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法治化路径探析.pdf

|四川农业与农机/2023年4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 是我国迄今为止第一部以“乡村振兴”命名的基础性、指导性、综合性法律，与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和 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共同构成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四梁八柱”1。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 的颁布和实施，从中央至地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便有了法治基石和法治保障。我国西部疆域纵横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幅员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71%，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7%以上；40多个少数民族长期聚居于此，属于少数民族多民族聚集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绝大多数地区欠发达；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混合特殊地域民族文化，其民众之法律观念、法律认同及法律行为都不同程度受到国家法、民族法、家族宗法、宗教法和民族习惯的影响。因受历史、地理、经济和文化等多重因素制约，我国西部地区法治化进程发展相对落后。因而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探索西部地区法治化路径显得尤为必要。1乡村振兴法治化的基本内涵1.1法治的基本内涵“法治”既是人类社会发展至现代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政治文明深层发展的时代结果，其与“人治”根本性对立，系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理理念。中国共产党充分借鉴世界各国法治发展优秀成果并结合我国法治发展历史与现实，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的重要论断和科学理论，“良法”和“善治”即为现代“法治”的核心要义。我国所要厉行的“法治”是实行“良法之治”，而“良法”的价值和运行必须通过“善治”方能凸显和得以保障。本文认为，“善治”表达的是国家治理能力问题，可释义为“依法治理”“公共治理”“德法共治”等基本内涵。1.2法治化的基本内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途径和根本保障。国家治理体系法治化要求治理制度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法律并由宪法和法律加以定型，使其具有坚实的公定力和确定力、普遍的约束力、国家强制力和执行力；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要求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规范社会秩序等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充分保证法律与政策实施上的统一性和正确性。1.3乡村振兴法治化的基本内涵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乡村社会治理则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统筹推进乡村治理无疑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基础工程。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主体自身的结构性变化，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治理主体的基层实践，两者具有时代的耦合性，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顶层设计的内容2。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探索，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体现。乡村振兴法治化应当包括乡村治理法制化和乡村治理法治化两个基本面向。乡村治理法治化要求乡村治理制度通过法治化的方式定型化，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逐步形成完备的“三农”法律制度体系；而乡村治理法治化，则要求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乡村社会、管理乡村事务。乡村要实现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乡村治理法治化需要基层法治信仰作为基础支撑，需不断提高乡村治理法治水平，逐步形成新时代基层良法善治新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2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法治化多重困境2.1农村法治体制亟待健全目前，我国涉及“三农”的法律制度无论是数量还是质我国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法治化路径探析成小江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万州摘要：“三农”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十四五”时期“三农”工作的重点内容，也是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我国西部地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冰农村法治体制不健全、法治机制运行不畅、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不足、法律监督走空缺位、农民和乡村干部法治意识淡薄等治理难题，健全农村法治体制、畅通农村法治机制、补给农村公共法律服务、加强农村法律监督、加强农村法治宣传，以此提升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推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效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关键词：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法治化；“三农”作者简介：成小江（1991年-），助教，硕士。研究方向：法治理论研究。E-mial：。20调查研究|四川农业与农机/2023年4期|量都相对滞后。传统涉农民事纠纷案件，诸如婚姻、赡养、抚养、相邻关系等，适用到现有民商事领域的法律制度，以及涉及农民工权益保护和农产品质量、农业生产类的法律制度较为普遍，涉及农村土地流转、征地安置等事务处理方式散见于政策文件之中。西部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主要还是用地难题，主要表现为乡村土地供给难、权利变动流转难、用地政策实施难以及土地制度制定难3。我国现有法律对如何调整农村社会关系规定较少，且大多系原则性规定，实难满足涉农法律适用的规则性需求。2.2农村法治机制运行不畅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大背景下，我国西部地区各区县、乡镇法治机构虽已逐渐健全，但有的乡镇对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留有余地，不利于“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基层法治政府建设；到村一级的法治工作更是面对夹杂着邻里关系、情感关系、亲戚关系、利益纠纷的矛盾，有的时候保证了法律框架下的公平正义，但又枉顾了被破坏社会关系的修复问题，给乡村治理工作造成巨大压力。2.3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不足目前，西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生产生活水平较城市和东部乡村存在差异，导致深入乡村、服务振兴的法律人才匮乏，减缓了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法治化进程。此外，我国西部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尚不够健全。一方面各区县政府仍然是公共法律服务的主要供给主体，普遍存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法律需求与各区县政府供给公共法律服务不足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组织保障不明确、激励机制不完善、保障资金不充分等现实因素，导致公共法律服务供给程度不高。2.4农村法律监督走空缺位乡村司法派出机构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最基层的司法力量，其能够紧密结合“驻在基层、服务基层”的工作特点，可有效将法律监督的触角延伸至乡村，共同提升司法公信力，更好地为乡村振兴提供司法保障。目前，较为成熟的乡村司法体系是以乡镇派出所、司法所、派出法庭为主的“两所一庭”，但唯独负有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构未在乡村设立派出机构。乡村司法派出机构中派出检察机构独缺一席，基层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职能作用发挥不足，公检法沟通协作不畅。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任务重，赡养、抚养问题较多，“人地矛盾”尖锐，导致区域性法律监督任务重；针对农村生态环境破坏、农民工讨要劳动报酬、请求给付赡养费或抚养费、农民土地流转等涉农案件，都需要派出检察机构畅通申诉渠道，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2.5传统观念阻碍法治建设农村传统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极深，特别是我国西部乡村“人治”胜于“法治”的现象普遍存在。许多涉农法律法规尚未走进农民日常生活，依靠人际关系和人情世故解决和处理问题，部分影响公平公正的现象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在短时间内还存在。3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法治化基本路径3.1健全农村法治体制随着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必须有健全的农村法治体制与之相适应。一是继续完善涉农领域立法。围绕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遇到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等衍生的新问题、新情况开展立法调查研究。国家层面及时构建满足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发展的建设用地供给制度，立法完善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4。地方层面适时根据实际及时修订各地区农村土地管理、农村环境保护等地方性法规。二是适时更新涉农政策举措。根据全国人大涉农法律相关精神，结合西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现况，适时将老百姓普遍关注又亟待解决的政策措施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规定，针对性解决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的普遍性和共同性问题。三是完善“三治”融合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5”。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自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德治是补充，“三治”融合才能筑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基。3.2畅通农村法治机制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以法治保障乡村治理有效已经成为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乡村基础的固本良策。一是建立健全基层权力清单制度。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机构，而村委会是乡镇所辖行政村的村民选举产生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民主自治是村委会运行的基础。建立乡、村两级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加强乡、村两级权力规范化建设，依法合理界定乡、村两级权力边界和责任范围，保证基层权力规范有效运行，使“乡政村治党领导”的主体权责明晰化、关系协调化、行为规范化6。二是建立“普法”“释法”工作机制。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做到“治理有效”，关键在于涉农法律精准有效实施。不断提高乡镇政府依法行政水平，严格做到“谁执法谁普法”。强化乡镇派出司法机关公正司法能力，严格做到“谁用法谁释法”，不断提升以准确适用法律化解社会矛盾、修复社会关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三是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坚持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最前面，充分发挥村级人民调解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坚持和完善新时代的“枫桥经验”，深挖熟人社会蕴含的德治真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纠纷，切实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3.3补足公共法律服务西部地区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和乡村公共法律服21|四川农业与农机/2023年4期|务队伍建设现状难以满足西部乡村群众在法律咨询、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等方面需求，因此，应建立多元化的乡村公共法律服务模式以满足西部乡村当前和今后的基本公共法律服务需求。一是拓宽西部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渠道。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仅靠各区县政府单一式的供给模式是不科学的，需要逐步探索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城乡一体”的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模式，搭建公共法律服务平台，以资源共享的方式解决“法律资源的供需割裂与不匹配问题”7，可以广泛统筹公共资源和社会财富，科学整合城市优势法律服务资源，共同建设乡村公共法律服务系统工程。二是加强西部乡村公共法律服务队伍建设。西部地区需要引进专业法律人员充实基层法律服务机构，例如鼓励法律人才参加“三支一扶”和“西部志愿者”活动，充实法律服务工作者队伍。三是不断加大西部乡村公共法律服务财政投入。逐渐探索建立“联村法律顾问”制度，选拔专职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加入“联村法律顾问”团队，高效、便捷、及时解决老百姓身边的法律纠纷，并根据各地政府财政情况适当给予经费补助。3.4加强农村法律监督“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是现代国家乡村治理的基础，加强农村法律监督是现代国家乡村治理的重要保障。我国 宪法 赋予国家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既对严重违法行为按照法律特别规定的手段实施专门性监督，也对其他司法机关已经出现的违法行为启动实施程序性监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大背景下，部分农村特别是西部乡村，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破坏农村生态环境。因此，法律监督机构还要继续向基层适度前移，向乡村纵深延展。在法治建设任务重的西部乡村设置派出检察机构，将依法严厉打击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结合的检察工作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既能够实现依法严厉打击坑农害农的违法犯罪行为，又能够妥善处理因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形成健全的现代乡村司法体系。3.5加强农村法治宣传对于农民而言，加强法治宣传与解决法律纠纷同样重要，二者相结合系乡村振兴法治化的重要路径。2021年6月，司法部发布 关于开展“乡村振兴 法治同行”活动的通知 中明确了“实施村居法律顾问 五个一 活动”“开展主题普法宣传”“实施乡村 法律明白人 工程”等内容，为扎实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指明了方向。我国西部乡村应契合“法律明白人”工程，加大对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村“两委”班子成员、村妇联执委、人民调解员、网格员、村民小组长、退役军人等普法宣传和法律培训的力度，逐步提高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村“两委”班子成员、村务监督委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依法办事能力。开辟乡村公共法律服务队伍法治宣传新路径，针对土地承包、相邻关系、婚姻家庭、民间借贷等常见法律问题以案说法，以农民喜闻乐见而又通俗易懂的方式展现，持续营造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4结语目前，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的历史交汇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局性、历史性任务。从我国西部地区“三农”乡村振兴实际情况看，促进产业发展、统筹城乡关系、激发乡村活力、化解基层矛盾都需要利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总之，要健全农村法治体制、畅通农村法治机制、补足公共法律服务、加强农村法律监督以及加强农村法治宣传，实现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顺利运行。参考文献：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R.人民日报,2021年2月22日,第01版.2马华,马池春.乡村振兴战略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耦合机制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6):63.3耿卓、孙聪聪.乡村振兴用地难的理论表达与法治破解之道J,求是学刊,2020(5):2-8.4任大鹏.乡村振兴促进法 的鲜明特点和现实意义J,人民论坛,2021(27):61.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2.6王东.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价值耦合、行动构设与路径选择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99.7杨宏.乡村法治振兴背景下农村法律援助问题与对策研究J,农业经济,2021(6):3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