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是商人更是士人.pdf

邯郸一见异人便脱口而出“此奇货可居”，更将一个商人的职业心理活脱脱地呈现了出来。接下来沿着这一脉络就是写吕不韦如何买、居异人这一“奇货”，投资运作，最终拜相封侯。战国策对吕吕不韦的商人心理更是用浓墨重彩来谊染：“濮阳人不韦是商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日：“耕田之利几倍？日：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日：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日：无数。，”然后所写也是吕不韦如何上下游说，如何一打通关节，最终使异人立为国君，自已成为丞相，封文信侯，“食蓝田十二县”。更但我认为，吕不韦的第一身份，或者说核心身份，或许不是商人，而是士人。为什么这样讲？一人是吕不韦接受过很好的教育，你看他与异人、华阳土夫人姐姐对谈，以及教华阳夫人姐姐说服华阳夫人大的那套说辞，如果没有受到过贵族教育，他对上层社会的这套话语体系是不会运用得如此出神人化翟国选的。二是吕不韦应该有过上层社会生活经历或者长期与上层人士接触，否则他不会对异人的地位、处境、心理与需求，华阳夫人的地位、能力、远忧与渴求，认识得那么清晰，把握得那么准确，利用得那么及时和到位。三是商贾只是他暂时的寄身之生计，士宦才是他托命之理想。一个商贾，应该两眼所见是物之贵贱、利之厚薄，一心所想是盈余与金张双、张万彬等四位先生合著的吕氏春秋钱。而吕不韦一个卫国人，贾于赵国的邯郸，却对译注，2 0 世纪8 0 年代购得后，只粗略地翻一翻秦国上层的状况、关系了如指掌，且一见异人，即便插人了书架的群书之中。此书虽然被列人“中国知其为奇货，并能拿出一整套公关运作之策。如果古代名著今译丛书”，但在那时的我的观念中，吕不是对自己进人仕宦行列早有期盼，如果不是对此不韦与中国古代名著怎么都联系不上。在秦汉之前，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岂能有如此之识、如此之见、中国古代名著有一个标准，那就是都出于诸子之手，如此之策！吕不韦那样一个人能称得上“子”吗？所以此书一春秋战国时期沿用的是从西周开始实行的宗法搁就是三十多年。制度，宗法制度的核心是长子继承和大小宗制度。近来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重播大秦赋，再这一制度长期实行，使得长子以外的余子、大宗以现了吕不韦的形象。这勾起了我重新认识吕不韦，外的小宗、嫡子以外的庶子，地位不断下降，以致再读吕氏春秋译注的兴趣。沦落为平民甚至奴仆。那么，他们以什么为生呢？人们认识吕不韦，大都将其定格为一个商人，无非为农、为工、为商、为虞，也就是国之四民，因为无论是史记还是战国策，吕不韦一出场，吕不韦当是他们中间的一员。这一部分人在春秋战都是一位商人，而且是一位不安其分、心怀不轨的国时期最为活跃，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商人。史记吕不韦列传第一笔就是：“吕不有抱负，急切想要改变自己的地位，渴望建功立业，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重新进人社会上层。这一笔便将其职业、手段等都交代清楚了，而其在另外，从吕不韦进人秦国上层，拜相封侯以后22的作为来看，如果没有士人的知识储备、见解能力和礼仪修为，是难以应对得那样裕如并多有建树的。秦庄襄王死后，赵太后监国，吕不韦执政，十年间，秦国对外开疆拓土，对内农工商虞并重，增强了对六国的优势，为秦王赢政后来的统一事业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环顾当时七国之丞相，吕不韦是出乎其类者；纵览干秋之历史，吕不韦是有功于华夏统一大业者。与此同时，吕不韦还在思想文化领域为统一大业做了准备，这集中体现在吕氏春秋的编纂上。吕不韦以秦国丞相之尊，亲自组织自已的门客著述新的学说，书成，号为吕氏春秋，公布于咸阳市门，“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吕不韦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告诉天下人书中的思想观点正确妥当、毋庸置疑；另一方面就是要以此来与各诸侯国的游士宾客们辩明是非，借此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观念。吕氏春秋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计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汉代大儒高诱在为此书作的序中讲：“诱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经解毕，家有此书，寻绎案省，大出诸子之右。”我认为高诱对于此书“大出诸子之右”的评价是十分有胆魄、有见地的。高诱没有具体讲吕氏春秋“大出诸子之右”在何处，然而以我之浅见，与其他诸子之作比较而言，恐怕最少有这样几点：科学、客观、全面。吕氏春秋采纳、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天文学、历象学、地理学、植物学、音律学、医学、农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和阴阳学、五行学等社会哲学知识，勾画出未来社会朝廷的设官施政、百姓的日常生产生活、国家的伦理道德等各方面的设想。该书将一年分为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四季十二个月。每一月为一纪，先讲这个月的天文，然后根据五行学说，讲这一个月所当属的帝神、音律、成数、臭味、祭祀等，再讲物候，由此讲天子及群臣、后宫应当的施政作为。其后再讲气象，讲百姓适当的生产生活。最后讲法之所禁、令之所止，讲违背自然规律将会产生的灾难祸患。每一纪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十二纪相联，完整圆满。采纳、运用这么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并将其作为自己学说的立足点，先秦诸子中吕氏春秋当数第一。吕氏春秋序意篇，实为全书的序跋，吕不韦在该篇不仅讲了自己的学问所宗和理论基础，还讲了自己为学的方法论：“上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这一方法论，治学论事，不是依据诗云子日，不是出自教条而周顾事实，而是每论事，用天之规律度量之，用地之规律检验之，用人的社会实践审查之。这一方法论，使此书的许多观点、见解相对客观、全面。如其在劝学篇讲：“圣人生于疾学。不疾学而能为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在用众篇讲：“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在贵当篇中说：“贤不肖之所欲与人同，尧、桀、幽、厉皆然，所以为之异。”在吕氏春秋的视野中，没有上智，没有下愚；没有至善全能的圣贤，也没有一无可取的不肖，人性是相同的，人格是平等的。众勇、众力、众视、众智，胜过为人们所称道的所谓勇猛、大力之士和远视、智慧之人。吕不韦能看到真实的世界，将自己的研究、立论建立在真实之上，这是走近真理的第一步。再说其全面。仅举论用兵一例。历史发展到战国末期，墨家的一些学人还在倡导反对攻伐，致力救守。所以吕不韦在振乱篇讲：“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墨家之论，“是利之而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为天下之长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说为深”。并不像孟子所认为的，只要行仁政、举义兵，父兄老幼举着木棒就能打败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吕不韦在决胜篇讲：“夫兵有本干，必义、必智、必勇。”在简选更进一步指出：“凡兵势险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选练角材，欲其精也；统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义兵之助也。”义兵之胜，也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在对战争的认识上，吕不韦看问题比墨子、孟子更全面。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都将吕不韦编著吕氏春秋与周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屈原著离骚、左丘明写国语、孙子论兵法、韩非书说难孤愤之举并列，将吕不韦与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量齐观，统称为“调悦非常之人”。太史公之评价，我认为客观公正、恰如其分，信矣夫！观澜斋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