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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与重构：苏区革命运动中的乡村宗族社会杨 文（南昌航空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昌330063）摘要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由大小宗族组成，是一个典型的乡村宗族社会。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由城市转向农村开展革命运动，对乡村宗族社会进行了全面改造与重构，变革了旧秩序下的乡村宗族社会。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权建设，推翻了宗族权力，实现了广大农民的民主权利；通过土地改革，抽离了宗族的经济基础，建立了苏维埃经济；通过革命文化，锻造了宗族文化，更新了民众旧有宗法观念。这场运动涉及广泛，致力于变革旧有社会的权力结构、秩序和观念，成就巨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体性社会变革运动的重要起点。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乡村宗族社会；改造与重构；苏区 中图分类号 D422.0 文献标志码 A doi：10.3969/j.issn.2096-8574.2023.02.007 文章编号 2096-8574(2023)02-0051-08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Rural Clan Society inSoviet Revolutionary MovementYANG Wen（School of Marxism,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63,China）Abstract:The traditional Chinese rural society is composed of large and small clans,which is a typical rural clan society.After thefailur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ntered the rural society to carry out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and es-tablish the red regime.It has carried on the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o the rural society and changed therural clan society under the old order.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power,the CPC overthrew the power of the clans andrealized the democratic rights of the peasants.Through land reform,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the clan was removed and Sovieteconomy was established.Through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the Party forged the clan culture and renewed the old values of thepeople.This movement involved a wide range of people and was committed to changing the old social structure,order and concept.It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and was also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of the overall social reform movement led by the CPC.Key words:CPC；rural clan society；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Soviet area 翻阅中国近代关于乡村社会的史料可以发现，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由大小宗族组成，是一个典型的乡村宗族社会。宗族是历代封建政权统治乡村社会与维护其稳定的基层组织，具有天然的自治性特 收稿日期2022-12-20 修回日期2023-01-06基金项目2020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实践探索研究”（20ZD043）；2021 年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治理宗族社会研究”（21DJ06）作者简介杨文(1985)，男，江西南昌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苏区史。第 25 卷 第 2 期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25 No.22023 年 6 月Journal of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Jun.2023 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转入农村开展革命运动，如何改造与重构旧秩序下的乡村宗族社会，是关系群众拥护、革命发展与苏维埃政权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目前，现有成果已从政权建设、土地改革、阶级斗争与传统观念变革等方面逐一展开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将系统地展现中国共产党在苏区革命运动中，如何改造旧秩序下的乡村宗族社会，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动态复杂过程。一、旧秩序下的乡村宗族社会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走入近代以来，晚清至民国时期国家政权虽尝试下沉，但并未改变乡村社会的旧有秩序。乡村宗族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自治模式，维系着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从而保证了国家政权的运行。（一）以宗法系统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在传统中国，宗法制由氏族社会家长制演变而来，是王公贵族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以便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其特点就是宗法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合二为一，宗法等级和国家等级的完全一致，经几千年演变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宗法系统。按毛泽东所概括的，“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到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1(31)，即：政权、族权和神权,形成了以宗法系统为中心的权力结构。政权系统，即“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1(31)。封建国家政权依托宗族构建了自上而下的统治秩序，任何一级都必须服从本区域最高统治者，而在一乡中的最高统治者，即“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既是宗族首领，同时还在保甲、区等基层组织中任职，有的甚至在县级权力机构中占有位置。宗族首领的权势因负有行政权力而强化，保甲长的地位则因宗族关系而巩固。政权、族权最终在他们身上融汇交结，使其成为乡村经济上与政治上的统治者。毛泽东在寻乌调查时就发现大中小地主对乡村的控制极大，大地主控制着寻乌的行政权，而中地主是全县的权力中心，县、乡一切事物都在他们的支配之下。国家政权与地主政权实现了在不同空间的无缝对接，使得传统乡村社会在变迁中呈现超稳定性特征与连续性特点。因此，以地主政权为基干，各宗族长期统治着广大乡村社会。族权系统，即“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1(31)。中国传统社会是以父家长制为基础的血缘关系结构，各宗族遵循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等级制度，也是族长管理本族与乡村社会事物的权力基础。在宗族中，一切事物都是由族长全权断夺。一方面，族长拥有惩戒和生杀大权。如对族员实施“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权利，族长具有独立的“法治”权。另一方面，族长奉命传达与执行国家的政策措施，是国家实施对乡村社会统治的中介人。族权还受到国家政权制约，防止族长带领宗族抵制或对抗国家。一旦发现谋反者，将对整个宗族进行毁灭性打击。国家政权利用族权以最低成本实现了对宗族与乡村社会的间接统治。鬼神系统，即“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组成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1(31)。同政权与族权不同的是，神权系统是通过鬼神加持从而强化对乡村社会的统治。每个宗族成员必定信奉一种或几种鬼神，人们祈求的事务都寄托于鬼神协助。如祈求生男孩、降雨等都依靠神仙保佑。另外，鬼神系统还警示人们不能作出违背宗族和国家的不当行为，如有，必遭鬼神的惩罚。神权系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是历代统治者为取得合法地位与意识形态管控而采取的必然手段，可以说在传统中国没有哪个统治者会放弃这种权力系统。（二）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结构任何一个组织体系与治理空间的存在与发展，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乡村宗族社会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宗族掌握着大量土地和公共资源，建立了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在乡村社会中，宗族对土地占有的多少，直接 52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5 卷影响其规模大小。除去灾害、战争等影响因素，宗族可以一直存在与发展。但是，战乱与灾害的减少，又会导致人口数量增长，使得人口土地占有率不断下降。费孝通曾假设道：“即使把一个村子所有的土地平均分配给村民，在大多数情形下也不会增加很多平均耕作面积。土地的再分配也不会减轻人口对农业资源的压力。有效的办法是减少农村的人口。”2(166)宗族首领不会把土地分配给农民，人口也不会无故减少，底层农民只能依靠有限的土地维持生活。一旦灾害、战乱发生就导致大量农民破产以及秩序失衡，直接影响着乡村宗族社会的稳定。面临无地、无收入的贫苦农民，土地买卖与租借就成为了农民大众维系生活的主要方式，从而形成了以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紧密结合的剥削主体。由此可见，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宗族就显得异常坚固。但是，这种坚固只是维持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中，一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巨大变革，这种稳固又必然被打破。本就土地贫瘠和负载累累的农民将不堪重负，加之外部政治环境不断恶化，又必然带来新一轮剥削。其结果是土地愈来愈集中于地主手中，而越来越多的农民丧失土地。面临治理失序的乡村宗族社会，宗族又如何仅通过土地维持乡村社会的稳定呢？对此费孝通也曾分析过：“佃农如何依靠土地的农产品维持哪怕是一种最低标准的生活，佃农农业在中国已经存在很长的时间，为什么 20 年代或 30 年代以前与它相关的问题不是真的那么严重？答案是农村的工业或手工业，它可以作为农业收入的一种补充。”2(168)这就能理解为什么地主阶级在长期剥削农民的行径下，仍然可以长期统治与治理着乡村宗族社会。仔细考察乡村宗族社会中遍布的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作坊可知，其不同程度上化解了农民生活面临破产的危机。不过，进入近代以来，在国家与社会剧烈的变革中以及受宗族经济结构的局限，乡村宗族社会在商品经济侵入下，以家庭手工业为补充的经济手段也随之崩溃。换言之，过去无论经济结构如何调整和补充，只要给予人们“不受冻挨饿的生活标准”，乡村宗族社会就可以存在与发展，而新的经济元素却打破了这种最低标准，旧有乡村宗族社会的统治秩序不可能持久存在与发展。（三）以宗法观念为纽带的文化结构宗法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深刻、最内在、最具继承性的文化因子。它不仅协调了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统治秩序，还控制了农民的意识和行为。血缘与地缘、忠与孝、家与国构成了宗法观念的基本内容，成为宗族历代统治与治理乡村社会的思想纽带。宗族组织组建的基础便是来自血缘与地缘的结合。血缘、地缘观是中国传统宗法观念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宗族血缘团体同其他社会团体不同，他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最持久的基层社会组织。宗族成员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并世代生产、生活在同一片地域中，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血缘、地缘观。在血缘关系主导下，各宗族后代成员家族资格的取得是自动延续的，宗族成员世代更替，保证了宗族不断繁衍。在地缘关系维系下，宗族规模不断壮大，形成了大小宗族聚族而居的社会关系与延续千年的乡村宗族社会。宗族在血缘观念的强化下，“孝”则成为宗法观念的思想内核。从纵向来看，“孝”促进了宗族的延续和发展，传宗接代、继志述事。从横向来看，在宗族中存在几世同堂，血缘关系紧密。他们共享同一血统，有着相同的祖先，这种关系不仅仅是血缘关系，更是对祖先的认同和信任，故重“孝”。“孝”是宗法制的产物，也是乡村宗族社会文化结构的核心。建立在宗族血缘基础之上的“忠孝”伦理，促使了“君父一体”化，宗族与政治达到高度一致。简言之，即父为“家君”，君为“国父”，君父同伦，家国同构，“忠孝”伦理思想贯彻于国家、社会，并蒂固于任一个体思想之中。“忠孝”理念贯穿于国家与社会之中，从而铸就了宗法观念中的“家国一体”观。“家国一体”，在政 第 2 期杨 文：改造与重构：苏区革命运动中的乡村宗族社会 53 治与经济、社会与文化、道德与教育等方面都以父家长制为本位，实现家与国的同构。瞿同祖曾指出，秦汉以后，中国的“家族实为政治、法律的单位，政治、法律组织只是这些单位的组合而已。这是家族本位政治法律的理论基础，也是齐家治国一套理论的基础”3(26-27)。“家国一体”，构建了中国传统权力结构的生成基础。在社会治理中，家族安定就是国家稳定的前提。在宗族内，家权同皇权一样，“父祖是统治的首脑经济权、法律权、宗教权都在其手中”3(5-6)。封建国家政权对宗族文化的统治，从没有轻视过。“家国一体”所传导的家齐才能治国的理念，是维护社会和谐运行的重要伦理手段。综上，进入近代后，乡村宗族社会在剧烈的变革中依然保留旧有治理秩序。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结构虽逐步受到帝国主义市场经济的破坏，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依然存在。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是：乡村宗族社会底层群众受到残酷剥削，农民毫无民主权力和生活出路，整个农村酝酿着革命与旧秩序的重构。二、中国共产党对苏区乡村宗族社会的改造与重构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宗族社会的重构并不是独立的革命行动，而是与苏区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造同步进行、同步推进、互为关联的。（一）以苏维埃政权取代宗族权力“没有健全的地方苏维埃，就不能巩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没有强大工作能力的地方政权，就不能充分实施苏维埃的一切政纲。”4中国共产党重构乡村宗族社会的权力结构，主要是建立从中央到农村一级的各级苏维埃政权组织，打破“政不下乡”的传统。1929 年 7 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对建立从革命委员会到苏维埃政权组织步骤进行了规定：“当乡村中斗争胜利，广大的群众已经起来，党有相当的领导力量，政权已经相当巩固时，可组织苏维埃。革委会是临时的政权机关，苏维埃一经成立，当地同级革委会即取消。”5(18-19)对宗族权力的改造与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随着革命运动的不断发展而进行的。1931 年 11 月，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规定，为使各级地方苏维埃政府的内部组织起来，根据宪法大纲规定，由乡苏维埃选民选举出来的全乡政权机关与由城市苏维埃选民选举出的全市政权机关（中央和省的直属市除外）为苏维埃政权的基层组织。由此，全中央苏区逐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与宗族权力相比，苏维埃政权是更具效率、最廉洁的政权。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建设和政权建设，使苏维埃政府将宗族所统治的农民大众纳入崭新的政治体系中，从而取代了乡村宗族社会的权力结构。旧秩序下的宗族权力只是起着辅助国家以及管理、维护本族利益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乡苏维埃政权不仅要取代宗族权力，更是赋予了农民大众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力。乡苏维埃是由乡选民选举产生的全乡政权机关，是一个代表人民权力的基层政权，原属于地主或族长的权力现在归苏维埃所有。为了区别宗族权力，党在乡苏维埃代表会议下设临时委员会，如选举委员会、劳动合作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等，其数多至数十。他们由普通农民组成，共同管理苏区乡村社会的事务，他们的参与打破了几千年的旧有权力主体，农民大众翻身管理压迫剥削他们的地主豪绅们。宁冈（苏维埃）政府临时政纲就规定，它的权力范围包括“讨论没收分配土豪劣绅、奸商、反动派的土地、谷米、牲口、农具问题；如何惩罚压迫工农平民的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工贼、农贼等一切反革命派问题；农业生产、经济发展、救济灾荒、战争动员以及苏维埃选举问题；讨论本乡苏维埃一切政策、法规、措施等重大决策性问题”6。乡苏维埃联合群众广泛参与乡村社会权利结构的改造与重构，其影响力扩散至整个苏区社会的各个领域。毫无疑 54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5 卷问，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改变了旧有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建立了农民大众自己的政权，过去毫无政治权利的农民大众转变为新政权的主人。（二）以土地改革瓦解宗族经济苏维埃的经济结构是随着土地改革的不断深入而建立的，土地的变革决定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土地问题，因为“中国农民之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是无地的农民和地少的农民中国土地关系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所有制度的问题”7。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苏维埃政权建立，党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探索改造旧有土地制度的办法，使之为苏维埃经济的构建奠定了基础。从毛泽东颁布的井冈山土地法到 兴国土地法，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1931 年 11 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并指出，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归农民大众，是消灭土地上一切奴役的封建关系的最彻底的办法。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土地政策，农民大众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生活也得到了极大地改善。随着农民大众经济地位的提升，宗族经济在不断瓦解，苏维埃经济逐渐形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制定并颁布的土地法在苏区乡村社会的普遍执行，变革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宗族得以解体。广大农民个体经济成分在苏维埃经济结构中占据了主要地位，过去占生产资料多数的地主、富农与占少数的贫农、雇农，均因为土地的平均分配而成为新的个体劳动者，个体经济则以小规模经营的形式在苏区广泛存在着。此时的个体经济同革命前比较，已有很大不同。一方面，从地主土地所有制转变为“平分土地归农民所有”。另一方面，个体经济的地位已经发生变化，是苏维埃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旧有经济结构的补充，苏维埃政府鼓励发展个体经济，不但不加阻止，而且提倡奖励，个体经济的发展成为了苏区革命工作的中心。除个体经济外，为了保证苏维埃经济彻底取代宗族经济与革命的顺利开展，苏维埃还建立了新的经济成分，即集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集体经济，由国家所有和经营。建立集体经济的目的，一方面，要以苏维埃集体经济取代宗族社会的家族经济。另一方面，“主要是站在反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减轻苏区经济困难，改善人民生活的意义上，而不是希望马上实行国家垄断反对私人资本的政策”8。此时的集体经济比重较小，仅是服务苏维埃政府和战争必要的一部分，如银行、粮食、军工厂、邮政、交通等。另外，苏维埃政府对发展合作社经济期望甚高，合作社运动对革命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合作社是一种群众组织，以农民群众为主要成分，它是党与农民群众的锁链，特别是在经济建设一方面。”5(620)过去，农民大众在旧有经济结构剥削下，被捆绑于小块土地上。苏维埃合作社经济的建立把分散在小块土地上的农民大众团结了起来，改变了他们过去的经济地位与生产、生活方式。1932 年 4 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布 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5(573)，合作社成为发展苏维埃经济的主要方式，消除了旧有的经济结构，保障了农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三）以革命文化锻造宗族文化革命文化的宣传教育与对宗族文化的大力批判是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宗法观念的两大手段。在中国共产党进入乡村宗族社会开展革命工作之前，农村是宗族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人们的血缘观念、家族意识与迷信思想根深蒂固。虽然近代资本主义的侵入带来了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礼，但都“微弱而极度缓慢地侵袭着传统文化格局，从主流上说，占据农村的传统的、封建的文化，没有根本的改变”9。中国共产党在改造与重构乡村宗族社会的过程中，极度重视革命文化的宣传工作。毛泽东曾提出：“共产党是要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10宣传工作被提升到战略地位来认识和部署。在革命运动发展中，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多种宣传方式，如标语、日报、画报、传单、话剧、刊物、壁板、演讲、群众大会、口头宣传等。在宣 第 2 期杨 文：改造与重构：苏区革命运动中的乡村宗族社会 55 传内容上，如 1929 年 10 月红四军宣传科制订的 宣传须知11规定了四个方面：一是通过揭露宗族地主豪绅阶级压迫群众的事实和手段，使农民大众了解痛苦的根源，二是了解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矛盾及对中国社会的危害，三是了解中共苏维埃的意义与土地革命的意义，积极参与到革命中来，四是对党的主张和任务及群众的关系、豪绅地主阶级的被杀及革命意义的宣传等。对这些内容的不断宣传后，农民宗法观念松动起来，思想发生明显变化。为了使农民易于接受，这些内容还被改编成通俗易懂的标语，在墙上、门上等到处可见，如“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土豪田地分配给农民”“推翻封建地主豪绅”等各种宣传标语，农民思想受到极大震撼。这些宣传方式与内容对批判和变革宗族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民党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的困难条件下，苏维埃的革命文化教育办得有声有色。苏维埃政府用一切办法来提高农民大众的文化水平，加速进行着革命文化建设。1934 年 1 月，“根据赣闽粵三省在 2931 个乡中的统计，有列宁小学3052 所，有补习夜学6462 所，工作员49 668人”5(328)。为使女子也能受到教育，如在“兴国夜学学生 15740 人中，男子 4988 人，占 31%，女子 10752人，占 69%”5(328-329)。女子对受教育态度十分热情，识字人数迅速增加。苏维埃政府在课程设置和内容安排上注重歌颂共产党、红军和劳动人民，教育学生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压迫和剥削。在社会教育实践中还进行反封建、反迷信、热爱苏维埃的思想政治教育。如宁都县古田列宁小学的社会活动课就有 菩萨没有用的课文，内容是“木菩萨怕火，泥菩萨怕水，纸菩萨怕水又怕火。菩萨有嘴不会说，有耳不会听，有眼不会看，有衣不会穿。菩萨，菩萨，你有什么用”12，之后学生便开始了破除迷信的活动，土豪劣绅没有一个胆敢乱说乱动的。总之，苏维埃区域群众文化教育工作的全面开展，有效提升了群众的革命文化水平，改变了农民大众根深蒂固的旧有观念。三、新秩序下的苏区乡村社会中国共产党改造与重构了旧秩序下的乡村宗族社会，使“千百万农民群众从长期的黑暗中惊醒起来，夺取地主阶级的全部土地财产废除了高利贷、取消了苛捐杂税，打倒了一切与革命为敌的人，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农民第一次从地狱中出来，取得了主人翁资格”13。（一）实现了农民大众的政治权力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骑在广大农民头上的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军阀、官厅民团、贪官污吏、地主豪绅。在旧秩序下的乡村宗族社会，宗法权力对农民的压迫，使得农民毫无政治权力可言。地主或族长是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是压迫广大农民的权力主体。如在瑞金县，人民在豪绅地主的长期统治下，实在喘不过气来。地主反动政权机关县政府代表豪绅利益，设立“四方八科、差人总督”。并“差人”操作一切，勾结反动军队，镇压人民。在反动政权统治下的乡村社会中，设有乡、隘组织。他们是豪绅地主统治农民的基层单位，是控制农民的统治工具。宗族的地主或族长是反动的武装组织，他们就是当地的太上皇。在这种压迫剥削下，农民大众要求推翻现有权力体系，“农村革命的火焰，就在这种基础上强有力的爆发起来了”1(47)。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宗族社会改造与重构后，苏区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宗族被推翻，各级苏维埃政权在乡村社会中建立起来。过去对农民大众进行压迫的地主豪绅被打倒，宗法权力被破除，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大众从此做了自己的主人。苏维埃政府最大的成就，就是实行了最广泛的民主。“苏维埃给予过去旧社会被压迫剥削的农民大众以完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且使女子的权利与男子同等。这对长期处于传统宗法社会的农民大众而言，是历史上第一次获得这种权利。”13广泛的政治参与，以有效的制度设置保证了农民大众在国家社会中的权利地位，为民众维护自身利益 56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5 卷构建了合法性渠道，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宗族社会改造与重构的重要成果。突出农民大众在政治制度中的主体地位和动力作用，是具有极大进步性的民主实践。畅通的表达和诉求也是农民大众参与政治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改造与重构前，农民大众没有发表言论的权利，受尽地主豪绅欺压，有苦无处说，有冤无处申，毫无政治话语权。对旧有宗族权力改造与重构后，苏维埃政权明确了“给予一切革命民众以完全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与罢工的自由”，“苏维埃政府下每个革命的人民，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13。畅通的言论权利是苏维埃政权同宗族权力的重要区别。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农民大众政治诉求得以表达的合法载体，通过制度化保障，强化了国家、政府与人民的联系，改变了农民大众参与政治权利空缺的历史。总之，苏区乡村社会政治权利的实现，促使他们走出宗法权力的桎梏。农民大众以不同方式表达着他们的政治诉求，反映到政策行为中，则是通过支持、响应、参与等方式监督着各级苏维埃政府权力的运行。（二）变革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1944 年 7 月，毛泽东与英国记者斯坦因在延安曾就土地革命问题进行交谈，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经济特征是土地革命”14。因为在几千年的自然经济下，农民大众极度依赖土地，长期受到封建土地所有制经济的束缚，他们世代过着愚昧落后的生活，整个乡村社会的发展处在延缓或停滞状态。若要建立苏维埃经济以及将来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土地问题就必须解决。过去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农民大众在高额的地租、高利贷与苛捐杂税下过着艰难的生活。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宗族社会进行土地改革后，变革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归农民所有，农民大众的经济地位同过去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中国共产党改造乡村宗族社会土地问题的形式和内容来看，表面上它是一场以土地为中心的改造运动。实质上，中国共产党对土地的改造并不是简单地停留在农民与土地问题上，而是同革命发展和政权的建设相联系。土地问题的解决是中国共产党改造宗族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直接影响着革命运动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进展。同样，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改造不仅满足了农民大众对土地的渴求，还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大众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和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开展土地革命彻底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旧有秩序。大小宗族在土地革命的改造下，已经无法逆转革命造成的新型社会关系。宗族的地主、富农对土地的占有较改造前均显著减少，而中农、贫农在土地占有上均有所增加。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变化，瓦解了宗族地主豪绅的权力，原先由地主统治的乡村宗族社会已被苏维埃政权取代。中国共产党根据实际情况，通过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确定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真正实现 耕者有其田。土地问题的解决，瓦解了宗族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变革则推动了革命运动的顺利发展，奠定了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与此同时，农民大众的革命积极性也被极大地调动了起来，人们自愿参与到苏区乡村社会的各项改造和建设事业中。（三）更新了传统宗族文化和价值观念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中国共产党在对乡村宗族社会政治、经济改造和重构的同时，根深蒂固的宗族文化和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改变了社会意识形态输送的渠道和内容，新的经济元素变革了农民大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原有宗族文化与价值观念在革命文化的锻造下，使整个苏区乡村社会处于一个新思想、新文化的氛围之中。传统乡村宗族社会文化中充斥着迷信、愚昧等思想，如赣南、闽西地区封建迷信盛行，佛教、道教、菩萨庙宇等众多，各种神仙鬼怪被民众推崇，封建迷信活动泛滥成灾。各宗族耗费大量人力、财力举行各种仪式和祭拜，造成了愚昧、落后、封闭的文化环境。中国共产党用革命文化锻造宗族文化后，苏维埃政府使农民大众知晓了鬼神是用来麻痹 第 2 期杨 文：改造与重构：苏区革命运动中的乡村宗族社会 57 欺骗人们的，是为了控制大家的思想和行为，它们无法减少自身的痛苦，只有革命才能解放自己。原先用来祭祀的祠堂、寺庙被用作学校或苏维埃办公场所，大大小小的菩萨也被推倒，这在整个苏区都在进行着。农民大众还在共产主义思想文化教育下，深刻认识到唯有改造乡村宗族社会、建立苏维埃社会才是解放自身的唯一出路，宗法观念与落后思想只能是奴驾农民大众的精神鸦片。在旧俗陋俗方面，出生、成人、婚嫁、丧葬是宗族的四大礼俗。还有寿庆、乔迁、升学、蓄须等众多风俗。这些对农民大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约束和威慑。传统观念更新后，农民大众的思想行为发生了明显变化，不再被封建礼俗所限制和消耗。另外，在旧有价值观念的影响下，还积淀了许多陋俗，如赌博、嫖娼、抽鸦片、妇女缠足、束胸等，是封建礼教压迫产生的恶果。苏维埃政府的禁令实施后，人们生活作风发生了明显变化，妇女的人身自由也得到了解放。毛泽东曾说：“这些禁令是对于这社会恶习之反抗，如禁牌、赌、鸦片等。这些东西是跟了地主阶级恶劣政治环境来的，地主权力既倒，这些东西也跟着扫光。”1(38)农民大众的政治素质在革命文化的普及中逐步提升。在苏区乡村社会中，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以远大共产主义理想为革命目标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无论男女老少，其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较之前都有明显的提升。国际歌、少先队歌、红军歌及各种革命歌曲，不仅会唱还都能读懂歌词的意思。尤其革命文化普及后，无论三岁小孩，还是八十岁老人，都痛恨封建宗法观念的那一套，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主张。最突出的是原本不识字的农民大众，有的都能发表很长的政治演说，如封建宗法势力与共产党、刮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红军与白军，大家都能讲出他们的好坏。由此看出，通过乡村社会改造，农民大众的政治素质明显提升，自由平等的政治空气十分浓厚，农民大众成了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坚决拥护者。结语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乡村社会改造与重构运动具有整体性社会变革的全部特点。它涉及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等所有领域，致力于推翻旧有社会结构、旧秩序和旧观念，使旧秩序下的乡村宗族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在苏区革命运动中都发生了改变。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宗族社会的改造与重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预见到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没有成功的先例可以借鉴。中国共产党是在苏区革命实践中不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与方法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特殊性，从而对乡村宗族社会进行全面的改造和重构。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苏维埃政权取代宗族权力，通过土地革命瓦解宗族经济，通过革命文化改造宗族文化，彻底改变了以往农民大众的政治、经济地位与愚昧落后的思想。【参考文献】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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