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论《穿越》中的后殖民旅行叙事.pdf

2023 年 5 月May 2023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Journal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第 30 卷第 3 期Vol.30 No.357“我是谁”论穿越中的后殖民旅行叙事田俊武，孙玉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学院）摘要：从后殖民旅行叙事视角分析科马克麦卡锡的小说穿越，作者认为主人公跨越美墨边境时所进行的送狼、追马和寻弟三次归“家”之旅，分别暗含了主人公对墨西哥种族身份的追寻、对美国民族身份的重构以及最终陷入这两种身份认同的困境。美国殖民史和墨西哥移民史使得墨西哥裔美国人在美利坚民族性和墨西哥种族性的裹挟中形成了复杂的流散身份。美墨边境作为再现美国后殖民文化的重要场域，跨越美墨边境之旅实现了流散族群身份认同和身份重构的双重表征。主人公越界之后游离于两种身份之间的“双重他者”形象既喻示了种族身份与民族身份冲突之下墨西哥裔美国人的身份危机，又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后殖民旅行中霸权因素的在场所导致的流散身份的居间性。关键词：科马克麦卡锡；穿越；后殖民旅行叙事；美墨边境；流散身份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65X（2023）3-0057-111引言引言“美国文学中的旅行叙事常包含詹尼斯斯道特（Janis P.Stout）提出的移民（migration）、追寻（quest）、归家（homecoming）和游荡（wandering）四种元素。”基金项目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英国旅行文学史”（22&ZD28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英国旅行文学史”（22BWW056）；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研究生卓越学术基金项目作者简介作者简介：田俊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中美富布赖特学者，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比较文学孙玉晴，博士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旅行叙事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3 年第 3 期58（Talbot，1999：9）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1933-）的小说穿越（TheCrossing，1994）也不例外。麦卡锡将故事背景置于 20 世纪 30 年代，讲述主人公比利帕勒姆（Billy Parham）三次穿越美墨边境前往墨西哥的故事。比利和弟弟博伊德帕勒姆（Boyd Parham）自小随家族移民至美国的新墨西哥州，外祖母和母亲的墨西哥血统使他成为新一代墨西哥裔美国人。滥觞于新墨西哥州的由来、美国自美墨战争后对墨西哥的殖民统治以及20世纪30年代美国掀起的驱逐墨西哥人运动的历史事实，比利的流散身份使“归 家 具有了一种神秘感”（Safran，1991：87）。于是，他三次跨越美墨边境开启归“家”之旅。然而，美墨边境作为美国实现“他者化墨西哥的重要场域”（Nevins，2005：44），使得比利跨界归“家”的旅行预示着与后殖民种族身份建构的必然冲突。面对族裔美国人身份带来的生存困境，比利通过送狼回墨西哥的方式隐秘地踏上“回归之旅”。然而，这种流散式回归却隐含着对“故乡乌托邦式的想象和故乡反乌托邦式的现实间的对立”（Ravi，2018：71）。狼被墨西哥人残暴杀死以及双亲被印第安人杀害的事实击碎了比利对墨西哥的浪漫化憧憬，第一次归“家”之旅失败。“无能为力的内疚感转化为 新霸权（neo-imperial）的共谋力量”（Clarke，2018：73），比利以追马回归美国之“家”为由的第二次穿越成为他重构美国身份的实验之旅。然而，弟弟博伊德的反叛和马匹再次丢失的结局使得比利的归“家”之旅再次失败。由于两次归“家”之旅带来的挫败感以及参军梦想的破灭，比利第三次前往墨西哥，尝试寻弟归“家”。博伊德成为墨西哥民族英雄的事实让比利对美利坚民族性产生了怀疑。最终，种族身份认同和民族身份重构的失败导致比利身份的“游荡”状态，他既成为墨西哥人眼中的“他者”，又沦为美国人眼中的“他者”。对于流散族群来说，后殖民文化背景下的归“家”之旅“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Cresswell，2004：37）。2送狼归送狼归“家家”之旅：种族身份的追寻之旅：种族身份的追寻20 世纪 30 年代，正值美国“根除墨西哥人的风口浪尖，墨西哥人成为美国人眼中造成经济大萧条的替罪羔羊”（Balderrama&Raymond，1995：2）。彼时，比利随家族从美国中东部腹地格兰特县南迁至新墨西哥州的希格尔达县。实际上，文中多处暗示了比利家族的墨西哥血统，如外祖母教给比利墨西哥民歌，妹妹的墨西哥名字以及“纯种的墨西哥人，不会讲英语”（p.404）的母亲。美墨战争后，由于美国的殖民掠夺，失去土地的墨西哥人被迫大规模移民至美国充当廉价劳动力。这使得比利家族的早期移民成为可能。两次移民流散经历造成了比利“显著对立的混杂身份（hybrid identity）”（Slotkin，1993：11）。即使作为出生在美国的新一代族裔美国人，比利的墨西哥身份也使他无法摆脱美国人眼中的“他者”形象。直到狼“我是谁”59的出现，比利才以此为契机，真正开启归“家”之旅，即追寻墨西哥种族身份之旅。狼穿越美墨边境从墨西哥来到美国的新墨西哥农场偷猎牲畜。无论是路边开车大叔口中“该死的狼”（p.59），还是父亲嘴里的“这些家伙就是该死”（p.40），狼群在新墨西哥人看来是“贪婪、残暴的凶神，兽类的血和肉永远也灌不满、填不饱它们的巨大食囊”（p.16），是必须除之而后快的毒害之物。“在殖民语境下，动物性与野蛮性是动物与被殖民种族共有的属性和特点。”（Huggan&Tiffin，2010：18）新墨西哥人对待墨西哥人的态度和对待狼的态度如出一辙，认为“所有恶的东西都是从墨西哥跑过来的”（p.61），狼因此成为墨西哥的代名词，代表“一个边缘化的民族，同时也是消失的印第安人的化身”（Luce，2001：188）。随着美国工业革命的兴起，美国西部狼群的生存家园遭到大面积掠夺。伴随新墨西哥州出台的 PARC 法令，比利所在的“西格尔达县成为墨西哥狼群最后的天然栖居地”（Brown，1983：77），美国西南部的狼群几乎全部灭绝。与狼群一样，因长期受制于美国的殖民统治，墨西哥人的居住地遭到侵占，大量土著惨遭屠杀。1848 年的美墨战争曾经使墨西哥的部分领土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并最终并入美国，因此，在当时的美国西部疆域存在三种殖民主义文化区域，亦即新墨西哥州的“经典殖民主义”、德克萨斯州的“冲突殖民主义”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经济殖民主义”（More，1970：463）。狼在美国的遭遇唤起了比利对墨西哥先辈和新一代墨西哥裔美国人在美国生存状况的思考。因此，比利不顾父亲的安排和所有人的反对，决定把狼送回墨西哥家园。此时共有的墨西哥身份已经使得比利和狼融为一体。送狼归“家”与其说是比利不忍狼在美国受罪，不如说是比利渴求归“家”、追寻种族身份的心理写 照。“流散身份喻示流动性的狂欢。”（Tllyan，1996：28）然而，送狼归“家”之旅并非一帆风顺。由于无法提供能证明身份的证件，刚进入墨西哥领土的比利和狼被墨西哥警官押回“居留地”，并被警告“你觉得这个国家是你可以随便过来为所欲为的地方吗”（p.116）。至此，比利和狼在墨西哥人眼里其实已经打上了美国身份的烙印。归“家”之旅演变成来自美国的受伤的狼与“多达二三十条凶悍猎犬”（p.105）在墨西哥斗鸡场上撕咬以供墨西哥人娱乐的表演之旅。不堪重负的狼在凶残猎狗的围攻下奄奄一息，比利只能选择“瞄准了它那颗已经血淋淋的头颅开了枪”（p.119）。这实际上结束了他对墨西哥故土的浪漫憧憬，也意味着他寻找种族身份的归“家”之旅的失败。流散经历带来的身份焦虑感使得“寻 家 成为后殖民旅行的首要任务”（Korte，2000：170）。比利踏上遐想中的归“家”之旅，渴求墨西哥种族身份的认同。然而，与狼带着墨西哥身份在美国所经历的一样，从美国返回墨西哥，带有美国身份的狼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3 年第 3 期60也同样遭受了鄙夷。这也预示着作为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比利在墨西哥故土终将无法求得身份的认同。比利“即使可以回到地理上的根源地，但家作为流散想象中的神秘之地，却是不可归之处”（Brah，2005：188）。虽然他和狼身在墨西哥境内，但身体的在场无法填补身份感的缺失，就像比利面对狼的死，他“可以抱起一个躯体，但是永远不能抱起一个灵魂”（p.124）。3追马归追马归“家家”之旅：民族身份的重构之旅：民族身份的重构在埋葬了狼之后，比利返回美国，昔日的农场已面目全非，父母遇害，弟弟不知所踪。几经周折比利找到了博伊德，决定带其前往墨西哥追回丢失的马匹。第一次回归故土之旅像是“一个竭尽全力却终于失败的计划，常常把人的生命分为两个阶段过去和现在”（p.125）。回到美国的比利对墨西哥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认为“墨西哥根本没有法律，全是一伙歹徒”（p.171）。在第一次归“家”之旅中，狼在墨西哥被恶狗撕咬致死的事实已经让比利深刻认识到墨西哥的野蛮与暴力。双亲被印第安人残杀以及马匹遭劫的事实更加强化了比利对墨西哥殖民主义式的“他者化”看法。此时墨西哥在比利心里已经被划入亟待拯救的“劣等”民族行列。这一态度的转变恰好迎合了美国文化基因中所特有的“使命感（Mission）”和“天命观（Manifest Destiney）”的民族心理，使得美国对墨西哥民族进行改造的理由变得合理化。比利从开始对美国身份的怀疑而选择前往墨西哥寻求身份认同，到如今对墨西哥身份的怀疑而选择再次前往墨西哥，身份的焦虑让他试图以追马归“家”为由，实现美国民族身份的认同和重构。同时，美墨边境作为“接触地带（Contact Zone）或殖民疆域（Colonialism Frontier）往往在激烈的冲突中可以重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旅行者与土著之间复杂的权利关系”（Pratt，2008：8）。因此，比利没有选择和博伊德经营家族农场，而是不惜以搭上博伊德性命为代价开启寻马之旅。丢失的六匹马中，除了被打了烙印的尼诺是比利“爸爸从墨西哥人那儿买来的”（p.162），剩下的五匹都是土生土长的具有鲜明美国身份的马匹。在比利看来，马的形象十分神圣。“如果把它们放出去，它们自己会找到回去（回美国）的路”（p.183），它们甚至“闪着银光，像是原野的一个奇观”（p.267）。比利时常给马讲故事和唱歌的情节也能看出马在比利心中的位置。对马匹灵性化的渲染说明马匹所代表的美国身份之于他的神圣性和重要性。马匹被印第安人盗窃而贩卖到墨西哥的事实也激发了他前往墨西哥证实马匹美国身份的决心，“旅行与建构美国身份的关系密不可分”（Bendixen&Hamera，2009：1）。此次旅行成为比利证实自己美国民族身份的实验之旅。在墨西哥发现第一匹马之后，贩马代理商希望比利放弃追马的念头，而比利仍执意继续寻找剩余马匹的下落。“跨越国家边界使流散身份的重构成为可能。”“我是谁”61（Brubaker，2005：12）而后即使比利和博伊德又反复经历了失去马、得到马和再次失去马的过程，暗藏杀机的追马之旅并没有阻止比利放弃与墨西哥人争执和强调马匹的美国身份和归属权问题，反而一再表明带马回美国的决心。意料之外的是，在与墨西哥独臂头领的交战中，博伊德身负重伤，本已追回的马匹全数尽失。“旅行在建构美国身份的同时，也可以消解身份的真实性和可用性。”（Martin，2019：266）博伊德最后的不辞而别实际上是对比利执意建构美国身份和寻求身份认同愿望的最大否定。然而，博伊德的决定并不是空穴来风，他曾试探性地告诉比利自己想去得克萨斯州的愿望，而并非和比利一起前往墨西哥追马回家。当追回第一匹马的时候，博伊德认为马是偷来的，两人在对马的身份认识上已经存在分歧。博伊德在追马途中营救墨西哥少女的做法遭到了比利的反对，比利断定该少女与他们同行会妨碍追马计划，并直言：“讨厌在这个国家做个女人。”（p.231）这一想法再现了比利对墨西哥民族的否定态度，实则暗含对墨西哥殖民改造的冲动。与此同时，少女多次改嫁、祖母多次守寡以及瞎眼男人在墨西哥所遭遇的“吸眼恶魔”不仅暗示了墨西哥常年战乱的现实，也揭示出比利所尝试重构的美国身份实则是造成墨西哥民族灾难的重要根源。基于这些原因，博伊德不愿再与比利为伍追寻和建构美国身份，而是选择与墨西哥少女私奔。这一事实进一步否定了比利第二次返回墨西哥的初衷。至此，比利的追马归“家”之旅走向失败。如文中瞎眼老人所说，比利看似以正义为目的的追马归“家”之旅实际“不是正义本身，而只是秩序”（p.285）。这秩序正是美国对墨西哥殖民统治下的想象性规训和重构。第一次的种族身份认同失败导致了比利认同和重新建构美国民族身份的第二次穿越之旅。“美墨边境作为声张美国民族身份和建构 他者”（Madsen，2003：240）的重要场域，比利的穿越之旅成功地实现了从第一次旅行中墨西哥人眼中的“他者”到主动“他者”化的墨西哥人的转变。这也呼应了 20 世纪上半叶“边境一带美国人自诩是边境英雄，从而试图与残暴的墨西哥人形成鲜明对比”（Truett，2006：176）的历史事实。4寻弟归寻弟归“家家”之旅：身份认同的困境之旅：身份认同的困境“流散的杂糅决定了流散身份必须通过异质性和转化实现不断建构和更新。”（Hall，1990：235）面对博伊德的背离，比利独自返回美国，继续寻求美国身份的认同感，并三次尝试报名参军，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作为美国人的英雄梦想，继续证实和追寻美国民族身份。然而，因为“心脏有杂音（heart murmur）”的原因，比利的参军梦落空。实际上，比利的身体缺陷与他的墨西哥身份有关。作为墨西哥裔美国人，比利事实上是美国人眼中“与优越和健康对立的他者”（Gilman，1988：3），疾病化的卑贱身体成为美国人政治规训下的“他者”范型。经过前两次的墨西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3 年第 3 期62哥之旅比利已经逐步意识到自己既非美国人，又非墨西哥人的处境，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是美国人，也许我看起来不像。”（p.322）无论是企图在墨西哥以追马的方式寻求美国身份的认同，还是以美国身份报名参军的方式渴望继续完成天赋使命，比利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族际（ethno-national）流散身份不仅在故土不受待见，在宗主国也同样遭受敌意”（Sheffer，2003：7），走投无路的比利决定再次前往墨西哥寻找博伊德。然而，这次“旅行隐含着他者与身份，相似性与异质性之间的激烈较量”（Thompson，2011：9）。寻弟归“家”之旅让比利彻底陷入身份认同的泥潭。“边界的模糊性使得美利坚性与属于第三世界的墨西哥民族性产生交锋。”（Wilson&Donnan，1998：117）在与当地墨西哥军官发生冲突时，比利依然以美国身份自居，试图通过贬低墨西哥的方式维护自己的优等身份。比利直言墨西哥的麦斯卡尔酒是“臭猫尿”，而美国的威士忌却是“上等的”，并把麦斯卡尔酒吐在了地上，声称这些军官是“微不足道的国家历史的唯一明显产物”（p.351）。墨西哥在他眼里依旧是有待改造的野蛮种族。然而，无论是墨西哥民歌中“手里握着枪的金发骑兵”（p.361），还是巴比科拉大庄园的总管基哈达口中杀死警官的博伊德，以及博伊德战死后被埋在墨西哥的事实，都反映出博伊德已经从第二次旅行中被误传的少年英雄转变成为墨西哥而战的民族英雄。这不仅使比利成为“没有根基的人”（p.368），也让他对第二次旅行以来一直深信不疑、想要重构的美国身份开始产生怀 疑。比利决定带博伊德的尸体回“家”的举动揭示了他因身份的无根性引发的焦虑感和危机感。对比利而言，只要弟弟尸骨尚在，他确定身份的参照物就还在。当基哈达告诉比利“你的兄弟不再属于你了他属于人民”（p.373）以及“死者是没有国籍的（p.374）”时，比利反驳说：“他们的亲人是有国籍的（p.374）”，“我的责任是要把他带回去，埋在他自己的国家”（p.374）。比利不顾基哈达“可能会有麻烦”的警告执意挖坟，最后落得遭遇土匪劫持的下场。如果说带博伊德尸骨回“家”是比利对美国身份最后的一点幻想，那么吉普赛人的故事则让他彻底陷入美国身份重构和认同的困境。搬运飞机的吉普赛人给比利所讲的三个故事隐喻了美国在二战前期把军事基地建于墨西哥，并造成当地人流离失所的历史事实。眼前吉普赛人的真实处境无疑让他对美国式的殖民占有产生怀疑，自己究竟是该承认邪恶的美国身份还是苦难的墨西哥身份？“这是我第三次来墨西哥了。这也是唯一一次我找到了我要的东西，但这还真不是我想要的东西。”（p.400）比利此次旅行的确如愿找到了博伊德，但仅有的一抔尸骨也注定了他的孤儿处境。从此比利的身份无法得到确立，反而会一直处于无根“我是谁”63的游离状态。他想要的是证明自己是谁，然而，游离于美国身份与墨西哥身份之间的居间状态使他终于意识到作为族裔美国人其实永远无法摆脱“他者”形象的宿命，不可能寻得身份的归宿。这的确不是他想要的结果。小车站里出现的黄狗也反映出了比利内心的煎熬。它“腿瘸得厉害，走动起来十分古怪，像是一个患有关节炎的畸形动物”（p.407）。这只狗与前文狼死后出现的“用三条腿呆立在沙滩上的”（p.122）狗极其相似。除此之外，这些特点与狼因捕兽器留在“小腿上的伤情”（p.71）以及狼“用三条腿一瘸一拐地踱着步子”（p.112）的描写也几乎一致。可以推测这里的黄狗即是已死的狼的幻影。面对“全身伤痕累累，就像被一个精神错乱的活体解剖者用狗的零件草草拼凑起来蹒跚跛行，呜呜呻吟”（p.408）的黄狗，比利先是用“三尺长的金属水管子”驱赶，又“抓起一把小石子”扔出去，最后老狗“发出一种可怕的声音，一种不属于这个地球上的声音边跑边嚎嚎出它心底的绝望（ibid.）”然而，第二天醒来，比利却“开始大声地呼叫那只狗，他叫了又叫，一遍遍地呼喊着把脸埋在两只手中哭泣着”（p.409）。从开始对它疯狂驱逐到呼喊寻找，说明比利的思想已经开始转变，这一转变正映射出他内心的矛盾。这里的狗显然和他一样无家可归，而作为狼的化身，它的惨状也暗示了它的墨西哥身份。在面对外族入侵时，尤其是当入侵者带有墨西哥身份时，该如何应对？显然比利与此前不同，从一开始不愿承认狗与自己的身份处境相同的事实，到最后意识到某种相似性，实际体现了比利内心美国身份认同和墨西哥身份认同的矛盾心理。然而，“身份的混杂状态将处于永不停歇的发展之中”（Clifford，1994：320）。黄狗的无迹可寻再一次将他拉回到身份的漂浮状态，比利最后的哭泣也证明了这种身份的孤独感带给他的阵痛。5结语结语比利的流散身份迫使他开启第一次墨西哥之旅，送狼回归墨西哥之“家”使得自己追寻墨西哥种族身份的愿望得以实现。双亲遭残杀、马匹被盗的真相迫使比利再次决定前往墨西哥寻马，回归美国之“家”，这实际上转变成比利证实和建构自己美国民族身份的旅程。当美国身份遭到质疑，比利决定第三次前往墨西哥寻找博伊德，寻弟归“家”之旅使比利终于认识到追求身份认同的愿望遥不可及而最终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比利三次赴墨西哥追寻身份之旅均以失败告终。随着 20 世纪 30年代美国社会对墨西哥裔移民群体的仇视情绪愈演愈烈，加之墨西哥民族的移民史和长期受美国殖民统治的历史纠葛，生活在美墨边境一带的新一代墨西哥裔美国人渴求跨越边界归“家”来寻求身份的认同。然而，美墨边境作为美国后殖民文化的重要政治场域，越界之旅也蕴含了美式霸权主义因素。因此，当想象中的故土与现实中的墨西哥存在巨大差距时，比利又不得不重塑美国身份，试图再次改造“劣等”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3 年第 3 期64的墨西哥民族。事实上，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墨西哥，流散的异质性特征早已决定了他“双重他者”的形象。这说明他的身份将永远处于被搁置的状态，没有归 处。后殖民旅行叙事作为旅行叙事的一个重要分支为理解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盛行下族裔流散群体的身份归属问题提供了新的阐释维度。跨越国界的流散式回归之旅不仅揭示了后殖民主义的内在复杂性，即包含反殖民主义的种族认同和新殖民主义的民族重构，同时也再现了流散的怪异性，即混乱、异质的身份元素。这两者共同消解了“家”在地理位置上的实体意义。也许对后殖民流散移民来说，“家就在他处，在穿越之间”（McLeod，2020：143）。注释：1846 年，美国为进一步开拓西部疆域，盎格鲁-萨格逊人（美国白人）入侵并用武力征服新墨西哥州（原属于墨西哥）。至此美国边境已经由原有的从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中购买的土地扩大到太平洋地区（Weber，1982：276）。美墨战争后，美国虽获得墨西哥一半以上的土地，但由于美国试图占有新墨西哥州南部丰富的矿产资源，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美墨边境地区，如新墨西哥州、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州一直冲突不断。除此之外，美国对墨西哥长期施行的经济制裁，加上墨西哥政府不断更迭改革导致无力顾及边境地区的安定，墨西哥日渐依附于美国的霸权统治。丧失土地所有权的墨西哥人被迫移民至美国，充当廉价的劳动力（Weber，1982）。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爆发，过剩的生产力导致美国政府颁布法令将墨西哥裔移民驱逐出境，以遏制长期以来美国面临的墨西哥裔大规模非法移民的问题（Nevins，2005：28）。流散族群可以被看作群体的转移或契约劳动力的殖民产物，他们在情感上与故土保持着联系。因此，墨西哥裔美国人具有明显的流散身份（Brah，2005：179；Sheffer，2003：10）。1994 年，帕特里克赫兰德（Patrick Holland）在 The Encyclopedia of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in English 一书中首次将后殖民旅行叙事划分为四类，其中第三类是“回归之旅（returntravel）”，表示流散移民以旅行的方式回归家园的旅行（a migrant journey back to their“home”）。此处为小说穿越的原文引用，只标注了页码，后文不再赘述。PARC 法令指墨西哥的 The Predatory Animal and Rodent Control 法令，该法令于 1915 年颁布实施，目的是铲除狼群以消除农场主们的忧患，同时满足捕猎者们的猎杀欲望（Arnold&Dianne，2001：169；Burbank，1990：102-103）。1848 年美墨战争后，墨西哥在“瓜达卢佩-伊达尔戈（Treaty of Guadelupe Hidalgo）”条约下割让部分土地给美国，美国实际上开始了对墨西哥的殖民统治（Safran，1991：90）。穿越 小说中提到的契瓦瓦州的卡萨格兰德（Casas Grandes，a site in the northern Mexican stateof Chihuahua）曾遭受美国人在西南部的大规模屠杀，当地所有墨西哥人几乎被全部杀光（Arnold&Dianne，2001：156；LeBlanc，1999：252）。美国人认为墨西哥有大量的印第安人和黑人，是一个血统混杂的劣等种族（Horsman，1981：210）。“我是谁”65 1800 年以后，作为“上帝的圣灵要全力以赴去工作”的宗教觉醒在美国蔓延并引起了牧师们的广泛关注。整个美国由此经历了大刀阔斧式的千禧年建设，同时这一宗教思想也引发了美国“对外（foreign）”殖民扩张和“对内（home）”民族建设的强烈使命感（mission）（Timothy，1979：21-45）。天命观使许多 19 世纪的美国人开始关注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扩张。墨西哥虽然在从西班牙统治中争取独立后获得了边境的土地权，然而美国很快就试图修改边界。美国殖民扩张主义者认为应该把德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州纳入美国的管控之下。继美墨战争之后，美国对美洲大陆的统治逐步展开，一直未停息。时值 20 世纪中叶，美国对墨西哥仍然野心勃勃（Carlisle&Golson，2007：103）。白人男性的男性气概不仅是建立在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之间的关系上，也建立在种族混合的拉丁美洲人之间。通过与性别不同的旅行者的相遇，可以构建以男子气概为中心的“新边疆”，这也使侵略性的男性气质实践成为可能。通过对拉丁美洲少女的想象性控制，也促进了民族的扩张。通过比利与博伊德的对话可以看出，比利对少女的态度非常傲慢，他不同意把马匹借给少女以及不同意博伊德护送少女回家的想法凸显了他天命观价值取向下的男性侵略性气质（Greenberg，2005：91）。在独立战争以后，墨西哥无暇顾及对国家边界地区的控制，导致边境地区摩擦不断。英美贸易商越来越多地进入大盆地，对当地印第安社区的食物和资源征税。英国和美国的捕兽者又猎尽了边境河谷地区的兽类，还经常搜刮当地人的食物资源，一度对墨西哥人的生存造成了严重威胁（参见 Blackhawk，2008：120）。此处的参军是指比利报名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博伊德墓碑上的时间点显示博伊德卒于1943 年，年仅 16 岁。基于比利在 17 岁报名参军，且比博伊德年长 2 岁的事实，可知比利参军的时间应该是 1942 年，此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期。比利三次应征参军失败，暗指比利渴望代表美国征战杀场的民族心理。实际上，深谙美式帝国主义思想熏陶的美国男性自诩为亚当式的殖民英雄，是能带给“肮脏、懒惰”的墨西哥民族以“文明”希望的白人少年，这是比利渴望在民族建设方面建功立业的后殖民思想的潜在隐喻（Smith，2001：6）。这里的基地是指美国为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墨西哥境内设立的空军训练基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已经在美墨边境一带建立空军基地，这从某种程度上为美国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创造了条件。因此，美国试图再次在墨西哥设立军事基地，为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准备（Wegner，2001：81）。“居间（in between）”一词首次由霍米巴巴（Homi K.Bhabha）提出，原意指文化的居间性特征，即多元文化背景下文化包容的有限性以及文化的间隙性，由此形成文化表征的中间地带。此处引用是指身份的居间性特征（Bhabha，1996：54）。参考文献：1 Arnold,E.&C.Dianne.2001.A Cormac McCarthy Companion: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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