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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出 版CHINA PUBLISHING JOURNAL出版史话中国出版CHINA PUBLISHING JOURNAL2014 年 3 月上65吕氏春秋编辑思想新探文/马 彦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国统一六国之前，是由秦相吕不韦“辑智略之士”所作，体例完备，内容精审，称得上是先秦时期最后一部融汇诸子之长的思想巨著。研究者向来多侧重于该书的学派归属、思想主旨、理论框架等思想史意义的研究，而较少关注其在出版和编辑史上的意义。吕氏春秋是先秦第一部有意识进行诸子思想汇总与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历史著作，其编辑手法则效仿了孔子“笔则笔、削则削”之春秋赋义笔法，而其宗旨则在于通过融汇诸子，把诸子思想中的所“贵”之处辐辏于以“圣王之道”为核心的价值圆寰上。无论从编辑手法、组织形式、体例结构而言，还是从思想主旨、文化融合角度而言，吕氏春秋都是我国编辑史上最早的、最富于编辑成就、对于后世影响最大的典范性著作。一、首部有意识融贯诸子思想之编辑巨作吕氏春秋之编撰形式，突破了先秦诸子著作的创作形式。先秦诸子之作，或由一人撰述，如老子道德经五千言；或由门人、弟子所记而陆续编辑、校订成册，如 论语 庄子。而像 吕氏春秋 这样，由秦相吕不韦作主编，动用数千宾客的力量进行的“国家级编修”，并对先秦诸子博采众摭，当属绝无仅有。冯友兰先生在论述吕氏春秋之编撰形式异于先秦诸子之作时说：“吕氏春秋为我国最早之有形式系统之私人著述。盖自先秦贵族政治崩坏以后，虽百家并起，各有述作，然皆仅具篇章，未有如后世所有之整书也。若世所传之墨子 庄子等整书，乃秦以后人所结集，非其本如此也。即此等整书，就形式系统上言，亦不过差优于后世人之文集。独吕氏春秋乃依预定计划写成，有十二纪八览六论，纲举目张，条分理顺，此在当时，盖为创举。”1缪钺先生在其吕氏春秋撰著考中说：“吕氏春秋在先秦诸子书中，性质最为特殊，先秦诸子，皆独抒己见，自成一家，而吕书则融合群言，折衷众说，此一异也。诸子著述，伫兴发抒，或由自撰，或由弟子所记，或后学所附，初皆各篇单行，不相统贯，甚至一篇之文并非出于一人之手，汉人校书，始汇集诸篇，勒为定本，而吕书当撰写之际，即有计划；故纲举目张，自成统系，此二异也。此种撰述方法，自吕不韦开其端，厥后淮南鸿烈，为其嫡子，而魏文皇览以降之类书，亦其支与流裔。”2由两位先生所论可以看出，吕氏春秋在编辑和撰述手法上完成了一个突破，并成为后世类似著作所效仿的对象，在我国编辑史上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东汉高诱评价吕氏春秋时说：“寻绎案省，大出诸子之右”。3若说吕氏春秋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在原创性的思想价值上超越了先秦诸子，未免过誉。但若从吕氏春秋通过融汇措置诸子思想中其所“贵”之处而构筑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促进了战国末期的思想融合与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角度而言，吕氏春秋的价值确乎超越了诸子。首先，吕氏春秋在融汇诸子思想方面有明确的意识。至战国末期，荀子、韩非子、稷下学者等的著作已经体现出了非常明显的思想融合趋势，但在著作中明确表示要融合众家思想的，却首推 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在不二篇中明确指出：“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一“贵”字与庄子天下篇和荀子非十二子 中对于诸子“之所蔽”的评价截然不同。这里 吕氏春秋对于诸子思想中最可闪光之处作了系统的总结，而这些所贵之处也正是吕氏春秋融合诸子思想的价值准绳。吕氏春秋中最能体现其编辑思想的莫过于用众篇中的“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在吕氏春秋的编者看来，天下“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此，吕氏春秋意在通过博采群摭先秦诸子的思想之长，而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中 国 出 版CHINA PUBLISHING JOURNAL出版史话中国出版CHINA PUBLISHING JOURNAL2014 年 3 月上66最终成一家之言。其次，吕氏春秋是“内圣外王”之道已经失落的时代意欲融通诸子思想文化的典籍。庄子 天下篇中，作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思想状况：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王道衰微，郁而不发；百家众技，各自为方，整全之道遂分崩离析，不为人所知。”庄子天下篇的作者所总结的东周时期的思想文化状况堪称的论，它不仅真实记录了当时思想界的情况，更有一层隐含的意思值得关注：“内圣外王之道”曾经一度是诸子共同肯认的社会价值理想，是古人道之大体；而在诸子时代，这“圣王之道”虽然“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诸子各自是其所是，“以自为方”，但其所追求的价值理想依然是“圣王之道”，不过他们所自认为的“圣王之道”往往隅于一偏，远离整全之道体。而吕氏春秋正是以怀囊天下之心,总晚周诸子之眇义，通过融贯诸子所自以为是的“圣王之道”，来构建吕氏春秋所悬设的“圣王之道”。再者，吕氏春秋是东学西渐之时东西文化融合的产物。战国末期，思想之融合已成大的趋势，而当时的文化重心也已由此前文化较为先进的中原，尤其是齐地而转向此时国力强盛的秦国。曾经辉煌一时的齐国稷下学宫，此时也已不存，而以荀子入秦为节点，大量的学者来到秦国，荀子的弟子李斯即为一例，入秦后成为吕不韦门下宾客。钱穆先生在秦汉史中对于吕氏春秋融汇东西方文化的功绩大为赞赏：“不韦乃欲将东方学术文化大传统，移殖西土，其愿力固宏，其成绩亦殊可观，即今传吕氏春秋一书，便是其成绩之结晶品也。”4“吕不韦亦籍隶三晋，然其在秦所努力者，实欲将东方学术移殖西土，不仅如商鞅、范雎诸人，只求在政治上有所建白而已。”5要之，吕氏春秋作为先秦时期融贯诸子之长的一部收官之作，无论在思想史、文化史还是在编辑史上，都具有典范性的意义。而吕氏春秋在全书的命名、整体构架与价值神经的提挈方面，循迹与效法孔子“大义微言”的春秋笔法则更有可观之处。吕氏春秋通过效仿孔子“删拾春秋”而为诸子思想重新“赋义”的手法，在编辑史意义上更有可书之处。二、笔削赋义之“春秋”笔法在我国的编辑史上，孔子“作”春秋是一件具有典范性意义的大事。春秋 在经孔子“删拾而作”之前，还只是纯粹的编年纪事文献，是各国官修的国史。礼记玉藻中说：“右史记言，左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说明依周代之礼制，左史的使命即是记录国家大事而为春秋。而到了孔子之时，“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诫，其余则皆即用旧史”。6史官有失其职守，不能继续很好地记录“王者之事”，而孔子也害怕“王道”因此而失落，故依据鲁国以及周国的“史记旧闻”，笔削而成春秋。孔子通过“作”春秋而为其“赋义”的过程，开创了我国编辑史上第一次为史学著作贯注人文价值的先例，“意味着史学在脱胎于纪事文献后的自觉”7。“经过孔子笔削命意的春秋已不再是与乘 梼杌相类的鲁之春秋,其品格的升华乃是因为孔子窃取(个人尽其人文教养而赋予)之义。义是贯注在史学著述中的人文价值取向,有了这种价值取向,只是在史著的视野中方可理解或回味,因而被命名的历史才有了精神的慧眼”8。孔子删拾春秋，为春秋“窃取大义”这一赋义的过程，正是与王道在东周时期的衰落有直接的关系，而孔子为 春秋 所赋之义自然也与对失落的“圣王之道”的寻取与恢复有很大的关系。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下中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他将孔子“作”春秋比之于大禹抑洪水和周公兼夷狄、驱猛兽，正说明孔子在礼崩乐坏、诸侯僭乱、王道止息的时代意欲挽狂澜于既倒的救世情怀。吕氏春秋以“春秋”为名，是否与孔子之“大义微言”的春秋笔法有关这个问题，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已有所说明。司马迁在记述孔子“作”春秋“以制义法”、以备王道之后，追溯了 左氏春秋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 的发展脉络。在讲到吕氏春秋时说：“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9这里他用了一个“亦”字来关联吕氏春秋“上观尚古，删拾春秋”与孔中 国 出 版CHINA PUBLISHING JOURNAL出版史话中国出版CHINA PUBLISHING JOURNAL2014 年 3 月上67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10，点明了吕氏春秋与孔子“春秋笔法”的承继关系。清代学者章学诚从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看到了太史公所述之春秋著作之发展脉络，更拈出“获麟之义”以作点睛，正得吕氏春秋承继孔子“作”春秋意欲推明王道的义旨。他在校雠通义中指出，吕氏春秋“亦春秋家言而兼存典章者也，当互见于春秋 尚书，而猥次于杂家，亦错误也。古者春秋家言，体例未有一定，自孔子有知我罪我之说，而诸家著书，往往以春秋为独见心裁之总名。然而左氏而外，铎椒、虞卿、吕不韦之书，虽非依经为文，而宗仰获麟之意，观司马迁叙十二诸侯年表，而后晓然也”11。章学诚以吕氏春秋“宗仰获麟”之义来释其“独见心裁”之处，明确点出吕氏春秋遵循孔子作春秋之义旨，意在通过“以文纪事、以义著文”的“春秋家言”，申述其欲昌明“圣王之道”的编撰意图。吕氏春秋之“春秋笔法”，“虽非依经为文”，却也承继孔子“笔则笔，削则削”的手法，鎔裁诸子。吕氏春秋对于诸子的融摄，是在编撰之初即确定了其中心命意的，而这一中心命意也即是吕氏春秋编者“笔削”诸子的一个衡准。这一衡准，正如章学诚所言，是“宗仰获麟之义”的春秋之旨所指向的“圣王之道”。这一“圣王之道”，既是对孔子删拾春秋以明王道之手法的继承，也是对先秦诸子所共同追求的“圣王之道”理想的重新建构。吕氏春秋继承孔子笔削命意的春秋笔法，也为后世相关著作的编辑与创作提供了借鉴。淮南王刘安主编的淮南子在很大程度上因袭了吕氏春秋融汇诸子思想的手法，汉初陆贾、贾谊、晁错等人的著作也效仿吕氏春秋杂采多家、取长补短、笔削命意而成书。三、“杂”诸子五采成价值之寰吕氏春秋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列为杂家，此“杂”字常被人理解为“杂凑”“杂乱”，实在是大谬不然。“杂”字，许慎说文解字中定义为“五彩相会”，清代段玉裁注曰：“五采相合也。所谓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也。”12我认为，以“五采相合”来理解吕氏春秋之“杂”可以更好地理解它的思想体系。先秦时代，诸子面对当时王纲解纽、王道衰微的社会和思想现状，各抒己见，以自为方，虽然看似纷然淆乱，但诸子思想之归旨仍不离对于“圣王之道”的期盼。如果把先秦诸子的思想视作一个价值的圆环，那么诸子思想中各自祈向于“圣王之道”的一度，分别占据此价值圆环的一隅，只有统观诸子，摄取其所祈向于“圣王之道”的一度，也就是吕氏春秋不二篇中对于诸子的评价中其所贵之一度，方能窥知整全的“圣王之道”的全貌。而吕氏春秋之“杂”正是遍采诸子之长，以构筑其所认定的“圣王之道”。此“杂”即为诸子五彩之相会，而吕氏春秋所构筑的“圣王之道”价值之寰也正因为有诸子之五彩而具有其特殊的光芒。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吕氏春秋的主编，以及他的门客们可被称作我国古代“最伟大的编辑家”，“杂”字亦可与“编辑”相等同，即非“樊然杂陈，动相违忤”，而是遵循一定的宗旨与线索融通诸子，这在我国先秦编辑史上堪称是规模最大并极富于成效的编辑活动。章学诚在阐明历史著作之“史义”时说，“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13这也正可看作是对吕氏春秋的评价。先秦时代诸子多元的价值取向，经吕氏春秋采择并共铸一炉，形成了其以“王道”为思想元点的价值之寰。明代许宗鲁在 刻吕氏春秋序 中对于 吕氏春秋融汇诸子之长的总结切中肯綮，“尊孔、墨之言，该老、庄之旨，贵仁义之谈，兼富强之术”。14这一总结说明，在吕氏春秋中，编者不独专一家之言，而对各家思想都有关照，其所取法之衡准即其是否符合构建“圣王之道”的价值理想：对于儒家，吕氏春秋所称引的多为孔、曾之言，以及尧、舜、禹、汤、文、武、伊、周之事，劝学尊师先己孝行至忠等篇，所述也多为儒家之义；对于老子，则取其至公至正无为自然之旨；对于墨家，不取其兼爱尚同偃兵非乐之说，而取其去私、守法、节葬、守时等说。对于当时势力极大的法家，吕氏春秋 则在多处斥说申、韩、商鞅，却又以管子为尊，肯定富国强兵之价值；于兵家，非偃兵之说，而取王师之论，农家则特列上农 任地 辨土 审时等篇，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多有关注。这多元价值的交相辐辏，正是吕氏春秋兼容百家而独出心裁之处。正如刘文典评价吕氏春秋时所说：“班固志艺文，列之杂家，夫杂者会也，盖先以道德为标的，既定纲纪品式，乃博采九流，网罗百氏，纳于检格之中，实能综合方术之长，中 国 出 版CHINA PUBLISHING JOURNAL出版史话中国出版CHINA PUBLISHING JOURNAL2014 年 3 月上68以成道术，非徒以钞内群言为务者也。”15但吕氏春秋多元价值的辐辏，并不意味着其在择取诸子思想时没有偏重。从吕氏春秋的行文来看，道家之老子思想与儒家之孔子思想占据了较大的篇幅，而其所盛言的“道德”“至公”“仁义”“无为”等概念，也常在道家与儒家思想的张力之下展开，而在儒道之间，吕氏春秋似乎又对儒家倾注了更多的关注。比如关于生死问题，吕氏春秋在一开始，即探讨了“全生”“贵生”等问题。在贵生篇中，作者引用子华子的说法：“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继而，作者把“迫生”解释为“辱莫大于不义，故不义，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通过“迫生不若死”而把“生”与“死”的问题关联起来，把“生死”与“义”关联起来，从而为生死问题赋予了新的意义：其以“不义”为“迫生”，把“义”作为“迫生”与否的衡量标准，这便从“生”与“死”的问题、从道家之“全生”过渡到孔子“杀身成仁”及孟子“舍生取义”的命题上来了。再如“无为”问题。吕氏春秋之“无为”袭用了道家“无为”的形式，主张君主要因顺自然、因而不为，对于君主倡导责而不治、正名审分，“去想去意、虚静以待”，使臣有为而君无为。不少研究者都把吕氏春秋中的“无为”视为道家老子“无为”思想的发展与继承。吕氏春秋先己篇讲述了夏后伯启战而不胜，退而修德，最后不战而屈人之兵，期年而有扈氏服的故事。作者讲完这个故事，用孔子盛赞“执辔如组”这句话而引出孔子的治世思想。孔子认为，如果领会了诗经中“执辔如组”这句话的真意，就可以治理天下了。孔子家语执辔中说：“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犹御马之有衔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辔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执其辔策而已。”孔子以“辔”来比喻人君治国之法，要在正其六官；而正其六官之要，则在御民之具德法。这里“法”，并非今日“法制”之“法”，而有“礼法”之意。在孔子看来，德法是衔勒，六官是辔具，刑辟则是鞭策。“善御民，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齐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顺从，刑不用而天下治”。16由此可知，吕氏春秋中的无为思想，是融合了道家与儒家的“无为思想”，袭用道家无为之外在形式（因而不为、去想去意），而其质则取儒家孔子之“无为而治”，其先决条件是“无为”者要修德正己，方能无为而无不为，正所谓“圣人组修其身而成文于天下也”。17下面一段接着讲孔子见鲁哀公的故事，意在说明，人君若能“反于己身”，则完全可以做到“不出于门户而天下治”，18治理国家于堂上。孔子“无为思想”所代表的德化政治（修德化人）与范本政治（为“政”需为“正”，身正而天下治）通过与道家“因而不为、虚静以待”的“无为”思想的结合，巧妙地贯穿在吕氏春秋之中。类似的表达还有召类篇中司城子罕弗徙南家之墙、弗禁西家之潦的故事以及具备篇中宓子贱治亶父的故事等。四、结语故此，吕氏春秋作为首部有意识融贯诸子的主编制著作，在我国出版的编辑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它开创了编辑史上的众多第一，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通过笔削赋义的笔法，吕氏春秋为诸子构筑了一个新的思想世界通往圣王之道理想的价值圆寰。而在文献与史料意义上，吕氏春秋保留了秦火所毁掉的众多文献史料，故此也被冯友兰称为“史家之宝库也”。19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参考文献：1 冯友兰.吕氏春秋集释序 A.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12 缪钺.吕氏春秋撰著考J.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6(6)3 东汉 高诱：吕氏春秋注 A.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34 钱穆.秦汉史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0 5 钱穆.秦汉史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06 西晋 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 A.十三经注疏 M.北京:中华书局,1980:1704-17057 黄克剑.从史“义”说思想与社会的互系 J.天津社会科学，2001(4)8 黄克剑.从史“义”说思想与社会的互系 J.天津社会科学，2001(4)9 西汉 司马迁.史记 M北京:中华书局,1982:509-51010 西汉 司马迁.史记 M北京:中华书局,1982:509-51011 清 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 M北京：中华书局，1985:104812 东汉 许慎撰，清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9513 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47014 明 许宗鲁.刻吕氏春秋序 A.吕氏春秋注疏 M.成都：巴蜀书社，2002:322215 刘文典.吕氏春秋序 A.吕氏春秋集释 M.北京:中华书局,2009：3 416 孔子家语执辔17 吕氏春秋先己18 吕氏春秋先己19冯友兰.吕氏春秋集释 序A.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