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传说中的契约精神及其创造性转化——以陕西尧山圣母传说为例.pdf

意设计源16民间传说中的契约精神及其创造性转化以陕西尧山圣母传说为例咚婉摘要：尧山圣母传说是流传于陕西蒲城尧山地区的大型仪式传说，该传说中蕴含的民间契约精神，集中体现在信仰空间内部人与神、人与人之间建立的契约关系中，成为当地社会生活秩序建构的重要依据。通过剖析尧山圣母传说的信仰实践与契约展演，展现传说信仰与地方社会的互构方式，以此反观现代民间社会秩序建构中契约精神的积极意义。关键词：契约精神；民间传说；乡村文明；创造性转化引用本文格式闫咚婉.民间传说中的契约精神及其创造性转化：以陕西尧山圣母传说为例.创2023(2):16-22.The Contract Spirit of Folk Legends and It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Take the Legend of Shaanxi Yaoshan Virgin as an ExampleYAN DongwanAbstract:The legend of Shaanxi Yaoshan Virgin is a large-scale ritual legend spread in the Yaoshan area ofPucheng,Shaanxi Province.The folk contract spirit contained in the legend is embodied in the contractualrelationship established between people and God,people and people within the belief space,which has become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social life order.By analyzing the belief practice and contractperformance of the legend of the Virgin Mary of Yaoshan,it shows the way of mutual construction betweenthe legendary belief and the local society,so as to reflect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tract spirit in theconstruction ofmodernfolk social order.Key words:contract spirit;folk legends;rural civilization;creative transformation【基金项目】本文系2 0 2 2 年度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地方院校民间文学课程思政、理论、实践三位一体融合的教学模式探索”（项目编号：J20221086）阶段性研究成果。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倡导契约精神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举措，对提高全体公民的道德素质具有显著意义。民间传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不仅体现了民众的生活经验和智慧，而且展示了民众建构生存秩序的过程，其以切实的生活性、独特的审美性、思想的人民性，以及美好的祈愿性成为孕育契约精神的重要土壤。特定的民间传说是透析中国传统契约文化发展的一扇窗口，是弘扬现代契约精神、构建和谐社会不可忽视的资源。对契约精神的研究，学者多参照西方契约文明的发展，围绕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法律、生产生活中的契约文化作定向研究，而从民间传说信仰视角探索契约精神的研究较少。本文从乡村信仰的发展出发，对民间传说资源孕育的契约精神进行关注，尝试以此为视角对中国传统契约精神体系的建构进行补充，在此基础上研究其当代意义和创造性转化路径。契约精神何以形成：尧山圣母权威形象的确立英国思想家、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世界本处于一种自然的社会状态，自然状态下的生活受着自然法的支配，由于人性本恶，所以原始无序的自然社会如虎狼之境般可怕混乱。因此，就需用理性建立一种有组织的和平生活。这一生存理想是人们放弃自然权利，转而通过订立社会契约来实现的。社会契约的建立，17需要依靠一个权威的统治者或主权者。”(2)尽管托马斯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具有一定的唯心主义色彩，但不可否认，他指出了社会契约形成的关键要素和存在意义。民间传说中契约精神的形成，正是得益于传说主人公的权威，依靠神灵的权威性确立了契约的核心，即权利、义务交换的制衡点和自由、秩序相结合的阅限。陕西尧山圣母传说中契约精神的形成，得益于尧山圣母权威形象的确立，作为当地主导性的神灵信仰，尧山圣母的权威形象是通过信仰的灵验性来确立的。一是体现在神之为神的灵性上。这种灵性并不是体现在帮助民众达成某种愿望，而是尧山圣母作为神灵本身具有的神秘性与权威性。据蒲城县志记载，金代社会混乱，农民起义频发1 3)。大定四年（1 1 6 4 年），“丧乱盗发，梵撤屋宇，乡社间道庵僧舍，虽仅有存，皆煨之余”，然而“独不犯此者（尧山圣母庙），得非神之所为乎”。尧山圣母自有的神秘性奠定了其在民间的权威形象，使百姓崇之、信之。二是体现在神之佑人的功能上。神灵有功，因功谢神，充满功利性的信仰循环结构使尧山圣母信仰得以延续。在尧山庙内，信众还愿送来的锦旗多刻有“有求必应、恩泽永存、大显神灵、功德无量”等美誉之词，也有体现圣母神职功能的锦旗，如锦旗上镌刻有“保佑平安、济世妙丹、药到病除、枯木逢春、消灾赐福、人丁兴旺”等文字。民众建构圣母权威形象的动力源自群体生存欲求与个体发展需求两个方面。尧山圣母是尧山民众的保护神，承载了民众群体性的生存欲求。“尧山圣母者，蒲邑之保障也，兴云布雨，赐麟胤凤，合邑称福神焉。”求雨、求子是尧山圣母作为福神的首要神职功能，是群体生命保障与生存繁衍的初级需求。同时，尧山圣母作为地方俗神，民众赋予了其更加生活化、地方化、秩序化的神职功能一一惩恶助善，表现出民众自我发展的高级个体需求，尧山圣母的权威性人物性格也因此愈加鲜明。（一）群体生存欲求尧山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东北部，此处地势较高，灌溉条件差，属于典型的干旱少雨区，旱灾频发是民众要克服的最大生存障碍。农耕区民众对物欲的基本诉求，以及人们因落后的生产水平而产生的无能为力，凝结成尧山圣母的祈雨功能。蒲城县新志载：“尧山灵应夫人行祠，在东门内。宋崇宁二年封敕日雨肠之祈，应答如响。4 宋代重修尧山夫人殿记碣碑文日：“里人尝来祈祷，于是甘泽破塊，风即鸣條，时降雨。”民众向尧山圣母求雨，“未几，触石而出”“乃不逾日，而大雨涝沱”“朝至而夕雨，涝沱三日”“近者三日，远或七日，无不感应”“越日，微雨”。未几、逾日、朝夕、数日、越日等短瞬时间的描写，反映出圣母赐雨的灵验性和及时性。正因如此，无论是民间自发祈雨还是官方主持祈雨，众人都显示出极其虔诚的态度。“爱集士庶，斋戒休沐，设壇祷”“公率吏民走祝于浮山灵应祠下，鞠致祷”“公乃独步足，奔驰数十里，痛哭流为民祈命”。在民众朴素的世界观中，其信仰是否虔诚直接决定了圣母赐雨是否灵验。民众对神灵外化的信仰表现，反映出他们内生性的坚韧性格，土是他们的命根1 5 1 2，他们将来自土地生存的困苦同样反馈在土生土长的神灵信仰中。同时，尧山圣母作为女性神灵，也自然承担起一方百姓求子的信仰职责，“谁不是尧山爷那儿求下的”，一语道出当地人对尧山圣母求子信仰的崇信。顺治九年尧山庙碑记载：“岁清明日，城中诸士女，车马连翩，登临览胜且有祈嗣神庙，类多产子者。”清明游神时，远近村社的妇女多来此祈求子嗣，“车马连翩”可见当时盛况。此外，“郊媒祈嗣”也是民间妇女求神的主要内容，“祷雨祈媒，靡不应验处，其令士女之感激，诚无穷也，反映出信女因许愿灵验而对尧山圣母产生感激之情。在现存的多通碑刻中，所书捐银者多为妇女之名，且其名下常附有子名，可见圣母满足了当地女性群体的信仰需求。（二）个体发展需求相较于求雨、求子等群体的原始生存诉求，惩恶助善的神职功能更倾向于民众的个体发展需求，他们渴望建立一种规范理想、和谐公正的社会生存秩序。因此，尧山圣母被塑造为具有神通法力、可惩恶助善的女神形象。民众建构传说的动力系统决定了传说叙事的走向，直接体现在传说人物的行为塑造中，人物行为又构成传说故事的主要情节。民众的个体发展需求越强烈，传说人物的行为就越丰富、越具有抗争性。尧山地区流传的圣母惩恶助善传说深入人心，民众将生活中理想化的道德标准寄托在神灵身上，立体式地塑造出圣母“赏罚女神”的形象。尧山圣母的主要职能体现在“惩罚”与“救助”两个对比鲜明的行为上。尧山地区流传的圣母惩恶助善类传说，按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通过帮助名人、有威望的人来树立权威的传说，如“李自成奇遇尧山圣母”“尧山圣母与孙思渺”“灵应圣母救郑恩”等。第二类是依靠信仰的约束力去惩罚坏人的传说，如“恶有恶报”“尧山圣母惩贪官”“尧山圣母罚恶棍”等。第三类是宣扬神威不可侵犯的传说，如“不做神马落死马18“尧山爷意愿不可违”“见神不拜得病”“不能说尧山爷的坏话”等。在第三类传说中，根据故事性质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两小类：一类为神的权威通过强化甚至同化空间内民众的信仰习惯来实现，带有捆绑性，因怕得罪神灵、遭受神的处罚而形成的被动信仰。另一类为试图以神的权威建立民间生存秩序的故事，如民众会因偷盗、赌博等陋习而遭受神的惩罚。凭借高超的生活智慧，民众依靠土生土长的地方信仰建立起自己的生活秩序，依靠神灵的作用为生活确定方向与规则。在惩罚恶人、救助善者中，强化了尧山圣母赏罚分明的性格，确立了其民间的权威形象。二、契约形式下的轮流执社：十一社祭祀权的交接仪式是传说立体的、集中的展演，是以激烈鲜明的形式展现传说信仰的手段。尧山圣母传说仪式的实质是建立在尧山十一社轮流迎神基础上的权利置换仪式。尧山十一社信仰辐射范围广泛，却维持着超乎想象的和谐空间秩序，根源在于十一社内部存在着严密的组织体系与规约制度。顺治九年尧山庙碑记载：“前后十一社，代司香火。岁请明日，头社用鼓旗帜向庙迎攀，就本社行殿供奉一年，次年如似前仪，送神攀至庙，二社复迎之去。如是十一社毕，周而复始。”可见尧山十一社轮流执社的习俗由来已久。（一）轮流执社的合理性尧山十一社是围绕尧山圣母信仰所建立的组织，众社分布以尧山为中心向四周扩张，十一社内1 2 0 多个村庄形成一个封闭的村落联合。尧山圣母是民众塑造的惩恶扬善、护佑百姓的地方女神，尧山十一社是共享这一文化资源的民间祭祀组织。共享的虚拟模式是对神灵精神上的依赖，实体就是对区域内水资源的共用【6 。资源的共享可以加强地域内部民众的凝聚力，同时借助神灵的权威性来维护生存秩序。在共享的前提下，对公共文化资源进行博奔后形成了轮流执社的局面，即尧山十一社轮流接送神，以神的名义平等共享资源与神灵的护佑。轮流执社体现了利益均等的原始族群的分配观念，这一观念符合在生产力低下的生存状态中民俗心理的趋向，根本上还是建立在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平均观念上(7)。轮流执社的行为是为保障权利的享有，而权利的实现体现在仪式中接送神的行为。首先，要拥有接送神的权利，即成为十一社社众之一。尧山神庙前的十一级台阶，象征着尧山十一社，既表明了十一社地位的牢固性，又显示出一社接一社不可中断的轮流性。其次，要完成接神的行为，即本年将神灵接回自己社中，安放在本社的圣母行宫内，直到下一年再将神灵送回尧山总庙。每年活动开始前后，各社都要上尧山进行“交山”活动，意在将权力交还给总社，以保证下一次轮流执社活动的进行。至此，一个权力的享有与交接仪式圆满完成。轮流接送神的仪式不仅维护了村社的稳定，而且保障了地域范围内成员享有资源的合法权益。祭祀权的轮流规定了轮流执社的周期，十一年一轮，在时间确定的保障基础之上，象征权力的循环既不能转让也不可更改。（二）保障轮流执社的契约关系共享并不是促成轮流执社的充分条件，契约有助于保障轮流执社的实行。文化的共享造就了集群行为产生的背景，契约是保障行为延续的动力。在十一社接送神仪式中，经由契约流转的是承办权，即祭祀权力的变更。通过契约中介，空间内的成员发生关系，利用契约工具的理性来形成一定的契约控制1 8 。尧山十一社的接送神仪式可以流传千年，正是得益于一定的契约形式所发挥的控制作用。1.显性契约显性契约指在十一社轮流接送神仪式中，经多方主体共同拟定具有约束力的，能起到维系作用且有着契约性质的明文规定。例如，保存于尧山第七社的尧山神社交接簿中写道：“圣母神驾十一社轮流接送古有成规，因日久失次，屡年接送争论不定，今合社乡老公议授历年合通新例，钱服物件录写成簿，以传永久。各社均宜好好收藏至每年清明，山上交清不可损伤。母违是幸，十一社全订。”这是十一社平等签订的具有约束力的文字性契约。其中，对在仪式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神楼有着特别的记载：“神楼如有损伤，轮到头社公议修补，并言词永无争斗。道光十八年因一社私修楼桥，至咸丰元年清明，同众公议，自此以后，照例旧归永无反词。久后首社补修神楼，行贴商议，如有一社不到者，同众公罚。”可见，众社以契约公开、透明的形式规定了十一社的行为准则，具有极强的约束性。另外，当地流传的尧山十二社传说也证明这种契约的威慢力与执行力。据说在清朝嘉庆年间，因合理更改祭祀细节影响了当时作为总社的北社的利益，北社因此不满，便不遵守会规，不按规定时间接送神，导致其余十一社众怒，联合起来以神的名义将其逐出。当时尧山院内有一颗柏树，原有十二个分支，其中一支正好枯萎，给了各社联合要求北社出社的借口。北社一家难掩众口，无奈之下被逐出了社1 9 1 3 3。北社的行为威胁到了十二社之间共同达成的契约，因此被逐出共享群体。“出社”是对尧山各社19最严厉的惩罚，遵守十一社共同形成的契约，是保障自身权益的前提。“出社”与“入社”意味着是否可以加入信仰圈，加入信仰圈意味着可以得到神灵的底佑。2.隐性契约尧山圣母传说中的隐性契约，指在信仰空间内部存在人与神、人与人之间某种隐秘的契约关系，用以维持信仰的存在和仪式的延续，具体包括人神契约与交往契约。（1）人神契约人神达成契约的本质是人对神的承诺，是维系信仰空间神圣性的重要途径。人神互惠，是人神契约建立的逻辑，人敬神是人应尽的义务，神佑人是人享有的权利。十一社轮流接送神，以契约的形式维系着人与神的关系。每年清明节是人神契约的集中兑现期，人神之间达成了每年一次敬奉的契约，十一社轮流进行大型的集体仪式就是依照人神签订的契约不断地延续传承。从日常生活向神圣的过渡自然而然地表现在对时空的转变上，特定的祭祀时间是人对神信守承诺的表现，随着祭祀时间的固定，祭祀地点也逐渐确定下来，并最终固定在一个选定的场所1 1 0 。尧山“山下百余村，分十一社，每年清明，男妇数干，络绎进香”，仪式的起始地分别是执社村中的圣母行宫与尧山上的总庙，执社主体的轮流变化与仪式交接地每年都在总庙中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正是人神契约稳定性的表现。在仪式中人对神的贿赂，是维持契约关系的保障，也是形成人神互惠的中介，用以确保人们对自己拜神求吉功利心理的认可与心安。在仪式期间，当执的社和山上的总庙都会过庙会唱戏，唱戏历来是酬神的重要方式，通过歌舞声乐来实现人神两界的沟通。在游神仪式中，以物的交易达成人神契约相当普遍，民众希望圣母的神楼可以经过自家门前并多做停留，据说这样圣母会赐予他们更多的福补，这一愿望能否实现通常取决于对神敬献香火钱的多少，在神楼经过时民众要争先恐后地敬献物品（多为被面、香火、钱款等）并触摸神像。民众相信通过身体的接触可以间接获得神灵的保佑。除了特殊的仪式时间外，历代民众对庙宇的修同样是对人神契约的遵守。神庙、神灵、神社是民众心中不可割离的信仰体系。因此，对神庙的维护是维系信仰的关键。笔者在对尧山庙现存碑刻的整理中发现，除了少数官员和地方大户主持捐赠的修建之外，大部分修庙事宜是经各社共同商定的。对神灵的信仰，必须有一种传统的保持，在信仰者看来，神灵与他们命运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19160（2）交往契约人与周围群体之间同样存在一种隐性契约，即交往契约。在信仰仪式中，共享的观念并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号召性，而交往契约依靠契约无声的软控性对行为个体起到强制吸纳的作用，促使其加入集体行为中。可以说，交往契约保障了信仰仪式的完成。在仪式性的群体活动中，交往契约的建立是轮流执社行为顺利进行的保证。当周围群体都在做某一件事时，个人因情感上的被迫而渐渐被同化，最终会自觉加入其中，这就是契约的软控性，进而形成交往契约。交往契约带有声望损失的风险，社会成员为维护声望而履行契约，从而自愿或不自愿地参与具有符号象征性仪式的集体行动1人人都期待得到神的护佑，通过交往契约，完成个体向祭祀集体的靠拢，以稳固每年一定数量的祭祀仪式人群。在某社执社时，仪式经费通常来自募捐，社中成员在十一年一轮回的执社期，必须显示出足够的忠诚，尽管这种捐赠行为都是自发的，但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捐款，多则数万元少则数百元。如果有人不遵守约定，或许会被排挤出虔诚信仰的圈子，被群体孤立，造成声望的损失；如果积极配合这种约定，抛弃个体主义，便可以融洽地融入集体行为中。交往契约的风险使得参加仪式成为保障权利的一种手段。因信仰的集体遵循而形成的民众间特殊的情感维系纽带，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有效方式。三、土味的乡村契约：当代乡村文明建设的精神动力（一）传说契约精神的实践：内植控制与外化约束传说契约精神的实践方式分为内化与外化两种，既可以植入个体内部，也可以用约束形式外化。内植控制依靠诸如个人的羞耻感、对超自然惩罚的恐惧的威慢力量1 2 。传说契约精神的内植控制性，集中体现在人敬神、人向善则神佑人，人辱神、人作恶则神惩人的人神契约中。前面提及在当地流传甚广的圣母惩恶助善类传说，发挥出潜在的民俗制约功能。在日常行事中，因惧怕圣母责罚而产生的恐惧敬畏心理，成为人人坚守的道德底线；因渴望神灵底佑而形成的争做善事的向善心理，成为人生的价值标准。内植控制具有极强的独立性与隐秘性，难以达成公开广泛的效果。相应地，通过传说信仰也衍生出一套明文规定，即利用具有实质规约性的契约方式，以外化控制来督促人们遵守社会规范。外化控制通常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且会使用某些惩罚手段。神泉告示刻文记载：“近日牧童竞为洗羊饮羊之所，非所以妥神灵而悦神母也。今会长同议：如再犯者，罚戏一台、羊20一双，并及洗衣饮牲口者，一律同罪。特示。”在碑文中，惩罚令的发出方式为“会长同议”，证明了惩罚令的权威性，且用到“一律同罪”的字眼，表明民间规约的强制性。惩罚的手段以物质形式呈现一“罚戏一台、羊一双”。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现在尧山神庙中的神职人员通常由总社安排，每当总社召开会议时，其余众社要积极、及时地参与，若未能按时参会，需向总社请假。由此可见，总社在管理中具有实质性的权威，且在游神仪式中，拥有总社、头社、主社等头衔的大社总是较其他众社享有更多权力。例如，只有总社才有资格修补神楼；清明节前后三天必须是头社人在山上收香火钱等。这种民间等级秩序的出现原因，在于乡土社会中民众自发形成的以圣母信仰为核心的道德体系。（二）现代乡村契约精神：从边缘化到创造性转化作为乡村空间内部传承的信仰活动，尧山圣母传说的契约实践既包含道德控制，也包含规章约束，这两点恰是当代乡村治理需要的核心精神。如果将小传统孕育下的契约精神引入现代乡村治理的大传统体系中，那么作为民间信仰方式的契约精神，是否能以合理、正当的姿态参与现代乡村治理？其长期以来边缘化的地位是否可以得到修正？在传统文化环境中，民间信仰存在着一定的文化认知隐患。杨庆堃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中指出：“在民间层面上的普遍深入的神秘体验和信仰，在表面上几乎看不出明显的道德寓意，因此，熟悉制度性宗教的人，会很自然地将中国人看成是一群迷信的人。”1 3)这句话指明了中国传统宗教信仰存在被边缘化、污名化的尴尬境遇。尧山圣母传说在“文革”时期遭到巨大破坏，一度被认为是迷信活动而被迫中断，虽然在新时期恢复了部分仪式活动，但其边缘化风险时刻存在。民间信仰因其自发性、功利性、神秘性等特征，势必会存在一定的消极落后因素。但在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正确引导下，在民间信仰道德体系的规范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定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之用。尧山圣母传说中的契约精神能否在当代乡村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缕清它与现代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是为其正名且摆脱边缘化地位的重要手段。1.契约精神参与乡村治理的合理性民间信仰方式与国家治理模式之间存在一个显著而稳定的沟通特征，那就是隐喻式模仿逻辑1 1 4 ，政治存在的目的是稳定社会秩序，信仰的终极目标也是维护民众的社会稳定。尧山圣母传说中所蕴含的扶贫济弱、赏善罚恶、言之有信、锲而不舍等优秀品质，与中国传统的优秀道德文化体系相契合，经过积极的改进转化，它与国家政策法规相配合，起到了维系乡风文明的重要作用，足以证明民间传说中的契约精神是构建和谐乡村社会的重要资源，其最高境界与目标追求是社会的和谐统一。尧山圣母是当地民众生活秩序建立的重要标杆，成公增修尧山功德碑记载：“每清明，各村社伙祭赛，因其逼庆，争斗构讼，以成仇隙，相寻不已。夫神，听和平，至于争，则神其吐之口。修庵为銮危崖，平险阻，斩荆棘，砌洞广十丈，各村社伙，使各有定地，岁以为常，而争者以息。盖礼至则不争，修庵而以口率众，定民志，厚风俗，厥功抑又伟哉。修庵之奉也，其不惜费，奇。不劳也，奇。始终如一而要于有成也，奇。平民之争而神人胥悦也，更奇。凡皆乡人所不肯为，不能为，而修庵为之，是以感人心而传永久也，其为忠孝节义之大爲者乎。”碑文所述之事充分展现了在信仰的合力下，民众由内而外、自下而上解决生活纠纷、建立民间秩序的过程。以庙宇为中心的仪式场合更有利于明了在平常的生活场景下不易显露的社会分化与权力支配关系1 5 。民间信仰本身就寄托着乡村生活秩序建构的现实需求，它在民间形态中更加自由化，更易与民众建立亲密关系，因此在乡村社会治理中更易于被接纳。杜赞奇（PrasenjitDuara）认为：“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有多种方式和途径，而民间信仰即为其一。”1 6 民众通过地域内部的信仰活动为自己寻找到一个可以归属的群体，这种群体性的信仰活动，是实现当代乡村治理的重要动力。民间信仰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利用民间信仰提高社会治理秩序，有利于提高地域内民众的向心力与认同感。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尧山圣母传说中的契约精神将发展为促进新时期乡村振兴的动力，成为维持乡村社会稳定的一大利器。民间社会对契约精神的维护与运行，有一套经历长期实践所形成的机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国基层社会的正常运转1 7 。首先，契约精神可以有效提升乡民的现代契约文化认知。通过合理引导，将传说中的契约精神转化为现代契约文明，助力乡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整体提升其精神面貌。其次，契约精神可以营造和谐的乡民关系，依靠共同信仰形成的契约精神能够有效维系群体关系，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乡村内部交往系统，为地方社会的基层治理奠定坚实的基础。最后，契约精神可以优化乡村空间秩序。中国传统契约精神的追求要旨在于整体性、和谐性、稳定性，并且它能将法律的强制性与道德的软控性双向21结合发挥调和功能，有效化解乡村社会生活中的矛盾，为建立有序且稳定的乡村文化生态环境提供保障。2.契约精神如何参与当代乡村治理民间传说中的契约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化继承与弘扬的根本立足点在于“两创”方针，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期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民间传说中的契约精神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就要按照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1 1 8 。因此，尧山圣母传说中的契约精神是一种民间信仰，参与现代乡村治理，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其创造性转化的基本核心在于“新瓶装新酒”。“新酒”与“新瓶”分别代表契约精神的新内涵与新形式，具体而言指提炼新的精神内涵，创造新的传承形式。尧山圣母传说中的契约精神规定了人与人、人与神之间权利与义务的交换原则，其契约精神形成的核心在于圣母权威形象的确立。但神灵是虚幻的形象，难以有效地规范现代文明社会中民众的行为，又因现代科技的进步，民众对神灵的依赖已从生存性转化为尝试性，神灵信仰的可控性逐渐减弱。因此，需要将神灵的形象幻化或凝练为人们心中稳定的价值体系与行为标准，换言之，就是将信仰心理的核心载体由神灵转化为现代制度。新内涵指将民间传说中的契约精神创造性地转化为现代乡村治理、乡民自治的制度助力。契约精神从信仰到制度的转变，乡民社会从被动管理到和谐治理的转变是其新内涵的主要体现。乡村振兴战略是当代中国乡村稳健发展的指向标，乡村文化与制度自信是实现乡村内部振兴的基本前提。契约精神是使乡村获得制度自信的重要途径，它不仅对乡村振兴战略中明确提出的“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具有指导意义，而且为推动乡村社会向和谐治理转变提供了理论基础。首先，民间信仰自有的文化约束力，是民众进行自我管理的重要方式，是一种乡民自治的精神基础。基于尧山圣母传说衍生出的生存信条，结合现代政治、文化制度的积极指引，可以为充分发挥当地民众主体性的社会治理新形态，以及村镇各级管理部门与民众上下互动的良性发展模式的形成奠定基础，这是契约精神新内涵在当代的作用发挥。其次，土味的契约精神可以切实增强农民的文化自信。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间信仰常被称为“农民的信仰”，尧山圣母信仰是不折不扣的“农民的信仰”。从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中挖掘精华，用农民自己的文化来服务自身的发展，不仅可以有效提升农民的文化自信，而且有助于加快契约文化的当代改造与利用进程。新内涵的关键在于将契约关系完全融入现代乡村生活，完成从隐秘信仰心理到现代文明制度的转变，得到社会、集体的理性认可。提炼新时期乡村契约精神的时代内涵是创造性传承契约精神的核心，乡村契约精神的发展需要与时俱进、因时而变，挖掘并弘扬其内部蕴含的自由平等、互惠诚信、和谐法治、互助互爱等现代精神要素，摒弃、改造源于民间信仰文化中的糟粮。新形式指对契约精神的执行，不再完全依赖修庙建祠、求神祭拜等信仰行为，而是转化为实质性、理性的契约行为培育，强调契约精神的乡村现代表达形式。一是破除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等级性，消神秘性，不再以神灵为中介，强调自由、平等、文明的新型契约关系。现代契约精神的发展要将对神的权威崇拜、敬畏虔诚转化为对崇高道德的追崇、对现代法治的遵循。对契约精神的遵守不再借助对神灵的信仰，而是逐步转化为对现代文明法治制度的信仰；对契约精神的坚守不再是为维持人神关系，而是旨在构建和谐的乡村生存空间。同时，要拓宽契约精神实践的有效场域，不拘泥于仪式活动、信仰行为，要渗透至更加广泛的乡村社会生产、生活领域，强调人与人之间生活化的和谐、平等和真诚。二是将契约的形式内化为行为的准则与潜移默化的习惯。民间对契约的履行往往会依靠外力，无论是神灵的惩罚约束、乡社的管理制约，还是民众内部的调解，形式往往成为保障契约达成的重要条件。而现代契约精神的发挥，最优方式就是摆脱形式束缚，内化为人们心灵深处必须遵守的社会法则，将契约精神凝聚为“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1 5 1 6，即内化为一种潜移默化的自觉行动力。尧山地区流传的圣母传说与仪式活动早已深入人心，关键在于要将这种集体记忆融入现代文明中，祛除信仰的功利性，追求更高境界的精神秩序。三是协调好契约精神发挥作用的两种形式，即道德调节与法理调节的参与力度。乡土社会的本质是礼治，表现为对世代流传下来的传统规则的服。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逐渐繁复，在“无法”的社会中，传统契约精神具有的超越法律的伦理性、发展的妥协性问题日益凸显。但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需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需要理性来支配人们的活动一一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1 5 1 4 9-5 3。鉴于此种特质，现代乡土22社会契约精神的发挥需要向理性法治精神的一端倾斜，弥补其所缺，同时辅之以适度的道德制约。只有多管齐下，才能将源自民众信仰的契约精神真正重塑为现代文明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四、结语民间传说中的契约精神，既可以发挥契约文化的本体功效，又兼具信仰的作用。契约精神参与现代乡村治理的途径，是一种以民间立场与国家在场为特点的民间社会秩序重构方式。契约精神充分尊重了优秀传统民间文化的现代价值，承认了非正式的民间权力载体存在，同时也从国家正式权力的角度支持与保障了传统乡村文化的有序发展。十一社是跨村落性质的联合祭祀村社组织，在当地的社会维系中发挥着特殊作用，它的稳固团结使得当地社会与之同样稳固1 9 1 5 9。民间传说中的契约精神早已成为当地民众无法脱离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无法遗落的文化精神，是发展着的中国乡土文化元素。在现代经济文化飞速发展时期，弘扬契约精神以维护社会的和谐与长治久安，需要本土经验的支持，本土经验的挖掘就是要从中国民众自己创造的文化中寻求核心精神力量，并在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中重获新生。注释该民间传说案例所传达的契约精神是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政教育的重要资料，因此，本文是笔者在教授民间文学课程第四章传说时的课堂讲述案例之一。重修尧山灵虚观记碑现存于陕西蒲城尧山庙西侧龙王洞门外，部分碑体埋入土中，地面碑体高1 6 8 cm，宽7 5 cm，厚2 3 cm，元至元二十一年（1 2 8 4 年）立石增修尧山庙碑现存于陕西蒲城尧山庙前殿台基西侧，高1 6 0 cm，宽6 8 cm，厚10cm，清成丰八十九年（1 8 5 8 年）立石。重修尧山夫人殿记碣现存于陕西蒲城尧山庙前殿台基西侧阶下，高8 7 cm，宽5 0 cm，厚1 6 cm，宋熙宁二年（1 0 6 9年）立石。顺治九年尧山庙碑现存于陕西蒲城尧山庙西侧四神庙西阶下，部分碑体埋入土中，地面碑体高1 1 5 cm，宽6 7 cm，厚1 6 cm，清顺治九年（1 6 5 2 年）立石。竖尧山圣母旗杆碑现存于陕西蒲城尧山庙大殿东屋檐下，高1 7 9 cm，宽8 1 cm，厚2 1 cm，清乾隆二十九年（1 7 4 6 年）立石。尧山神社交接薄间断性地记录了自清代嘉庆年间至2 0 0 1 年的尧山诸社交接事宜，该薄现存于尧山七社。成公增修尧山功德碑现存于陕西蒲城尧山庙前东山嘴上，高1 5 2 cm，宽72cm，厚1 5 cm，清康熙五十年（1 7 1 1年）立石。神泉告示刻文现存于陕西蒲城尧山庙山门内石狮后，高1 3 3 cm，宽6 4 cm，厚2 6 cm，清嘉庆五年（1 8 0 0 年）立石。参考文献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N人民日报，2 0 1 4-1 0-29(01).2利维坦 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 9 8 5:9.3蒲城县志编纂委员会.蒲城县志 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 9 9 3:8.4李体仁，王学礼.蒲城县新志 M.影印版.清光绪三十一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 9 7 0.5费孝通.乡土中国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 9 8 5.6闫咚婉，魏晓虹.论地方传说生长的内部机制：以山陕湘三地尧女传说为例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51-59.7王立，陈立婷，“轮流奉妖”母题的传播与文化的异变整合.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1 6(1)：9 7-1 0 4.8尤春媛.市场经济契约文明法治政府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 0 1 2:1 8 5.9秦建明，吕敏.尧山圣母庙与神社M.北京：中华书局,2 0 0 3.10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M.赵丙祥，张宏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0 5:1 6 8-1 6 9.11李金泳.仪式传播与集体行动：宗教仪式中的交往契约：基于对中国粤西民俗“年例”的民族志考察 D.广州：暨南大学，2 0 1 5.12哈维兰，文化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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