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中学习技术与科学：启发%2C方法与技能访谈维比·贝克教授.pdf

访谈人物62科学文化评论第2 0 卷第2 期（2 0 2 3）：6 2-7 9在社会中学习技术与科学：启发，方法与技能访谈维比贝克教授邢麟舟访谈、翻译整理访谈整理者按近四十年来，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或Sci-ence，T e c h n o l o g y a n d So c i e t y，ST S）发展成为了一门具有跨学科性的新兴学科，各国STS走上了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国际STS学者间的机构式和个人式合作也日益频繁，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梁其姿教授主持的合作型项目“打造现代东亚：十九至廿一世纪的日用技术”（MakingModernity inEastAsia：Technologies of Everyday Life，19 h 2 1 Ce n t u r i e s（2 0 17 2 0 2 1)，简称MMEA）即属一例。MMEA项目旨在通过日常技术的视角，建立一种理解东亚现代性的全新跨学科方式，从东亚地区技术推动力的角度探究该地区二百年来进行技术规划、互动、维护与创新的历史，并致力于探索东亚社会为何以其当今的方式与现代技术进行互动。该项目将技术置于2 1世纪东亚世界秩序兴起的中心在研究、合作、推动实际社会变革的过程中，STS学者需要具备STS技能，包括跨学科的共鸣能力，策略性应对前台（front stage）和后台（back stage）问题的能力，及对科学和技术内容的敏感度。技术的社会建构（SCOT)方法要求研究者对称地对待各种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尽可能全面描述任何与某一技术发展相关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间的权力关系，及这些关系在技术文化主导下的各种结收稿日期：2 0 2 3-0 2-15访谈整理者简介：邢麟舟，19 9 3年生，陕西西安人，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科技史与科技社会学项目博士生。Email：I x in g 33 g a t e c h.e d u。本项目的参与者包括来自香港与世界各地的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STS学者。关于本项目的更多资料，详见：https：/mme a.h k u.h k/a b o u t-t h e-p r o j e c t/。邢麟舟在社会中学习技术与科学：启发，方法与技能63构中的嵌入。本篇访谈系MMEA项目的一部分。维比贝克（WiebeE.Bijker，图1）教授，19 51年生，荷兰人，挪威科技大学的技术与社会教授，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荣休教授，也是STS的创始人之一。在访谈期间（2 0 2 0），他是荷兰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委员会（Dutch research council for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NWO-WO T R O)的理事会主席，以及荷兰技术评估组织拉特瑙研究所（R a t h e n a u In s t i t u t e）的理事会成员。贝克教授自19 8 8 年起担任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系列专著技术内幕（Inside Technology）的联合创始编辑。他接受过应用物理学的训练，并持有技术史和社会学的博士学位。2 0 0 6 年，贝克教授获得了由科学社会研究学会（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4S）和汤森科学（ThomsonScientific）联合颁发的约翰德斯蒙德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奖。2 0 12年，他获得了技术史学会（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SH O T）颁发的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da Vincci)奖章。他是STS领域中著名的“技术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SCO T)方法的开创者之一。他最近的研究兴趣主要包括技术治理问题。他在MMEA项目中担任国际顾问访谈时间：2 0 2 1年2 月10 日访谈地点：香港大学香港人文与社会研究所（线上访谈）中图分类号N09文献标识码A图1.贝克教授在MMEA项目讲座中关于贝克教授的主要著作见本文附录。64科学文化评论第2 0 卷第2 期（2 0 2 3）一引言邢麟舟（以下简称“邢”）：很高兴见到您，贝克教授。我非常荣幸能与您进行访谈，因为毫无疑问，您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STS学者之一。欢迎您接受由MMEA项目组织的访谈，也很高兴您能参与到MMEA项目中。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请您分享一下您目前的研究工作，以及您参与MMEA项目的学术动机？贝克（以下简称“贝”）：当梁其姿教授邀请我来做MMEA项目的顾问时，我的反应是双重的。首先我很兴奋，也很乐意接受这一职责。但其次，我不太确定我能给这个项目带来多大好处，因为我没有做过任何关于中国乃至东亚的原创研究我在亚洲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关于印度的-3。我非常高兴能被邀请，因为我确信我一定会从与你们所有人的合作中学到很多，而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很遗憾，我们计划举办的会议（2 0 2 0 年，译者注）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而不得不取消，但我也很高兴你们能通过线上访谈来弥补未能亲自见面的遗憾。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因为它涉及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给我们的研究和交流带来的挑战。我们看到，这场全球性的大流行给每个人都带来了困难因此，对于来自不同地区的学者和普通人们，互相学习并共同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显得尤其重要。STS技能，跨学科性，与作为新兴学科的STS邢：我想就上述关于MMEA项目的问题继续追问您。您在这个项目中的学术角色是什么？通过参与这个项目，您想要，或者已经和项目的其他参与者及受众分享过了什么样的学术见解？贝：当我回顾过去三年来为MMEA所做的事情时，我发现我的贡献并不在于提出那种“如果没有我，你们就无法获得”的新见解。如果说我有什么贡献，那更多是通过展示和使用“STS技能”（STS skills）。正如你的介绍中所提到的，我接受过专业的物理学训练，博士学位是社会学和历史学，曾经担任人文学院的院长，教席是社会科学教授，这样“奇怪”的学术经历给我带来了一些我称之为“STS技能”的能力：一种与自已专业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进行联系，为不同领域的人们构建桥梁，用不同的方法理解研究，阅读不同风格的文献的能力。邢麟舟在社会中学习技术与科学：启发，方法与技能65概括地说，STS技能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跨学科的共鸣能力，也即将自已沉浸在另外一种文化、角度或学科中的能力。这种能力还带来了另外两种能力，一是批判性地反思一个研究项目的实证基础，二是通过概念分析来批判性地反思理论与实证的关系。同时，为了应对跨文化、跨角度、跨学科所产生的海量信息，STS技能还包括策略性地分开应对前台和后台的能力。上述能力都由以下原则支撑：对称地分析成功与失败，真理与谬误，及有权力和没有权力的群体。更准确地说，我现在列出的这些能力凸显了一般性的跨学科能力，而具体到专门针对STS的技能上，一种对科学和技术内容的特别的敏感度也应该包含在内。这些技能并不意味着一个学者可以真正对科学项目或技术创新做出贡献，但它们意味着学者有能力与科学家和工程师进行互动。STS研究者需要具备这样的技能，即不惧怕一个项目的科学和技术细节，并具有深人一个科学技术项目或争议的具体内容的意愿与热情。不过，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我对MMEA的贡献并不在于这些花哨的技巧，而主要在于提出了一些“天真”（naive）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更好地理解MMEA正在进行的研究大有裨益。我认为这个贡献比提出任何聪明的见解都要大。当然，我能够提出这些问题，也是基于跨学科的共鸣能力。邢：的确，这些所谓“天真”的问题是非常有价值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因为STS的重要目的之一正是尝试提出人们通常并不真正关心，或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看起来很天真，但在深入研究时，我们却能通过它们发现很多通常想不到的角度，提出很多平时不太可能发现的见解。我认为，整个MMEA项目，整个STS学科一一如果STS可以被算作一个学科的话一一正是要把来自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等不同学科、不同角度的学者、声音和见解收集起来，使某一学科的学者和学生得以从本学科认为理所当然的、“天真”的角度来进行思考，从而更全面地看待科技问题。这也正是您所说的STS技能的体现。基于此，我想请教您一个有关跨学科的问题，这也和青年学者有关。STS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领域，所以我们必须在专注某一单一学科取向和保持跨学科特征之间取得平衡。这有时让年轻和资深的学者们感到难以抓住重点，从而难以构建自身的专业身份和研究生涯。作为这一领域最有经验的学者之一，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您对在跨学科领域工作的年轻学者有什么建议？关于这一对概念的解释，见后文贝克对科学权威的论一书的阐述。66科学文化评论第2 0 卷第2 期（2 0 2 3)贝：首先，重要的是意识到不同国家的学术群体的不同情况。我知道在法国和美国，即使已经以STS博士的身份毕业，你在下一步申请博士后的时候也通常会被贴上传统学科的标签。所以，你会申请社会学或者历史学的博士后职位，而雇主之所以会雇佣你，是因为他们在你的简历中发现你能够带来额外的、STS类型的更广泛的视野。相反，在荷兰，你可能会发现招聘启事中明确要求STS背景。这就是国家差异话虽如此，我的第二点回应是，每个人都会在学科身份和跨学科身份之间摇摆。在技术史和STS领域，学者们有时会在技术与文化（TechnologyandCulture）这样的期刊上发表文章，有时又会在非STS的历史学期刊上发表文章。我认为，如果你是为特定的读者或受众而写作并发表观点，那么有意识地、有策略地选择你想要突出的方向是很重要的。我从你的问题中听到的第三个小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将STS称为一门学科。我倾向于将STS称为一门新兴学科（emerging discipline）。它还不完全（notquite)是一门学科，但是它已经拥有了一个学科的大部分特征：期刊、丛书、教授席位、本科项目、硕士项目、博士项目一一这些构成了一门学科的一切。我认为，“新兴学科”这个称呼能够更好抓住它的跨学科性质。跨学科不只是把许多学科拼凑在一起；相反，它的关键在于进人未知领域，其中没有任何学科可以单独帮助你。要在这样一个未知领域进行研究，必须结合跨学科的方法、观点和见解。在新兴的STS学科中，过去三十年来，学术价值、范例问题、典型的方法方向都一直在发展，且还在不断发展邢：我对此深有体会。因为我目前就读于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科技史与科技社会学项目。在我的理解中，这一类项目可以算作STS项目的另一个（很接近但不完全等同的）版本，也是在美国更为常见的版本。它将不同传统学科的名称捏合在一起，以彰显自身的跨学科性。在美国，只有少数项目明确地称自己是STS项目，比如康奈尔大学的科学技术学系。所以您对STS的“新兴学科”的界定，我十分认同。您提到了欧洲。我认为，在荷兰和其他欧洲国家，STS学科似乎更成熟也更制度化。您对美国和欧洲STS学术机构不同程度的制度化有何评价？另外，您对欧美的这些学术机构同中国、东亚、以及印度的学术机构间的学术合作有何评价？您是否经历或推动过这样的合作，或者您身边有这样的合作案例吗？技术与文化是著名技术史学期刊，技术史学会（Society for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会刊。邢麟舟在社会中学习技术与科学：启发，方法与技能67贝：我认为这种合作是非常重要且有价值的。你可能是对的，在荷兰，STS学科比在许多其他国家要更制度化，更能得到正式认可。但我认为，在考虑大型合作项目时，（缺乏）制度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参与其中的单个研究人员让我举一个我作为顾问参与的项目的例子。这是一个由中国科学院、荷兰拉特瑙技术评估研究所、印度科学研究所和一个德国技术评估研究所参与合作的项目，其目标是发展一种关于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全球伦理。它旨在通过借鉴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对科学、技术和社会间关系的研究，来为欧洲、印度和中国制定民主管理科学和技术的政策。这个合作项目是一个制度化合作的例子。相比之下，我自已在印度的大部分工作，以及我和MMEA的合作，更多的是在个人层面上分享研究兴趣、一起工作，每个学者都从这种合作中受益。我认为两种模式都是可能的。一种是比较正式的机构模式，一种是比较非正式的个人模式。邢：很高兴看到STS的学者和社群们在机构层面和个人层面上都形成合作。说到这里，我听到您提到了中国科学院。中国的STS领域也在崛起，但在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STS学者看来，这个崛起的速度相对缓慢，STS的发展也面临很多的困难挑战。对此，您有什么看法？贝：我不太愿意用“缓慢”这样的词来界定中国STS的发展，因为如果我说中国STS的发展相对缓慢，我似乎就是在暗示所有的国家都应该沿着一条明确的道路发展STS。在这种暗示下，显然荷兰将被描述为领先于其他国家。然而这其实并不是对STS的正确描述一一STS并没有单一的发展路径。例如，印度和中国的STS可能比荷兰更注重政策导向，但对学术性、批判性的讨论关注较少。所以与其说是落后、缓慢，倒不如说是路径有所不同。在欧洲也有其他类型的STS，这些STS研究也比我自已的工作更注重政策导向。所以发展STS有非常多不同的方式，我认为珍惜这种多样性并从中获益是很重要的。三SSTS学者如何推动实际的社会变革？邢：没错STS学科的发展事关科学和技术知识在不同社会中的应用，所以学科本身也要具有与自身所处社会和政治格局相关联的结构。发展一门学科可能有不同的途径，所以接受和珍惜这种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您提到了印度的案例，据我所知，最近15年中，您深度参与了许多印度的技术治理和技术评估项目。您能多谈谈关于您在印度或其它国家参与这些工作的经验吗？我认为68科学文化评论第2 0 卷第2 期（2 0 2 3）这是STS学者们经常参与的一个十分重要但也有争议的领域。贝：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切题的问题。我在印度的很多研究都可以被认为是对某种形式的技术评估作出贡献。这些工作的长期目标是发展一系列的工具，使得国家的发展议程和国家的（科技）研究与创新议程更加匹配。一个国家在研究和创新方面的发展应当以它的社会发展目标作为依据。我在印度的工作教给我的东西和我在荷兰学到的东西正好是相对照的。在荷兰，近三十年来，技术评估一直有稳定的制度化发展。荷兰是最早在国民议会设立技术评估单位（拉特瑙研究所）的国家之一，同时荷兰大学的STS学科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印度，情况正好相反：我发现印度存在着非常强势的关于科技的公民社会运动一一我认为可以将其称为一种STS运动，即使其参与者不使用这个标签。这些运动的参与者大部分受过自然科学、工程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教育，他们希望通过推动作为社会运动的科学，来发展出属于民众的科学和技术。但是印度的STS学科制度化相对较弱。印度一些非常好的大学也有STS系，但是数量很少；议会和政府也没有技术评估部门。所以对我而言，印度STS的价值主要在于进行社会运动性质的，与农民、纺织工、手艺人合作的研究，并通过这个角度参与政治和制定政策。这种以社会运动为特征的STS经验对荷兰STS的发展也有借鉴作用，正如荷兰STS的制度化经验可以为印度和中国提供借鉴一样。邢：很高兴能够听到您的这些分享。很多印度社会活动家、科学家或者行动派学者们都参与到这些我们可以称之为公民科学的项目和运动中，这是非常令人着迷的事实。但基于此，我有一些问题是关于其它社会的，比如说中国。在中国，社会运动往往不太受政府的欢迎；同时，STS相关领域的学者们很难代表普通公民们来系统性地提出建议，也很难参与到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当中。面对这种情况，您有什么建议或想法吗？您觉得有哪些行动或者努力是这些社会中的学者们可以做的？贝：这可能是这次访谈中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对此，我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我的确在其他国家看到了一些与你所谈情况相似的现状。我认为，即使是在最为自上而下、最为民族主义导向的政治文化中，也总会存在一些自由和创造性的角落，在这些角落，思想可以以更加批判性的方式发展。当然，这对参与其中的研究人员和社会活动家们来说是存在风险的，我并没有低估这种风险。我的一位同事的博士研究项目是关于手摇织机及其纺织技术的，她与中邢麟舟在社会中学习技术与科学：启发，方法与技能69国学者一特别是技术史学家一一和纺织界的社会活动家们积极合作。他们做了非常有意思的工作，这些工作对（印度、中国、泰国的）纺织和手工艺社区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相关的国际学术文献提供了巨大的宝藏。虽然我对当前印度莫迪政府治下的民主体制并不太乐观，但是印度社会中的很多重要方面都对于科学、手工艺、技术和民主提供了很多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考。在某些时候，这些有创造力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和研究人员们可能会“撞上南墙”，头破血流，因此不得不绕道而行一我可不是在说笑，人们真的可能因此处于一危险之中，他们甚至可能被投人监狱。但是达到如此极端的情况之前，STS就已经能够获得巨大的发展。这可能意味着我们需要在低调工作和国际合作创新之间找到平衡点。我对你的问题还有第二个回答，这个回答也可以被应用于荷兰的情况：学者们必须仔细考虑自己到底想在多大程度上与一个可能会在某些问题上与自己有根本分歧的政府合作。但无论如何，让我们暂时搁置这个问题，首先专注于人们如何能够参与政策制定。第一步是要让政府意识到他们确实面临着问题。如果不认为自己面临问题，他们就不会听取学者的建议，即使学者声称自已的确有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学者们需要展现出自已可以帮助政府看到他们的问题，甚至是以一种特定的角度来看到这些问题。一旦政府从这个特定的角度看到这些问题，他们就会意识到能够从这些奇怪的STS学者的观点中有所收获。这通常并不困难-一一例如，大多数政府正在面临新冠大流行问题，他们并不难认识到，狭隘的病毒学分析并不能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所有答案。如果你从某种特定的角度来展示流行病问题，你或许可以让政策制定者意识到，其他的科学角度一一历史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企业的、工程学的也都是有价值的。病毒学很重要，但是新冠大流行问题还有许多其他面向，而不仅仅是病毒学关心的面向。现在，当一个政治家看到问题的综合性并开始寻找相应解决方法时，他寻求STS视角的帮助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里，STS视角既指我前面提到的“STS技能”，也指STS的研究见解和知识。我和两位同事一起撰写了科学权威的悖论（Paradox of Scientific Authori-ty）【4 一书，分析了荷兰一个重要的科学咨询机构的内部运作。我们使用了欧译者注：贝克在此指以STS研究的角度。70科学文化评论第2 0 卷第2 期（2 0 2 3）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区分前台和后台的想法来理解科学咨询中的互动和社会行为。其中，科学咨询报告的社会建构和各种协商是一个后台过程，而相比之下，在前台被展示的往往是一种更加实证主义的、“客观”的科学形象。所以，关于学者们参与政策制定的问题，我最后的建议是，学者们需要思考如何策略性地利用这种前台与后台的二分。学者们自身的专业知识能够在后台的知识建构方面发挥重大作用一一发挥我所谓的“STS”技能，与不同的科学家、政策制定者、利益相关人士交谈、协商。而在前台，我们往往可以基于后台建构过程的结果，包装出更符合传统的、标准的科学知识。如此利用前台后台二分法将会给学者更多的自由：你可以在后台使用你的STS技能和见解，同时将结果呈现为坚实、客观的科学知识。然后回到关于伦理的问题上：学者要在多大程度上与同你在许多问题上有根本分歧的政府合作，并通过这种合作来引导政策向更民主、更积极的方向发展？使用我刚才概述的策略，学者可以一方面低调进行自已的学术工作，一方面与政策制定者合作。当然，每个人都应该对这种平衡行为做出自已的道德评估。邢：我认为您的建议非常有见地。这对于STS学者来说很困难，但的确是一条看得到光明的发展路径。通过这种路径，STS学者最终能够获得一些社会影响，同时也能在与政府合作和保持自己的伦理底线之间维持平衡。您提到了新冠大流行，以及大流行当中STS学者们可能拥有的机会。那么您能提供一些不同国家在和方面的经验或者例子吗？也许STS学者对某个政府的流行病防控政策制定作出了一些贡献，比如在荷兰、在欧洲、在印度、或者是在任何其他的国家？贝：据我所知，荷兰的STS研究人员没有正式参与过新冠防疫相关政策的制定。但我可以把我为印度期刊研讨会（Seminar）的专题撰写的一篇文章发给你，这篇文章专门探讨了大流行，其中我从STS的角度分析了荷兰的防疫政欧文戈夫曼，著名加拿大裔美国社会学家，符号互动论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代表作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污名公共场所行为等，其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贡献是拟剧理论（Dramatur-gy），认为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互动可被比拟为一场表演。本文提到的前台、后台即是该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前者指人们进行表演的地方，即展示在其他人或机构面前的场所，后者指不被其他人或机构所看到的场所。译者注：此处指向政府和公众，尤其是向前者展示。71邢麟舟在社会中学习技术与科学启发，方法与技能策。我个人的感觉是，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第一年，恐慌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所有的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都冲向了病毒学家。这些病毒学家迎难而上，做了极为有价值的工作。此外，大学和私营制药公司之间也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合作，一起研发并生产疫苗，这比通常情况快了大约十倍。然而，我的确认为，在大流行的第二年，除了病毒学之外，我们需要更多的学科参与到疫情相关的政策制定中来，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实际上还有STS。邢：您说得对，您的研究和倡议已经是重要的一步，也许未来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学者可以对政府的政策制定，尤其是在社会层面应对自然灾害或流行病的政策制定产生更多影响。贝：我同意。我认为，全球距离控制住这场危机可能还需要两年的时间。一旦我们控制住了这场危机，STS研究人员就应该加强同政府的接触，并且警告他们：“现在发生的事情可能每隔四至六年就会发生一次。病毒学家此前就一直在警告类似事件，但是你们（政府和公民）从来都没有听取过。现在（通过这场危机)你们都知道了会发生什么，那么我们正应该重新审视公共卫生和疫苗研发系统，而我们STS学者则能够提供专业的STS知识，来为此作出贡献。”所以，这是我前述观点的另一个例子，首先政府需要意识到自己面临问题，只有这样STS学者才有机会提供建议。邢：的确，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应该从这场全球危机中吸取教训。也许这对于STS学者来说是一个机会。四对SCOT的批判性反思，及其在非西方世界的应用邢：我最后一个问题是想与您回顾一下您学术生涯早期对STS领域的理论贡献，即技术的社会建构（SCOT)。这种方法或理论是您与您的同事特雷弗平奇（Trevor Pinch)共同发展的 5。事实上，我在三四周之前，在平奇教授于佐治亚理工学院进行的线上讲座上，也问过这个问题。您认为这种方法应该如何见 Bijker W E.Call for a New Social Contract between Science and Society J.Seminar,2020,（7 33):116一2 1.在本次访谈结束后，他又有一部关于新冠疫情的STS研究成果问世，见https：/compcore.cornell.edu/publications/。技术的社会社会建构方法认为，某一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各种相关社会群体（relevant social group）对其赋予了不同的意义（meanings）。也即，技术发展的结果取决于不同相关社会群体（及其为技术赋予的意义）间的相互竞争：随着竞争结束，技术的诠释灵活性（interpretive flexibility）消失，技术即达至稳态。72科学文化评论第2 0 卷第2 期（2 0 2 3）应用于现代及当代东亚社会科学技术的创造、扩散与应用？特别地，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有许多女性主义学者和后殖民研究学者认为，SCOT的方法缺乏对权力、文化、种族、性别等方面的洞察力。这在一部分上是因为SCOT是基于西方社会的环境发展出来的。您怎么看待这样的批评？您认为SCOT能否，以及如何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非西方社会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谈论的东亚社会？贝：让我把它分成两个问题。首先是来自后殖民研究和性别研究等角度的批评，其次是其在不同地区的适用性，比如说其在亚洲的应用。让我从后者开始。从理论层面来看，我并不觉得这种应用有任何问题，而且我认为，过去十五年的实践证明，它是富有成效的。我之前提到的手工纺织研究是明确地从SCOT的角度进行的。除此之外也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从理论上讲，我对这种成功也不感到惊。没错，特雷弗和我确实是通过对西方技术的案例研究发展了SCOT。作为研究人员或读者，大家自然应该注意这种发展的背景是否产生了可能的偏见，这种偏见可能会妨碍SCOT在其他文化中的应用。但这主要是一个实证性问题。我的直觉是，在SCOT最初的构想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它在三千年前的中国、印度或埃及的应用。各种各样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我看到了SCOT在非常不同的文化和非常不同的时期的成功应用。毕竟，SCOT的核心宗旨是研究技术，从参与到技术发展的人们的角度去理解正在发展的技术。为什么我们不可能把SCOT应用在中国的生产者、用户、活动家等团体上呢？为什么只有在荷兰或19 世纪的英国才有可能？现在回到第一个问题。说实话，我对这一点一直不是很理解，我认为事实恰恰相反。一开始，SCOT尤其受到女性主义者的欢迎。我甚至还记得一个例子，女性主义技术史学家琼恩罗斯柴尔德（Joan Rothschild）对我表示欢迎，感谢我发展了研究技术建构的一种方法，它将男性白人工程师以外的其他参与者也包含在内，且能够论证广泛的相关社会群体对技术建构所做的贡献。这为女性和其他在迄今为止的科技史中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体提供了空间。所以，我经历的大多是相反的情况。换句话说，无论是个人层面还是学术层面，来自女性主义和后殖民背景的学者很多都拥抱了SCOT这种方法，SCOT关于这一问题的更多解释，请见维比贝克在哲学分析杂志即将刊出的论文“技术的社会建构与一些哲学难题（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SCO T）a n d So me R e l a t e d Ph i l o s o p h i c a lPuzzles）。该篇论文是哲学分析杂志特雷弗平奇纪念专题的一部分，该专刊旨在纪念于2 0 2 1年12 月去世的STS著名学者、技术的社会建构方法的另一位创始人一一特雷弗-平奇教授。73邢麟舟在社会中学习技术与科学：启发，方法与技能也开拓了他们对技术发展的思考。当然，我也确实理解这些批评来自何处。作为一种研究上的启发，SCOT并没有明确强调“女性是受压迫的”或“世界的基本结构是种族主义的”。所以，你可以批评SCOT在这些问题上没有采取政治立场。但这并不会困扰我。与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的强纲领（Strong Program）一样，SCOT的核心思想是对称性（symmetry）原则：尽可能地开放，尽可能地自我反省（reflexive），在对待成功和失败的技术时采取对称的态度，在分析社会群体的所有相关立场和背景时不偏不倚。使用SCOT的研究人员当然可能会因为有种族主义倾向或文化偏见而受到批评，如果这样的事发生，这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恰当地进行研究他可能忽略了某些档案材料，没有访谈某些人，没有展示出（某些相关社会群体的）特定的观点。在学术实践中，这的确应该受到批评。但SCOT方法并没有阻止学者在档案中、田野中搜索少数族裔或女性的声音。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么这是你作为研究人员的选择SCOT没有强迫你静一只眼闭一只眼或做出错误的选择。顺便也要说，这并不意味着SCOT是中立的。每一种科学方法都有其内在价值，我们需要不断地反思这些价值。但SCOT的内在价值观更多地与对称性和公正性（impar-tiality）有关，而不是女性主义或反种族主义。后者当然也是我个人秉持的价值，但不是SCOT这一方法本身的价值。邢：我是否可以再澄清并追问一下？许多对SCOT的常见批评往往来自后殖民研究学者，女性主义学者，甚至是一些强调权力关系的传统学科的学者。这些批评认为，SCOT建立在一种扁平的本体论假设之上，即相关社会群体的存在都显而易见，而且这些群体都有权力或能力去影响技术的形塑。许多学者明确地指出SCOT对于结构性的权力问题，包括性别、种族、阶级权力问题等缺乏分析性的干预 6,7 O贝：我意识到了这些批评，但并不同意。SCOT并不否认，也不忽略各种相关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相反，它使得这些相关社会群体可以被研究，解释了强纲领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一支。科学知识社会学主张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本身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而社会学家应当对这一过程及影响进行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为科学思想本身提供社会学解释，如解释在某种社会环境下，为什么一种科学理论获得认可，而另一种科学理论则会失败。其中强纲领由英国科学哲学家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社会学家巴里巴恩斯（BarryBarms）等学者提出。强纲领认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应当遵循以下四个原则：因果性（causality），需检验某种知识提出背后的因果条件（包括自然、社会、心理等）；公正性（impartiality），无论是成功的、失败的，正确的、错误的科学主张，都要进行检验；对称性（symmetry），对成功的、失败的，正确的、错误的主张的检验应当基于同类的因果关系；反身性（reflexivity），以上原则也应当适用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本身。74科学文化评论第2 0 卷第2 期（2 0 2 3）这些群体由何而来。我认为SCOT不对相关社会群体间的差异进行先人为主的假设是一种优势：SCOT认为学者应该首先平等地分析各种相关社会群体，然后再研究它们之间是如何随着时间推移变得不平等的（比如研究它们间的权力关系）。所以，在对于一项技术的SCOT分析中，我们一定能看到许多相关社会群体间的差异，但这些差异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群体们与这项技术的关系体现的。举一个我关于日光灯的研究的例子：在日光灯发展的其中一个时间段，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Electric）主导了事情的发展，它相比于电力公司具有更多的权力；然而在另一个阶段，情况恰恰相反 8 。如果我先入为主地从某一种相关社会群体间的权力分布图景开始分析，我可能就会忽略这些变化；而实际情况恰恰是不同的相关社会群之间的权力关系在不停变化。类似的道理也适用于回应关于结构问题的批评：SCOT要求研究者尽可能全面完整地描述任何与某一技术发展相关的社会群体。这些描述也应该包括任一相关社会群体与其它相关社会群体的权力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在各种结构中的嵌人。这也适用于回应关于性别问题的批评：在我与一位同事关于建筑业中的女性专家的论文中，正是SCOT提供的开放、对称的方法使我们能够解释女性的重要作用 9 邢：您可以再多解释一下吗？我本人也经常在使用SCOT方法时遭遇两个问题。第一，SCOT中似乎缺乏对于不同相关社会群体间权力关系和不平等的分析工具。第二，SCOT似乎缺乏一种系统性的方法论严谨性，从而帮助学者不仅识别明显参与到技术形塑中的相关社会群体，也能识别那些隐藏的或被排除的群体。贝：让我们先继续讨论SCOT和权力的问题。在我19 9 5年的书 8 中，我引人了两个关于权力的概念：符号权力（semiotic power）和微观政治权力（micropoli-tics of power）。首先，符号权力产生于某一种技术及其相应的制度与实践的稳定化（stabilization）。这种稳定化产生了一种固定于技术框架（technological frame）中的，由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类别所构成的社会秩序。符号权力正是我权力硬币中结构性的一面，它是通过以下方式起作用的：对技术框架认同度（inclusion）高的行动者们会特别“感受到”这一技术的力量，这种力量限制了他们的选择，在SCOT中，技术框架指相关社会群体对该技术的发展与使用赋予各种意义的方法与途径的总框架，包括他们在赋予该技术意义时所持有的理论、默会知识、工程学实践（如设计方法与各种技术标准）、测试流程、目标、使用实践等。在一项技术的发展与使用中，技术框架是不同相关社会群体间互动的“语法”。这一概念可以与库恩的“范式”（paradigm）相类比。75邢麟舟在社会中学习技术与科学：启发，方法与技能并促使他们朝着特定的方向前进。第二，微观政治权力强调个体行动者有权力作出自身的选择并影响技术的社会建构，这种权力在尚不存在稳定技术的情况下，或行动者对技术框架认同度较低的情况下尤为明显。这两种权力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探讨相关社会群体间的权力关系，探讨个体如何通过施加权力来影响技术形塑和社会关系，并探讨个体如何感受到技术通过其力量帮助或限制个体的行为。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权力概念，它能反映我们在技术文化主导下的社会中的生活要知道，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已经被科技无孔不人地渗透了。相比之下，大部分社会科学中有关权力的概念似乎都忽略了现代社会中科技的无孔不人，仿佛我们仍然生活在19 世纪一样。而关于你提到的第二点：SCOT鼓励研究者描述所有相关社会群体，而这一般都多于显而易见的群体。比如说，在我关于自行车发展的SCOT分析中，我将女性作为了一个相关社会群体，尽管她们直到当时从未出现在自行车发展的历史书写中 5。当然，SCOT的确没有提供一种帮助学者寻找相关社会群体的方法，因为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管是在历史档案中还是在民族志或亚文化研究中。这正是一个非常优秀、原创性极高的研究者和一个平均水平研究者的区别所在。只要研究者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想到它们，寻找相关的实证数据，并描述它们与被研究的技术的关系，就算是（一开始）隐藏的或被（其它群体）排除的相关社会群体，也可以被囊括在SCOT分析中。最后我想问，特雷弗有说什么不一样的吗？邢：大致上与您的观点相同，不过他的回答更加直白坦率。他说，只要你觉得SCOT不合适，那就不要使用它，这完全没问题。这个回答很诚实也很谦逊，我对此非常钦佩。同时我也认为，理解SCOT方法中固有的解释灵活性是非常重要的，它实际上是一种从各种角度来看都非常开放的方法，所以关于SCOT方法的评价更多在于学者们如何使用它，以及如何基于自身实证研究的需要修改它。贝：特雷弗的回答很有趣。由此我还想补充一点。我发现了一点矛盾，它出现在我刚刚对你关于SCOT的问题的回答中，也出现在我之前对你关于MMEA和STS学者合作的问题的回答中。这个矛盾之处在于：一方面，我强调SCOT方关于更多对于此类批评的回应，参见BijkerWE，Pi n c h T.SCO T A n s w e r s，O t h e r Q u e s t i o n s.A R e p l yto Nick ClaytonJ.Technology&Culure,2002,43(2):361369;Bijker W E,Pinch T J.Science,Relativism and the New Sociology of Technology:Reply to Russell J.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1986,16:347360.76科学文化评论第2 0 卷第2 期（2 0 2 3）法是普遍适用的；另一方面，STS的一个核心发现，甚至是核心价值却在于承认存在差异，且强调在地的重要性。我并不是说我们会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学术风格与欧洲的不同，但我也不主张相反的观点，即只有一种通用的学术风格，且我们都在朝着一个共同的终点前进。我想我一直以来都对学术研究所揭示的普遍性持怀疑态度。我一直相信，在实践层面，在当地的科学研究和知识发展的文化中，甚至在正式的科学领域之外，各地都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差异。对这些不同实践进行比较是一种富有成效的做法。我不知道这些比较最终是会产生一种普遍的理念和方法，还是会产生一条光谱上各不相同的概念和方法。但这些实践肯定是有差异的，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