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朝外交活动中的云南行记.pdf

文山学院学报Vol.36 No.4Aug.20231第 36 卷第 4 期2023 年 8 月JOURNAL OF WENSHAN UNIVERSITY收稿日期：2022-11-0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宋代使行文献研究”（19FZWB079）。作者简介：王皓，男，四川泸定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唐宋文学与文献研究。论唐朝外交活动中的云南行记王 皓（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摘要：唐朝出使云南行记产生于外交活动中，是一组能深入反映唐代云南社会实况的文献。它们为满足统治者的政治需求和社会大众的知识追求而被撰写，具有明确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其内容主要由记录行程和采录见闻两大要素构成，以求全面而真实地反映奉使过往。在流传过程中，唐朝使云南行记被大批史地类书籍作为参考和引证的资料，体现出较高的史料价值。可以说，这组作品不仅是朝廷周知天下的一批政治文件，还是反映唐代云南的一宗社会史料。关键词：唐朝；云南行记；内容结构；撰写因素；流传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200（2023）04-0001-07A Discussion on the Travel Notes over Yunnan in the Diplomatic Activities of the Tang DynastyWANG Hao(School of Humanities,Wenzhou University,Wenzhou Zhejiang 325035,China)Abstract:The travel notes over Yunnan in the Tang dynasty was produced in the diplomatic activity which was a batch of documents reflecting the social reality of Yunnan in the Tang dynasty.They had been written to satisfy the political needs of the ruler and the knowledge pursuits of the public,which had clear political function and social function.The substance of them was primarily constituted by taking notes of travel and collecting what one sees and hears reflecting the come and go of the envoy comprehensively and truthfully.In the process of spreading,the travel notes over Yunnan in the Tang dynasty was used as the data for reference and quotation by a large of th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literature,which embodied a very high value of the historical data.That batch of documents could be not only the political papers for the court to know the world,but also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data reflecting the Yunnan in the Tang dynasty.Key words:the Tang dynasty;the travel notes over Yunnan;content structure;writing factors;spreading.使臣行记是中国古代外交活动中的一类重要作品，以采录使臣奉使过往的经见为主要内容。其产生时间最早可追溯自周代，周礼 秋官 小行人记载：“及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顺为一书，其悖逆暴乱作慝犹犯令者为一书，其札丧凶荒厄贫为一书，其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凡此五物者，每国辨异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13007对此，贾公彦解释说：“此总陈小行人使适四方，所采风俗善恶之事，各各条录，别为一书，以报上也。”2孙诒让解释说：“輶轩之使即行人，此五物之书即輶轩使者奏籍之书也。”13008从中可见，“五物”的核心内容是行人对所见风俗善恶之事的记录，是用于“反命于王”的“奏籍之书”。这说明，早在周代就已制定了行人奉使需采录经见成书以回奏的礼制。此后，使臣行记的撰写都一直活跃于历代外交活动之中，成为外交文学史上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文献。就唐朝外交而言，使臣在与周边不同政权和民族的外交活动中也撰写了大批行记，有韦机西征记、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达奚通海南诸蕃行记、顾愔新罗国记、赵憬北征杂记、李宪回鹘道里记、张建章渤海国记等。尤其是在与云南的外交活动中，使臣行记的撰写数量相对较多，从而形成了一组能深入反映唐代云南社会实况的记录。一、唐朝使云南行记概述在唐代，云南是一个重要的地方政权。据新第 36 卷文山学院学报2023年 第 4 期2唐书 四夷传序记载：“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3 卷二一五：6023为此，唐朝与云南建立了紧密的政治联系，双方外交往来频繁，所派遣的使团超过百次4，极大促进了政治事务交涉和文化交流；同时也为使臣记录行程见闻提供了条件和需要。从相关文献记录来看，唐朝使云南行记主要有以下几种：1.袁滋云南记。唐会要记载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六月，宰臣袁滋撰云南纪五卷，上之。”5 卷三六：771册府元龟亦载：“袁滋，贞元中为祠部郎中，持节入南诏慰抚，因使行，著云南记五卷。”6可见袁滋在贞元间曾奉使南诏并撰写有云南记五卷。对于此次出使，旧唐书 德宗本纪记载其时间为贞元十年（794 年）六月癸丑，其使职是“以祠部郎中袁滋兼御史中丞，为册南诏使。”7 卷一三：379另外，旧唐书 袁滋传还记述了奉使原委：由于“韦皋始通西南蛮夷，酋长异牟寻贡琛请使”，于是朝廷决定选良吏抚谕，但朝臣“皆以西南遐远惮之”；唯独袁滋不请辞，故命其持节充入南诏使。袁滋于第二年夏天使还。“因使行，著云南记五卷。”7 卷一八五：4830-4831由此可见，袁滋自贞元十年出使，至元和十三云南记完成，历时逾二十年。关于云南记，新唐书 艺文志地理类、云南通志均著录为五卷，唯通志 艺文略著录为一卷8。此书早佚，今新唐书 地理志、樊绰蛮书等文献存录有佚文，内容主要是记录袁滋出使云南的行程和见闻。2.刘希昂“南诏行记”。新唐书 地理志 载：“自清溪关南经大定城，百一十里至达仕城。西南经菁口，百二十里至永安城，城当滇、笮要冲。又南经水口西南，度木瓜岭，二百二十里至台登城。又九十里至苏祁县。又南八十里至巂州。又经沙野，二百六十里至羌浪驿。又经阳蓬岭，百余里至俄准添馆。阳蓬岭北巂州境，其南南诏境。又经菁口、会川，四百三十里至河子鎭城。又三十里渡泸水。又五百四十里至姚州。又南九十里至外沴荡馆。又百里至佉龙驿，与戎州往羊苴咩城路合。贞元十四年（798 年），内侍刘希昂使南诏，由此。”3 卷四二：1083可见，此条行程当与刘希昂使南诏相关，很有可能节录自刘希昂等人的奉使行记。今考刘希昂，两唐书无传，相关文献仅记录其为内侍。3.韦齐休云南行纪。郡斋读书志伪史类著录韦齐休“云南行纪二卷”，说：“齐休，长庆三年从韦审规使云南，记其往来道里及其见闻。序谓云南所以能为唐患者，以开道越嶲耳。若自黎州之南、清溪关外，尽斥弃之，疆场可以无虞。不然，忧未艾也。及唐之亡，祸果由此。本朝弃嶲州不守，而蜀遂无边患。以此论之，则齐休之言可不谓善哉！”9 卷七：288关于韦齐休，两唐书无传。唐穆宗长庆三年（823 年）九月，因云南诏请立丰祐为王，故使京兆少尹韦审规持节临册3 卷二二二：6281，韦齐休应为随团使员。韦齐休此行撰有云南行纪，宋史 艺文志地理类亦著录此书为二卷10 卷二四：5154，内容包括“往来道里及其见闻”。此书已佚，今太平御览、王袆 大事记续编 等文献存录有佚文，记录所经屯城驿、瞿笇馆、会川等地的见闻。4.窦滂云南行记 云南别录。玉海 异域图书著录“窦滂云南别录一卷（叙南蛮族类及风土）、云南行记一卷。”11 卷一六：303新唐书 艺文志地理类亦有著录3 卷五八：1508。窦滂，两唐书无传。据资治通鉴载唐懿宗咸通十年（869 年）“南诏遣使者杨酋庆来谢释董成之囚，定边节度使李师望欲激怒南诏以求功，遂杀酋庆。”致使南诏兴兵。李师望为人贪婪凶残，聚私货百万，积怨深重。故朝廷将其罢免，以太府少卿窦滂代替。而窦滂贪残更甚，边防日益困弊。当月，南诏骠信酋龙引数万众击董舂乌部而破之。12 卷二五一：8150-8151可见，窦滂曾于咸通十年替代李师望为定边节度使，但到任后不久便被南诏所败，故此二书当撰于此时。二书已佚，不过从书名和玉海的著录可知其内容主要记录云南的行程和风土。今资治通鉴考异、钱谦益投笔集笺注等文献存录有云南别录佚文。5.徐云虔南诏录。直斋书录解题地理类著录“南诏录三卷”，说：“唐岭南节度巡官徐云虔撰。乾符中，邕州遣云虔使南诏所作。上卷记山川风俗，后二卷纪行及使事。”13 卷八：266-267徐云虔，两唐书无传。据新唐书 南诏传记载：唐僖宗决定与南诏和亲，故于乾符六年（879 年）正月，以“嗣曹王龟年宗正少卿为云南使，大理司直徐云虔副之”3 卷二二二：6292。又据资治通鉴记载，徐云虔等人于二月抵达善阐城，此间他对骠信所提出的关于称臣、奉表、贡方物的疑问作了合理应对，于是“骠信待云虔甚厚，云虔留善阐十七日而还”12 卷二五三：8211-8212。关于南诏录，新唐书 艺文志 宋史 艺文志均有著录，是书已佚。唐会要亦载：“谠遣从事徐云叟通和。凡水陆四十七程，至善阐府，遇骠信游猎，尚去云南3王皓：论唐朝外交活动中的云南行记一十六程，叙好而还，进南诏录三卷。”5 卷九九：2096由此可见南诏录的内容涉及山川风俗、奉使行程和外交事务等。综上所述，以上六种云南行记作为外交往来的产物，大都以记述唐朝与云南的交通以及云南的风土为主要内容。说明这些内容是使臣所共同关注的对象，表现了使臣这一群体对于撰写行记有共同的宗旨：既要记录详细的使行过程，也要尽可能记述耳闻目见之事物，以求全面而真实地反映奉使过往。二、唐朝使云南行记的结构与内容尽管唐代使云南行记均已散佚，但从上述文献记录来看，使云南行记的内容主要由两大元素构成即记录行程和采录见闻。比如郡斋读书志著录韦齐休云南行纪二卷说：“记其往来道里及其见闻。”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徐云虔南诏录三卷说：“上卷记山川风俗，后二卷纪行及使事。”不难发现，这两部行记均是由两部分内容组成：云南行纪中的“往来道里”和南诏录中的“纪行及使事”性质相同，是对奉使行程的记录；云南行纪中的“见闻”和南诏录中的“山川风俗”性质相同，是对奉使见闻的采录。不止于此，玉海 异域图书著录窦滂“云南别录一卷（叙南蛮族类及风土）、云南行记一卷。”显然云南别录“叙南蛮族类及风土”即是奉使见闻，而云南行记从书名就知其内容主要是记录行程。对此，完全有理由将窦滂的云南别录和云南行记视为一部行记，因为这两部作品出现在同一次外交活动中，同时也满足外交行记记录行程和采录见闻的特点。相反，若参照窦滂的撰写思路，也同理可将其他行记进行合理拆分，比如南诏录自身在内容安排上就已界限分明，更何况周代早有行人采“五物”而别为一书的先例。这说明：行程和见闻作为使云南行记的主体内容，在使臣的撰写中可以选择将二者融为一体，也可选择将其独立为两个单元。具体来看：第一，唐朝使云南行记对行程的记录，主要表现在对里程距离的记录。如新唐书 地理志引袁滋云南记说：自县南七十里至曲州。又四百八十里至石门镇，隋开皇五年率益、汉二州兵所开。又经邓枕山、马鞍渡二百二十五里至阿傍部落。又经蒙夔山百九十里至阿夔部落。又百八十里至谕官川。又经薄川百五十里至界江山下。又经荆溪谷、渘池三百二十里至汤麻顿。又二百五十里至柘东城。又经安宁井三百九十里至曲水。又经石鼓二百二十里渡石门至佉龙驿。又六十里至云南城。又八十里至白崖城。又八十里至龙尾城。又四十里至羊苴咩城。3 卷四二：1085-1086可见袁滋是以地名加距离的方式记录行程。其中包括三项要素：其一，记录行经地名（或馆驿），行程中的曲州、石门镇、阿傍部落、阿夔部落、汤麻顿、柘东城、佉龙驿、云南城、白崖城、龙尾城、羊苴咩城等都应是出使过程中重要的行经地或馆驿，也是使团住宿之所；而邓枕山、马鞍渡、蒙夔山、薄川、荆溪谷、渘池、安宁井等都是出使经过的山川。其二，记录行程距离，通常以“里”作为单位，较为精确地提供出使所经地之间的程距。其三，记录行进方向，如“自县南七十里至曲州”，又如刘希昂“南诏行记”所记“自清溪关南经大定城，百一十里至达仕城”“西南经菁口，百二十里至永安城”“南八十里至巂州”“南九十里至外沴荡馆”，都表述出了使云南的南行线路。此外，其它使云南行记也有对行程的记录，如明王袆大事记续编卷二八载：“韦斋休云南行记：黎州至台登城五百余里，至嶲州百余里。”14403又唐会要载南诏录所记“凡水陆四十七程，至善阐府，遇骠信游猎，尚去云南一十六程。”所以，使臣记录奉使行程是撰写云南行记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记述行经的地名（馆驿）、程距、方向是用于反映使程的三个关键要素。第二，使臣对于奉使见闻的记录主要包括异闻、风俗、事迹和物产等内容。如太平御览羽族部、果部引韦齐休云南行记有：云南记曰：“韦齐休使云南，屯城驿。西墙外有大池斗门，垂柳夹荫，池中鹅鸭甚众。”154077云南行记曰：“瞿笇馆磴道崎危，又过两重高山，上下各十四五里。山顶平，四望无人烟，多鹦鹉。”又曰：“新安城路多缦山，尽是松林，其上多鹦鹉飞鸣。”154102云南记曰：“韦齐休使至云南，其国馈白鹇，皆生致之。”154105云南记曰：“唐韦齐休聘云南，会川都督刘宽使使致甘蔗。蔗节希似竹许，削去后，亦有甜味。”154318对奉使路途中所见之山川、道路、物产等作了简要记述。除此之外，资治通鉴考异引徐云虔南诏录说：“南诏别名鹤拓，其后亦自称大封人，是以封为国号也。”钱曾在钱谦益投笔集笺第 36 卷文山学院学报2023年 第 4 期4注中引窦滂云南别录说：“剑川在苴咩西北十五日程。”“阁罗凤徙都苴咩，城倚点苍山，临西珥河，山甚高峻，水极深阔。”1653，56分别记录了南诏的国号、苴咩城的地理环境等见闻。可见，使臣采录路途中的奇闻逸事和风土物产也是撰写云南行记的一项主要内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唐代使云南行记所反映的记录行程和采录见闻这两项内容，实际是中国古代外交行记发展过程中恒久不变的编撰主题。汉代陆贾使南越撰南越行记，记录有南越的谷物、花木、习俗等，对此滇略说：“滇中掌故，则汉陆贾南中行记一卷。”17 卷八：215张骞出使西域撰出关志，记录大宛与周边乌孙、康居、大月氏、大夏各国之间的行程距离，并记述和比较各国风俗的异同18。班勇为西域长史撰西域风土记，对西域内属各国之间的行程距离和风土异物都记录详细，如记：“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从斯宾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19 卷八八：2918又记安息国说：“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19 卷八八：2918三国时期，吴主遣朱应、康泰通使扶南，“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20 卷五四：783各自撰有扶南异物志和扶南土俗，对扶南各国之间的程距和风俗均有记录。南北朝时期外交往来频繁，为外交行记的撰写提供了条件，多部作品就此产生。有魏聘使行记、李谐李谐行记、李绘等聘梁记、江德藻聘北道里记、刘师知聘游记、姚察西聘道里记等，使臣们通过南北交聘对使途行程和趣闻异事都记录详细。隋唐五代时期，常骏出使赤土撰赤土国记二卷，对奉使海路记载详细21。韦机出使突厥撰西征记，“裂裳录所经诸国风俗物产”7 卷一八五：4795。达奚通使海外撰海南诸蕃行记，“自赤土至虔郍，凡经三十六国，略载其事”11 卷一六：301。贞元四年，咸安公主下降回纥，赵憬副关播为册礼使，撰北征杂记一卷，直斋书录解题说：“作此书纪行。”13 卷七：197章僚出使高丽撰海外使程广记三卷，“记海道及其国山川、事迹、物产甚详”13 卷八：266。由此可见，从汉至唐，在外交行记的撰写过程中，记录行程和采录见闻始终是使臣所需要表达的重要内容。所以，对于唐朝使云南行记的结构和内容而言，它不仅内属于中国古代外交行记文体的系统，还深入反映了使臣这一特殊文人群体的创作视野。三、唐朝使云南行记的撰写因素前文说到早在成周时期就有行人编撰“五物”成书以“反命于王”的礼制，所以关于外交行记的撰写，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是为了满足朝廷的政治需求。据后汉书 东夷列传记载：“自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畔，而使驿不绝，故国俗风土，可得略记。”19 卷八五：2810说明外交活动成为收集异域“国俗风土”的信息平台。从文献记录来看，由汉至唐外交往来一直都是朝廷获取异域信息的一条重要渠道。比如后汉书 李恂传载孝章帝时，李恂“持节使幽州，宣布恩泽，慰抚北狄，所过皆图写山川、屯田、聚落百余卷，悉封奏上，肃宗嘉之。”19 卷五一：1683又如梁书 诸夷传载：“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吴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见陈、宋等，具问天竺土俗。”20 卷五四：798又如王嘉拾遗记载：“太始元年，魏帝为陈留王之岁，有频斯国人来朝，以五色玉为衣，如今之铠。使图其国山川地势瑰异之属，以示张华。”22从这些记录可见不论是遣使还是来使，都为统治者了解异国社会面貌提供了契机，所以孙权亲自询问大秦的“方土谣俗”、魏帝要求频斯国使图写“其国山川地势瑰异之属”，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望和政治意图。对此，在唐代文献典籍中也有类似记述。如新唐书 百官礼部主客郎中、员外郎条载：“使绝域者还，上闻见及风俗之宜、供馈赠贶之数。”3 卷四六：1196规定凡奉使者需将所闻所见上报。同时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职方郎中”条载：“其外夷每有番官到京，委鸿胪讯其人本国山川、风土，为图以奏焉，副上于省。”23规定凡有外国使来，需委派专人询问其国山川风土上报。这表明，在唐代已经建立了通过外交往来以探寻相关信息的明确制度。关于这一点，在唐代的各类文献中均有体现，如旧唐书 温彦博传载：“彦博善于宣吐，每奉使入朝，诏问四方风俗，承受纶言，有若成诵。”7 卷六一：2361又如雍陶送于中丞使北蕃诗说：“经年通国信，计日得蕃情。”24 卷五一八：5917孙頠送薛大夫和蕃诗说：“当书外垣传，回奏赤墀前。”24 卷七七九：8814从不同角度表露了朝廷借助外交途径以达到周知天下的目的。另外，从唐代奉使行记来看也表现出明确的政治用途，如韦机奉使西突厥“录所经诸国风俗物产，名为 西征记。及还，5王皓：论唐朝外交活动中的云南行记太宗问蕃中事，机因奏所撰书，太宗大悦，擢拜朝散大夫，累迁至殿中监”7 卷一八五：4795，李宪奉使回鹘，“使还，献入蕃道里记，迁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太府卿”7 卷一三三：3685，二人因奏献所撰行记而得到升迁。又如 唐会要 分别记述袁滋“撰 云南记五卷上之”，徐云虔“进南诏录三卷”，这些例证都说明使臣撰写行记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上和奏献。也就是说，通过外交活动来掌握异域的社会状况是唐朝统治集团的一项时政要务，而使臣撰写奉使行记就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因此，可以说唐朝使臣撰写使云南行记的首要因素就是为政治服务。除此之外，外交活动还可以提供丰富的域外讯息，填补唐人的知识空白。如旧唐书 贾耽传记载：“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7 卷一三八：3784可见，外交遣使为贾耽提供了掌握异域地理状况的机会。他通过长期努力，“凡三十年，所闻既备，因撰海内华夷图。以问其郡人，皆得其实，事无虚词”25。又如旧唐书 裴矩传亦载裴矩曾利用西域与中国互市的机会，“访西域风俗及山川险易、君长姓族、物产服章，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7 卷六三：2406。显然，海内华夷图和西域图记都是外交活动中的产物，也是对唐人渴求获取外族知识的体现。对此，还有多首唐诗可供参证，如刘长卿同崔载华赠日本聘使诗说：“怜君异域朝周远，积水连天何处通。遥指来从初日外，始知更有扶桑东。”24 卷一五：1558又雍陶 送于中丞使北蕃诗说：“野次依泉宿，沙中望火行。远雕秋有力，寒马夜无声。”24 卷五一八：5917分别对东瀛、塞北的地域环境表达出新奇。这说明，唐人对与中原风物不同的知识的汲取，以追求更多知识也是激发使臣撰写行记的一大因素。四、唐朝使云南行记的流传与影响通过以上对唐朝使云南行记的讨论可知：它们不仅是朝廷周知天下的一批政治文件，还是反映唐代云南的一宗社会史料。所以，当唐朝使云南行记成书后并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得到了后世的广泛采用和引证。第一，使云南行记首先表现在历史地理的丰富。从唐宋时期相关目录文献的著录（表 1）来看，除郡斋读书志外，其它目录书是将这些云南行记划归为地理类典籍。这就是说，在唐朝使云南行记的流传过程中，其作为政治文件的身份被逐步淡化，进而以地理学著作的身份获得了共识。对于这一点，在相关地理学文献中也有反映。比如修纂新唐书 地理志就有多处是参考使云南行记，其引述袁滋云南记“自县南七十里至曲州。又四十里至羊苴咩城”一段后小注说：“贞元十年，诏祠部郎中袁滋与内给事刘贞谅使南诏，由此。”3 卷四二：1086又引述刘希昂“南诏行记”“自清溪关南经大定城，百一十里至达仕城。又百里至佉龙驿，与戎州往羊苴咩城路合”一段后小注说：“贞元十四年（798 年），内侍刘希昂使南诏，由此。”3 卷四二：1083显然，使云南行记为修纂史书提供了重要参考。另外，唐代还有一部记录云南史事的重要著作樊绰云南志，又名蛮书云南记等，全面记述了唐代云南地区的历史、地理、物产、民族、交通、文化和风俗等内容。据考察云南志对唐朝使云南行记也有广泛参考，比如李德辉通过云南志与使云南行记相比较，认为在卷一“云南界内途程第一”中，有许多地名与使云南行记中所行经的地名一致，所以推测云南志中记录途程的内容大多来自唐朝使云南行记26。其实，对于云南志借鉴使云南行记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云南志中有数次提及引用韦齐休云南行记，如云南志卷五“六”原注说：“者，州之名号也。韦齐休云南行记有十，字作此字。”27将使云南行记作为求证的重要依据。表 1 唐宋时期相关目录文献著录袁滋云南记韦齐休云南行纪窦滂云南行记云南别录徐云虔南诏录郡斋读书志伪史直斋书录解题地理新唐书艺文志地理地理地理宋史艺文志地理地理通志艺文略地理地理第 36 卷文山学院学报2023年 第 4 期6第二，使云南行记成为各类典籍的引证资料。比如资治通鉴考异载：“四年二月，南诏国号鹤拓，亦号大封人。”注云：“徐云虔南诏录曰：南诏别名鹤拓，其后亦自称大封人，是以封为国号也。”28通过南诏录的记录考察南诏的国号。可见在文史家眼中，使云南行记的内容是值得信赖的史料。特别是窦滂云南别录，虽然此书没有如袁滋云南记、刘希昂南诏行记被大段修入史书而被流传下来，但它被资治通鉴考异、钱谦益投笔集笺注等典籍所大量引证，诸如：六诏：蒙舍、蒙越、越析、浪穹、様备、越澹。（新书六诏曰：蒙嶲、越析、浪穹、邆晱、施浪、蒙舍。今从窦滂云南别录。）细奴逻生逻盛，逻盛生盛逻皮，盛逻皮生皮逻合。（新传云：蒙氏父子以名相属，细奴逻生逻盛炎，逻盛炎生炎合。武后时，逻盛炎身入朝，妻方娠生，盛逻皮喜曰：我又有子，虽死唐地足矣。炎合立死。开元时，弟盛逻皮立生皮逻合，授特进，封台登郡王。炎合未有子，时以合罗凤为嗣，及生子还其宗而名承合，遂不改。按逻盛炎之子盛逻皮，岂得云以名相属，既有炎合，岂得云我又有子，虽死唐地足矣。今从旧南诏传及杨国忠传 云南别录。）六月袁滋册南诏。（旧唐书 南诏传十年八月，遣凑罗拣献吐蕃印。新传曰：异牟寻与崔佐时盟点苍山，败突厥于神川。明年六月，册异牟寻为南诏王。按实录乃今年六月，新旧传皆误也。韦皋奏状皆称云南王。而窦滂云南别录曰：诏袁滋册异牟寻为南诏，盖从其请，南诏之名自此始也。蛮语诏即王也。）28从以上文献记录可见司马光在辨证两唐书中与云南相关的史料时，多以云南别录的记录为准。可以说，为考辨史料提供重要佐证是使云南行记的价值所在，凸显了它们的内容真实可信，具有补证历史地理学著作的功用。总之，以上唐朝使云南行记的片段出现在史地类书籍中，作为重要的参考和引证对象，这既是使云南行记流传的一条途径，也是丰富史地类著作的一种表现。五、结语明人谢肇淛在滇略中历数“滇中掌故”，说唐代有“李克云南风俗记一卷，韦皋西南夷事状十卷，袁滋云南记五卷，韦齐休云南行纪二卷，樊绰云南志十卷、南蛮记十卷，徐云 南诏录 三卷，窦滂 云南别录 一卷、行记一卷，李德裕西南备边录十二卷，僰文白古通一卷”17 卷八：56，其中使云南行记约占有一半比重，这就是说使云南行记是以地域文献的身份而得到后世的普遍接受。那么，总结以上讨论，唐朝使云南行记作为一组饱含地域特色的文献，在其创作与传播过程中反映出了三个显著特点：其一，它们是为满足统治者的政治需求和社会大众的知识追求而被撰写的作品，具有明确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其二，它们的内容以记述使程和采录闻见为主，是真实反映外交过往的一手文献；其三，它们被大批史地类书籍作为参考和引证的资料而得以广泛流传，体现出较高的史料价值。所以，唐朝使云南行记是对中国古代外交行记的一个典型表现。参考文献：1 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七二 M.北京：中华书局，1987.2 贾公彦.周礼注疏：卷三七 M/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894.3 范镇，欧阳修，等.新唐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5.4 方国瑜.南诏信使录 M/方国瑜文集：第二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157-177.5 王溥.唐会要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6 王钦若，杨亿，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五六 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6426.7 刘昫，等.旧唐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5.8 郑樵.通志：卷六六 M.北京：中华书局，1987：志783.9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0 脱脱，阿鲁图.宋史 M.北京：中华书局，1977.11 王应麟.玉海 M.扬州：广陵书社，2007.12 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 M.北京：中华书局，1956.13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4 王袆.大事记续编 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33 册.15 李昉，李穆，等.太平御览 M.北京：中华书局，1960.16 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杂著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7 谢肇淛.滇略 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94 册.18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三 M.北京：中华书局，1982：3157.19 范晔.后汉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65.7王皓：论唐朝外交活动中的云南行记20 姚思廉.梁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3.21 魏征，长孙无忌.隋书：卷八二 M.北京：中华书局，1973：1834-18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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