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传播方式分析_杨阿敏.pdf

年月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第期（总第 期）（）（）【儒释道与传统文化张载与关学】：朱子 白鹿洞书院揭示 传播方式分析杨阿敏（中华瑰宝 杂志社，北京 ）摘要 白鹿洞书院揭示 问世以来，在东亚社会的教育与理学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现有研究多集中在 白鹿洞书院揭示 的域外流传与影响，对于此作在本土的传播情况尚付阙如。白鹿洞书院揭示 的传播主体为官学和私学，传播方式主要有讲学、刻石、刊刻等。透过 白鹿洞书院揭示 的流传，可见理学与教育的互动关系，对于认识理学如何渗透到社会生活各层面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案例。关键词 朱子；白鹿洞书院；理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作为中国书院史、教育史、理学史上的经典文献，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 白鹿洞书院学规）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深广，而我们对于 揭示 是如何深入社会生活，如何作用于世道人心的具体路径尚不明晰。已有的研究或注重对 揭示 思想的解析，或从中探讨朱子的教育理念，即使是关注其在后世的流传与影响，亦多集中于域外，对 揭示 在日本的流传及影响有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关于在本土流传情况的全面研究尚付阙如。现有研究，只有北京师范大学杨雪翠在其 年的博士论文 圣化与规范 白鹿洞书院揭示 研究 中列有专章 白鹿洞书院揭示 的传播，共分四节，其标题分别是：“朱子兴学与 揭示 的传播”“朱子门人与 揭示 的传播”“制度推进：宋理宗与 揭示 的传播”“理学东渐：揭示 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据此即可见其论述范围不出宋代。本文希望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呈现出 揭示 流衍传播的清晰图景，为理解 揭示 之价值与作用贡献一得之愚。白鹿洞书院位于庐山五老峰下。唐贞元中，李渤与其兄涉隐居读书于此，有台榭环以流水，杂植花木，为一时之胜。南唐昇元中建学馆于白鹿洞，置田供给诸生，以李善道为洞主，掌其教，号曰“庐山国学”。后经兵火，屋宇煨烬。宋初，置书院于白 鹿 洞，学 徒 常 数 千 百 人。太 平 兴 国 五 年（），江州白鹿洞主明起建议以其学田入官。咸平中，有敕重修。其后沦坏，日久莽为丘墟。白鹿洞由是渐废。宋孝宗淳熙六年（），朱熹知南康军，访求遗址，属军学教授杨大法、星子令王仲杰重建书院于其地。明年三月讫功，率宾佐合师生修释菜之礼，以告于先圣先师。又奏乞赐书院敕额及太上皇帝御书石经板本九经注疏，并遍求江西诸郡文字藏之。又置田以赡学者，每休沐辄一至，诸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退则相与徜徉泉石间，竟日乃反。书院重修后，朱子不满于当时之学规，以其待学者太浅，且其为法又未必符合古人之意，故不取用。另取圣贤教人为学之大端，与诸君共同讲明遵守，曰 白鹿洞书院揭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杨阿敏（），男，江西吉安人，北京 中华瑰宝 杂志社编辑，研究方向：儒学与宋代历史文化。博学 之，审 问 之，慎 思 之，明 辨 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宋儒认为 白鹿洞书院揭示“其规模广大，其功夫切密，其条目昭晰森严，实为万世学者定式。为士者苟能循序力行，真知实践，则所以变化其气质、熏陶其德性而俾之材全业洪，任重道远，上以尊 隆 国 家，下 以 阜 安 民 物，其 效 岂 浅 浅哉！”（）其“实为万世学者定式”一句确为的评，揭示 为历代所尊奉，上至国家颁赐，下至诸生自修，无不奉为圭臬，谨守不渝。一、传播主体（一）官学：为天下士子定式官方的认可和颁赐，是 揭示 得以广为流布的重要原因。在朱子去世后不久，即有大臣建议朝廷将揭示颁赐学校。宋宁宗嘉定五年（），国子司业刘爚，进对言：“舍法兼取行艺，今但考其艺而略其行，致学者自放于规绳之外。故侍讲朱熹守南康日，于白鹿洞书院揭示学规，皆圣贤教人大旨，学者立身之要。谨录以进，请颁下两学，为诸生斋规，与旧学规并行。斋规示以进修之方，学规正其不修之罪。”（）此时只是请求与旧学规并行，不敢取而代之，独尊一家。真德秀为刘爚所作 神道碑 说：“晦庵先生朱文公以道德为学者师，公出入其门，切磨讲贯者数十年，眡他从游之士为最久，而所造为特深，则其学固已粹然一出于正矣。”（）宋宁宗庆元二年（）十二月，朱熹落职罢祠。庆元四年（）五月己酉，诏禁伪学。当“伪学禁兴，爚从熹武夷山讲 道 读 书，怡 然 自 适”（）。庆 元 六 年（）朱子去世之时，伪学之禁尚严，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可见刘爚深受朱子学术影响，得理义精微之蕴。故能不惧“伪学”之名，从朱子读书论道。宋宁宗嘉泰二年（）二月，驰学禁。当年十月，追复朱熹职名。十二月己巳，赐朱熹谥曰“文”。刘爚倡导朱子之学，请以 白鹿洞书院揭示 颁示太学，取 四书集注 刊行。事虽不果，而能以道义相勉，使人知有知穷理居敬之说，其功亦匪浅。淳祐元年（）正月，宋理宗幸太学，“诏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朱熹从祀夫子庙庭，黜王安石从祀。御书 白鹿洞规 赐诸生”（）。这是 揭示 首次得到官方最高统治者的承认，意义重大。这一事件也被后世的各种史书所反复书写，显示出此举的非凡意义。宋理宗之所以尊祀朱子，手书 揭示，有其追慕典型之心意。在此之前的宝庆三年（）春正月，曾有诏曰：“朕观朱熹集注 大学 论语 孟子 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方励志讲学，缅怀典刑，深用叹慕。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三月，朱熹子工部侍郞朱在入对时，理宗曾言道：“先卿 中庸序 言之甚详，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也。”（）此次御书 白鹿洞规 赐诸生是 揭示流传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为 揭示 的广泛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淳祐五年（）左右，朱子高徒蔡沈之长子蔡模再请刊行 白鹿洞学规，颁示天下州县刻石。他有感于：后世之治，舍本求末，不修于家庭而专习乎浮虚，不务于躬行而惟事乎售鬻，知摛章绘句之小技，而不知立身行己之大节，汲汲然钓声名、取利禄，末流之弊至有不孝于亲，不忠于君，废坏彝伦，绝灭天理，贻人国家无穷之害，皆学之失其本也。（）且“前朝国子司业刘爚尝入疏乞以此颁下学校，其后国子博士李道传亦有立石太学之请，未睹施行，至今士论以为阙典”，（）遂上 乞将白鹿洞书院学规御书立石札子，请求“断自宸衷，特降指挥，将朱熹 白鹿书院学规揭示 颁下三学及诸州县学，以为天下士子定式，其于振起纲维，兴美教化，作成人才，实非小补”（）。这次上书可能未得到准许，又上 再乞将白鹿洞书院学规御书立石札子，称朱子 揭示“深合夫天命民彝之正，深契夫修道设教之旨，深得夫修身处事之要，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万世开太平，其功用岂浅浅哉！”（）将 揭示 的价值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与宋宁宗时刘爚“请颁下两学，为诸生斋规，杨阿敏朱子 白鹿洞书院揭示 传播方式分析与旧学规并行”不同，蔡模希望 揭示 能颁下三学及诸州县学，作为天下士子的定式。在他看来，揭示“自精至粗，由体及用，自身心而至于家国天下，靡所不该，且无一语不出于圣贤之格言大训，所以正大明白，可举而行，有非同时诸贤所设学规之比也”（）。不再只是与旧学规并存而已，要取而代之，才能救末流无本之学，收长育成就之效。据张磻淳祐七年（）跋御书朱熹白鹿洞学规 的叙述，则蔡模之请并未得到回应。在这篇跋文中，张磻提到“乃淳祐七禩三月丙辰，内出御书 白鹿书堂揭示 赐国子监”（）一事，仅是书赐国子监，而不是蔡模希望的颁下三学及诸州县学。“臣等抃蹈欣赞之余，谨请勒之翠珉，期与多士服膺请事，以钦承圣天子尊德乐道、垂世立教之意”，（）还在请求勒之翠珉，说明御书立石之事尚未实施。反复的言说，也会提升 揭示在君臣之间的关注度，这些声音的出现，必将促进 揭示 的流传。虽然这些大臣的建议并未被采纳，但其为 揭示 官学化所作的努力则不可泯灭。宋宁宗、宋理宗虽未能将 揭示 颁赐各级学校，作为天下士子定式，但在后世，揭示 则成为各级学校和书院的指南。“白鹿洞学规 揭示圣经要旨，规模宏大，节目精详，天下学校俱当奉为圭臬。”（）乾隆元年（）的上谕则清楚地表示以 揭示 为典范：“酌仿朱子 白鹿洞规条 立之仪节，以检束其身心，仿 分年读书法 予之程课，使贯通乎经史。”（）虽未直接使用 揭示，其精神却是一脉相承。除在上者的晓谕提倡，揭示 作用于世道人心更离不开各级官员的自觉践履。只有将之落实到教书育人的过程中，揭示才真正实现了其价值。早在南宋时期，受学于朱子的叶武子，在任郴州教授时，即“一以 白鹿洞学规 为诸生准程，刻 四书集注章句 以授之”（）。借助官学的力量来传播 揭示。元人刘鹗掌教齐安、河南三书院时，在作于泰定三年（）的 齐安河南三书院训士约 会课一则中说：“以文会友，原是圣贤成法。尔辈随便立会，不拘人数，宜遵 白鹿洞教规。此 以 实 心 敦 砺，质 疑 问 难，相 与 开 发 心胸。”（）元人吕蒙甫任襄阳路总管本路诸军奥鲁时，“丹夫子之宫墙，碑六贤之封诰，增广生员，申明勉励，揭示 白鹿洞规。不惟郡邑有所师，社学亦从而兴起”（），均是用 揭示 教导诸生的生动案例。明代大儒薛瑄督学山东，教人一以朱子 揭示 为式。所至诱掖奖劝，备极勤劬，为一时督学使者之冠。明英宗正统元年（），有言学政不举者，由提督不得其人。诏遴选硕儒，吏部尚书郭进首荐薛瑄，升佥事，提调山东学政，在任：首以朱子 白鹿洞规 开示学者，俾先致知而后力行，居敬以穷理，由经以求道。按临所至，必先询其力行，而后及于文艺。亲为诸生讲解，恳恳告以为人为己之学。诲人必随其才器成就之，或以行步，或以字画，或以讲诵，或以诗赋，各因其所长取之，不求全而责备。数者皆无，然后不得已，必使以儒冠拜祖宗而后去之。诸生感慕不已，至今谈及，辄皆下 泣。无 老 少 贤 愚，皆 以 道 学 薛 夫 子目之。（）教谕张应星“嘉靖戊午（），以贡授会昌训导，揭 白鹿洞规 教士”。（）上至一省之学政，下至府县之教授，均以 白鹿洞规 教士，层层深入，可见 揭示 之影响无所不在。王夫之在 噩梦 一书中认为，当时州县统于府，而府别有学，其制与州县等，此甚无谓。宜于州县学中岁试优者，考核其德行无亏者，升之府学。勿使其局促井里，则师友益广，可以扩其耳目、逸其志趣以变之礼。升入府学后，“则以胡安定教法及 白鹿洞学规 酌而教之。学以渐而可大，孰与老于乡校，锢蔽于腐悖时文之中，而以乡贡 为 日 暮 涂 穷 之 旁 径，使 偷 靡 以 终 其 身乎！”（）提出在更高一级的府学中以 揭示为教，与锢蔽于科举时文中不同，可使士子学问渐趋广大。在王夫之看来，揭示 成了医治科举俗学的一剂良药。虽在官学之中，亦不可只讲科举之学。乾隆元年（）颁布的上谕也指出：居讲席者固宜老成宿望，而从游之士亦必立品勤学，争自濯磨，俾相观而善，庶人材成就足备朝廷任使，不负教育之意。若仅攻举业，已为儒者末务，况藉为声气之资，游扬之具，内无益于身心，外无补于民物。即降而求文章成名，足希古之立言者，亦不多得，宁养士之初指耶？（）国家设立学校培养士人，绝非为其提供利禄之途而已。王夫之提出的升学之法，在这篇上谕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古者乡学之秀始升于国，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然其时诸侯之国皆有学。今府州县学并建而无递升之法，国子监虽设于京师而道里辽远，四方之士不能胥会，则书院即古侯国之学也。”（）将书院看成高于府州县学的教育场所。观王夫之 噩梦 一书与乾隆元年上谕，前后一揆，若合符节，则此意固当日之通识。（二）私学：入道之务在官方的提倡之外，民间私人讲学者亦将 揭示 奉为圭臬，自觉践行。南宋人翁森即将 揭示运用于私人讲学之中，“隐居教授，取朱子 白鹿洞学规 以为训。从游者前后至八百余人”（）。明代万历三十二年（）东林书院重建落成，修复道南之祀，仿 白鹿洞规 为讲学会，力阐“性善”之旨，以辟无善无恶之说，海内翕然宗之，伊洛之统复昌明于世。秋十月，遍启诸同人，始以月之九日、十日、十一日大会东林讲堂。顾宪成作 东林会约，“首列孔、颜、曾、思、孟，明统宗也；次 白鹿洞学规，定法程也。申之以饬四要、辨二惑、崇九益、屏九损，卫道救时，周详恳到”（）。顾宪成认为：“愚惟朱子 白鹿洞规，至矣尽矣。士希贤，贤希圣，举不出此矣。东林之会，惟是相与讲明而服行之，又何加焉。”（）一以朱子 白鹿洞书院学规 为教，其所条具，大都就 白鹿洞书院学规引而伸之。直至民国元年孔教会成立时，讲学依旧以朱子 白鹿洞学规 为规则。陈焕章在 孔教会序中说：焕章目击时事，忧从中来，惧大教之将亡，而中国之不保也。谋诸嘉兴沈乙盦先生曾植，归安朱彊邨先生祖谋、番禺梁节闇先生鼎芬，相与创立孔教会，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仿白鹿之学规，守蓝田之乡约，宗 祀 孔 子 以 配 上 帝，诵 读 经 传 以 学圣人。（）据 孔教会开办简章，会务分讲习与推行两部，讲习部内分经学、理学、政学、文学四类，行部内分敷教（讲道化民）、养正（拜圣读经）、执礼（考礼正俗）、济众（仁民爱物）四类。会规规定，讲习部以朱子 白鹿洞学规 为规则，推行部以蓝田吕氏乡约为规则。陈焕章还著有 白鹿洞书院与孔教总会堂 一文，他将朱子比为孔教之马丁路德，认为白鹿洞书院为孔教之重大建设，自述其创建会堂“并非摹仿外教，实乃原本朱子”（），“孔 教 会 之 讲 习 部，本 以 白 鹿 洞 学 规为 规则”（）。除将 揭示 运用于私人讲学之外，也有士人将 揭示 用于自修。南宋人操明甫“涉猎群书，专以 论 孟 为实践履，所谓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盖其常常口之而不置者也。平生环书一室，画司马公其中，四壁列晦庵先生 白鹿洞规”（），将学规揭于壁间用以自修。后人进而将 揭示 用来教导子弟，教化乡里。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 白鹿洞书院揭示 是如何一步步深入民间，走进士人，成为他们生命中难以抹去的一层底色。元人吴莱 跋郑氏存义斋所揭白鹿洞规后 记载郑氏以白鹿洞规教子弟：右 白鹿洞规 一通，凡四百三十有一言，宋太师朱文公熹之所著也。淳熙五年戊戌秋八月，有旨羌公知南康军。公方主管武夷冲佑观，东莱吕公、南轩张公力劝起之。六年己亥春三月三十日，始至视事。冬十月即请于朝，复建白鹿洞书院。又悯当世为学之陋，取圣贤切要之言为此规，以示学徒。公之设心何其盛也。使为守牧者咸如公教道，其有不振耶？今去公虽久，诵公之规，俨若亲承诲言于堂序之上。入道之务，莫先于此。郑君大和揭以示子孙，其知所教哉？（）距朱子虽已久远，但诵公之规，如亲承音旨。后人自可循此而入道，为后学指出向上一路，也揭示出 揭示 对于学者自修之意义。明儒贺钦“不务博览，专读五经、四书、小学，静思默识，反身实践。冠婚丧祭，遵用家礼，每教人读 白鹿洞规 小学，乡人由是兴于行义”（），又不独以 揭示 教自家子弟，其教化更行于一乡之内。其教法为：“先生晨兴，祠堂行礼，后入书舍，诸生揖毕，则令背诵 白鹿洞规、东莱格言，曰此诸经之机括，在吾人实体而行之，真学圣贤之要诀也，丁宁反覆，不厌其详，虽僮仆孩稚，咸习闻其说焉。”（）则 揭示 不仅为学习指南，而且成为学习的对象。学规不独为白鹿洞书院而设，亦不独为天下书院、学校而设，举凡希圣希贤之学者，无不可从此门而入。二、传播方式：石刻及其他在 揭示 的传播过程中，讲学、刻石、刊刻是主要的几种方式。下文分别叙述三种方式在 揭杨阿敏朱子 白鹿洞书院揭示 传播方式分析示 流传中所发挥的作用。（一）讲学。讲学这一方式已经体现于上文官方和民间的活动之中。此处仅略举一事，以见一斑。清代沈珩，“其学以穷经研理为务，屡会诸生讲 太极图说 西铭 白鹿洞规 及性理、经术诸书，有龙山、齐安诸会语，欲学者于日用事务间，求致知力行之要，阐明濂、洛、关、闽之传”（）。揭示 与 太极图说 西铭 一样，成了讲学的内容，而不仅是为学的指南。（二）刻石。镂之金石，垂之久远。这一观念源远流长，在 揭示 的传播史上，也较早出现将之刻石的声音。先是南宋国子博士李道传有立石太学之请，未能施行。其后，蔡模连上 乞将白鹿洞书院学规御书立石札子 再乞将白鹿洞书院学规御书立石札子，请求将 揭示 颁示天下州县刻石，以为士子矜式。希望宋理宗在“万几之暇，并赐金文，大书特书，勒之坚珉，垂训千载，尤见圣天子振斯文之盛，由是承千圣、绍百王，有不难者矣！”（）在第二道札子中更具体建议“将朱熹 白鹿书院揭示 锡以宸毫宝画，颁下三学立石，仍以摹本下诸州府县学”，（）惜乎其议不行。淳祐七年（），张磻在 跋御书朱熹白鹿洞学规中，再次提起刻石之事：“臣等抃蹈欣赞之余，谨请勒之翠珉，期与多士服膺请事，以钦承圣天子尊德乐道、垂世立教之意。”（）张磻之请是否实施，文献无 征，不 得 而 知。但 刻 石 之 举，后 世 则 多有之。明朝开国功臣西平侯沐英以朱子 白鹿洞规刻之于石，立于云南府学。据 明一统志 记载，云南府学“在府治南，元至元间，中庆路总管张立道等建。先是云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为先师。立道置学舍，首建孔子庙。本朝西平侯沐英，勒周子 太极图，并朱子 白鹿洞规 于碑”（）。此则大有功于圣贤之学，使尚未知尊孔子之地，得闻圣贤精义，知所入道之方。明孝宗弘治年间，贡士史引之与里士沈器之刻 白鹿洞学规 于石，龛置乡社亭中。朱存理撰 跋学规刻石 曰：白鹿洞学规 行世已久，今刻石于南濠之乡社者，贡士史君引之以饬乡之人士也。引之家南濠，始以吴县令邝侯之意建乡社亭，因龛置其中。文公先生教人之言亦多矣，徒以此为作郡时事，遂用辅侯之德政云。弘治九年五月十七日，吴邑令任丘邝侯，立乡社亭于阊门之南濠，俾乡之人士习礼于此，贡士史君引之家濠上，推侯之意，与里士沈器之刻 白鹿洞学规 于石，龛寘亭中。予惟文公先生教人之言多矣，而此为其作郡时事，遂用彰侯之德政，且以饬夫乡之人云。朱子教人之言多矣，因 揭示 为朱子任康南军时所作，故而取此篇刻于石，一则用以彰显邑令之德政，一则用以教导乡人。清代习寯，“以雍正四年丙午来督湖南科试，至九年辛亥始受代去，前后凡六年。历科岁四考，公明如一。在任晋左春坊左中允。去衡之日，诸生谋勒去思碑于石鼓书院，公固辞，命以其石大书深刻朱子 白鹿洞规”（）。以朱子 白鹿洞规 刻石取代赞颂一己之去思碑立于书院，则此亦一德政。乾隆时举人王希伊“创建彭衙书院，与诸生讲业，一以 朱子语录 及陆稼书 松阳讲义 为主。所著 彭衙存稿，载 读四书章句集注例 四书例，皆其疏通证明者。又石刻 御制训饬士子文、朱子 白鹿洞教条，及选刻文编、行编各七种”。（）上述各例，除史引之所刻立石于乡社亭中，其余三例均立石于书院中。不论乡社亭或书院，均属于公共空间，刻石是为了公之于众。这不同于个人或家庭内部之自修，或揭之于四壁，或书之于 屏 间，受 众 有 限，不 如 刻 石 所 传 播 的 范围大。（三）揭之四壁，书之于屏。揭之于四壁、书之于屏间的方式，亦所在多有，为 揭示 传播过程中常见之形式。清代“新安程易畴先生，为我邑教谕，榜其署中之堂曰 让，书朱子 白鹿洞揭示，刊于屏间，盖以礼让教人也”（）。程易畴认为：“教以人伦之法，莫善于朱子 白鹿洞规，复书而刻诸屏，以身率教。诸生来谒，辄举以告语，盖不欲 以 文 艺 之 末 期 之。”（）乾 隆 二 十 八 年（）桑泉书院碑记 记载临晋桑泉书院：“堂之左右壁间，刊列朱子 白鹿洞教条 及程董二先生 学则 以示诸生。”（）清儒张履祥对于“门人请业，必令读 小学 近思录 及 颜氏家训。又令各书 白 鹿洞 规 揭 于 座 右，并 与 讲 吕 氏 乡约”。（）从刊于屏间到揭于座右，可以看到 揭示 是如何逐步深入人心的。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三、传播方式：刊刻在著述方面，后世出现了一系列注解阐释 揭示 的著作，这些著作多将 揭示 作为理学作品看待，而非仅仅是教育之学规。宋代熊节编、熊刚大注的 性理群书句解 一书，较早收录 揭示 并对之进行了解读。熊节曾受业于朱子，“是书采摭有宋诸儒遗文，分类编次。首列濂溪、明道、伊川、横渠、康节、涑水、考亭遗像，并传道支派。次赞，次训，次戒，次箴，次规，次铭，次诗，次赋，次序，次记，次说，次录，次辨，次论，次图，次 正蒙，次 皇极经 世，次 通 书，次 文，而 以 七 贤 行 实 终焉”（）。在 规 这一类下收录了朱子的 白鹿洞规，对之进行了逐句解释。句解为宋理宗时人熊刚大所作，四库全书总目 认为“刚大所注，盖为训课童蒙而设，浅近之甚”（）。所解虽甚浅近，然于今人阅读理解揭示助益匪浅。性理群书句解 一书，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明永乐中诏修 性理大全，其录诸儒之语，皆因 近思录 而广之；其录诸儒之文，则本此书 而 广 之，并 其 性 理 之 名，似 亦 因 此 书 之旧”（）。性理大全书 在“学”这一部类下，沿续了 性理群书句解 对 揭示 的著录。明永乐十五年（）四月，颁 性理大全 于两京、六部、国子监及天下郡县学，性理大全 成为有明一代士子的必读书。清代康熙皇帝苦于明代所修 性理大全书 取者太烦，过于繁重，乃命大学士李光地等，刊正其书，精汰严收，十分取一，编成 御制性理精义 十二卷，此书在卷八“学类二”下，依旧收录了朱子 揭示。其书亦颁行学宫，家传户诵，奉为准的。借助这两部性理之书，揭示 的传播范围遍及天下。持续时间之长，传播范围之深广，为其他形式所难以比拟。在上述诸书中，揭示 只是其中选录的一篇文献。此外，还出现了关于 揭示 的专门著述，如：王检心辑 朱文公白鹿洞书院揭示集解 一卷，任德成撰 读白鹿洞规大义 五卷，王澍撰 朱子白鹿洞规条目 二十卷。任德成 读白鹿洞规大义“取朱子 白鹿洞规 原文，各分段落，标于每卷之首，而引历代诸儒名言附于后，凡二百四条。前有读 白鹿洞规 文，约举邵、周、程、张、吕、陆诸子之说以冠之，则一篇之纲领也”，（）观此则与王检心、王澍之书同为集解之作。王澍撰 朱子白鹿洞规条目，历时六年，凡三易稿。是编取朱子 白鹿洞规 为纲，而分类条析，证以经史百家之语。其 自序 叙编撰缘起云：朱子生濂洛后，远本先圣遗经，近守周程明教，与其徒反复讲切，转相倡导。六经四子外，如 小学 近思 其尤深切著明者也。而其简而该，详而密，切而有条者，尤莫如 白鹿洞规。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学，舍是即亡所用。举而行之，虽治天下可也。澍生也晚，学殖荒略，未窥朱子墙壁。顾尝读 白鹿洞规，以为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乃窃取 小学 近思 成例，捃拾先圣贤之言，以 洞规为 纲，中 分 支 派，从 类 条 析，勒 成 二十卷。（）王澍经学宗宋儒，言性理，一本程朱。其撰成此书，目的在于循此以窥程朱之大全，更循是以窥圣贤之奥秘，修道尽性以达于天。完全是将 揭示 置于理学脉络之中，已非一般学规可比。在书院史上，应该没有哪一篇文献有此地位，被后人勒成专书，详加讨论。朱子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其所著 揭示 自然是理学的重要文献，但一般的学校或书院使用时，并未特别突出其理学色彩。在教育史之外，揭示的传播尚存在着理学史的线索。即将 揭示 独立于具体的教学过程之外，作为理学经典文献而加以阐释研究。明代顾宪成在其 论学 中就将 白鹿洞规 论定为性学：学首贵识性，识性者何？性者，天之命也，民之彜也，物之则也。学以尽性也，尽性必自识性始。性不识，难以语尽；性不尽，难以语学。吾绎朱子 白鹿洞规，性学也，不可不察也。（）朱子 白鹿洞规 无一语不出于圣贤之格言大训，其间并未有“性”字。前举 性理群书句解 一书标举出“性理”之名，以为宋代道学之称，实有所见。性与理实为道学之核心，前此诸儒并不十分关注，有之则自宋儒始。顾宪成明确将朱子所辑圣贤之格言论定为性学，则是以理学视之。此种以性理学解读 揭示 的做法颇不乏人，明末清初的白胤谦在 书白鹿洞学规后 中即明确表示：“五伦外无道，伦理即性理也。学问思辨，所以穷理笃行而下，无非尽性之事。穷理则道明，尽性则道行。守之终身而弗变焉，达天知命不越乎此，而学杨阿敏朱子 白鹿洞书院揭示 传播方式分析无馀事矣。”（）顾宪成标举朱子 白鹿洞规 为性学，亦出于时代风气考虑，有对抗当时流荡忘返之空疏的王学末流之目的。他认为当时那些高之则虚无、卑之则支离的弊病，皆出于：以己为准，而不以性为准；其于性也，以其所谓性为准，而不以公共之所谓性为准。于是人执一班，竞开径窦，或遂妄意人伦日用之表而不安其常也，见以此为上达。要之离下学而言上达，即非上达也，荒吾性者也。或仅株守人伦日用之迹而不研其精也，见以此为下学，要之离上达而言下学，即非下学也，局吾性者也。（）针对当时王学所导致的“以己为准”之弊病，提出“以性为准”的标准，且其性非一己之私，而是公共之所谓性。以转移妄逞私心、下学上达分为两橛之风气。与顾宪成一脉相承，王澍 朱子白鹿洞规条目 一书将 白鹿洞规 视为“尽性修道”之学。王澍首先肯定“人之所以为人者，性而已矣。学者所以成性也，教则所以兴学者也”（），既然人之为人的根源在于其性，则所学无非是为尽其性。而“后世道术不明，不因天而开人，但因心以立制。推之无本，行之不恕，意非不勤，知营力取，去人性远矣”（），批评心学为无本之学，学者从事于此，犹如南辕北辙，汲汲于此，只会去人性日远。职此，他认为“洞规 事天之学，以是为学，尽性也；以是为教，修道也。人能修道尽性以达于天，虽以之为尧舜，可也”（），所谓事天，即相对心学之“心以立制”而言，主张“因天而开人”。而 洞规 则提供这样一条入道之法，从此而入，虽圣人可为也。在这些专门著述之外，尚有大量文献汇编类书籍收录有 揭示，这些书籍大多只是将同类文献搜集在一起刊刻，在义理上并无多少发明。四库全书总目 批评明贺时泰编 作师编：“首列 易 蒙卦，次列 大学 圣经一章，次列 礼记学记 一篇，次列 白鹿洞规 五节六十九字，次列程董 学则 一节九十一字，终以兴文会条件。两页有奇，皆无一字之发明，又属天下所习见，亦何必为此钞胥也。”（）虽为天下常见之书，又无一字之发明。但在 揭示 的传播上，则不可谓无功。这些书籍所辑录的大多为儒家教育文献。清初王甡撰 学案 一卷：“首揭孔子并颜、曾、思、孟四贤，各采 论 孟 之语，以为之标准，而一其趋向。次列朱子 白鹿洞规、程正思、董叔重 学则，参之 小学，暨有宋先儒诸说，以备二书之遗，兼以疏通大旨。复列朱子 敬斋箴 殿于其后，以为 一 书 之 枢 纽，而 示 学 者 以 执 简 御 繁 之功。”（）王甡生于明之季世，王 学之飙流方盛，故而发愤为此书。他希望有志力学之士，举凡持身应物，出入起居，能以此书为案。身体力行，体验既久，自然心与理相涵，身与道合一。其书不早显于世，仅藏于家，待其孙王澍方为重校付梓。与此类似，清人魏裔介目睹“异学邪说，簧鼓乱真，又举业之家，志在利禄，出入口耳，罔有得于身心”（），深为忧虑，“乃汇紫阳 白鹿洞学规及平川、甘泉、韬颖诸家，而附之以己所纂述 知性 十八篇”（）为 学规汇编。此书及王甡 学案 只是笼统声言以示学者，并未明言供小学或大学之用。揭示 本为白鹿洞书院而作，按照一般理解，书院已是大学。故而以大学为对象实为当然。如清儒张履祥辑 经正录 一卷，辑朱子 训学斋规 白鹿洞学规，司马光 居家杂仪，及朱子 增损吕氏乡约，合为一编。其例曰：斋规 为小学之事，蒙养以正，作圣之基，故居于首。洞规 大学之事，由小学而及大学，不躐等也，师舍是无以教，弟子舍是无以学，二者所以修身也。杂仪 齐家之事，君子修其身，则言有物，行有恒，故次之。乡约 御邦家之事，修身齐家，而后可以化民成俗，治 平 之 业 则 举 而 措 之 耳，故 以终焉。（）明确以 揭示 为大学之事。然而在这些汇编文献中，却出现不少为童蒙养正而作的小学之书，将 揭示 的读者扩大至小学。如清人贺瑞麟辑养蒙书九种，为蒙以养正之用，分别为 弟子规 教子斋规 程董学则 童蒙须知 训子帖 白鹿洞揭示 敬斋箴 训蒙诗 性理字训。清人陈弘谋 养正遗规 所言更为明白：学也者，所以学为人也。天下无伦外之人，故自无伦外之学。朱子首列五教，所以揭明学之本指，而因及为学之序。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之要，则学之大纲毕举。彻上彻下，更无余事矣。弘谋辑 养正规，特编此为开宗第一义，使为父兄者共明乎此，则教子弟得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所向方。自孩提以来，就其所知爱亲敬长，告以此为人之始，即为学之基。切勿以世俗读书取科名之说，汩乱其良知。庶耳所习闻，儿时亦晓然所学为何事。（）以朱子 揭示 为开宗第一义，使其自孩提始即明方向，定根基。在上述书籍中，即可见各种儒家文献交相为用的趋势。揭示 或占有特殊地位，但不能取代其他，呈现出并行不悖的局面。早在南宋，饶鲁于 程董二先生学则 跋中即提出学者应并用 白鹿洞教条 与 程董二先生学则：白鹿洞教条，乃文公朱先生所集圣贤之成训，而学则者，乡先生程董二公之所为，文公尝有取焉者也，今合二者而并揭之。一举其学问之宏纲大目，而使人之知所用力。一则定为群居日用之常仪，而使人有所持循，即大小学之遗法也。学者诚能从事于此，则本末相须、内外交养，而入道之方备矣。（）元代程端礼在 弋阳县新修蓝山书院记 中也提出了与饶鲁同样的方案，只是增加了朱子门人辅广所辑的 朱子读书法：“窃谓方今惟宜以朱子 白鹿洞学规 正其宏纲，以所订程董学校有其节目，又以辅氏所稡 读书法 六条，确守而不遗其一焉，则庶乎学校有造士之实。”（）这一现象甚至出现于白鹿洞书院之中，明代李龄 白鹿洞规第一条即是：“诸生入洞，悉遵文公 教条，及董程 学则，真西山 教子规斋，不可有违。”（）悬为洞规，不得违抗。清儒唐鉴提出以 白鹿洞学规 和程氏 读书分年日程 相辅而行来养成人才：“士未尝无才，在所以养之何如耳。养之之地，莫重于书院。诚使书院山长守 白鹿洞学规 以为教，守程氏 读书分年日程 以为功课，则贤者不过数年而底于大成，不贤者亦不过数年而进于贤。”（）清儒李文炤认为：“至若 蓝田乡约，则乡里之准绳也，白鹿洞揭示 沧州释菜仪 则学礼之权舆也。”（）这些文献为塑造儒家理想社会提供了不同层面的支持，共同塑造了南宋以降的社会形态，成为士人立身处世的指南。在印刷时代，抄写依然是文本流传的重要方式。据 四川通志 记载，明天顺中进士吴伯通，“历官按察使。学务躬行，以道自任。督学河南、浙江，振起士类，惓惓以治心养性为训。居家建甘棠书院，教授百余人，手录 白鹿洞规 示之”。文献记载中以抄写方式传播 揭示 的案例虽少，但在古代社会，这也是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方式，不可遂忽视之。四、余论朱子 揭示 成为后世儒家教育的典范，影响了无数士子。在问世之初，揭示 就有对抗科举之学的意蕴在其中。朱子愿学者能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而不仅是为了声名利禄。书院虽非全然不讲举业，然而有此 揭示，则为学者在举业之外，更指出向上一路，使学者知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之法，有志者，自可循此而入。明嘉靖三十四年，朱资所作 申明晦翁先生洞规说 对于举业的看法是：“近之学者，只在举业上做功夫，而于身心全无所检束，殊不知举业正所以业此五伦也。从德业上做举业，立心自然正大，举动自然光明，发而为文章，则为德言；措而为事业，则为德行。”（）此所谓五伦，即朱子 揭示 所云“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朱资认为二者并非对立关系，将举业与 揭示 结合起来，希望学者能以 揭示 指导举业。在朱子 揭示 的影响下，后世产生了一批续白鹿洞学规与仿其意而作之规约。在续学规之中，最著名者莫过于明代大儒胡居仁所作 续白鹿洞学规，其大纲为：（一）正趋向以立其志；（二）主诚敬以存其心；（三）博穷事理以尽致知之方；（四）审察几微，以为应事之要；（五）克治力行，以尽成己之道；（六）推己及物，以广成物之功。“倭艮峰又因 胡规 作 为学大指，魏裔介作 圣人家门喻，寇守信又作 家门喻补编，皆衍朱子 学规之绪，以 为 淑 人 之 方 者 也，而 皆 以 迁 善 为训。”（）在胡居仁之后，白鹿洞书院还陆续产生了原敬 续白鹿洞规、靖道谟 鹿洞书院续规等学规。流风遗韵，世代不绝。清代窦容恂调任江南徽州府，见紫阳书院岁久颓废，遂增筑斋舍，“集六邑诸生讲学，仿白鹿洞遗规为条约，曰：居朱子之地，不可不究朱子之学。时诣讲堂，阐明格致诚正精义，士风丕变”（）。清代李文炤曾应聘为书院山长，在途中作 学规 六条，“欲以继朱子 揭示、胡敬斋 学规 之后，而不自愧其续貂也”（），后虽不果行，然翻阅故稿，不忍毁弃，因漫存之。杨阿敏朱子 白鹿洞书院揭示 传播方式分析 揭示 的广泛流传，是官方提倡和民间自觉遵行共同合力的结果。自南宋起就不断有将 揭示 官学化的声音，宋理宗的赐书成为 揭示 传播上的重要节点，这是 揭示 第一次得到官方正式的认可。后世之学政、教授等学官不断以之为教，促使 揭示 深入到各级学校书院之中。在民间，士子不仅用 揭示 以自修，或用以教训子弟，或用于教导乡人。揭示 的具体传播方式，则以讲学、石刻、著述与刊刻等方式较为普遍。在 揭示 流传的过程中，不仅有教育的因素在其中，理学亦为其中重要的一环。随着理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朱子学大兴，朱子所辑 揭示 亦成为理学史上的重要经典，被后人不断阐释与研究，这是其他学规所无法比拟的。通过上述分析考察，愈可见朱子 揭示 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注释韩星 朱熹 白鹿洞书院揭示 考论及其意义，中原文化研究 年第期，第 页。杨阿敏 以朱解经：朱子视域中的 白鹿洞书院揭示 ，生活教育 年第期，第 页。王雅克 从 白鹿洞书院揭示 看朱熹的教育理念，保定学院学报，年第期，第 页。李邦国 朱熹 白鹿洞书院揭示 的教育实践和哲学基础，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年第期，第 页。张如珍 白鹿洞书院学规发微，西北师大学报，年第期，第 页。张品端，张蕾 李滉对朱熹书院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以“白鹿洞书院揭示”为例，江西教育学院学报，年第期，第 页。柴田笃，简亦精 白鹿洞书院揭示 和李退溪，湖南大学学报，第期，第 页。刘金，邓洪波 日本崎门学派对 白鹿洞书院揭示 的接受与传承，孔子研究 年第期，页。刘金，邓洪波 白鹿洞书院揭示 与日本近世儒学流派，船山学刊，年第期，第 页。刘金 白鹿洞书院揭示 在日本的流传及影响，湖南大学博士论文，年。张品端 白鹿洞书院揭示 在日本的流传及其影响，集美大学学报 第期，第 页。柴田笃，杜娟 白鹿洞书院揭示 与江户儒学，湖南大学学报，年第期，第页。平板谦二 日本的兴让馆 白鹿洞书院揭示 还活在日本，江西教育学院学报，年第期，第 页。参考文献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第二百五十一册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第三百二十五册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第三百一十四册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元）脱脱 宋史 北京：中华书局，（元）佚名 宋季三朝政要笺 证 北京：中华书局，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三百一十八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清）桑调元桑调元集林旭文，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清）丁善庆 长沙岳麓书院续志 邓洪波，校点长沙：岳麓书社，（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李修生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明）薛瑄薛文清公行实录孙玄常，李元庆，周庆义，李安网，点校太原：三晋出版社，（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徐公喜，管正平，周明华，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清）王夫之噩梦王伯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清）王梓材，冯云濠宋元学案补遗沈芝盈，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东林书院志 整理委员会东林书院志北京：中华书局，陈焕章陈焕章文录长沙：岳麓书社，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三百四十二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清）孙奇逢理学宗传万红，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明）贺钦医闾先生集武玉梅，校注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清）佚名 清史列传 王锺翰，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方志远 大明一统志 成都：巴蜀书社，（明）朱存理 楼居杂著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邓显鹤沅湘耆旧集欧阳楠，点校长沙：岳麓书社，（清）阿克当阿，姚文田（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刘建臻，点校扬州：广陵书社，（清）程瑶田 通艺录 陈冠明，校点 合肥：黄山书社，罗继祖 程易畴先生年谱 诸伟奇，校点 合肥：黄山书社，文红武三晋石刻大全：运城市临猗县卷 太原：三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