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左江花山岩画创作者身份探析.pdf

2023 年第 3 期总第 310 期广西左江流域花山岩画（亦称崖壁画、壁画等）绵延两岸 260 多公里，共有 89 个岩画点，包含189 处，共 280 组图像，目前仍可清晰辨识的图像总数约为 5040 个。其中，宁明县城中镇耀达村濑江屯明江东岸一块名为“岜莱”的岩画板块为其杰出代表，该板块岩画是当今世界所发现的同类岩画中单位面积最大、画面最集中、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处岩画。该处板块岩画中目前能够较为清晰辨识的图像共有约 1822 个，最大的正身人像高达 2.4 米，还有部分侧身人像，多数高为 1.5米左右，最小的仅 0.3 米，人物图像占所有图像约88.6%。另有犬类、鸟类等动物，以及环首刀、羊角钮钟以及类似铜鼓鼓面、太阳、星星等圆圈图像。2016 年 7 月在第 40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中国第一个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岩画。左江流域岩画为世界岩画创作的一个伟大创举，其在岩画界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能顺利入选 世界遗产名录，其考古、历史、文化、艺术、文学、民族、民俗信仰等方面的价值不言而喻。一、各类创作族属说左江流域岩画创作者身份至今仍然众说纷纭，各执一端，莫衷一是。岩画创作者即族属究竟是谁，他们为何而作，表达何种情景以及传播何种思维。（一）壮族先民说认为岩画是壮族先民所创作的学者较多，该说法也得到当地及周边群众的认可。玉时阶认为“花山崖壁画的分布地点正好在当时骆越人的活动地区内”“花山崖壁画是两千多年前活动于左江摘要：关于广西左江花山岩画的创作者身份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各执一端，莫衷一是。从岩画创作起止时间及当地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岩画创作者不应仅仅简单归结为单纯的某个时期的部分固定人员，其间有原居民，也有外来者及其文化的参与及影响，但其主要创作者应当是当地先民，即当地壮族原居民先祖。关 键 词：广西左江流域；花山岩画；创作者身份中图分类号：J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584（202）03-0076-10基金项目：左江流域民族文化研究中心项目“骆越文化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走向”（项目编号：2017ZJZX04）；崇左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与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项目“中越跨境文化研究”（项目编号：LHKT202201）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黄新宇（1976），壮族，广西凤山人，硕士，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传播。广西左江花山岩画创作者身份探析黄新宇（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崇左 532200）地域文化岩画专题076黄新宇广西左江花山岩画创作者身份探析流域的骆越人在祭祀活动之后绘制的一幅幅原始祭图。”1玉时阶分析汉朝乃至唐宋时期记录华南地区文化、民间习俗、信仰等书籍，认为岩画为壮族先民所作。覃圣敏、覃彩銮通过对比分析左江岩画和湖南青铜钺图像，“以湖南出土的具有骆越风格的青铜钺上的图像，与花山崖壁画进行类比分析，认为可供确定花山崖壁画年代的新证”2。认为两者在图像、创作年代上有诸多相似之处，当为同一时期作品，因而确定其为战国至西汉时期左江流域壮族先民所作。史策认为：“既然崖壁画是战国至东汉时期的作品，那么绘制崖壁画的民族，就只能在当时活动于岭南地区的民族中去寻找。而岭南在战国秦汉时期是百越民族聚居的地区，百越的支系很多，在广西到越南一带的是西瓯和骆越。”3史策从时间、地点、人物活动上推断，创作者就应该是该时期生活其间的壮族先民西瓯和骆越人。梁庭望认为，蛙类自古以来是壮族图腾，其生理功能与特点具有“呼风唤雨”的“神性”，是稻作民族的庄稼守护神、天气预告神、天地人神沟通神等，因此岩画就是壮族祭祀蛙神的圣地4。梁教授在另一篇论文里认为：“那些被称为蛙形舞姿的形象是古代壮族祖先所崇敬的民族守护神蛙神，花山崖壁画不过是当年壮族祖先的祭神圣地。”5这个圣地地位神圣而崇高，“在崖壁画产生的年代里，人们在观念上是人神不分的，也就是说，画的虽然是神，却是按照氏族社会的生活图景来绘制的莫不真实地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壮族祖先的生活和思想”6可见，花山岩画为壮族先民创作，反映壮族先民的生活、思维、理想等。李萍认为：“广西宁明县花山崖壁画是左江壁画的代表，是我国崖壁画的奇葩，是壮族先民集体智慧的结晶。”7作者通过对岩画画面色彩、艺术手法、内容性质和作画途径等进行剖析，认为这是“在神圣的、虚幻的信仰意念的驱使下，古人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的这一艰险活动，这些足以反映壮族先民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8黄健毅指出：“左江岩画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的文明遗迹。”9作者通过对古代左江流域的科技特质进行分析，“发现在特殊的政治、经济、地理环境下，壮族古人科技呈现出融合于宗教活动中、偏重于实用技术的特质”10。文中的“壮族古人”也就是壮族先民。莫俊卿认为：“左江崖壁画就其主要方面说来，都是壮族先民早期蛙神崇拜的延续，都是左江崖壁画主体结构的有力佐证。”11岩画形似青蛙的人物剪影其实就是壮族先民的主要崇拜物蛙神偶像化映射及对象化产物。岩画反映了壮族先民的生活、信仰，是其创作成果。李婷婷认为：“在壮族先民的二元逻辑概念里，花山壁画是与世俗空间决然相对的、精灵们或祖先灵魂的汇聚之地，所有纯粹精神性的事物都源自这里。”12认为岩画是壮族先民的艺术创作，是壮族先民精神信仰的产物。“花山岩画是壮族先民与不可抗拒的宇宙自然进行的亲近与交融，是壮族先民在长期和大自然、土地、山川打交道中感情与感悟的积淀”13岩画是壮族先民的精神外化物创作，是艺术审美的结晶，是先民对自然的认知结果与内在关联。以上专家、学者认为左江流域岩画为壮族先民所创作，也得到广西左江流域民众的广泛认同。从春秋战国时期以来有关左江流域的文献记载以及民间神话传说，从左江周边考古挖掘发现的石器、金属器具、人类头盖骨等，以及左江流域民族聚居、迁徙、变迁等历史情况分析，壮族居民在此0772023 年第 3 期总第 310 期长期居住，为当地原居民及主体居民，岩画为其所创作的可能性极大。（二）骆越古人说认为岩画为骆越古人创作的学者也不少，与“壮族先民说”类似，但更具体详细，指的是左右江流域往南直到湄公河流域一带的骆越古地先民所作。左江流域在秦汉前后居住被称为壮族先民的“骆越古人”，其依据是古籍文献中大量提到该区域为“骆越”“骆”“西瓯”“瓯越”“瓯”等。在大量典籍中，“骆越”即为秦汉前后的壮族，对应起来就是岩画的成画时间。覃彩銮说：“百里花山岩画，是战国至秦汉时期左江一带的骆越创作的杰作，是壮族先民骆越人留下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14岩画是“壮族先民骆越人留下的”，是特定历史时代特定人群的艺术创作及其审美产物，“总之，花山岩画展现的舞蹈是战国至秦汉时期骆越民族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自然环境下产生的，是其民族的社会性审美活动”15。覃彩銮认为崖壁上舞蹈人形图像是骆越人的文化、意念、情绪、集体情感以及艺术宣泄，表现先人对自然的虔诚崇拜和对自身力量、智慧、价值、意义的肯定。蒙飞对岩画主题进行探讨，认为：“花山壁画作为壮族远古文化艺术的瑰宝”“我们赞同壁画的族属为壮族先民骆越人。”16蒙飞以岩画作画族属、时间等为依据，指其为“壮族先民骆越人”在战国至东汉时期创作。周伟强等提出，“广西左江流域的花山岩画为战国至汉代时期壮族先民骆越人所涂绘”。17“作画年代距今 16804200 年，整个画面中的各种图像组成了 111 组神秘的图画，是战国至东汉时期壮族先民骆越古人巫术活动留下来的遗迹。”18岩画创作族属即是“壮族先民骆越人”。陈远璋结合左江流域骆越文化的历史源流、文献记载、岩画内容特征等，认为壮族先民骆越人是岭南一带的土著族群，左江流域是其世代聚居地，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到秦汉时期，左江流域的发展脉络清晰，各种文化遗迹、文化现象都与当地骆越人及其先民有关。族群的血脉相承，文化的传承发展，成就了骆越文化及岩画，“左江花山岩画是早已消逝的古代骆越社会的真实记录”19。“左江流域的崖壁画很可能是骆越人的遗作，也可说是广西壮族古代文化遗迹的一部分”。20从春秋到东汉时期，左江流域一带具体生活、活动的是什么民族或其先民，因各种原因，在古代文献上尚未见有专门清晰、确切的科学记录，多数史籍仅仅是宽泛、模糊的轮廓式记述，不能成为十分确凿的事实依据。（三）百越民族分支说部分专家、学者认为左江流域岩画是由古代百越民族中的一个分支骆越民族所作。孙延忠、王志良在 广西花山岩画颜料脱落和褪色原因分析 一文说：“花山岩画由我国百越民族的一个重要分支骆越族绘画于距今 24001600 年之间。”21指岩画的创作者为“骆越族”。孙延忠等人在另一篇论文中认为，“花山岩画是研究我国百越民族古代历史重要的直接资料”22。郭宏、韩汝玢等人论证：“广西左江岩画是我国百越民族的一个重要分支骆越民族遗留给今人的重要文化遗产是研究我国百越民族古代历史最重要、最直接的资料。”23作者对岩画的创作者为百越民族重要分支骆越民族的看法没有太大疑义。（四）苗瑶先民说认为左江岩画创作者为苗瑶先民说的是黄惠地域文化岩画专题078黄新宇广西左江花山岩画创作者身份探析焜，其主要根据是广西及周边地区如云南等地岩画作画手法、表现形式、涂绘技巧等，特别是依据西南一带的神话传说以及文献记载，认为岩画为苗瑶先民始祖神槃瓠所作，史载瑶族进入广西为隋朝唐咸通三年春三月。当时“苗众”“率皆自云”，“祖乃槃瓠之后”，从而认为岩画“故当是今之苗瑶先民无疑”。黄惠焜论证，唐代期间云南、安南一带就已出现苗瑶族众，因而在广西南部必定有苗瑶先民分布，只是后来在兵灾中迁移外出，致使岩画失去主人，因此是由“外来人”即苗瑶人所作。24作者通过整理古籍及民间神话传说得出以上结论，但通过现代碳十四测定以及 U系法、多接收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MCICPMS）测年，检测结果认定岩画作画年代为春秋战国至汉朝期间，与黄惠焜推理的时间（隋唐）差距巨大、距离太远。另外，瑶族简史存在一定的苗瑶民族情感自我倾斜倾向及自我认同、自我凝聚的内在要求，带有民族历史、民族形象的部分自我塑造，其所引用的又是神话传说等民间口传故事，如“祖乃槃瓠之后”中的“槃瓠”则是瑶族的创世始祖神，如同盘古一样为虚拟人物，带有较多的神秘色彩和虚构成分，存在一定的“合理想象”，只能作为一种“大胆的假设与求证”，其可信度自然值得怀疑。（五）其他假说对岩画的创作者身份，各界还有不同的观点，甚至存在同一人在不同时期持不同的观点。目前，在通过科学仪器检测出较为精准的作画年代，作画时间已基本确定为战国至汉代期间，因而学术界及业界绝大多数人认为是骆越先民，也就是壮族先民所作。潘其旭认为：“花山崖壁画并非一次完成，经碳十四年代测定，岩画年代是 1680 年前到 4200年的时间内。这正是我国自战国至东汉末的历史年代。同时又从画面所绘的环首刀、羊角钮钟、带耳锣镘及象征铜鼓的圆圈茫纹等器物，与广西出土的同类文物及文献有关记载相印证推断，花山崖画应为这一历史时期聚居在左江流域的壮族先民骆越族群绘制的伟大艺术作品。”25潘其旭通过在时间上进行比对，认为作画者为壮族先民骆越人。黄桂秋从壮族原生态民间宗教巫么信仰探讨，认为岩画是“壮族先民瓯骆族群”用巫舞祭祀仪式来超度亡灵，其图案代表瓯骆族群先祖的灵魂。26龙化彬根据左江流域壮族民间传说、古籍记载和左右江流域的传统民俗及壮族自称，如“no耷2”“jui2”“k藜：n2tho3”等，认为侬人属西原族，西原族则是汉人对广西左右江一带壮族的称呼。“广西左江各县都是侬人聚居的地方，而且壁画传说与侬人祖先侬智高有关系，侬人是西原族里的一个支系，所以，我们把壁画的族属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壮族先民骆越人中西原族侬人。”27仅从族称及当地民众的崇拜偶像来看，该结论经不起严格的推敲。从时间上看，岩画创作时间为战国至汉代时期，与侬智高为宋朝人的历史事实不符。杨群根据历史文献推理，认为蜀族在秦惠文王二十二年（公元前 316 年）到秦昭王二十二年（公元前 285 年）秦灭蜀之后，两次大量从蜀国发源地四川雅安地区芦山县出发，向南迁徙进入云南和广西左江流域。后来，蜀族骆族相融合组成新的骆族，共同创作了岩画。“左江崖壁画的族属，正是融入了大量南迁蜀族的重新组合的骆族，他们才是左江崖壁画的真正作者。”28该活动在公元前180 年到公元前 285 年之间，“正相当于战国后期至西汉初期，这也就是左江崖壁画的（创作）年代，与上文的考古学家考察所得的结论正相吻合”29。0792023 年第 3 期总第 310 期随着岩画创作年代被确定为春秋战国至汉朝，该说法只能“部分成立”。覃圣敏还认为岩画创作者为瓯骆部族或部落联盟中居住在左江流域的民族及部落。30陈明芳认为，“崖壁画中众多的铜鼓图像是古代越人铜鼓文化的生动体现”“崖壁画中的龙舟竞渡是古代越人的文化习俗”“崖壁画中的裸身习俗表明花山崖壁画是我国古代越人的作品”。31结合古代越人文化特征、民间习俗及古籍记载，岩画“（创）作者是古代壮族先民西瓯和骆越人”32。二、岩画创作者身份辨析一直以来，对左江流域岩画的创作者族属，各家各派观点不尽相同。由于历史文献缺少、文字散失、文物损毁、口传信息的不确定性等，出现较多不一致的说法，出现族称差异、误差等，但基本都认为是壮族先民所作。至于出现壮族先民、壮族先民骆越人、百越民族分支骆越民族、壮族先民骆越族群、瓯骆族群、壮族先民骆越西原族侬人、南迁蜀族与骆族、西瓯和骆越人以及瓯骆部族或部落联盟的民族及部落等等，大多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不同的民族政策，存在不同朝代的边疆治理理念，甚至是左江流域处在不同的部族、治理区域版图，因其不同的社会发展进程及地域文化、语言语音变异等产生不同的称谓，但其所指与能指大抵一致。出现各家各类不同的说法及界定，主要原因是民族、文化、时代等的发展与变迁所致。（一）民族的发展及变迁从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来看，特别是从春秋战国到近现代，西南边疆地区相对于中原，多数时期是居于边缘的地理位置以及边疆的政治概念，在政治体系中多属于非正统、非主流的话语边界，甚至部分时期代表着野蛮、落后、贫穷、愚昧等等负面形象。在奴隶、封建社会的部分时期，西南边疆地区在所谓的正统历史文献中，其记载相对较少，部分时期还被予以贬称、歧视、蔑视，甚至对少数民族的族称也被加上具有贬义的“反犬旁”，如将“瑶族”写成“猺族”，将“侗族”写成“狪族”等，进行人为的压制、贬损、侮辱，进行奴化、矮化、丑化、低等动物化，如加上“蛮”“杂”“狸”“獠”等，而对其进行正面、积极、光明、友好、健康的形象塑造与传播则相对较少，这是后来者需加以留意的。历史上，壮族的形成与发展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秦汉时期尚未出现“壮族”的族属称谓，直至宋代才开始出现“壮”“僮”等。壮族在不断演化过程中，其所包含的群体也在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变迁而变化，其间也出现族源、族种的扩大、缩小、变迁等。特别是左江岩画作画的绝对时间尚未真正完全确定，且作画时间持续长达六七百年，甚至超过一千年，其间经历了不少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变动，加之社会进步发展所带来的民族融合、迁徙、消亡、交往交流交融乃至族群组合与分解等，也会带来岩画创作群体的异动。从春秋战国到东西汉时期，左江流域社会发展不断演进，如中原文化的传入，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工具的发明创造与改进，畜牧业、养殖业、种植业的改善以及规模的扩大，金属冶炼锻造技术的发达成熟，水利设施的建设修缮等等，也在推动当地的物质、文化进步，同样也能促进岩画图像的涂绘革新。同时，还存在另外一些可能，岩画在开始创作时期为某个族群、部落、群落牵头，其后不断有其他族群、民族加入，逐渐形成了左江流域两百多公里的岩画长廊，为后人留下了辉煌灿烂的文化瑰宝。经科学检测分析后，可确证在长达六七百年地域文化岩画专题080黄新宇广西左江花山岩画创作者身份探析乃至一千余年的时间里，在长达 260 公里的左江岩画长廊中，全部岩画不可能为某一人所作，也不可能为某个小群落持续数百甚至上千年所能完成，而这些族众在数百乃至上千年的历史演化过程中，很难是纯之又纯的单一族群、单一民族、单一族众。（二）文化的融合及变迁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后，大量迁入中原及北方民众南下，并在今崇左市江州区一带设置了南方三郡之一的象郡。作为中央派驻地方三十六郡之一的高级权力机构，其最高地方行政官员应是中央与地方的一座有力桥梁，这些官员要么是从中原地区直接“空降”的熟悉中原文化，熟悉中央行政与管理制度的官员，要么是地方上能够领会中央治国理政理念并推行中央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左江流域原居民官员或权威人物。秦始皇在全国大力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统一度量衡，实行大一统的国家民族融合治理政策。由此看来，左江流域一带在秦汉时期不可能仅仅存在单纯的某一族群或单一小众、民族或族众，岩画创作群体或许应该还有其他人员。东汉建武年间，马援率领数十万大军南下平定交趾征侧征贰，为管理、开发、稳固南疆，留下了部分南下的中原兵丁，即史书所称的“马留人”。同时，在战乱、疫病、水旱等灾难频发的古代，也出现北方及中原民众流入西南的现象，他们融入当地民众，极有可能也加入了岩画的创作团队只是能否成为主力罢了。魏晋及其后期，有俗语称北方人下南疆“一去一万里，千去千不还”“十去九不归，十去九不回”等说法，除战争、疫病等伤亡外，也有戍边等因素，则可从侧面证明中原人在左江岩画创作时期部分滞留在华南一带。至今，对西瓯、骆越、百越、瓯、越、骆等族称及其居住地域、活动范围等界定尚未得到完全一致的确切结论，他们当时是否已成为一个具有真正实际意义上的民族，还是仅仅是一个部落、群落，或是一个部落联盟？如“骆越”“瓯越”两种族称，究竟是两个不同支系的民族、族群，还是同一个民族、族群中具有两种乃至多种支系的称呼？目前也没有足够令人信服的证据进行完全确证，其在当时的左江流域是否已经具备今天所定义的民族特征及性质，是否已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而进行岩画创作等，目前都还不得而知。从历史文献记载看，“骆越”的称呼较早出现在 前汉书卷 64 的 贾捐之传中：“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 48 年），珠崖又反，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捐之对曰：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从目前查阅到有关骆越的史料来看，这应该是较早或最早出现“骆越人”一词的明确官方记录。在 史记 南越列传中，有司马贞 索隐注曰：“广州记云：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 骆人。有骆王、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铜印青绶，即今之令长也。后蜀王子将兵讨骆侯，自称安阳王，封治溪县。后南越王尉他攻破安阳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人。寻此骆即瓯骆也。”从这段话里可被认为是“骆越”“瓯骆”出现的较早证据之一。左江岩画规模庞大繁杂，创作条件艰险、恶劣、危险，零星分散在两百多公里的河岸悬崖峭壁上，要完成如此艰巨和高强度的工作，非短期能顺利完成，也非为小族众的财力、物力、人力所能承担。单单是宁明县“岜莱”一处岩画点，其图像之繁杂，创作之艰辛，任务之沉重，工作量之浩大，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由此可知，整个左江0812023 年第 3 期总第 310 期地域文化岩画专题流域的岩画绝不是单一弱小族众在短期内就能完成，在数百年乃至一千多年的涂绘过程中，有可能是由某一个群体、部落、族众倡议牵头，或是由当地具有崇高威望的宗教师，或是当地持续多年执掌政权的强力集团发起，其后由当地土著居民也就是壮族先民作为主力牵头世代绘制，之后不断有他者加入，甚至是有从北方及中原南迁而来的他族加入，才最终形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岩画长廊景观。同时，也需明确，左江流域在秦汉时期有从北方与中原南迁的他族迁入，但其规模不大，相对于当地族众较为微小微弱，因为除了马援南征以正义、正面力量进入左江流域外，秦始皇的兵马大多以征伐的残酷形式进入，其在当地民众意识中附带着负面的侵略形象，或许不能很快消除。在历史典籍记载中，秦始皇大军到达现今桂林、贵港一带，开凿了灵渠，但当时是否真正到达左江流域，目前也没有十分确凿的证据。在岩画上，出现大量的环首刀、长短剑、羊角钮钟、铜鼓等金属器具造型图像，根据先秦以来的冶炼技术传播路径，可看到中原文化传入左江的部分印痕，说明中原文化与左江文化出现了融合。从左江流域民族发展史、迁移史及地方民间故事、历史传说等考察，特别是通过左江两岸周边汉代直至两晋时期的墓葬遗址挖掘来看，从其人体骨骼、形体特征、高度、尺寸比例等人种学来分析，以及陪葬金属、陶瓷器具等来看，岩画创作时期左江流域未有大规模的外族迁入驻留，但也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无中原及北方民族迁入。因此可以说，左江流域秦汉时期的主体居民为当地的土著居民，也就是在文化典籍里被称作“骆越”“百越”“瓯越”等民族、族众，但民族融合、文化融合已是不争的事实。（三）时代的发展及变迁左江流域岩画从战国到东汉期间共创作了数百年，其间，左江流域的先民与从中原、北方南下的民众之间既有战争又有交往交流交融，特别是秦始皇时期开始实行的大一统政策，在分分合合的时代变迁中，疆域互动频繁。史记 吴起传及 后汉书 南蛮列传，就记载有楚悼王元年（公元前 401 年）至公元前 380 年吴起“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在时代征伐中双方互动、交流并进行文化传播。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 年），秦军五十万兵分五路征战岭南，遭到越人的顽强抵抗。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秦统一岭南，并设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而左江流域属于象郡。淮南子 人间训载：秦始皇“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说明秦始皇开通灵渠后继续南下，进行长达五六年的持久战，最终才统一广西及越南等古骆越西瓯地区33。公元前 207 年，南海尉赵佗吞并桂林、象郡等地，建南越国并自立为王，“令二使者典交趾、九真二郡人”。公元前 112 年，汉武帝派二十万大军前来征讨，于公元前 111 年入驻南越。后汉书 马援传载，马援于建武十七年（公元41 年）南征征候征贰姐妹，“玺书拜援伏波将军南击交趾”。马援在左江上游得到当地民女班夫人鼎力资助，于建武十九年（公元 43 年）擒获二征。至今在广西龙州、凭祥一带还有关于马援将军和班夫人的传说，两地都建有伏波庙，在龙州县上金乡白雪码头附近有规模较大的古代造船码头遗址，可提供船只停靠、维修及给养运输，加之周边发现的古坡遗址、庭城遗址、洞穴遗存及铜斧、铜082黄新宇广西左江花山岩画创作者身份探析矛等，可推测马援南征部队路过龙州上金。在上金乡东边，一块坡地壮语名为“登荡”，意思是“竖立铜柱的地方”，相传为马援部队在此竖立铜柱，以此作为界线、地标铭记、标记物，相当于勒石记功、划界等。另外，“登荡”与左江最大的岩画点“岜莱”距离三公里左右，从凭祥平而河顺流往下到龙州、宁明一带属于左江中上游流域，也正是岩画最为密集、数量较多的区域，绝非纯属巧合能够解释。从史籍及民间传说分析，秦汉时期在左江流域就已有北方及中原汉人等到来，双方已有所接触及交流，在文化上相互传播，在形式上已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始皇统治期间，全国实行“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统一货币，以秦小篆为全国统一书体，罢“不与秦文合者”，在高度大一统的国家治理背景下，左江流域不能成为法外之地。秦始皇时期大量移民来到华南地区，统一后为巩固边疆，移民规模更大。34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发诸偿逋之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南海、象郡，以谪戍”35。次年，又迁徙五十万罪徒谪戍五岭，与越人杂处。“三十七年（公元前 210 年），始皇至会稽，徙大越置余杭”36，又“徙越之人于乌程”37。在迁徙越人出山与汉人聚居的同时，为加强边防，“三十七年，徙天下有罪谪吏民置南海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38。由此可见，因时代政治的需要，中原民众已成规模地来到岭南一带戍边拓土并生活，“越人”也被迁徙到东南沿海及中原地区，民族交往、杂处、融合已有所显现。在战争期间，难免有部分士兵因伤残病弱等原因留下，或因政治强制力被迫戍边，或自愿留下，加上前后数十万大规模移民，他们或与当地人结为婚姻，或混杂相处，传宗接代。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移民活动以及巩固边疆的大规模战争，成为当时的重要政治内容之一，移民、戍边、屯边等行政行为，对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政权的巩固稳定、国家的统一、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边疆的开发进步等都产生重大而积极的推动作用，其影响极为深远。左江流域岩画的创作时期也契合该历史时代进程，因此，或许有少数北方及中原族裔，或是其后裔参与岩画创作，只是其人数、居住范围及影响力相比于当地原住壮族先民而言规模不大，只能作为帮衬，乃至因较少而被忽略，或许也正因此而难以见诸史籍及民间传说。至今，关于民族的界定与划分尚存争议。部分原因固然有国家的民族政策导向问题，特别是国家的少数民族扶持与优惠政策导向，如在考试入仕方面的照顾，扶贫政策的优惠等。部分族群、族众也基于自身语言、语音、习俗、民间信仰、文化传承、生产生活方式等差异而争取各种优惠政策。因此，在部分专家、学者的认识及理解中，对左江岩画的创作者有不同的族属界定、称谓，甚至认为是不同群体、不同民族、不同分支等等，但其族源、族体、族属基本一致。三、结语综合华南边疆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以及对左江流域在春秋战国至东西汉时期的社会历史发展情况进行考察，特别是从墓葬考古发掘以及文献史料记载来看，即使对“骆越”“瓯越”“骆”“越”“瓯”等论争从未停息，但将岩画主要创作者归结为在秦汉时期及其前后生活在左江流域一带的民族或族群应是毫无疑问的，也不至于影响今人对左江流域岩画族属的基本判断，更不至于颠覆民众已经形成的共识。综上所述，将左江流域岩画归0832023 年第 3 期总第 310 期地域文化岩画专题为壮族先民所作，或者将其归为以壮族先民为主体进行的伟大文化创举，归为壮族人民的伟大文明瑰宝，应是较为合理、科学而客观求实的，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专家、学者以及广大民众的认可和肯定，也是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和审视，同时也符合中国历史上国家大一统、华夏民族大融合的客观事实，从文化上证实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与团结进步。_参考文献1玉时阶.从花山崖壁画探讨骆越的文化特点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3）：24.2覃圣敏，覃彩銮.广西花山崖壁画年代新证J.广西民族研究，1985（5）：77.3史策.壮族的花山壁画N.广西日报，1978-9-16（4）.4梁庭望.花山崖壁画祭祀蛙神的圣地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4）：18.56梁庭望.花山崖壁画壮族上古的形象历史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2）：46.78李萍.从左江花山壁画看壮族的审美追求与习俗文化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5（5）：55.910黄健毅.从左江岩画看壮族古代科技的特质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7（2）：89.11莫俊卿.左江崖壁画的主体探讨J.民族研究，1986（6）：71.12李婷婷.神圣的书写：花山壁画原型意义的探析J.柳州师专学报，2014（4）：7.13黄晓娟.生存的渴望与艺术审美的知觉花山岩画的艺术人类学探析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85.1415覃彩銮.骆越舞蹈艺术风采的展示左江花山岩画人物图像舞蹈属性辨识J.中国文化遗产，2016（4）：92，103.16蒙飞.花山壁画主题探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3）：55.17周伟强，齐扬，叶亚云.广西花山岩画表面污染物去除研究J.中原文物，2013（2）：97.18齐扬，王永进，周伟强.广西花山岩画表面污染研究J.中原文物，2013（2）：148.19陈远璋.左江花山岩画与骆越缘由考J.中国文化遗产，2016（4）：31.20李仰松.广西左江花山崖壁画试探J.广西民族研究，1986（3）：19.21孙延忠，王志良.广西花山岩画颜料脱落和褪色原因分析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1（2）：13.22孙延忠，王志良，魏书亚.广西宁明花山岩画颜料胶结材料分析研究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2（2）：38.23郭宏，韩汝玢，赵静，等.广西花山岩画抢救性保护修复材料的选择实验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6（3）：18.24黄惠焜.花山崖画的民族学考察也谈广西花山崖画的性质、年代和族属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1）：50.25潘其旭.花山崖壁画图腾入社仪式的艺术再现和演化J.民族艺术，1995（3）：22.26黄桂秋.花山岩画反映壮族先民宇宙观与灵魂信仰J.沿海企业与科技，2015（2）：54、58.27龙化彬.花山壁画研究札记J.广西民族学084An Analysis of the Identity of the Creator of HuashanRock Painting in Zuojiang,GuangxiHUANG Xin-yuAbstract：As for the identity of the creators of Huashan rock paintings in Zuojiang,Guangxi,there havealways been divergent opinion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art and end of the creation of rock painting and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social history and culture,rock painting creators should not be simply attributed tosome fixed personnel in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However,its main creators should be the ancestors of thelocal aboriginal people,that is,the ancestors of the local Zhuang people.Key Words：Guangxi Zuojiang Basin;Huashan rock painting;creator identity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3）：38.2829杨群.广西左江崖壁画新考J.广西民族研究，1986（3）：33.30覃圣敏，等.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150.3132陈明芳.试论广西花山崖壁画的族属J.广西民族研究，1988（1）：115，118.33郑超雄.从古国到方国壮族文明起源的新思考J.广西民族研究，2003（4）：63.34杨洪贵.秦始皇移民政策的政治功能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52，53.35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5:121.363738袁康，吴平.越绝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4，65，65.（责任编辑曹丽君）黄新宇广西左江花山岩画创作者身份探析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