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赋权：乡村振兴背景下...女共富学堂”项目为分析对象_袁方成.pdf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166期）2023（4）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整体性赋权：乡村振兴背景下妇女发展路径创新以“留守妇女共富学堂”项目为分析对象袁方成，李敏佳（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摘 要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群体之一，广大妇女不仅分享发展成果，也扮演着重要的建设者角色。基于“个体组织环境”分析框架，通过对“留守妇女共富学堂”妇女发展项目的深度发掘，研究发现，整体性赋权强调以服务对象的“问题与需求”为中心，将个体放置于社会生态环境中，着眼于群体的长远发展，关注个体赖以生存的家庭、社区和社会层面，通过提升经济地位来增强行动能力、培育自组织以强化伙伴互惠关系，并创建外部发展环境形塑赋权格局，明确赋权对象、赋权目标与赋权过程间的对应关系，实现助人互助的赋权目标。在乡村振兴的整体推进过程中，通过赋权改变群体权能弱化、地位边缘化与心态惰性的局面，探索创新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关键词 乡村振兴；整体性赋权；社会工作；妇女发展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3）04015611DOI编码：10.13300/ki.hnwkxb.2023.04.0162020年底，随着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我国“三农”工作重心发生历史性转移，乡村振兴新征程开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农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阵地。乡村振兴在我国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集中贯穿、融合并代表了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战略规划。推进乡村振兴成为一项巨型的系统性社会工程。从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的脱贫目标到旨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乡村振兴，农民的主体性作用愈发凸显。客观上看，随着中青年劳动力不断向外输出，流动性将成为农村社会最为突出的结构性挑战。农村地区日渐呈“空心化”“留守化”趋势，乡村妇女或被动或主动“留守”，成为对农村发展影响最大但负担最重、受到关注却最少的群体1。现阶段，留守妇女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被市场机制和国家政策筛选后的“剩余”群体2，不管在实践还是研究中，留守妇女角色依然是原子化、边缘化的3。随着国家大力倡导社会力量助力乡村振兴，留守妇女发展迎来新的机遇。早在2018年，全国妇联就下发 关于开展“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的实施意见4，明确实施“农村妇女素质提升计划”，动员农村妇女积极投身乡村振兴战略；2021年，国务院颁发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5，提出引导女性农民争做乡村工匠、能人、手工艺人、农技协领办人和新型农业经营管理能手，这些政策信号无不释放出国家对妇女在乡村振兴中所扮演角色的期待与重视。近年来，学界对农村妇女贫困议题保持持续关注。阿马蒂亚 森曾指出，“贫困源于贫困主体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可行能力”6。贫困不再被单一化为财富匮乏，权力匮乏同样会导致贫困。当前，文化知识匮乏、主体意识欠缺、能力微弱等非收入形态的多维贫困依然在农村妇女身上存在7。然而，留守妇女并非没有能力，而是缺乏引导，以至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与话语中失去对生活的掌控。收稿日期：20230128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研究”（22BDJ114）。第4 期袁方成 等：整体性赋权：乡村振兴背景下妇女发展路径创新在这个意义上，妇女赋权减贫恰是一种资源和能力导向的贫困干预机制8。因此，通过赋权而非单纯终结贫困成为乡村振兴背景下妇女发展的重要路径。强调“助人自助”理念、尊重人的权利与价值，注重人的能力建设的社会工作者，也自然成为赋权妇女的重要角色。2021年6月，“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 提出鼓励引导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志愿服务组织积极向乡村提供民政公共服务，共同推进乡村振兴9。可以预见，伴随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将成为社会工作的重要实践场域。如何通过社会力量赋权农村妇女以助力乡村振兴成为新的实践关切。为回应这一问题，本文选取了湖北省YN社工的妇女赋权案例。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一家由义工队伍发展而来的本土社工机构，其专业性不强、资源存量也不高，但却在妇女赋权行动中取得了突出成绩。在项目实施过程中，YN社工为何能充分调动农村妇女参与的主动性、创造性？如何发掘留守妇女被隐没的权力，并最终推动留守妇女走上自我发展的振兴之路？在乡村振兴这一新时代背景下，社工赋权留守妇女的路径出现了哪些变化？又有哪些创新路径可供提炼并借鉴？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既是迫切需要跨越的实践关口，也是乡村振兴领域中亟需阐释的理论命题之一。本文试图在整体性赋权的框架下，分析案例中社工赋权妇女的策略及主要经验，反思与阐释社工赋权所面临的深层次矛盾与亟待解决的新问题。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打开社会力量助力乡村振兴的有益思路，更有利于为广大社会工作者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一、整体性赋权：一个整合式框架1.赋权与妇女赋权“赋权增能”这一概念最早由Rappaport提出，他认为赋权增能是指个体能够尽可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10。赋权语境中强调的权力既非政治意义上对他者的支配权，也非法律意义上的权能与利益。自该概念提出以来，赋权理论的研究和相关实践迅速拓展。在赋权理论中，当一个人没有能力运用资源、知识和技巧解决自身问题或有效地适应环境时，那么他/她就处于权力缺失的状态。赋权理论一方面起源于“自助”和“互助”两个传统，强调人自我帮助与互帮互助的向度，另一方面赋权理论的兴起也部分存在于自我意识提高与文化抗争中11。针对20世纪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及群众抗议，Solomon将赋权定义为：降低或消除个体因作为被污名化的团体成员而遭受的无权状态为目的的一系列活动12。保罗 弗莱雷提出“批判意识的觉醒”13，认为赋权首先应谋求的是系统性的改善。可见，在西方，赋权这一概念与个人主义及个体权能密切相关，是带着反不公反压迫的批判性实践14，尽管赋权相关的各种概念和领域互有差异，但其具有政治性向度15这一特性毋庸置疑。应用在社会工作中，赋权则指以个人及其社会环境为双重工作焦点，并以被“去权”的弱势人群为工作对象，通过提供技术与情感支持提升服务对象能力强调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伙伴关系以及权力在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 16。随着女权主义及妇女运动进一步兴起，加之妇女因社会结构、社会定位以及历史原因处于弱势地位，不管在实务界还是理论界，妇女赋权议题均广受关注。妇女赋权强调的是既不是权力的赋予也不是使之拥有统治别人的权力，而是使妇女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进行选择，通过自身能力掌握物质及非物质性资源，以增进妇女的自我意识、尊严、幸福感17。尽管赋权本身并非一种既定的传统社会工作手法，但由于同样强调对弱势群体的帮助与扶持，在社会工作领域不难发现多样化的妇女赋权案例。如今，国内也出现了直接运用赋权理论探索农村妇女发展的研究18。在妇女赋权的具体策略上，有学者从合力赋权19、制度增权20、信息增权21等维度展开讨论；但也有学者指出，当前存在的单一维度的赋权倾向忽略了妇女个体之间的差异，易带来对妇女个体的边缘化；在赋权工作中，有的社会工作者易将同一种理想化的经验强加到不同妇女身上，因外来者与主体关系处理不当而造成服务对象的依赖22，且赋权概念背后对社会结构的反思经常被忽视23，应考虑中国特有的“家文化”对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的深刻影响24。另一方面，赋权理论和模式的多样性，也157（总166 期）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反映了当前针对赋权的相关概念还未形成明确的定义，在实务操作上也未形成一致看法与统一路径。因此，必须针对不同历史与现实情境，把握好服务对象之间的异质性，针对性地为其建构多维度的赋权支持体系。2.“个体-组织-环境”：整体性赋权框架“整体性”源自公共管理领域“整体性政府”“整体性治理”等概念。在新公共管理时期，个体主义思维方式的滥觞及其产生的治理碎片化直接刺激了整体性治理的兴起25。整体性治理是在风险社会背景下，为解决棘手难题而进行的治理结构的重建26。相较于个案、小组、社区等专业实务手段，赋权在社会工作领域亦是一种整体性理念的体现。有效的社工赋权同样将最大限度地寻求通过协调和整合以提高效率。不论是“整体性赋权”还是“整体性治理”，都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本文援引整体性治理概念，意在强调其对传统化、功能化组织边界的跨越。整体性赋权不仅在理念、组织和技术层面传承了传统社会工作的工具理性，也体现了现代治理中对人的价值的基本关照。整体性治理所寻求价值理性的回归建立在公民身份的重建之上。同样，对妇女赋权也旨在促进妇女意识觉醒，强调妇女才是赋权的根本主体。社工如何激活妇女能量，推动其形成自我权能重建的共同意愿与行动才是关键。作为致力于帮扶弱势群体、促进人与环境融合的专业社会技术，社会工作在价值理念和发展目标等方面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在乡村振兴实践中，社会工作者更需要抓住赋权这一重要手段，为提升村民个体、家庭和集体福祉开展行动。单向支持或者二元对立的传统赋权模式并不适用于乡村建设的场域，只有运用整体性、多样化的创造性方法服务于人和社区，将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方法与实务模式和本土的村社区实践相结合，社会工作才能展现不一样的专业形态，真正助力乡村共同体形成与复兴。当前学界研究多以驻村的外来社工机构为主体，并以成熟的项目框架应用为讨论起点，探究社会工作者如何帮助妇女进行能力建构，但对乡镇本土社工赋权妇女的实践关注不足，特别是结合乡村振兴发展背景，对社工如何应用赋权理论未进行深入刻画。笔者提出了“整体性赋权”理论框架（见图1）。在此，笔者将其归纳为三层含义：第一层是指以妇女的主体性需求为第一导向的赋权理念；第二层含义是就妇女主体性提升而言，在妇女群体间培育自组织，达到助人互助的目标；第三层含义意在提出为长远地解决并落实妇女赋权问题，乡镇政府、妇联组织、市场资源、社工机构之间应合作分工，加强对妇女赋权的社会环境营造。图 1 整体性赋权框架158第4 期袁方成 等：整体性赋权：乡村振兴背景下妇女发展路径创新YN社工服务中心位于全国最大的水利移民集中安置区，作为全国移民第一镇，该区享有较高知名度，Y省也将其列为省级战略发展地区。该区总人口共11.3万人，其中移民村38个，移民占该镇人口80%以上。由于人多地少、资源贫乏，直到21世纪初，当地还是全省最贫困的乡镇之一。但就是在这样一个欠发达的地区，2007年出现了全省最早的乡镇义工队伍YN义工队，作为直面乡村社会的本土社工机构，YN社工与基层群众的互动最为密切，一直秉持“连接城乡、互助共进”的宗旨持续推动着乡村建设。为更好开展活动，YN义工队于2018年正式注册为YN社工服务中心。如今，该社工驿站已成为Y镇乃至全市一块响亮的公益招牌。与以往侧重于探究外来社工机构如何入驻乡村并为妇女赋权的案例不同，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由本土社工机构即YN社工中心承接当地作坊并将之孵化转型的项目，目标是通过支持妇女创业、从事相关手工业劳动以产生减贫和赋权的效果。该项目运作成本低，但依然实现了良好运转，短短两年间实现营利30万，带动村妇女就业近百人次。目前长期于社工基地参与工作的妇女成员有50位，项目成员月平均工资在1500元至3000元间。尽管该地区已兴起了不少企业工厂，并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产业振兴。然而，对于有家庭负担且能力偏弱的留守妇女群体而言，现有的产业发展仍不能满足其就业需求。而YN社工发起的“留守妇女共富学堂”项目不仅缓解了项目成员家庭经济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村就业压力。尽管项目只开展了两年，但其效益已扩大至周边乡镇，吸引了不少周边业余劳动力前来参观学习并将其带回家乡。本文采用访谈和参与式观察，将研究者置身于研究场景中，接近并试图理解研究对象，描述人们在现场的行为和语言，并力图从研究对象留守妇女的角度去解释行动及其项目意义。2022年5月与6月，受疫情影响，笔者对YN社工负责人以及项目组长开展线上访谈与了解；7月，笔者赴YN社工基地开展了实地调研，共访谈包括YN镇人大代表、YN社工秘书长、项目社工、项目组长以及参与项目的留守妇女6人。此外，笔者还在项目基地对妇女的工作过程进行了田野观察和记录。8月，笔者利用撰写该市百名优秀职业女农民申报材料的机会，与研究对象有了更深的接触与认识。2022年底，为补充案例信息，笔者对调研对象进行了回访。本文的目的既非叙事性地讲述社工如何开展设计并运行相关项目，也非旨在说明妇女经济地位的增加是否以及如何改变妇女的地位，而是希望通过介绍和分析这一案例，展示如今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其为社工描绘的赋权的可能图景及其背后逻辑。二、案例呈现1.项目源起：激活留守妇女自我赋权底气（1）及时介入:场地提供与项目场景打造。有别于借由政府购买形式进入或直接引入成熟的项目框架，YN社工赋权妇女的项目源于对当地妇女的一次“支援”。2018年底，因双亲生病不得不返乡的张女士，为贴补家用，租用了场地用于手工品制作。工作开展不到一年，便面临房子涨租，需重新择址的困境，此时YN社工恰好正策划赋能留守妇女相关行动以响应乡村振兴号召。在张女士支撑不下甚至想中断工作时，工作坊一成员将情况告知YN社工。YN社工成员当即力邀张女士及其团队入驻基地。一边是需要服务对象进驻的项目，一边是急需场地开展工作的妇女群体，在双方接洽下，YN社工通过提供场地、承担工坊管理费用、配备项目社工、撰写行动方案等架构赋权的起始处境，私人作坊开始转变为“留守妈妈手工坊”项目。（2）信心建构：互助场景创设消除妇女工作顾虑。社工的及时介入给了张女士极大的支持。但对YN社工而言，将私人作坊改造成社工项目，并要在孵化过程中实现对妇女的赋权增能，却并非仅靠提供场地便能实现的。对群体进行定位并回应其具体需求是首要任务。YN社工秘书长表示，当地妇女大多因家庭需要不得不留驻乡村，“上有老下有小”的重担是影响妇女有效参与项目的一大阻碍。项目开展初期，159（总166 期）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时不时就有成员想退出。如何建构其参与信心，免除妇女工作顾虑是工作面临的第一难题。一次，在培训现场角落，社工发现了一个小孩的身影。经询问得知，由于家中无人照料，妈妈无奈将其带至工坊。抓住“一老一小”这一痛点，YN社工开发了涵括留守老人与儿童的服务项目，负责人甚至直接表示：只要姐妹们愿意做，社工可以帮其照料老人小孩。这极大消减了妇女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的顾虑：“我们也遇过很难的时候，但会长直接跟我们说，只要安心在这里做，其他的一切他们都替我们搞定，什么都不用操心。（这让我们）很感动，所以也是很想做好。”（访谈记录，20220707）社工还表示只要掌握技能，无需“坐班”，便可将材料领回家中加工，这不仅充分适配了妇女的切身需求，更减轻了留守妇女的家庭照护与经济压力。尽管彼时团队仅有四五人，但YN社工为其提供的情感支持与鼓励，依然给足了妇女们发展信心。2.项目发展：消减留守妇女“缺权”状态（1）人员招募：从自行宣传到借靠妇联力量扩大项目知晓度。社工赋权从来都不是一种静态结果，而是一个动态的助力过程。“虽然他们已经有一定基础了，但我们确实也想搞好这件事，所以要看他们还欠缺哪些方面。”（访谈记录，20220525）在进一步接触中，YN社工发现项目仅在张女士及其朋友间开展，不成规模的小作坊难以获得长期发展的动力。但由于社会关系单一、支持网络薄弱，留守妇女往往缺少调动周边资源的意识，信息获取、扩散能力均不足。为推动更多在地妇女参与，YN社工进行了宣传推广，并在公众号与当地论坛上招募人员。然而，报名人数比期望值低得多。长期的工作经验使YN社工意识到，出于对“社工”角色的模糊性与陌生性，且项目效益还未能较好呈现，村民可能对社工机构缺乏信任，建立服务关系面临挑战。由是，YN社工转而寻求为群众所熟悉并充分信任的角色妇联为其背书。YN社工向妇联部门展示了项目情况与预期效益，获其支持后，将村民认可的制度化组织系统延伸到手工坊这一微场景，“应该说每个村都有妇联的，所以跟妇联对接后，我们就开始在村妇联群里发布。他就算不相信我的话，也会相信妇联啊。所以妇联进来，工作就变得很好开展了。”（访谈记录，20220525）YN社工积极对接各类社会资源，扩大项目知晓度，提升招募人员的效率与质量，促使项目步入正轨。为提升妇女群体的专业技能，YN社工又进一步对接市场资源组织技能实训，并邀请该市著名乡村女企业家讲述自身创业故事，鼓励大家消除疑虑克服障碍，以激发项目成员内在潜能，使其逐步从“缺权”困境中跳脱出来。（2）自组织培育：从沉默的大多数到活跃的小团体。赋予妇女发展底气，并通过资源桥接消减其“缺权”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赋权进程，但项目落地后新的难题再次出现。由于农村妇女习惯于田间劳作，对手工艺品的技能掌握并不熟练，一方面工作效率低下，另一方面产品质量无法得到有效保证，这造成了对接厂家的不满，而妇女辛苦良久却拿不到相应酬劳，更极大挫伤了参与热情，有成员甚至直言“这活干了没意思”。她们要么选择放弃，要么等待社工为其解决问题。“我们本来想的就是只需要进来干就好了，没想到厂家有这么多要求，审核这么严格，那个时候心里也不太舒服，如果他们（指社工机构）不帮忙，我们也不想继续了。”（访谈记录，20221229）但在社工看来，尽管其有着资源链接的优势与义务，但如果问题一出现就帮其解决，不仅易造成服务对象依赖心理，无法保持组织持久运转，更遑论达成对妇女群体的赋权目的，这给了YN社工不小的压力。“我们想达到的目标，不是怎么帮他们解决问题，而是怎么才能让他们有能力自己解决面临的问题。向我们求助的，虽然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但还是觉得可以转变，这确实比较困扰我们。”（访谈记录，20220525）秘书长表示，赋权与助人自助理念一脉相承，重点都在于让服务对象获取掌控生活的主动权。因此，YN社工始终避免将自身作为主导者，而是试图将妇女群体培养成自组织，使她们真正成为行动主体和决策主体。培育自组织第一步，是推进团队领袖培育。在这一事件中，YN社工引导其挖掘群体中的“熟人网络”资源，尝试自行联系以解决问题。“像春哥他们了解到，我爱人老家有很多手工厂，我们关系也比较好。所以就鼓励并指导我怎么去联系。最后我们商量出来是，如果有时候我们的产品没办法供160第4 期袁方成 等：整体性赋权：乡村振兴背景下妇女发展路径创新应上，可以从老家那边先拿货补上，到后来我们就直接跟这些厂家签合同，项目好开展多了。”（访谈记录，20220603）之后，YN社工任命张女士为项目组长，使其承担招募、面试、资源链接等统筹工作，又向省妇联推选其为市百名优秀职业女农民，充分释放了成员能量，更使其拉到了能为组织所用的长期资源。此外，YN社工将培训固定化，不仅稳步提升留守妇女的就业技能，更为其创设与外界学习交流的场域。日常工作之余，YN社工还协助妇女团体组织文娱活动。在回访时，张女士提及刚结束的茶话会：“每天只干活也是很枯燥的，我也想给姐妹们搞点活动，但不知道怎么做，春哥推荐了这个茶话会形式，还自掏腰包了一部分，有小蛋糕，还搞了些饮料，大家聊得好开心。”（访谈记录，20220603）如今，手工坊已不单是实现经济创收的物理空间，而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交往圈，更是留守妇女情感慰藉的互助单元。一名参与者提到，“虽然手工活可以带回家，但在这里和姐妹们一起干活，没事聊聊天嘛，感觉也很充实，在生活中难免碰到烦心事，有些事说出来也舒服点，大家能帮上的也会相互帮忙，感觉参与进来后精神上充足了不少。”（访谈记录，20220603）3.项目提升：去除标签化推动农村妇女增权YN社工不仅是陪伴者、实践者，更是观察者与反思者。推动项目落地后，YN社工还未能完全退出。项目诞生之初，其将原名“顾家手工坊”变更为“留守妈妈工作坊”，去除留守妇女“顾家”的固化标签，试图通过话语转述在观念上改变妇女意识，而从“手工坊”到“工作坊”看似仅一字之差，却将妇女定位为一名工作者、职业人，这使得她们在认知上得以逐渐修正自我形象。这一名称沿用了长达一年之久，YN社工又着手变更，进一步升级“工作坊”为“共富学堂”，并将“留守妈妈”这一称谓改为“留守妇女”，一方面积极呼应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且体现项目“共学”特质；另一方面，也通过隐去“妈妈”这一角色标识，在话语表达上凸显妇女主体性。当被问及对不同名称看法时，一位成员表示“以前也没什么感觉，但改过来后听着确实顺口多了，姐妹们平时也有在聊，除了顾家也要顾好自己，虽然我们没什么文化，但我感觉在这里很多观念都慢慢在发生转变，也比之前更珍惜自己。”（访谈记录，20221229）正是到此时，YN社工才真正在行为权能与话语权建构的双重意义上，达成留守妇女赋权目标。三、案例分析纵观项目开展，YN社工通过提升妇女经济地位实现个体赋权，激活群体间相互关系实现组织赋权，以及创建系统性的支持网络塑造妇女发展环境。在这个意义上，整体性赋权是一种渐进的而非激进的，柔和的而非刚性的，是以内生发展为主、外力促动为辅的方式。当这一团体开始运转后，多数工作可以依靠妇女自行解决，YN社工无需过多介入。同时，因顺应政策的号召与时代发展的需求，YN社工的赋权过程得到了正式权威的肯定与支持，村庄愿意支持以实现自身发展诉求与国家政策的衔接，项目得以更好地推进。1.个体赋权：助人自助实现妇女主体权能重建受社会、家庭结构以及传统观念影响，留守妇女极易被隔离在社会生产实践之外，她们通常顺应“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留驻乡村照顾家庭，而丈夫则出外赚钱养家。无法通过提升生计能力把控生活，这使很多妇女长期处于权力缺失状态。如一名妇女成员在访谈中提到的，因缺乏经济来源，其每次向丈夫要钱都只能小心翼翼，在家中话语权极低：“就是感觉没什么底气，得看老公脸色，花一点钱也要先尽着家里的需要。但也没办法说。”（访谈记录，20221229）事实上，贫困群体同样具有自身的价值与潜力，具有产生创造力和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关键在于如何给予其机会，激发其潜能。个体赋权，正是强调培育个人权力感和掌控感的重要性。因此，提升其经济地位成为改变妇女权力匮乏的第一要务。如前所述，农村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往往处于从属地位。因收入不高导致的家庭话语权缺失问题固然是某种应被改变的系统性社会现实，但恰恰在这一方面，中国的赋权实践展现出与西方分异161（总166 期）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路径。在西方文化中，基于个体主义这一重要的社会基本价值，当弱势群体遇到问题，其所指向与对抗的通常是某种社会结构的不公，提倡个人的独立与解放，不被既定的文化、组织与结构所圈定。而在中国，每一个个体的发展圈层是以己为中心往外延伸的，社会关系本身就是私人关系的叠加27。而在私人关系中，家庭正是最重要的一环。因此，社工赋权必须考虑而不是忽略中国特有的家庭文化因素对弱势群体的影响。事实上，留守妇女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取决于妇女的经济收入能力、个人素质以及文化价值观念等因素。很多能够增加妇女收入的创收活动，如若无法使其兼顾家务劳动，将进一步增加妇女负担28。项目负责人提到，每当提及一些新想法时，几乎所有的服务对象都会直接表示“要和家里人商量”。为妇女赋权的社工服务有时甚至需转换为家庭社会工作服务。对长期并将一直生活在乡村的妇女而言，只谋求性别结构、宏观环境的改变为她们带来的或许冲击大于收益。因此，YN社工遵循了传统乡村社区经济赋权的可行路径，即不尖锐地针对留守妇女在家庭责任承担上所遭受的不平等境遇，而是在尊重村情现实的前提下，首先助其在劳动付出中完成自我价值的创造与实现，通过提升经济能力以提升话语权，并不断地给予言语与行动鼓励使其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实现自我发展。其次，基于社区留守老人与儿童多的现实，培育了以留守妇女为主但又不增加其家庭负担的新就业模式，使其在经济创收的过程中能够同时兼顾家庭照料，甚至开辟儿童老人相关服务项目，吸纳成员家属参与，为其带来心理与情绪方面的支持。同时，YN社工还将成功走出乡村的女性成长经历纳入培训内容，利用榜样力量推动妇女意识到，她们可以不止于被动地作受益者，而同样可以作为直接参与者进行自我赋权，积极探寻摆脱生活困境的出路。当服务对象有能力获得并支配资源，能够自我决定并改变自身的不理想生活境遇，个人能力的不断增强和自信心随之提升，其与家人之间的互动逐渐增强，其家庭中的权力关系也会产生变化。YN社工也因此逐步实现妇女赋权增能目标。2.组织赋权：助人互助推动妇女群体间权力共享区别于政治性权力这一既定的存在，赋权概念中所意指的“权力”是一种掌控能力，这并非天然存在物，而恰恰产生于群体成员的互动之中。赋权中所强调的伙伴关系是一种双向的协调关系，其中便隐含着互惠、权力共享以及患难与共20。在赋权妇女的实践中，YN社工主动倡导符合妇女主体意识和主观意愿的参与模式，但微观层面的个体赋权只是整体性赋权框架中的第一维度。单纯的经济赋权也不一定会带来社会地位的改变。如何打破单一维度赋权方式，使权力内化于农村妇女自身才是关键。由于留守妇女长期生活在“差序格局”社会环境当中，社会关系缺乏、资源占有量少，且由于缺乏自我发展条件，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存量一般都低于市场的获利预期,因而难以对接外部资本8，这无一不限制着妇女的收入能力，也抑制着妇女的抗风险能力。而组织赋权恰恰强调着重发挥团体力量，尤其凸显其对个体的庇护和协助功能。一般而言，每个人都有隶属于某种组织的归属性需求，因此，组织赋权成为为留守妇女搭建关系网络、获取外部认同的第一手段。推动团队组织培育与建设不仅是赋权目标之一，其本身更是一种赋权的方式与手法，亦是YN社工所运用的重要赋权策略。除了为个体提升创收能力，YN社工更意识到在团队内部进行自组织培育的重要性。挖掘和培育本土人才和组织本身也是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和组织振兴的重要手段。“关键不是我们能做成什么样子，是这些妇女姐妹们她们自己能从中获得什么，要是她们内部能形成像共同体的存在，那才是我们想看到的。”（访谈记录，20221229）此外，由于社工要兼顾整个社工站的运营以及片区社会服务的提供，无法做到全程跟进项目发展，只有身处妇女群体中的成员才能够了解并及时地回应同伴的不同需求。因此，YN社工尝试培育团体领袖，引导其利用组织化的方式解决团队生存和发展问题。YN社工积极撬动妇女群体间的资源存量，引导服务对象利用熟人网络，并将之嵌入到自身资源链接的行162第4 期袁方成 等：整体性赋权：乡村振兴背景下妇女发展路径创新动中。在这一过程中，妇女们能够自行把控团队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并通过获取外界支持在内部建立彼此支撑的伙伴关系，以此提升妇女团体的组织建设能力，也推动成员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意识。张女士作为负责人，在工作中要承担如培训、清算货款等更繁重的任务，去年其父亲入院做手术，压力一涌而至，家庭工作无法一同兼顾。此时，是团队成员主动替她承担相关工作，包括与厂家对接、清点货物等，让她得以安心抽身。这对社工而言很是意外：“他们没有来找我提这件事（指张女士父亲生病），也没有来向我们求助，自己就动起来了，还运转得很好。我们知道后也很意外。”（访谈记录，20221229）在这一交往共同体中，大家在自力更生的同时互帮互助，在相互认同的范围内彼此关怀。“同样都是女人，我们知道一个家庭的压力有多大，尤其是丈夫在外的，里里外外都靠我们一个人。所以大家能帮多少是多少。”（访谈记录，20221229）当身处困境和面临问题时，她们开始能以“我们”而不是“我”存在，这亦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群体互助结构。过往普遍存在的乡村文化与氛围难以将原子化、弥散化、异质化的农民群体凝聚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而今，在妇女手工坊里，大家从独自生产生活的场景中到共同生产的空间，彼此陌生独立的个体逐渐被连接起来，不仅拓展了原有的行动空间，更创建了除固有的亲属关系以外积极的社会关系。在此过程中，个体开始关心团体的其他成员，并关注村庄层面的发展。这既成为乡村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更是社会工作者深度介入群体赋权的重要成效体现。YN社工为服务对象提供了来自社区、社会网络和工作伙伴的工具性资源，并协助动员妇女团体打造精神娱乐生活。事实上，妇女们并非没有除劳动以外的精神需求，然而，由于其长期局限于家庭与乡村世界，对于活动类型与开展方式均不熟悉。捕捉到这一情况，YN社工积极链接相关资源，推荐不同形式促成妇女集体行动。在提升妇女结社意识的同时，组织内部也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凝聚力。共富学堂成员开始尝试开展如户外徒步、姐妹茶话会甚至城乡交流活动等。一个用以获取生计的经济场所，在YN社工的引导培育下，成为建立情感连接的互助共同体。在共同学习与行动中，组织开始自主运转，实现了群体间相互的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赋权。3.环境赋权：支持网络搭建形塑立体的赋权格局区别于一些社会工作实务中经常出现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化介入取向29，YN社工重视项目可持续化，致力于将共富学堂发展成长期性项目。而项目的长期发展又必然要求社会工作者考虑社会、政治、经济等结构因素对妇女发展环境的形塑力量。作为在乡村世界的留守群体，农村妇女承担着异常繁重的生产生活重任。尽管通过创设生产场域，YN社工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妇女经济地位，激活了其自我发展的能量，初步改变了源于社会环境的压迫和排挤导致的妇女无权或失权状态。但倘若回到其所处的日常生活、组织及社区中，依然要面对不支持妇女发展的外部环境、漠视妇女权力的主流文化，则妇女赋权也只能是停留在项目场景，悬浮在留守妇女的世界中。妇女个体一方面不可能独立地完成赋权，也无法单靠社会工作者实现赋权。仅依靠帮助弱势群体增强识别能力或自我保护能力远远不够，只有在乡村社区环境中获得认可从而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和发展空间，妇女发展才能得到长远保证。简言之，除非能够使赋权制度化，为其打造并扩大稳定的支持体系，使之成为社区体系结构的一部分，否则赋权行为与其服务主体仍然有可能被边缘化。因此，在助人自助之外，更深层次的赋权应是为其创建更有利于发展的外部环境。YN社工之所以成功地赋权农村妇女，一方面在于其充分桥接了包括公共资源与市场资源在内的多元支持网络，引入外界资金，使项目得以持续运行。另一方面，在项目发展步入正轨后，YN社工并未止步，进一步争取政策性支持。通过进一步包装设计，不断向上申报，该项目不仅无须通过公开招投标竞争政府资源，反因其取得的良好效益被正式权威所认同，反向获取资源汇入。“一开始我们也没有说需要多少的支持资助，但是我们先把项目做了，做好了，政府部门看到了，也觉得很有意义，知道我们要向省里申报公益木兰时，也提供了很多帮助。”（访谈记录，20220525）163（总166 期）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随后妇女共富学堂项目成功入选省妇联公益木兰名录，成为市里唯一的上榜的项目。省级荣誉的获得成为对YN社工及项目最好的认可。通过开展在地化服务，YN社工推动项目向周边乡镇延展，形成联结不同主体利益的地方性项目，加强了个体与集体的连接，使本土的手工艺品制造业朝规模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妇女在社会环境中的实际地位改变是一个需要长期作用的过程，尤其是对留守妇女权力的漠视，导致留守妇女对乡村既没有形成统一认知也缺乏主观上的认同，很难期望其在一两年内会有大的变化。但外界的认同也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社区对妇女的看法。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多与关注度的增加，项目的影响力与知名度也不断扩大。2022年7月，Y市妇联主席组织市妇联执委及各乡镇妇联主席到访参观。外界的接触与进入，让学堂成员有机会向外来者讲述手工坊建设的故事，这无形中改变了妇女们以往的发声方式甚至不发声的模式，持续提升了妇女们的沟通交流能力和自信心。YN社工的实践不仅赋权了农村妇女，更满足了相关部门在提升妇女能力、推进乡村振兴方面的需求。因而，从市区再到乡镇一级，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妇联组织，开始对该项目及妇女群体倾注更多关注，这也在无形中提升了乡村社区成员对妇女发展的认同感。项目得以真正嵌入社区情境和群体网络之中，这又反过来巩固了妇女赋权成果。至此，留守妇女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自我狭隘，脱离沉默的大多数身份，离开传统主流话语所规训的位置，在能力重建、伙伴关系搭建以及公共表达的参与中逐渐锻造出真正的主体性，而这一主体性在个体、团体和组织之间的进一步联结中得以维系，并且有助于建构更有利于其发展的社会安排。四、结论与讨论当前，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以及国家大力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赋权农村弱势群体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和内生动力，社会工作在其间具有战略支撑的关键作用。妇女赋权，是在性别上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过程，也是让弱势群体获得更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的过程。但赋权不是静态的权力和资源的输入，社会工作者也并不拥有直接赋予留守妇女权力的能力与资本。正如西蒙曾在讨论社工演进历史中指出的，赋权取向的社会工作一直与施恩者以及解放者的传统角色进行竞争30。在赋权理论视角下，社工不应是单纯提供支持的给予者，也不应是与服务对象相对立的解放者，而是与案主一起建构属于他们的话语权，激发他们潜在的能力的陪伴者。本文沿用了赋权理论以分析本土社工赋权妇女实践，并基于现实案例进一步提出了整体性赋权的理论框架。区别于碎片化的行动策略，整体性赋权意图强调这样一个潜在但易被忽视的事实，即，“权力”从来都不是给予的，而是在不同维度被激发、被培育乃至被建构的。在技术维度上，整体性赋权中的赋权概念不是虚化的，它遵循一个可操作化的介入模式，从个体提升、组织培育再到环境塑造的策略间是相互贯通的。在价值维度上，整体性赋权区别于西方激进式赋权概念。在西方文化视域中，赋权理论更强调个人主义与民主价值，在具体实践中号召社会工作者协助服务对象反对现实压迫，争取应得权益。而在中国，社工本身亦是基层治理中的柔性力量，社会力量赋权的活动空间某种程度上是国家权力所让渡的。因此，本土的赋权模式整体是去政治性的。首先是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对特定群体的赋能助力，更要在助人自助之余，培育集体的力量，将个体放置于社会生态环境中，关注个体赖以生存的家庭、社区和社会系统层面的变化，与民众所生活的社会维度相结合，力争改变服务对象生活方式与思维观念，促进乡村社会的发展与繁荣。此外，组织自身的能力水平亦深刻影响其治理参与效能。在YN社工赋权实践中，其并非专门创设留守妇女组织以实现妇女赋能，而是真正从服务对象的需求出发，在有利于提升其经济能力的项164第4 期袁方成 等：整体性赋权：乡村振兴背景下妇女发展路径创新目场景中，从单纯的技术赋权到提供发展平台，逐步改变留守妇女权能弱化、地位边缘化与心态惰性的局面，彰显出社工本土实践人性化、非强制性和去行政化等柔性治理的特质，最大化地实现社工赋权介入效能，以此构建出符合农村社区实际的本土赋权模式。在整体性赋权框架下，社工与赋权群体建立的关系不是社工与服务对象的专业关系，更不是帮扶与被帮扶的主客关系，而是一种双方都互相信赖的良好关系。作为一种可能的群体赋权的新范式，整体性框架更强调个人与环境的互动，由此建构行之有效的、服务于本地的介入模式。但在该模式推广中，仍然需要冲破项目发展的固有障碍，如何保证其在社会工作者退出之后依然能够持续运转需要进一步审慎地思考与探讨。参考文献1吴惠芳，饶静.农村留守妇女的社会网络重构行动分析 J.中国农村观察，2010（4）：81-88.2汪淳玉，叶敬忠.乡村振兴视野下农村留守妇女的新特点与突出问题 J.妇女研究论丛，2020（1）：17-25，55.3闫红红，张和清.优势视角下农村妇女组织与社区参与的实践探索以广东省M村妇女社会工作项目为例 J.妇女研究论丛，2019（2）：44-54.4全国妇联.关于开展“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的实施意见 EB/OL.（2018-02-02）2022-09-20.https：/ EB/OL.（2021-09-08）2022-09-28.https：/ 森.以自由看待发展 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7穆莉萍，唐佳.社会工作介入贫困乡村社会治理的路径分析以重庆市城口县反贫困社会工作项目为例 J.中国社会工作，2018（6）：15-17.8陈宁.女性赋权与相对贫困治理 J.新视野，2020（2）：41-47.9民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十四五”民政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