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背景下中日韩清洁能源合作嬗变_李昕蕾.pdf

NORTHEAST ASIA FORUM东北亚论坛 2023 年第 2 期碳中和背景下中日韩清洁能源合作嬗变2023年第2期总 第 166 期No.2，2023Total No.166碳中和背景下中日韩清洁能源合作嬗变李昕蕾刘小娜摘要中国、日本、韩国作为东北亚地区的核心大国分别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并制定了各自的清洁能源发展与绿色产业经济振兴的国家战略，这为三国清洁能源合作与区域能源转型提供了重要契机。中日韩在环境保护与绿色能源领域有着长达三十余年的合作基础，其过程呈现出“多层多元并进”和“新多边共治”的演进路径特点。但目前东北亚清洁能源互动呈现出日益复杂化的态势，体现为政治互信缺乏与区域能源机制建设滞后并存、高碳能源路径依赖与区域绿色竞争并存、域外国家干预与新能源地缘风险攀升并存的复合性挑战。在绿色竞合背景下，中国应发挥作为全球清洁能源生产大国的结构性优势，以碳中和态势为契机从机制创新、竞争管理、区域凝合和张力缓释等维度推进区域包容性、务实性和可持续性的清洁能源合作，从而在东亚区域能源治理新秩序建构中发挥积极能动性角色。关键词碳中和；清洁能源合作；中日韩；东北亚；能源转型；RCEP中图分类号 D815文献标识码ADOI：10.13654/ki.naf.2023.02.006文章编号1003-7411（2023）02-0080-（18）收稿日期2022-06-09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2ZDA130）作者简介李昕蕾，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小娜，山东大学环境政治研究所研究助理。（青岛266237）气候变化问题是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报告显示，全球升温或在未来 20 年达到甚至超过 1.5临界值，给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失。12022 年 11 月埃及沙姆沙伊赫大会召开前后，全球已有 139个国家、116 个地区、241 个城市、804 家企业提出了碳中和目标。2由于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是气候变化问题的根源所在，各国实现碳中和的中长期路线图中均将能源部门脱碳放在首要位置，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绿色氢能、核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以及与之相关的绿色东北亚区域合作NORTHEAST ASIA FORUM碳中和背景下中日韩清洁能源合作嬗变2023年第2期总 第 166 期No.2，2023Total No.166交通、数字储能技术、工业脱碳技术、可持续基建等绿色产业。东北亚是世界经济最具活力、能源需求最旺盛的地区之一，中日韩 GDP 总量占世界的 20%、亚洲的 70%，快速的经济发展与高比例化石能源消费结构使三国均为世界前十的碳排放大国。随着气候变化的不断加速，位于季风带的中日韩极易受到日益频繁的各类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其农林牧渔业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家危机治理能力等方面均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因此三国对能源转型与可持续能源安全有着不断上升的共同诉求。2020 年 9 月10 月，中日韩分别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并密集制定了各种清洁能源发展与绿色产业经济振兴的相关战略。在碳中和背景下，区域高比例清洁能源发展前景不仅为中日韩的绿色能源合作提供新的机会窗口和利益空间，同时也推进了区域能源治理新秩序的塑造。本文基于对碳中和态势下中日韩清洁能源合作基础与利益诉求分析，探析东北亚区域清洁能源合作的演进路径特点；针对目前绿色竞合的复合性挑战，指出中国需从机制创新、竞争管理、区域凝合、张力缓释等维度发挥自身在区域能源治理新秩序建构中的能动性角色。一、碳中和态势下中日韩清洁能源合作基础作为东北亚区域能源消费和产业发展的核心大国，中日韩均宣布了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在日益紧迫的碳约束格局之下，三国清洁能源驱动的能源结构转型加速，三国清洁能源合作基础和利益诉求如下：（一）清洁能源对传统能源的超越：应对气候、经济和能源危机的综合性解决方案传统的能源地缘政治理论认为，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因其储量的有限性、地理空间的依附性以及分布的非均衡性而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属性，国家间围绕能源的生产、运输和消费问题往往发生竞争、冲突甚至战争。3中日韩三国的化石能源对外依存度高且来源集中度高，引发了较强的能源地缘“紧平衡”属性，区域能源竞合中的零和博弈观念甚嚣尘上。围绕化石能源进口和海外能源资产开发收购而展开的竞争加剧了东北亚地区各国之间的不信任感与能源安全困境，这种恶性竞争态势不但不利于中日韩在能源领域取得经济与安全效益，反而加剧了油气市场的“亚洲溢价”并带来额外经济损失。因此，单纯基于化石能源的地缘格局和博弈状态无益于东北亚区域的能源可持续性治理格局的形成。不同于传统能源，以风能、太阳能、绿色氢能、核能为代表的清洁能源具有可持续性和广泛分布性，其供应能力主要依赖于绿色技术革新，超越了特定地缘限制，弱化了地缘性能源博弈。特别是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下，清洁能源成为减缓气候变化、支撑后疫情时代绿色复苏、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提升能源安全的中流砥柱，是各国应对气候危机、经济危机和能源危机的一种综合性解决方案。基于此，清洁能源合作具有“多元灵活性”和“相对去地缘化”特性，有助 清洁能源指在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低污染或无污染的能源。狭义上，清洁能源主要指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水能、潮汐能等可以循环再生的能源；广义上，清洁能源不仅包括可再生能源，还包括氢能、核能、洁净煤等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尽可能减少对生态环境污染的能源。本文对清洁能源的界定倾向于广义定义。在市场交易中，大的买方在市场竞争和议价中具有其自身独特优势，往往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达成交易。然而，中日韩之间的竞争却使这种优势没能得到发挥，造成石油“亚洲溢价”（Asia Premium）。81NORTHEAST ASIA FORUM东北亚论坛 2023 年第 2 期于中日韩在追求能源安全的逻辑上跳出传统能源博弈的“零和竞争”桎梏，实现各国“多边共赢”下的可持续性能源安全利益诉求。在这一过程中，两个发展态势值得注意：一是清洁能源有助于能源治理过程中的“去中心化”实现，即突破国家在传统化石能源治理供给中的核心支配地位，让更多利益攸关方参与治理实践中，从而实现多元化和分散型的治理新模式；二是与清洁能源相伴的低碳发展必然是一个能源电力化和数字化的双重转型过程，随着相关电网装备的升级，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柔性互联、储能技术在内的新兴领域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这意味着各国向清洁能源的转型将导致能源的生产、运输和分配结构发生重要变化且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增强，相对去地缘化的清洁能源成为区域能源可持续安全转向中的黏合剂与催化剂。（二）区域气候能源政策转型：碳中和态势下中日韩加速推进绿色发展战略根据 2021 年 全球气候风险指数报告，日本、中国和韩国的气候风险指数排名分别为第 4位、32 位和 60 位，三国的升温速率明显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4伴随着高温、热浪、干旱、强降水、台风、暴风雨等极端气候事件增多，气候危机对东北亚各国的负面影响日益加剧。鉴于后巴黎时代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以及后疫情时代经济绿色复苏与能源安全诉求的提升，中日韩三国均将推进清洁能源发展视为碳中和战略和行动的重点（见表 1）。具体而言，为了支持双碳目标，中国于 2021 年 2 月出台 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为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提供了顶层设计。2021 年 3月，全国人大通过“十四五”规划，提出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建设风电、水电、光伏、核电等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基地，加快电网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并提升清洁能源消纳和存储能力。中国将双碳目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提出 2060 年要全面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80%以上。日本于 2020 年 12 月颁布了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的绿色增长战略，旨在建构面向实现碳中和的产业发展体系，提出通过海上风电、氢能等核心产业来培育和提升日本绿色产业在亚洲乃至全球市场的国际竞争力。2021 年6 月，修订后的 全球变暖对策推进法 在参议院正式通过，标志着碳中和目标嵌入了日本国家立法体系。2021 年 10 月，日本政府正式发布第六版能源基本计划，提出“最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并将 2030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所占比例，从此前的 22%24%提高到 36%38%。韩国于2020 年 7 月宣布了“绿色新政”，五年内政府将投资 73.4 万亿韩元（合 609 亿美元）以支持绿色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绿色交通、能源存储系统和智能电网、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等绿色技术的发展。碳中和目标提出后，韩国政府于 2020 年 12 月和 2021 年 3 月先后公布了 2050 碳中和促进战略 和 2021 年碳中和实施计划，旨在加快能源转型，制定碳中和目标实现的具体路径。2021 年 10 月，韩国国会通过 碳中和与绿色增长框架法案，正式将 2050 年碳中和愿景及实施体系纳入法律并成立碳中和委员会制定实质性的政策手段。中日韩三国在碳中和背景下雄心勃勃的国内绿色发展战略为彼此间的清洁能源合作释放了积极的政治信号，这种国内议程优先度的对等也为区域绿色能源合作塑造了更为有利的政策环境。（三）区域清洁能源合作的利益诉求：中日韩绿色产业合作的交叠空间在碳中和目标下，中日韩三国均将清洁能源作为发展重点，且其清洁能源发展战略均侧82NORTHEAST ASIA FORUM碳中和背景下中日韩清洁能源合作嬗变重清洁能源电力体系、清洁交通、绿色氢能、智慧储能等领域；在推动清洁能源合作、实现本国碳中和承诺方面有着共同利益，更容易实现超越传统地缘藩篱的绿色合作。5表 1中日韩清洁能源绿色发展战略的推进比较国家中国日本韩国清洁能源发展目标承诺 2060 年碳中和2030 年非化石能源占比达 25%左右，风电、光 伏 发 电 总 装机容量达 12 亿千瓦以 上，较 2020 年 增长逾 200%承诺 2050 年碳中和2030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 36%38%，其中太 阳 能、水 能 和 风能 分 别 占 比 15%、11%和 5%，加 上 核能后非化石能源总份额达到 56%60%承诺 2050 年碳中和2030 年可再生电力份 额 提 高 到 20%，2040 年达 30%35%领域综合领域（能源、交通、工业、建筑等）能源领域综合领域（能源、交通、工业、建筑等）能源领域综合领域（能源、交通、工业、建筑等）能源领域实施“绿色战略”的指导文件 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2019）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2021）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2021）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2021）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21）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2021）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2030）（2016）全国 31 省份“十四五”及 2021 年能源规划（2021）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2021）“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2022）长期低碳愿景纲要（2017）2050 年碳中和绿色增长战略（2020）革新环境技术创新战略（2020）全球变暖对策推进法（2021）2050 年技术创新国家能源与环境战略（2016）第五次 能源基本计划（2018）氢能及燃料电池战略发展路线图（2014、2016、2019）氢能基本战略 氢能社会构想（2017）太阳能发电开发战略（2020）第六次 能源基本计划（2021）2030 年国家温室气体减排路线图（2019）绿色新政（2020）2050 碳中和促进战略（2020）碳中和技术创新推进战略（2021）2021 年碳中和实施计划（2021）碳中和与绿色增长框架法案（2021）可再生能源 3020 计划（2017）氢能经济发展路线图（2019）第三个能源总体规划（2019-2040）（2019）第九次长期能源计划（2020）资料来源：作者自制。83NORTHEAST ASIA FORUM东北亚论坛 2023 年第 2 期首先，就绿色产业合作空间而言，在碳中和目标下，中日韩三国均推出了强化绿色发展的中长期国家战略，不约而同地致力于提升自身清洁能源和绿色产业发展水平，这成为合作的共识基础。与此同时，全球创新活动的重心也在持续东移，为东亚绿色产业创新与技术突破提供更多契机。目前，中日韩专利申请占全世界比重的 61.4%，特别是在专利合作条约（PCT）热门技术领域，日韩在电力机械、仪器和能源方面排名居前两位，中国在计算机技术和数字通信领域居前两位（见表 2）。6另外，三国均为彼此的前五位贸易伙伴，中国一直是日本和韩国的首位贸易伙伴，而日本与韩国分别列为中国的第四和第五位贸易伙伴。在韩国的追赶下，韩对中贸易规模几乎与日本齐平，体现了三国之间贸易的深度依赖。具体到清洁能源领域，中日韩三国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和依赖性。日本和韩国能源资源匮乏，且受国土面积限制可再生能源储量有限，但其资本和技术水平领先，在技术研发、金融投资、跨国管理、市场协调运营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中国是清洁能源生产大国和绿色投资大国，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分别连续 17 年、12 年、7 年和 4 年稳居全球首位，人力资源丰富且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能源数字化领域的技术禀赋也不断攀升。日韩两国从对华绿色贸易中获利很多，特别是风电光伏设备、半导体、新能源电池等产业高度依赖于中国原材料。7如 2022 年 5 月中国明阳智慧能源企业与韩国风力发电企业尤尼森公司（Unison）签署合作协议，建设风电中心以推动固定式和漂浮式海上机型的研发；同年该企业也进驻日本市场推进两国清洁能源务实合作，已达成富山县入善町海域的项目，提供 3 套 3000 千瓦的海上风力发电机。其次，从区域绿色能源贸易格局而言，东盟中心地位的维护推进了区域内权力格局的平衡，在客观上强化了区域绿色制度安排的凝聚力，有利于通过“大多边”机制促进中日韩“小多边”合作。围绕东盟中心性地位而建构的“10+1”“10+3”和东盟峰会机制为中日韩清洁能源合作奠定了基础，在这些框架下东亚地区分别形成了中国东盟清洁能源能力建设计划、东盟+3 清洁能源圆桌对话和东亚峰会清洁能源论坛等合作平台。目前，东盟分别为中日韩的第一大、第二大和第三大贸易伙伴（见表 2），而且以东盟为核心，中、日、韩、澳、新与之签署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低碳转型下东北亚区域内新型贸易格局和产业链的塑造提供了重要动力。RCEP 于 2022 年生效后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集团，也成为第一个完全包括中日韩在内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 从人口数量、经济体量、贸易总额等三个方面看，均占表 22021 年中日韩全球贸易伙伴与专利技术创新比较数据国家领域中国日本韩国中日韩前五位贸易伙伴（单位：十亿美元）第一位东盟（878）中国（350）中国（302）第二位欧盟（828）东盟（228）美国（169）第三位美国（756）美国（217）东盟（177）第四位日本（371）欧盟（156）欧盟（141）第五位韩国（362）韩国（85）日本（85）专利合作条约技术领域排名计算机技术第一第二第三电力机械、能源-第一第二数字通信第二-第一资料来源：Trilateral Cooperation Secretariat Database DB/OL.https：/tcs-asia.org/en/main/，2022-11-06。84NORTHEAST ASIA FORUM碳中和背景下中日韩清洁能源合作嬗变全球总量约 30%，不仅推进了欧美亚“三足鼎立”的全球制造业生产网络的形成，还有助于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发展并为其区域绿色产业合作打造出法制化、国际化的区域营商环境，增强区域低碳价值链内向化发展和合作共识达成。8碳中和态势下围绕能源贸易格局的转型，RCEP中的新型低碳能源产业链建构将加速，如绿色氢能、可持续性新基建、智能电网、碳捕获与储存技术的全产业链延伸。基于此，中日韩可以利用区域贸易优势实现深化合作，为亚洲地区提供较为高端的技术支撑与更为完整的绿色产业集群。二、中日韩清洁能源合作的演进路径特点相对于传统能源领域的地缘竞争与零和博弈，中日韩在相对“去地缘化”和“去中心化”的清洁能源合作领域，已取得了不可小觑的进展。中日韩三国在绿色能源与环境保护领域有着长达 30 多年的合作基础，日益呈现出“多层多元并进”和“新多边共治”的演进特点。（一）“多层多元并进”的区域合作路径中日韩清洁能源合作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从合作层次而言，中日韩清洁能源合作可以分为中日、中韩双边合作，中日韩三边合作，中日韩在亚太区域以及全球层面的多边合作等；从参与行为体而言，可以分为政府间合作、政府与民间协调、民间组织和企业间合作等多维度（见表 3）。1.中日与中韩双边清洁能源合作比起三边合作，中日清洁能源双边合作开启较早且合作领域广泛。早在 1993 年，中日之间就已在节能和环保领域展开了合作，签订了 关于能源利用与环境保护对策的合作议定书。日本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自 1995 年成立以来，已推动了 100 多个中日合作项目，其中包括 20 余项节能和清洁能源项目。自 2006 以来，每年举办的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为两国企业、研究机构以及政府部门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累计签署 402 个务实性合作项目，如 2021 年第 15 届论坛围绕氢能、清洁电力、电力汽车智能化、能效提高等方面签署了 11 个合作项目。与此同时，中日城市间和企业间的合作也在不断增多。2020 年以来，中国发改委设立了 6 个中日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包括日本三菱重工与成都高投集团在成都高新区打造的中日数字低碳城市科技创新中心等。相较于日本，韩国政府寻求与中国加强综合性气候能源合作的意愿更强。2016 年 6 月在韩国釜山举行中韩气候变化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探讨气候多边行动、绿色能源、碳市场发展等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对接韩国“新北方政策”背景下，中韩企业之间的交流不断增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韩国大韩商工会议每年共同主办的中韩绿色经济合作论坛成为两国经贸界在绿色产业领域的重要合作平台。2019 年以来，中国多地推进中韩产业园建设（烟台、盐城、惠州等）以加强两国私营部门绿色低碳合作，如 2021 年成立的中韩新能源汽车产业合作论坛和中韩储能产业发展研讨会等合作平台使双方在清洁能源技术、产品认证、标准协调等方面加强交流合作。2022 年 2 月，中韩年度环境部长会议召开，双方决定加快两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政策经验和技术联合开发的速度。同时，中韩高校和智库在清洁能源领域也有着常态化合作，清华大学和韩国能源研究院所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中韩清洁能源研讨会，85NORTHEAST ASIA FORUM东北亚论坛 2023 年第 2 期至今已经举办 12 届，会议聚焦于清洁能源利用、多污染物控制过程以及废物转化能源技术等议题。表 3中日韩国家间“多层多元并进”的清洁能源合作路径多层参与方双边合作多边合作中日合作中韩合作中日韩三边区域合作亚太区域合作全球性合作政府间合作中日绿色援助计划中日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中日政府间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 中韩气候变化合作协议中韩气候变化合作联合委员会 中韩环境合作规划（20182022）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TCS）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TEMM）空气污染三方政策对话（TPDAP）中日韩核安全监管会议（TRM）东盟“10+3”清洁能源政策圆桌对话东亚峰会（EAS）清洁能源论坛APEC 能源部长会议APEC 可持续能源中心（APSEC）全球清洁能源部长会议（CEM）创新使命（MI）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二十国集团（G20）全球清洁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政府与民间协调性合作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中日环境合作综合论坛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中韩绿色经济合作论坛中韩绿色能源环保合作论坛中日韩低碳城市研讨会中日韩友好城市大会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OEAED）中日韩企业家论坛（TEF）中日韩碳中和城市论坛（CNCF）北九州倡议网络（KI）亚洲开发银行亚洲清洁能源论坛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计划东盟中日韩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论坛环境与可再生能源国际会议（ICERE）21 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REN21）可再生能源及能效伙伴关系（REEEP）民间组织、企业间合作中日民间绿化合作委员会中日氢能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中日氢能产业联盟中韩清洁能源研讨会中韩新能源汽车产业合作论坛中韩储能产业发展研讨会东北亚清洁能源产业博览会中日韩产业博览会中日韩工商大会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亚洲清洁空气倡议网络（CAI Asia）倡导地方可持续发展国际理事会（ICLEI）C40 城市集团RE100全球可持续能源联盟（GASE）资料来源：作者自制。2.中日韩三边合作和亚太区域性多边合作2008 年起，中日韩领导人首次在东盟“10+3”框架外举行会议，其中围绕清洁能源政策交流与管理实践、科技交流及产业化合作三大主题进行了讨论，同年三国领导人推动了中日韩86NORTHEAST ASIA FORUM碳中和背景下中日韩清洁能源合作嬗变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技术合作论坛的建立，并发布 加强中日韩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科技合作的共同倡议。代表中日韩区域合作里程碑的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TCS）于 2011 年在首尔正式成立，带动了三国在环境、卫生健康、灾害管理等领域建立了 21 个部长级会议机制。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TEMM）也在此基础上不断强化，自 2014 年第 16 次 TEMM 之后，清洁能源转型成为会议主要议题之一。在 2021 年第 22 次 TEMM 上，三国以 TCS 成立十周年为契机共同签署了 中日韩环境合作联合行动计划（20212025），确认了以“中日韩+X 的生态合作模式”，加强中日韩在气候变化、碳中和、核能安全和可持续恢复的三方政策对话，同时推进环境商务+三方圆桌会议（TREB+）以加速向绿色经济过渡。9除了官方合作，中日韩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民间交往合作一直不断。自 2015 年以来由中日韩合作秘书处、中国国际商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韩国国际贸易协会主办的中日韩产业博览会每年召开，以电力汽车、氢能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产业合作成为重要议题之一。2018 年成立的中日韩低碳城市研讨会是由三国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国家级研究机构共同组织先锋城市参与的区域性交流合作平台，旨在促进三国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最优实践的交流。在 APEC 和 ASEAN 地区性合作框架下，中日韩三边合作也受到区域清洁能源多边合作的推动。如在 2014 年北京召开的第 11 届 APEC 能源部长会议上，中国借助主场外交优势倡导建立了“APEC 可持续能源中心”（APSEC），着力推动清洁能源领域的政策交流、信息共享、技术合作等。亚太地区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成为 2021 年 APEC 峰会重点讨论议题之一。在东盟“10+3”框架下，2017 年由中国国家能源局和外交部所提出的“东盟+3 清洁能源圆桌对话”倡议，是首个由中方倡导的区域清洁能源政策规划合作的长效平台。自 2018 年以来，中国与东盟能源中心共同创办了东亚峰会（EAS）清洁能源论坛，迄今已经成功举办了五届，论坛主题沿着“清洁发展绿色网络互联多元智慧体系绿色复苏”的侧重点推进，旨在加强包括中日韩在内的东亚清洁能源技术交流与项目合作。2021 年 11 月第五届论坛以“高比例可再生能源驱动绿色复苏”为主题在北京召开，提出建立清洁能源合作中心的倡议。3.中日韩在全球层面的跨国网络性互动全球清洁能源治理中，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全球清洁能源部长会议（CEM）、创新使命（MI）、二十国集团（G20）这些政府间组织和全球会议进程等均发挥着重要影响。中日韩均为上述国际机制的会员。与此同时，三国也是 21 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REN 21）、可再生能源及能效伙伴关系（REEEP）等全球包容性合作伙伴关系网络的成员。全球层面的间接性网络合作也为中日韩清洁能源合作提供不可或缺的动力。如中国在 MI 第二阶段（20202030）规划实施中牵头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的技术攻关，也有助于中日韩区域电网合作以及推动清洁能源技术的区域市场化应用。同时，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清洁能源合作中扮演日益重要作用，这突出体现为跨国城市网络、跨国企业网络等的涌现，如成立于 1990 年的倡导地区可持续发展国际理事会（ICLEI）是规模最大的跨国城市网络，目前中国 17 个城市及城 包容性合作伙伴关系网络意味着将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部门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使各方优势资源与影响能力彼此嵌构与相互强化，从而全面带动清洁能源治理新格局的发展。87NORTHEAST ASIA FORUM东北亚论坛 2023 年第 2 期区、日本 21 个城市，韩国 47 个地方城市加入 ICLEI。由 ICLEI 建立的 100%可再生能源城市和地区网络，有助于中日韩之间通过信息共享、技术支持、最优实践扩散等方式建立城市低碳能源系统。又如 RE100 是一项全球企业可再生能源倡议网络，企业成员必须公开承诺 2050 年达到 100%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目标。10截至 2021 年底，全球已经有 323 家企业加入 RE100，其中 85家来自中日韩三国。RE100 这类的绿色能源网络从信息沟通、技术规范、标准推广等方面为中日韩企业使用和推广可再生能源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合作平台。（二）“新多边共治”的区域合作路径后巴黎时代的低碳转型态势与全球碳中和共识为中日韩之间的清洁能源合作、创新互补以及区域能源治理秩序转型带来重要契机，推动三国清洁能源合作呈现为新议题引领、新转型愿景与新型三方合作的多边共治态势。1.氢能等新领域引领区域清洁能源合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氢能对于未来碳中和目标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将成为全球绿色产业创新的竞合高地。中日韩三国均将氢能视为清洁能源科技创新战略的重要支持领域，积极推动氢能和燃料电池产业发展。如日本于 2017 年就发布 氢能源基本战略，确立了 2050 年“氢能源社会”建设目标。2021 年日本政府启动了总额达 2 万亿日元的“绿色创新基金”，重点推进“大规模氢供应链建设”和“基于可再生能源的绿氢”示范项目。韩国自 2019年以来出台了 氢经济路线图 促进氢经济和氢安全管理法 等多项政策，2021 年 3 月发布的碳中和技术创新推进战略 将氢能列为实现碳中和的十项关键技术之一。中国于 2018 年成立了中国氢能联盟，汇聚了多家大型企业、科研机构和投资机构。2021 年 9 月该联盟发布 “可再生氢 100”行动倡议，提出力争到 2030 年实现国内可再生能源制氢装机达到 100 吉瓦。2022年 3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 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将氢能视为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载体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中日韩在氢能发展方面各有优势。日本在氢能方面布局较早，技术研发实力强，在高分子电子材料、磁体电流、极板等关键技术领域领先。11韩国侧重自主研发同氢能企业收购和高技术引进并重。中国拥有较为完备的重化工产业链，在氢能规模化和产业化的推进速度上占据优势，已具备大规模氢能利用的供应条件与市场空间，并且已有诸多地方和企业加强绿氢研发，如河北张家口的风电制氢、宁夏宁东基地的光伏制氢。目前，氢能已经成为东亚区域合作中的新兴领域，中日韩之间的互补性优势使三国在发展氢能方面走合作之路要比走竞争之路更为有利。通过技术与市场的结合，可以快速推进氢能产业链的完善，有助于区域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目前，中日和中韩双边的氢能商业合作逐步增多，中日合作领先。“中日氢能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中日氢能产业联盟”等联合研究机构与产业联盟相继成立。在氢能领域，丰田、本田、日产、松下、东芝等日本企业拥有全球氢燃料电池技术 83%的专利，同时极为看重中国巨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和在制氢领域的产量与成本优势。在 2018 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日并参观丰田氢能源汽车区后，中日开展加强氢能汽车的合作。2019 年以来，丰田等汽车公司与北汽福田汽车公司、亿华通科技公司、一汽股份和苏州金龙等达成协议，日方提供氢燃料电池（FC）组件同中方合作开发氢燃料电池客车。同88NORTHEAST ASIA FORUM碳中和背景下中日韩清洁能源合作嬗变时浙江巨化与日本丸红、摩氢科技与日本东芝等企业的氢能合作也开启。2021 年，丰田与亿华通合作成立了联合燃料电池系统研发（北京）有限公司后推出首个国内面向商用车开发、生产的燃料电池系统“TL Power 100”。与此同时，中韩氢能合作也逐步推进，如 2020 年 12 月广东举办 42 场中韩氢能对接会，为两国企业合作提供桥梁。2.区域电力合作凝聚东北亚碳中和新愿景碳中和态势下，区域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对国家间能源供需关系、能源产业链和贸易格局都会产生深远性影响。全面清洁电力化是通往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实现路径。与石油和液化天然气（LNG）的全球性交易不同，电力目前只是区域性交易商品，这意味着能源依赖的意义将从全球尺度降到区域尺度。鉴于中日韩三国提出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东北亚各国将推进东北亚区域的清洁电力转型视为实现零碳目标的关键性路径。但由于清洁能源受风力、太阳强度等自然条件限制无法实现全时、稳定发电，其转化与调度将高度依赖于地区跨国电网的建构，碳中和目标下高比例清洁电力供应的实现必然需要区域国家之间更为密切的电力合作。早在 2011 年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后，东北亚各国就开始重视发展可再生能源电力，加速探讨区域电力互联互通问题。2016 年由日本可再生能源研究所牵头的亚洲国际电网连接研究小组成立，旨在探讨亚洲超级电网的具体实施路径。同年 3月在中国召开的全球能源互联网大会上，中国国家电网、日本软银、韩国电力公司和俄罗斯电网公司签署了 东北亚电力联网合作备忘录。122018 年 10 月中国主导成立的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GEIDCO）发布了 东北亚能源互联网规划研究报告，旨在为东北亚能源电力可持续发展和地区电网互联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体现了清洁能源合作逐步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2021 年发布的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东北亚可再生能源发展与电网互联 报告，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离不开高比例清洁能源电力的开发和区域电力网络的相互协调，2030 年东北亚地区清洁电力总占比需要上升到 60%，清洁电源超过化石能源发电成为主导电源，到 2050 年区域清洁电力占比需要达到 90%。这将需要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增加 8 倍以上，从现在的 870 吉瓦增加到 2050 年的 7600 吉瓦，其中四分之三将是太阳能和风能。13这种共同利益预期的不断上升有助于减少各国对于区域电网互联下能源主权安全的担心，从超越传统地缘博弈角度来克服合作的政治性障碍。14基于此，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东北亚区域清洁能源电力合作是实现区域碳中和目标和绿色愿景的重中之重，其真正落地仍需要各国充分认识到资源互补重要性与区域协同共治优势。3.新型三方合作拓展了清洁能源务实性共治空间随着“一带一路”合作平台规模不断扩大与利益普惠性逐渐显现，日本和韩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逐渐由消极转向积极。2018 年 5 月李克强总理访问日本，双方签署了 关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为两国进行清洁能源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奠定了良好开端。同年 10 月，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两国企业在水电、地热发电等清洁能源及光伏等高端能源技术产业领域达成 18 项相关协议。2021 年 7 月，中日促进绿色低碳第三方市场合作研讨会在湖北武汉召开，会上发布的 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示范项目案例集 汇总了绿89NORTHEAST ASIA FORUM东北亚论坛 2023 年第 2 期色低碳、绿色金融、基础设施等 18 个重点示范项目，旨在推进绿色项目最优实践的不断传播。整体而言，中日在绿色低碳领域的第三方合作涵盖政府、企业、金融保险机构、商会、智库等多利益攸关方的合作网络，为东亚国家提供了更多的绿色产品、技术和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与韩国“新北方政策”及“新南方政策”的对接为中韩双方第三方市场合作提供战略契机。2018 年 12 月，中韩能源资源第三方市场合作研讨会在北京举办，双方就能源领域第三方市场的开发政策、项目合作、金融支持等议题进行探讨。2021 年 4 月，中韩外交部长在厦门举行会晤，中方强调愿同韩方加快发展战略对接和第三方市场合作，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重点加强大数据、绿色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目前中韩第三方合作区域遍及亚洲、非洲、南美洲和北极等不同地区，从可持续性基础设施、能源加工、交通运输到绿色金融和智慧城市等，涉及行业范围越来越广泛，如越南山阳港项目、埃塞俄比亚通讯网和电网建设合作等。15随着中国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双方合作已突破过去由韩方提供技术，在中国制造然后售给第三方的模式，转为以技术为中心中韩共同研发的合作模式。如中韩共同合作研发的清洁煤技术用在了智利 Guacolda 火电厂的电除尘器工程中，该技术在海外推广中得到了广泛认可。三、影响中日韩清洁能源合作的复合性挑战能源是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性资源，国家间的能源合作往往被赋予了更多的战略意义，容易受到国家间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影响，引发区域清洁能源合作过程中的竞争面上升。目前，中日韩清洁能源合作还面临制度、经济和地缘层面的复合性挑战。（一）制度层面：政治互信缺乏与区域能源机制建设滞后并存能源作为一国的经济发展“血液”影响着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因此区域能源合作有赖于良好制度环境的建构以保障区域内能源供求关系稳定。区域能源合作制度的构建需要在政府间建立起相应的政治互信，互信的核心是达成不以能源作为损害其他合作方战略手段的默契。16特别是在清洁能源时代，区域电网将成为清洁能源传输的主要方式，切断电网将给相关国家带来沉重打击，对区域内国家之间的政治信任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东北亚地区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导致三国之间的政治互信严重缺失，体现为：一是东北亚国家的区域认同感较弱。尽管中日韩文化有一些共同的根源，但几个世纪以来，已经发展出了独特的社会文化特征和民族身份感。加之长期未能调解的领土争端、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政治制度理念不同诉求使三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始终处于跌宕起伏的非稳定环境之中。二是中国的快速崛起与地区权力变迁使日韩两国加强对华防范。近十年来，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超过美国成为日韩第一大贸易伙伴，两国因同中国的实力对比变化而陷于战略焦虑中。三是东北亚经济与安全“二元分离”结构一直存在，美日与美韩同盟的存在使美国等域外国家经常通过激化南海、台湾问题等方式削弱三国政治互信。特别是目前韩国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都具有非常明显的“亲美反华”倾向，进一步加剧了区域的紧张态势。虽然长期以来学界和商界关于倡导中日韩三国加强能源合作，牵头建立东北亚能源共同体的呼声从未停止，但现实状况却差强人意。90NORTHEAST ASIA FORUM碳中和背景下中日韩清洁能源合作嬗变鉴于此，中日韩三国虽然同为能源消费大国，在能源领域存在众多共同利益且面临诸多相似问题，各国长期以来也一直在探索建立区域气候能源协调机制，但是进展缓慢且长效性制度合作框架缺失。尽管中日韩之间在气候能源领域有一定的合作基础，如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东盟与中日韩“10+3”框架下的能源部长会议等，然而既有合作机制呈现出如下不足：一是这些合作制度之间结构松散，且非官方和非正式合作形式居多，各类机制和平台之间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调，不能在应对气候危机与保障可持续能源安全的过程中形成合力；二是中日、中韩虽然在双边层次上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