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鸟生商”神话的阐释与重构.pdf

58 第40卷 第3期 Vol.40 No.3 2023年6月 Jun.，2023“玄鸟生商”神话的阐释与重构张美宏（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保存了丰富的原始神话材料，其中的 商颂 玄鸟中的“玄鸟生商”成为商民族追溯自身历史源头的重要神话叙事，流布甚广，影响深远，是感生神话的典型代表之一。拥有感生神话的民族远不止商族，诗经 大雅 生民记载了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周族始祖，“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1528；史记 秦本纪记载吞鸟卵而生秦族始祖，“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2173；论衡 奇怪记载了吞薏苡而生夏族始祖3135如此种种皆属于始祖感生神话。这些神话经由秦汉诸子及后代儒生的阐发和加工改造，衍生出新的情节，蕴含了当时文人学者的思想见解。本文考察历代学者对“玄鸟生商”神话的阐释，结合各时期的文化背景，探析各家在解读中重构神话的过程。一、先秦时期“玄鸟生商”的神话叙事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殷商始祖诞生的神话颇多，从 诗经 到 吕氏春秋，情节逐渐丰富，呈现出的信仰和思想也在变化。此神话最早见载于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邦畿千里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1622-623作为商后裔追念民族起源的颂诗，玄鸟以诗歌的形式叙说“玄鸟生商”神话，描写极其简单。首先述说商始祖受命于天而降生，接着描述先王立下的赫赫功绩。值得注意的是，诗中多次出现“命”字，折射出殷周时期人们对天命的信仰及宗法制度下对天命的理解。“天命”概念是周人提出的，它源于人们对“帝”的信仰。胡厚宣认为，“帝”为至上神，掌管一切，先祖先王宾于帝，为帝的使臣。4陈梦家认为，人王只能祭先祖不能祭帝，二者之间有严格区分。5在商人的信仰中，帝是万物的主宰，先祖是帝与人王之间的沟通媒介。尚摘要：诗经中的“玄鸟生商”是上古感生神话，后世史学叙事和经学阐发莫不以此为始。随着时代的发展，“玄鸟生商”感生神话在文人儒士的阐释和改造下发生了观念与情节上的变化，社会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异，其中有今、古文经之不同，也有神话历史化、世俗化的影响。新的思想观念推动“玄鸟生商”神话产生了新的适应性，在儒士的反复阐释中获得新的意蕴，文化内涵也得到重构。关键词：“玄鸟生商”；诗经；感生神话；文化重构中图分类号：I20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931（2023）03-0058-10收稿日期：2022-12-02作者简介：张美宏（1986），女，山西中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间文学。引文格式：张美宏.“玄鸟生商”神话的阐释与重构 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23，40（3）：58-67.DOI：10.16217/ki.szxbsk.2023.03.007 59 2023年第3期书 中 汤誓盘庚 篇多次讲到商汤伐夏是奉“天命”而行。696-123在殷人看来，“天命玄鸟”中的“天”即主宰万物的“帝”；“古帝命武汤”中的“古帝”也是“帝”；商之子孙“受命不殆”的“命”也是接受帝的“天命”。先祖和帝直接交往，人间子孙通过祭祀先祖获得保佑，开拓疆土，以至于创下“邦畿千里”“百禄是何”的基业。“帝”是商人信仰的最高的神，商称自己的祖先为“帝某”，从而抬高王族的地位。这种神化先祖的观念，为商王政权找到了合法性依据，也反映了人们对以亲族为核心的权力继承的认识。殷周易代，西周统治者在因袭殷商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改造了天命观，这种变化体现在诗经 尚书等文献中多见“帝”“天”称谓的混用，乃至以“天”代“帝”的名词置换。周人为“天”的含义增添了新的内容，比如“天命靡常”1505、“惟德是辅”6435。周人认为，夏、殷虽然敬服天命，由于不修德，最终失去了天命，因此只有修德才能向上天祈求长久的天命，才能获得天帝的保佑。尚书中有“皇天无亲，惟德是辅”6462、“惟天惠民，惟辟奉天”6435，这种“以德配天”的思想成为区分殷、周宗教信仰的标志，也为感生神话在周代的阐释提供了思想基础。春秋时期，孔子继承了周以来“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7的传统，通过对三代感生神话的阐释，重新解说天人关系。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子羔篇记载了孔子向弟子子羔讲述三代始祖禹、契、后稷的诞生神话：子羔问于孔子曰：“三王者之作也，皆人子也，而其父贱而不足称也与？殹亦诚天子也与？”孔子曰：“善，而问之也。卨（契）之母，有廼氏之女也，游于央台之上，有燕衔卵而措诸其前，取而吞之，娠三年而画于膺，生乃呼曰钦，是卨（契）也。三王者之作也如是。”孔子曰：“舜其可谓受命之民矣。舜，人子也。”子羔曰：“何故以得为帝？”孔子曰：“尧见舜之德贤，故让之。”孔子曰：“故夫舜之德其诚贤矣。”8 子羔所载殷商始祖契的诞生过程，相对于玄鸟有两点变化：一是玄鸟变为燕子；二是新增契母“有廼氏之女”游于“央台”，燕子衔卵，娠三年，剖胸生契，契出生便能说话的情节。“玄鸟生商”的故事性增强，人物形象更突出。孔子之时，有关禹、契、后稷三天子的故事已普遍流传，而“不语怪，力，乱，神”9的孔门弟子不明白三代始祖是“有父而生”还是“无父而生”，孔子的回答虽讲述了三代始祖感生传说，但其用意并非强调三王神异，也未提及三王世系，其目的主要是突出出身低下的“人子”舜之所以君天下，不是感生而为王，而是以善德得天下，强调了“德”是其取得政权的决定要素，与春秋时期的儒家思想一致。战国时期，“玄鸟生商”神话继续流传，并逐渐发生变异。屈原在诗中提及殷商始祖神话，情节交代不多，但也有一些新变化。离骚云：“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氏之佚女。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1021子羔中的“央台”在这里变为“瑶台”，“有廼氏之女”变为“有娀氏之佚女”，且佚女有了具体的名字简狄。朱熹注曰：“偃蹇，高貌佚，美也。”1021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在屈原笔下，有娀氏之女简狄是一位住在瑶台的美女。又天问曰：“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1063喾，帝喾，即高辛氏，在上古传说中是黄帝玄孙，与简狄的关系还不够明晰。“玄鸟致贻”类似于子羔中的燕子衔卵，吞之而孕的情节，那么契到底是简狄吞燕卵而生还是与帝喾有关呢？屈原对契“有父而生”还是“无父而生”的问题产生疑惑，同于子羔的质疑。竹书纪年中殷商成汤篇清楚地记载了简狄与高辛氏的关系：张美宏：“玄鸟生商”神话的阐释与重构 60 第40卷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初，高辛氏之世妃曰简狄，以春分玄鸟至之日，从帝祀郊禖。与其妹浴于玄邱之水，有玄鸟衔卵而坠之，五色甚好。二人竞取，覆以二筐，简狄先得而吞之，遂孕，胸剖而生契。长为尧司徒，成功于民，受封于商。11 这段文字明确了简狄的身份为“高辛氏之世妃”，增加了人物角色简狄之妹。同时，故事细节更丰富，出现了简狄与其妹争相吞燕卵的情节。春分玄鸟之日，简狄从高辛氏祀郊禖，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令和背景。“郊禖”，即野外祭高禖以求子。简狄取卵的地点从子羔 楚辞 中的“央台”“瑶台”变为“玄邱之水”；燕子衔卵变为玄鸟坠卵。文中描述姐妹二人争卵，简狄先得而吞之，怀孕，后“胸剖而生契”，同子羔中“画于膺”。这里还简单勾勒了“民”与“王”的关系，契因“成功于民”而“受封于商”。简狄有夫而又吞卵生契，契是“有父而生”还是“简狄吞卵而生”的问题依然模糊不清。战国末年，吕不韦组织门客编撰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继承了各家思想，其中音初篇也描述了有娀氏二女争燕卵之事：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12与之前的“央台”“瑶台”不同，音初描述有娀氏二女所在之地是“九成之台”。此台与屈原的“九天”有很大关系。楚辞 中有“指九天以为正兮”1010、“登九天兮抚彗星”1041等，朱熹注曰：“九天，天有九重也。”1010古人认为天有九重，九成之台通往天上，有娀氏二女在接近天神的地方。这里虽未直接叙述有娀氏二女“吞卵”的细节，却追溯出了“北音”之始。“饮食必以鼓”或与上古以乐娱神的习俗有关。帝命令燕子去看有娀氏二女，二女喜欢燕子的鸣叫声，争相捕捉，燕遗下二卵北飞不返，二女作歌，遂有“北音”。此说与大禹治水途中遇涂山氏之女，涂山氏因思念大禹作候人歌而为“南音”之始遥相呼应。从诗经到战国时期的文献记载，殷商始祖神话在文人的改造下发生了一系列改变，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愈发生动。有娀氏之女的身份从佚女变为有具体名字的简狄，再到帝喾高辛氏之世妃，其神女形象更加突出，“玄鸟生商”神话情节逐渐丰满。从故事结局来看，圣人“有父而生”与“吞卵而生”两种观点在先秦时期是共存的。大戴礼记中保存的战国时期写定的五帝德 帝系13689-764就载有上古帝王世系。帝系为社会文化制度提供了证明，古帝的道德典范则成为现实伦理秩序的来源。圣人帝王世系的流传与圣人“感天而生”的矛盾又引发了人们重新思考殷商始祖神话。因此，孔子借三代始祖神话，强调帝王之“德”是取得政权的决定要素。随着封建制度和伦理规范的确立，后世经学家、理学家对感生神话不断进行阐释和增衍，也不乏利用与改造。二、今、古文经学对“玄鸟生商”神话的阐释西汉初年，汉武帝下令表章儒术，罢黜百家，大力提倡经学，“通经致用”被落实到了国家制度之中。汉代传诗经者有齐、鲁、韩、毛四家。毛亨注诗经作毛诗故训传，毛亨又传至毛苌，他们对诗经的阐释被称为毛诗。汉武帝时齐、鲁、韩三家诗已立学官，毛诗 晚出，王莽主政时立博士。汉代经学分两派：公羊传 与“三家诗”为今文经学；左传 毛诗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盛行于西汉，大力宣扬“天人合一”“大一统”等思想，为迎合统治者，今文 61 2023年第3期经学家总是从春秋、杂说中找一些材料来附会诗义，使诗具有了政治和伦理意义。诗经中殷商始祖的感生神话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公羊学派代表董仲舒支持圣人无父感生的观点，其在春秋繁露 三代改制质文中云：“谓契母吞玄鸟卵生契，契先发于胸。性长于人伦。知殷之德阳德也，故以子为姓故天道各以其类动，非圣人孰能明之！”14212-213这与子羔讨论的问题接近。董仲舒借儒学构建了“君权神授”的思想，强调“王者必受命而后王”14185、“天子受命于天”14412，因此有“天将授汤，主天法质而王，祖锡姓为子氏”14212，即契感天命，生而有姓。“三家诗”遗说也保存了上古感生神话传说，王先谦认为史记 三代世表后附的“诗传”是鲁诗（“三家诗”之一）传15。三代世表附褚少孙引诗传云：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契母与姊妹浴于玄丘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贤,尧立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兹；兹,益大也。诗人美而颂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者质，殷号也。文王之先为后稷,后稷亦无父而生。2505“玄鸟生商”神话在诗经中过于简略，“三家诗”作了补充和丰富，无父而生的情节始终是讨论的一个焦点。褚少孙无疑是重申了这一焦点。上古感生神话被视为区分今、古文经学的一个标志，东汉号称“五经无双”的经学家许慎宗主古文经学，毛诗正义 生民引许慎五经异义云：“诗齐、鲁、韩、春秋公羊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左氏说：圣人皆有父。”1529今、古文经学在这一问题上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古文经学出现于西汉后期，盛行于东汉，以复古与守旧为主，以刘歆为代表。王莽改制，刘歆认为左传“深于君父”16250、“引传文以解经”17，主张把政治寓于历史叙述当中，大力推重古文经学。古文四经遍立学官，古文经学的毛传随之兴盛。古文经学家将殷商始祖诞生神话的阐释为：玄鸟，鳦也。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1622毛传作为古文经，解经文按照字词句义，注重训诂，玄鸟为“鳦”，因鸣叫之音取齐鲁之叫法。玄鸟春分来，秋分去，是“开生”的候鸟。左传有少昊氏“以鸟名官”的典故，其中“玄鸟氏，司分者也”18。玄鸟至之日为春分之日，是祭祀郊禖的时令，毛传在解释生民中“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句时详细阐释了郊禖之礼：禋，敬；弗，去也。去无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鸟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1528毛公将“弗”训为“去”，认为克禋克祀的目的就是去除无子之疾以求有子。郊禖是上古帝王求子祭祀的活动，春分玄鸟至，高辛氏率妃简狄祭祀求子，上天福佑简狄而孕育了商契。王夫之 诗经稗疏 引用了许慎对“玄鸟至”与“郊禖”的解释，承袭了 毛传：“明堂月令：玄鸟至之日，祠于高禖以请子。请子必以鳦至之日者，鳦，春分来，秋分去，开生之候鸟也。”19竹书纪年中“高辛氏之世妃从帝祀郊禖”仅是作为交代“简狄吞卵”故事发生的背景，即春分玄鸟至之日，在高辛氏和简狄祀郊禖的路上，简狄见玄鸟坠卵，吞之生契。而在毛传中，毛公将殷之先祖诞生解释为后妃求子、怀孕、足月生产的故事，无“简狄吞卵”的神奇情节，瓦解了神话叙事。毛传在生民中解释周始祖后稷的出生也是经过了一个禋祀求子的过程。后稷母姜嫄、契母简狄，都是帝喾之妃，那么姜嫄、简狄作为天张美宏：“玄鸟生商”神话的阐释与重构 62 第40卷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子之妃行高禖之礼也是寻常之事。因此，毛氏以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并无神怪之处，讲述的是简狄为帝喾后妃，无子而祠于郊禖，天享其禋祀而使之得子的故事，神话色彩全无，更多地表现出神话叙事与历史叙事交织的特征。从姜嫄、简狄与帝喾的关系可以看出，毛氏为诗经作传的基础是接受了帝系所载之世系。按照帝系记载，自黄帝至夏，王天下者帝喾、颛顼、舜、禹皆为黄帝子孙，契、后稷皆为帝喾之子，姜嫄、简狄皆为帝喾之妃，13737-738也就是毛氏认为圣人有父，且圣人同祖。可见，两汉今、古文经学家对殷之始祖感生神话的阐释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今文经学主张“圣人无父，感天而生”；古文经学主张“圣人皆有父，圣人同祖”。汉儒所宗大抵不出此二家，亦有兼采二说者。三、两汉学者对“玄鸟生商”神话的重构两汉以来，感生神话与政治的联系愈益紧密，并成为政权变革时期的舆论手段。两汉学者针对“有父”和“感生”展开激烈辩论，加之纬书对感生神话的渲染，造成大量感生说出现。究其类型，大抵有三：无父感生、有父感生、有父不感生。司马迁接受董仲舒在春秋公羊学中的“大一统”思想，在史记 殷本纪中对殷商感生神话进行了重述：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赐姓子氏。291这段与前代文献有明显不同。司马迁参照了帝系 左传等古文经学家依据的典籍，五帝本纪 三代世表皆以黄帝为夏、商、周三代共同的祖先，在殷本纪 周本纪中明确姜嫄为“帝喾元妃”，契母简狄为“帝喾次妃”，不同于竹书纪年中“高辛氏之世妃”的身份。离骚 和 吕氏春秋 中简狄的神女身份在 殷本纪 中并未得到渲染。从情节来看，竹书纪年中简狄与其妹二人洗浴，变为简狄等三个女子行浴；殷本纪中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未说“胸剖而生”；契长大有功，被赐子姓。从 诗经 到 史记，除了文学样式从诗歌变成散文之外，后者的情节更接近人间社会。史记认为商周之始祖“有父”且“共祖”，与古文经学家“圣人有父，圣人同祖”的观点相同；“简狄吞卵”而生契，又类似于今文经学家的“感天而生”，但也有所不同，今文经学家认为圣人感天而生且“无父”，史记兼采二家之说，认为圣人感生且有父。关于有父、无父之争，三代世表所附“诗传”录有一问一答：张夫子问褚先生曰：“诗 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案诸传记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得无与诗谬乎？”褚先生曰：“不然。诗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迹者，欲见其有天命精诚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生，奈何无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无父，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言之。天命难言，非圣人莫能见。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人不知，以为泛从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无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2504-506褚先生是西汉末年元帝、成帝时期的博士褚少孙，他对司马迁的史记进行了续补，张夫子大概是与褚少孙同时期的一位文人。张夫子以诗中契、后稷无父感生和史传中有父的不同现象发问，褚少孙引 诗传 肯定了商契感天而生，但褚先生并不认同 诗传“圣人无父”63 2023年第3期的观点，而是认为圣人有父，并强调契、后稷等人都是黄帝的血脉。他认为人之所以能王天下，是由于有天命，而天命不会倏忽降至布衣匹夫，而是降给黄帝的后裔，因黄帝“德泽深后世”，故作为黄帝苗裔的舜、禹、汤、武才能得天命，“复立为天子”。这与司马迁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商契虽是“简狄吞卵”而生，但也有生父，即帝喾。司马迁采诗经中始祖感生神话入史，既有对感生神话原型的继承，使初民信仰保留于史；又根据西汉统治者在文化与思想上的现实诉求进行了改造。从这一层面讲，司马迁、褚少孙将殷商始祖神话历史化了。“圣人有父、感天而生”的这一说法与汉代今、古文经学皆不同调，开启了东汉郑玄调和今、古文经之先声。东汉时，今、古文经学逐步过渡到综合学派，以经学家郑玄为代表。他在接受古文经学大家马融思想的同时，立志要“思整百家之不齐”16244。郑玄著述宏富，遍注群经，无论底本的选择还是释义的取舍，都是今、古文经并用，谶纬之学也被纳入传注之列，是两汉经学发展史上名副其实的集大成者。郑玄对毛诗进行了笺释，即毛诗故训传笺。对于毛传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解释，郑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降，下也。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谓鳦遗卵，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为尧司徒，有功，封商。自契至汤，八迁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国日以广大芒芒然。汤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1622-623郑玄受毛传训诂、考据之影响释“玄鸟”为“鳦”；简狄吞鳦卵生契，契有功，受天命而王。郑玄认为殷商始祖感天而生，此与“三家诗”同旨，否定了毛传中后妃祭祀、求子得子的说法。这种不同，不仅是文字训诂的差别，更是今、古文经学宗旨的差别。今文经学多信谶纬灾祥之说，古文经学更重视古代礼制。郑玄笺古文毛诗，有不同处便采信今文经学，其在驳异义中力证有父与感生并不矛盾：“诸言感生得无父，有父则不感生，此皆偏见之说也。商颂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谓娀简吞鳦子生契，是圣人感生见于经之明文。刘媪是汉太上皇之妻，感赤龙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20不难看出，郑玄将今、古文经观点进行糅合，表现出兼采今古的特点，与司马迁“圣人有父感天”的观点不谋而合。郑玄在东汉末年号为通儒，也是经学主流，故“有父感生”说影响较大。东汉高诱注淮南子也提到殷商始祖的感生神话。淮南子 地形训载：“有娀在不周之北，长女简翟，少女建疵。”高诱注曰：“简翟、建疵姊妹二人在瑶台，帝喾之妃也。天使玄鸟降卵，简翟吞之以生契，是为玄王，殷之祖。诗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也。”21 与殷本纪中“三人行浴”不同，简狄又重新回归“瑶台”神女的形象，而且增加了契为“玄王”的说法。诗经 商颂 长发有“玄王桓拔”，毛传曰：“玄王，契也。”1625以此看来，高诱虽侧重神话叙事，但也支持圣人有父感生说。汉代谶纬思想对殷商感生神话产生了独特的影响。西汉末期，纬书由于依托于孔子，成为汉代经学的重要补充以及政治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书和纬书的双重影响之下，“感生说”不仅只是三代始祖出生的现象，而且扩大到上古圣人、帝王身上，又与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思想相结合，出现了大量的受命神话。诗含神雾载有殷商始祖感生之说：“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契母与姊妹浴于元邱水，有燕衔卵坠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22462尚书中候契握曰：“玄鸟翔水遗卵，娀简易拾吞，生契，封商，后萌水易。”22447纬书利用阴阳五行思想体系，基于天人感应论张美宏：“玄鸟生商”神话的阐释与重构 64 第40卷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附议经义，如殷商以水德王。子羔 楚辞 吕氏春秋等先秦文献中记录简狄所在之地多为“台”，春秋繁露中也没有提及水，仅竹书纪年中提到简狄“与其妹浴于玄邱之水”。到了汉代“水”字出现比较频繁，殷本纪中有“三人行浴”，纬书中更是多处提到水，如“玄鸟翔水”“浴于元邱水”“后萌水易”等，这与当时流行的五行思想体系有着很大关系。谶纬以远古感生神话为论说依据，保留了神话中圣王“感天而生”之神性，体现出浓厚的君权神授观念。在谶纬大盛的东汉时代，王充则批判“感生说”为虚妄之言。他在 论衡 中的 吉验奇怪二篇考察了上古及汉代神奇故事，认为儒者所谓圣人感天而生皆是虚妄之说。他从两方面进行了驳斥：一是贵贱与物种之不同。王充认为人与天不同类，异类之物不能相交，人贵而物贱，进而发出“燕之身不过五寸二女吞其卵、实，安能成七尺之形乎”3139的疑问。二是神化圣人。契母正欲怀孕，恰巧吞了燕卵。世人好古今奇怪之事，不足为怪。王充以为圣人感生不足信，其观点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特点，但是他并不否认圣人有异于常人之事，而是认为圣人、帝王之生“必有怪奇”3144，这种发生在圣人身上的异常之事被王充称为“吉验”371。殷商始祖的感生现象，在王充看来是天授王权、圣人贤明的吉兆，这又与谶纬中帝王受命的“符瑞”说相通了。殷商始祖神话在汉代的流变，不仅是故事情节、角色的变化，所附载的思想也随着时代的需要而变化，但是其中的神性总是不变的。两汉学者浸染于今、古文经学，且受到汉代大一统思想影响，尽力调和今、古文经的两种说法，出现了圣人“有父感生”说，司马迁、褚少孙、郑玄持此说。另外，汉代纬书大量出现，契之感生神话被有意改造，以合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思想体系。殷商始祖感生不仅被视作远古神话，更是帝王获取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即使批评者王充也脱离不了天命说，体现了汉代政治文化语境对神话阐释的影响。四、“玄鸟生商”神话在辨正中传承从先秦到两汉，殷商始祖神话经历了很多变化，但其流传与演变远未结束，后世文人不断对其进行改造。两汉以来，经学领域出现了义疏纷纭、章句繁杂的混乱局面，为维护大一统统治和科举制度的需要，唐代孔颖达奉诏编撰了五经正义。毛诗正义作为五经正义之一，其体例是先列后疏，孔颖达在汉魏六朝诗注中选择最为权威的传 笺作疏，主要疏通毛传 郑笺与诗经之间的难通之处。孔氏疏“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曰：“玄鸟以春分而至，气候之常，非天命之使生契，但天之生契，则合王有天下，故本其欲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记其祈福之时，美其得天下之命，故言天命玄鸟，使下生商也。”1622此处，既没有提毛传之祭祀求子，也没有涉及郑笺之吞卵说，而是根据诗之本义疏解商契出生的意蕴。商王契出生时正值春分玄鸟至，故应“记其祈福之时，美其得天下之命”。宋代学术思想相对活跃，形成一股疑经、思辨的学术风潮。宋代对毛郑异议的讨论始于欧阳修，他在诗本义中评议毛郑之失，重视义理阐发。他认为毛氏之说“以今人情物理推之，事不为怪”23；郑玄博而不知统，又喜谶纬诸书，故驳斥“吞鳦卵生契”为怪诞之说。苏辙则与郑玄一样持感生说，其诗集传曰：“契母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见玄鸟堕其卵而吞之，因孕生契。”24苏辙坚持神人之生有异于常人，其目的也是借感生神话的神性来渲染君权神授的宗教思想，以达到维护王权、巩固统治的目的。65 2023年第3期朱熹的诗集传代表了宋代诗经研究的顶峰，他改变了汉唐“疏不破注”的解经原则，由训诂转向义理阐释，其注解玄鸟篇曰：“玄鸟，鳦也。春分玄鸟降，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简狄，祈于郊禖，鳦遗卵，简狄吞之而生契。其后世遂有商氏，以有天下。”25他意识到郑笺和毛传之间的差异，选取了毛传中祭祀求子说与郑笺的简狄吞卵说，将二者合为一件事，即简狄在求子祭祀之时吞卵而生契。朱熹在经学体系上的贡献并不在于继承毛郑之说，而是开创了“以诗言诗”的风气。当然，玄幻的感生神话终究会受到质疑，擅长考证的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力驳其事：“飞鸟堕卵，知为何物，而遽取吞之。以古揆今，人情一也。今之愚人未必尔，而谓古圣人之后妃为之？不待辨而明矣。”26魏了翁在古今考中也指责郑笺多采谶纬之说，“而隐其所本”27，认为“简狄吞卵”不可信。二位经学家的阐释体现了宋代解经偏重义理发微、疑古思辨的特点。陆九渊的学生杨简则积极维护诗经的经典地位，其在慈湖诗传中提到，诸儒虽然相信圣人之言，但是对孔子取神话入诗持怀疑态度，因此穿凿强使之无。杨简认为“诸儒为说，终不若诗文之明白、坦夷，道无所不通，故变化无所不有”28315，孔子虽然不言怪神，但未尝断定天下就无怪神之事。杨简解经以本心为归宿，重视体味涵泳之方法，故言感生神话乃“知道者信之，恃难于言”28315。宋代释经虽有毛郑之辨，但当朱熹 诗集传 成为 诗经 最主要的注本之一时，“简狄吞卵”也就成为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注脚，经学家们显然是受到了朱熹这位里程碑式人物的观点的影响。明代经学家致力于复兴汉唐传统经学，兼采宋儒研究成果，在阐释“玄鸟生商”神话时未能冲破前代之说，如姚舜牧、张次仲、万时华等人主毛传说；季本主“简狄吞卵”说；胡广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在诗传大全中坚持了朱熹的说法：“春分玄鸟降，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简狄祈于郊禖，鳦遗卵，简狄吞之而生契，其后世遂为有商氏以有天下。”29清代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学者抛开经世致用的治学方法，把目光转向了古文献的考证、校勘，对经典的阐释注重实据，强调回归儒家经典探求文本的本义。对“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阐释可谓众说迭出，除了综合前代之说外，经学家还主张跳出经学的范畴，注重诗旨与义理的结合。清代学者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说：“此诗实无吞卵而生之文义，不必为之好异也。”30他认为，依文说经，不必以今论古，应遵从古文之义。郑方坤在经稗中结合商周古礼制度，认为简狄之时，社稷之神未定，“安得先有郊禖之祀”31，否定了毛传 月令郊禖祈子生契之说；又结合燕育卵在巢，无载飞载生的道理，否定了燕子遗卵说。沈氏虽力辩“简狄吞卵”不可信，但又认为其能流传几千年必有诗之本义。清人对“玄鸟生商”神话的阐释也影响到了日本、韩国，日本学者皆川愿、伊藤善韶和韩国学者成应海、沈大允等从毛传之说；日本学者仁井田好古则信“吞卵”说，基本还是延续清人的说法。汉代以来，“玄鸟生商”神话的阐释主要本毛传 郑笺两家之说；唐代承上启下，孔颖达毛诗正义作为官方科举用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愿，“疏而不注”导致观点单一；宋儒偏重义理发微，疑古思辨，讨论激烈，其中朱熹的说法影响较大；明代儒学家或宗毛，或宗郑，或宗朱，新解较少；清代学者在继承历代对“玄鸟生商”神话阐释的基础上，注重考据，自求新解。“玄鸟生商”神话正是在不断的辨正中延宕，体现了不同时代的思想文化与学术风范。张美宏：“玄鸟生商”神话的阐释与重构 66 第40卷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五、结语从春秋战国到两汉时期，随着传世文献资料的逐渐增多，殷商始祖神话的阐释文本也越来越多，通过梳理对比发现，此神话在流传的过程中多有变异。殷周之际，随着政治制度的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天命观”成为认识始祖感生神话的思想基础，此阶段殷商始祖感生的神话色彩最突出。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将古代政权更替根源从诉诸“天”转换为道德主体。“神话是具有奠基意义的历史，这段历史被讲述，是因为可以以起源时期为依据对当下进行阐释。”32先秦儒家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对感生神话进行改造，呈现出道德建构的特点，具有典范意义，开启了后世经学家敷衍感生神话之先河。汉代今、古文经学兴起，谶纬之学泛滥，为了顺应时势，经学家把“玄鸟生商”神话作为一种资源介入政治体系的建构，对此神话的阐释出现了圣人“有父”与“无父”之争，以公羊派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主张“圣人无父，感天而生”；以毛传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主张“圣人皆有父，圣人同祖”。两汉司马迁、褚少孙、郑玄兼采今、古文经之说，认为圣人感生且有父。东汉谶纬之学兴盛，在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等观念的影响下，纬书对感生神话进行了改造，以期神化政权，维护统治者的利益，朴素的唯物主义学者王充也脱离不了天命说。总体来说，汉代思想家对商之感生神话的阐释并非仅仅是信仰方面的原因，而是通过回忆商之始祖感孕而生，神化其始祖的身份，巩固身份认同，进而构建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因而表现出神话历史化和功能化的倾向。两汉以来，经史学者对殷商始祖感生神话的阐释基本以毛传 郑笺为本，或驳难，或辨正。唐孔颖达毛诗正义“疏而不注”；宋代疑古思辨，其中朱熹影响较大，开创了“以诗言诗”的风气；明清儒学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还原诗本义，力求新解，体现了不同时代的思想文化特点。历代经史学家对“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阐释，并非简单地评述感生故事以表述远古信仰，而是根据当时政治文化需要把感生神话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进行再生产。也就是说，殷商感生神话因其自身神圣叙事的功能，故事的基本框架得到保持，但也吸纳了现实性的需求而引发情节变化。历代文人儒士不断改造，神话的内涵不断充实，形成了政治本位下的意义生产。因此，对“玄鸟生商”神话的阐释和辨正也是一种文化知识扩展、思想信仰延续的过程。参考文献：1 阮元.十三经注疏 M.北京：中华书局，1980.2 司马迁.史记 M.北京：中华书局，19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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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ons promoted the myth of“Heavenly Bird Broods the Shang Dynasty”to adapt to the new situations,acquiring new connotations through repeated interpretations by Confucian scholars,and reconstructing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Key words：“Heavenly Bird Broods the Shang Dynasty”;The Book of Songs;myth of god-sentconception;cultural reconstruction 张美宏：“玄鸟生商”神话的阐释与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