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边疆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构建--以宋代天涯亭、清代“天涯”石刻为中心.pdf

第3 0 卷第4 期2023年8 月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Journal of Hainan Tropical Ocean UniversityVol.30 No.4Aug.2023试论边疆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构建以宋代天涯亭、清代“天涯”石刻为中心刘栋（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海南三亚5 7 2 0 2 2)摘要：宋代广南西路钦州天涯亭的设立者并非余靖，而是地方社会人士设立，充当着宋代南部边疆的标识。清代琼州府崖州的“天涯”石刻，并非程哲镌刻，而是雍正十一年（1 7 3 3），崖州地方人士设立，表明此时清代的南部边疆已转移至此。南部边疆地区不断重构历史书写，并制造历史遗址正是历史时期华夏国家南部疆界的构建过程。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国家认同；边疆地区；宋代天涯亭；清代“天涯”石刻中图分类号：K244D0I:10.13307/j.issn.2096-3122.2023.04.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 0 9 6-3 1 2 2(2 0 2 3)0 4-0 1 0 2-0 9海南省三亚市的天涯海角游览区内现存的“天涯”“海角”“海判南天”等石刻，已经是享誉国内外的旅游地标，寄寓了游人对爱情永恒浪漫的期许。那么，天涯石刻在创造初期的社会文化意涵是什么呢？张世南游宦纪闻记述，南宋社会已经形成“今之远宦及远服贾者，皆日天涯海角 1 的认知。这是说，天涯海角起初只是一种因做官、因商贾而远行在外之人，对远方的一种想象,并非明确指向的地理空间位置。我们讨论的天涯是作为具体的地域标识。据现有材料，宋代广南西路钦州有天涯亭，清代广东琼州府崖州有“天涯 摩崖石刻。有学者 2 指出,历史上最早作为地域标识的天涯，是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记载的“天涯海角”。其实，这个判断并不准确。明代的曹学侄蜀中诗话3 提到，据明代当地耆老讲述，唐代成都的中兴寺就曾有天涯海角石。因此，中国疆域内天涯海角的位置一直在迁移。学界对宋代广西天涯亭、海角亭的形成过程已有讨论。尹国蔚在 4 ,2 从文献记载、自然地理环境条件和宋代与交趾关系等角度,考察了宋代广南西路天涯海角的形成过程。李凯 5 6 1 对宋代广西天涯海角形成历史背景的探讨，也从宋与交陆关系转变的角度入手,着重突出华夏世界南部边疆的含义。杜颢 6 2 2 从地理意象与地理意象的具体化角度讨论了天涯海角的真实含义。这些研究讨论了天涯亭在宋代广南西路钦州的修建时间、修建者以及天涯亭所意指的宋代南部边疆界限,同时也在强调天涯海角的正统位置应在今日的广西钦州，而非海南三亚。学界对清代崖州天涯石刻的研究，从郭沫若先生辨识“天涯”二字是谁所刻，到确定“天涯”石刻的镌刻时间和主持镌刻者之后，相关议题并未深人下去 7 。天涯作为地理标识,宋代早在广南西路钦州就已经设立了天涯亭，为何清代在广东琼州府崖州又设立“天涯”石刻？“天涯”作为地理标识的位置迁移，或收稿日期:2 0 2 3-0 6-3 0作者简介：刘栋，男，陕西凤翔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宋史、唐宋法律制度史及海南区域社会史。:102刘栋：试论边疆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构建者说新位置的形成反映了什么样的历史变化？这些是既往研究中没有深入的地方。本文拟结合现有研究成果，依据传世文献，尤其是传世的地方史志，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南部边疆的动态变化过程，对此进行考察。第3 0 卷第4 期一、宋代钦州天涯亭设立者之争议先来探讨宋代广南西路钦州天涯亭的历史文化含义。研究者对天涯亭的探究是从考辨天涯亭的设立者以及设立背景开始的,并塑造了天涯在钦州的含义。这就使我们对天涯亭在宋代钦州意义的理解依托路径依赖,陷人先人为主的固有认知框架当中,或多或少遮蔽了其本来蕴含的历史文化意涵。尹国蔚在“天涯海角”考4 广西天涯海角”考释 2 1 1 1 两文中论证天涯亭的设立者应当是前来钦州任职的官员，即外地官员。本地官员在感情上是没有身在天涯的流离之感。天涯亭是钦州官员在交陆从中国的藩属羁转变为自立政权的时期,在宋代朝野关于华、夷之辨日趋激烈的时代氛围下，两国之间疆域边界意识逐渐清晰的背景之下设立的。尹国蔚 2 1 1-1 1 2 引述道光钦州县志记载，认为宋代天涯亭的修建者是陶弼。李凯“天涯海角”：宋代华夏世界南端的构建 5 6 3 一文的新观点是，唐代以来国家层面历史书写和南宋文人士大夫对钦州的历史书写,反映了唐宋时期文人士大夫在文化认同层面将广西纳人华夏的过程,从而进一步构建了华夏世界的南部边界。杜颢广西天涯亭和海角亭的历史文化意蕴及其当代价值6 2 2 一文提出，天涯海角更多的是一种从认识上建构出来的地理意象。天涯亭、海角亭的修建将缥缈虚无的“天涯海角”地理意象具体化。天涯海角从地理意象转变为地理标识符号，落地到宋代钦州、廉州，不仅与钦州、合浦的地理位置有关，还与当时士人的世界观以及中央王朝与安南的政治关系密切相关。三位学者对于天涯亭在宋代钦州代表的含义,即宋代的国家边疆疆界的意义,从不同角度皆有阐发，也大体上采信了天涯亭为外来官员所建的观点。天涯亭的修建关系着如何理解天涯在钦州的含义。此前研究者认为外来官员任职于钦州,设立天涯亭,或抒发思乡之情，或寄托身在边疆、远离朝廷之意。若是将天涯亭理解为文化意义上的边疆疆界，似乎也说得过去。但是，在宋代与交趾之间疆界已经勘定的时代，钦州官员将文化意义上的疆界树立在钦州城外,这似乎不大合乎情理。杜 6 2 3-2 4 梳理文献发现，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提到天涯亭与余靖。明代天顺五年(1 4 6 1)编纂的大明一统志没有明确记载是余靖设立天涯亭。嘉靖年间(1 5 2 2 一1 5 6 6)黄佐编纂广东通志也没有记录天涯亭的设立者。崇祯廉州府志记载了天涯亭，提到了陶弼。康熙廉州府志记载陶弼设立天涯亭。乾隆廉州府志对天涯亭的记载沿袭了康熙廉州府志。但是，道光廉州府志却记载余靖设立了天涯亭。这一点与道光钦州府志记载一致。民国时期成书的钦县志延续了道光钦州府志的记载，认为余靖设立了天涯亭。由此可见，从广南西路到广西，钦州天涯亭的设立者从余靖到陶弼,再从陶弼转变为余靖。杜颢认为，从明清方志对天涯亭的记载来看，清代方志所增加的内容附会的嫌疑很大。杜的研究指出清代方志存在附会嫌疑,就停止不前了。不过,这一认识与顾颉刚先生研究先秦史籍记载大禹历史形象的记载很是相似。顾先生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本文所论“华、夷”是引用古籍记载的用语，指中国古代史籍以华夏国家域内人群自称为“华”，而以“夷”指称边疆人群。此用语实际上含有歧视意味，是不足取的。103第3 0 卷第4 期一个反背”8 。也就说,较晚成书的地方史志记载天涯亭的设立时代比较靠前。虽然地方史志照例由州县官员主编，但实际编纂工作是由当地人士承担的，因此，天涯亭设立者的确切身份也是地方社会在不断建构与塑造。如上文所述,天涯亭创造者的身份经历着不断重塑的过程。因此,天涯亭设立者的真实身份是需要讨论的，而天涯亭设立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氛围也需要重新探寻。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二、天涯亭乃宋代钦州地方社会人士设立先辨辩析“天涯海角”的含义。庄子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9 从庄子的意思表达来看，“涯 字的意思是尽头、终点。所以，“天涯”指的是天的尽头。而要理解古代中国社会中天的尽头是什么意思，又需要借助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先秦时期，邹衍曾建构一个宇宙观，大地被海水所环绕 1 0 。晋代张华在博物志记载，“天地四方，皆海水相同，地在其中，盖无畿也 。唐初成书的晋书，史学家在天文志引述周牌中记载：“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1 2 就是说，天圆地方、四海环绕是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也是学者想象中建构的空间观念。从这个宇宙观来理解，“天涯”就是天的尽头，投射到陆地，就是陆地的尽头，海水开始涌现的地方。因为陆地四四方方，不同方向延长到无穷之处，必然相交,陆地到了尽头，海水在此处交汇。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地角，也是后来常用的“海角”。所以，天涯海角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建构的华夏地理空间的边缘，也可以说是华夏与非华夏世界的界限。这也是杜颢曾提及但未展开论述的天涯海角的地理意象。有关宋代钦州天涯亭的所有论述,研究者都基于周去非岭外代答中的记载开展论述。从周去非岭外代答序与杨武泉周去非与 岭外代答)一一校注前言记述可知,周去非曾在南宋时期广南西路钦州等地任职,实地踏勘,网罗旧闻，考其行事,综其始终。他是这样记述天涯亭和海角亭的：钦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盖南穷途也。钦远于廉，则天涯之名，甚于海角之可悲矣。斯亭并城之东，地势颇高。下临大江，可以观览。昔余襄公守钦，为直钩轩于亭之东偏，即江滨之三石，命日钓石、醉石、卧石。富为吟咏，载在篇什。1 3 在他眼中，钦州、廉州都位于宋代国家疆域南部边界之处，钦州甚至比廉州更为偏远。例如，宋本历代地理指掌图收录的圣朝元丰九域图1 4,如图1 右下角标注的州、钦州、廉州的相对位置，与现在的地理认知相差很大。因而,在众多任职广南西路的外来官员当中，人在钦州比在廉州更让人可悲。他在钦州看到天涯亭在州城之东。天涯亭的东面是直钩轩，我们不清楚直钩轩是不是有明确的牌匾或碑刻来记载设立者，当时周去非在当地了解到的信息是，直钩轩是余靖设立的,并没有提及天涯亭的设立者。周去非在钦州看到天涯亭和直钩轩，了解到的有关传闻，都是地方社会建构的口述“历史”。从南宋到清代、到民国，地方社会通过不断编纂方志，一直在重构本地历史进程。我们或许需要转换研究视角，揭示天涯亭设立的时代背景。通过设立天涯亭、海角亭，天涯海角从地理意象转变为具体的地理位置标识符号。地方人士设立天涯亭，蕴含着双层文化含义。一方面，王朝国家叙事有关疆域边界的概念，通过天涯亭的设立，从观念层面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地理空间事实。这种地理标识并不是现今两国边界的界碑，更多是一种文化认同上的分界。这样的边界认知是宋朝慢慢地被动承认交趾脱离宋朝，两国边界逐步成形并固定下来，进而逐渐形成的 1 5 。另一方面，天涯亭充当着疆域边界标识,边界以外是非华夏区域，而边界以内就是华夏国家,这也:104刘栋：试论边疆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构建朝连易其小寇不即韵除俄益有之地改元九去澳丹自植未隆管平一州晋祖起井州其兵勤割幽莫泳檀顺新酒第3 0 卷第4 期圖城九豐元朝墅:5沙爪廊菜家洗成芳扶文利威田康渝志创之花鹤南南器武潢演a.圣朝元丰九域图图1 元丰九域志所绘钦州、廉州位置是本地彻底摆脱以往带有歧视性的“蛮夷”身份，转变为华夏国家大家庭一员的社会文化标识。可以说,这是王朝国家历史叙事和地方历史书写的共同需要。这样的一个地理标识的深厚历史意义,周去非在他的记述中将其与余靖设立的直钩轩相提并论，为后世地方历史书写者将天涯亭的设立者攀附、冒名为余靖留下了空间。这是周去非本人意识到而有意为之？还是他所了解有关天涯亭设立者在当地的故事就是这样讲的？据杜颢研究，明代地方史志编纂者将天涯亭的设立者确定陶弼，是因为陶弼在钦州有政绩，也留下有关天涯亭的诗歌。清代地方史志编纂者又将天涯亭的设立者重新确定为余靖。南宋孝宗年间(1 1 6 3 一1 1 8 9)周去非到达钦州任职。在他之前,曾在广南西路任职的官员中,知名度较高、影响力较大的官员，当属余靖。宋代史籍 1 6 1 0 4 1 0 记载，侬智高反叛及交陆北侵时，余靖先后出任广南西路境内的安抚使,或许曾领军驻扎位于边境的钦州。与其他在此地任职官员惊慌失措不同,他成竹在胸，甚至颇为潇洒，有心情直钩垂钓。这也是北宋文官掌军,越是潇洒自如，越是让人放心的政治文化传统。例如，真宗时期(9 9 8 一1 0 2 2），宋朝遭遇契丹大军南下，寇准实际担当军机决断之责，他越是饮酒作乐，越是让上至皇帝，下至禁军兵士，人人信服 1 6 9 5 3 1。而且，余靖到广西的时间比陶弱更早，那岂不是说钦州本地历史进程的起点更为悠久呢？因此,天涯亭与余靖建立联系是地方社会人士的有意建构。周去非在钦州看到的天涯亭的设立时间应早于南宋孝宗时期（1 1 6 3 一1 1 8 9)，而在余靖从广西南路离任以后。据欧阳修撰写的赠刑部尚书余襄公神道碑铭 1 7 记载，英宗即位初年（1 0 6 4），余靖赴京途中病逝。所以，天涯亭的设立时间大致上应该是英宗以后，孝宗之前。这是地方人士在本地设立疆域标识，也是构建本地历史的地理标识。因此,钦州天涯亭既是国家疆域南部的边界标识，也是本地士人希望从非华夏转变为华夏国家组成部分的标识。南宋时期广西成为华夏大家庭的一员，既有南宋文人士大夫从文化:105:隆b.州、钦州、廉州位置（局部）第3 0 卷第4 期认同层面的接纳和承认，也是本地士人积极融人的努力。这是一个朝向大一统国家发展，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南部边疆逐渐确定与形成的过程，并呈现出双向嵌套共同奔赴一个目标的历史进程。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三、清代崖州“天涯”石刻反映的历史文化意涵学界对海南天涯海角石刻群的研究，集中在探究“天涯”“海角”石刻的镌刻者。光绪崖州志收录的碑刻资料并未记述海角 石刻,因此，其出现的时间不应在成书之前。杨其元 7 1 5 1-5 9 经实地踏勘、访谈相关人员并查阅史料记载，确定“海角”石刻乃1 9 3 8 年琼崖守备司令王毅主持镌刻。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拟讨论“天涯”石刻的生成过程及其意义，仍旧从镌刻者、镌刻时间和镌刻背景人手。（一）“天涯 石刻镌刻者被确认的过程清代海南地方史志中，成书于光绪年间（1 8 7 5 一1 9 0 8)的崖州志最早记载“天涯 石刻，由于编纂完成以后，“印成一百套，分饷州人”1 8 6 8 7,后世流传印本较少。因此，随着时间流逝，本地官方与社会人士似乎也无人知道“天涯”石刻的来历，湟论他人。因此，1 9 5 6 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黑白纪录片宝岛游记，首次向外界披露，“天涯”“海角 四字为苏轼所题 1 9 。1 9 6 2 年郭沫若在崖县点校光绪崖州志时，发现有天涯石刻镌刻者的信息，又经实地考察，最终确认，“天涯”石刻为雍正十一年（1 7 3 3)程哲主持镌刻 7 4 2。自此,学界与社会对天涯石刻的镌刻者以及镌刻时间的认知便循郭氏之论。1981年崖州有关部门对“天涯”石刻进行修时，监制者根据光绪崖州志所记指导施工，施工者循旧字痕迹修刻,由于缺乏文史知识,因此就刻出了不伦不类的“雍正十一未 7 1 4 31983年何擎国 7 4 3-4 5 依据光绪崖州志关于程哲在崖州知州任上的时间和事迹记载，以及雍正广东通志 2 0 记载程哲在雍正七年(1 7 2 9)以后，出任广东盐运司运同,认为州志所谓“雍正十一年”（1 7 3 3)镌刻不准确。“天涯”石刻右上方的题字应为“雍正丁未”，即雍正五年（1 7 2 7）。此时崖州知州正是程哲。1 9 8 6年何擎国的研究成果在海南日报发表以后，又被史树青先生推荐到中国旅游报发表 1 9 。自此以后，这一观点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2 0 0 6 年海南出版的海南地方志丛刊收录光绪崖州志1 8 1 6 8,点校者对正文记录天涯石刻的镌刻年代并未修改，但特意说明，雍正十一年（1 7 3 3)应当为雍正丁未(1 7 2 7)。2 0 1 5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三亚市委员会主编的三亚史2 1 也接受了何擎国等的观点。这是学界与社会确认的天涯石刻的镌刻者和镌刻时间。现有研究者没有探讨：“天涯”作为含义丰富的地理意象在清代崖州滨海巨石上被镌刻，程哲要表达的是什么？若是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确定“天涯”石刻的镌刻年代。这样才能通过追索时代背景来确定“天涯”从钦州迁移到崖州的历史文化内涵。（二）程哲主持“天涯”石刻的叙事生成过程“天涯”石刻镌刻的年代如何确定，前辈学者仰赖了文献记载与实地踏勘的文化遗迹。如果将地方史志与实地历史文化遗迹都视为当时历史进程的记录载体。那么，这两种记载的相关时间和记述内容，常常存在差异。现有研究者依据乾隆崖州志与光绪崖州志，确信“天涯”石刻是崖州知州程哲主持镌刻，进而确定镌刻时间，并否定摩崖石刻上保留的镌刻时间，也忽视光绪崖州志对于天涯石刻镌刻年代记载模糊不清的地方。通览乾隆崖州志与光绪崖州志对知州程哲的事迹,方志记载的时间点几乎确凿无疑。例如,雍正四年(1 7 2 6)知州程哲立“藤桥市劝诚客碑 1 8 6 9,雍正五年(1 7 2 7)开仓平巢 2 2 1 2 4 2,雍正六年(1 7 2 8)重修位于回风岭附近的道路 1 8 1 5 3。唯一的漏洞，或者说含糊不清的地方，就是程哲镌刻天涯石刻时间的记载。:106刘栋：试论边疆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构建光绪崖州志对天涯石刻的记载有两处：卷二叙述本地下马岭“斜峙海湾麓有巨石，高两丈，雍正间知州程哲刻天涯 二大字于上”1 8 5 7；另一处记载是，天涯石刻“亦在下马岭滨海石上字大三尺许。旁镌雍正十一年口口口 程哲”1 8 6 8。关于这个说法的来源，方志编纂者说来自采访册。邢定纶是此次方志编纂的重要参与者与组织者,对于编纂原则和材料来源，他说：“夫士人著述立说，征信为难其书以宋志为底本，而益以通志府志，遍启州中人士广为采拾。1 8 1 3-1 4 由此可见，方志记录的每一字都有来历。采访册基本源自修志过程中采集的本地过往历史的口述史料。因此，“天涯”石刻的镌刻时间，一种是采访册记录的乾隆时期崖州地方人士的历史记忆,另一种则是当代研究者依据程哲在崖州的任期推断出来的。到底熟是熟非呢？这涉及对地方史志收录地方人士历史记忆的理解。我们以地方史志记载的“海判南天”为例,来探讨本地人士保留历史记忆的意义。学界对“海判南天”石刻镌刻年代的观点有两种。有学者以乾隆崖州志和光绪崖州志对海判南天的记载为基础，爬梳理料，辨识出“海判南天”的镌刻者原题为“苗曹汤”当为绰尔代、苗受、汤尚贤。他们三人奉命来崖州进行测绘，汇聚各省分图，最终完成康熙皇舆全览图 7 1 2 5-4 1。这就是说，方志记载属实。“海判南天 石刻的设立历史能够从康熙五十三年(1 7 1 4)算起。何以端 2 3 认为从史料记载来看，此事绝无可能。李孝聪 2 4 在研究康熙皇舆全览图测绘与完成过程中揭示了广东全图的完成时间，康熙五十三年（1 7 1 4)十月初五，绰尔代等已将广东省全图绘完。康熙五十四年（1 7 1 5)九月二十五，汤尚贤、绰尔代、苗受参与测绘的广西全省图完成,并送至热河。所以，从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角度来说,这两部方志记载“海判南天”石刻的镌刻者、镌刻时间都不准确。乾隆崖州志记述历代“平黎”之事，康熙五十年（1 7 1 1），吴十在詹州叛乱。五十三年（1 7 1 4)十一月苗、曹、汤巡边，至詹州,遭遇吴十。而后，吴十出降。这段记述最后且加小注“大人至州东下马岭海边，刻“海判南天 四大字于石”2 2 4。此条记载是表明钦差与崖州下马岭“海判南天 石刻的关系。如前所述,康熙五十三年（1 7 1 4)十月，钦差已离开广东，前往广西测绘，怎么可能在当年十一月在詹州与吴十相遇。从这一点来判断,何以端的观点并没有错。杨其元等 7 1 3 2 显然意识到史料记载和地方史志记载的之处,因此,杨其元等进一步辨析，当时海南隶属广东省统辖，清廷遣派至广东省的测绘钦差苗受、绰尔代、李秉忠、麦大成、汤尚贤等人当中，虽然一部分钦差已离开琼州前往广西，但仍有负责测绘的钦差留住琼州府。因为要在当地测得7 处经纬点，而测定经纬度均在每年的十一月，说明来海南测绘的5 位钦差中,应该有人留在海南完成测量,并没有全部转移到广西。如此解释的话,这种可能性也存在，但说服力稍显不足。乾隆二十年(1 7 5 5）,琼州府同知李璜在为乾隆崖州志撰写的序中说，他到崖州，“及欲览其志乘，以考历代之兴衰，而片板只字无复存者,则飓风、白蚁、州署倾妃”,州牧宋君“然惕忧之,广咨博访,得残编于儒士之家一切旧志所未载者，咸于委蛇退食时，悉心采辑，手自裁定，务期去伪存真，足以信今而传后 2 2 1 8 9。据此可知，宋锦此次编纂方志，有些内容是沿袭康熙崖州志所载，有些则是他亲自采访，笔下所写无一字无来历。因此,宋锦有关“海判南天”石刻的文字记载，当来自崖州本地人士讲述的过去的事情。即崖州地方士人讲述“海判南天 发生在康熙五十三年（1 7 1 4）,而且镌刻者是康熙五十三年(1 7 1 4)来崖州负责测绘的钦差苗曹汤。现在“海判南天”石刻上的落款“苗曹汤”，是1 9 8 0 年代崖州有关部门在组织对石刻群进行修之际，工作人员根据光绪崖州志的记录加上去的 7 1 2 5-2 6。107:第3 0 卷第4 期第3 0 卷第4 期也就是说，自康熙五十三年(1 7 1 4)钦差来琼州府进行舆图测绘工程以来,时隔不久，“海判南天”的故事首先在崖州地方人士的历史叙事中流传，然后至迟在乾隆时期崖州衙署组织编纂崖州志之时,才被编纂者收录进人地方史志。而实际上，“海判南天”石刻文字可能也是康熙五十三年(1 7 1 4)之后镌刻的。依据同样的逻辑，“天涯 石刻文字的镌刻年代与镌刻者的信息在进入崖州方志之前，也是长久在地方社会建构的历史文化叙事中。而且,这则历史叙事的形成时间应该在程哲离任不久。崖州地方人士在构建主持镌刻天涯石刻人选的时候，想要攀附的应该就是当时人们还熟悉的官员。此事攀扯到的官员为何是程哲，且发生在雍正十一年(1 7 3 3),大概与当时程哲担任潮州府同知有关 2 5 。当时,曾任崖州知州又在广东省内任职,职位较高的就属程哲，将此事攀附于程哲名下,可以让人更为信服，也更加合理。如此,程哲与“天涯”石刻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这是有关“天涯”石刻故事口述系统流传的形成过程的时代背景。与地方志收录有关“海判南天”文字记述的时间相比，崖州地方志收录“天涯”石刻的时间要到光绪年间（1 8 7 5 一1 9 0 8）,那是不是意味着崖州地方关于“天涯”石刻的故事和历史叙事形成的时间比较晚呢？其实并不是,这主要取决于地方志的编纂体例和结构。乾隆崖州志是将“海判南天”的文字记述稍显生硬地插人到“舆地”类叙事当中。而光绪崖州志则在“杂志”大类细分“金石”条目，统一编排有关“海判南天”和“天涯石刻”的记载。这一体例框架的变化源于阮元。阮元是清中期著名学者，也是金石大家，他主持纂修道光广东通志中增加了金石略，专门收录省内遗存的碑刻。此后，省内各州府县纂修方志无不模仿，应收尽收本地遗存碑刻。光绪崖州志纂修时，编纂者也遵照已有编修体例,这才将“天涯”石刻重视起来，将长久以来的口述历史叙事转化为文字记载。（三）“天涯 石刻的位置与深刻含义行文至此，从崖州地方志编纂者的身上，我们看到似曾相识的一幕。南宋孝宗时期周去非对钦州当地有关天涯亭的历史记忆,听之信之，满怀诚恩，付诸笔端，流传后世。地方社会文化中建构的历史叙事，与国家层面史籍的记载不一致。对于不同来源文献记载的矛盾如何理解，取决于怎么看待当地人士建构的历史叙事。如前所述，崖州当地人士镌刻“海判南天”是对国家历史的记忆，展示的是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那么，“天涯”石刻又蕴含着什么呢？事实上，崖州当地人士有关“海判南天”的历史记忆与有关“天涯”的历史记忆是相关的。在当地讲述的历史进程中，“海判南天”是康熙时期国家组织的全国范围内测绘工程在本地的记载，这次测绘的结果就是康熙皇舆全览图。此图虽然流传范围有限，但并不妨碍当地人士对自身所处地理位置的认识。自明代以来,中国人的地理空间认知就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明万历时期（1 5 7 3 一1620），周晖金陵琐事云“焦镜川先生以选贡授灵山令，县乃天涯海角之区”2 6 ，这是说当时社会文化认知中,天涯海角仍在广西。同样是在明代,胡宗宪提到“天下郡邑滨海者有之,未有若琼之四面环海者此虽天涯海角也”2 7 。由此可见，明代社会当时人们对天涯海角的认识已经发生变化，人们视野中的天涯海角已经从单指广西钦州扩展到琼州，但还没有达成广泛的一致意见。不像当代，人们提到天涯海角的时候，脑海中首先反映的、生成的信息都指向三亚的天涯海角。与此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疆域边界从重视边疆居住人群的“王化”转变为重视地理空间边界。康熙三十一年(1 6 9 2)四月，广东地方官员奏请在黎族居住地方筑城，康熙说“阅琼州舆图，周围皆服内州县”2 8 ，而黎族居中。崖州更在黎族所居中部地区之南，从传统华夏族群分布位置的内外关系角度来说，崖州或许应在非华夏的一方。康熙崖州志的纂修者李如柏在序中说：“然处南服尽境，鲸波再涉,过此并无一城，益见声教所被，无远弗届。”2 6 由此可见，崖州当地官员以及参与方志纂修的地方人士并不认为:108: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刘栋：试论边疆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构建身在蛮荒,而是身在疆域最南端。康熙五十三年(1 7 1 4)朝廷派遣三位使臣来到崖州测绘,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再次确认崖州其实就位于清代国家疆域的最南端，崖州虽孤悬海外，但朝廷并未忘怀。当地人士讲述“天涯 石刻是雍正年间（1 7 2 3 一1 7 3 5)崖州知州程哲镌刻，实际上就是将传统宇宙观中的天涯海角与本地处于国家疆域最南端的事实相结合，选择的滨海巨石的地点恰是处于下马岭附近交通要道旁边。光绪崖州志记载，“下马岭，城东六十里，斜峙海湾，有一径可通行人。乱石棋布，潮涨即不能往来”1 8 1 5 7“下马岭距城东六十里乱石如屋，耸塞海滨，潮涨不能往来，最宜设伏”，土匪常据行劫。“过此有二路人三亚境。一度岭从内地行，险而近。一从海滨行，坦而远。东北皆黎村”1 8 1 3 4 6。因此，下马岭附近滨海巨石镌刻“天涯”二字既显示此地处于华夏国家南部边疆的尽头，也是进入崖州东部山林黎族聚居区的标识，显示当时汉黎之间的交往状态。崖州本地人士通过建构程哲与天涯石刻的关系，想要抛却此地一直以来被认为的“化外之地的标签。“天涯”石刻的创造是向外界宣示,崖州是在传统华夏国家控驭空间范围之内，是在天涯，但更是在疆域南部边缘，从而实现从海外之地到疆域之内的历史书写。此举展示出地方社会积极融入王朝国家，表达出强烈的国家认同。这或许是当时地方人士想要改变外界认知所采用的行动,却不经意间流露出对大一统国家的积极拥抱 2 9 。第3 0 卷第4 期结语据文献记载，中国传统宇宙观中的天涯海角从思想观念转变为具体地理标识,最早出现在唐代成都的中兴寺。宋代转变为天涯亭、海角亭,位于广南西路钦州、廉州。清代转变为“天涯”石刻,并进一步迁移到琼州府崖州下马岭滨海巨石之上。天涯海角转变为历史遗迹及其位置的迁移实际上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逐步形成以及边疆疆界的构建过程。天涯海角的位置迁移，表明边缘人群实现华夏化的方式，是通过设立历史古迹，重新书写本地区在华夏国家族群范围中的位置来甩掉“蛮夷”标签，转变为华夏大家庭的一分子。这一点在宋代钦州营造的天涯亭和清代崖州营造的天涯石刻均有体现。不同之处在于，宋代国家处于一个多元政权并存的时代,天涯亭更多体现着当时文化边界的意义。而清代大一统国家持续不断地在角角落落强化自身存在，在国家疆域观念发生转变的背景下，国家最南端不再是钦州，而是崖州。“天涯”石刻更多是对王朝国家叙事的记载，当然也是对地方社会历史进程的记录，更是对国家认同的真切表达。这是边疆地区逐步华夏化的历史进程，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南部边疆不断构建的过程，更是当今中华多元一统格局形成的基础。参考文献：1】张世南，李心传.游宦纪闻M.北京：中华书局，2 0 1 6:5 1.2】尹国蔚.广西“天涯海角”考释 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0 5（5).3曹学.蜀中诗话：卷一 M/曹学.蜀中广记.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 0 1 4.4】尹国蔚“天涯海角”考 J.热带地理，2 0 0 3(1)：9 4.5】李凯“天涯海角”：宋代华夏世界南端的构建 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 0 1 4(2).6杜颢.广西天涯亭和海角亭的历史文化意蕴及其当代价值 J.北部湾大学学报,2 0 2 1(1).7杨其元.海南天涯海角摩崖石刻 M.海口：海南出版社,2 0 0 8.8顾颉刚.古史辨：第1 册：自序 M.北京：中华书局，2 0 1 0：4 5.:109:第3 0 卷第4 期9郭庆藩.庄子集释 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 9 8 5：1 1 5.10】司马迁.史记 M.北京：中华书局，1 9 5 9:2 3 4 4.11徐坚.初学记 M.北京：中华书局，1 9 6 2：1 1 4.12房玄龄.晋书 M.北京：中华书局，1 9 7 4:2 7 9.13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 M.杨武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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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nan 572022,China)Abstract:The founder of Tianya Pavilion in Qinzhou Guangnanxilu was not Yu Jing,but local people of Qinzhou,and the pavilion served as a symbol of the southern border of the Song Dynasty.Similarly,Cheng Zhe didnt constructTianya Stone Carving in Yazhou Qiongzhou Prefecture in the Qing Dynasty.In fact,the local people of Yazhou erected it inthe eleventh year of Yongzheng reign(1733)which indicated the southern border of the Qing Dynasty had been trans-ferred here.The continuous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writing and the creation of historical sites in the southern border ar-eas were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southern border of the Chinese nation during the historical period.Keywords: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national identity;border areas;Tianya Pavilion in the Song Dynasty;“Tianya Stone Carving in the Qing Dynasty: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