。进一步地，通过对比邻接空间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的回归结果可知，各个变量的系数与显著性特征大体一致。因此，实证结果稳健。3.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分析为了更准确呈现各因素对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作用机理，采用偏微分方法将空间效应进一步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其中，直接效应为各因素对本地数字乡村建设的影响，间接效应是邻近地区各因素对本地数字乡村建设的影响（表4）。表3空间杜宾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变量名称耕地资源禀赋城乡收入差距农民职业分化公路建设通达度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能力政府财政收入农村人口规模人口年龄结构邻接空间权重矩阵-0.003 5（0.003 4）-0.034 6*（0.016 1）0.000 9（0.003 3）0.111 0*（0.027 7）0.033 7（0.118 7）-0.008 0*（0.003 8）0.000 4（0.013 9）-0.008 5*（0.001 2）-0.000 4（0.000 5）-0.593 0*（0.111 9）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0.007 6*（0.003 6）-0.026 4（0.016 6）-0.001 4（0.003 4）0.108 0*（0.029 7）0.067 5（0.110 1）-0.005 0（0.004 0）0.039 2*（0.014 5）-0.008 6*（0.001 2）-0.000 5（0.000 5）-0.295 0*（0.145 7）变量名称W耕地资源禀赋W城乡收入差距W农民职业分化W公路建设通达度W产业结构升级W科技创新能力W政府财政收入W农村人口规模W人口年龄结构R2邻接空间权重矩阵0.004 9（0.006 9）-0.102 0*（0.028 1）-0.006 0（0.007 5）0.053 8（0.078 5）0.485 0*（0.240 2）-0.000 5（0.010 0）0.047 1（0.024 7）0.003 8（0.002 8）0.000 7（0.001 0）0.145 2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0.025 9（0.015 7）0.030 1（0.042 2）0.000 01（0.011 8）0.012 8（0.094 9）-0.009 6（0.331 4）0.016 2（0.010 7）0.172 0*（0.041 3）-0.004 9（0.004 1）-0.001 2（0.001 5）0.089 2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面板稳健标准误；个体时间效应均已控制。464第 4 期李燕凌等：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区域非均衡性：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解释变量中，耕地资源禀赋和农民职业分化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不显著，说明二者水平的提高，并不会对当地和邻近地区的数字乡村建设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效应不显著，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显著为负。这说明本地区城乡差距的扩大会对邻近地区数字乡村建设产生抑制作用。公路建设通达度的直接影响效应显著为正，而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不显著，这说明交通条件的改善，仅限于本地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提高，无法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与交通建设通达度相反，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但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显著，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能为周边地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经验支持。科技创新能力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但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并不显著，表明科技创新能力对本地区数字乡村建设产生显著的带动作用，但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不显著。控制变量中，政府财政收入的间接效应显著为正，但直接效应和总效应并不显著，说明财政收入对邻近地区的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影响相对较大，这与陈凯等30的研究结论一致。农村人口规模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显著为负，间接效应显著为正，说明农村人口规模的增加，有助于提高数字信息技术的覆盖面，推动地方特色产业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人口年龄结构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不显著，说明人口年龄结构并不会对当地和邻近地区的数字乡村建设水平产生显著影响。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2015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基于熵值法的综合评价模型、Kernel核密度估计、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现状特征、动态演进趋势和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得到如下研究结论。第一，20152020年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整体变动趋势呈现“N”型特征，由2015年的0.316提高至2020年的0.340。就子系统变化情况而言，数字信息基础处于较高水平，数字生活服务和数字人才队伍则处于较低水平。第二，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内部差异有所扩大。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省际差距在略微扩大的同时衍生出多极分化态势，中部地区省际差距略微扩大，西部地区省际发展差距缩小的同时出现显著的两极分化现象。第三，产业结构升级对数字乡村建设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城乡收入差距则产生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强化问题意识，补齐短板弱项。政府应充分重视数字基础设施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发挥的作用，通过科学规划和政策引导，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在农村地区的扩展延伸。在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注重数字生活服务、数字产业发展、数字人才队伍和数字政务环境的发展。其次，坚持系统思维，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密切关注东中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发展的内部差异，结合各地区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制定差异化的数字乡村建设方案。再次，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释放要素集聚效能。强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政策链有机融合。全面统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为核心，以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发展为抓手，不断提升数字乡村建设水平。表4各因素对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变量名称耕地资源禀赋城乡收入差距农民职业分化公路建设通达度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能力政府财政收入农村人口规模人口年龄结构直接效应-0.004 4（0.003 4）-0.025 9（0.016 0）0.001 9（0.003 8）0.116 0*（0.031 2）-0.047 0（0.125 5）-0.008 6*（0.004 3）-0.005 5（0.015 6）-0.009 8*（0.001 3）-0.000 6（0.000 5）间接效应0.005 2（0.005 4）-0.058 8*（0.025 1）-0.004 9（0.006 4）-0.016 6（0.049 7）0.368 0*（0.169 4）0.003 7（0.008 6）0.036 5*（0.018 4）0.006 9*（0.002 0）0.000 8（0.000 7）总效应0.000 9（0.005 6）-0.084 7*（0.019 3）-0.003 0（0.005 8）0.099 7（0.051 9）0.321 0*（0.193 5）-0.004 9（0.007 2）0.031 0（0.020 1）-0.002 9（0.001 7）0.000 2（0.000 7）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面板稳健标准误。465第 22 卷农 林 经 济 管 理 学 报参考文献：1 杨嵘均，操远芃.论乡村数字赋能与数字鸿沟间的张力及其消解 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5）：31-40.2 李燕凌，温馨，高维新.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时序适配性分析 J.农业经济与管理，2022（4）：1-12.3 沈费伟，王政武.以系统思维促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析 J.中州学刊，2023（4）：78-86.4 黄亚军，田金莹.数字乡村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J.商业经济研究，2023（5）：16-20.5 陆益龙.“数字下乡”：数字乡村建设的经验、困境及方向 J.社会科学研究，2022（3）：126-134.6 黄闪闪.数字身份焦虑的困境与治理：以数字乡村战略为背景 J.社会科学家，2022（4）：82-89.7 赵星宇，王贵斌，杨鹏.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数字乡村建设 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6）：52-58.8 刘少杰.数字乡村建设悬浮的成因与对策 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9（5）：5-12.9 郑永兰，周其鑫.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理论图景、实践探索与推进策略 J.湖南社会科学，2022（4）：71-79.10 徐旭初，朱梅婕，吴彬.互动、信任与整合：乡村基层数字治理的实践机制：杭州市涝湖村案例研究 J.中国农村观察，2023，170（2）：16-33.11 秦亮，张华，吴华珠，等.基于PMC指数模型的数字乡村政策量化评价研究 J.现代管理科学，2023（1）：127-139.12 张鸿，杜凯文，靳兵艳.乡村振兴战略下数字乡村发展就绪度评价研究 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0，33（1）：51-60.13 CANEVEZ R，MAITLAND C，RANTANEN M.A dynamic perspective of 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