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运动的失败与梁启超青年教育思想的发展_张雪梅.pdf

收稿日期：2023-03-22作者简介：张雪梅（1972），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赵兴慧（1997），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在读。维新运动的失败与梁启超青年教育思想的发展张雪梅，赵兴慧摘要：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青年教育思想是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发展的，从维新运动时期主张培养学贯中西的政治人才到20世纪初主张培养以青年为主体的现代新国民，梁启超的青年教育思想逐渐成熟，而这种变化正是基于他对维新运动失败反思与变法失败后对中国国民的深入剖析，加之西方启蒙思想家和日本社会思潮的影响，促使他把青年教育同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倡导青年全面发展，以此来培育中国新民，而梁启超的青年教育思想也为完善近代国民教育和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关键词：维新运动；梁启超；青年教育doi:10.16083/ki.1671-1580.2023.07.032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23）070179082023年第7期第39卷（总第511期）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JOURNALOF JILIN PROVINCIALINSTITUTE OF EDUCATIONNo.7，2023Vol.39Total No.511维新运动是由维新派发起的一场旨在通过学习西方制度来挽救民族危机的政治改革运动。虽然维新运动失败了，但这场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是一次救亡改革运动，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梁启超作为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其思想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维新运动的失败使他对整个变法过程的分析更加客观，也促使他对教育、文化领域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从理论上来看，梁启超的青年教育思想是在探索近代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的，是经过实践检验证实的理论，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借鉴。一、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的青年教育思想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的青年教育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国家危难之际，梁启超在对洋务运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认真思考改变国家现状的对策，并主张变法图强，他指出变法的有效途径就是通过教育让青年学习西方政学，培养变法急需的政治人才。179（一）培养学贯中西的政治人才马关条约 的签订使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与此同时，早期维新思想家提出的“变法”主张，在这一时期重新受到重视，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将“西学”和“中学”的深刻内涵与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试图从中找到解救中国的良药，其中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对专制守旧的思想文化和洋务运动中的弊端进行了猛烈抨击。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重要成员，面对国家陷入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更是满怀救国热情，一心找寻救国救民的良策，他主张变法图强，并为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他在 变法通议 中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即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非可阙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1梁启超分析了变法的利弊，认为一个国家要想保持自身的长久兴旺，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并积极作出相应的改变，而当时中国外部面临着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内部在制度层面更是积弊已久，为了保国、保种、保教，变法迫在眉睫。关于如何变法强国，梁启超认为变法应当从教育变革层面入手，以达到对人的思想启蒙的目的，尤其是对青年的思想启蒙，关乎国家未来的发展进程。首先，梁启超对中国的传统教育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中国之所以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其根源在于科举制度下人才的衰退。梁启超指出：“今国家不欲自强则已，苟欲自强，则悠悠万事，惟此（指筹措教育经费）为大，虽百事未，犹先图之。”1可见梁启超认为国家要想变得强大，教育必须放在首位且必须让学校教育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培养出强国之才。中国选举人才的科举制度早已僵化，科举制度把学校教育和做官联系起来，读书人为了做官，便只读对考试有用的书，从而忽视了实用知识的研习与政务的钻研。所以，梁启超指出：“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2其次，梁启超还指出了洋务教育的不足：“第一，如果不改革科举制度，人才就会流失；第二，如果不成立师范学校，传统学堂教出来的学生，也不能成为变法所急需的政治人才；第三，如果不分专业学习，学生就不能做到对专业知识的精通。”2因此，他认为洋务派没有学到西方文化的本质内容，学到的仅仅是皮毛，而这不足以改变中国的现状。（二）强调以西方政学为根本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贯中西的政治人才，他号召青年学习西学应当以西方政学为根本。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以往虽然也学习了西学，但学习的内容仅停留在语言、算学、制造等技艺类的内容，对于西方富强的根本“政学”却丝毫没有涉及，所以他得出结论：“现在的学校，应当以政学为根本，艺学为辅助。”3梁启超之所以会得出以西方政学为根本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梁启超认为政学是西方国家和日本富强的关键所在，他在 学校余论 一文中指出：“西方国家，将学习政治放在首位。纵向的去学习公理和公法、横向的去学习希腊罗马的古代历史，并将这些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当下的政治事务中，学成者可以担任政治事务，这是西方国家立国的重要前提。”3西方国家的富强自不必说，而日本与中国的国情相似，且学习西方的时间差不多，但两国的收获却相差甚远，中国人注重学习西方的技术，而日本则注重学习西方文化的精髓，所以能在近30年的发展中逐步实现国家的富强，由此可见学习西方政学的必要性。其次，由于维新运动从其改革目的上来说是以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为目的，所以在改革过程中也需要培养大量学贯中西的政治人才，180以推动变法的顺利进展。关于如何学习政学，梁启超给出了具体建议，他认为青年学生既要学习西学，也不能废弃中学，而要两者兼具，他主张青年要在懂得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之上，去学习西方文化制度。对于西学和中学的学习，梁启超认为学“中学”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应该在几年之内选取一些中国的经典书目和文章学习即可，这样学生在了解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古今治理的经验和教训后，便能更好地去贯通中西。在课程学习上，他强调“学生应当同时学习中学和西学，而将经学、子学、史学以及西方语言的翻译学习放在课间学习”。2这样学生在经历过“中西之通”的学习训练之后，便能更好地去吸收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文化，其后在数年的时间内，学生应当专注于研读西方典籍，进而研究西方的政治制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有益之处，实现变法图强。总之，梁启超对于“西学”的学习格外重视，他经常在讲坛批阅学生札记时阐发自己的思想主张，鼓吹民权，强调学生要学习西方的社会公理学说，其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变法急需的政治人才。二、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青年教育思想的新发展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日本期间，梁启超深受日本社会影响并对维新运动的失败进行了深入反思，加之流亡日本期间受更多西方思想的影响，他意识到必须把教育的着眼点放在更广大的国民身上，从而让更多国民思想觉醒，为此，他将希望寄托在了以青年为主体的国民，希望通过教育增强青年的国家意识，使青年身心得以全面发展，从而让他们去影响更多的人，共同为国家的独立富强拼搏。（一）培育以青年为主体的现代新国民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追查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梁启超被迫逃亡日本，到达日本后，梁启超的青年教育思想也随之有了新的发展。他一方面在受到欧美、日本思想家教育理念的影响后继续致力于研究西方的学术文化和教育，另一方面努力将这些思想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撰写 少年中国说 新民说 新民议 等文章，指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4并提出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培养现代国民即“新民”。如何理解“新民”的内涵呢？梁启超认为新民从总体上来说就是用西方近代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价值观来教化中国国民，重塑他们的国民性。为此，梁启超提出了新民的十四条标准，即新民必须具备“公德、私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思想、义务思想、自由思想、自治思想、进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和尚武精神”。3这也是他进行现代新国民性改造的具体方法。梁启超将青年作为培育现代国民的主体。他指出自近代以来，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的威逼利诱时，可谓丑态百出，为了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与西方列强签订出卖国家主权的条约，任凭西方列强在中国大地上恣意妄为。梁启超认为这些掌握国家大权的老朽之人对中国被迫进入世界体系这件事情并不是很在意，仍旧遵循着自己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旧思想，不去深刻思考如何改变国家现状的办法。所以，梁启超认为：“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不效不睹者何也？”“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4如果光靠这群老朽之人去挽救中国，中国的命运只会更加悲惨，所以，他将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希望青年在接受国民教育之后，能够具有国家思181想、自由思想、自制能力等新民所具备的必要条件，从而能更好地去改造中国，建设强国。正是因为如此，梁启超极为重视青年力量，他强调以人为本，呼唤青年力量，引导青年学生认识到自身所肩负的时代重任。（二）增强青年对国家意识的认同20世纪初期的中国正处在被帝国主义列强争先瓜分的位置，而维新运动的失败使梁启超认识到掌握国家大权的官员不能团结一心共同对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国家的命运无处寄托。对此，梁启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封建君主把国家视为自己的家业，并把民众看作奴隶，民众迫于暴君的权威，不得不以奴隶的姿态去面对君主，时间久了，民众连自己的本性也忘记了”。5等级分明的君主专制制度使国民长期处于不平等的环境中，使他们无法意识到自己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所以，他们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也表现冷漠。对此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国人缺乏爱国之心，是中国积弱的根源之一。”4由此梁启超认为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改造旧国民的愚昧、自私和怯懦，培养新型国民。梁启超认为当前世界早已是民族主义的世界，但国人却不知什么是民族主义，他们只知朝廷而不知国家。因此，梁启超将振兴中国、复兴中华民族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激励青年发奋图强，增强国家意识，挽救国家和民族。他认为“青年今日之责任，其重大百倍于他人”。6所以，他指出只有合全民族之力才能建立中国式的民族主义，并主张推行国家主义教育，使青年明白国家的含义，从而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这一时期梁启超以青年、社会、国家、世界四个维度为基本出发点，逐个分析每一维度的特征和发展现状，层层递进地指出每一维度之间的关系，教育青年应树立家国情怀和报国之志。为了使青年更好地理解国家的含义，梁启超在 新民说 中提到：“国家思想是什么？第一对于自己而言，知道有国家；第二对于朝廷而言知道有国家；第三对于外族而言，知道有国家，第四对于世界而言，知道有国家。”4这一国家思想贯穿于个人到社会、社会到国家、国家到世界的层层递进之中，从而更加有理有据地引导青年认识到自身对民族国家的巨大作用，激发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怀。此外，梁启超对朝廷和国家作了区分：“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而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7梁启超认为朝廷只是统治者的私有财产；而国家是国民所公有的，国家的事情应该由国民共同去处理。梁启超在倡导国家主义教育的过程中，急切地呼唤国民尤其是青年要有一颗爱国之心和坚信国家必将强盛的理想信念，他将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朝气蓬勃的青年身上，坚信中国青年必将使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三）注重青年人格品质的培养梁启超对青年寄予厚望，认为他们是民族未来之所在，他在 少年中国说 一文中明确论述了少年和国家的关系，指出：“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7从这段文字可以明确看出梁启超将国家的未来寄托在少年身上，将少年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激励青年要奋发图强，肩负起建立“少年中国”的历史责任。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这一段用的都是假设的句子，即假如少年如何则国家如何，这才是他的本意，所以，他这里所说的少年并不是普通的少年，而是具有“智、富、强、独立、自由、进步”品质的少年。182梁启超在 论教育当定宗旨 一文中认为教育应当使国民“备有人格,享有人权”。8而这里的国民主要指的就是青年，而人格具体来说就是知行统一的“全人格”，梁启超认为现代国民应该具有“健全”的人格，他结合中西方的教育思想，提出人类心理可分为知、情、意三部分，所以，教育也应当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个方面，只有当三方面都圆满时，才能形成健全的人格，从而成为真正的“现代人”。9知识教育可以使人明辨是非，认清对错；情感教育可以使人克服狭隘的自我限制，进而去关心国家、民族、世界的发展；意志教育可以使人增强勇气和毅力。梁启超希望通过“三育并举”的教育方针来培养青年的综合素质，以此来使青年兼具“智、富、强、独立、自由、进步”的优秀品质。这些对少年品质的要求，在他之后发表的 新民说 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和发展，具体表现为“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私德、民气、政治能力”10等诸多新民应具备的品质。三、梁启超青年教育思想演变的原因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出优秀人才，而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是与时俱进的，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的青年教育思想从维新运动时期的培养学贯中西的政治人才发展到20世纪初的培育现代新国民，他把教育的目的从以“政学主义”为主转为以“新民”为主。其教育思想演变的主要动因是：（一）维新运动中的国民性缺失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但作为维新运动的领袖，他坚决维护维新变法事业，同时出于对中华民族前途的担忧，他认真分析和反思了这场运动失败的原因，认识到国民性的缺失是这场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他强调要培养以青年为主体的现代新国民，让他们带领广大国民去实现国家的繁荣和民族的富强。梁启超认为首先是中国古代数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阻碍了变法，阻塞了新思想的传播。封建统治者将百姓当作奴隶，致使百姓的身份十分低下，时间一长百姓自己也习惯了。他说，中国广大民众虽多次“经国耻，历国难，而漠然不以动其心者，非真性也，势使然也”。11这并不是“奴隶”们的本性，而是当时社会现实的逼迫。由此可见，在封建专制制度的压迫之下，民众逐渐养成了一种奴性的性格，他们变得顺从、麻木、自私、缺乏思考力，更不会去追求他们应有的权利。其次，梁启超指出我国的民众往往以朝廷为中心，没有国家概念，缺乏爱国意识。他逐渐认识到甲午战败，唤醒的只是一部分有良知的中国人，即维新志士和同情变法的爱国人士，而就整个中国来看，作为中国主体的下层民众和上层统治阶级依然处于睡梦中，他们对变法更多持有的是观望和不支持的态度，因此，变法缺乏成熟的社会环境。此外，梁启超进一步指出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传统专制制度的阻碍，民众在朝廷长期中央集权的控制之下缺乏国民性，这让他们具有很强的奴隶根性，具体表现为愚昧、卑怯、自私。面对民众的这种畸形人格，梁启超主张重塑独立人格，极力强调人人自由独立，鼓励国民挣脱封建道德的牢笼，以勇敢自信的决心去追求自己的权利。他认为：“自由者，权利之表征也。”“故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国，舍自由美德外，其道无由。”7这实际上是通过倡导人们追求自由和重塑美德，从根本上解放人们的思想，提高民众的民族自信心，进而挽救中国。183由此来看，梁启超认为维新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关键在人，在人素质的高低，所以，他把人的发展放在第一位。他深感中国民智未开：“中国之弱，由于民愚也，民之愚，由于不读万国之书，不知万国之事也。”11鉴于此，他在变法失败后，更加积极地创办报刊，传播西方新思想，引导民众尤其是青年解放思想，并指出：“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4这无疑对中国的发展有巨大的积极意义。（二）西方启蒙思想家及日本社会思潮的深刻影响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一方面受到日本社会思潮的影响，切实感受到了日本国民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他又接触到大量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使他对西方的了解更加全面深刻，思想也为之一变。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迫逃亡日本。在日本期间他接触了大量的西方书籍，对西方的了解也更加深入，在此期间，他通过学习和研究卢梭、孟德斯鸠、斯宾赛等欧美思想家的学说，认识到了“国民”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力量。首先，梁启超认为民族主义思潮是推动欧洲近代进步的重要动力，因此，在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之下，他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形成。梁启超认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主要包括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世界竞争，他们对国民的重视不局限于狭隘的地域、血缘、文化范围，而是强调以国家疆域为界限的大民族主义，当前中国正缺乏对这种进步民族主义的认知。12如果说西方启蒙思想家对梁启超的影响仅仅是理论上的话，那么日本在20世纪兴起的各种社会思潮则让梁启超思想为之一变。梁启超来到日本后，一边阅读大量日本书籍，充实知识，一边阅读日本报纸来了解日本政界、学界，思想得到巨大启发。当时有关“少年日本”“青年”的论述在日本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如尾崎行雄的 少年论等文章在当时的日本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在这些文章中大力强调“新青年”与“新日本”的关系，指出日本青年是建设日本未来的新主人。13梁启超与他们联系密切并深受影响，这为梁启超侧重培育新民的青年教育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其次，梁启超深受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对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梁启超认为中日两国有着相似的改革背景，但改革的结果却大相径庭，主要原因就是日本的改革是在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感召下进行的，最大程度地激起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使民众能从国家的利益出发，进而去深刻感受近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质上就是不同民族之间的竞争，而构成民族的重要成分就是国民，所以，这种竞争也是不同国家国民之间的竞争，由此可见国民的重要性。总之，在西方启蒙思想家和日本社会思潮的共同影响之下，梁启超的青年教育思想侧重于培育新民。他在 新民说 中强调要对国民进行德、智、体、群等方面的训练，并广泛宣传公德、私德、权利、自由、进取冒险、政治能力等思想，他提出培养新民的方法是：“糅合中西文化的精华来塑造中国的新型国民。”4而中国青年自然应该最先接受这种教育，培养出自己独立的人格，这样才能有自己的思想，认识到自己对国家的责任，进而为国家的富强作出自己的贡献。四、梁启超青年教育思想的历史影响梁启超青年教育思想在发展过程中虽然有所变化，但自始至终都贯穿着爱国这一中心思想。他将挽救危亡、振兴中华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认为“青年今日之责任，其重大百倍于他184人”。6他最早发起思想启蒙运动，并提出塑造中国新民的任务。在梁启超青年教育思想的影响之下，晚清社会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出现了“重视少年”的社会风气，尤其是梁启超在 少年中国说 一文中明确论述了少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号召少年为建设“少年中国”的伟大梦想而奋斗。随后在梁启超的影响之下，清议报 上出现了很多以“少年”为笔名的作者，相较于梁启超论述的少年，他们所论述的“少年”也更加明确，主要是围绕青年志士和学生而展开，这些文章强调青年学生的地位和责任，赋予青年学生重大使命。例如，湖北籍留日学生李书城于1902年在 湖北学生界 所发表的 学生之竞争 一文中指出：“今日中国之负此资格造此能力者，果谁属乎？吾得而断言之曰：学生哉，学生哉。”14他将青年学生的地位提升到崇高的地位，并详细论述了少年应该具备怎样的品质，学习怎样的知识，才能担负得起挽救国家的大任。这些报刊强调青年学生的地位和责任，正是对梁启超青年教育思想的继承和拓展，而且这种对青年学生的动员不仅仅停留在言论层面，还将之付诸实践，例如抵制外货、收回利权、拒俄运动、拒美运动等活动中均可见青年学生的身影。此外，梁启超所提倡的青年思想以及对“少年中国”理想的追求，更是激励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去努力继承和实现梁启超所呼唤的“少年中国梦”，尤其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梁启超青年教育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了“少年说”的内容，“青年”一词更是逐渐取代“少年”一词，成为这一时期的潮流。1915年陈独秀在 敬告青年 一文中明确表达了青年应当具备的品质，即“自主、进步、科学”的品质15，他希望青年能自觉主动地承担救国的责任，同时要革除自身之前所受的陈旧思想，释放个性，成为新青年。胡适在名为 少年中国精神 的演讲中提出“少年精神就是积极革新的精神”。16李大钊在 “少年中国”与“少年运动”一文中指出：“我们的理想是在创造一个少年中国。”17在他们的影响之下，更多青年思想受到洗礼，形成了五四新青年的庞大学生群体，并在以后的社会运动中发挥了引领作用。这既是对梁启超青年教育思想的传承，也是对其内容的进一步拓展。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在民族危机面前，他积极倡导变法，希望使国家强大。维新变法前，他主张培养学贯中西的政治人才，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期间，接触了更多西方思想和日本思想，他的眼界更加开阔，在总结和反思历史的基础上，认识到只凭器物和制度救国是行不通的，应该从深层次的思想上去入手，唤醒民众的思想，为此他将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他通过讲学、办报、演讲等形式，将青年教育思想理论付诸实践。直到今天，他的青年教育思想仍旧影响着当代青年，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参考文献1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 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戊戌时期教育 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3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4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三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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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new nationals withyouth as the main bod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This change was based on his reflection on the failure of the Re-form Movement and his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reform,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enlightenment thinkers and Japanese social trends,which prompted him to link youth educa-tion with prosperity of the country and advoca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young people,so as to cultivatenew citizens of China.Liang Qichaos youth education thought also laid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modern national education and systems.Key words:the Reform Movement;Liang Qichao;youth education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