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时政话语翻译中的中国英语现象分析.pdf

语言与文化研究翻译研究117中国时政话语翻译中的中国英语现象分析中国时政话语翻译中的中国英语现象分析*郭春莹高明乐（北京语言大学，北京，100083）【摘要】我国时政话语英译策略与以往相比趋于灵活，逐渐从“以我为主、紧跟原文”向“意义忠于原文、形式贴近译语”转变。但在我国权威政治文献翻译中仍存在相当数量的明显不同于英文行文习惯的中国英语现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及其英文版是一个合适的范例，可以基于此探讨中国英语在该文本词汇层面的具体表现，并分析其背后的语言及政治动因，以期加深对政治翻译领域中国英语现象的认识并进一步思考应如何正确对待这一现象。【关键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国时政话语翻译；中国英语一、引言一、引言中国时政话语英译策略研究主要以领导人讲话、著作及会议文件等为语料，其中毛泽东选集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以下简称为习谈）极具代表性且广受学界关注。二者分别作为中国时政话语翻译探索期和成熟期的代表作品，体现出政治领域翻译策略的历时演变，即从严格贴近原文到文化政治上忠实原文、语言形式上尽力贴近目标语的转变（邱大平，2018）。译者的翻译策略很大程度上受到两大著作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要求领袖著作的翻译必须紧贴原文，保留原文意蕴气势（如译者将“纸老虎”最初译为“scarecrow”，最后要求直译为“papertiger”）。新时代我国时政话语翻译策略出现了追求灵活自然的倾向，“形式上忠实于目标语，意义上忠实于原文”的这种翻译逐渐成为业界主流。然而，在此趋势下，新时期时政文本翻译中依然存在一些在形式上贴近原文、明显不同于英语行文习惯的翻译现象，即所谓的“中国英语”。二、二、“中国英语中国英语”和和“中式英语中式英语”有关中国英语的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见端倪。学者们关于中国英语的态度有褒有贬，但多数学者承认这一翻译现象的客观存在。根据文献记载，最早谈及中国英语现象的是葛传椝，他在 1980年发文探讨汉译英相关问题，其中包含部分针对中国英语的评论。他认为理论上来说使用英文应该以英语民族的习惯为依归，但每个国家各有其特殊情况，存在特有的东西需要表达，因此中国英语的存在具有客观性。后来的研究者们主要围绕中国英语的定义、特点及其存在的合理性展开广泛探讨。汪榕培（1991）和李文中（1993）先后发文为中国英语提供定义。汪榕培使用了“中国英语”这一术语并为之提供定义并从语音、词汇等多个层面指出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李文中（1993）肯定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并为这一现象提供定义，认为它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和影响，通过音译、译介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后来谢之军（1994）针对李文中（1993）这一定义提出异议，认为中国英语是一类干扰变体，不可避免会受到母语影响。几位学者的定义和看法得到广泛关注，并有学者沿着这一脉络思索，对这些观点继续进行完善，如张培成（1995）捕捉到了这些定义中的“变体”一词，从中国英语存在合理性的本质问题上进行探索，指出中国英语不同于英国英语或美国英语，不能被广泛接受和理解，并不能被看作是一种国别变体；贾冠杰和向明友（1997）在肯定中国英语存在的客观性之上，试图为之正名，提出修正后的定义。学者们的思想一脉相承，发展了对中国英语的认识，为中国英语现象提供了趋于完善的认识。当论述中国英语时，另外一个难以避开的概念就是“中式英语”。由于“中国英语”和“中式英*本文系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成果（项目编号：23YCX023）。语言与文化研究翻译研究118语”在语言形式和实际所指均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且可随着时代发展相互转化，因此众多研究者在论述中国英语时也一并围绕二者的区别和联系展开论述。通过文献梳理，学者们主要从词汇构成和词汇功能这两个视角分析二者的区别。从词汇构成来看，学者们认为中国英语的构成方式主要包括音译和译借等手段来化解词汇空缺给跨文化交际带来的障碍（李文中，1993；万鹏杰，2005）。而中式英语主要是受到汉语语法和行文习惯影响，将汉语规则生搬硬套于英语之上从而出现搭配不当、重复累赘和过多修饰等“病态的语言现象”（万鹏杰，2005）。从词汇功能来看，学者们认为中式英语是一种由母语负迁移而导致的错误语言运用，势必阻碍交流，不利于传播中华文化（金惠康，2003；万鹏杰，2005；陈小慰，2010）。而中国英语是从传播中华文化、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点出发，大部分情况下以符合标准英语语法规则的语言形式译介目标语文化中并不存在的中文特有表述。因此在形式上对受众来说同样不自然，但却是有效传播中国特有政治文化的必经之路。学者们关于中国英语定义的争论，以及有关“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具体区别的论述加深了后世对中国英语现象的理解。然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英语相关研究很少落实在某一翻译领域来探讨，更多的研究不对翻译领域进行区分，宽泛地分析这一现象。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英语教学和国内外受众对中国英语的态度和接受情况上。在时政翻译领域探讨中国英语现象的研究尚不充足，有必要进一步拓展深化。三、中国英语在习谈第三卷中的体现三、中国英语在习谈第三卷中的体现习谈包含了习近平主席在 2017 年 10 月 18 日到 2020 年 1 月 13 日之间所发表的演说、报告等著作，属于党和国家重要政治文献。作为世界了解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窗口，该文本的翻译至关重要。尽管这一著作的译文相比以往领导人著作的翻译来说，语言较为流畅，充分考虑了受众的接受心理和社会文化，但在表述中国特有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时，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形式上并不符合英文行文习惯的中国英语。（一）（一）政治专有词政治专有词政治翻译不同于其它类别的文本翻译，由于直接涉及国家利益与国家形象，错译将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和难以挽回的影响，因此其翻译标准要严格的多。在翻译一些涉及国家立场、大政方针的表述时，译者不能随意增删，甚至连调整语序都应格外谨慎（程镇球，2003）。我国政体制度与西方不同，有我国特有的政治术语，翻译时仅一个介词之差就有可能产生谬误。因此在翻译这些术语时，译者不能为了追求语言自然地道而一味以英语民族的表述为依归。直接使用英文已有政治表述或是盲目套用英文已有表述结构都是不可取的，译者应该充分考虑本国国情特点，以我为主充分考量译文的隐含意义或联想意义，小心翻译陷阱。例 1.一个中国原则one-China principle在习谈和我国其它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的翻译中，“一个中国原则”统一翻译为“one-Chinaprinciple”，但在英文媒体的报道中多使用“One-China policy”。在这一政治敏感词的翻译上，我国并未贴合英语民族的用词，而是坚持使用“principle”来表明我国立场。究其原因主要是政治考量，而不仅仅局限于语言使用层面的考虑。我国的“一个中国原则”是指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我国将这一原则翻译为“one-China principle”，在国际间重要场合均统一使用此译法。而美国政府并未遵循名从主人的普遍做法，并未直接使用我国的译文，而是使用“One-China policy”这种说法。从语言形式上看类似于“一个中国原则”的翻译，但在内涵上却与我国的“一个中国原则”有所不同。刘强在其公众号外宣微记中论述了这一问题，指出美方通过将“principle”改为“policy”的做法，意与我国所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划清界限。2017 年 3 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了名为“A One-China Policy Primer”的文章，通过 25 页的篇幅清晰阐明，“One-China policy”不等同于“one-China principle”，并将前者定义为“The U.S.government acknowledges the Chinese position that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语言与文化研究翻译研究119即美国注意到“中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若单独从这个定义上看，不能判断出美国是否支持这一立场。该文章被美国各界广泛引用，基本成为涉及这一问题时的各界共识。另外，从语言角度看，“principle”和“policy”的词义本身也具有不同意味。根据牛津词典释义，“principle”的意味较强，指道德原则，也指法律原则，是一种指导行为的信条，具有长期性稳定性。而“policy”多指政党采取的某一政策行为，不像“principle”一样带有原则性意味或长期性、稳定性的道德色彩。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台湾问题”现在统一译法为“Taiwan question”而非“issue”，意在表示台湾问题并非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而是一个有着明确答案的问题；如“改革开放”我国翻译为“reform and opening up”而非一些西方国家有意使用的“open door policy”。在翻译这一类政治术语时，我国坚持中国英语，不去迎合英语国家的选择，而是充分考虑词汇之间的差异，坚持异化翻译，不落入翻译陷阱。在这种情况下，形式上不同于西方表述的中国英语反而是为维护国家利益的首选。（二）数字缩略词（二）数字缩略词另一类体现在词汇层面的中国英语是数字缩略词。作为语言经济性的一大体现，数字缩略词这种语言现象同样存在于英语中，如“10 dos and donts”、“3 R”等等。由于中西方政治体制差异较大而数字缩略语本身又蕴含丰富政治信息，中文政治文本中的数字缩略词若不经解释很难为西方英文受众所理解。在我国政治话语中经常出现“两不愁”、“三保障”、“四个全面”、“五位一体”、“六稳六保”等数字缩略词，这类词汇形式简短而内涵丰富，节奏韵律朗朗上口易于本土传播，但同时要求受众具备相应的文化背景和知识储备才能破解语言外壳，获取内涵意义。数字缩略词这一类中国英语直译过来对英文读者来说较为陌生，但在政治文本中译者通常保留了原文的缩略形式，只是在必要时会增加解释说明的内容，力图增进读者对这一类中国英语的理解。例 2.三个代表Three Represents“三个代表”在我国政治文本中出现频率高，且其对应的译文“Three Represents”在从形式上看与传统英文文法相背离，因此这一缩略语的英译引起了业界和学界的关注。王振南（2008）曾就“三个代表”的翻译深入探讨，指出依托“dos and donts”这一结构来类比“Three Represents”行不通，因为前者中的“do”从本质上看为名词，而 represent 却是动词。所以他建议以数字式略语的普遍翻译方法为依托，即“数字+公共部分”（公共部分不区分词性均变复数），为“三个代表”的译文提供理据。这种“普遍译法”也就是从我国翻译惯例中提取通用原则，即从大量中国英语中归纳出总结性的规律，而在这些惯例中存在很多并不符合英文缩略词的构成形式。基于这种惯例规律的“Three Represents”也同样是中国英语在词汇层面的典型代表。从中英文数字缩略词的构成方式上看，这种异化翻译策略下的中国英语贴近原语的构词方式，也在所指内容上更加明晰。“三个代表”的中文内容为“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代表”一词出现三次来指代三个内容，因此将其缩略为“三个代表”。而将“三个代表”的具体内容翻译成英文后“represent”为避免重复仅出现一次，但所代表的三项内容清晰，易于理解。因此异化策略下的这类中国英语现象虽然在形式上不同于英语语法惯例，但通过结合具体内容仍可理解。类似的中国英语还有很多，如“One Country,Two Systems（一国两制）”等。由于涵盖政治信息的数字缩略词本身敏感度高，体现党和国家的施政导向、大政方针，受到政治领域广泛关注，稍有疏忽则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此外形式本身也是内容的一部分，政治领域的一个介词、一个意义相近的词都有可能造成外交失误，在省略增删时都应考虑潜在后果，在充分衡量利弊后谨慎做出决定。因此在能够保全意义和形式的时候不能一味牺牲形式以追求受众理解，这类语境下的中国英语是译者为保证我国独有的政治理念忠实传播到目标语文化的做法，力图让我国政治信息完整、准确地进入英语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翻译研究120（三）文化负载词（三）文化负载词文化负载词不仅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也是习谈这类政治性文本中的另一类体现在词汇层级的中国英语现象。在习谈中出现的拼音译法数量相对较少，但也存在一部分音译词，如“Taoism（道）”。文化负载词指富含原语文化因素的表述，往往在另一语言中难以找到对应项。这类词语的翻译策略往往与原语国家的国力强弱有关。弱国或文化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为了让自己的文化被异国受众不费力地理解，通常倾向于归化译法，尽力贴近他国文化。这种做法的优劣显然，优点是让读者容易理解，缺点则是容易为贴近他国文化而丧失自我特色。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音译等异化翻译方法重新进入学者们的视野。这种译法属于零翻译，直接将原文搬进译语中，对于并不通晓中国政治文化的英语读者来说直接交际效果有限，需要读者付出努力来理解。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国际影响力提升，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这类异化翻译方法在国际传播中的利弊。拼音等音译方法也被一些学者称为“零翻译”，方梦之（2018）认为从深层次看，零翻译后的“译语”包含了原语所有的含义，是最精确的翻译。在原语词汇承载了丰富的原语文化，难以在译入语中找到对等词或相近词时，要想不折损原语词汇的丰富内涵，采用异化策略，将该词汇进行音译直接传播到英语文化中是众多翻译方法中的一个。这一类通过异化策略而产生的中国英语在形式上无法为缺乏中华文化背景知识的读者所理解，但可以通过增加副文本如译注、图片等方式，促进异化翻译后带有中国特色的英语译文能够被受众理解和接受。四、关于时政文本翻译中国英语现象的思考四、关于时政文本翻译中国英语现象的思考综上所述，中国英语在时政文本英译中较为常见，主要用来表示中国政治体制所特有的概念。为此，本文有以下三点看法：（一）中国英语的存在具有客观性、合理性（一）中国英语的存在具有客观性、合理性中国英语不同于中式英语，其存在有着合理性。根据上文分析，中国英语在英语文化中起到一种“补缺”的作用，目的是将西方政治文化中并不存在的、属于我国政治体制所独有的政治概念译介到英语世界中。这类词汇经异化翻译后，从形式到内容对英语受众来说均是全新的或陌生的，但不能为了受众阅读方便而改变我国政治术语。为保证我国政治概念准确传播，这种异化策略下的中国英语是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在必要情况下坚持异化策略，保证严肃的政治概念准确译出，也是我国语言自信的体现。（二）中国英语的发展应循序渐进（二）中国英语的发展应循序渐进在译介中国特有政治表述时中国英语现象难以避免，在对待中国英语现象时需要留意对度的把控。中国英语不应与不合规则的中式英语混为一谈，遭到盲目排斥，也不应该因其存在的合理性而成为一味追捧的对象，沦为中式英语的借口。中国英语是为促进我国特有理念国际传播的一个途径，在中国英语尚且不能得到各国广泛认可之时，应循序渐进，为推进我国政治理念准确传播应根据受众的接受情况逐步推出异化翻译之下的、带有我国特色的英语词汇，在必要时通过副文本如加注等形式为读者理解提供便利。但音译等零翻译的做法给受众带来的理解负担较重，对于缺乏相应背景知识的读者来说难以实现交际目的，因此这类翻译方法应根据具体情况谨慎采用。（三）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相互转变（三）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相互转变中国英语具有时代性、历史性。语言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静态系统，而是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一个时期被视为中式英语的翻译现象在另一个时期或许开始为人们所接受，成为中国英语。合乎语法规则的中式英语与中国英语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界限，二者共同构成一个连续统一体，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有可能会相互转换。因此对待中国英语应持有长远眼光，以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英语现象。五、结语五、结语由于中国与西方在政治体制上存在较大差异，所以为更准确、更有效地推进中国政治文化走出去，有必要在翻译过程中保留中国政治特有元素，保留反映在语言文字上的政治观念差异性，故催语言与文化研究翻译研究121生了政治翻译领域的中国英语。中国英语是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路径之一，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不应一味排斥，但也不应盲目追捧为标新立异的目标或刻意效仿的翻译范例。应正确对待中国英语现象，掌握好其中的度，在涉及我国政治特有表述时通过中国英语准确传播到英语国家，循序渐进通过中国英语提升我国政治传播的接受度和影响力。注释注释详见 https:/ Represents”及数字式略语译法的探讨J.中国翻译，2008(2)：6165.13方梦之.中外翻译策略类聚直译、意译、零翻译三元策略框架图J.上海翻译，2018(1)：15.1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5Xi Jinping.Xi Jinping：The Governance of China M.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2020.作者简介作者简介郭春莹（1997），女，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传播翻译。E-mail：。高明乐（1963），男，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学。E-mail：。AnAnalysis of China English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Political DiscourseGuo ChunyingGao Mingle(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Beijing,100083)Abstract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Chinas political discourse becomes flexible in the new era.Itturns from the ST-oriented approach to the one close to the ST in meaning while obeying the TT norms inlanguage form.In political works from reliable sources,however,there still exists such phenomenon asChina English that distinguishes itself with the linguistic form different from normal English expressions.Xi Jinping:The Governance of China serves as an appropriate example,based on which China English canbe better analyzed and linguistic and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behind can be revealed with the aim of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a English in the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moving furtherto think about the proper way to deal with such a phenomenon.Key words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by Xi Jinping;Translation of Chinas political discourse;China Engl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