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诗歌之外——海外当代中国诗歌研究概览（1949—2020）.pdf

海外对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的视角多种多样，很难归纳总结。受众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巨大，单“西方”一词涵盖的范围就广，其中的英法德等国家的文学传统不尽相同，对中国文学的接受视角和理解角度也千差万别，更不用说“海外”一词的范围。但梳理中国当代诗歌的海外接受状况的工作迫在眉睫，这种梳理工作能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当代诗歌海外传播时遇到的困境与问题，因而可以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更多的反思与参考。笔者试图对国外学术界对中国当代诗歌的研究状况做一简单的归纳及评述。一、海外学界有关中国当代诗歌的价值争论这一问题的争论集中体现在宇文所安的 影响的焦虑：什么是世界诗歌（“The Anxiety of Global Influence：What Is World Poetry？”）一文中。他指出，弱势民族的诗人总希望拥有众多的读者，甚至是国外的读者，因此他们必定会梦想自己的诗歌被翻译成其它语言。而对那些用英语、法语等主要语言创作的诗人而言，他们无需想象不使用自己语言的读者。因此，翻译就成了使用非主流语言（如中文）的诗人获得认可的主要途径，有些时候翻译甚至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于是，这些使用“错误语言”（即非主流语言）的诗人就设想出“世界诗歌”这个概念，并置身其中。在此情况下，这些诗人创作的诗歌往往就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有高度的相似性他用西方诗歌的“翻版”来描述这种相似性。译者的翻译似乎并不重要，因为这些国际诗歌具有自行翻译的本领，译诗的确就是原诗的一切。1归结起来，宇文所安探讨的问题是全球化语境下的中文诗歌写作，而其批评锋芒直指当代中国诗歌写作的目的性、作者与译者的合作和潜隐的商业操作。在他看来，就翻译而言，这种诗人不再是被动地写作，他试图迎合域外读者的趣味，甚至与文学的传播媒介出版机构有着某种共谋关系。不可否认，中国当代诗歌在与古典诗歌决裂，并与西方诗歌联姻时就凸显出了自身单薄，在宇文所安看来其实也是一种退化。这一点无疑是当代诗歌与生俱来的缺陷。他所说的“滥情”也是诗歌底蕴被削弱的表征之一，是用白话模仿舶来诗性的一种尝试，从而使1 Stephen Owen,“The Anxiety of Global Influence:What Is World Poetry?”The New Republic 11(1990):28-32.172写在诗歌之外海外当代中国诗歌研究概览（19492020）Writing Outside of the PoetryAn Overview of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Abroad2023,Vol.6,No.1语言失去了古典诗歌语言所具有的精炼与含混性，失去了一种留白的美感。这些批评鞭辟入里，切中肯綮。宇文所安的观点引发了美国汉学界的争论。因为他指出的北岛诗歌具有“自行翻译”的观点，也折射出了他对中国现代文学价值的认识。奚密对宇文所安的观点做出了回应，她在 差异的焦虑对宇文所安的一个回响中认为，宇文所安将“民族”与“国际”严格区分开来的做法无疑把它们视为两个截然对立的封闭立的体系，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影响的过程很难区分二者的界限。陈小眉认为朦胧诗诞生于“文革”的精神荒漠中，学校和图书馆都被关闭了，大多数的朦胧诗人几乎没有机会读到西方现代文学作品。即使在“文革”前的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大多来源于苏联、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偶尔会有西方文学作品，而且一般都是事后被认定为“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2与此同时，中国当代诗人在接受西方诗歌时是有选择性的，并非来者不拒全盘接受有些诗人的作品也表现出浓厚的民族色彩。3 叶维廉也指出，“白话文运动”这场语言革命是中西两种语言体系碰撞，融合的结果，所以现代汉语就具有二重性，既有西方语言语法和修辞中逻辑的严密性也有古代汉语的具象性。4由此奚密指出，宇文所安在揭示中国现代诗歌所面临的文化霸权时，无意中又站在了文化霸权的立场上，带着一种西方文学的优越感来欣赏中国当代诗歌。5李点在其 抵制与流亡北岛的汉语诗歌 一书中指出，以可译性为文学价值标准并以此总结北岛的诗歌或中国现代诗歌的做法是值得怀疑的。他认为北岛诗歌英译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找到如何引导读者接近历史性的方式，而不是回避或无缘无故地让它消失。6宇文所安认为中国当代诗人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写作，“为了向国外贩卖自己而写些让国际读者读了感动的诗”。这种极端的说法并不符合中国当代诗歌的实际状况，古今中外的大部分诗人，都处在诗歌的功利性与崇高性的两端。7从这个角度说，当代诗人是为“世界读者”而做，具有“自行翻译”之本领的说法也就行不通。二、政治维度下的中国当代诗歌研究白话文运动一开始就和民族政治目标紧密相联。当时的中国必须同时取得两种形式2 CHEN Xiaomei,“Misunderstanding Western Modernism:The Menglong Movement in Post-Mao China,”Representations(Special Issue:Monumental Histories)35(1991):143-45.3（美）奚密：差异的焦虑对宇文所安的一个回响，中外文化与文论 1997年第4期，第62页。Michelle Yeh,“Chayi de jiaoldui yuwensuoan de yige huixiang”(The Anxiety of Differencean Echo of Stephen Owen),Zhongguo wenhua yu wenlun(Culture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4(1997):62.4（美）叶维廉：叶维廉文集 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3232页。Wai-lim Yip,Ye Weilian Wenji(Anthology of Wai-lim Yip),vol.3,Hefei:Anhui Education Press,2002,193-232.5（美）奚密：差异的焦虑对宇文所安的一个回响，第63页。Michelle Yeh,“Chayi de jiaoldui yuwensuoan de yige huixiang”(The Anxiety of Differencean Echo of Stephen Owen),63.6 LI Dian,The Chinese Poetry of Bei Dao,19782000:Resistance and Exile(New York:The Edwin Mellen Press,2006),110.7 同上，第64页。Ibid.,64.1732023年第6卷 第1期国际比较文学国际比较文学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的独立：政治独立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独立。政治独立的目的是使本民族在政治上存在，在政治上得到国际层面的认可；文学本身的独立主要在于确立民族/民众语言的地位，以自己的作品丰富文学世界。因此，为了摆脱国际范围的文学统治，年轻民族的作家们不得不依赖政治力量。也就是说，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文学自治要通过与民族问题紧密相连的非文学活动实现。只有积累起哪怕起码的政治资源和独立时才可能进行文学本身独立的斗争。因此，中国现代诗歌不可避免地与政治产生了紧密的联系，这也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兴趣点之一。在前苏联，1953年出版了.费多连科的 中国现代文学概述，介绍了20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文学。他认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中讨论的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基于列宁和斯大林的观点。他指出，中国文学是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发展的。在此基础上，他又在1956年出版了 中国文学，其主要观点依然是阶级斗争，强调中国作家爱祖国、爱人民和同情被压迫者的情怀。书中单列了“反对资产阶级对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影响”一章。此外，他将诗人艾青作为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作家列入艺术家的行列。德国汉学界对朦胧诗颇感兴趣，政治性是他们研究的焦点之一。伊达巴特（Ida Butcher）认为，朦胧诗中存在着两种话语表达方式的冲突。一种是“文革”话语，另一种是反思话语。朦胧诗的话语表达方式是一种杂糅性的文体，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无意识的修辞性表达方式，也是两种话语形态相互摩擦的结果，因而兼具两种不同话语符码的特征，整个文体就不那么纯净。8奚密也曾指出，“朦胧诗”之所以被英语世界关注，其原因有三：首先，朦胧诗中象征的应用与官方认可的诗歌有明显的区别；其次，朦胧诗饱含了对新近发生过的历史的反思；最后，朦胧诗与外国文学发生了接触并有互动关系。奚密指出，最后两点的意义非常重大。91982年以后，中国当代诗歌的英语翻译呈上升趋势，中国当代诗歌最终走出了古典诗歌的阴影，在世界文学中获得了一席之地。杜博妮在 八月的梦游者 的前言中指出，诗集中收录的诗歌的核心主题是诗人对当时社会的复杂反应。尽管杜博妮在 太阳城札记 的序言中曾指出，诗人的作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最优秀的作品，但她在 八月的梦游者 中对诗人的介绍表明对这些诗歌的解读还是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视角进行的。10综上所述，西方在看待中国时或多或少是一种俯视的姿态。其后果是：西方国家在应对中国和中国问题时 往往以自身“先进的”“民主的”“文明的”准绳审视对方。这在无形中就使言说者和被 言说者落入了“先进落后”“民主专制”“文明野蛮”二元对立的范式之中，而两极之间的真实存在就被遮蔽或忽略了。正如欧阳江河指出的那样：也许西方读者将他们对“诗”的倾听和细读留给了西方诗歌史上的经典诗人，这种8 转引谢淼：德国汉学视野中的中国当代文学（19782008），武汉大学博士论文 2009,46。Quoted from XIE Miao,“Deguo hanxue shiye Zhong de Zhongguo dangdai wenxue(19782008)”(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rman Sinology(19782008),PhD diss.,Wuhan University,2009,46.9 Michelle Yeh,“Modern Chinese Poetry:Translation and Translatability,”Front 4(2011):603.10 相关论述参见 Bei Dao,Notes from the City of the Sun:Poems by Bei Dao,trans.Bonnie S.McDougall(Ithaca:The Cornell East Asia Papers,1983),1;Bei Dao,The August Sleepwalker,trans.Bonnie S.McDougall(NY: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90),9-16.174写在诗歌之外海外当代中国诗歌研究概览（19492020）Writing Outside of the PoetryAn Overview of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Abroad2023,Vol.6,No.1性质的阅读意味着一种文化阐释特权，西方人的诗学准则和主流文化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据这一特权得以确定。说到底，人只能听到他事先想听到的那个声音，西方读者在西方经典诗人的作品中听到“诗”是因为他们想要听到的诗，正如他们在第三世界诗人的作品中读出了“政治”是因为他们只想在其中读到“政治”。11三、当代诗歌的语言生成研究有关当代诗歌的语言生成问题其实在宇文所安引发的争论中有所提及，“滥情”是宇文所安对当代诗歌语言的总体评价，也是宇文所安对现代诗歌语言审美性的追问。奚密的回应部分指出了古典诗歌语言和现代汉诗语言的差异，即是说现代汉诗是中国文学“发展自身的变革的”改为“自身发展的变革”要求和西方影响的产物，二者的影响水乳交融，“滥情”的说法很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她进一步指出，若从比较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新诗的风格的确和西方某些流派的诗学主张相类似。而且有些作家也确实提出过模仿西方文学的主张。但单从影响研究的角度还不足以说明中国新诗的全貌。因为在接受外来诗歌时，诗人是有选择性的，这种选择一方面基于诗人本身，另一方面也与本土文学的需求有关。因此，若要对此问题展开深入研究，我们就必须回归自己的文学传统。现代汉诗是诗人在面临多重选择时，依照自身和本土文学的需求追求不同形式和风格的结果。其中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因素可能受到外国文学的启发甚至模仿，但类似的诗歌实验部分源自本土文学的内在需要和发展。12 周蕾对宇文所安的批判也基于同样的理由，她认为宇文所安是站在古典诗歌的角度看待现代汉诗语言的，说到底是一种时空错位，是一种怀旧情绪引发的焦虑。13在中国文学空间内部，古代汉语已拥有古老的文学资本，在诗歌创作方面已有一套自己的法则和技巧，韵律、用典、字数、意象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古代日本、越南以及朝鲜等周边国家也都曾使用过古汉语并模仿古汉诗，中国就成了古代汉文化的中心区域，向周边输出文学资源，并且影响和吸引着依附于它的文学生产。中国古代文学也得到了其他文学空间学者的认可，他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有很长的历史，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翻译也从未停止过，尽管长期处于半封闭的状态之中，中国古代文学已经积累了丰厚的文学资本，古代汉语的“文学性”自然毋庸置疑。而从新文学运动开始，白话文进入文学语言的历史不过短短几十年。尽管古代也有白话文创作的历史，但这类文学作品往往登不了正统文学的殿堂。在中国古代文学体系中，白话文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而且，白话文运动一开始就和民族/政治目标紧密相连。当时的中国必须同时取得两种形式的独立：政治独立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独立。政治独立的目的是使本民族在政治上存在，在政治上得到11 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上海：三联书店，2001 年，第 188 页。OUYANG Jianghe,Zhanzai Xugou Zhebian(Standing beside Fiction),Shanghai: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1,188.12（美）奚密：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273页。Michelle Yeh,Cong bianyuan chufaxiandai hanshi de linglei chuantong(From the Margin),Guangzhou:Guangdong People s Publishing House,2000,62-73.13（美）周蕾：写在家国以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8 页。Rey Chow,Xie zai jiaguo yiwai(Alternative Perspective on Hong Kong Culture),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1-8.1752023年第6卷 第1期国际比较文学国际比较文学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国际层面的认可；文学本身的独立主要在于确立民族/民众语言的地位，以自己的作品丰富文学世界。因此，为了摆脱国际范围的文学统治，作家们不得不依赖政治力量，即民族的力量，这就使新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服从于当时中国政治的得失。也就是说，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文学自治要通过与民族问题紧密相连的非文学活动实现。只有当积累起哪怕起码的政治资源和独立时才可能进行文学本身独立的斗争。即使1949年中国赢得了民族独立，中国文学依然处在政治的监控和利用之下，依然无法独立于政治而存在，无法确立专属于自己独立的审美和法则。作为政治和民族主义工具的现代汉语自然也就缺少了古代汉语所承载的“文学性”。对中国古典诗歌情有独钟的宇文所安来说，以这样一种缺乏“文学性”的语言为工具，现代汉诗的语言自然是苍白无力的。毋庸置疑，西方诗歌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是新诗的重要创作资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诗歌是诗人们借用西方诗歌话语改造中国诗歌话语的必然结果，这种改造是中国诗歌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在中国诗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作为强势话语的西方文学资源成了中国新诗颠覆中国古典诗歌的动力之一。西方话语在逐渐被中国新诗接受的过程中，也逐渐被本土化，给中国新诗赋予了现代性的特征和内涵。因此，西方资源在中国新诗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在为中国现代诗歌颠覆古典诗歌提供外在动力的同时，也为现代诗歌提供了新的范式。14叶维廉对现代汉语诗歌的问题较为关注，他刻画出了现代白话诗语言的发展历程。他指出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的现代汉诗具有叙述性和说明性的特点，语言过于直白；在第二个阶段，也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西方文学作品的大量译介，现代汉语诗歌在语言上模仿西方语言，尤其是浪漫派诗歌的语言，此时的汉语诗歌语言其实也是一种“翻译体”语言，但早期诗歌中说明性的文字逐渐被剔除在外，诗人开始注重意象的使用；第三阶段为比较成熟的阶段，他指出，直到更晚近的诗人运用更成熟的诗艺避过白话的缺陷而回到类似旧诗的境界，这些手法例如连接媒介的剧减，与外物合一的努力，反对直线追寻的结构等，显示了白话中保有的文言特性，透过好诗的提炼，可以进一步发挥旧诗的表达形态，又忠于现代激荡的节奏。15 也就是说，现代汉诗最终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语言，使自身趋于精美。同时，这种语言还保留了古典诗歌语言的纯美和本源文化特性。结合叶维廉一贯主张的文化的“模子”说，我们可以推测，在他看来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生成过程就是中西文化“模子”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并形成新的诗歌语言的过程。四、现代汉诗的演进历程Brian Phillips Skerra 在其博士论文 中国当代诗歌与诗学的形式及其转变（“Form and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中追溯了自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以来14 赵小琪：西方话语与中国新诗现代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页。ZHAO Xiaoqi,Xifang huayu yu Zhongguo xinshi xiandaihua(Western Discourse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New Poetry),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12,1.15（美）叶维廉：叶维廉文集 第3卷，2002年，第212页。Wai-lim Yip,Ye Weilian Wenji(Anthology of Wai-lim Yip),vol.3,212.176写在诗歌之外海外当代中国诗歌研究概览（19492020）Writing Outside of the PoetryAn Overview of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Abroad2023,Vol.6,No.1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形式及历史辩证关系中的五次运动，并通过个案研究加以说明：一、高度政治化与寻求语言透明度之间的矛盾；二、诗歌模糊性的话语与“意义”的追寻；三、基于诗歌的音乐性理论与强调同质而轻视差异的阅读实践；四、不可翻译的诗歌和“业已翻译”的中国诗歌声誉之间的对立；五、诗歌语言的讽刺暗示。16只可惜虽然他的研究个案分析详尽充分，但缺乏宏观的概括和研究，在个案研究中所列举的作家的诗歌创作实践与诗学理论分析就缺乏整体性的逻辑关联，也就未达到题目中要论述的勾勒中国当代诗歌历程的目的。如当代诗歌为何曾经高度政治化，为什么高度政治化的诗歌和语言“透明”之间会存在矛盾，两者之间是否也有契合？不可翻译的诗歌是在指诗歌本身无法被翻译成外文还是诗歌中包含的不可译因素？“业已翻译”的中国诗歌是否就是宇文所安所提及的那些具有“自行翻译”本领的诗歌，如果说不可翻译的诗歌具有中国特性（Chinesness），“可翻译”的诗歌具有宇文所安所说的“世界诗歌”的特点，两者的对立究竟何在，这些问题又如何阐释本土性和普适性之间的关系？（“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命题），这五次运动之间到底有何关联，他们在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发展进程中分别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作者对上述问题或未提及，或未做深入分析。而要讨论现代汉诗的演进历程的研究成果，就必须提及奚密的研究。她认为现代汉诗的发展历程有两个特点：从发生的根源看，其特点是杂合性。即是说，现代汉诗是在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诗歌两大传统的冲突与融合中产生的，可以说现代汉诗始终在这两大传统的夹缝中去求得生存：一方面，这两大传统的冲突与相互转化源源不断地给现代汉诗注入活力；而另一方面，它自身的发展又始终处于这两大传统的压力当中，在接受其影响时又无法全盘继承，因而始终处于与之对抗又融通的艰难处境。究其根源，是因为现代汉诗发端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经历了从传统、现代再到后现代的时代历程。正如彭松总结的那样，“不同的社会状况、文化特征深刻影响了现代汉诗的诗质，并使得其生存方式、话语策略、审美向度都不断迁变演进，时时脱颖出新的生机。”17从现当代诗歌在整个文学场域中的地位演进来看，其本质特征为“边缘化”。现代汉诗自诞生之日起就处在危机之中，面临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诗歌处在自我认同的危机之中。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来看，诗歌在文学场域中长期处于中心地位，既是知识分子文学素养的集中体现，是表达情感的最佳方式之一，也是他们踏向社会生活的基石：通过“诗”和“文”赢得社会声誉，走向政治生活（科举制度确立后尤其如此）。所以作家官吏二者身份的重合是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其精英地位的表征之一。而在当代社会，随着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的兴起，精英文化逐渐曲高和寡，逐渐被边缘化。她指出，这种危机使诗人在面临挑战的同时也赋予了当代诗歌新的发展机遇：同古代文人相比，“边缘化”的处境让诗人感到强烈的失落感和疏离感，产生了认同危机；但另一方面，新的处境迫使诗人重新定位，重新审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有更大的空间进行16 Brian Phillips Skerra,“Form and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PhD diss.,Harvard University,2013.17 彭松：欧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向度和张力,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年，第 150 页。PENG Song,“Oumei xiandai Zhongguo wenxue yanjiu de xiangdu he zhangli”(The Dimension and Tension of European-American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PhD diss.,Fudan University,2008,150.1772023年第6卷 第1期国际比较文学国际比较文学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自我反省和自我剖析，对人的生存状态进行严肃的反思和批判。因此“诗人挣脱了传统规范的束缚，获得更大的创作自由。”18奚密的认识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但若我们回顾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诗歌发展历程又发现，奚密的这种观点似乎与现当代诗歌的发展实际状况有自相矛盾之处。因为“白话文运动”的根本目的是打破古典文学语言和大众语言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现当代诗歌在近百年的发展进程中扮演了多重角色。从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到“文革”结束后提倡的文化解放以及2008年的“抗震诗”，诗歌被用以启蒙、教育、灌输思想、动员、激励、解放、激发以及抚慰等各个方面。左翼诗歌提倡革命化、平民化的语言；以延安文学为代表的解放区文学提出了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也要求诗歌走出精英文学的藩篱，成为平民大众审美的对象。朦胧诗的代表人物北岛的早期诗歌也有不少的“政治抒情诗”，回答 宣告 结局或开始 等也都是用“一种革命话语回应另一种革命话语”。“文革”结束后更是掀起了一股“诗歌崇拜”的高潮，正如北岛所说当时的诗人被视作“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诗歌积极介入社会生活，单以“边缘化”一词不足以概括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历程。奚密在分析这一现象时指出：“对当代中国的若干先锋诗人而言，诗歌已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或私人性的创作活动。它已被提升为一种生命和宗教信仰的至高无上的理想存在。”19 在她看来，当时中国的诗歌崇拜具有强烈的宗教狂热的意涵，对某些诗人而言，诗歌本身就是宗教。朦胧诗的崛起表明了诗人群体偏离官方意识形态的倾向，填补了“文革”以后长期遗留的精神真空。五、网络时代的诗歌“把关人”研究在进入网络时代以后，文学的生态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从传播媒介的角度看，承载诗歌的传播方式既有传统的纸质媒介（杂志、期刊、书籍），也有视频媒介（电影、电视）和网络媒介。其中网络媒介的力量不容小觑，它不仅仅改变了诗歌的传播方式，也颠覆了人们对“写作”和“作家”等概念的认知。任何人都可在网络平台进行“写作”，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作家”，通过博客、微信、QQ、网站等平台发布自己的“作品”。西泽尹伍德（Heather Inwood）在其文章 为人民的诗歌？网络时代的中国当代诗歌（“Poetry for the People？Modern Chinese Poetr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中指出，在中国当代诗歌的场景中存在着诸多张力。张力的一极为大众媒介和能批量生产文化产品的网络，另一极为中国当代诗人竭力维持诗歌创作的水准、保留对诗歌的传统定义的愿望以及中国非诗歌阅读群体的保守期望。数字媒介不仅使更多的人有机会参与文学生产，也使读者有更多的机会判断诗歌的好坏。这些新媒介也促生了新的文学“把关”（gatekeeping）方式，诗人和普通大众一样以自己的方式决定什么是“诗歌”。20他将中国18（美）奚密：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第 17 页。Michelle Yeh,Cong bianyuan chufaxiandai hanshi de linglei chuantong(From the Margin),17.19 Michelle Yeh,“The Cult of Poetry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3,no.1(1996):53.20 Heather Inwood,“Poetry for the People?Modern Chinese Poetr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5,no.1(2015):45.178写在诗歌之外海外当代中国诗歌研究概览（19492020）Writing Outside of the PoetryAn Overview of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Abroad2023,Vol.6,No.1诗歌场域的“把关”方式分为三类。第一类精英式的“把关”方式，主要为少数控制与分配文学生产的专家式的诗人，也是中国诗坛影响力较大的人物。在这类“把关”模式中，编辑的权威性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其目的是筛选一些具有高水准的诗歌作品以待日后出版。第二类“把关”方式与面对面的聚会或大众参与相关，如诗歌朗诵会、诗歌沙龙或诗歌节。在这类方式中，“把关者”更注重诗歌情感的真实性，而看轻诗人的权威性和专业性（尽管所谓的真实性本身也是权威性的生产者）。个人参与众多意义的生成过程，拥有任何文化场景共同的归属感。这类“把关”方式的代表为“垃圾派”诗歌。21“垃圾派”一般在网络发布自己的诗歌作品，群体成员对新近的诗作相互评论，对不符合其诗学标准或者攻击其诗歌标准的帖子则一律删除。第三类“把关”方式是由网民主导的。源自轰动一时的“梨花体”事件。2006年11月，有人将女诗人赵丽华的诗歌发布在论坛“两全其美”（LQQM.net）上，并将其风格称为“梨花体”，随后引起轰动。赵丽华的口语体诗歌遭到有些网民的攻击和讽刺，如有网民称她为“国家一级诗人”，也有人称之为“诗坛芙蓉”。她的诗句：“诗/原来/可以/这样/写”，被讥讽为“史上最汗的诗”。尹伍德认为赵丽华在中国诗坛引起轰动的主要原因是其诗歌触动了众多网民的敏感神经，他们逐渐对中国当代诗歌的成就持怀疑态度，或许他们对赵丽华口语体诗歌本身的文学语境一无所知。在他们所受的教育中，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尤其是古典诗歌），诗歌应当有某种标准。而他们参与到诗歌创作的传播与解构之中，其评判标准来自大众对诗歌文本的集体反应。22他还进一步指出，在中国不论诗人还是非诗歌阅读的公众对诗歌都持有类似的观点：作为高雅文化的代表和中国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核心，诗歌应该超越表达物质欲望的刺耳声音，摆脱赚取点击率的吸引眼球的种种行为，对大众媒介做出自己的回应。网络对当代中国诗歌“水准”的影响尚待进一步观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一种社会形式，诗歌将会继续繁荣。他预言，不论诗歌的创作者选择回归大众，还是仅仅作为诗歌与政治、文化、媒介张力的见证者，它绝不会失去其话语表达能力。23当然，国外对中国当代诗歌的研究不仅仅限于笔者所列出的这些主题，如在谈及翻译问题时葛浩文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翻译面临的问题，他认为：“从翻译的角度来说，有三个障碍，第一，作家忽略了写 人的文学，所谓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