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卞之琳后期诗歌创作的转变——以《慰劳信集》为例.pdf

58文学探析一、对时代的隔空回望1937 年春，卞之琳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深陷“情的苦恼”；何其芳在大学毕业后没能当成老师，身处“生的苦闷”。他们经历了中国政治观念冲突、阶级冲突最为剧烈，民族生存、文化忧患最为严峻的年代。二人面对内忧外患，在 1938 年 5 月与沙汀一起到达陕北。“当时延安生动活泼的局面就实在令人心醉，使我也飘飘然好像置身另一个世界。”抗战将人文主义文学思潮消解，唤起了现代青年作家于山河破碎之时所涌起的“中国情绪”。作家“以自我情绪为宇宙”的观念被厌弃，民族生存成为年轻作家普遍认同的审美逻辑。民族与时代的要求与左翼文学思潮在全国范围的蔓延使得卞之琳受到感染，慰劳信集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延安时期的真实状态，是其真挚情感的外化，延安之行带来的鲜活记忆在卞之琳的审美重照下得以灵动可爱的呈现。1938 年 8 月至 10 月之间，武汉掀起了“30 万封慰劳信运动”，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延安顺势发动“一万封慰问信运动”。卞之琳也参与其中，于 1938年 11 月创作出给前方的神枪手和给修筑飞机场的工人。同年 8 月，卞之琳与沙汀、何其芳等人从成都出发去往延安。一年后，卞之琳回到“西南大后方”，准备继续用“慰劳信”体创作诗歌，“公开给自己耳闻目睹的各方各界为抗战出力的个人或集体”。慰劳信集是记忆中的写作，其中大部分诗歌都是卞之琳在离开解放区之后创作的，“慰劳信运动”为卞之琳指明了后期诗歌创作的现实倾向，作者的创作态度与审美观念的转变集中体现于此。在离开解放区之后又对解放区的所见所闻热情书写，记忆更能够以一种既极具艺术表现力又彰显时代主旋律的形式被重现，并由于兼具思想沉淀而更具光彩。卞之琳与沙汀都是离开解放区之后才开始自身创作的高峰期，从 30 年代的短篇小说到 40 年代的长篇系列小说，沙汀的小说建构视野更为开阔，两人的创作实践中存有“距离才能使创作更好地发展”的考量。身在延安时，作家缺少创作与批评之间的距离，与会时既定的话题和主题化写作在 1940 年代已经成为惯例。卞之琳在离开解放区之后热情、全面、系统地书写解放区见闻，调整叙述距离，如此，才能够以一种“游离”的状态对解放区文化“隔空眺望”，为抗战时期中国文学提供新的视角。客观来讲，卞之琳身处延安时，主要投身于学习、教育等日常工作，充当观察者的角色，真正展开自由创作必然是在他离开之后。主观层面上，冷静是卞之琳诗歌在不同创作阶段显现出的普遍气质。要做“冷血动物”的卞之琳在此前始终坚持着冷静克制的创作姿态，抗战之前的诗歌创作便具有“非个人化”的倾向，缺乏激情与热烈。这既是他学习西方象征派诗歌技巧的结果，同时也与其暗合东方诗含蓄蕴藉的传统密切相关。从五四时期的早期白话诗歌到 30 年代现代新诗的发展，将西方现代诗歌艺术与中国传统诗歌意境相论卞之琳后期诗歌创作的转变 以慰劳信集为例李晴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慰劳信集在卞之琳的诗歌创作历程中具有重要的阶段性意义，受“慰劳信运动”的影响，其中蕴含着作者离开解放区之后热情、全面而系统地书写解放区的创作心态，这种创作选择的内在缘由及其对卞诗的艺术风格、语言形式和价值取向所造成的深刻影响尤值得研究。本文试图结合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创作流变，分析延安访问的经历是如何渗透到卞之琳后期的诗歌转型的，在审美加工后的记忆又是如何散发独特光彩的。关键词：卞之琳；慰劳信集；慰劳信运动；延安作者简介：李晴（1998），女，汉族，山东临沂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59文学探析结合是中国新诗诗体发展的重要特征，这也是卞之琳诗艺观念的内蕴。“非个人化”反对直抒胸臆，通过营造某种情思的对应物来进行寄托、暗示。而这种方法事实上有利于卞之琳在诗歌创作上由内部转向外部，慰劳信集 对家国情怀的书写就生动体现了这一点，鲜明的集体意识是他对“非个人化”写作进行探索的必然选择。无论是抗战前方的神枪手、地方武装的战士、放哨的儿童，还是修筑铁路的工人、抬钢轨的群众，人民群众的伟大合力令卞之琳深受鼓舞，作者所塑造的形象从前期的“孤独者”转为典型的人物群像，每类人物群像又可以融合为一个大集体，共同为国家和民族的时代任务贡献力量，也反映了全民族抗战的时代主题。二、创作风格的现实主义倾向对卞之琳来说，慰劳信集之后转为现实主义方向的诗歌创作，不仅是对时代环境的反馈，同样是其对自我创作困境的突破。作为 30 年代现代派诗人群中独具风格的一员，卞之琳对新诗有着基本的创作观念与艺术主张，其随具体的创作历程逐步发展。在题材上，卞之琳多关注个人心境和生活琐事，强调诗歌创作要表达真情实感，在雕虫纪历自序里他曾表示个人的诗学困境，“只是我一向怕写自己的私生活；而正如我面对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会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激情”。个人的题材与写作视角使得卞之琳的诗作与时代课题出现脱节，游离于抗战大环境之外。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系统地整合了五四新文学的经验，全面地思考了革命文艺的前途，表明了处于历史转折期的中华民族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和期盼。卞之琳以“慰劳”来表达对参与全民族抗战的不同历史主体致敬，慰劳信集被视为卞之琳创作生涯中的转折点，透过这部作品能够隐约窥探到时代大背景下知识分子个体的不同选择与创作转变，其在文学领域内的重要地位和独有价值不容置疑。慰劳信集在沿用格律体的同时，在风格上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特色，展示延安访问期间的真人真事，传达对现实的关注与思考。面对抗战的时代背景，全国上下军民一条心，集团军总司令、委员长等干部以身作则，彰显出鲜明的时代气质。给一位政治部主任里一个身处艰苦生活却坚韧乐观的干部形象跃然纸上，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使得政治部主任的形象更加真实鲜活。不仅如此，卞之琳着眼于鲜明具体的时代群像，以其岗位、身份为题，选择其在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和工作岗位上的言行举止，展示着抗战大背景之下群众合力的潜在力量。卞之琳以诗歌慰问一切劳苦者，“为你们的辛苦我捧出意义连带着感情”。进一步来说，诗歌具有短句场景所营造的叙事性，由早期的对立统一的双重叠合场景转变为多元素场景。断章 呈现的是对立统一的元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你”和“我”看到的风景是双重叠合关系，充满哲学色彩。卞之琳的诗歌创作在慰劳信集之后步入“少年时代”，诗人整体的精神面貌发生变化。卞之琳诗歌中的意象有所转变，暗淡枯黄的季节和景物有所减少，人物的精神面貌从“惆怅茫然的神情”到“笑常常出现”。慰劳信集对人物的描写与 30 年代奥登的作品有着相似点，在大众化的同时保持严肃，以相对轻松的形式传递时代之声，极具感染力。用诗歌来传达对抗战的乐观情绪是“慰劳信运动”的应有之义，慰劳信集也呈现出了积极乐观的情感基调，表达了对抗战胜利后国家繁荣安康的美好想象。全民抗战的时代洪流到来，以慰劳信集为开端，卞之琳对现实的情感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作品中的意象与前期相比也具有了不同的色彩，这种变化势必会影响卞之琳诗歌语言形式的选择。一般来说，前中期的卞之琳诗歌以独白为主要语言形式，自我言说是普遍状态。而卞之琳在“慰劳信运动”的影响下，坚持运用慰劳信的形式书写延安记忆，这使得慰劳信集兼具独白和对话两种语言体例。慰劳信在本质上是信件，写信人与收信人之间在不同的时空里构成对话关系，情感的流动是双向的。三、情理交融的慰劳之作不可否认的是，刚迁入延安的部分作家在心理上依旧存在于上海都市的空间里，并没有和延安发生紧密的关联，这些作家缺少一定的民间书写经验，具有表达形式和语言上的困难。卞之琳并不只是乐观赤诚地在时代氛围中燃烧着自我，写作中抑或流露出现代主义的自我怀疑精神。对身处延安的知识分子而言，人们“肯定其知，鄙视其识”，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被解构了。如中篇小说海与泡沫中的主人公，他既想要融入海，也满足于融入海，因而能够获得一种庞大的动力和生存的自信；但又不想始终融入海，希望泡沫依旧是独立的，具有深刻的“不相容”的审美气质，这实则是一种悖论。即便是身处延安浓烈的左翼氛围之中，卞之琳的诗歌创作始终存在着理性的内在特征，60文学探析对时代、对自我都处在不断思索之中，这或许正展示了卞之琳独有的创作信条，也是学界对其在本阶段创作的评价出现分歧的缘由之一。诗人穆旦以 慰劳信集 从 鱼目集 说起表明了自己对卞之琳诗歌创作转向的评价，提出了“新的抒情”这一观点。穆旦肯定了卞之琳受到延安影响后在创作题材、艺术风格、语言形式等方面的改变，但他认为危亡之中追求新生的中国所需要的应当是“有理性地鼓舞着人们去争取那个光明的一种东西”，反映在诗歌创作中则应该是“强烈的律动，宏大的节奏，欢快的调子”。虽然卞之琳受到了时代氛围的感染，但慰劳信集中流淌的情感过于平静，对当时的需求来讲是远远不够的。而学者张曼仪则认为，“慰劳信集的精神尽管是支援抗战的，却没有当时抗战诗歌一味慷慨激昂的擂鼓之声，而多从小处着眼，侧面轻描淡写各阶层人物生活细节，肯定他们对抗战的贡献，而起鼓舞人心的作用，口吻从容不迫，时而诙谐机智，是情理交辉的篇章”。后期卞之琳的创作方向适时而变，无论是诗歌风格还是格律形式，他在参与现实呼号中存有对个人诗学追求不同程度的坚持。这种取向并非关键性的不足，反而促使智性与情绪在现代诗歌中实现深度融合，为解放区文学的政治文化宣传提供了新力量。延安文艺座谈会围绕“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为人服务”这两个核心问题展开，强调革命文艺应为更好地推进革命工作助力，团结人民群众以实现全民族抗战。与艾青等诗人热烈直白地歌颂革命工作的风格不同，卞之琳着眼于小处，基于自身的创作经验与理解，于最细腻之处给予民众抗战信念，同样为革命文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期一年的延安之行为卞之琳带来的不仅是创作风格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家国情怀的凝聚与提升。现代派诗歌所开创的诗学传统更加注重主观情绪的表达，对社会历史的感知与关注随着抗战的推进有所加深，但自身诗学的传统植根于现代派诗人的内心，面对战时环境与时代激变，诗歌技巧层面的力不从心是现代派诗歌尤为尴尬的困境。诗歌民族化、群众化的呼声强烈，抒情性的诗歌话语在时代要求面前显得“文不对题”，对象征主义手法的借鉴与传统诗学传统的回溯在为其提供养料的同时，也束缚了其对现实人生的表达。卞之琳以“慰劳信运动”为契机，慰劳信集作为过渡创作集，后续的创作转向也为现代派诗歌的长足发展提供了理想的思路。结语卞之琳作为 20 世纪 30 年代现代派诗人中的重要桥梁，不仅受到后期新月派和现代派诗人的深刻影响，而且参照了瓦雷里、艾略特等后期象征派的诗歌技巧，“茫然”于时代风云却对诗艺敏感而热情。民族危亡之际，卞之琳深感时局动荡，不安充斥于心间。但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团结而又伟大的劳苦者投身于抗日战争的热情与坚韧给他以鼓舞。艺术层面的倾向或存有差异，但思想层面的主旨是相通的，即文艺工作者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下承担起对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责任与使命。延安之行开拓了卞之琳的艺术视野，为其艺术生命注入了新活力。慰劳信集凝聚了卞之琳在延安的见闻与离开延安后的再思考成果，蕴含了对民族命运的担忧和对抗战胜利后美好未来的期盼。现实主义风格的增强所带来的创作技巧的转变，不论是叙事性的增强、情感浓度的提高，还是诗歌形式的创新，都是卞之琳对时代感召的响应，这种努力与尝试是尤为可贵的。慰劳信集对卞之琳本人的创作转型以及延安时期整体诗歌创作风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也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参考文献：1卞之琳.完成与开端：纪念诗人闻一多八十生辰A.卞之琳文集（中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152.2卞之琳：十年诗草重印弁言，卞之琳文集（上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4，106.3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A.卞之琳文集（中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450-451.4穆旦.慰劳信集（书评）从鱼目集说起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03）：163-167.5张曼仪.卞之琳论A.卞之琳选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