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祯的诗歌教育与“铁雅诗派”的兴衰.pdf

159杨维祯的诗歌教育与“铁雅诗派”的兴衰崔振鹏*内容摘要：元代最大的诗歌流派“铁雅诗派”的出现与杨维祯的诗歌教育实践密不可分。元代诗法著作流行，形成了重法度、尚家数、尊格式的诗歌教育范式，而杨维祯试图以“情性说”消解以知识为中心的学诗路径，并以评议改诗、编集选诗、唱酬竞诗等形式履践以表达为中心的诗歌教育，这促成了“铁雅诗派”的迅速壮大。而杨维祯诗歌教育活动的即时性、随机性、碎片性特点，以及古乐府对教学依附性不强的诗体特性，则为诗派在其身后迅速衰歇埋下了伏笔。关键词：杨维祯诗歌教育铁雅诗派古乐府诗法杨维祯是元代诗史上具有转型意义的重镇。与元中期诗坛以虞集、范、揭俟斯等上层文人为典范不同，元后期诗坛是由杨维祯等下层文人主导的，在杨氏身边还形成了声势浩大、席卷一时的“铁雅诗派”。“铁雅诗派”不仅是元后期最大的诗人群体，其在文学史上亦属于前所罕有的、较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派别。但对于其何以在元末迅速形成壮大，又何以在易代前后迅速衰歇，学界尚未给予充分的关注与解释。其实，诗史易辙与诗派的勃兴皆非偶然，杨维祯长期在野却足以成为元后期的诗坛领袖，以至于“北南弟子受业者以百数，至正文*崔振鹏，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参见孙小力校笔杨维祯全集校笠第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 9 年版，“前言”第31一3 3 页。另，杨维祯的名字有祯、桢两种写法，本文从孙小力之说写作“祯”。1602023年第1 辑总第三十七辑厮耘学刊体为之一变”，这与其诗歌教育实践密不可分。同时，诗派中大多数成员皆为杨氏门人。这又使诗派的发展直接受到杨氏诗歌教育的影响。文学的教育活动对文学家以及文学流派乃至文学思潮的形成、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却常因其隐蔽性、潜在性而成为文学史研究中极易被忽视的事项。在杨维祯及其弟子的别集中留存有诸多涉及教学活动的史料，这为理解“铁雅诗派”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即以诗歌教育的视角，解析杨维祯的诗学思想及“铁雅诗派”兴衰背后的内在因素。一法度之外：元末诗歌教育的范式新变杨维祯作为元末诗坛巨擎，其诗学与诗论得到了后世学者的长期关注，但其中与诗歌教育相关的部分尚未得到充分发掘。这种缺失不仅遮蔽了杨维祯诗学思想中浓重的诗教旨趣，也会影响对其“情性说”等重要诗论的理解深度。若将杨维祯的言说置于元中后期士人学诗风气的语境中，便会发现其中应对“时流”的新变质素与转变追求。杨维祯关于诗歌教育的思考，与其漫长的为师经历有关。杨维祯为浙江诸暨人，以春秋经登泰定四年（1 3 2 7）进士并授天台县尹，但之后的仕途却极为寒歼。至少从至顺元年（1 3 3 0）初次失官、返回家乡诸暨读书讲学开始，设帐授徒便成为其重要的经济来源及生活方式，其后，因为仕路坎珂、时宦时辙，他又先后在杭州、湖州、姑苏、松江等处寓居授学，影响一时无两。在杨氏的教学活动中，春秋学亦占有重要地位，但其传授流播最广的仍是诗学。宋濂为杨氏所撰墓志铭称：“元之中世，有文章巨公起于浙河之间日铁崖君。声光殷殷，摩夏霄汉，吴越诸生多归之，殆犹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余年乃终。”（元）顾瑛辑，杨镰、祁学明、张颐青整理草堂雅集上册，中华书局2 0 0 8 年版，第1 9 7 页。2黄仁生：铁雅诗派成员考，中国文学研究1 9 9 8 年第2 期。参见郭英德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学教育研究，文学遗产2 0 0 6 年第2 期。3黄灵庚编辑校点宋濂全集第3 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 0 1 4 年版，第1 3 5 2 页。41612023.No.1杨维祯的诗歌教育与“铁雅诗派”的兴衰其在东南诸生中以“文章巨公”的身份享有盛誉。在杨维祯的诗论中，“情性说”常被视作其颇有代表性的学说，但此说与诗歌授受之间的关联尚未被留意。杨维祯在两浙作者集序中回忆，早在泰定四年时，他因闽中诗人说“两浙无诗”，便愤然对日：“言何诞也？诗出情性，岂闽有情性，浙皆木石肺肝乎？”在杨氏看来，如果“诗出情性”的前提可以成立，那浙人不可能无诗：诗与“情性”之间似乎并无曲折。而“诗出情性”的理论可以上溯至诗大序等经典文献，欧阳修批评采诗制度的消亡时即说：“诗出于民之情性，情性其能无哉？职诗者之罪也。”“诗出情性”的表述在传统诗学语境中是不必论证的、自然而然的。但若以“诗出情性”为谈论学诗问题的基点，杨维祯便能推论出“诗不必学”的观念，其郑韶诗序开篇即说：“诗不可以学为也。诗本情性，有性此有情，有情此有诗也。”因为诗源出于情性，它是“不可以学为”的，这又自然可以推论出诗也“不可以教为”，其李仲虞诗序便说：“诗得于师，固不若得于资之为优也。诗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则人有各诗也。得于师者，其得为吾自家之诗哉！”无论是强调人皆有情性，还是论说情性的个性差异，都足以消解诗歌教育开展的必要性，但其矛盾性亦随之而来：杨维祯本人恰恰是元末授徒最众的“文章巨公”，其所鼓吹的“铁雅体”也靡然成风，若以上述“诗出情性”的论述来看，其诗歌教育实践岂非自相抵悟、背道而驰？其实，杨维祯的言行矛盾是其应对元中后期学诗范式的结果，其用意不在于消解诗歌的教育活动，而意在消解当时以“法度”为重心的教诗与学诗范式。元代中期以后产生了大量的诗法著作，其中许多题为虞集、杨载、范、揭俟斯等人所撰，虽然其真实撰者难以确定，但都显示出以“元诗四大家”为代表的诗学好尚流布之广。这些诗法著作以孙小力校篓杨维祯全集校笺第5 册，第2 0 2 2 页。李之亮注欧阳修集编年篓注第4 册，巴蜀书社2 0 0 7 年版，第9 8 页。孙小力校笔杨维祯全集校篓第5 册，第2 0 1 9 页。孙小力校笔杨维祯全集校篓第5 册，第2 0 1 6 页。1622023年第1 辑总第三十七辑励耘学刊“切用”为原则讲授学诗要旨，并被不断收人诗法汇编类著作中，成为流通广泛甚或传至海外的公共资源，为初学者提供了学诗之门。而作为指示诗法的著作，它们无一例外地讲求“法度”，通过传递规范的方式宣扬一整套诗学审美范式。譬如，旧题范门人集录的总论开篇说“夫作诗之法，只是自已性情中流出”，其表述虽与杨维祯强调的“诗出情性”相类似，但随后便说作诗须“先运起一个意思，却逐旋安排句法，如人造屋相似，胸中先定下绳墨间架，然后用工”。虽然承认性情的存在，但它更多只是“运起一个意思”，之后仍需要讲究“句法”和“绳墨间架”，“如人造屋”的譬喻正是诗法著作的写照。又如同样标榜范诗法的诗法源流也承认诗人“性”与“情”的重要性，但却指出：“然诗者原于德性，发于才情，心声不同，有如其面。故法度可学，而神意不可学。”虽然“神意”不可学，但“法度”是可学而且必须学的：“法度既立，须熟读三百篇，而变化以李、杜，然后旁及诸家，而诗学成。”彼时诗法著作虽然也不否认诗与情、性的关联，但传递法度才是撰述之旨。从诗学思想看，杨维祯对元中期以“元诗四大家”为代表的前辈虽无讥贬，但他所鼓吹的是以古乐府为主要诗体的新风尚，他称：“我朝习古诗如虞、范、马、揭，宋、泰、吴、黄而下，合数十家，诸体兼备，独于古乐府犹缺。”“古乐府”是杨维祯特别推崇的诗体，但其对“古乐府”概念的界定与前人颇为不同，它不仅包括汉魏乐府古题、唐人乐府新题、自制新题等多种文类，从最外层的体制上看便极为混杂，在长短句外，还包含许多五绝七绝、五古七古作品。概括言之，则“除将律诗（包括排律）排斥在外，基本上兼备众体”。需要留意的是，“元诗四大家”等元中期诗人恰是擅于律体的，彼时风行的诗法著作多标榜源武君：教习维度中的元代诗法及其范式构建，文学遗产2 0 2 1 年第5 期。旧题（元）范门人集录总论，载张健编著元代诗法校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 0 0 页。（元）佚名撰诗法源流，载张健编著元代诗法校考，第2 3 5 页。（元）铁名撰诗法源流，载张健编著元代诗法校考，第2 4 4 页。孙小力校篓杨维祯全集校篓第8 册，第3 1 1 1 页。黄仁生：试论元末“古乐府运动”，文学评论2 0 0 2 年第6 期。61632023.No.1杨维祯的诗歌教育与“铁雅诗派”的兴衰自四家，亦多以律体为讲授的重点。杨维祯欲推行其诗风，首先面对的就是这些诗法著作所代表的元中期诗学范式。具体到诗歌教育层面，杨维祯与学诗重“法度”的诗法著作作者存在多种扦格，其例之一是“家数”。所谓“家数”是指家法与路数，如严羽日：“世之技艺，犹各有家数。”“家数”是法度的一重表现，如旧题杨载撰的一部诗法著作即名为诗法家数，其中，作者所重视的是以“盛唐大家数”为代表的古之名作，他要求有志于诗者“先将汉魏、盛唐诸诗，日夕沉潜讽咏，熟其词，究其旨”。旧题范撰的木天禁语也说将家数与篇法、句法、字法、气象、音节并列为学诗、作诗的“六关”，其罗列有三百篇、离骚、选诗、太白、韩杜、陶韦、孟郊、王维、李商隐九种家数，以供学诗者参考。可见，家数是以前代经典诗人为矩矮的，后学须对其悉心瑞摩。所谓“学者须熟看古人，求其用心处，久久自然有一个道理”，便是要求从前代成功者的经验入手。但杨维祯对“家数”表现出的恰是冷淡态度：“删后求诗者，尚家数。家数之大，无上乎杜。宗杜者，要随其人之资所得尔。资之拙者，又随其师之所传得之尔。诗得于师，固不若得于资之为优也。”在三百篇之后被奉为圭桌的家数即是杜诗，但杨维祯认为人们学杜因各人的资质不同而所得不同，将“人之资”视作学诗的关键，这正是“人各有情性，则人有各诗也”。排斥家数是杨维祯一以贯之的理念，其称誉宋濂之文也说“未尝以某代家数为吾文之宗，某人格律为吾文之体”，足见其态度取舍。在家数以外，杨维祯和元代诗法著作作者对“格式”的态度亦迥然有别。“家数”和“格式”在某些方面有重合，但侧重有所不同。格式是各种规律化的楷式，包括篇法、句法、字法、音韵要求等，它是对其1（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8 3 年版，第2 5 2 页旧题（元）杨载撰诗法家数，载张健元代诗法校考，第1 3 页。23旧题（元）范撰木天禁语，载张健元代诗法校考，第1 7 7 页。旧题（元）范撰诗家一指，载张健元代诗法校考，第2 9 7 页。孙小力校篓杨维祯全集校笔第5 册，第2 0 1 6 页。孙小力校笺杨维祯全集校笔第9 册，第3 5 8 2 页。1642023年第1 辑总第三十七辑蘭耘学刊所认为的优秀诗作的形式提炼。如果说“家数”兼重典范作家的风格体性，“格式”则更侧重于从中抽离与归纳出的普遍性形式。元代诗法著作对诗的形式探求可谓“事无巨细”“不厌其烦”，如诗解将杜甫秋兴八首篇法提炼为接项格、交股格、纤腰格、双蹄格等八种诗格，木天禁语将七言律诗篇法归纳为十三格，杜陵诗律五十一格更是以杜诗为例总结出五十一种篇法格式。之所以如此细密，是因为编纂者确信格式的必要性。诗学禁认为，诗之“格式”乃“若公输子之规矩，师旷之六律”，“无规矩，公输子之巧无所施；无六律，师旷之聪无所用”。而杨维祯教导弟子，则以“君子论诗，先情性而后体格”为的。格式在律诗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杨氏却认为“诗至律，诗家之一厄也”，其蕉肉律选序说：“余在淞，凡诗家来请诗法无休日，骚选外，谈律者十九。余每就律举崔颢黄鹤、少陵夜归等篇，先作其气而后论其格也。崔、杜之作，虽律而有不为律缚者，惜不与老坡参讲之。”这段追忆文字有几点值得留意：其一，学诗者热衰于请教诗法，且热衷的是律诗之法，这必然进入格式的讨论；其二，杨维祯不喜谈律诗格式，他认为“格”在“气”后，即便唐代大家也不全然按照格式作诗。其间的参差，正是杨维祯推行其诗学时遭遇的困境。当时诗歌教学所流行的风气是重视“法度”，面对“守法度日诗”的局面，杨维祯的“情性说”的产生便也能够理解了：欲要在元中期以后的诗歌教育范式外自出机籽，必须逃逸出以家数、格式等建立的大厦，杨维祯之所以极力宣扬“诗出情性”，其目的正是要消解既成的体系。他所主张的“诗不可以学为”，即是在以法度为诗的风气中提出的、带有特定时代性的故意过分之语。其实，杨维祯并不真的认为诗歌可以由情性自然流出，他曾流露出学诗要在“情性”与“语言”两个维度上用功。一方面，“诗出情性”引出对“情性”的思考。“诗不可学，诗之所以出者，不可以无学也。声和平中正，必由于情。情和平中正，或失于旧题（元）范撰诗学禁离，载张健元代诗法校考，第1 9 8 页。孙小力校篓杨维祯全集校笔第5 册，第2 0 3 4 页。旧题（元）杨载撰诗法家数，载张健元代诗法校考，第3 3 页。1652023.No.1杨维祯的诗歌教育与“铁雅诗派的兴衰性，则学问之功得矣。”可见，他不认为好诗能够自然产生，而是“工夫在诗外”地作用于“性”和“学问”，这导向了他终生勉力的春秋经学。另一方面，“情性”和“语言”其实有相互发明的关系，杨维祯曾效仿杜甫漫兴之诗以教导后学，并认为“学杜者，必先得其情性语言而后可”，他不取时人所推崇的杜律，却偏偏选取了被后人视作“有古竹枝意”的漫兴，习其俚俗的词语及句法。可见，杨维祯所说的“语言”不是法度意义上的语言，而恰是未经楷式化的、他所认为更能代表诗家情性的语言。从诗歌教育实践上看，杨维祯也正是主要从“语言”方面指导弟子们学习诗歌，向一种远离“法度”的范式转移。二靡然向风：“铁体”流播中的教育动力杨维祯自号铁崖、铁史、铁笛道人、老铁等，后世学者遂以“铁体”指称杨维祯及其同道在元末鼓吹的创作（“铁体”也即“铁雅体”或“铁崖体”的简称）。在元代诗史上，“铁体”所指代的杨维祯等人的诗风具有很高的辨识性。从诗体上说，“铁体”主要是杨维祯所独重的古乐府体；而从诗风来看，其诗具有“耽嗜瑰奇，沉沦绮藻”的特征。其实，在元代诗法著作中，谈论最少的诗体就是“乐府”，这是因为它体制松散、语言俚俗，几乎无法度可言。与此同时，“铁体”诗风以制造“陌生化”为尚。这便更使“铁体”的传授似乎无章法可循。但至正十八年（1 3 5 8），杨维祯回顾泰定、天历以来与同道写作古乐府的经历，自数“铁雅宗派”的代表九人，其中郭翼、章木、宋禧、张宪皆为其生徒；而元末南北弟子以百数的盛况，也说明“铁体”不但可以传播，而且传播得非常有效。究其缘故，是杨维祯选择了一条与追求孙小力校笔杨维祯全集校笔第5 册，第2 0 1 9 页。孙小力校笔笼杨维祯全集校笔第1 册，第3 1 1 页。参见（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0 8 年版，第2 0 页。4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9 1 年版，第4 9 7 页。5参见张晶“铁崖体”：元代后期诗风的深刻变异，社会科学辑刊1 9 9 4 年第2 期。166总第三十七辑2023年第1 辑耘学刊“法度”不同的诗歌教育之路。郭英德将文学教育归纳为文学知识、文学思维、文学表达等三种主要形式。如果说诗法著作是以“法度”等文学知识为重点的，那么杨维祯的诗歌教育则是以文学表达为中心的。由于没有诗法之类的专门教本，杨维祯的诗歌指授与历史上的大多数文学教育史料一样支离分散。但将其与弟子别集内的相关材料重新拼合，能够发现涵盖了评议改诗、编集选诗、唱酬竞诗等多种方式的诗歌教育活动，这也是“铁体”流播的多元轨迹。杨维祯传授诗学最直观的方式是以臧否评议的方式修改弟子诗作，以此传递对“好诗”的理解。评改诗作是诗艺传授中的常见方式，追随杨维祯甚久的弟子吴复称之为“点铁之功”。如铁崖先生古乐府卷三登华顶峰诗，即是杨维祯将吴复诗作修改之后的结果，其诗序说：“予在天台时，登绝顶赋诗，今逸其稿。在洞庭笠泽上命吴复补之。”可知诗的原作者是吴复，那此诗为何被收人杨维祯的诗集中呢？吴复在此诗后篓注解释说：“此篇复承先生命，且经先生獭，识者谓可乱真于集中。先生点铁之功，及复多。”“撇”本是礼服之纹饰，遂引申为润色之义，因此此诗是经过了杨维祯的较多改动的。吴复正是铁崖先生古乐府的编辑者，便把这首经老师授命又经老师“”的“乱真”之作收人了集内。诗中“火乌夜半吐东海，石桥飞渡天门龙”“陶然一醉三千霜，颜相映扶桑红”等奇崛之句，也确实与杨维祯的语言好尚类似，这大概便是其“撇”修饰之处。从杨维祯的现存诗作看，类似的情形尚有多处：如铁崖先生古乐府补中的湖龙姑曲即与其弟子张宪玉筒集中的同题诗非常相似，孙小力推断此诗可能“原出张宪之手，铁崖为之加工修饰”，这是很有道理的。张宪诗中的“浪花拍碎回仙楼，万斛龙骧半天立”“雨师郭英德：明清文学教育与戏曲文学的生成，学术研究2 0 0 8 年第3 期。孙小力校笔杨维祯全集校笔第1 册，第1 0 4 页。孙小力校杨维祯全集校篓第2 册，第7 5 5 页。1672023.No.1杨维祯的诗歌教育与“铁雅诗派”的兴衰骑羊轰昼雷，红旗照波水路开”，在杨氏集中作“浪中拍碎岳阳楼，万斛龙骧浪中立”“雨工骑羊鞭迅雷，红旗白盖蛋尤开”，其间的差异应该即是杨维祯的润色之处。与张诗相比，杨诗的遣词更加奇炫瑰丽，这种改动对于弟子体悟“铁体”是具有指导功效的。类似的情况，尚见于二人同题的合肥战玩鞭亭等多篇。据宋濂所撰墓志记载，杨氏“平生不藏人善，新进小子或一文之美、一诗之工，必为批点，黏于屋壁，指以历示客”，以此亦可见杨维祯对批点后学的喜爱以及指授之众。与评议改诗相比，编纂诗集、收选诗作是“铁雅诗派”更具特色的诗歌教育方式。编选作品是编纂者将文学观念由抽象转化为具象的过程，“铁雅诗派”以编集选诗来进行诗学授受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师者编选弟子的诗作，二是授命弟子编选师者的诗作。师者编选弟子诗作，可以视作评改弟子诗作的延伸，如袁华的可传集、张宪的玉筒集，皆经过杨维祯的编选。袁华既是杨氏的得意弟子，也是元末的活跃诗人，在吴中受到谢应芳等人的推重，杨维祯称：“华自二十岁后三十年所积，亦无虑千有余首，而吾选之得如干首，盖亦倍于龟父（洪朋）矣，故命其集日可传。”与袁华另一部传世诗集耕学斋诗集十二卷相比，可传集仅有一卷，而张宪玉筒集也是经杨氏删选为三百余首，如此严苛的编选诚然更是一种引导行为。授命弟子为自己编选诗集是杨维祯的特殊喜好，这其实也形成一种隐然存在的诗歌教育。杨氏今存诗集中多有由弟子编选者，如铁崖先生古乐府十卷、铁崖先生复古诗集六卷、杨铁崖咏史古乐府一卷即分别为弟子吴复、章琬、顾亮所编辑，其选诗还往往加以篓注或议论。吴复、章琬的编辑时间皆可确知为至正年间，其编选活动可视作在杨维祯指导下进行的诗歌学习。杨维祯对自己的诗作颇为自信，弟子从（元）张宪：玉筒集，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 2 1 7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 9 8 6年版，第3 9 9 页。孙小力校笔杨维祯全集校笔第2 册，第7 5 5 页。黄灵庚编辑校点宋全集第3 册，第1 3 5 4 页。孙小力校篓杨维祯全集校笔第9 册，第3 5 6 6 页。1682023年第1 辑总第三十七辑厮耘学刊其学诗，杨氏即命其“首诵余古乐府二百，能游泳吾辞，以深求古风人之六义”。章琬编选杨氏之诗也称：“琬登铁门学诗，因辑先生前后所制者二百首，连吴复所编又三百首，名日铁雅先生复古诗集。”在章氏的叙述中，辑诗是“登铁门学诗”后顺理成章之事。辑录、类编、阐释诗作，本身是一种涵温绎的学习过程。可以说，在“铁雅诗派”的诗歌教学活动中，弟子编选诗集的工作是隐秘但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借由应酬唱和等场合为弟子提供练笔乃至竞技机会，开展诗学教育，亦乃“铁门”授诗的重要途径。中年以后，杨维祯日益浪迹山水、耽游声色，并与玉山主人顾瑛等人厚相结纳，应酬唱和成为他极为重要的创作契机。同时，杨维祯的弟子门生也进人其交际圈，并奉杨氏之命加入唱和之中，这为生徒瑞摩和发扬乃师的诗学观念提供了创作场域。譬如至正八年（1 3 4 8），杨维祯烟雨中游石湖诸山，作花游曲。除顾瑛、陆仁等诗友的和诗之外，弟子郭翼、袁华亦皆有步韵之诗。诗中，郭翼“铁喷壑风雨来，花宫香送琼英杯”句、袁华“铁笛仙人招羡门，鸾旌小队青霓裙”句，皆写到杨维祯游宴之情形，且与原作诗风相类。而杨维祯在赠宋仲温一诗的自序中透露：“余既醉书此歌，复令仲温书遗玉筒、崆响两生者而和之。”玉筒即弟子张宪，崆所指不详，但亦为杨氏弟子别号，由此可见杨氏有命令弟子和诗的活动。此外，如玉山草堂雅集卷二中留存有嘉树堂席上与郭义仲袁子英联句的师生联句诗，东维子文集中，附有学生徐固次韵学生吴毅次韵四绝学生徐章次华阳巾歌等次韵之作，这些师生互动都推动了杨氏诗学的传播，为弟子们的练笔与修习提供了场合。能够显示“唱和”足以成为一种竞技式诗歌教育的典型事件，便是杨氏名作些月氏王头歌的创作。“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孙小力校篓杨维祯全集校第5 册，第2 0 3 3 页。孙小力校杨维祯全集校篓第1 0 册，第3 9 4 9 页。（元）郭翼：林外野言，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 2 1 6 册，第7 0 0 页。3（元）袁华：可传集，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 2 3 2 册，第3 6 3 页。5孙小力校篓杨维祯全集校笔第9 册，第3 4 6 7 页。6（汉）司马迁撰史记第1 0 册，中华书局1 9 5 9 年版，第3 1 5 7 页。169末形成壮大、异军突起在元以丰富的指授形式使其“铁体”得以快速流播，亦使“铁雅诗派”元中期以后的庆老休并的师生自己的作品。可以说，杨维祯绕过典化后的诗的诗学思维，其利用的文本基本都是鲜活开的诗歌教育活动从这些教学实践中难以看到凝学知识、经无论诗作评改、诗集编选还竞诗唱和。皆是围绕语表达直接展“铁门”学学诗的切讲习之效。也能够从中得到教益，这便是的体悟，而当时参唱和的其他弟能够真切加深对“铁雅诗派”诗风张宪在对杨氏李氏诗作的瑞摩中筹诗中“金篦搅红红欲凝，脑中犹作铜龙声”的奇思险怪确乎略逊一尺留型搅金匕”等诗句显然有意追摩乃师的古乐府风格，但较李费其中“白马初腥径路刀，府之奇崛推向极致。张宪和诗见于玉筒集，写出眼中磷，吹欲腥，游魂夜哭灯前走”等句，终将其古乐次创作，又再拔乎其萃；但在阅读李费和作后，张宪焚毁已作；杨维祯“技痒”门生多有唱和，而以张宪这是一次典型的诗歌竞技：在杨维祯初作后，2023.No.1杨维祯的诗歌教育与“铁雅诗派”的兴衰的奇幻故事，是后代诗家喜欢题咏的对象。据杨维祯月氏王头饮器歌序，杨氏起初作诗二首，诗友李费认为“虽李长吉复生，不能斗其雄”，并和作一首。这篇和作，刺激了杨氏的再次创作。余读费辞，为之击几而歌，费真狐精也。时铁门和者称张宪，明日费辞至，宪拜之日：“吾当放君一头。”取已作而焚之。余复技痒，作些月氏头歌，令费和之。费谢日：“某气竭矣！”三“铁雅诗派”的的内在局限与没落明洪武三年（1 3 7 0）五月，杨维祯病逝于松江颊楼。随着“铁雅孙小力校篓杨维祯全集校笔第2 册，第4 7 3 页。（元）张宪：玉筒集，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 2 1 7 册，第3 7 0 页。孙小力校篓杨维祯全集校笔第2 册，第4 7 3 页。170总第三十七辑2023年第1 辑耘学刊诗派”核心人物的谢世，诗派在易代诗史上渐于消歇，那为人脍炙的“铁体”也光焰日颓，缺乏后继之人。一个诗派的没落是由多方面原因导致的，主帅故去、政事鼎革、学风改辙等外部原因固然不可忽视，但杨维祯后学们的不能自立、难以为继则成为重要的内部原因。这种状况的出现，又与“铁门”诗歌教育的局限性有关。“铁雅诗派”诗歌教育的最大局限，便是不具有系统性，而是以即时性、随机性乃至碎片性为特点，这致使诗派特别依赖创始人物的存在。其实，这些局限性是在杨维祯选择新的诗歌教育之路时便已存在的，可以说是“反法度”的衍生物，也可以说是以文学表达为重心时常常难以规避的问题。杨维祯的几种诗歌教育方式都具有即时性、随机性特点：评议与修改诗作都是针对特定作品的具体意见，不具有可复制性；编选诗作具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味，其间的编选原则与审美取向要求弟子以悟性去独立体味；诗篇应酬的场合也是随机的，且特别依赖杨维祯的在场。杨维祯是这些活动的主轴。“铁雅诗派”没有选择以诗法著作或诗歌选本为重心的学诗范式，但也没有形成特别清晰的诗歌修习主张，其“诗出情性”指向的正是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诗学。如前所述，杨维祯不但对这种不稳定的诗歌教育颇有自觉，而且有意反对诸种法度，他对律体的态度便是一个明证。据方外弟子释安回忆，杨维祯在钱塘时，因诸生请教律体，不得已始作二十首，但多为奇对体。这种“破大于立”的教法固然有其时代性与启发意义，在元中期诗学笼罩的格局下打开了新的境界，但却难以形成新的“常态”。尽管释安评论杨氏的劫律体“其中自有张妙法”，但个中“妙法”，又何以直接地推求和传授呢？在元末诗坛，杨维祯以直指语言表达的诗歌教育引领风气，但重视“法度”的教习方式亦未消亡，“铁雅诗派”与重视诗史源流的浙东、闽中等文人群体存在明显的分际。譬如元代婺中的古文辞授受，自方凤、谢翱、吴思齐而下，传于吴莱、黄谱、柳贯等人，复及于宋濂、王祎、孙小力校篓杨维祯全集校笔第1 0 册，第3 9 5 3 页。1712023.No.1杨维祯的诗歌教育与“铁雅诗派”的兴衰戴良等后进，其间的诗法授受颇为不苟。据郑涛宋太史诗序之追述，宋濂初见吴莱时，吴莱即命其钻研诗经、楚辞以及汉魏六朝直至宋季诗作，并要求“穷其体裁”“按其音节”“考其辞句”“观其气象”，认为待识见精深、功力深造之后，始可言诗。这种学诗取向也正是元代诗法著作的旨趣。在吴莱看来，学诗是郑重而精密之事，这令年甫弱冠的宋大受震动，“不觉汗流決背，于是悉焚所为稿，一依吴公之命而致力焉”。在宋濂今存诗集萝山集中，便有模仿陆机、陶潜、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等五言诗体貌的拟古之作，且在拟古中达到了很高水平，是为早年依师法学诗的痕迹。与浙东文人相类，闽中诗学也呈现出重视诗学知识的学诗路径，这与闽诗的源流有关。闽中诗派自元代中叶始，前有杨载，后有蓝仁、蓝智、张以宁、林弼等名家，皆以宗唐为要决。蓝山集卷首记载蓝仁从游杜本学诗时，即被“授以四明任松卿诗法及德机、仲弘诸大家机轴”，遂“归而焚弃旧稿，厉志盛唐，以归于老杜”。“四明任松卿诗法”指宋末元初诗家任士林的诗法，而任氏曾论作诗须“有诗法，有句法，有字法，森严玄邃，未易人也”，特重法度。据陈广宏考证，任氏之诗法主张与赵孟顺颇为相契，即尝以推行宗唐诗风为已任。而杜本看重的德机、仲弘则分别指范、杨载，皆为元中期的诗学大家，也是元代诗法著作中特别推重的典范。由蓝氏兄弟所承学的闽中诗法来看，它是以元中期诗学而上溯于唐代大家家数的，这也是诗法著作中最普遍的学诗之路。与浙东、闽中的诗歌教学相比，“铁雅诗派”对宗法诗史上的经典黄灵庚编辑校点宋濂全集第4 册，第2 3 1 8 一2 3 1 9 页。参见左东岭赠梁建中序）与宋濂元明之际文学观念的变迁，求是学刊2 0 2 0 年第3 期。（明）蓝仁：蓝山先生诗集，载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 辑第9 册，黄山书社2 0 1 3 年版，第3 8 7 页。（元）任士林：松乡集，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 1 9 6 册，第5 7 4 页。陈广宏：闽诗传统的生成一一明代福建地域文学的一种历史省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1 2 8 页。1722023年第1 辑总第三十七辑厮耘学刊并无浓厚兴趣，杨维祯虽然也尊崇杜诗，但在“人各有情性，则人有各诗也”的“情性说”主导下，对三百篇以后的名作其实并不重视。由于宗尚“未尝以某代家数为吾文之宗，某人格律为吾文之体”的文学观念，杨氏甚至对初学诗时必要的模拟练笔也不甚看重，这使其诗派中的诗歌教育缺少较为固定的过渡环节，也无法保证诗派在长时段传承中的稳定性。从更深层次的原因看，“铁雅诗派”诗歌教育的即时性与碎片性，又与杨维祯古乐府追求恣意奇崛的诗体特性有关。古乐府体本身即有尊尚自然、抗拒形式的诗体传统。而杨维祯本人没有浙东、闽中等地诗人系统学诗的经历，他选择体式灵活、语言随意的古乐府体，既能发挥其才学出众的优势，也能规避其缺乏诗法的劣势，而使此体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正如释安评论杨维祯的劫律“观者当以神逸悟之”，其诗作不但难以学习模仿，更难以具体传授。因此，杨氏的知音张雨议论日：“无老铁力者，便堕落卢马后大虫耳。”这种妙喻点出了杨氏古乐府中才力的地位，同时凸显了一种矛盾：若没有杨氏的才力，学之难以驾驭，反受其累；但若有了杨氏的才力，便自可如杨氏一般戛戛独造，何必规仿之呢？如果理解了这种悖反，就能明白“铁雅体”的诗歌传承注定坎珂重重。与“铁门”规仿杨氏的众多弟子不同，受杨氏指授较少、步人传统诗学路径的贝琼却成绩卓异，在易代诗史上享有盛名，其中的升降得失耐人寻味。贝琼从游杨维祯甚早，亦是杨氏的得意门生，杨氏许之以“自幼颖悟，长有奇气”，甚至在为贝琼所作斋室记中自抑：“余最号不善读书者也，性未能寡欲，其读也不能静且颛。即颛，又性猝急，卷甫开即函涉，欲竟卷。常恨自课不能如仲琚，而仲琚求余文以志室，亡乃孙小力校笔杨维祯全集校篓第5 册，第2 0 1 6 页。2孙小力校篓杨维祯全集校笺第9 册，第3 5 8 2 页。3参见万紫燕尚自然而斥新声一一论古乐府编撰中的以乐为本，载华中学术第3 2 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2 0 年版，第8 1 一8 8 页。4孙小力校杨维祯全集校笔第1 0 册，第3 9 5 3 页。1732023.No.1杨维祯的诗歌教育与“铁雅诗派”的兴衰左乎？杨氏的评论意在褒扬贝琼，但其中对二人读书静躁不同的描述，也有助于理解贝琼后来走上传统诗学路径的选择。贝琼从游杨维祯的时间可考，其铁崖先生大全集序称“琼早登先生之门，今二十五年矣”，而文末署“至正二十有五年（13 6 5）春”，可知从师时间约为至正初年。虽从师较早，但文中又说“中罹兵变，不相知者久之”，这使贝琼没有紧随杨氏接受诗学教导。有趣的是，从贝氏郑本初诗集序中“余学诗二十年，未能窥诗人之闽奥”的态度来看，他对自已早年从师的经历似乎并不满意，他称至正二十二年结交郑本初之后始知“中州之绮丽有不足观矣”。郑本初之诗今已不存，但贝氏对“绮丽”之不足观的批评，正可与疏离“铁雅体”对读。从贝琼今存清江贝先生诗集十卷来看，其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七绝等诸体皆有佳作，其中七律的部分诗作可以看出杨氏古乐府的痕迹，但更多诗作则显示出取法多元、学拟诸体的旨趣。如其五古对酒怀邵文博题听雪斋等皆自署“拟东野”，遣词效法孟郊之险怪；而有的诗则明言“拟苏州”，有意模仿韦应物之清逸；五古杂诗兰游仙诗晚松拟古等从取象、遣词看，皆脱胎于魏晋；七律无题“锦瑟鸾笙恨总牵，尚思华屋对婵娟“绡拆鸳鸯裁宝扇，酒行琥珀泻银船”之句则又上法义山。如是种种，不能胜道。贝琼之诗的摇曳多变，显示出他曾于诸家名作用功颇深，而这正是元代诗法著作与浙东、闽中等地文人皆强调的学诗大道。朱彝尊称贝琼之诗“爽豁类汪朝宗，整丽似刘伯温，圆秀胜林子羽，清空近袁景文，风华亚高季迪，朗净过张来仪，繁愈孙仲衍，足以领袖一时”，虽推奖过情，但精到地指出了贝氏诸体皆擅、积累丰赡的特点，而这恰与“铁雅诗派”的诗学教育迥别。四库馆臣点评贝氏“虽出于维桢之门，而学其所长，不学其所短，孙小力校篓杨维祯全集校第6 册，第2 47 0 页。李鸣校点贝琼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 0 10 年版，第42 页。李鸣校点贝琼集，第43 页。李鸣校点贝琼集，第2 6 1页。45（清）朱彝尊著，（清）姚祖恩编，黄君坦校点静志居诗话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 6 页。174总第三十七辑2023年第1辑耘学刊宗旨颇不相袭”，亦可谓洞若观火。贝琼受杨维祯的诗学指教甚少，在诗史上却能凌驾杨氏其他弟子，这从反面显示出杨氏诗歌教育的缺陷。缩结而言，杨维祯独擅的古乐府体本身靠才力为多，这使其诗歌教育的可持续性非常有限，而其诗歌教育的即时性、随机性，则使弟子们难以独立、系统地掌握诗歌创作的知识与规律。杨氏谢世之后，其诗派便丧失了指引者，更不能向更深广的层次发展，原来凝聚在其周围的弟子们以失去机轴而不能相继，这是“铁雅诗派”迅速衰落的重要内因。结语本文考察杨维祯的诗歌教育思想及教育活动与“铁雅诗派”发展的关系，意在揭元后期诗史演进的内在动力，并展示文学教育环节在流派研究中的意义。不同的诗学追求要求和规定着不同的诗歌教学模式。元后期“铁雅诗派”的崛起是从扭转以“法度”为中心的诗歌教育范式开始的，杨维祯“情性说”的诗论言说、“古乐府”的诗体选择皆与此有关。但在杨维祯选择以表达为中心的诗歌教育取向的同时，即时性、随机性、碎片性等非系统性的弊病亦已埋下伏笔。杨氏没有找寻到解决这些困境的道路方法，诗派的衰落亦在其身后无可抵挡地发生。透过教育的视角，能够进人诗派传承的内部理路，从而发现“铁雅诗派”这一元末最大诗歌流派兴衰起落的内在机制。（清）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著，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下册，中华书局，19 9 7 年版，第2 2 6 8 页。3852023.No.1励耘学刊英文题目、摘要和关键词Ge Hong also expressed the individuals life choices and the ideal ofwriting.The author of Liu Zi hided himself,integrated the thoughts of variousschools of thought,and mostly followed the predecessors theories,while theparallel prose writing formed a more theoretical and rhetorical academictext.Regardless of the writing concept of the scholars of the Wei and JinDynasties,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catalogs of historical records,it is clearthat Zishu and Anthology ar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academic writings.However,the factors of the anthology affected the writing of Zishu and objectivelypromoted the Zishus fall and Anthologys rise in the Middle Ages.Keywords:BaoPu Zi Wai Pian;Liu Zi;Fu;Shelun;Parallel ProseYang Weizhens Poetic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Tie YaPoetry SchoolCuiZhenpeng/159Abstract:The formation of the largest poetry school of Yuan Dynasty-“Tie Ya Poetry School has an important relationship with Yang Weizhenspoetic education.Books about poetic rules were popular in the Yuan Dynasty,which formed a poetic education paradigm of emphasizing laws,advocatingmodels and respecting patterns.But Yang Weizhen tried to use the theory ofdisposition to dispel the path of learning poetry centering on knowledge.Hecarried out poetics education through various forms such as reviewing andrevising works,compiling poetry collections,and poetic communication.Thesepoetic education activities were centered on expression and promoted the growthof Tie Ya Poetry School.However,the immediacy,randomness andfragmentation of 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