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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演化的研究进展罗力群摘要：我国学术界关于人类早期婚姻家庭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来自19世纪后期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看法。大致自摩尔根的时代以来，其他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人类早年盛行非乱伦的群体内乱交，或者实行一夫多妻制，之后才演化出其他种种婚姻家庭制度；没有证据表明人类早期曾存在母权制的阶段，可用性选择理论解释父权制的起源和演化。但应该意识到，人类早年的包括婚姻家庭在内的社会组织形式并没有留下很多实物证据供后人考察，学术界就此提出的种种观点通常都带有较强的猜测性质。关键词：演化；婚姻家庭；婚姻制度；父权制；摩尔根Abstract:The Chinese academias viewpoints about early humankinds marriage and family come,to a large extent,from the anthropologists such as Levis Morgan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Roughly since Morgans era,some other researchers put forth different opinions:early humans were promiscuous(not of incest)or polygamous,and subsequently 罗力群，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联系方式：。罗力群.婚姻家庭演化的研究进展M/赵联飞，赵锋.社会研究方法评论：第 3卷.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婚姻家庭演化的研究进展新知与书评other marriage systems evolved out.There is no evidence for a stage of matriarchy in early humans,and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patriarchy can be explained by sex selection theory.But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form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such as marriage and family have not left much material evidence for us,and various viewpoints about these forms usually are rather speculative.Key words:Evolution;Marriage and Family;Marriage System;Patriarchy;Lewis Henry Morgan自19世纪中叶达尔文主义问世以来，依托于达尔文理论对人类行为和社会文化的演化研究已经成为西方进化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传统（罗力群，2019）。婚姻家庭的演化研究正是这个传统的一个成分。我国学者对婚姻家庭的演化研究并不太陌生，一大原因在于：早期人类学家摩尔根等人多多少少依托于进化论考察婚姻家庭问题，恩格斯的婚姻家庭思想受到摩尔根等人较大影响，我国学者又受恩格斯很大影响。我国人文社科界对于人类早期婚姻家庭的看法，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承袭了摩尔根（Morgan，1974）等人19世纪后期的认识。这些看法可概述如下：人类在最早的时期实行共夫共妻，这是一个乱伦和乱交的阶段，无所谓婚姻、家庭，之后排除了不同辈分之间的“演化”的较常见涵义是随时间流逝生命所发生的变化。生物进化论本身并不包含进化是走向进步或复杂的过程的观点，即不管进化生物学家是否持有进化是走向进步或复杂的过程的观点（有的进化生物学家是这么看的），这些都对他们的研究工作没有实质性影响。本文交替使用“演化”和“进化”，主要指的都是上述较常见涵义。273社会研究方法评论第3卷性关系，再接着排除了同辈近亲之间的性关系，最后才出现了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最初人类社会实行母权制，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起支配作用，后来才过渡到父权制。很可能自 19世纪后期以来，上述看法都算不上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观点（Eller，2001：21-30）。当然，是否属于主流观点不应成为我们决定是否接受它的最重要依据，我们理应更关心一种观点在学理上的基础。此外，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进化生物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就婚姻家庭的演化问题又做了不少新的工作，他们对婚姻家庭的起源和演化问题的看法已经远远不同于摩尔根那个时代了。相对于单方面接受关于某些问题的某一种看法，全面考察关于这些问题的更多工作无疑是有益的。一、人类早期的婚姻家庭形式按照现代生物学和人类学里的常见看法，大概在500700万年前，某一个物种分化出两个物种，其中一个物种即现代人的祖先，另一个物种则是黑猩猩属（包括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这两个物种大约在两百万年前从某个物种中分化出来）的祖先。很多人以为，最早期的人类处于乱伦的阶段，无所谓婚姻家庭。这一看法可追溯至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摩尔根主要根据夏威夷等地土著的亲属称谓而推断人类早年曾存在一个乱伦阶段。他发现夏威夷土著把母亲及跟母亲同一辈分的妇女都称作母亲，把父亲及与父亲同一辈分的男子都叫作父亲，因此就推论，夏威夷土著以前盛行兄弟姐妹之间互为夫妻，他发现的亲属称谓就是以前兄弟姐妹乱伦习俗的留存或证据（Morgan，1974）。而今天的人类学家通常认为，这样的亲属称谓与实际的婚姻关系无关，实际上表达的是土著的行为和态度274婚姻家庭演化的研究进展新知与书评把父亲一辈的人都称作父亲，是因为对他们的行为和态度与对父亲相似；人类学家也发现，文化发展程度最低的民族里一夫一妻制占优势，这与摩尔根的家庭变迁或演化理论也是矛盾的（怀特，2008）。摩尔根为了支持人类社会曾存在一个乱伦阶段的观点而提出的所有民族志案例都被人类学界明确否决了，即便所谓母系社会先于父系社会的观点也没有足够根据（Harris，2001：186-187）。在摩尔根之前，达尔文也曾经思考过人类早年的婚姻关系和性关系。在其重要著作人类的由来里，达尔文表示，由于性妒忌在动物界普遍存在，而且很多动物，特别是与人类接近的动物也很少存在乱交，以此类推，“无法相信人类达到动物界现今等级的不久之前曾经盛行过绝对的乱交”。这里要注意，当代进化研究文献通常会区分乱伦（incest，主要用于人类）/近交（inbreeding，主要用于动物）和乱交/混交（promiscuity），前者指的是近亲之间的性关系，后者指的非近亲之间比较随意的性关系。本文也将采纳此种区分（达尔文本人和下面讲到的韦斯特马克似乎不在意此种区分）。达尔文（2009：393-394）揣测，人类早年的婚姻制度应是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回顾远古，且由人类现今的社会性习俗来判断，最合理的观点似乎是，人类在原始时期系以小群生活在一起，每个男人只有一个妻子，如果男人是强者，就有几个妻子”但达尔文的有关论述较为简略，只占了大约两三页的篇幅。在达尔文之后，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英国社会学史上第一位社会学教授韦斯特马克在其19世纪末初版的人类婚姻史等著作里专门考察了人类早年的婚姻家庭问题。韦斯特马克像达尔文那样，认为人类早年实行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韦氏详细比较了各种动物和人类的两性关系，一一驳斥了乱交说的各275社会研究方法评论第3卷种依据。例如，在韦氏看来，虽然按照文献记载，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某些民族处于乱交状态，但这些记载都是不可靠的，即便真的有一些民族曾处于乱交状态，也无充足理由进而推断人类早期也处于乱交状态。韦氏认为，人类和黑猩猩等类人猿一样，婴幼儿期较长，每胎生育数量少，因此子代很需要父亲来保护；愿意结婚成立家庭保护子代的人类先祖才具有选择优势，能留下更多的后代。因此，“婚姻和家庭的关系非常密切。男性和女性之持续地生活在一起，最初就是为了下一代的利益。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婚姻起源于家庭，而不是家庭起源于婚姻”（韦斯特马克，2002：72）。韦氏关于两性合作养育后代对双方的繁衍都有利的思想就是当代进化研究文献里有时提到的“亲代合作假说”（parental collaboration hypothesis），这个假说迄今仍是解释婚姻家庭在起源之后何以持续下去的主流观点。但婚姻家庭何以起源仍是一个聚讼不已的问题。虽然达尔文和韦斯特马克都曾推测，人类早年也是实行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的，进化生物学家和进化人类学家等现代进化研究者中的主流意见似乎是，最早期的人类处于乱交状态（Chapais，2011；Gavrilets，2012）。这里要注意，即便这类假说假定人类早年盛行乱交，即异性之间通常并非稳定地结合起来长期共同生活，而是存在着混乱的性关系，很少有进化研究者相信人类早年盛行乱有的人文社科学者把选择或自然选择主要理解为“弱肉强食”，这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理解。在进化研究文献里，群体层面的选择或自然选择指的是群体之间有差别的生存和繁衍，个体层面则指个体之间有差别的生存和繁衍，基因层面则指有的基因相对于其他基因能留下更多拷贝。现代进化论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自然选择是演化的主要动力。一些进化研究者认为，两性合作抚育后代的现象并非婚姻家庭起源的原因（即婚姻家庭是由亲代合作抚育后代之外的原因而起源的），而是婚姻家庭起源后逐渐演化出来的结果（Chapsis，2010）。276婚姻家庭演化的研究进展新知与书评伦。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和汉学家武雅士（Wolf，1995：388-422）的文献综述所揭示的那样，在现存的灵长动物各物种里，也很少观察到亲子或兄弟姐妹近交；主要也是雄性主动近交，这似乎也跟人类相似。考虑到近交不利于后代繁衍，一个合理的推测似乎是，在最早期的人类那里，自然选择就已基本剥去了人类个体的乱伦倾向。20世纪后期以来，一些进化研究者致力于探讨人类早年的包括婚姻家庭在内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演化，提出了种种假说（Chapais，2008：135-156）。这些假说可分为两类，其中一类假说认为，最早期的人类跟今天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相似，生活在包括多个成年男性和多个成年女性的群体内，群体内盛行乱交，之后逐渐演化出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的婚姻家庭制度，然后人类又组织成由多个家庭组成的群体。这类假说背后的主要依据是：人类（前工业社会时期）跟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社会生活在某些方面很相似，特别是具有相似的雌性/女性扩散（female dispersal）模式，即女儿发育成熟后要离开父母所属群体，而儿子留在父母身边。在诸如各类猴子等灵长动物里，一般实行的则是相反的雄性扩散模式，即儿子长大后离开父母。这类假说受到了一些批评，其中一个主要的批评来自一些人类学家。按照这些人类学家的看法，在能找到的狩猎-采集社会（西方学术界通常认为，人类社会最早的发展阶段即狩猎-采集社会）里，有的社会实行从夫居，有的社会实行从妻居，有的社会则实行双系居住（bilocal residence）的习俗，并没有哪一类社会所占比例占据优势。这类批评意见实际上指出，很可能人类早期跟这些历史上和现实中能找到的狩猎-采集社会相似，并没有哪种居住模式居于主流地位，跟黑猩猩和倭黑猩猩里流行的277社会研究方法评论第3卷雌性扩散模式并不相似。第二类假说认为，人类早期的社会组织形式可能跟今天的大猩猩较为接近。人类与黑猩猩属的进化关系和遗传关系最近，其次就数大猩猩了。大概在1000万年前，某个物种分化为两个物种，其中一个物种是人类和黑猩猩属的祖先，另一个物种则是大猩猩的祖先。当今的大猩猩通常稳定地生活在由几个到几十个个体组成的群体内，群体成员包括一个雄性、几个雌性以及它们的后代。大猩猩的“家庭”形式近似于人类的一夫多妻制。按照这类假说，人类早期就生活在跟大猩猩群体相似的群体内，一个男性跟多个女性保持长期、稳定的性关系，相当于一夫多妻制，之后才过渡到多个家庭结合进一个较大的群体内共同生活的阶段。但是这类假说面临着几个难以解答的问题。例如，黑猩猩和倭黑猩猩通常生活在包括多个成年雄性与多个成年雌性的群体内，尽管亲子近交和兄弟姐妹近交较为少见，但群体内盛行乱交，即一些成年个体之间较为随意地交配。由于人类跟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在大约500700万年前由某一个物种分化而来，上述假说似乎在假定，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早期也存在一个雄性与多个雌性之间的长期、稳定的共同生活的阶段，但是对现存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研究却找不到这么一个阶段存在的证据或遗迹。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类假说认为，在最早期的人类那里，存在（一个）男性和（多个）女性长期稳定地在一起生活的现象，就此而言，这一类假说与达尔文和韦斯特马克的看法较为相似。在笔者看来，这两类假说以及达尔文和韦斯特马克关于人类早期婚姻家庭的看法似乎都带有较强的猜测性质，缺乏坚实的实物证据支持。278婚姻家庭演化的研究进展新知与书评二、婚姻制度的演化在动物界里，婚配制度包括四种基本类型：一雄一雌制（monogamy）、一雄多雌制（polygyny）、一雌多雄制（polyandry）、混交制（posmiscuity）或快速多窝型多配制（rapid multiple clutch polygamy）（张建军、张知彬，2003；Emlen&Oring，1977）。中文生物学文献有时也把 monogamy 等词汇直接翻译为通常用于人类的“一夫一妻制”等词汇。前面三种制度分别跟人类里的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较为接近。在鸟类里，大约90%的物种实行一雄一雌制。在能够找到有关数据的 361个灵长目物种里，有106个物种（约占29%）实行一雄一雌制（Lukas&Clutton-Brock，2013)。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默多克等人于20世纪60年代收集、整理了能确定其存在的时间点和具体地点的世界各地186个前工业社会的人类学材料，这些社会被称为“标准跨文化样本”（Standard Cross-Cultural Sample）。它们存在的时间范围为公元前18世纪至20世纪。其中只有约1%的社会实行一妻多夫制的婚姻制度；约17%的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制，这类社会禁止或反对一夫多妻制；约82%的社会实行或允许一夫多妻制。但在这82%的社会里，事实上一夫一妻制婚姻仍然是主要的婚姻形式（Murdock&Wilson，1972；Marlowe，进化文献常常区分婚配制度（mating system）和婚姻制度（marriage system）。婚配制度既可用于动物，也可用于人，可定义为个体为了获得配偶而普遍采取的行为策略，涉及配偶数量等方面。婚姻制度则通常专用于人，可定义为社会通过习俗、法律等方式认可的两性结合的方式。由于婚姻制度应该基本能反映人们的配偶数量等方面的情况，并且也很难找到关于各个社会里人们在配偶数量等方面情况的翔实的数据，这里不对人类中的婚配制度和婚姻制度做严格区分。279社会研究方法评论第3卷2000）。如果这些社会可以代表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整体状况，可以看到，在绝大多数（约99%）社会里，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都占主流地位。实行一妻多夫制的社会主要分布于印度、尼泊尔、中国的喜马拉雅地区，也曾经存在于南太平洋上的马克萨斯群岛。现在通常把一妻多夫制看作特殊的社会和（或）生态条件下的产物，如适婚人口中男性占的比例过大、生态环境恶劣从而要求多个男性聚在一起劳动（Fortunato，2015；Starkweather&Hames，2012）。从进化的观点看，在特殊的社会和生态条件下的一妻多夫制应当有助于采纳这种制度的男性的繁衍，即他们的后代数量应当超过实行了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的男性。但由于种种原因，难以取得翔实的数据来检验这个由进化论得来的预测。此外，在喜马拉雅地区的同等生态条件下，既有实行一夫多妻制的群体，也有采纳其他婚姻制度的群体，因而一夫多妻制在某些群体内的流行可能只是历史上的某种偶然因素造成的，跟进化论扯不上直接的关系。总的看来，在多偶婚中，我们对一妻多夫制的了解不如对一夫多妻制那么透彻。在动物界（张建军、张知彬，2003）和人类世界（Marlowe，2000）里，一雄多雌制或一夫多妻制是最常见的两性结合繁衍后代的制度。从进化的观点看，不难理解为何如此（Fortunado，2015；Lawson&Uggla，2014）。依据进化生物学里的亲代投资理论（Trivers，1972），如果在一个物种里，两性之间对于子代的投资或曰投入是不对称的，就会在自然选择和演化过程中形成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对子代投入较多的性别（在多数物种里都是雌性或女性）择偶更为挑剔，对子代投入较少的性别（在多数物种里都是雄性或男性）内部则存在更激烈的择偶竞争并更倾向于寻求更多配偶。就我280婚姻家庭演化的研究进展新知与书评们人类而言，亲代投资理论预言，如果男性的个人条件允许，他将更倾向于寻求多个配偶；女性择偶挑剔的表现之一是更倾向于寻求有能力为子代投入的配偶，在有些情形下，女性也可能选择一夫多妻制，嫁给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男性。总之，如果一个社会内部存在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如果没有别的力量足以对一夫多妻制形成阻碍，一夫多妻制就会成为为社会认可的婚姻家庭形式。事实上，也确实有研究发现，一个地方的财富分化程度越高，一夫多妻制婚姻也就越多（Pollet&Nettle，2009）。前面提及，有大约17%的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或反对一夫多妻制。古希腊和古罗马是这类社会的实例，它们从法律上规定，一夫一妻制合法，多偶制不合法，即使统治阶层也不例外（Scheidel，2009）。可以合理地假定，统治阶层的男性能在较大程度上影响法律等社会规范的推出和发展。那么就需要解释，为何在少数社会里，这些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愿意克服寻求多个配偶的冲动，而推出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进化研究者提出了两种著名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可追溯至美国著名进化生物学家亚历山大（Alexander，1987）：一夫一妻制把群体内部成员生育机会均等化，有助于减少群体内部冲突，促进群体团结、整合，帮助群体在群体间竞争和冲突中获胜，从而有利于群体的生存和繁衍。人类学家亨利希等人（Henrich，Boyd&Richerson，2012）的观点也属于这一类别。这是一种群体选择式（即从群体层次看待自然选择和演化）的解释。有论者认为，经验证据跟这类解释的吻合程度并不是很好。例如，这类解释暗含的一个意思是，在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的情形下，男性在后代数量上的分化程度要小于允许一夫多妻制的社会，281社会研究方法评论第3卷但对两类社会的比较研究表明并非如此（Fortunado，2015；Lawson&Uggla，2014）。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推行一夫一妻制是否比允许一夫多妻制更有利于群体内部合作，减少内耗。即使一夫一妻制在降低男性在子女数量的差别上起到的作用很小或没有作用，一夫一妻制仍然可能通过在制度上实行配偶数量的均等化而减少群体内部冲突。迄今似乎没有可靠的证据检验一夫一妻制在减少群体内部冲突上的作用。关于一夫一妻制演化的第二种观点由进化人类学家福图纳多和阿尔凯蒂（Fortunado&Archetti，2010）提出。这是个体选择和基因选择即广义适合度理论（Hamilton，1964）框架下的解释。福图纳多和阿尔凯蒂的推理基于一个关键性的思想：在传统社会里，财产多少对繁衍后代的影响往往超过配偶数量的影响，个体向后代转移财富应该是以有利于增大自己的广义适合度的方式进行的（例如，在有的社会里，女性频繁发生婚外性关系，男子对于自己是妻子生育的孩子的生物学父亲的主观概率较低，这些社会的男子往往致力于抚育自己的外甥而不是自己名义上的子女）。按照福图纳多和阿尔凯蒂建立的博弈论模型，如果财产状况影响繁衍后代，并且财产在代际之间转移，若以下两个条件或其中之一成立，一夫一妻制对男女两性繁衍后代都有利，从而得以演化：（1）男性的财产在多个妻子生育的子女之间分配导致每个子女所得份额急剧下降，从而不利于男性繁衍后代；（2）女性对丈夫保持婚内忠诚，以交换丈广义适合度理论被很多进化生物学家看作“自达尔文以来我们在对自然选择的理解上的唯一的真正进展”，是当代动物和人类行为演化研究的最重要理论基础之一。该理论主要是从基因的层面来看待演化的。我国人文社科界熟悉的英国进化生物学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所谓“自私的基因”的思想不过是汉密尔顿等人思想的通俗化表达而已。关于对广义适合度理论的一个简洁的评介，可参阅罗力群，2016。282婚姻家庭演化的研究进展新知与书评夫把财产完全转移给自己的下一代。民族志和历史资料表明，在欧亚大陆的历史上存在一些发展精耕细作农业、土地稀缺的社会，这些社会符合第一个条件，相应也能发现这样的社会里往往盛行一夫一妻制，这与发展畜牧业和粗放农业并盛行多偶制的传统非洲社会形成鲜明对比。不过，第二个条件，即一夫一妻制下妻子更能保持婚内贞洁，尚缺乏证据支持（Lawson&Uggla，2014）。以上两种对于一夫一妻制演化的解释都能讲得通，无法基于坚实的论据拒斥掉其中任何一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在进化研究领域之外似乎得到了较多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这应该是由于，似乎不需要跨越较高的专业门槛就能理解这种解释。我们也可看到，第一种解释采纳了群体选择的视角，而第二种解释与对一夫多妻制的常见的进化解释都基于个体选择和基因选择的视角。就此而言，第二种解释在形式上更有吸引力，因为它表明，基于少数基本原理就能解释广泛的现象。但是，从内容上讲，第二种解释隐含的假定条件是：社会内部不存在社会经济地位的严重分化，即在此假定条件下，如果上述两个条件至少有一个成立，就会演化出一夫一妻制。也许福图纳多和阿尔凯蒂仍需要解释，在存在某种程度的地位分化的情况下，一夫一妻制是否也可能比一夫多妻制对繁衍后代更有利，为何统治阶层的男性仍然愿意推出禁止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制度。近几个世纪以来，伴随着西方世界的兴起和扩张，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纷纷效仿西方国家的渊源于古希腊-罗马的排斥多偶制的婚姻制度。而我们对这一重大历史变迁的进化根源为何古希腊-罗马等社会禁止多偶制尚未取得一个公认的合理解释。283社会研究方法评论第3卷三、父权制的起源和演化究竟何谓父权制是一个有一定争议的问题。按照著名女性主义史学家勒纳的定义，父权制指的是男性在家庭里及整个社会上都支配着女性的种种表现和制度，“男性在社会的所有重要制度里都拥有权力，而女性被剥夺了获得这些权力的途径”。依勒纳的观点，父权制并“不意味着女性或者完全没有权力，或者被完全剥夺了权利、影响和资源”（Lerner，1986：239）。真正存在过的完美地符合勒纳定义的父权制社会应当不太多。不过，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很多社会或多或少带有父权制的特征。例如，在延续了约四五千年的农业社会里，我们随处可见女性受压迫、受支配的现象。在农业社会里，男性在参政议政上发挥主导作用，女性处于可怜的附属地位。古希腊和古罗马虽然号称实行民主制度，但妇女一直没有选举权。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各个西方国家才逐渐赋予女性跟男性平等的选举权。虽然我们能在人类历史中找到父权制的表现，一部分人文社科学者还是相信，人类最早期处于母权制的阶段，即女性系统地掌握家庭和社会、政治权力，此后才过渡到父权制的阶段。而正如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哈里斯（Harris，1991：246）30年前就曾指出的那样：“以前曾有人相信存在过母权制的阶段今天差不多所有人类学家都怀疑，文化演化的什么阶段曾经存在过母权制。”早期学者猜测人类早期存在母权制阶段的一个重要依据是，随着15世纪后西方的扩张，西方人发现了一些母系社会和从母居的社会。所284婚姻家庭演化的研究进展新知与书评谓母系社会，其基本含义指的是按照母亲来计算血统的社会。但今天的西方人类学界通常认为，存在母权制阶段的论调夸大了母系社会和从母居习俗的政治意义，即无法从母系社会和从母居习俗之存在推出此现象是人类早期母权制的残留。虽然也曾有人认为现实中存在过母权社会，但这样的看法通常都饱受质疑。通常的看法还是：尽管能够找到一些母系社会和性别关系较为平等的社会的实例，但并没有人真的发现过母权社会（桑德森，2013：196）。在哺乳动物各物种里，近乎普遍地存在着跟人类社会中相似的雄性统治（male dominance）现象，即动物学家能在两性互动时，连贯地观察到雄性的攻击行为和雌性的服从行为。生物学家通常援用达尔文主义的性选择理论，即跟择偶有关的选择理论来解释动物界里这种现象的终极原因。亲代投资理论是对达尔文性选择理论的发展。按照亲代投资理论（Trivers，1972），在雌性对子代的付出更多的物种里，雌性择偶更为挑剔，雄性择偶的竞争更为激烈。换句话说，雄性追求更多的配偶数量，雌性则更看重配偶的质量，即雄性的繁衍利益在于配偶数量，雌性的繁衍利益在于配偶质量。雄性和雌性具有不同的繁衍上的利益，经常发生利益冲突，雄性有时就采用强迫手段来解决冲突。在哺乳动物里相应也能发现广泛的雄性性强迫和雌性对性强迫的反抗现象。由于雄性择偶竞争激烈，具有较大体型、搏斗能力较强等性状的雄性个体能让更多雌性受精，从而留下更多后代，并通过后代将这些性状遗传下去。长期性选择的结果就会造成两性之父系社会的基本含义自然是按照父亲计算血统的社会，例如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社会。因此，严格说来，应该在父系社会与父权社会/父权制之间以及母系社会与母权社会/母权制之间做出区分。285社会研究方法评论第3卷间在跟攻击性有关的性状上的差异，雄性具有更强的攻击能力，使得两性之间发生冲突时通常雄性能获胜，从而表现出雄性统治的现象（Kappeler，1993；Kappeler&Fichtel，2015）。事实上，性选择理论的这类推理至少能部分地得到经验研究支持。例如，这类推理暗含的一个推论是：雄性择偶竞争越激烈的物种，雄雌体格差别就越大。动物学研究是普遍支持这个推论的。跟其他多数物种相似，在人类中，女性对子代的投入也多于男性，男性的攻击能力也强于女性。进化研究者同样也用性选择理论解释父权制的起源。但是，跟多数其他灵长动物物种比起来，人类表现出更广泛的男性统治和男性对女性性行为的控制。美国进化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斯姆茨（Smuts，1995）结合在其他灵长动物里发现的雄性性强迫和雌性对性强迫的反抗等现象，在性选择理论之外，提出了六个具体的假说，以解释人类父权制的起源和演化。第一，跟多数灵长动物物种不同，人类（的传统社会）和黑猩猩等类人猿遵循雌性扩散的模式，这就导致成年女性较少得到来自亲属和女性同盟的支持，女性反抗男性支配、攻击的能力被削弱。第二，跟多数哺乳动物不同，但跟黑猩猩相似，在人类中，男性经常联合起来针对女性，从而有助于控制女性行为。第三，在人类演化过程中出现了农业和动物饲养，有利于男性控制女性需要借之生存和繁衍的资源，增强了男性控制和强迫女性的权力。第四，在人类演化过程中，社会政治制度安排有助于扩大男性在财富和权力上的分化并使之固定化，从而使得女性难以反抗少数最有权势的男性的压迫和控制。事实上，有些研究确实发现，在人类社会里，男性内部的也有个别物种盛行雌性统治，如非洲马达加斯加岛上的某些狐猴物种。但关于此现象的原因尚无定论。286婚姻家庭演化的研究进展新知与书评不平等程度越强，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和支配程度也就越强。第五，女性追逐物质和繁衍利益的行为也促进了父权制的固定化（例如，为了嫁给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男性，女性自觉遵从旨在控制女性性行为的诸如割礼、深闺独处等习俗）。最后，人类演化出了复杂的语言，使得创造和传播鼓吹男性统治-女性服从和男优于女的意识形态成为可能，而使用语言和意识形态来控制异性是人类中的独特现象。总之，像其他很多演化研究者那样，斯姆茨（Smuts，1995）主张以达尔文以来的性选择理论为基本理论工具，在以万年甚至百万年计的进化时间框架内来解释父权制和性别不平等的起源和变迁。这就意味着实际上把人类的父权制现象也看作一种生命现象，而不是像某些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那样仅仅在以万年甚至千年计的逼仄的时间框架内考虑，并且在人类和其他生命之间武断地指定出一个并不存在的鸿沟。自这篇论文发表以来，被引用次数已达约五百次。笔者尚未见到比这篇论文更全面、更合理的对父权制的演化的论述。此文或可成为我们思考和探索跟父权制起源有关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四、余论婚姻家庭的演化研究涉及家庭规模和生育行为、婚配/婚姻制度、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祖孙关系等）等诸多方面。本文主要考虑其中的几个方面，即人类早期的婚姻家庭形式、婚姻制度、父权制（夫妻关系）。关于婚姻家庭的这几个方面，我国人文社科界倾向于接受19世纪后期一些人类学家特别是摩尔根的看287社会研究方法评论第3卷法。正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那样，大致自摩尔根的时代起，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跟摩尔根一样，都多多少少依托于生物学进化论来看待婚姻家庭问题。但他们与摩尔根的一大区别似乎在于，他们更依赖于跨物种比较的方法，即把人类跟其他物种特别是灵长目进行比较来推测人类早年的情况。从另一方面来看，现代演化研究者也自觉地运用了假说演绎法进行理论解释。在物理学（李醒民，2012）、生物学（迈尔，2010：19-21）等现代自然科学学科里，理论解释的通行方法正是假说演绎法，即提出假说并通过逻辑演绎得出可观察的推论，归纳法的地位远远不如演绎法。在探讨人类早期的婚姻家庭形式时，演化研究者似乎主要根据黑猩猩/大猩猩与人类较近的进化和遗传关系，依赖于日常语言意义上的猜测提出假说。在探讨婚姻制度和父权制的演化等问题时，研究者则更依赖于对自然选择和性选择、广义适合度等理论工具的演绎来提出假说。摩尔根（Morgan，1974：484）明确指出，人类婚姻家庭制度演化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自然选择”开辟道路的，而恩格斯（1972：33）肯定了摩尔根这一看法。恩格斯是一个很开明、睿智的学者。在物种起源刚刚出版的一个月内，恩格斯就阅读了该书，很快（以后也始终如一）就热情地接受了达尔文的学说。马克思在其一生中则对达尔文学说抱有矛盾而反复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达尔文称赞了其论敌马尔萨斯）（Weikart，1998：15-44）。主流生物学也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接受了达尔文理论的核心成分可惜的是，古代社会中译本（摩尔根，2012）没有把“natural selection”译成自然选择，而是译成“人类天性所趋的原理”“天然的选择”“自然淘汰原则”（这并非对生物学和进化论专有名词误译的孤例，也有其他外文著作的中译本存在此类问题）。因此，如果读者只读该书中译本，不一定能看出达尔文对摩尔根的影响。288婚姻家庭演化的研究进展新知与书评即自然选择理论。这里我们又看到，当代一些人文社科学者视达尔文理论在人类行为上的应用为猛虎，而100多年前的恩格斯已持有不太一样的看法了。对婚姻家庭演化研究的一个常见的误会是：它是对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父权制等制度的意识形态式的辩护。但事实上，稳定存在的行为、习俗和制度，原则上都可以付诸于进化逻辑来理解。在了解关于人类早年婚姻家庭的工作的时候，大概还要注意，我们获得的史前资料是零零碎碎的，很难真正搞清楚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形式，学术史上就此提出的种种猜测往往都流于谬误（比尔基埃等，1998：109-114）。人类早年的包括婚姻家庭在内的社会组织形式并没有留下很多实物证据供后人考察，所以学术界一直未能就此形成明确的、统一的看法。我们对早期人类婚姻家庭的种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猜测性的，而缺乏坚实的依据。从另一方面讲，人类知识整个来说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带有猜测性质。例如，我们通常认为，物理学属于最严谨的学问之一。而杨振宁先生讲道：“理论物理学就是一个猜测的学问”（江才健，2015）我们关于人类早期婚姻家庭的知识应当正是整个人类知识的脆弱性的一个表现。参考文献安德烈比尔基埃、玛尔蒂娜雪伽兰、弗朗索瓦兹佐纳邦德主编，1998，家庭史第一卷，袁树仁等译，北京：三联书店。达尔文，2009，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叶笃庄、杨习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89社会研究方法评论第3卷恩格斯，1972，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L.A.怀特，2008，摩尔根和他的古代社会，人类学经典导读，庄孔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江才健，2015，杨振宁：只有牛顿能和爱因斯坦相提并论，环球科学第10期。李醒民，2012，哲人科学家眼中的科学理论的认知结构，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期。罗力群，2016，汉密尔顿及其广义适合度理论，自然辩证法研究第2期。2019，人类行为和文化的演化研究：理论和方法评价，科学文化评论第3期。恩斯特迈尔，2010，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涂长晟等译，成都：四川出版集团。路易斯亨利摩尔根，2012，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斯蒂芬K.桑德森，2013，宏观社会学，高永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爱德华亚历山大韦斯特马克，2002，人类婚姻史，李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张建军、张知彬，2003，动物的婚配制度，动物学杂志第2期。Alexander,Ri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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