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继马后”谣谶的造作生成.pdf

收稿日期:作者简介:郑云霄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 论及此事者并参见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卷五中宗元皇帝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卷五“晋之亡与秦隋异”条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赵与时撰齐治平点校:宾退录卷二“晋明帝问王导”条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卷五“吕秦牛晋”条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李贽:藏书卷五世纪晋牛氏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洪亮吉撰刘德权点校:拟两晋南北史乐府卷上“中兴瑞”条洪亮吉集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 周一良在魏收之史学一文中率先探讨了“牛继马后”的史源问题为之后学界继续推进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见氏著魏收之史学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后刘浦江在梳理东晋南北朝以来的南北正闰之争时亦曾论及此谶并对其史源出处、流传时代等作了梳理和推定(见氏著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文史 年第 辑)惜所论主旨别有所在对此谶并未展开深入探讨 另外津田资久曾对玄石图的造作与齐王曹芳入继大统之间的关系作过论述(见氏著符瑞张掖郡玄石図出现司马懿政治的立場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 年第 页)但也并未关注到玄石图对于曹魏两晋以下谶谣造作的持续影响及其与“牛继马后”之间的关联 年 月第 期南 京 晓 庄 学 院 学 报 .“牛继马后”谣谶的造作生成郑云霄(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摘 要:“牛继马后”谣谶见于宋书魏书晋书诸正史中 宋书之“牛继马后”服务于沈约宋书符瑞志天命史观的著述目的魏书之“牛金生睿”也并非完全出于敌国立场更多是因袭旧说诸书“牛继马后”史源均指向孙盛的晋阳秋 但通过对孙盛行迹的考察及对魏氏春秋的文本互证可知孙盛造作“牛继马后”可能性不大更大的可能则是桓玄出于篡晋的需要与时任大将军文学祭酒的徐广造作了该谶并将其羼入所谓辽东本晋阳秋中“牛继马后”的造作依托于玄石图其由魏之祥瑞变为晋之图谶又从晋之图谶变为晋之灾异 以旧符谶论证新天命反映了魏晋时代的谣谶政治传统关键词:牛继马后玄石图谣谶正统性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谣谶在魏晋时期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活跃于政权合法性论证、天命转移正当性宣传及政治阴谋编织等种种场合造作谣谶已然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为实现特定目的而进行舆论引导的有效手段且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臻于成熟“牛继马后”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造作出来其文本内容不仅见于稗官野史更见诸宋书魏书晋书等正史故后世信从此谶者代不乏人至赵宋以下几呈“坐实”之态晋元帝司马睿的血统因之而受到质疑东晋政权的正统性亦由此而发生动摇 目前学界对于“牛继马后”这一谣谶的研究仍很有限还未能对其造作背景、文本渊源、生成流变等问题给以清晰的揭示 故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基础史料的溯源探流、比对勾连和重新解读结合当时的具体政治形势和谣谶造作传统尝试对“牛继马后”这一谣谶的造作生成予以廓清一、“牛继马后”记载的史料源流在官方正史中“牛继马后”谣谶的记载主要见于萧梁沈约所撰的宋书、北齐魏收所撰的魏书以及唐修八史中的晋书 然三者对于该谶的记载却颇有不同反映出其在流传过程中可能出现了变体(甚至不止一种)且彼此之间存在程度不同的差异 因此之故对于“牛继马后”谶谣文本源流的梳理和辨析也就显得尤为必要 为便于讨论现先将三书所载详引如下然后再逐层展开讨论宋书符瑞志载:先是宣帝有宠将牛金屡有功宣帝作两口榼一口盛毒酒一口盛善酒自饮善酒毒酒与金金饮之即毙 景帝曰:“金名将可大用云何害之?”宣帝曰:“汝忘石瑞马后有牛乎?”元帝母夏侯妃与琅邪国小史姓牛私通而生元帝魏书僭晋司马睿传则记为:僭晋司马睿字景文晋将牛金子也 初晋宣帝生大将军、琅邪武王伷伷生冗从仆射、琅邪恭王觐觐妃谯国夏侯氏字铜环与金奸通遂生睿因冒姓司马仍为觐子晋书元帝纪又称:初玄石图有“牛继马后”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焉帝先饮佳者而以毒酒鸩其将牛金 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一)宋书之“牛继马后”与沈约的天命史观由上引可见宋、魏两书对于“牛继马后”谣谶的记载在文本内容上虽多有不同但在结论定性方面却取同一立场即元帝非司马氏之后为牛氏之子 值得注意的是北朝的北魏和南朝的刘宋本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对立面这种“共识”的达成颇令人费解 尤其对于接受东晋禅让的刘宋而言以“牛继马后”谣谶否定东晋的正统性也便意味着否定了刘宋政权乃至整个南朝的合法性来源在南北双方激烈的正统之争中陷自身于不利地位那么宋书作为有南朝官方编修背景的史书为何要记录“牛继马后”这一谣谶并对之持肯定立场呢?其中因由可从宋书符瑞志的著述目的来观察和理解宋书符瑞志开篇即曰:性识殊品盖有愚暴之理存焉 见圣人利天下谓天下可以为利见万物之归圣人谓之利万物 力争之徒至以逐鹿方之乱臣贼子所以多于世也 夫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易曰:“河出图洛出书而圣人则之”符瑞之义大矣此言可谓沈约天命史观的纲领性表述而符瑞志乃此天命史观支配下之著述系通过具体的符瑞之应来说明天命之不可以力争进而阐释一种具有先定论意味的神学观点以与当时流行的“逐鹿说”相对抗在意识形态方面维护萧梁政权的合法性在这种理论预设和著述宗旨之下宋书符瑞志记载“牛继马后”这一谣谶其目的应非借此质疑元帝血统进而否定东晋的合法性而是要以“牛继马后”之象的最终应验来证明天命之不可力争由此推出刘宋、南齐以至萧梁天命转移的正当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血缘确实仅是构筑正统性的充分条件而天命才是必要条件 但宋书符瑞志之所以如此突出地强调天命而弱化血缘原因恐即齐、梁两朝皇室同出萧氏然血缘关系已远萧梁代齐无法从血缘方面获取充足的合法性故转而另建国号彻底放弃与萧齐之间的血缘关联专由天命一途来加以论证宋书著录“牛继马后”这一谣谶不是为否定元帝血统、颠覆东晋的合法性还有一条侧面的佐证就是其没有考虑到北朝政权会转手假借将之作为攻讦东晋、南朝合法性的依据本作为论证自身天命的材料反成授人之柄 而这一点也从侧面反映出此谶应非沈约所造其源应另有所在(二)魏书之“牛金生睿”与魏收的敌国立场魏书关于元帝身份的记载与宋书有很大不同除将司马睿的小字“铜环”误作夏侯氏之字外径言司马睿是“晋将牛金子”而宋书则言牛金是因“牛继马后”之象被司马懿误杀的无辜者元帝生父乃琅邪牛姓小吏(史)事实上魏书此说仅从生活年代入手即可轻而易举地予以证伪曹魏大将牛金是在宋书卷二七符瑞志上魏书卷九六僭晋司马睿传晋书卷六元帝纪近年来也有学者关注到刘宋政权具有摆脱东晋、直承汉朝的倾向 参见童岭:义熙年间刘裕北伐的天命与文学 以傅亮为宋公修张良庙教、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 年第 期宋书卷二七符瑞志上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吏”与“史”形意均相同均指“文法吏”一类的职官 东晋南朝时清浊之分显著“文法吏”一类的浊官地位低下此亦构成谣谶造作者诋毁元帝身世所选取之素材 关于“吏”与“史”之关系及清浊之分的相关论述请参阎步克:波峰与波谷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王鸣盛亦论及此不同但仅将之归诸“敌国传闻互易”(见氏著十七史商榷卷四五“牛继马”条上海书店出版社 年版第 页)景初二年()“征辽东还”的途中被司马懿毒死而晋元帝则于咸宁二年()生于洛阳也就是说元帝在牛金死后 年才出生所以元帝为牛金之子的说法在史实层面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 那么如此明显的低级错误何以会被魏收所忽略而写入煌煌一代官修正史中去呢?过往史家通常都将之诉诸当时南北对立的形势以及由此决定的魏收修史之际对东晋南朝所持的敌国立场刘知几在史通采撰中对魏书“牛金生睿”记载所表达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魏收党附北朝尤苦南国承其诡妄重以加诸 遂云马睿出于牛金刘骏上淫路氏 可谓助纣为虐幸人之灾即认为魏收所处的敌国立场造就了魏书中关于“牛继马后”的历史书写 这种说法看似十分合理细细推敲却也不是没有漏洞 从诸史成书的时间来看魏收魏书成于北齐沈约宋书作于萧梁魏书晚于宋书近百年 换言之“牛继马后”在魏收记载近百年之前已为史家所著录“牛继马后”谣谶的流行时间只会更早魏书所载系因袭旧说的可能性最大 再从诸史的文本内容来看如果魏收是出于敌国立场对此事进行书写的话势必要对这一可资质疑东晋最高统治者血统的事件大加渲染并且在细节表现上也会力求全面更不会犯下元帝为“晋将牛金子”的常识性错误 但事实恰恰相反 除史实错误之外魏收魏书对于此事的记载相当简略远不如沈约宋书所记详尽更缺乏宋书将玄石图牛继马后之象、司马懿毒杀牛金以及元帝身份这三者结合在一起的精巧设计反而是大大削弱了原本神秘性、戏剧性兼具之“牛继马后”谣谶的说服力由此观之魏收固不免暴扬敌国之恶的主观立场但魏书“牛金生睿”的记载却并非其所杜撰编造相对于宋书所载而言其可以说就是一个“牛继马后”谣谶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变体魏收不过因袭此旧说而已 至于魏书宋书不同文本内容之共同史源实还需进一步追溯探索(三)“牛继马后”谣谶之史源与孙盛晋阳秋之疑点前引刘知几说魏收“承其诡妄重以加诸”其中所“承”之“其”即指沈约原注言其依据为史家王劭的如下说法:沈约晋书造奇说云琅琊国姓牛者与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远叙宣帝以毒酒杀牛金符证其状 收承此言乃云:司马睿晋将牛金子也宋书之外沈约还著有晋书一百一十一卷但至隋已佚或为生活于北齐至隋的王劭所曾见由王劭转述沈约晋书所载“牛继马后”谣谶的情节及用语来看应与亦被沈约收入宋书的文本内容略同故即便王劭、刘知几将魏书所述的史源追至沈约晋书但也仍只是追到沈约而已 沈约修撰晋、宋两书的共同史源仍有待向前追溯周一良曾将魏书东晋诸帝传与世说新语注、太平御览等所引诸家晋书互校发现其“独合于孙盛晋阳秋、檀道鸾续晋阳秋”并解释其之所以“专采孙盛之书者盖欲系江南事于晋帝传中从编年体采摭远较自纪传为易 盛书编年且以良史称因盛书遂并用道鸾之作也”至于魏书桓楚、刘宋、萧齐诸传周一良亦论之曰:“伯起及见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而刘萧诸传绝无依据之迹 盖宋以降为时不远事实易稽不必悉凭旧籍且南北敌视收又自矜才学常鄙蔑休文其书自不屑采南人著作矣”特别是周一良史文互校之第一条就找到了太平御览所引晋阳秋有关“牛继马后”谣谶的记载并以之与魏书“牛金生睿”的内容互校将此谶之史源确凿无疑地追溯至东晋史官孙盛所修之晋阳秋但不得不指出的魏收魏书与孙盛晋阳秋各自所载在文本内容上还是存在差异的 太平御览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七六一器物部六引王隐晋书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上栏晋书卷六元帝纪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 刘知几在此处已援引了宋孝王从年代角度对魏书“牛金生睿”之说的批驳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第 页梁书卷十三沈约传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晋史草三十卷”条下注隋书卷六九王劭传 后清人辑补沈约晋书即录史通所引王劭此语 见汤球辑严茜子点校:九家旧晋书辑本齐鲁书社 年版第 页周一良:魏收之史学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页该书隋代仍存(见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后佚 今有清人辑本可供参考如汤球辑:晋阳秋辑本中华书局 年版皇王部引晋阳秋作:又初元石图有牛继马后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 帝先引佳者以毒者鸩其将牛金 而恭王妃夏氏通小吏牛钦而生元帝亦有符云明显与沈约宋书、包括后来的唐修晋书更为相近在玄石图牛继马后之象、司马懿鸩杀牛金、夏侯氏与牛姓小吏通这三个环节及其组合上也都一一相合而与魏书“牛金生睿”的版本存在差别 虽然周一良在史文互校后案曰:“似是仍用盛书而误牛金、牛钦为一人”但值得注意的是“牛金生睿”的版本被史家引录并非魏书这一孤例 史通杂说中“后魏书”条即载:近者沈约晋书喜造奇说 称元帝牛金之子以应“牛继马后”之征 邺中学者王劭、宋孝王言之详矣 而魏收深嫉南国幸书其短著司马睿传遂具录休文所言此条所言显与上引史通采撰的内容相呼应然令人意外的是刘知几此处竟说沈约晋书所载亦是“元帝牛金之子”的版本与其本人前引王劭关于沈约晋书所载元帝身份为“琅琊牛姓者之子”的说法出现参差 当然我们同样也可将之解释为刘知几的误植但结合上文对魏书“牛金生睿”记载的辨析来看承认“牛继马后”谣谶在流传过程中曾产生变体并由此意识到其生成过程的复杂性或不失为一种更加审慎而有益的选择暂置是否出现变体的问题不论魏收魏书、沈约晋书宋书关于“牛继马后”的记载从文本内容而言其共同史源为孙盛晋阳秋这一点应无大的问题再往前也的确难以觅到一些蛛丝马迹了 然而更大的问题孙盛素有良史之誉晋阳秋乃本朝人所修本朝之史“牛继马后”这样的谣谶怎会出现其中进而成为后世质疑国主血统、否定本朝合法性的史料源头呢?显然在孙盛晋阳秋身上也还有复杂的委曲有待发覆二、“牛继马后”谣谶的造作生成从上引晋阳秋所载“牛继马后”谣谶的文本内容来看其大致由三个层次构成:首先以玄石图为基石借神秘之玄象接通谶纬世界其次以司马懿毒杀牛金的情节为铺垫借西朝之旧事进入历史世界最后以小吏牛氏与夏侯氏通为归宿借元帝之血统直指当今世界 如此步步为营、用尽心机之谣谶实难与孙盛本人的生平事迹、特别是其政治倾向挂起钩来(一)孙盛的政治倾向与玄石图的文本互证孙盛本籍“太原中都”高祖孙资仕至曹魏中书令曾祖孙宏为南阳太守祖孙楚为西晋冯翊太守父孙洵(恂)因乱死于颍川太守任上“盛年十岁避难渡江”就家世而论孙盛无疑是永嘉南渡的大批北方士族之一员 东晋政权在江左立国之初面临着“寄人国土”“吴人不附”和西朝丧亡、胡马南逼等诸多严峻问题其内、外部政治环境错综而复杂 孤弱的司马氏皇权通过充分依靠侨姓士族大力笼络吴姓大族最终才得以成就“中兴”之业保有半壁江山 此已为前贤所论定而成为学界之共识在这样一种政治同盟结构与利益共同体关系之下作为侨姓士族一员的孙盛对新造之东晋政权没有理由不支持 至于司马睿之血统自然也是拥立他的南、北士族群体必然会考虑的问题而此问题在当时主要集中在司马睿本非西晋帝室直系子孙于血缘关系而言略显疏远 但在太兴元年()晋愍帝死后该问题也已不再成为问题此时的司马睿已然成为司马氏皇族在江左地区的香火所在其通过内禅方式缔造的中兴政权合法地承接了西晋的正统性也成为了南渡的北方士族对于故国的精神寄托 在此情况下孙盛实无制造“牛继马后”这一谣谶的任何动机和土壤再就孙盛个人角度来讲至少从孙资助推司马懿成为明帝顾命大臣开始孙氏一门已与司马氏建立起深厚之渊源而孙盛十岁渡江卒年七十二历经八朝与司马睿有过时空的交集对于司马睿的身世应该是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八皇王部二三第 页下栏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第 页晋书卷八二孙盛传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 年版田余庆:释“王与马共天下”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关于明帝临终选择顾命大臣之事的探讨可参见王永平:世族势力之复兴与曹睿顾命大臣之变易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了解的对东晋政权的合法性更是认可和拥护的 最足以印证此点的就是孙盛曾利用秦始皇时的符谶来努力论证司马睿及其东晋政权在江东统治的合法性 晋书元帝纪载此事曰:始秦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厌之改其地曰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及孙权之称号自谓当之 孙盛以为始皇逮于孙氏四百三十七载考其历数犹为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应在于此矣可见孙盛认为东晋是天命所归的“王气之所在”换言之相对于北方的胡族政权东晋也并非是割据一方的“霸者”而是正统所在之“王者”此皆反映出孙盛对于晋元帝司马睿以及东晋正统性的认同是极为强烈的当然对于孙盛的考察不能仅止于东晋建国之初 孙盛后历仕桓温参军、从事中郎、长沙太守等职并被擢升至秘书监加给事中先后参加了桓温灭成汉之战及三次北伐与桓温交往甚密 而桓温在晚年采纳参军郗超的建议“言帝为阉”对海西公“遂为废辱”又表露不臣之心要求加九锡以取代简文从这个角度考虑孙盛可能存在为桓温晚年的篡夺行为提供服务的嫌疑 但考察孙盛当时行迹他作为一个“有良史之称”的史官不仅没有为桓温的篡夺行为制造舆论反而假借修史评史批判篡夺政治以求达到裁正桓温的目的 晋书桓温传载:“温初望简文临终禅位于己不尔便为周公居摄事 既不副所望故甚愤怨与弟冲书曰:遗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桓温依照诸葛亮故事辅政孙盛即借题发挥批评刘备托孤诸葛亮:“备之命亮乱孰甚焉!”其所指矢的已无需赘言孙盛之所以获得“良史之称”最直接的原因、也是最为人所称道之事正是其对于桓温枋头之败的记述和评论 晋书孙盛传载:(孙盛)著魏氏春秋晋阳秋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 既而桓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从当时的现实处境出发孙盛无疑也已察觉到了桓温的野心对枋头之败大书特书可能事实确实不是“如尊君所说”但孙盛此举乃别有目的即充分发挥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对桓温篡夺的现实政治给予裁正褒贬 诚如雷家骥所言:“孙、习皆欲借史裁正桓温盖以温本有强烈之历史意识是则二子论诸葛、述二曹及司马昭环绕辅政、废篡诸事而发恐有影响于桓温暂欲为周公者”可以说在枋头之战后孙盛已与桓温在政治上疏离并借史讽今制衡桓温极具中国传统史学的淑世精神所以就更不可能为桓温篡夺制造“牛继马后”的舆论特别难得的是除晋阳秋外孙盛所著魏氏春秋还有对玄石图的详细记载且留存至今这就为“牛继马后”谣谶是否孙盛所造问题提供了一个文本互证的探索渠道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魏氏春秋曰:是岁张掖郡删丹县金山玄川溢涌宝石负图状象灵龟广一丈六尺长一丈七尺一寸围五丈八寸立于川西 有石马七其一仙人骑之其一羁绊其五有形而不善成 有玉匣关盖于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璜一 麒麟在东凤鸟在南白虎在西牺牛在北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苍白 其南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讨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马一匹在中大(告)吉开寿此马甲寅述水”凡“中”字六“金”字十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孛彗之象焉值得注意的是孙盛对玄石图的记述并无有关“牛继马后”谣谶的丝毫迹象而完全将之视为西晋取代曹魏的图谶 如石马七对应懿、师、昭父子三人以及武、惠、怀、愍四帝“述大金大讨曹金但取之”等语亦无不在标榜“以金行”的西晋取代曹魏政权之天命所归 其中虽提到了牺牛但仅仅是作为与麒麟、凤鸟、白虎并列的祥瑞之一并未有何其他意义也未由此推出所谓“牛继马后”之象更未将之与西晋亡后才出现的东晋政权及其开国君主司马睿的身份联系起来 那么由孙盛在魏氏春秋中对玄石图的记述结合前述孙晋书卷六元帝纪晋书卷八废帝纪晋书卷九八桓温传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晋书卷八二孙盛传雷家骥:中国古代史学观念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盛的政治倾向以及其借史学裁正桓温的行为表现可以判定“牛继马后”谣谶应非孙盛造作既然如此更有趣且更为关键的问题也就呈现了出来并非孙盛造作的“牛继马后”谣谶为何会出现在其所编修的晋阳秋中不仅与同出其手的魏氏春秋出现了文本的抵牾更造成了动摇东晋皇统的严重政治影响仅以史家之疏忽、文本之参差作解显然未中肯綮(二)“牛继马后”谣谶的造作与辽东本晋阳秋的出现关于“牛继马后”谣谶的造作魏斌认为可能在东晋初年背景即晋元帝为宗室疏属名分不正以及土著吴人与东晋政权之间存在的冲突田余庆则注意到东晋初年还曾有“有牛生犊一体两头”的谶言并论证了这一谶言出现的背景为权臣王敦希望废掉晋明帝立东海王司马越的世子司马冲为帝以此说明“天下将分之象”那么这则谶言中同样出现的牛是否也指向东晋皇族的血统呢?“有牛生犊一体两头”的记载出自干宝搜神记 干宝作为东晋“始领国史”的史官承担着“当中兴之盛宜建立国史”的政治任务并全面主持了当时东晋的修史工程无论是其官方的政治背景抑或是作为史官所必备的政治敏感都会使他始终保持“为尊者讳”的立场更不可能让任何影射东晋皇室血统的内容出现在自己的作品中 如果“牛继马后”这一谣谶自东晋初年就已出现并流传那么“牛”必然会成为一个高度敏感的动物和词汇时人避之唯恐不及干宝更不会无端犯忌 但事实上搜神记中除了“有牛生犊一体两头”外还有大量关于牛的记载 如“死牛头语”条载: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头语 时帝多疾病深以后事为念而付托不以至公思瞀乱之应也另如“郭璞占伤寒”条载:义兴方叔保得伤寒垂死令璞占之不吉 令求白牛厌之 求之不得唯羊子玄有一白牛不肯借璞为致之即日有大白牛从西来径往临叔保惊惶病即愈又如“张聘牛言”条载:太安中江夏郡功曹张骋乘车周旋牛忽言曰:“天下方乱吾甚极为乘我何之?”骋及从者数人皆惊惧 因绐之曰:“令汝还勿复言”乃中道还 至家未释驾犬又言曰:“归何早也?”骋益忧惧秘而不言 安陆县有善卜者骋从之卜人曰:“大凶非惟一家之祸天下将有兵起一郡之内皆破亡乎?”骋还家牛又人立而行 百姓聚观者众在这些记载中牛都是作为一种可以预示吉凶、占测灾祥的灵异动物而存在的特别是第一条还以“死牛头”直指晋武帝 如果当时已有“牛继马后”这样的谣谶流行干宝是断断不会将之收录的 因此由搜神记中大量有关牛的记载来看所谓“牛继马后”这一谣谶在东晋立国之初就已产生并流传开来的说法显然无法成立除了东晋立国之初便已产生的说法之外刘浦江对“牛继马后”谣谶的造作时间另有不同的看法 他也认同“牛继马后”的史源为晋阳秋并通过晋阳秋的成书时间认定该谣谶流行于孝武帝太元年间()之前也就是东晋中叶 同时通过考察与晋阳秋存在渊源关系的王隐晋书的成书时间他进一步将该谶的产生时间推定在成帝咸康六年()之后并提出可能与东晋中期复杂的政治斗争有关惜未展开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太平御览器物部引王隐晋书载:宣帝既灭公孙渊还作榼两口二种酒持著马上 先饮佳酒塞口而开毒酒口与牛金饮而死此则史料与前引晋阳秋所载相关内容高度重合可知晋阳秋关于司马懿毒杀牛金的史料直接来源于王隐晋书但王隐晋书只记载了司马懿毒杀牛金的情节并未与“牛继马后”谣谶联系起来也未对晋元帝的身份提出质疑表现为一个独立的历史事件 因此刘浦江提出“牛继马后”这一谣谶应出现于 年魏斌:王敦三考 读晋书札记之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年总第 辑田余庆:释“王与马共天下”东晋门阀政治第 页晋书卷八二干宝传分见干宝著李剑国辑校:搜神记辑校附录一旧本搜神记伪目疑目辩证、卷十四妖怪篇之五中华书局 年版王隐晋书记述自司马懿至东晋成帝时的历史写成于成帝咸康六年()相关情况可参宋志英:王隐晋书初探文献 年第 期刘浦江: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文史 年第 辑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七六一器物部六引王隐晋书第 页之后可以信从 但他将该谶造作时间的下限推至孝武帝之前则有不周之处 他所依据的证据为晋书孙盛传的如下记载:(孙)盛写两定本寄于慕容儁 太元中孝武帝博求异闻始于辽东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书遂两存此所谓孙盛誊写定本寄于境外正是由于前述桓温对其记述枋头之战内容不满并要挟其删改 但问题是至枋头之战时慕容儁去世就已近十年孙盛怎么可能将书稿寄给慕容儁呢?故此条所述颇有问题此辽东本晋阳秋的出现更是疑点重重 再从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孝武帝朝在东晋一代相当特殊田余庆曾指出孝武帝以相权辅佐皇权使士族为皇权所用通过用儒生、兴儒学以及恢复国学等手段使得皇权政治逐渐恢复出现皇权回归的趋势那么在这样一个皇权增强的阶段“牛继马后”这一针对东晋皇权合法性的谣谶堂而皇之地出现于晋阳秋中的可能性几无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牛继马后”谣谶只能产生于孝武帝朝之后其造作者仅是借孝武帝搜求经籍之名为辽东本晋阳秋的出现提供借口进而将“牛继马后”谣谶羼入到此本当中假借孙盛良史之名使其广为传播以达到动摇东晋正统的政治目的 以此为标准衡之最有可能的造作者便是桓玄桓玄在灭掉殷仲堪、除掉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父子掌握了朝政大权之后最终走上了禅晋自立的道路然而在此前东晋统治的近七八十年时间里皇权虽然微弱但与士族始终处于一个极为微妙的平衡中虽有王敦、桓温等公然威胁皇权并谋求废立的情况出现但尚无取而代之的实际篡夺行为这样的政治传统以及实际情况无疑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历史惯性阻碍桓玄改朝换代图谋的推行 而“牛继马后”这个谣谶恰恰直指东晋开国之君血统不正从源头处否认其合法性如此便可以为改朝换代提供合理甚至合法的依据 毫无疑问不论是从克服强大的舆论阻力来看还是从为实质的篡夺行为加以背书来讲甚而从巩固政权初建的政治成果着眼首开篡夺之例的桓玄都是此谶的最大受益者当然也是最有可能的造作者史载桓玄对于谶纬极度痴迷 如在攻灭殷仲堪时其曾仿照东晋初年“中国当败吴当复”的谶语造作了“芒笼目绳缚腹 殷当败桓当复”的童谣在篡晋前后其更造作了一系列谣谶为其篡夺之举制造舆论如晋书孝武帝纪所载之“初简文帝见谶云晋祚尽昌明及为清暑殿有识者以为清暑反为楚声哀楚之征也”又如桓玄曾于江陵九十九洲中增一洲以应“百洲出王者”之谶:“自县西至上明东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 楚谚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 桓玄有问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数”由此可见桓玄不光热衷于谶纬的制造还善于利用谶纬实现其政治目的 同时桓玄还有着强烈的历史意识 其父桓温就曾说过“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耶”的名言足见桓温是在乎后世对其历史评价的以至于其本人虽有篡夺之心最终也未行篡夺之实 相较其父而言桓玄的历史意识、特别是对历史记载的直接干预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即便在败亡途中桓玄仍“作起居注叙其拒义军之事自谓经略指授算无遗策”由此可以想见桓玄一朝对于史官书写以及史书的控制应是极为严格的且极有可能利用强大的行政权力对既有的史书进行增删乃至于篡改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与上述辽东本晋阳秋的出现密切相关的史臣徐广当时正是桓玄集团的核心成员精研百家的徐广早在孝武帝时就“以广博学除为秘书郎校书秘阁增置职僚”在东晋南朝的史职体系中秘书郎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通典职官载:以其掌图书秘记故曰秘书温峤表曰国史之兴将明得失使一代之典焕然可观 今之秘书著作是也秘书省掌握国家图书秘记最高长官为秘书监秘书监下置秘书郎四人“(晋)武帝分秘书图籍为甲乙丙丁晋书卷八二孙盛传田余庆: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东晋门阀政治第 页晋书卷二八五行志中晋书卷九孝武帝纪郦道元著陈桥驿笺证:水经注笺证卷三四江水引盛引之荆州记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晋书卷九八桓温传晋书卷九九桓玄传宋书卷五五徐广传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二六职官八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四部使秘书郎中四人各掌其一”其主要职能为“掌中外三阁经书校阅脱误”秘书监“并统著作局”著作局下设著作郎一人与佐著作郎八人分领国史修撰任务徐广后又任桓玄大将军府文学祭酒在桓玄败亡后再任刘宋著作佐郎、秘书监其一直从事掌校图书与编撰国史的相关工作这也就意味着其可以利用职权之便编纂乃至篡改史书至于徐广本人的政治倾向其本传的这段记载相当暧昧: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宫广陪列悲恸哀动左右 及高祖受禅恭帝逊位广又哀感涕泗交流 谢晦见之谓曰:“徐公将无小过”广收泪答曰:“身与君不同 君佐命兴王逢千载嘉运身世荷晋德实眷恋故主”因更歔欷徐广口中所谓眷恋晋主之语实为掩饰自己尴尬身份的狡辩之词 因为本为晋臣的他在桓玄刚一辅政之际便担任其大将军府文学祭酒作为桓玄重要的幕府成员参与篡晋建楚大业 在桓玄败亡之后虽又成为刘宋史官保得职位不降但就政治身份而言已从桓楚政权的开国功臣沦落为一个被边缘化的晋朝二臣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 谢晦的有意羞辱其实就在曲折暗示徐广曾经亦有“佐命兴王”助楚篡晋的过往十分巧合的是前述辽东本晋阳秋出现的场合即所谓“孝武帝博求异闻”征集图书之事当时的主持者正是徐广 续晋阳秋记同事曰:孝武好览文艺敕著作郎徐广校秘阁四部见书凡三万六千卷那么至此上述种种问题也就可以串连成线疏通清楚即桓玄出于篡夺晋室的需要造作了“牛继马后”谣谶而为之捉刀实施者则是时任桓玄大将军府文学祭酒的徐广 其将“牛继马后”谣谶羼入所谓辽东本晋阳秋之中并假托此书得自其亲自主持的孝武朝的“博求异闻”还经过了本人的校订整理以此增加此谶的可信度和煽动性进而动摇东晋政权之合法性为桓玄篡位提供舆论支持三、“牛继马后”依托的谶纬传统“牛继马后”谣谶造作于东晋末年桓楚篡夺之际但作为其母体和来源的玄石图则早在曹魏明帝朝即已诞生 在其间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玄石图一直被反复利用其内涵象征也一直在不断重写、快速刷新展现出与现实政治极为强烈的关联性俨然成为贯穿魏晋时期最为重要的图谶 继续追溯这两百年间玄石图被反复利用和书写的历时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不仅可以为理解“牛继马后”谣谶的造作再提供一层历史背景亦可在更大层面上展示出汉魏晋时代谶纬政治传统的连续性与继承性玄石图出现于魏明帝青龙三年()发现于张掖郡时称“柳谷瑞石”高堂隆曾对这一祥瑞进行了记载且直至隋代仍存于官方所收录的书目中 如隋书经籍志载:“玄石图一卷高堂隆撰”三国志魏书张臶传中则记载了当时其与高堂隆之间对该图谶的不同看法即高堂隆认为玄石图为“有魏之祯祥”但张臶却提出“夫神以知来不追以往祯祥先见而后废兴从之 汉已久亡魏已得之 何所追兴祯祥乎!此石当今之变异而将来之祯瑞也”他承认魏接续汉的正统地位但不认为玄石图是作为曹魏的祥瑞而出现的而是“将来之祯瑞”似在暗示后来的晋之代魏带有比较明显的先见之明 考虑到明帝时期司马氏还没有形成代魏的气候而三国志又为西晋所修必然夹杂着损魏益晋的政治倾向所以张臶之语并不足以说明玄石图初创之际的政治意图 相反高堂隆与魏明帝关系甚密他对此图谶的说法当代表了明帝所追求的政治功能 对此问题津田资久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解读方向 他注意到玄石图的出现时间与迎立齐王曹芳的政治行为前后承接而明帝龙潜期间亦曾被立为齐公由此推断玄石图实为魏明帝为解决曹魏的皇位继承问题与高堂隆共同谋划并造作的一次祥瑞另外在当年八月曹芳立为齐通典卷二六职官八第、页宋书卷五五徐广传虞世南撰陈禹谟补注:北堂书钞卷五七“著作总”条引檀道鸾续晋阳秋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上栏 另参见王应麟:玉海(合璧本)卷五二“秘阁四部”条京都中文出版社 年版第 页下栏 第 页上栏隋书卷三四经籍志三三国志卷十一魏书张臶传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六“三国志多回护”条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明帝为平原王时高堂隆即任平原王傅后历任散骑常侍、侍中、光禄勋等显职领太史令颇精于天文历法、礼仪郊祀 参见三国志卷二五魏书高堂隆传津田资久:符瑞张掖郡玄石図出现司马懿政治的立場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 年第 页王之前七月还出现了“时郡国有九龙现故改(崇华殿)曰九龙殿”的祥瑞显然是史籍保留下来的、当时和玄石图共同出现的成套祥瑞之一 而正是这诸多祥瑞为“未有知其来由者”齐王曹芳得以入继大统提供了合法性支撑时入西晋玄石图的初始意义已丧失殆尽而完全转变为“魏、晋兴代之符”成为司马氏政权合理取代曹魏的图谶依据其文本、图像等各个方面都被给予了全新的解读和阐释 如前引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注引魏氏春秋所述系以马指代司马氏以“色皆苍白”“述大金”对应取代曹魏土德的西晋金德由此借助五行德运理论来论证魏晋鼎革合乎天命 诚如王隐晋书将其意义引申为“魏历数既终当禅大晋”所反映的玄石图本为曹魏祥瑞但在西晋正统性话语的支配下已经摇身一变被完全改造成为司马氏的图谶 这种化前代符瑞为本朝图谶的做法看似经济实用甚至使玄石图更具神秘感和宿命性但同时也便开启了后世对玄石图的反复利用和不断改造直至“牛继马后”这一最终否定司马氏政权的谣谶诞生 泰始三年()十二月晋武帝曾下诏“禁星气谶纬之学”在利用完时人对谶纬的迷信以完成禅代后反过来又想禁绝谶纬之学以阻断他人如法炮制威胁西晋安全似有先见之明 然而此一纸诏书并不足以遏制当时已泛滥成灾的制造谶纬、重释谶纬的社会风尚特别是谶纬符瑞与现实政治之间那种紧密的关联至两晋之交玄石图再次被重新书写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要 上引魏氏春秋所述有一个颇值注意的现象即记玄石图中马的数量为“石马七”除此而外此期较早成书的郭颁世语、干宝搜神记也都采用了“石马七”的说法“石马七”无疑对应的是西晋宣、景、文三祖加武、惠、怀、愍四帝但这是西晋初年将玄石图改造为魏晋禅代的“兴废之符”时所不能预料的 结合“石马七”的史源最早也就追溯到干宝的搜神记来看其应系东晋初年出于新的政治形势、新的政治需要对玄石图进行再书写、再创造的产物 众所周知东晋正统直承西晋东晋江左政权自称为“中兴”元帝本人庙号亦称为“中宗”由此足见“中兴”乃东晋政权与汉赵、后赵等北方十六国政权争夺正统的旗帜与依据 但太兴二年时任著作佐郎虞预上书曰:“陛下以圣德先觉超然远鉴作镇东南声教遐被上天眷顾人神赞谋虽云中兴其实受命”虞预长期担任著作史职撰有晋书四十余卷他所提出的“虽云中兴其实受命”之说其核心不在于“中兴”而在于“受命”这奠定了东晋初年国史编撰的法统基调即东晋固然上接西晋但实于江左进行了“再受命”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为了抗衡北方刘、石政权以水德承接西晋金德的外部竞争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弥补元帝为宗室疏属、名分不正的内部缺陷通过“再受命”这种途径以东晋之金德接续西晋之金德来构筑起东晋江左政权的正统性玄石图中“石马七”的说法完整囊括西朝帝系表面看似与东晋反没有了关联实则正是将西朝处理为司马氏国祚的一个独立单元由此摆脱掉西晋灭亡所产生的政治包袱化解北方刘、石政权所带来的正统冲击为东晋政权的“再受命”建设提供图谶天命方面的支撑再至东晋中后期玄石图又经历了新一波的改造标志性的现象就是石马的数量又发生了变化 成书于此时的习凿齿汉晋春秋载:“氐池县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声如雷晓而有苍石立水中长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画之为十三马一牛一鸟”后沈约宋书符瑞志亦载:“有石马十二其一仙人骑之其一羁绊其五有形而不善成其五成形”显系融合了魏氏春秋搜神记汉晋春秋诸书的说法“十二马”应为“十三马”之误 七马变为十三马也就是在西朝七帝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东晋前期诸帝将东西两晋的帝系连缀也就等于将东西两晋合为同一个晋朝这也就意味着东晋初期“再受命”的法统叙述模式遭到废弃更适应新形势的新论调已取而代之 此时东晋在江南立国已达半个世纪左右而北方的刘、石三国志卷二五魏书高堂隆传三国志卷三明帝纪裴松之注引搜神记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六九二服章部九引王隐晋书第 页上栏 此句正是针对张掖郡玄石图所出玉玦而言晋书卷三武帝纪世语即魏晋世语晋襄阳令郭颁撰记事最晚至西晋怀、愍之时参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郭颁世语、干宝搜神记晋书卷八二虞预传干宝将愍帝“改毗陵为晋陵”解读为“晋将灭于西而兴于东之符也”(宋书卷二十七符瑞志上)亦是东晋“再受命”观念的体现李磊从元帝“依魏晋故事为晋王”然后再内禅登基的政治运作程序着眼也强调了“再受命”之于东晋正统性构建的意义 见李磊:东晋初年的国史叙事与正统性建构史林 年第 期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宋书卷二七符瑞志上相继覆亡且又出现了大量的割据政权而这些北方政权的五德历运当时却陷入在一个混乱无序的竞争状态此时的东晋已无必要通过迂曲复杂的“再受命”方式与之争夺正统只需祭出“中兴”的大旗便足以达到目的 特别是东晋初期的“再受命”叙述虽因应时势但毕竟将东西两晋割裂开来存在授人以柄威胁自身合法性的颇大漏洞而东晋内部皇权衰微、门阀当权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不时出现的权臣篡夺危险也要求将此漏洞堵塞故法统叙述的“再受命”模式被“中兴”模式所取代相应地玄石图中石马的数量也从“七马”变为“十三马”在此背景下习凿齿创作的晋承汉统论在论证排除曹魏“以晋承汉”的合理性时已经完全忽略了东西两晋之间的承接问题而毫无障碍地将之视为一体了由上述历程来看玄石图的文本、图像作为一种重要的谶纬资源当时及后世的王朝皆借助于它表达政治诉求同时又在假借与利用的过程中对之进行着持续的改造和重释呈现出历史传统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 晋末桓楚之际造作的“牛继马后”谣谶仍是对玄石图的重新演绎依然是以旧符谶论证新天命虽然在魏之祥瑞变为晋之图谶之后又进一步改晋之图谶为晋之灾异但万变不离其宗均未脱离上揭玄石图诞生、流变所反映出的魏晋时代的谶纬政治传统四、结语玄石图从曹魏青龙年间酝酿产生到晋末桓楚之际“牛继马后”谣谶造作生成一个半世纪的曲折演变中至少历经了上述五期四变不仅文本、图像几经改易内涵、意义亦几度剧变其戏剧色彩和反讽意味折射出的正是中古时代谶纬政治的性质与特点 就本文所论之“牛继马后”谣谶而言直接指认造作者其实并非难事逐层梳理、依次辨析此后历代史家对之的层累引述及其书写意图毋宁说才是最繁难、也最有意义的工作 与历代统治者对玄石图的反复利用相类各朝史家亦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和需求对“牛继马后”谣谶进行反复引述既造成了该谣谶的转讹变形亦复不断层累新的阐释和意涵 由此平添重重迷雾和纷繁枝节包裹于该谣谶之外干扰研究者冲决表象直达本真而此亦中国古代史料的显著特点之一 只不过在谶纬史料上表现得更为突出而本文所论之“牛继马后”谣谶即是一份典型案例(责任编辑:胡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