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数据要素化与数据要素市场体系构建研究报告.pdf

01数据要素化与数据要素市场体系构建研究50 人论坛委员研究成果汇编 二二四数据要素化与数据要素市场体系构建研究50 人论坛委员研究成果汇编 二二四01020102序言PROLOGUE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全球治理体系、人类文明进程影响深远。在我国，自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一系列政策文件给出了前瞻性的战略部署。其中，将数据视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更是一项重大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仅在2023年度，国家层面就聚集了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三件事：一是在2022年底出台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简称“数据20条”）在2023年正式试点。数据20条从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四个方面为数据基础制度构建和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给出了指导意见，为推动数据要素有序流通与公平竞争，建设统一开放的数据要素市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二是2023年初出台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把“夯实数据资源体系”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两大基础之一。三是国家数据局正式挂牌成立，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另外，2023年12月15日国家数据局发布了征求意见稿“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2023年12月31日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加强数据资产管理的指导意见。其中，后者明确指出要构建“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多方共建”的数据资产治理模式，逐步建立完善数据资产管理制度，推进数据资产全过程管理以及合规化、标准化、增值化，不断提升和丰富数据资产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这标志着我国数字经济正逐步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数据要素正逐步成为主要的经济要素。就全球而言，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当前，美国、欧盟、德国、日本、韩国等经济发达国家，均是高度重视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纷纷出台了相关政策。另外，诸如元宇宙、数字孪生、ChatGPT等数字技术的创新性商业应用，也给数字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与变革提供了新动能。为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培育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亟需建立一个数字经济高端交流平台。于是，CCF中国数字经济50人论坛（以下简称“50人论坛”）应运而生。CCF中国数字经济50人论坛是由中国计算机学会于2021年12月发起的数字经济领域高端交流平台。50人论坛由梅宏院士担任主任委员，由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江小涓教授担任学术顾问，通过汇聚信息、经济、管理、法律等众多领域的顶级专家学者，形成跨界、中立、有影响力的数字经济咨询研究能力，旨在向中央与地方的相关部门及行业机构提供客观、独立、科学的战略发展建议，为我国数字经济建设贡献力量。目前，共有委员44人，其中包括李培根、高文、杨善林、柴洪峰、陈纯、钱锋、管晓宏、孙凝晖、王怀民、王坚、王耀南、陈松蹊、蒋昌俊等两院院士14位，信息领域委员8位，经管和法律等领域委员12位，企业界委员10位。50人论坛成立至今，围绕数据要素、数字资源体系、数据要素市场构建等数据经济相关议题先后举行了若干场次的学术活动，初步形成了独特的运营模式，产出了一批智库成果，具备了一定的政策和社会影响力。但是，如何构建数据要素市场体系，促进数据流通交易，激活数据潜能，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依然是个国际性难题，尚处于探索阶段。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与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传统的生成要素相比，极具独特性：1）数据的获得具有非竞争性，数据开发成本高，在使用中发挥价值，边际成本递减；2）数据的使用具有非排他性，也即非独占性，数据可复制、可共享、可由多方同时使用；3）数据的源头具有非稀缺性，万物皆可数据化，数据可以快速海量积累，总量趋近无限，并且具有自我繁衍性；4）数据的价值具有非耗竭性，数据可重复使用、可组合、0304可再生，其价值可以通过不同视角加以探索和开发。这使得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在涉及数据产权、流通交易和收益分配等方面，无法因循既有的制度体系，甚至很难借鉴其他要素市场模式。因此，数据要素化既需要理论创新，也需要实践探索。学术界需要充分认识和把握数据产权、流通、交易、使用、分配、治理、安全等基本规律，探索有利于数据安全保护、有效利用、合规流通的产权制度和市场体系，完善数据要素市场体制机制，形成与数字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其实，数据要素化的提出，一方面表达了对数据作为战略性资源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需要结合数据要素的独特性，将数据按照生产要素的运作方式来运营的思想。因此，数据要素化既需要理论创新，也需要实践探索。为此，立足于50人论坛的宗旨，结合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需求，围绕着“数据要素化与数据要素市场构建”这一主题，针对50人论坛委员近一年的相关研究成果汇编成册，形成一部数据要素化与数据要素市场体系构建研究50人论坛委员研究成果汇编（简称：50人论坛委员研究成果汇编），以期为相关部门以及行业机构提供客观、独立、科学的发展战略建议。50人论坛委员研究成果汇编由5部分组成：第1部分为数字经济新兴业态新模式，该部分汇编了中国科学院院士、CCF理事长、50人论坛主任委员梅宏，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和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主任于施洋的研究成果，重点论述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数字经济与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数字经济下数字中国建设的时代背景、建设需求和建设内容。第2部分为数据要素化思想和方法，该部分汇编了中国科学院院士、CCF理事长、50人论坛主任委员梅宏，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杜小勇，伏羲智库创始人、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和中国电子党组成员、副总经理陆志鹏的研究成果，针对数据要素的基本特征、数据要素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数据资产化的路径和方法等分别做了详细地论述。第3部分为数据要素市场体系构建，该部分汇编了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互联网周刊主编、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互联网周刊主编姜奇平，蚂蚁集团研究院院长李振华，用友网络董事长兼CEO王文京，以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守文的研究成果，从多个角度针对数据要素市场构建做了系统性分析，如数据要素市场化的生态机制、多层次数据要素流通模式、企业数据要素化过程以及经济法下的数字经济发展问题等。第4部分为数据要素市场技术实现，该部分汇编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蒋昌俊，以及中科院计算所副所长、50人论坛秘书长程学旗的研究成果，分别从智能算力建设、智能算网构建和数据基础引擎实践等方面，深入分析了数据要素市场构建的技术需求，并详细介绍了技术实现成果。第5部分为市场体系构建建言建策，该部分汇编了中国科学院院士、CCF理事长、50人论坛主任委员梅宏，统计学者、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余晓晖，阿里云智能集团副总裁安筱鹏，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季卫东，中国电子党组成员、副总经理陆志鹏，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吴杏平，以及伏羲智库创始人、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的研究成果，从多方面为数据要素化和数据要素市场生态体系构建通过了独到见解，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建议。50人论坛委员研究成果汇编编撰工作组由50人论坛工作委员会负责，工作委员会由梅宏、程学旗、杜小勇等多位委员组成，负责结构设计、编撰指导，以及审核定稿等工作。本部50人论坛委员研究成果汇编虽多次修改，但书中肯定存在不足之处，撰写组织工作也有欠缺之处，希望产业界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共同我国推动数据要素化与数据要素市场体系构建研究和产业实践工作。06目录CATALOG序言01结束语1030623345866第1部分 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大数据与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与高质量经济发展以激发数据要素潜能助力数字中国建设迎接数字文明！？梅 宏黄益平于施洋梅 宏07121720梅 宏杜小勇李晓东陆志鹏24273032姜奇平李振华等王文京张守文35434751梅 宏许宪春余晓晖安晓鹏梅 宏季卫东陆志鹏吴杏平李晓东6768747786919597101蒋昌俊程学旗5963第2部分 数据要素化思想和方法不能把数字经济窄化为互联网经济对数据要素的几点认识加快数据从资源向资产转变数据资产化路径的思考与探索第3部分 数据要素市场体系构建数据要素市场化的生态机制与模式探索多层次多样化的数据要素流通路径，加快数据要素市场构建加速企业数智化进程，助推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充分发挥经济法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第4部分 数据要素市场技术实现智能算网系统是未来数字经济的核心引擎大数据分析基础引擎建设与实践第5部分 市场体系构建建言献策发展数字经济需筑牢“三大基石”数字经济发展给政府统计带来的挑战加快提升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数字化转型的四个基本问题加快推进各行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传统产业绿色发展水平数字化社会的治理与法律破解数据要素化治理难题，探索数据安全流通新路径提升网络数据安全水平 进一步夯实安全防线关于加强我国数字领域人才培养的建议01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数字经济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产业为依托，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为深入认识数字经济及其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促进作用，该部分汇集了50人论坛委员的4项研究成果，主要论述数字经济的基本概念，数字经济的发展脉略，数字经济对我国高质量发展的贡献，数字经济下的新业态新模式，以及数字经济对数字中国建设的驱动力等。相应的研究成果分别是中国科学院院士、CCF理事长梅宏的大数据与数字经济和迎接数字文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的数字经济与高质量经济发展，以及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主任，兼任国家信息中心数字中国研究院院长于施洋的以激发数据要素潜能助力数字中国建设。其中，大数据与数字经济一文系统地论述了数字经济的来源，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外延，数字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以及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若干思考，并鼓励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数据要素化的探索性实践，鼓励数据运营领域新业态的尝试，以市场化方式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培育。数字经济与高质量经济发展一文全面分析了什么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为何会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又会产生怎样的问题；并且辨析了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最后深入探讨了数字经济在提升效率、改善共享、促进绿色的关键作用，对高质量经济发展的支撑。以激发数据要素潜能助力数字中国建设一文深刻分析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对数字中国建设的重大战略意义，以及数据产权制度创新对数字中国潜能的激发、数据要素供给侧改革对提升数字中国发展水平的影响力等。迎接数字文明！？一文从社会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等大纵深视角，论述了计算技术及互联网发展对人类社会的深刻改变，数字经济、数字化转型对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推动。0708大数据与数字经济1第1篇梅 宏中国科学院院士，CCF理事长，50人论坛主任委员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数字经济的重大意义、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和规律，以及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战略举措作出重要论述，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一、大数据开启信息化新阶段，催生数字经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经济形态的重大变革，往往催生并依赖新的生产要素。正如劳动力和土地是农业经济时代主要的生产要素，资本和技术是工业经济时代重要的生产要素，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正逐渐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生产要素。“大数据”作为一种概念和思潮由计算领域发端，之后逐渐延伸到科学和商业领域。近10年来，大数据相关技术、产品、应用和标准快速发展，逐渐形成了覆盖数据基础设施、数据分析、数据应用、数据资源、开源平台与工具等板块的大数据产业格局，历经从基础技术和基础设施、分析方法与技术、行业领域应用、大数据治理到数据生态体系的变迁。大数据提供了一种人类认识复杂系统的新思维和新手段。理论上来讲，在足够小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对现实世界数字化，可以构造现实世界的一个数字虚拟映像，该映像承载了现实世界的运行规律。在给定充足计算能力和高效数据分析方法的前提下，对这个数字映像的深度分析，将有可能理解和发现现实复杂系统的运行行为、状态和规律。大数据为人类提供了全新的思维方式和探知客观规律、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新手段，这也是其引发经济社会变革最根本性的原因。大数据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信息化经历了两次高速发展浪潮，第一次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个人计算机大规模普及应用所带来的以单机应用为主要特征的数字化（信息化1.0）。第二次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互联网大规模商用进程所推动的以联网应用为主要特征的网络化（信息化2.0）。当前，我们正进入以数据的深度挖掘和融合应用为主要特征的智能化阶段（信息化3.0）。在“人机物”三元融合的大背景下，以“万物均需互联、一切皆可编程”为目标，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呈融合发展新态势。信息化新阶段开启的另一个重要表征是信息技术开始从助力社会经济发展的辅助工具向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转变，进而催生一种新的经济范式“数字经济”。经过几十年积累和储备，数据资源大规模聚集，奠定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二、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外延“数字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因美国学者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1996年出版的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前景与风险一书而开始受到关注，该书描述了互联网将如何改变世界各类事务的运行模式并引发若干新的经济形式和活动。2002年，美国学者金范秀（Beomsoo Kim）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其本质为“商品和服务以信息化形式进行交易”。可以看出，这个词早期主要用于描述互联网对商业行为所带来的影响，此外，当时的信息技术对经济的影响尚未具备颠覆性，只是提质增效的助手工具，数字经济一词还属于未来学家关注探讨的对象。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深度应用，社会经济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特别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字经济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重要变化。当前广泛认可的数字经济定义源自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通过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即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通常把数字经济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数字产业化指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信息通信业等数字相关产业；产业数字化指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传统产业及其产业链上下游全要素的数字化改造，通过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实现赋值、赋能。从外延看，经济发展离不开社会发展，社会的数字化无疑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土壤，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治理体系建设等构成了数字经济发展的环境，同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传统物理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奠定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数字经济呈现三个重要特征：一是信息化引领。信息技术深度渗入各个行业，促成其数字化并积累大量数据资源，进而通过网络平台实现共享和汇聚，通过挖掘数据、萃取知识和凝练智慧，又使行业变得更加智能。二是开放化融合。通过数据的开放、共享与流动，促进组织内各部门间、价值链上各企业间、甚至跨价值链跨行业的不同组织间开展大规模协作和跨界融合，实现价值链的优化与重组。三是泛在化普惠。无处不在的信息基础设施、按需服务的云模式和各种商贸、金融等服务平台降低了参与经济活动的门槛，使得数字经济出现“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普惠格局。三、数字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发展大数据和数字经济，纷纷出台相关政策。美国是最早布局数字经济的国家，1998年起美国商务部就发布了浮现中的数字经济系列报告，近年来又先后发布了美国数字经济议程、美国全球数字经济大战略等，将发展大数据和数字经济作为实现繁荣和保持竞争力的关键。欧盟2014年提出数据价值链战略计划，推动围绕大数据的创新，培育数据生态系统；其后又推出欧洲工业数字化战略、欧盟人工智能战略等规划，2021年3月欧盟发布了2030数字化指南：实现数字十年的欧洲路径纲要文件，涵盖了欧盟到2030年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愿景、目标和途径。日本自2013年开始，每年制定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从“智能化、系统化、全球化”视角推动科技创新。俄罗斯2017年将数字经济列入俄联邦20182025年主要战略发展方向目录，并编制完成俄联邦数字经济规划。2021年，俄罗斯数字金融资产法正式生效。我国于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大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从2017年第一次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加快发展”，到2022年将“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单独成段，再到2023年“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政府工作报告对“数字经济”的表述不断强化，释放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积极政策信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数字中国建设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整体布局规划相继出台，构成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顶层设计体系。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迅猛。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2022年，美国、中国、德国、日本、韩国等5个世界主要国家的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万亿美元，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58%，提升约11个百分点；2022年数字经济规模同比增长7.6，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5.4个百分点。产业数字化仍然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占数字经济比重为86.4%。从规模看，美国、中国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数字经济规模分别增加6.5万亿、4.1万亿美元；中国数字经济年均复合增长14.2，是同期美中德日韩5国数字经济总体年均复合增速的1.6倍。德国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比重连续多年高于美中日韩4国，2022年达到92.1。1 梅宏，大数据与数字经济,求是2022-020910可以预期，数字经济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都将保持快速增长，并呈现如下趋势：在基础设施方面，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逐步演化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设施，并将对原有的物理基础设施完成深度信息化改造，从而极大突破沟通和协作的时空约束，推动新经济模式快速发展。在行业产业方面，数字化转型成为必然选择，将从消费和服务领域向制造业领域推进，各业态围绕信息化主线深度协作、融合，完成自身转型、提升变革，并不断催生新业态，同时也使一些传统业态走向消亡。在此过程中，将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管理、知识等各类要素数字化并数据化，对提高生产效率发挥乘数倍增作用，形成新型数据生产力。在治理体系方面，数字经济发展对政府监管体系以及国际治理体系带来诸多挑战。未来10年将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二十国集团将“数字治理框架”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是促进互联互通，二是建立全球治理制度和规范。2021年10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21年数字经济报告称，当前，数据驱动的数字经济表现出极大不平衡，呼吁采取新的全球数据治理框架，以应对全球数据治理的挑战。数字治理体系构建已然提上日程。四、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数字经济已成为当前最具活力和创新力、辐射最广泛的经济形态，同时也带来诸多挑战。第一，对数据要素的认识不足导致数据要素市场培育面临挑战。数据要素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可从两个视角来认识：一是本体论视角，数据本身蕴含很多信息、知识、规律甚至智慧，蕴含着价值；二是方法论视角，数据成为其他生产要素的数字空间“孪生”，从而实现赋值、赋能。数据要素具有获得的非竞争性、使用的非排他性、价值的非耗竭性、源头的非稀缺性等独有特征，能够通过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数据化提升效能。目前，数据要素化面临着诸多挑战：数据的资产地位尚未确立，数据确权难题尚待破解，数据共享流通障碍重重，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体系尚不健全等。数据要素市场培育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需统筹规划、强化创新、稳步推进。第二，现行国际治理体系面临着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巨大挑战。数字治理是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以数字化的世界为对象，以构建融合信息技术与多元主体参与的开放多元的新型治理模式、机制和规则为目的，涵盖国家、社会、机构、个体以及数字技术、数据治理的复杂系统工程。数字治理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数字化的治理，以数字化转型为背景，采取有效战略和措施保证数字化转型的实施效果和价值最大化；二是治理的数字化，利用信息技术平台、工具等对现行治理体系实施数字化转型。当前，数字治理体系构建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针对互联网公司垄断的监管能力亟须加强，数字平台的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家独大”、“赢者通吃”的市场格局，带来了市场垄断、税收侵蚀、数据安全等问题，难以沿用传统反垄断规则对其进行监管；针对新兴技术的管控能力亟须提升，各类新兴数字技术发展迅猛，各类威胁从虚拟网络空间向现实物理世界蔓延扩散，经济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与安全挑战。其他诸如网络舆情的管理失控、金融数字业务的无序扩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导致的伦理问题等，均已成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第三，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动能与基础设施，信息技术的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信息技术底层硬件一直按摩尔定律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是，其基础理论和冯诺依曼体系结构并未发生本质性变化。计算系统的渐进式发展模式所带来的数据处理能力的线性提升，已远远落后于数据的指数级增长，可以预判，随着时间推移，数据处理需求与能力之间的剪刀差还将不断扩大。据统计，受限于计算能力不足，已获取数据的平均留存率仅为2%，大量数据从未被处理和利用即被丢弃。回顾过去10年，大数据管理与处理技术、大数据分析方法和大数据治理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究其实质而言，都是在现有通用技术体系上，面向大数据需求，通过软件技术进行的调整和优化。这种技术发展模式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如数据模型独立，数据难以关联共享；负载类型不同、冷热数据不同，难以优化调度不同硬件资源；以计算为中心的数据处理模式，常常需要执行海量数据“搬家”操作，导致性能瓶颈等。在大数据应用需求驱动下，计算技术体系有必要进行重构，以数据为中心的新型大数据系统技术成为重要方向，信息技术体系将从“计算为中心”向“数据为中心”转型，新的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问题仍有待探索和破解。五、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若干思考自2015年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以来，我国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的政策不断深化和落地。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中央网信办联合批复贵州、上海、京津冀、珠三角等8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各省市积极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到2020年底已出台数字经济发展行动计划、产业规划等60余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我们要牢牢把握机遇，积极应对挑战，克服发展障碍，推进数字经济繁荣发展。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培育，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我国已经正式实施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底线保障。为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培育，还需进一步研究推进数据确权、交易流通、跨境流动等相关制度法规制修订工作，厘清政府、行业、组织等多方在数据要素市场中的权责边界。同时加强理论研究和技术研发，为数据确权、互操作、共享流通、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提供有效技术支撑。当前，打破信息孤岛、盘活数据存量是一项紧迫任务，特别是在政务数据领域，应逻辑互联先行，物理集中跟进，完善数据注册、分类分级、质量保障等管理制度和标准规范，在一定层级上构建物理分散、逻辑统一、管控可信、标准一致的政务数据资源共享交换体系，在不改变现有信息系统与数据资源所有权及管理格局的前提下，明晰责权利，确保数据资源高效共享和利用。鼓励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数据要素化的探索性实践，鼓励数据运营加工的新业态尝试，以市场化方式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培育。推进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当前，信息技术已从助力其他行业提质增效的“工具、助手”角色，转向“主导、引领”角色，深入渗透各个行业，对其生产模式、组织方式和产业形态造成颠覆性影响。然而，面对数字化转型的要求，一些企业却存在“不想、不敢、不会”的“三不”现象。“不想”是囿于传统观念和路径依赖，对新技术应用持抵触情绪；“不敢”是面对转型可能带来的阵痛期和风险，不敢率先探索，就地观望、踌躇徘徊；“不会”则是缺少方法、技术和人才，以及成功经验和路径。转型发展必然会面临观念、制度、管理、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挑战，其中观念上的转变最为核心和关键，而人才供给则是根本保障。数字化转型并非通过信息技术和工具的简单叠加便可完成，需深度理解“数字化转型、网络化重构、智能化提升”的内涵并系统规划；需要从国家、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社会等多层面，打造适应数字化转型需求的数字化人才培养体系，为未来数十年的转型发展储备合格人才。完善数字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提高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传统的治理体系、机制与规则难以适应数字化发展1112所带来的变革，无法有效解决数字平台崛起所带来的市场垄断、税收侵蚀、安全隐私、伦理道德等问题，需尽快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数字经济治理无疑是其核心内容之一。数字治理体系的构建是一个长期迭代过程，其中，数据治理体系的构建要先行。数据治理体系建设涉及国家、行业和组织三个层次，包含数据的资产地位确立、管理体制机制、共享与开放、安全与隐私保护等内容，需要从制度法规、标准规范、应用实践和支撑技术等方面多管齐下，提供支撑。当前国际数字治理体系尚处探索期，既有全球性多边机制，也有区域性或双边机制，更有私营平台企业的事实性规则。由于各国数字治理关注重点不同、发展程度有差异，未来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将呈现面向关注点差异的、多元化层次化的、多机制共存的格局。构建“开放创新”、“互惠互利”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开放创新的本质是从封闭的“机械化思维”到开放的“计算思维”、“互联网思维”和“大数据思维”，从“零和博弈”到“协作共赢”。彻底改变了全球软件产业格局的开源软件，是技术领域开放创新最早最成功的实践。面对数字经济领域的新形势新任务，需建立互惠互利合作方式，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并筹划布局跨国数据共享机制与合规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与其他国家一起分享数字经济的红利，使我国获得更多发展机遇和更大发展空间。开展大数据核心关键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牵住数字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当前，我国仍面临着大数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高端芯片、操作系统、工业设计软件等均是我国被“卡脖子”的短板，需要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之路，加大力度解决自主可控问题。同时，应针对“人机物”三元融合的万物智能互联时代带来的新需求，把握前沿发展趋势，研发引领性技术，锻造我国的技术长板。核心关键技术大都具有投入高、耗时长、难度大的特点，必须形成科学的管理体制机制，按照创新发展规律、科技管理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办事，加强创新资源统筹，优化资源配置，努力取得实质性突破，保障数字经济安全发展。数字经济与高质量经济发展2第2篇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关于数字经济与高质量经济发展的讨论，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首先要回答什么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为何会给经济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可能会有哪些正面的变化，又可能产生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第二，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数字经济是否有利于提升效率、改善共享、促进绿色，从而支持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一、中国的数字经济概览 数字经济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常见概念。1994年我国接入互联网，之后一批互联网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今天的许多知名公司中有相当部分是在那段时期成立的。我国的数字经济起步较早，与美国大互联网公司相比不算太晚，这很难得。而且早年成立的一部分企业很快就发展成中国甚至世界的头部企业。一般而言，判断数字经济发展，可以用一些量化指标，比如数字经济的规模、市场渗透率、从业人数、独角兽公司数量等。其中独角兽公司指创立不到十年、市值已经超过10亿美金但的未上市公司。从上面这几个指标看，全世界数字经济发展最好的就是美国和中国。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稳居世界第二，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在研究中国数字经济时经常听到“大而不强”一词，意思是数字经济规模做得很大，但一些关键领域的原创性不强，技术水平不够领先。这一判断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但如何看待“大而不强”这个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读。目前我国的人均GDP仅为13000美元左右，相比1978年人均150美元的水平已经出现了飞跃，但距离发达国家5-6万美元的人均GDP仍有巨大落差。因此，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中技术领先程度不高，其实也很正常，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吻合的。二、中国的数字经济为何能快速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能在短时间内做到全球第二，主要是赶上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创新的潮流。数字经济用到的一些技术，比如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产生的新技术，运用到数字经济当中则变成数字经济的不同形态。这一点特别令人振奋。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意味着我国一直在紧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沿，不断前进。有些技术或许并非原创，但新技术一出现就能为我所用。有一些国内公司做出的应用软件完全不比国外的差，甚至更好。还有一些公司的产品在海外也大受欢迎。前三次工业革命兴起时，我国距离世界科技前沿非常遥远，相关技术传到中国时，科技革命的浪潮已经过去很久。这一次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从远离前沿变成了紧追前沿。如果要看转变的原因，当然起码部分是因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已经大大提高，所以有了消化、应用新技术的能力。但处于相似发展水平的国家很多，为什么我国的数字经济做得更好，可能有两条关键性的原因，一是有效市场，二是有为政府。先说有为政府。有为政府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一个好的经济在启动的时候需要很多基本条件。比如市场化改革，这也是我国政府在这四十几年时间里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最后得以形成市场机制。再比如很多基础设施的投资，适度超前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很重要的一条，教育发展。过去几十年，中国培养了1亿多理工科人才，都能在技术方面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简单地2 黄益平：数字经济与高质量经济发展.新经济学家.2023-08-011314说，就是有位政府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了很多有利的软硬件条件。再说有效市场。数字经济能在中国做大并相对领先，主要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今天这些知名的、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数字经济企业，无一例外都是民营企业。这些企业最初都是一个或几个年轻人有了创新的想法，然后想办法落地。想法能落地，说明想法好，管理者能力强，更重要的是说明我国的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虽然经济学者对市场机制有很多批评，但一家民营企业在5-10年内就能发展成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有影响力的企业，这说明我国市场配置资源、支持创新是有效果的。事实上，美国有成功的“美国梦”的样板，中国也有成功的“中国梦”的样板。数字经济真正发展起来，市场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这对将来的创新也是意义重大。三、数字经济的概念数字经济有两个重要要素，一是数据资源，二是现代网络。数字经济就是将数字技术工具应用到经济活动中，使效率与公平能得到更好统一的一种新经济形态。经济学的终极问题就是效率与公平，一方面要提高效率，另一方面还要讲究公平。世界上很多经济政策来回摇摆，一般都与效率和公平的权衡有关。也许数字经济能相对较好地兼顾公平和效率，但必须强调这是“相对”而言，不是“绝对”的。事实上，当前平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很可能就是没能做到公平和效率的有效统一。一般而言，数字经济有两大类别：第一是数字产业化，一些新型的、与数据和技术有关的业务变成了新产业。例如，大数据的收集、积累、清洗、分析、交易和共享，存储器和云计算的设备制造业，数字经济对数据的需求让这些新形态成为新产业。第二是产业数字化，数字技术让原有产业效率更高，风险更可控，规模经济的效应更加突出。这是日常生活当中更常见的数字形态，比如数字农业、数字制造、数字中国等。疫情期间的数字教育，老师们都对着屏幕讲课，这也是传统产业搭载数字技术后的新业态。大家每天都会用到一些由平台企业开发的APP，比如网购、看短视频、社交、打车等。这些平台企业就是产业数字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和形态。购物、打车早就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大家都去过农贸市场，都曾站在路边叫出租车；平台企业将这些原本就存在的功能搬到线上，使范围规模变得更大。出租车的约车系统过去也有，比如电话预约出租车，但现在通过APP，约车效率更高，匹配更广，速度更快，体验更好。数字技术提升了很多传统业务的效率和服务质量。有专家认为，大学教育也是一个平台，比如讲座直播有很多人在线观看。教育搭载数字技术，触及范围变得更广。移动支付也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各自拥有约十亿左右的活跃用户，这对于传统金融机构而言很难做到，所以主要还是得益于数字技术发挥作用。简言之，数字经济就是数字技术应用到经济当中，形成一些新的经济形态，或是令传统的经济形态发生一些改善。四、数字经济的效用 把数字技术应用到经济活动中，能带来很多改变。我将其简单总结为“三升三降”：“三升”主要是规模扩大，效率提高，用户体验改善；“三降”就是降成本，控风险，减少直接接触。由此不难看出，数字经济和传统经济有相似之处，但确实也存在很多新特征和新表现。“三升”很好理解。在过去，一家百货公司每天只能接待数量有限的消费者，网购则不然，不管多少消费者，几乎都能应付。根据数据，十年前的移动支付每秒大概能处理300笔业务，现在这一数字已经达到百万量级，一方面提高了效率，另一方面改善了用户体验。倘若今天的移动支付每秒钟只能处理300笔业务，很难想象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三降”也比较容易理解。只要控制住效率，提高规模，成本自然降低，使用大数据分析还能控制风险。数字金融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叫“数字信用”。在过去，银行的普惠金融比较难做，因为如何认定客户的资质是银行普遍头痛的问题。一般而言，银行贷款主要看财务和抵押资产。有很多客户没有上述“信用”，银行不确定该不该贷款。对银行而言，做好风控很重要，贷款放出去能否收得回来是个大问题。如今在大数据的帮助下，风控已经变得很容易。只要贷款人在网上留下数字足迹，比如网上社交、网购、网约车等，通过这些数字足迹做风控已经可行，不但可以放贷，不良率控制也优于传统银行。由此可见，大数据风控有效。202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开会讨论中国的大科技信贷，简单理解为线上发放贷款。按照过去的经验，无论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只要发生地震、洪水、龙卷风之类的自然灾害，金融机构就会关门，无法持续提供金融服务。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现，疫情期间中国的数字金融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