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美国心理学科学主义范式的形成与巩固——基于社会性格的分析.pdf

心理学报 2023,Vol.55,No.10,17291744 2023中国心理学会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https:/doi.org/10.3724/SP.J.1041.2023.01729 收稿日期:2022-11-2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960185)与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8BZX048)的资助。通信作者:杨玲,E-mail: 1 本文所说的“科学心理学”指的是基于实证主义哲学立场、主要使用定量方法进行研究的心理学取向,例如心理学史上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1729 二战之后美国心理学科学主义范式的形成与巩固基于社会性格的分析*刘文鑫 杨 玲 舒跃育(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暨甘肃省行为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兰州 730070)摘 要 美国社会在“二战”后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迁,透过美国文化固有的“实用主义”与“个人主义”特点,形塑了其战后的社会性格。这种社会性格以“单向度化、追求工具理性和个体优先”为核心特征,它们与科学心理学的主要特点存在对应关系。这一社会性格在文化方面对心理学的期待是“科学主义对精神世界的祛魅”,即“心理的世俗化”。在这个意义上,它进一步促进了战后美国心理学科学主义范式的形成与巩固,继而促成了今天科学心理学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心理学中的主导地位。而科学心理学在美国的蓬勃发展反过来又巩固了其社会性格,体现出美国的科学心理学作为其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参与维持美国社会高效运转的功能。关键词 心理学史,美国心理学,社会性格,社会变迁,第二次世界大战 分类号 B84-09 1 引言 20世纪80年代逐步兴起的以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为 代 表 的 后 现 代 心 理 学(postmodernism psychology)思 潮(Gergen,1985;Gergen,1990),曾对基于“主客”二元认识论的主流科学心理学1进行了批判。这些批判集中于其原子论、还原论、机械决定论和客观论的科学哲学立场,及其对量化研究方法的侧重等方面(高峰强,2009,pp.4748)。后现代心理学的批判不可谓不深刻,其影响也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整个后现代文化波及全球。然而,直到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这些批判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和改变主流科学心理学的格局与面貌,科学心理学的发展甚至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日益蓬勃。应当明确,在宏观层面上,科学心理学是应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需要而生的(车文博,1998,p.207;2007,p.57),现代社会中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有赖于对精神和脑力“运转程序”的进一步优化(韩炳哲,2014/2019a,p.34)。在此前提下细究后现代心理学批判未能改变科学心理学主流地位的原因,首先与后现代心理学“破而不立”和对科学心理学的批判太过偏激不无关系。其次,近年来认知神经科学在技术层面的突破,似乎也为心理学迈向“硬科学”铺平了道路。然而上述相对明显的原因都是着眼于心理学学科内部的考虑。但心理学终归属于文化范畴。作为文化,心理学不可能脱离从事、参与它的“人”而被抽象为某个实体。因为一旦脱离了“人”,文化便不存在。“人”所象征的正是(思想)文化得以产生、发展和传播的土壤。因此,除上述原因外,科学心理学赖以发展壮大的“文化土壤”在该问题中的重要性绝不应当被忽视。这一“文化土壤”可被具象化为弗洛姆(Erich Fromm)所说的“社会性格”(social character)。根据社会性格相关理论,某一社会在特1730 心 理 学 报 第55卷 定时期的社会性格对思想(体系)(ideology)会有新的需求,这些需求产生新思想并使人易于接受(弗洛姆,1941/2015,p.200)。而近年来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与自我相互建构”(mutual constitution of cultures and selves)假说也扭转了“文化仅仅被抽象为外部因素而塑造人”的常规印象,凸显出“人对文化的建构作用”这一反向路径(Markus&Kitayama,2010)。本研究将基于上述“强调人的因素参与(思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这一立场,来分析文化土壤在科学心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具体而言,本研究将以美国的科学心理学为研究对象。这是因为,今天心理学中的“科学无国界”主要是指与美国心理学的规范保持一致。无论是在学术研究中广受采纳的APA格式,还是临床实务中流行的DSM诊断体系和基于循证医学的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都反映出美国心理学在当代心理学中的主导地位。早在十余年前,就有学者指出了当代心理学研究中的WEIRD问题,即科学心理学的大量研究结论其实是基于以美国人为代表的所谓“怪异(weird)”社群西方的(west),受教育的(educated),工业化的(industrialized),富有的(riched)和民主的(democratic)得出的(Henrich et al.,2010)。有趣的是,在该文引发的激烈讨论中,有一种激进的声音认为心理学研究者不必为此过分担忧,因为在全球化进程下,整个人类社会都会发展成为美国所代表的当代西方社会的形态(Maryanski,2010;Rozin,2010)。与此相对的,菲律宾研究者却痛诉在美国“文化殖民”的背景下,菲律宾本土那些不符合美国学术规范的心理学研究长期以来都无法得到发表(Barron et al.,2020)。由此可见,美国心理学几乎代言了当代的科学心理学,以至于要了解当代科学心理学就必先了解美国心理学。正因如此,美国这片文化土壤在科学主义心理学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应当被予以考察。2 美国心理学对科学主义的强烈认同 2.1 关于“非主流”心理学思想的吊诡现象 一个吊诡的文化现象是,在美国这片以科学主义心理学为绝对主导的文化土壤中,总是会涌现出许多激进反叛的“非主流”1心理学思想。例如格根(Kenneth J.Gergen)的社会建构论心理学、萨宾 1 此处的“非主流”绝无贬义,只是为了凸显其与主流科学心理学的不同而采取的表达。(Theodore R.Sarbin)的 叙 事 心 理 学(narrative psychology)、舒尔兹(William T.Schultz)的心理传记学(psychobiography)以及威尔伯(Ken Wilber)的整合心理学(integral psychology)。这些心理学家的思想体现出鲜明的后现代文化特点。他们早在几十年前就陆续提出了与主流科学心理学截然不同的研究范式,可被视为当代心理学中种种“非主流”思想的重要源泉。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些源泉多年以来并没有改变美国本土科学心理学的格局。不仅如此,科克(Sigmund Koch)在担任APA普通心理学及哲学心理学分会主席期间的演讲(1979年)说明,至少自他的时代起,美国心理学界对心理学中“科学主义”的反思就已经上升到了意识层面(Koch&Leary,1992,pp.7597)。与“非主流”思想在美国的命运不同,类似的思想却在其它国度遍地开花。比如心理传记学,虽然它的起源可追溯到弗洛伊德的达芬奇的童年回忆,但它真正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确立却是在美国,并且离不开美国心理学家舒尔兹与麦克亚当斯(Dan P.McAdams)的贡献。然而2019年新出版的论文 集 心 理 传 记 学 新 趋 势(New Trends in Psychobiography)却是由南非的梅耶(Claude-Hlne Mayer)与匈牙利的科瓦雷(Zoltan Kovary)两位心理学家主编的。并且作为对心理传记学发展进行宏观综述的文集,其中大量章节的作者并非美国心理学家(Mayer&Kovary,2019)。丹麦心理学的发展也是例证。在批判心理学(critical psychology)思想的指导 下,丹 麦 心 理 学 中 长 期 保 有 发 展 实 践 研 究(developing practice research)的传统。这是一种在认识论层面注重辩证法的、不同于主流科学心理学的行动研究范式(Kousholt&Thomsen,2013)。这提示我们,西方心理学中的“西方”其实是一个过于抽象的概念,西方文化内部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地域差异。上述现象表明,“非主流”心理学思想在美国文化土壤中遭遇了巨大阻力,这也正说明美国心理学对科学主义的认同十分强烈。这一强烈认同具体表现为美国心理学科学主义范式的形成与巩固。2.2 社会性格作为理解美国心理学科学主义范式形成与巩固的切入点(美国甚至全球的)心理学科学主义范式的形成与巩固很容易被简化为心理学方法论演进的必然结果,也即被理解为一个狭义的思想史问题。以至于在今天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教学中,颇有一种“辉第10期 刘文鑫 等:二战之后美国心理学科学主义范式的形成与巩固基于社会性格的分析 1731 格史”2的意味。即将现代心理学一百多年的历史,理解为它摆脱哲学思辨的蒙昧状态,借鉴实验科学的方法论(实证主义与操作主义),逐渐发展出更为精确、有效的研究方法的过程。但按照库恩(Thomas Samuel Kuhn)的科学历史主义与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的科学无政府主义观点来看,这一过程中应当还有历史性的和非理性的因素在发挥作用。这些因素很可能源自美国这片文化土壤。在科学史的研究中,素有“内史”与“外史”之分。所谓内史,主要指的就是学科的思想史;所谓外史,则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和时代的变迁(吴国盛,2004,p.127)。只有从社会历史的脉络考察美国心理学科学主义范式形成与巩固的过程,才能够揭示出该过程中容易被忽视的历史性和非理性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分析时不可避免要引入一些政治经济学元素),以帮助我们透彻理解“美国心理学对科学主义的认同缘何如此强烈”这一问题。以文化、思想为存在形态的心理学,其发展过程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不可能脱离“人”而被抽象地把握。即便是作为学科构建者的科学家也是一个被同化于社会之中的“人”,他生活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在社会结构中追求自己的成就(黎黑,2004/2013,p.20)。从这个意义上说,要考察美国社会环境对美国科学主义心理学发展的影响,就不可能绕过“人”这一中介。这里的“人”指的是社会中“群体的人”,象征着前文所述的“文化土壤”。在与社会环境和思想的关系中,它具体表现为弗洛姆所提出的“社会性格”。社会性格即是指在以社会群体为研究对象时,该群体所共有的那部分性格结构。它包括在一个群体共同的基本经历和生活方式作用的结果下,发展起来的该群体大多数成员性格结构的基本核心。而该群体大多数成员(个体)的性格结构又都是这一核心在不同程度上的“变种”(弗洛姆,1941/2015,p.186)。弗洛姆曾就自己关于社会性格的理论总结道：“社会性格源于人性对社会结构的动态适应。变化的社会环境导致社会性格的改变,即新的需求和焦虑。新的需求产生新思想,并使人易于接受,这些新思想又反过来趋于稳定并强化新 2 所谓“辉格史”,是指从当下的眼光和立场出发,把历史描写成朝着今日目标发展的进步史。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提出,其起源可追溯到英国辉格党(1860年改称自由党)。该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将英国政治史描写成朝向其所主张的目标不断进步的历史。参考吴国盛在反思科学(2004,pp.118119)中的考据。的社会性格社会环境以性格为媒介影响思想现象(ideological phenomena)性格并非对社会环境的消极适应,而是动态适应”(弗洛姆,1941/2015,p.200)。通过对弗洛姆思想的概括,可以得出图1所示的模型。弗洛姆正是借助这一理论模型分析并阐明了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在欧洲中世纪社会的兴起与传播,以及纳粹法西斯思想在“一 战”后 德 国 社 会 的 出 现 和 巩 固(弗 洛 姆,1941/2015,p.199)。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典型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弗洛姆在认识论层面上持一种动态、辩证的立场。这与西方近代以来“主客”二元对立下静态、机械的认识论立场截然不同。因此,该模型中社会环境、社会性格与思想之间的箭头均为双向。借助上述模型,可以将抽象的美国“文化土壤”概念化为“社会性格”,并以此为切入点把握美国心理学演进过程中的非理性和历史性因素,进而理解美国心理学科学主义范式形成与巩固的过程。图1 社会环境、社会性格和思想之间的动态关系模型 2.3 关于“二战”之后美国心理学发展的模型假设 根据弗洛姆的理论,本研究将科学心理学放置在模型中“思想”的位置,而将科学心理学在美国得以蓬勃发展的“文化土壤”具象化为美国社会的“社会性格”。至此,仍需要确定一段社会变迁的历史时期,这一历史时期应当与科学心理学在美国的发展过程出现某种意义上的“同步”。本研究将这一社会变迁的历史时期确定为“二战”之后。理由有三：其一,参照弗洛姆在分析纳粹德国极权主义社会性格的形成时追溯到了“一战”后,说明战争会引发社会结构的巨大改变;其二,在“二战”前乃至战后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就美国心理学多学派“势均力敌”的局面而言,尚不能说在此之前美国心理学就已确立了科学主义范式的主导地位3;其三,“二战”3 甚至在美国心理学更早的发展阶段里,詹姆斯还曾对实验心理学进行过批判,并采用第一人称方法进行研究。他的心理学立场并不能等同于科学主义。而“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的美国心理学更是出现了精神分析的活跃和“第三势力”心理学的崛起。见：舒尔兹在心理传记学手册(2011,p.28)中的讨论。1732 心 理 学 报 第55卷 可被视为美国心理学发展的转折点。在此之前,美国心理学对其他国家的心理学有思想和范式的输出(主要是行为主义心理学),而其它学派对美国心理学也有这方面的输入(主要是欧洲的心理学学派)。但在“二战”之后,这一局面逐渐演变为主要由美国心理学向其它国家心理学的输出。出于对研究目的的考虑(即由“社会性格”这一切入点来理解“二战”之后美国心理学科学主义范式的形成与巩固),本研究将“二战之后”的主要考察范围确定为二战结束(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4。一方面,这足以覆盖一代人从出生到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时间,方便本研究围绕史料探讨美国战后社会性格的形成;另一方面,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包括西蒙(Herbert A.Simon)、拉赫曼(Roy Lachman)、巴特菲尔德(Earl C.Butterfield)等人在内的美国认知心理学家们陆续宣称“(认知)革命”已经完成,并开始将 认 知 心 理 学 描 述 为 心 理 学 的“库 恩 范 式”(Kuhnian paradigm)(黎黑,2004/2013,p.364)。本研究认为,这标志着美国心理学科学主义范式的形成与巩固。由此,“二战”之后美国心理学科学主义范式的形成与巩固就被转化为了一个社会心理学问题。根据弗洛姆关于社会性格的理论,本研究假设：二战之后美国社会环境的变迁,在心理上形塑了战后美国的社会性格(前半部分),而这一性格也在思想和文化方面对心理学的发展有所向往与期待。在这个意义上,它进一步促进了科学心理学在美国的蓬勃发展5(后半部分)。上述假设包括前、后两个部分,以下将按照该顺序分别进行论证。3 战后美国社会变迁形塑其社会性格 3.1 美国战后国际地位的跃升及国内社会的变迁 伴随“二战”后欧洲列强的衰落,美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一跃成为西方阵营乃至整个世界的霸主。政治方面,无论是1942年1月 二十六国宣言的发表、1944年7月 布雷顿森林协定 的通过,还 4 任何试图在不同历史时期之间找到清晰界限的尝试都是十分困难的,因而历史时期的区分不可能是绝对的,只能根据不同时期的主要特征差异提供一个大致的时间框架。5 弗洛姆的理论模型是双向的,但因为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是“美国战后社会变迁形塑其社会性格、社会性格促进美国心理学科学主义范式的形成与巩固”这一过程,因此对另一个方向的过程不作假设。仅在文末部分根据本研究中的有限证据,对美国战后社会性格与科学心理学之间的“循环结构”进行初步讨论。是1945年46月联合国宪章的起草、通过等一系列重要会议,都是在美国举行的。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所反映的基本上是美国的要求。美国通过对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实际运作,加强了对国际事务的控制力。欧洲中心实际已为美国中心所取代。经济方面,由于“二战”的战火基本上没有波及美国本土,相比其他国家经济遭受重创,美国经济不降反升。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由1937年的42%上升到1948年的53.4%;出口比重由14.2%上升到32.4%;黄金储备由1935年的101.43亿美元增长为1948年的244亿美元,在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中占比74.5%;到1945年二战结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总值的35%(畅征,2016,pp.34)。“二战”后美国国内经济的不断繁荣,使其真正确立了消费社会(consumer society)(郅阳,2013)。军事方面,美国在战后独占了发达国家日本,并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拥有了原子弹(畅征,2016,p.4)。但随后由于苏联军事力量的巨大威胁(特别是古巴导弹危机的爆发),美苏之间在军备、航天和航空领域展开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竞赛。与战后美国国际地位的跃升相应,美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迁。在产业结构上,美国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即利用其国际地位的便利,逐渐将低端产业转移到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其国内工业开始向信息技术型经济体转变,这催生了大量以“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维持生计的“白领”阶层(占成,2008);另一方面,以娱乐业、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开始取代原有的实体工业(白玉,2012;刘文龙,2015;石光宇,2018)。在人口与教育方面,首先是大量欧洲专业人才和高级知识分子为躲避战争和纳粹的迫害而移民美国,移民中几乎包括了整个欧洲的精神分析专家(吉尔根,1982/1992,pp.1819)。这为战后美国科学与教育的兴盛奠定了重要基础。其次,作为人们对大萧条和“二战”痛苦经历的反应,美国在战后涌现了“婴儿潮”。与生育率上升同步的还有育儿观念的变化,这与战后大量“蓝领”工人通过美国经济腾飞开辟的上升通道跃升成为中产阶级不无关系。美国社会从国家到个人层面都开始重视教育,致使战后初期美国完成大学学业的年轻人比例在全球遥遥领先(戈登,2016/2018,p.481,484)。在信仰方面,美国社会表现出对传统的“离弃”。在韦伯(Max Weber)的时代(20世纪初),美国社会有一种强烈的教派意识。成为教派成第10期 刘文鑫 等:二战之后美国心理学科学主义范式的形成与巩固基于社会性格的分析 1733 员意味着个人在道德上(特别是商业道德)的合格性得到了证明。一般来说只有属于循道宗、浸礼会或其它各个教派以及教派式秘密宗教集会的人,才有可 能 在 商 业 上 获 得 成 功(韦 伯,1998/2017,pp.434435)。相比之下,美国“二战”后的婴儿潮一代则接受了新的价值观,即社会学家所说的“非权威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把宗教作为道德指引源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到教堂做礼拜和参加教会团体的青年人数开始减少(刘丽,2011)。值得一提的是,“二战”后一项以当时APA中27位著名心理学家为对象的调查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反宗教的(Keehn,1955)。总的来看,“二战”后美国国际地位的跃升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变迁,从各个方面为美国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提供了契机。新的生活方式体现的是新的时代精神。正是经由生活方式的改变,战后美国的社会变迁形塑了其社会性格。3.2 “二战”后美国社会性格的形成“二战”后美国社会变迁对其社会性格的形塑可以概括为“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首先,在物质方面,美国利用得天独厚的战后优势,率先达成了“发达工业社会”(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和“消费社会”。在这一现代社会形态中,人们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都已发生异化。生产和消费不再只是为了维持日常生活所需,而是为一个更加抽象的目标而服务,即：“繁荣与增长”。生产不断追求更高的、甚至远超需求的效率,而消费则追求创造出更多的GDP。在现代媒体和广告的辅助作用下,二者间存在的张力甚至可以“创造出”供需关系(奢侈品中的品牌效应以及与此相关的不必要消费行为就是十分直观的例证)。就二者的可计算性特点而言,可以说整个社会实际上都在追求一种抽象的、已经因异化而逐渐远离实际生活的目标,即：数字的增长。同时,在自我(self)与环境相协调(attune to environment)的作用下(Markus&Kitayama,2010),上述社会形态也不可避免地塑造着这一社会中具体的人同世界“打交道”的基本方式。这一基本方式可以被概括为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说的“单向度的(one-dimensional)思维与行为模式”(马尔库塞,1964/2015,p.50)。本研究将其简称作“单向度化”。更具体地说,这一“单向度化”又涉及两个层面。在相对表浅的层面上,“单向度化”具体表现为一种“趋同化”,即：生活在发达工业社会和消费社会中的人们在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上逐渐趋同(人朝向“抽象他人”6的单向度化)。在“自给自足”生产模式解体后的现代社会,这一趋同很大程度上正是通 过 消 费 行为 而 得 以 展开 的。鲍 德里 亚(Jean Baudrillard)指出,在消费社会中,商品除“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外还具有“符号价值”(陈嘉明,2006,p.335)。这意味着人们对商品的消费行为具有了一种在满足生活需求之外的象征意义。在追求这一象征意义的过程中,通过舆论、媒体、广告和社会比较,个人的消费行为实际上被(资本)操控了。而在面对(甚至对抗)这些力量时,个人通常是不自觉的和无能为力的。弗洛姆也曾将类似的倾向称为机械趋同(automaton conformity),并认为这是现代人为了克服孤独感而逃避自由的一种重要机制(弗洛姆,1941/2015,pp.122123)。这揭示出在消费社会所营造的虚幻的“多元与自由”背后,恰恰是人的“单向度化与不自由”。而在相对更深的层面上,“单向度化”还具体表现为一种“物化”,即：在不断追求效率、业绩的社会中,人逐渐被肢解为若干变量的组合,在不断被操作化和数字化(量化)处理对待的过程中,最终异化为“物”(人朝向“物”的单向度化)。这一更深层次上的“单向度化”是伴随自然科学的操作主义(operationalism)与社会科学的行为主义(behaviorism)而出现的。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概念处理上的“全盘经验主义”。那些无法被操作的概念因而被逐出思维(马尔库塞,1964/2015,pp.4951),剩下的只有能够按照操作主义和行为主义被以第三人称方式明确表征出来并加以把握的、碎片化的经验事实。通过操作主义和行为主义来定义“人”时,人就被简化为了“物”。这种简化有时甚至是主动发生的。弗洛姆就曾指出一种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日益凸显的市场取向(the marketing orientation),即：“人把自己当作一种商品,并把个人的价值当作交换价值”(弗洛姆,1947/1988,pp.7879;郭永玉,2022)。从根本上说,发达工业社会对人的“单向度化”是为了方便维持庞杂“社会机器”的运行秩序,以追求更高的效率和产出。马尔库塞曾举例说明发达工业社会中“工人对工作条件和工资的怨言”这一问题,如何经由操作主义的转译被约简、切割成了许多特定的陈述。原初问题的整体意义在转译中被抹除,而正是这种操作使(对该问题的)“治疗”成为可能(马尔库塞,1964/2015,pp.161163)。综合上 6 例如种种抽象的“成功人士”、“精神贵族”、“拥有高品质生活的人”、“前卫的人”,等等。1734 心 理 学 报 第55卷 述“趋同化”与“物化”两个层次的含义,本研究将“单向度化”7作为美国战后社会性格的第一个特征。其次,在精神方面,传统宗教信仰的衰退为战后美国社会逐渐步入价值无政府主义铺平了道路。当对一个人的评价不再由其信仰的虔诚与否及所属教派所主导时,个人的受教育背景以及他在现代社会中的胜任力则变得日益重要。出现于上世纪50年代的常春藤盟校(The Ivy League)反映出那个时代美国社会对精英教育的重视。也就是说,对知识的崇拜逐步取代了对上帝的崇拜。对知识的崇拜在根本上是对理性的崇拜。借助启蒙理性的力量,西方文明摆脱了中世纪神学的束缚。正是基于启蒙理性的一整套制度设计,西方文明才得以步入现代化(modernization)进程。现代化进程背后是现代性(modernity)的展开。韦伯指出,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世俗化(secularization),其表现是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即宗教世界观的瓦解与世俗文化的产生。它所带来的“理性化”结果,就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裂。即人们的行为不再以理想的价值为指引,而是以现实利益为追逐目标,在科学崇拜的背景下,相信通过计算可以获得一切。现代性使人变得越来越工具化(陈嘉明,2006,p.342)。“二战”之后美国社会所崇拜的正是这样一种异化了的工具理性。这种对工具理性的崇拜其实是由欧洲社会开启的时代精神在美国的延续。胡塞尔(Edmund Husserl)在“二战”前就已辨认出潜藏在这种崇拜之中的“危机”(胡塞尔,1976/2001,pp.1517),而作为战后西方阵营中心的美国则将这种崇拜推向了极致。在社会学的语境下,韦伯又将“工具理性”称为“形式合理性”,将“价值理性”称为“实质合理性”,以此强调工具理性“在技术上的可计算性”(陈嘉明,7 在“信息时代”或说“后工业时代”的今天,美国社会性格(也包括许多其它现代社会)中的单向度化特征实际上日益加深了。依托互联网和物流的便利,“脸书”(Facebook)、“油管”(YouTube)、“亚马逊”(Amazon)等渠道使生活方式的传递变得更为迅捷,这也促进了全球化浪潮下的趋同化;而诸如“大数据”(Big Data)、“元宇宙”(Metaverse)等新奇事物的出现,从技术上进一步实现了对人的物化(数字化)。有资料表明,数据公司Acxiom将3亿(几乎是所有)美国公民的个人数据作为商品进行交易。在新兴技术为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现代人似乎本身也越来越认定自己是可量化、可测量、可操控的客观事物。诸如“调节情绪”、“释放压力”和“提高效率”这些流行的表述均能为此提供间接证据。由此也可以看到马尔库塞理论的预见性及其对当代的重要意义。相关资料见：韩炳哲(Byung-Chul Han)在 精神政治学(2019,p.16,89)中的考据和讨论。2006,p.108),也即“可操作性”。它强调方法、过程而忽视实质与内容,代表着“方法中心主义”的倾向。即只要认识活动(的过程)符合操作、运算和推理规范,则被认为是合乎理性的,其结果与结论便也是可信的。在这个意义上,工具理性的崛起意味着,原先只是为了达成目的的“手段”(比如技术),现在却成为了目的本身;对形式(或过程)的强调原先只是为了确保本质的可通达性,而现在形式却直接被等同于本质(例如,当代心理学研究者倾向于以对某一心理实体下操作定义的方式,而“终止”人们对其的任何形而上设想,就反映着这一点)(舒跃育 等,2019)。作为一种思维与行为的基本模式,“追求工具理性”指的正是这种“以手段取代目的,以形式取代实质”的倾向。从这个角度来看,战后美国 社 会 对 工 具 理 性 的 追 求,填 补 的 正 是 尼 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所谓“上帝死了”之后留下的精神空虚。人们转而“信仰”这一异化了的理性,来获得存在的确定感和生命的意义(尽管这一异化了的理性本身恰恰是拒斥意义的)。于是,科学技术理所当然地被视作“万能灵药”,世俗化与功利化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这一“追求工具理性”的倾向,恰好可以解释美国及许多其它现代社会中“知识的商品化”现象(包括心理学知识在内)。据此,将“追求工具理性”8作为战后美国社会性格的第二个特征。此外,“二战”之前美国文化的固有特点在战后美国社会性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概括起来这些特点主要包括“实用主义”与“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的态度集中体现于美国本土哲学中。詹姆斯(William James)认为实用主义最根本的原则就是根据思想、概念、命题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来决定其意义(张汝伦,2020,p.147)。而在谈及社会制度时,杜威(John Dewey)曾说“一切政治制度和工业制度的最高检验标准就是它们有助于每个社会成员的全面成长”(Dewey,1971,p.186)。可以说,实用主义为前述战后美国社会性格中“追求工具理性”特征的形成提供了文化基础。另外,美国文化的确十分强调创新,近、现代许多影响世界的发明家都是美国人。但这种强调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8 与“单向度化”稍有不同的是,在“追求工具理性”这一性格特征的形成中,还体现出“实用主义”这一美国固有文化特点的作用。这一文化基础作为背景因素,有利于战后美国社会在精神方面的变迁下,形成“追求工具理性”的性格特征。见后文中对“实用主义”的讨论。第10期 刘文鑫 等:二战之后美国心理学科学主义范式的形成与巩固基于社会性格的分析 1735 就是基于个人主义。被誉为美国精神奠基人的作家兰德(Ayn Rand)在1943年出版了小说源泉。小说结尾,代表美国创新精神的主人公洛克清晰地阐述道,“头脑是个人的属性。并不存在所谓集体的大脑这种东西”(兰德,1993/2013,p.882)。该部分是整部小说的高潮。通过阐述“基于个人主义的创造”这一美国精神,洛克在审判中被无罪释放。利科(Paul Ricoeur)早已通过精彩的论述说明了虚构故事对现实的模仿(利科,1981/2012,pp.254255)。而 源泉多年来在美国的畅销也反映出民众对书中个人主义文化的强烈认同。鉴于文化对心理(人)也具有塑造作用(Markus&Kitayama,2010),本研究将这一美国社会性格中由个人主义文化塑造而来的特征概括为“个体优先”9。个体优先不仅仅指在决策时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更是指像洛克那样“以个体为出发点”的思维及行为模式。据此,将“个体优先”作为美国战后社会性格的第三个特征。综上,“二战”之后美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透过美国文化的固有特点,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形塑了其社会性格。这种社会性格的核心特征是：单向度化、追求工具理性,以及个体优先10。至此,假设的前半段(社会变迁形塑社会性格)已得到论证。不难发现,上述战后美国社会性格的核心特征与科学心理学的主要特点之间存在呼应。科学心理学基于还原论立场,通过量化方法对心理与行为的“描述和解释”,本质上就是一种对心理的复杂性进行“单向度化”处理的过程;而基于评估、操控变量所实现的对心理与行为的“预测和控制”,则充分体现出心理学知识的“工具理性”意味;此外,科学心理学基于原子论割裂整体的研究模式,以及通过对集体语 9 这一“文化通过传承而形塑心理”的过程,也即李泽厚所说的“或强迫、或自愿、或自觉、或不自觉地积淀”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个体优先”可被理解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cultural-psychological formation)”。参考李泽厚在人类学历史本体论(2016,pp.449450)中的相关论述。10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本研究中无论是单向度化、追求工具理性还是个体优先,都是指一种思维和行为的模式。尤其后两者中的“追求”与“优先”这样强调动作(或倾向)的表述,将其同可被视为价值观的“工具理性”和“个人主义”鲜明地区分开来。尽管当代心理学对人格的定义仍难统一,但就经典定义而言,人格至少包括“思维(思想)、行为的独特模式”这一层含义。而在弗洛姆的思想体系中,人格同样也是气质与性格的上位概念。但弗洛姆也在另外一些论述中将性格(取向)直接等同于价值观。为避免混乱,本研究在对性格进行界定时采取当代心理学的立场。参考郭永玉等在人格理论(2021,pp.23)中的论述,以及弗洛姆在为自己的人(1988,pp.6467)和占有还是存在(2021,p.9)中的相关论述。境(context,例如社会、文化、历史)的变量化操作继而将其“剥离于个人之外”的思维模式,则反映出“个体优先”的基本原则。根据对这些特点的分析可以推理出,这种社会性格对心理学乃至精神学科的期待是能够为社会的运转提供一种机械般的确定性。具体来说,就是科学主义对精神世界的“祛魅”,即“心理的世俗化”。马斯洛(Abraham H.Maslow)在1954年谈到的事件可以支持上述推理。当时美国国会试图设立一个全国研究基金会,但许多物理学家建议所有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得享受基金会的利益,理由是这些学科不够“科学”(马斯洛,1987/2012,pp.242243)。在对美国战后社会性格进行分析之后,下面将对假设的后半段(美国战后社会性格促进科学心理学在美国的发展)展开详细论证。4 美国战后社会性格促进其科学心理学的发展 按照前文的分析与假设,“二战”后美国社会性格促进了美国心理学科学主义范式的形成与巩固。在对这一假设进行论证之前,有必要先对其论证方法的特殊性作一简要说明。在前文已完成论证的模型前半部分中(即：社会环境社会性格),模型的逻辑起点(美国“二战”后的社会变迁)与论证起点(与社会变迁相关的史料)是对应的。然而在接下来将要论证的模型后半部分中(社会性格思想),模型的逻辑起点(美国“二战”后的社会性格)却无法作为其论证起点。这是因为,我们无法由抽象的社会性格推导出具体的美国科学心理学发展史。因此,与弗洛姆分析“一战”后德国权威主义性格和纳粹理论、制度间关系的做法相同11,本研究在接下来的论证中,也以史料(在本研究中即“二战”后的美国心理学史)作为论证起点。通过分析“二战”后美国心理学发展过程中在宏观及微观层面上所体现出的战后美国社会性格特点,回溯出社会性格对科学心理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回顾心理学史,无论是“二战”后美国心理学在宏观层面表现出的“应用性”倾向,还是其微观层面学派变迁背后的潜 11 弗洛姆在论证“一战”后德国权威主义社会性格促进纳粹主义在德国的蔓延和稳固时,所采取的策略是：从纳粹主义的理论、制度,希特勒、戈培尔的言论(包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以及“捷克危机”和战争中的其它史料出发,寻找其中体现(express)出权威主义性格的部分进行细致分析,以论证其理论模型的合理性。见弗洛姆在逃避自由(2015,p.152,157,pp.146148,154155)中的论述。1736 心 理 学 报 第55卷 在逻辑,均能为模型后半部分提供证明。4.1 战后美国心理学的“应用性”倾向“二战”在整体上促进了心理学的发展与应用。战争期间,约有1250名心理学家全职投入与国家非常时期有关的心理学工作(Flanagan,1952,p.2)。其中,美国心理学史家波林(Edwin Garrigues Boring)就曾在1943年组织编写了 战士心理学,出版达38万册。而与战争有关的研究课题,如军事心理学、工程心理学和心理测验等,也在政府及军方的支持下取得了巨大发展(吉尔根,1982/1992,pp.5053,58)。战争结束后,一系列美国战后遗留的现实问题又一次迫使政府向心理学寻求帮助。退伍军人的心理创伤和安置问题加重了美国社会对临床心理学的需求(吉尔根,1982/1992,p.48),政府也通过退伍军人管理局的规划增加了对临床心理学的资助。而战后10年间美国社会对心理健康的巨大需要又加速了心理学工作者的职业化,临床心理学家开始进行科学研究并借助心理测验(吉尔根,1982/1992,pp.5758)。战后人口的增加以及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竞赛,促进了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这期间美国心理学尤其关注对天才、创造性和学习过程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目的性很强,旨在为美国识别和培养有前途的学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