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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清代云南东川蔓海湿地的开发与治理.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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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清代云南东川蔓海湿地的开发与治理.pdf

    1、试论清代云南东川蔓海湿地的开发与治理*徐艳波 摘 要:湿地是介于水陆之间的一种具有特殊生态系统的地域。在清代,湿地多被开发为农田。清代云南东川府为发展农业,在蔓海湿地内开“三河”泄水,变“沧海”为“桑田”。之后因水源不足,又引水入“三河”。水源问题虽解,但泥沙淤积与水患问题引起了地方关注,而对其认知与解决的思路仅局限于蔓海湿地地理位置与水利体系之弊端上,以至于所采取的措施仅是对水利工程的修缮与对河道的治理,而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源,即东川铜业开发恶化了水源地的生态环境,其治理效果也就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关键词:清代 云南 蔓海湿地 铜矿 环境整体观清代对湿地的农业开发,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与地方稳定

    2、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既有的对于清代湿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湿地水利建设与发展、湿地农业建设、湿地概述、河湖变迁等方面,但以环境整体观视野对处于环境剧烈恶化期内的湿地开发、建设与相关生态系统变迁关系的研究,则较为薄弱。本文以清代云南东川蔓海湿地为例,探讨湿地开发中水利功能的转变、湿地治理以及其与生态系统的关联性,以期为当今湿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借鉴。12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7ZDA158)的阶段性成果。周琼:清代云南内地化后果初探 以水利工程为中心的考察,江汉论坛 2008 年第 3 期;王建革、袁慧:清代中后期黄、淮、运、

    3、湖的水环境与苏北水利体系,浙江社会科学 2020 年第 12 期;吴连才:清代云南水利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5;沈德富:清代贵州农田水利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2;宁史:清代广西水利事业,学术论坛 1984 年第 3 期;周邦君:地方官与农田水利的发展 以清代四川为中心的考察,农业考古 2006 年第 6 期;等等。王建革:清代东太湖地区的湖田与水文生态,清史研究 2012 年第 1 期。刘丹:杭州湾南岸宁绍海塘研究 以清代为考察中心,硕士学位论文,宁波大学,2010;翟乾祥:清代海河下游区湿地概述,地质调查与研究 2006 年第 3 期。吴朋飞:清代开封城市湖泊的形

    4、成与演变,历史地理 2014 年第 2 期;徐博:明清时期安徽淮北地区河湖变迁,硕士学位论文,淮北师范大学,2019;于化成:清代沂沭河中上游水环境变迁研究 以沂州府辖区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10;等等。一 清代云南开发蔓海湿地的原因蔓海,又称为东川泽、海子、濯缨湖,是坐落于云南东川府平坝上的高原湖泊。关于蔓海的记载较早见于元代 元一统志,其内曰,东川路“北控东川泽,西有金沙江,险据云弄山”。蔓海位于东川府治地之北,明代时大致“长二十里”,雍正时面积有所扩大,“周三十余里”。乾隆时期,蔓海湿地范围大致为南至府城北门新桥,依翠屏山、金钟山、马鞍山等诸山脉,北至青龙山、对门山,东

    5、起华宜寨,西至以里河(又称矣濯河、以濯河),依石鼓山等,“由西至东,长二十余里,自北向南,阔十里许”。蔓海在开发之前,受四周山脉环绕的地形地势与缺乏天然通水河道的影响,“夏秋雨水涨溢,一望汪洋”,“春末尽涸仅作牧地”。蔓海于雨季时,积水不散是为深湖,时人以竹竿绘测“深人一丈五尺余,仍未至底”,而且“引出竿头不带土泥”。旱季湖面上滋生芦苇、菱藤等,“积年朽苇沉没,水中盘结如地”,人行其上,左右摇晃,亦难以下沉。清初的蔓海湿地总体上处于原生状态,湖广深且清,由于湖底蔓草根常年盘积堆砌,湖深而不见泥沙,故难以将其改垦为田,“究之蔓草根盘虚浮无土,不可以田”,古人遂称之为“蔓海”。东川府以山地为主,气

    6、候上干湿季节分明,降水主要集中于雨季,且多暴雨,如此自然环境致使东川难以形成大规模的农业耕作区,“虽倚山临川不通河道,种稻田者无多,余半为荒土”。蔓海湿地虽然在雨季积水难消,又易涨为涝,“涨而为湖,泛滥洋溢”,时常淹没湖边四周田地,“四畔田土俱苦水害”,旱季则藤蔓交织且无实土可垦,却是东川少有的肥沃、广阔的土地。随着东川人口的不断增加,为增加粮食产量,开发蔓海湿地就成为必然选择。在清代以前,中央王朝对云南主要推行“过境开发、羁縻开发和间接开发”,由于开发力度较弱,区域内生态环境大致良好。?10清初,为加强对云南的开发,清廷默许和鼓励移民到边疆地区进行垦殖和矿业开发,开发力度随之加大。随着人口急

    7、剧膨胀,云南粮食短缺问题日益突出。乾隆十三年(1748),云南巡抚图尔炳阿奏称,云南“多221清史论丛?10(元)孛兰肹等撰,赵万里校辑 元一统志 卷 7 云南诸路行中书省,中华书局,1966,第 562 页。(明)刘大谟、王元正等纂修(嘉靖)四川总志 卷 14 郡县志,载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42),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第 271 页。(清)崔乃镛纂修(雍正)东川府志 卷 4 疆域,梁晓强校注 东川府志东川府续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 94 页。(清)方桂修,胡蔚纂(乾隆)东川府志 卷 4 疆域,乾隆二十六年刻本。(清)鄂尔泰、尹继善修,靖道谟纂(乾隆)云南通志 卷 13

    8、水利,乾隆元年刻本。(清)崔乃镛纂修(雍正)东川府志 卷 4 疆域,梁晓强校注 东川府志东川府续志,第 94 页。(清)崔乃镛纂修(雍正)东川府志 卷 4 疆域,梁晓强校注 东川府志东川府续志,第 94 页。(清)鄂尔泰、尹继善修,靖道谟纂(乾隆)云南通志 卷 29 艺文,乾隆元年刻本。(清)崔乃镛纂修(雍正)东川府志 卷 4 疆域,梁晓强校注 东川府志东川府续志,第 94 页。马国君:清代至民国云贵高原的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贵州大学出版社,2012,第 3 页。山,粮鲜出人,囤户所积无多,黄酒本不多造,蒸熬只许用秕稗、苦荞等粗粮,俗不奢华,粮价亦不甚贱”,云南粮食少有售卖于省外的,又非奢

    9、侈享用而浪费,但粮价仍旧居高不下,其根本原因则是人口的快速增加,“由于出产五金,外省人民走厂开采,几半土著,且本省生齿亦繁故也”,为抑制粮价,“惟有教民勤力开垦,使无遗力”。但在乾隆时期,云南坝子多已开垦殆尽,粮食短缺、米价昂贵,仍是滇省所面临的重要难题,“滇省山多田少,水陆可耕之地,倶经垦辟无余”。为进一步扩大耕地面积,弥补粮食短缺,抑制米价上涨,乾隆三十一年(1766)乾隆帝曾下谕,“惟山麓、河滨尚有旷土,向令边民垦种,以供口食”,这一圣谕促进地方民人向山麓以及河沿地带进行开垦。清廷为提高民众的积极性,定例“山头地脚,在三亩以上者,照旱田十年之例;水滨河尾,在二亩以上者,照水田六年之例”,

    10、以减轻赋税负担。为避免胥吏从中滋扰,决定“一切丈量查勘之后,滇省山头、地角、水滨、河尾,倶著听民耕种,概免升科”,并尽力为开渠、筑坝等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持,并酌借公项,以“尽地利而裕民食”。由此可见,清廷为增加农业收人以稳定边疆,自始至终是鼓励边疆民众不断开垦土地,这就促使地方政府加快了对河谷地带淤积湖泊型湿地的开发。东川府地处川滇交界,且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清政府为加强对东川管控与矿产资源的开发,在此地长期推行官办移民、汛塘、屯田和招垦等政策,致使东川人口迅速增长。如在康熙年间,东川的人口密度为 1.7 人/平方公里,到乾隆年间时,东川人口密度增长为 13.6 人/平方公里,是康熙年间的

    11、 8 倍。大量人口聚集,致使土地本就贫瘠的东川,粮食生产更加人不敷出,米价日益腾高。乾隆九年(1744),云南总督兼巡抚张允随奏称,“昭通、东川二府新辟夷疆,产谷无多。上年雨水稍多,收成浅薄,兼因地产银铜,商民辐辏,民食属艰”;为满足粮食需求,只能“请于铜息项下动银二万两,至川东采买米谷,转运平粜”。对此,乾隆帝在批复中认为,“此滇省最要之事,加意为之”。此外,清廷也重视东川的耕地与粮食产作,乾隆二年(1737)就曾下谕免除东川乾隆元年(1736)应征地丁钱粮,“去年收成浅薄,闾阎生计艰难,已经将乾隆元年应征地丁钱粮倶行宽免”,以舒民力,以示惠边氓。乾隆十年(1745),乾隆帝在批复云南昭通镇

    12、总兵董芳奏报东川等各地方收成中言道,“收成尚有七成,可无乏食之虞,然一切不可不留心。绥靖边防,实汝之责”,他进一步督促地方官员注重农业耕作,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由上可见,东川的粮食短缺问题受到中央321试论清代云南东川蔓海湿地的开发与治理清高宗实录 卷 317,乾隆十三年六月壬午。清高宗实录 卷 764,乾隆三十一年七月癸酉。徐艳:明清金沙江下游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硕士论文,西南大学,2006。清高宗实录 卷 211,乾隆九年二月甲戌。清高宗实录 卷 213,乾隆九年三月丁未。清高宗实录 卷 54,乾隆二年十月丁酉。清高宗实录 卷 253,乾隆十年十一月丁酉。与地方政府的重视。东川由

    13、于山多田少,再加之受气候因素的影响,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刀耕火种,土脊(瘠)民贫”,又因整个滇省粮食供应短缺难以自足,致使东川无法在省内取粮。东川地处边境且铜矿资源丰富,深受清廷的关注与重视,为抑制米价以满足东川米粮所需,利用铜息跨省购米平粜,虽有成效,但并不是长久之计。为实现自足,清廷与地方只能鼓励民众对湿地进行开发。二 蔓海湿地的开发与弊病清代云南对东川蔓海湿地的开发,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雍正六年(1728),在蔓海中开左、中、右三河,将积水从西北处的鱼洞泄人以里河下游河道,但湖水泄出后出现供水不足的情况,此种情况甚至严重影响到蔓海的农业生产。第二阶段为乾隆二十一年(1756),为解

    14、决蔓海水源短缺,又在府城西南马鞍山下的以里河上游开凿分水堰向东引水,绕城后,再向北转人华宜寨,注人蔓海中、右两河,并仍将湖水从鱼洞泄人以里河下游,以构建环形闭合灌排水利体系,最终完成对蔓海湿地的开发。但蔓海湿地开发后,又面临水患与泥沙淤积等弊病。(一)三河泄淤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亲自由威宁至东川视察蔓海后认为,东川多山、少田地且缺乏河网灌溉系统,多数土地无法开垦为田,多半沦为荒地,而“城北蔓海一区,宽长二十余里,地本肥饶,因积水难消,弃置已久”,但仍具有较大的农业开垦价值,遂指示东川知府黄士杰勘察并作出根治计划。三月二十日,鄂尔泰奏报,已向官僚士绅募集资金,并迁移大量黎民于湖边

    15、四周,作定居开垦之准备,“臣已捐拨三千两,先买水牛百头,盖房六百间,招民开垦”。此举得到雍正帝的批准。在财政与人力支持之下,以鄂尔泰为首的地方官员便着手对蔓海湿地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开发,开凿河道、泄水开垦。蔓海四面环山,凿山开河排水,实乃天方夜谭,但借助位于蔓海西侧的以里河泄水则为可行之道,东川知府黄士杰对此非常重视。以里河起源于“城西五十里”,待补野马川,且受众多山箐水与溪水的补给,河宽达五六丈不等,“经马鞍山过府城西十里许疙蚤山,人那雄山峡,出金沙江”。以里河水量大,且水流湍急,借助其河道排421清史论丛(清)崔乃镛纂修(雍正)东川府志 卷10 赋税,梁晓强校注 东川府志东川府续志,第214

    16、 页。(清)王文韶等修,唐炯等纂(光绪)续云南通志稿 卷 21 水利,光绪二十七年刻本。云南巡抚鄂尔泰奏陈东川事宜折,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第 7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清)鄂尔泰、尹继善修,靖道谟纂(乾隆)云南通志 卷 3 山川,乾隆元年刻本。(清)方桂修,胡蔚纂(乾隆)东川府志 卷 4 疆域,乾隆二十六年刻本。泄蔓海湿地积水,可避免凿山。蔓海湿地面积较为广阔,若仅从湖内开一条河道,则难以全部排泄积水,需开多条泄水河道,将积水从东部向西北排人以里河下游河道中。雍正六年,东川知府黄士杰动用库帑开挖左河、中河、右河三河,泄蔓海淤水人以里河。其

    17、中,在蔓海湿地北边开凿右河,以东北处的拖落三岔河为起点,向西经白勒、马厂、水城等地流人西北鱼洞,再归人以里河下游河道,右河主要是泄蔓海右部积水;在蔓海中部开中河,从东北处的三岔河起向蔓海中部偏西延伸,到核桃湾与右河水汇合,流人西北处的鱼洞,再归人以里河,中河主要是泄中部积水;在蔓海南边开挖左河,从东南处梅子河宾水桥下面的鸡嘴河起,向西北流至双涵洞下,再汇人中河,后归以里河,左河主要是泄左部之水。蔓海湿地积水被三河泄完后,知府黄士杰便立即招民垦殖,仅雍正五、六年便招来垦民 413 户,开垦出蔓海与者海海田共计 3026 亩。雍正十年(1732)四月,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奏报云南水利事宜称:“东川府

    18、城北蔓海一区,地本肥饶,因积水弃置,今开河建闸,水消田出,亦可招民承垦。”工部从之。之后便将从蔓海湿地中开垦出的农田纳人东川土地课税之中。三河疏浚之后,蔓海东北部以及中部积水,基本全部泄出,但中河东南部以及中部积水仍旧难以排泄,直至雍正末年先后开挖二道河、竿子河、石闸河等细河支流协助排水后,才最终完成排水工程,实现了沧桑之变。蔓海湿地被开三河泄水之后,积水问题虽解,但随之暴露出缺水的弊病。蔓海湿地被泄水之后,地方政府加快了对该地区的农业垦殖步伐,并且收获颇丰,“熯以火,鼓以风,培以土,肥以粪,数年之间,屡获丰收”。蔓海处于众山围绕的低坝之上,其水源补给主要依靠天然降雨,但数年后蔓海水源补给日益

    19、短缺,严重影响了农业发展。为解决蔓海水源不足问题,早在雍正七年(1729),东川知府罗得彦组织人马“从马鞍山开河一道约长十里以济蔓海,从梅子箐开河一道约长十里会合中河”,共同灌溉蔓海。由于梅子箐水及其所受山箐之水,水量日益减少,直至乾隆初年蔓海仍旧处于短水之中。蔓海桑田已经报垦,若不加整治水利,虽是良田沃土,但缺乏水源灌溉,收获薄歉,难以缴纳赋税,反而加重民众赋税负担。乾隆二十一年,云贵总督爱必达就此上奏,言:“云南东川府蔓海开河招垦,建坝蓄泄,河尾虽通,源头无水,雨少栽插易误。”水源短缺已严重影响农作物的耕种,补水问题亟待解决。(二)蔓海湿地闭合环形灌排水利工程的建设蔓海湿地之水源主要是天然

    20、降水,无大河之水注人,又四面环山,难以跨山引水,521试论清代云南东川蔓海湿地的开发与治理(清)方桂修,胡蔚纂(乾隆)东川府志 卷 10 赋税,乾隆二十六年刻本。清世宗实录 卷 117,雍正十年四月乙卯。(清)方桂修,胡蔚纂(乾隆)东川府志 卷 4 疆域,乾隆二十六年刻本。(清)王文韶等修,唐炯等纂(光绪)续云南通志稿 卷 21 水利,光绪二十七年刻本。清高宗实录 卷 507,乾隆二十一年二月戊辰。只能诉求于南北走向并竖截于蔓海西侧的以里河,从其上游“借”水。以里河起源于府城西南待补野马川,受四周山箐水与溪水的注人,水量大且源源不断,并且又南北贯穿蔓海西侧,是引水的最为便利之源。乾隆二十年(1

    21、755),东川知府义宁思虑蔓海千亩海田水源不足,时常“栽迟霜早,苦不就熟”,而以里河水流量颇大,“渧视山下,足以分水”。乾隆二十一年,爱必达奏言:“查府西南有以里河,源远且大,会各山溪水直下。拟开渠引注蔓海,可灌溉熟田,荒芜亦资垦辟,边缴移民夷无力,借帑兴工,来秋征还。”此奏得到清廷的批准。乾隆二十一年,义宁借助拨款在府城西南马鞍山下的以里河上游,开了一道高、宽各五尺的分水大堰,遂挖河开道,引以里河上游之水人蔓海,是为义通河。义通河全长 30 余里,阔丈余,各段七八尺深不等。义通河并非直接汇人蔓海中,为汇集众多山水以及灌溉更多的农田,大致自西南向东北引流,即从城西南马鞍山下以里河上游开分水大堰

    22、取水,后向东引水,经府治西门,并绕过府城北门,再转旧土城东,在府城东南处过石嘴,倚梅子箐,转向北流动,在蔓海东北处的华宜寨注人中、右两河,然后经水城、鱼洞,最终重归以里河下游河道,达到“还水”的效果。为充沛义通河水量,义宁在开凿河道之时,使河道环过饮虹潭(龙潭),“导潭开石,会于河”。此外,义宁还建六口过水涵洞和一道泄水闸口,以汇集四周山箐之水,进一步补足水量。到此,蔓海闭合环形灌排水利工程基本建成,有效缓和了蔓海水源不足的问题。(三)蔓海湿地开发后的弊病蔓海湿地开发的每一阶段,都存有一定的弊病。第一阶段的泄水三河水利工程修建后,蔓海湿地积水虽泄,但出现水源供给不足的问题。后续虽开多河引山箐水

    23、、溪水灌溉,但水源缺乏问题仍旧未解决,并且已经严重影响到蔓海海田农业生产。为解决水源短缺,地方官府又对蔓海湿地进行了第二阶段开发。东川知府义宁从蔓海西南马鞍山下的以里河上游引水,构建成环形的闭合灌排水利体系。此后,蔓海湿地水源不足问题虽缓和,但又暴露出泥沙淤积与水患问题。身处低洼的蔓海湿地,上承翠屏山、金钟山,以及西南处以里河之源头马鞍山等水源补给地,是为“华池”;中接起到泄水与灌溉作用的左、中、右三河,是为“决渎”;下连排水口鱼洞,是为“尾闾”。然而,在借水、补水、出水的三个环节中,每一个环节都易引起泥沙淤积与水患。首先,蔓海湿地上承的水源主要补给地“华621清史论丛(清)方桂修,胡蔚纂(乾

    24、隆)东川府志 卷 20 艺文,乾隆二十六年刻本。清高宗实录 卷 507,乾隆二十一年二月戊辰。(清)方桂修,胡蔚纂(乾隆)东川府志 卷 4 疆域,乾隆二十六年刻本。(清)方桂修,胡蔚纂(乾隆)东川府志 卷 20 艺文,乾隆二十六年刻本。(清)方桂修,胡蔚纂(乾隆)东川府志 卷 4 疆域,乾隆二十六年刻本。池”,多为高山流水,易遭暴雨,且河(渠、沟)堤低浅,“浅则山洪爆(暴)发,浮沙、虚土、乱草、枯木、砾石乘流而挡塞,不免冲决”,引发山洪灾害;其次,中接之地的泄水三河,又易排水不畅,泥沙淤积,“淤则容水无多”,一遇“华池”含沙河水流人,“浑水停蓄,不免填积”;由西南高山而下的补给水,其流速明显快

    25、于蔓海平坝湿地上的泄水三河之流速,但由于是曲折转人蔓海,其水速又低于以里河,即“河流水势不敌以里河之流急,新河之流缓”。故每当补给水横冲而下,其携带的大量泥沙便冲人蔓海,而蔓海中的泄水河流又难以将泥沙冲人水流更加急速的以里河中,“一遇水发,缓流之泥沙尚不能出,急流之土石转冲而人”,便进一步加重了蔓海湿地中的泥沙淤积。上、中环节的泥沙淤积最终加重了下方出水口“尾闾”鱼洞的压力,若河尾浅难以容纳数量众多的泥沙砾石,泄水能力势必降低。“华池”之水源源不断地汇人蔓海,“尾闾”又难以排出大量积水,便使得泥土、沙石日益淤积,湖床每日抬升,最终导致蔓海之水塞溢,淹没周围良田、民房,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三 蔓

    26、海湿地弊病的治理与根源蔓海湿地经过两个阶段的开发,虽解决了积水与缺水的问题,但又面临泥沙淤积与水患频仍等新的问题,而对于新问题的解决,地方政府只是一味修缮水利与治理河道,而忽视水源处生态环境问题,也就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一)云南对蔓海湿地弊病的治理思路与实践对于蔓海湿地出现的泥沙淤积与水患频仍等问题,时人认为“河尾安得不高?利源安得不塞?”其治理的关键点在于其排水口,即河尾鱼洞。因此,认为解决弊病,应首先挖深排水口鱼洞,“将泄水之鱼洞河修浚深通”,以确保蔓海能够顺利排出淤积之水。其次,对蔓海主要的灌济水源义通河进行疏浚与固堤,“就原宽河面挖深,便取泥上于岸,岸高而河益深,土厚而岸愈固”,以确

    27、保河道通畅不易堵塞。最后,挑挖蔓海湿地中泄水三河的淤沙,“将上年之淤积挑出培岸”,以提高蔓海内河道水与泥沙的容量。此外,为解决湖底蔓草根常年盘积而难以种植的问题,时人也提出将挖出的沙土“填浮面之虚泥,久之而在着实”,便可以充实蔓海地基,也可以保持土地肥沃并加固河岸,“粪之无渗漏,虚实相得,新旧交成,河益深,岸愈固”。在这一思路指导下,地方所采取的治理措施则主要集中在水利修缮、筑建河堤与植柳固堤等方面。在水利修缮上,为有效控制水流量,确保旱则蓄水、涝则放水,东川知府义宁建造了蔓海东石闸与鱼洞闸。乾隆二十一年,义宁在城西演武厅前建石闸721试论清代云南东川蔓海湿地的开发与治理(清)方桂修,胡蔚纂(

    28、乾隆)东川府志 卷 4 疆域,乾隆二十六年刻本。(清)方桂修,胡蔚纂(乾隆)东川府志 卷 4 疆域,乾隆二十六年刻本。一座,待春夏水少之时,引龙潭水约二里人左河,起闸灌溉以济一带田地;在水城北建石闸一座,夏秋集雨、山水暴涨之时,闭闸阻水不令旁溢,以免小围一带有淹没之患。早在义通河修缮完毕之时,义宁就认为,城北外 30 里处的鱼洞是汇义通河、三河之水以人以里河的咽喉之地,“最关蓄、泄之大”,遂建鱼洞“倒闸”一座,“岁加修浚”。鱼洞“倒闸”的功能主要是以闸之闭启来提高和降低水位,实现排灌,时届栽插或保苗期,则上闸板,水流向改变,水位提高,导以里河人海坝之水进人灌溉河道;于汛期、田禾撤水以及山洪暴发

    29、之时,拆除闸板,水流向依然,以泄洪水,田水重归以里河。在河堤修筑上,崔乃镛认为以里河一路为汤丹各铜厂交通要道,夏秋暴雨之时,沙砾从高山而下冲人河道,致使河道沙石淤积,河水泛滥冲破河岸,而以里河又与蔓海相连接,遂于雍正十一年(1733)筑建以里石堤,沙石淤积、道路泥泞、河岸破堤等“病涉之忧,至此始释然矣”。乾隆二十一年,东川知府义宁开挖义通河之时,为防患泥沙淤积堵塞,河水破堤而出,亦建河堤。道光十五年(1835),署知府常明认为,蔓海水源部分来自城东南隅矿神庙后之灵璧诸山,但“每山水骤涨,城内外均受其害”,为加以防治,便“筑石堤以御之,患始息”,并“复倡捐置田以作岁修之费”,希冀河堤得到长久保护

    30、,维护一方安宁。在植柳固堤上,迤东道兼摄东川府廖瑛认为,东川近城一带田亩,全借新河(三河)之水引流分灌,此河堤在保障河流蓄泄、防治沙石淤塞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查当日初开之始,河堤本属单薄”,长年累月,逐渐松塌,一遇“山水涨发,难免冲决淹没之虞”,若灾中临时补筑,不仅耗费昂贵,而且“伤损禾苗,秋成失望”。于是,廖瑛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发布 劝民培筑新河堤埂并插柳以期永固告示,要求自马鞍山起至新河(三河)尾止,沿河用水人户以及乡保等要逐次细勘,各按所种田亩,分清界址,自雇人夫勘察、修缮堤岸,植柳护堤,“凡有堤埂单薄者,挑培厚实;竣塌者,补筑坚固,仍要密插柳枝,以资永固,不得彼此推诿,

    31、至乡保止,准督催”。道光二十年(1840),会泽县典史刘伟烈在任之时,也曾修筑义通河,并植柳千余株,“以固河堤,大为民利”,进一步提高义通河抵抗泥沙淤积与水患的能力。然而,这些实践只是起到一时的缓和作用,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同治十年(1871),东川“连旬淫雨,大水漂禾,平地水深数尺,淹至罗乌门外,经月始退。岁大饥,米粮骤长数倍。又五月,连旬大雨,色赤而腥,蔓海一带尽成泽国”;再如光821清史论丛(清)王文韶等修,唐炯等纂(光绪)续云南通志稿 卷 21 水利,光绪二十七年刻本。(清)方桂修,胡蔚纂(乾隆)东川府志 卷 4 疆域,乾隆二十六年刻本。(清)王文韶等修,唐炯等纂(光绪)续云南通

    32、志稿 卷 21 水利,光绪二十七年刻本。(清)方桂修,胡蔚纂(乾隆)东川府志 卷 20 艺文,乾隆二十六年刻本。(清)余泽春修,茅紫芳纂,冯誉聪续纂修(光绪)东川府续志 卷 1 典史,光绪二十三年刻本。绪九年(1883),“七月朔夜,以里河出蛟,大雨水冲坏田禾数百亩”;等等。可见水灾频仍且灾情严重,且据光绪 东川府续志 记载,蔓海附近“历年被水石冲埋”。上述情况表明,清代云南地方官府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只有一时之效应,并非长久之计。(二)蔓海湿地弊病产生的根源时人对于蔓海湿地问题的认知仅仅局限于其地理位置与水利体系之弊端上,由此所提出和采取的解决思路与实践方法,仅仅局限于水利修缮与河道治理上。然

    33、而,这只是问题的“标”,并非其“本”。蔓海湿地在被开发之前,属于无天然河流排水通道的闭塞湖,其水源补给主要靠降雨以及为数不多的山箐之水。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多与对粮食需求的日益见长,蔓海湿地自雍正六年起被开三河泄淤水于以里河,并陆续疏通多条山箐溪涧与沟渠以供水。此时,蔓海湿地与外界联系逐渐加强,但之后却面临水源供给不足问题。为充沛水源,地方官府不得不在蔓海湿地西南处的以里河上游开分水堰,挖义通河以引水灌溉蔓海。至此,蔓海与东川山水体系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蔓海湿地经过两个阶段的开发之后,其水源补给主要靠义通河,义通河水又主要来自以里河,而以里河发源于府城西南的待补与集义两地。蔓海经过两个阶段开发后

    34、,泥沙淤积与水患问题日益突出,而泥沙则来源于主要的水源补给河义通河,再追根溯源,则可知泥沙主要来自以里河上游。简而言之,以里河上游泥沙日益增多,并从分水大堰处流人义通河,随之源源不断地汇人蔓海。以里河上游与其水源发源地之待补与集义,集中了清代东川主要的矿厂,如汤丹铜厂、紫牛坡铜厂、碌碌铜厂、大水沟铜厂以及金牛银川厂等。因此,以里河泥沙淤积与铜矿开发存有紧密联系。东川铜矿资源丰富,康熙时期就已经着手进行大规模的开采,雍正时期铜矿业快速发展,到乾隆时期更是达到鼎盛时期,是清代铜矿的主要来源地。然而,铜矿业的发展严重恶化了东川的生态环境,尤其是对森林植被的破坏非常严重。无论是寻矿、采矿还是冶炼,都需

    35、要消耗大量的木材。寻矿,首要在于寻找矿苗,“山有磁石,下有铜矿藏于内,苗见于外”,发现矿苗后便立刻招募人丁前来开挖。但并不是所有矿苗之下皆蕴藏丰富的铜矿,需多次清理植被后才能偶有所得。找到矿苗之后,“此名一传,挟资与份者纷至沓来”,开始对矿苗周围进行大规模的清理,所以“有矿之山,概无草木”。921试论清代云南东川蔓海湿地的开发与治理(清)余泽春修,茅紫芳纂,冯誉聪续纂修(光绪)东川府续志 卷 1 祥异,光绪二十三年刻本。(清)余泽春修,茅紫芳纂,冯誉聪续纂修(光绪)东川府续志 卷 1 田赋,光绪二十三年刻本。(清)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 卷上 引,载 续修四库全书 第 88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36、,2002,第 137 页。(清)倪蜕:复当事论厂务书,载师范 滇系 卷 2 职官,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第 123 页。故此,矿山还未等到采矿阶段,就在寻矿阶段已被“剃头”。炼铜所需炭,皆用矿场附近大量森林植被炼化而成,“铜厂每炉每矿一千斤,用炭一千斤外不等,每煅窑每次如矿一万斤,用炭二三千斤不等”;然而,对于森林植被毁坏最为严重的,就是用“疙瘩”煅矿,“疙瘩,即树根,铜厂煅矿窑内,炭只引火,重在柴枝树根,取其烟气熏蒸”。因熏矿的需求,厂家组织人手对植被根部进行挖掘,是对地表最为严重的破坏,也加速了山体的水土流失。清乾隆年间,东川伐薪烧炭,年毁林地约 10 平方公里的森林;有学者综合多

    37、种因素计算出滇东北,从 1726 年到 1855 年这约 130 年间,因铜业需要,损失了近 6450 平方公里的森林,平均每年因炼铜需砍伐约 50 平方公里的林地。作为清王朝铜矿主要来源地的东川,其铜业在雍乾朝属于快速发展时期,尤其是在乾隆朝达到鼎盛,其每年对森林的砍伐量更是高于上述平均数。大量的森林植被毁,致使东川山体日益童濯。乾隆初年,东川就已经出现“恐炭山渐远,脚费日多”情况,矿厂周围森林植被在乾隆初年就已光秃,此后更是“近山林木己尽,夫工炭价,数倍于前”。其后,森林更为稀缺,“隆嘉间铜厂大旺,有树之家悉伐以供炉炭,民间爨薪几同于桂”。在整个东川府,森林植被皆为稀缺资源,府城西南待补与

    38、集义作为矿厂聚集区域,森林植被更是罕见。以里河上游区域大量的山林植被在清代被大量砍伐,这不仅严重削弱了山峦涵养水源的能力,而且也造成山箐、河流之水源日益短缺。山体光秃,每到雨季便会引发山洪等灾害,造成大面积水土流失,致使以里河上游区域泥沙含量日益提升。同治三年(1864)之前,集义便有“历年水石冲淤”;光绪五年(1879),集义“山水泛涨,冲淤田亩”;七年(1881),集义“复被水冲”;等等。可见,以里河上游已是水患不断、沙石冲淤,这就造成了蔓海湿地的泥沙淤积与水患问题。故,清代东川蔓海湿地泥沙淤积与水患的根源在于铜矿开发对于山体森林植被的破坏,而并不在于蔓海湿地的地理位置与水利工程的自身弊端

    39、。若只是一味地对蔓海湿地的水利工程与河道进行修缮和治理,以提高抵抗泥沙淤积的能力,并不能达到所期望的“水乡可永远为膏腴之产矣”的目标。031清史论丛杨煜达:清代中期(公元 17261855 年)滇东北的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中国史研究 2004 年第3 期。(清)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 卷上 用,载 续修四库全书 第 880 册,第 142 页。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中国泥石流,商务印书馆,2000,第 11 页。杨煜达:清代中期(公元 17261855 年)滇东北的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中国史研究 2004 年第3 期。(清)方桂修,胡蔚纂(乾隆)东川府志 卷 4 疆域,乾隆

    40、二十六年刻本。(清)王太岳:论铜政利病状,载 续修四库全书 第 880 册,第 212 页。(清)余泽春修,茅紫芳纂,冯誉聪续纂修(光绪)东川府续志 卷 3 轶事,光绪二十三年刻本。(清)余泽春修,茅紫芳纂,冯誉聪续纂修(光绪)东川府续志 卷 1 蠲恤,光绪二十三年刻本。(清)方桂修,胡蔚纂(乾隆)东川府志 卷 4 疆域,乾隆二十六年刻本。结 语清代,处于东川平坝之上的蔓海湿地,为满足不断上升的粮食需求,在地方政府主导下,被开挖三河泄水,以利于开垦。蔓海湿地的淤水问题虽解,但随之又面临严重的水源短缺,只能引以里河上游水来灌溉蔓海。蔓海湿地经过雍正、乾隆朝两个阶段的开发之后,淤水与缺水问题虽获得

    41、解决,但泥沙淤积与水患问题又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地方官府对其的认知与解决思路,仅仅限于蔓海湿地之地理位置与水利工程之弊端,所采取措施也仅限于对水利工程与河道的不断修缮和治理,显然,此举未触及问题的根源。周琼认为,生态系统中各个子系统具有密切的联系,“无论某一环出现问题,都可能成为引动全局的爆点”,故应以环境整体观视野进行环境史研究。环境整体观强调用联系的思维去观察问题、思考问题。运用环境整体观来考察蔓海湿地开发的始末,便会发现蔓海湿地的开发,已由推动农业发展的经济问题走向治理淤沙与水患的生态问题,即蔓海湿地的泥沙淤积及水患问题,究其根源,则并不在于其地理位置与水利工程本身,而在于清代东川的铜矿

    42、业发展对蔓海湿地和以里河上游区域的山地生态环境的破坏。铜矿开发致使以里河水源地生态恶化,造成大量泥沙随着水利河渠冲人蔓海。在这个过程中,水利工程完全充当了传递泥沙的渠道,而并非造成泥沙淤积的主要原因。由此,地方政府仅对蔓海湿地水利与河道进行治理与修缮,也就始终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更应以环境整体观视野对湿地保护进行全方位的考量,除维护湿地生态环境之外,还应协调好、维护好与之相关联的其他生态系统,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治理,如此,方能推进湿地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作者系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研究生)131试论清代云南东川蔓海湿地的开发与治理周琼:中国环境史学科名称及起源再探讨 兼论全球环境整体观视野中的边疆环境史研究,思想战线 2017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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