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赫那吞改革与摩西改革中民众因素比较分析_赵克仁.pdf

埃赫那吞改革与摩西改革中民众因素比较分析赵克仁（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摘要 古埃及法老埃赫那吞执政期间发起了废除多神而提倡一神的宗教改革运动。其改革受到民众的否定，以失败告终；相反，希伯来人首领摩西在其后率领族人逃出埃及，将希伯来宗教改革为犹太一神教，取得成功。对比这两次宗教改革，民众的态度是成败的关键。民众接受改革的程度受其宗教传统、文明属性、民族特性、历史观以及领导人素质等多重因素影响。对比历史上两次改革中的民众因素，剖析其形成原因，无疑对我们今天进行的社会改革具有一定参考和借鉴意义。关键词 埃赫那吞宗教改革；摩西创立犹太教；民众因素中图分类号K411.21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1-0215（2022）06-0024-08众所周知，希伯来文明与埃及文明同属环地中海文明，前者与后者之间有继承关系。公元前1250年希伯来人首领摩西率领族人逃出埃及，途经西奈山时接受十诫，创立了犹太教，于是犹太教成为人类历史上出现最早的一神教，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在摩西创立犹太教之前，希伯来人领袖亚伯拉罕在两河流域的吾珥地区就确立了本民族的“独神崇拜”。摩西创立犹太教，实际上是对原有的希伯来宗教进行的一场改革。在此之前，新王国第18王朝法老埃赫那吞（公元前1352公元前1336年在位）在国内进行宗教改革，企图将埃及的多神信仰改为一神信仰，改革最终失败。对于这两次改革，我国学界对埃赫那吞改革失败和摩西改革成功原因都有一定研究，对其中的民众因素也有涉猎，但不够深入。将二者改革中的民众因素进行对比的文章，笔者尚未看到。古今中外，改革成功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能否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是改革成功的关键。对于摩西与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来说，亦是如此。笔者拟从比较的视角探索这两次宗教改革中的民众因素，分析双方民众对改革的态度并对比其形成原因。从文明比较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两次改革，希冀能有新的收获。一、宗教传统有别埃及宗教与希伯来宗教截然不同。埃及宗教是土生土长的，属自然成长起来的宗教，而希伯来宗教是在不断地叛逆中成长起来的宗教。两个宗教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对民众的影响力不同。埃及宗教经历了一个从初级到高级、从拜物到拜人的发展历程，循序渐进是埃及宗教发展的显著特征，埃及宗教发展的第二个特征是宗教理论与教义教法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到埃赫那吞统治的新王国时期，埃及宗教在理论上已臻于成熟，过了补充完善的成长期。埃及宗教的上述两个特征，决定了埃赫那吞宗教改革的艰巨性。要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改革，等于打破传统，所以宗教改革绝不能大胆冒进，只能循序渐进。改革不能抛开原来的基础，如多神信仰、君权神授、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等流行了上千年的政教基金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埃赫那吞改革与摩西创立一神教比较研究”（项目编号：HB20SL002）。作者简介 赵克仁，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东史、国际关系史。内 蒙 古 民 族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Minz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Vol.48 No.6Nov.2022第48卷 第6期2022年11月24DOI:10.14045/ki.nmsx.2022.06.012关系特征。倘若脱离传统必然遭到反对，被民众认为是离经叛道。希伯来宗教的历史传统与发展历程与古埃及截然不同。如果说土生土长的埃及宗教为“原生宗教”，那么希伯来宗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次生宗教”，次生的希伯来宗教具有叛逆、挑战传统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说，希伯来宗教就是在不断叛逆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相对于埃及人来说，希伯来民族是一个兴起较晚的游牧民族。希伯来人在两河地区游牧的时候，众多的文明已在该地崛起，这些文明在当时大都奉行多神信仰。亚伯拉罕在众多的神灵中选择了一位叫雅赫维的神作为本民族的神。亚伯拉罕确立了本民族的神灵，当然他不完全否认其他神灵的存在。为了寻找更适合的牧场，同时摆脱其他神灵对希伯来人的影响，亚伯拉罕率领希伯来部落迁徙到迦南地区。这次大迁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对周边民族传统的一次叛逆。根据以色列历史学者阿巴 埃班（Abba Eban，19152002）记载，希伯来部落之所以从两河流域迁徙到迦南地区，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对美索不达米亚人生活和思想中那些不合理的东西感到不满”。1 8我们从 圣经 记载得知，亚伯拉罕并没有直白地表达对当地生活与传统的不满，但我们可以通过其神的话语推断出来。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2这段经文翻译过来，可以这么理解：居住在当地的希伯来人是个默默无闻的少数部族，不仅得不到关注而且还不时遭人咒诅，看来希伯来人在当地并不很受欢迎。既然如此，神给亚伯拉罕说，你干脆离开这里，我给你指个地方，或许更有利于部落的发展与壮大。对那些帮助过你的人，神一定赐福给他们，天下人都因与你结缘而得到幸福。希伯来人定居迦南不久，因为饥荒被迫再次迁往埃及。当时的埃及已经是有着高度发达的宗教与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希伯来人寄居埃及达430年之久没有被同化已经称得上奇迹，这种奇迹来自希伯来人的文化传统。以色列史学家阿巴 埃班在 犹太史 中这样写道：“以色列的历史还在朦胧之初就是反抗，而不是对某种传统的继承。”1 8在希伯来民族遭受法老迫害之际，民族英雄摩西挺身而出，反抗法老暴政，率领族人出埃及，并在途径西奈山时创立犹太教，这可以称为第二次叛逆，这次叛逆打破和抛弃的是埃及的传统。经过几百年埃及寄居生活，希伯来人沾染了许多埃及人的习性。他们已习惯于屈从和忍耐，丢失了希伯来人传统的批判精神。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Shimon Peres，19232016）精辟地指出，摩西创立犹太教以及反抗法老的运动，发生在许多代希伯来人习惯于屈从法老威严的时候，对于重塑希伯来民族精神意义重大。3 4摩西的宗教改革具有双重意义：一是摒弃了埃及文化传统，重塑了希伯来民族的反叛精神；二是发展了亚伯拉罕的单一主神教，将希伯来宗教由独神崇拜变为真正的一神崇拜。犹太教是历史上创立最早的一神教已成为学界共识。正是希伯来民族具有反抗与叛逆的传统，才使摩西创立的犹太教成为一场成功的改革。此后，反抗、叛逆、不迷信权威的批判精神融入犹太教，成为犹太文化的精髓。这种精神后来被西方文明所继承，成为人类思想的精华。二、文明属性异质文明属性的不同是影响民众对宗教改革采取不同态度的因素。从文明属性来讲，埃及属农耕文明而希伯来属游牧文明。众所周知，古代埃及人主要依靠定期泛滥的尼罗河开展农业生产。“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一句名言，史学家用“大河文明”描述埃及文明是十分贴切的。4无论是希罗多德的名言还是后来史学家用“大河文明”来命名，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埃及文明与尼罗河的关系密切。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如同日月星辰一样主宰着生活在尼罗河畔的埃及人。埃及人在尼罗河畔过着规律有序的农耕生活。长期有序的农耕生活塑造了古埃及人墨守成规的性格。生活节奏随着季节变化，使埃及人习惯于按部就班。在思想意识上，埃及人缺乏冒险精神，思想相对保守，不敢探索新的生活方式。生活经验和生产实践告诉埃及人，在农耕文明中如果违背自然规律必将受到神灵的惩罚。古埃及人拜自然为神灵，视自然规律为宗教戒律，不能随便违背。对于面朝河水背朝天的埃及农民来说，只要虔诚地敬拜神灵，按照季节更25替、一岁一枯荣的自然法则安排农业生产，就能获得好的收成；按照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自然规律起居生活，就能有健康的体魄。农耕文明可以培养出成千上万的顺民，但要培养出“离经叛道”的改革家则困难重重。生活在沙漠与河谷绿洲中的埃及人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质：沉默而虔诚。5农耕文明的特质，使埃及人已经习惯于专制法老的统治。传统的埃及神学将法老和埃及最大的神灵太阳神绑定在一起，历任法老都自称是“太阳神的儿子（Son of Ra）”。6在这一点上埃赫那吞遵循了传统，埃赫那吞也称自己是太阳神阿吞的儿子。7引起争议的是，改革对其他神灵的否定，只能信仰唯一的神阿吞。多神教在埃及流行了上千年，在民众的思想里根深蒂固。这一改变，使埃赫那吞在埃及民众眼里成为不务正业的“异端”法老。埃及民众在心理上对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难以接受，在行动上会本能地产生排斥和反感。希伯来文明属于游牧文明。希伯来人面对的是广袤的原野，心胸豁达、热情好客、豪放不羁是希伯来人的民族特性。游牧文明由于内需不足，需要通过商品交换与市场经济来维持其平衡。由于经常与外界进行商品交换，视野比农耕民族开阔，于是形成了希伯来人善于接受新鲜事物、不排斥外来文化、相对开放的文明特性。希伯来人不可能墨守成规，因为游牧的生活需要不断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与不同的周边民族接触，否则难以生存下去，于是希伯来文化具有开放性，善于吸纳异族文化，对于异域风情怀有强烈的兴趣和好奇心，敢于探索新事物。复旦大学顾晓鸣教授是对犹太教和犹太文化研究较深的学者。他在 论犹太文化对文化研究的意义一文中分析了犹太文化的种种矛盾现象，8在其著作 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 中详细论述了犹太文化如何将外来文化融合到本民族的文化之中，同时又不影响本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他认为，这个将外族文化内化的过程是“不断内旋的过程，是传统结构不断复杂化和稳定化的过程。当然，内旋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对外界新文化的吸收和文化的融合。只是内旋的过程以维持传统为主旨，因此今日那些充分发展了的民族文化都在内旋的过程中发生革命性的突破。”9他认为，犹太文化对外族文化吸收融合的内旋过程之所以能够成功，不会伤及本民族文化，与犹太民族的客民身份密切相关。由于不断迁徙，犹太民族相对于定居的所在地居民来说是客民。他们的客民身份具有“中介性”的特征，正是这种“中介性客民”身份的特点，才使犹太民族可以完成“文化内旋”的过程。希伯来-犹太民族不断迁徙的历史表明，希伯来-犹太文明所具有的开放性为自己民族的文化创新创造了条件，使希伯来-犹太文明在古代走在了其他文明的前列。10 3242综上所言，希伯来-犹太民族的历史就是不断迁居与漂泊的历史。每到一个新地方他们需要适应新的环境，希伯来人对环境的适应力和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力要远高于生活在农耕文明条件下的埃及人，这也是摩西宗教改革能够为民众接受的因素之一。三、民族特性不同埃及与希伯来两个民族的特性不同，不同的民族特性是影响民众对改革态度的因素之一。在群众基础方面，与埃及民众相比，希伯来民众对改革的迫切愿望与接受程度上都高出许多。摩西的宗教改革对于希伯来人来说关系到民族身份的重塑与民族的未来，而埃赫那吞改革对民众影响不大，没有触及民众的切身利益。第一，两个民族对宗教改革的渴望程度不同。埃赫那吞统治下的埃及民众，属于本土主体民族，对改革的愿望与渴求方面不如希伯来民众强烈。长期的农耕生活与法老的专制统治，使埃及人变成了墨守成规的顺民。更多的埃及民众希望过因循守旧、按部就班的生活，所以安于现状、知足常乐是埃及民众的常态。他们普遍对改革兴趣不大，没有变革的动力。与此相应的是，反对改革的势力相当强大。为了对付反对派对改革的影响和破坏，埃赫那吞不得不迁都阿玛尔纳，在新首都、新环境中，在受传统思想影响较小的埃及民众中进行改革。希伯来民族寄居在埃及歌珊地区，属于客居的少数民族。长期以来，他们受到当地民族的歧视，按照希伯来 圣经 记载，当时埃及政府规定希伯来人不能与埃及人一起就餐。1 11地位低下、没有国家的民族寻根意识更加强烈，这些特征使他们有着了解自己本民族传统与历史文化的强烈愿望，希望祛除自己身上的异族色彩，彰显自己的民族特性，这是埃及民众所没有的。26第二，埃及与希伯来两个民族的民族认同的纽带有巨大差异。埃及民族是个土生土长、有着悠久历史与文化的正常民族，埃及人的民族认同感主要来自尼罗河的地理与人文环境。新王国时期埃及阿蒙神庙的祭司曾代表神灵发出这样的昭告：“凡是被尼罗河水淹没的地方都是埃及的土地，凡是饮用尼罗河水的人都是埃及人。”11可以说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生活方式使埃及人结为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与埃及人相比，希伯来人处于寄居和漂泊状态，没有国家、没有地域、没有归属感。在民族认同中剩下的两个元素是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然而由于希伯来人在埃及寄居的太久，希伯来人的语言文化和民族习惯也处于被埃及文化同化的危险境地。由于寄居的原因，他们不得不与当地人一起生活。在与埃及人的交往中他们学会了埃及语，在与埃及人一同生活的过程中，他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都发生了变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逐渐适应了在埃及的定居生活，对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知之甚少。埃及文化对希伯来人影响至深，希伯来人的割礼、穿衣打扮甚至对死后尸体的处理等很多方面都受到埃及文化的影响。上述情况使摩西深深感到，只有通过宗教改革，才能拯救希伯来人。摩西的宗教改革，其目的就是要恢复希伯来传统，重塑希伯来人，使希伯来人变为真正的希伯来人（犹太教创立之后被称为犹太人）。摩西努力发掘希伯来民族的历史，撰写了 摩西五经（音译托拉）。摩西五经 不仅记录了他的改革思想，而且对希伯来宗教进行了扬弃，可以说是一次守正创新。以色列史学家阿巴 埃班认为，摩西创立犹太教，其核心确立了“一个神上帝，一个民族希伯来人，一个地区应许之地”。1 9这不仅是对希伯来宗教的创新，而且凝聚了希伯来人的向心力。反观埃赫那吞的改革，他用阿吞替代了当时埃及人崇拜的主神阿蒙，对全国实施全面控制。埃赫那吞声称，只有他能代表阿吞说话，向阿吞传递人间的信息。他是阿吞与人之间进行交流和沟通的唯一渠道，如此就剥夺了阿蒙祭司集团的话语权，也剥夺了一般民众与神灵交往的权利，一切祈祷都必须面对法老或者法老的雕像进行。法老自称是阿吞的儿子，太阳的光辉只照耀在法老和王后的身上。事实上，“阿吞”一词是早在埃及古王国时代就出现的概念，后来出现在中王国时代的棺木文中，到埃赫那吞改革时，一直在用。按照新教义，埃赫那吞被视为与太阳神阿吞同一，唯一的区别是名称的变化。12从新教的内容看，人神关系没有发生变化，人的命运依旧由神灵主宰。从人神关系看，摩西对希伯来宗教改革后提出的“契约观”比埃及宗教的“人命神定论”先进。契约，意味着人神关系的互动。这一互动过程以神人之间的契约为纽带，以犹太人作为上帝的选民为基础。作为上帝的选民，并不仅仅意味着享受上帝的独一无二的“特殊”待遇（quality），还意味着犹太人必须履行条约义务，践行上帝之约（duty）。13摩西对希伯来宗教守正创新的改革，改变了希伯来人的命运，将希伯来人变为犹太人。犹太人虽然没有固定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甚至不是同一个种族，但犹太人有了 摩西五经，有了犹太教经典作为文化根基，这就使犹太人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文化为“藩篱”的民族，以“立约”的形式厘定了民族认同的标志。14 45按照历史发展规律，在原始社会，人类社会以血缘关系作为社会认同；在埃及神权主导的奴隶社会，以地域作为民族认同；而寄居在埃及没有祖国的希伯来人，以宗教文化作为民族认同。摩西宗教改革确立了希伯来人以宗教文化为认同的标准，此后犹太人将宗教作为自己的归宿。时至今日，犹太人仍是一个以宗教为藩篱的民族，即犹太人必须是信仰犹太教的人。在犹太教中，犹太教与犹太人是统一的。正如德国研究犹太史的学者利奥 拜克所言：“犹太人存在于犹太教中并为犹太教而存在。”15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虽然事关王权与神权孰大孰小，但对于埃及民众来说不关痛痒，而摩西对希伯来宗教的改革事关希伯来民族存亡。正是不同的民族认同，导致两个民族对改革的渴望程度、迫切程度大不相同，改革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四、历史观的影响不同的文明历史观对民众对待改革的态度有一定影响。埃及人的渐变历史观与希伯来人的直进历史观是影响双方民众对宗教改革持不同态度的重要因素。27埃及文明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尼罗河水主宰着埃及农业的发展。埃及人从自己对自然环境的观察得出了埃及人的历史观，这些自然因素包括季节的更替、日月穿梭与一年一度的河水泛滥。16埃及人认为历史的发展如同季节的轮换、日月的运行一样是循环往复的运动，历史的发展规律就是秩序混乱秩序这样的循环。埃及宗教认为最美好的世界是神创的原初世界和人去世后亡灵要进入的来世。在神创造出世界上的一切之后，神也创造出人类。人类由于贪婪的本性，不断破坏神创的秩序世界，由此导致人间的混乱不堪。法老是神在人间的代理者，有权代表神控制人类、教化民众，维护神创的原初的世界秩序。埃及人认为，循环往复是历史的发展规律，人类无法改变。在埃及人眼里，历史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任何突变和改革都是与历史发展规律相违背的，就像埃及的农夫相信庄稼是一天天长起来的，拔苗助长只能带来灭顶之灾。埃及的宗教要求人们敬畏神灵，维护神灵安排的世界秩序。埃及宗教的发展，形成了埃及的传统文化，历史观属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深深影响着埃及民众，并从思想上束缚着埃及民众。这种历史观使埃及人在历史上很少反抗法老的统治，致使埃及王朝时代延续了三千多年。埃及人的历史观在创造出辉煌灿烂埃及文明的同时，也禁锢了埃及人的思想。埃赫那吞宗教改革的失败与埃及宗教的渐变历史观对人民思想的影响有密切关系。可以说，埃赫那吞宗教改革面向未来，要求人们在短期内接受巨大的变化，而受传统文化影响至深的埃及人不能适应这种变化。结果，埃赫那吞急于求成的改革思路与人们循序渐进的思维模式发生了冲突，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埃及不同，希伯来宗教的历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线性“直进的”，并不是无意义的没有终极的循环。14 41希伯来人并不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简单的循环，他们认为历史发展是一个渐进的、由低级到高级、不断演化的历史过程。希伯来人的“直进历史观”，与其生存环境和历史演进是分不开的。在寄居埃及之前，希伯来人是一个游牧民族。游牧环境不可能遵循固定的模式，他们逐水草而居。生活环境处于变化之中，可以说月月有变化，天天有风景。由于内需不足，游牧部落需要通过商品交换才能满足自己所需，这种商品交换与市场经济，使希伯来人的眼界与信息渠道都与农耕民族不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历史观受到单一主神教的影响。当希伯来人的祖先亚伯拉罕游牧到两河地区时，两河地区的各民族都奉行多神信仰，亚伯拉罕从众多的神灵中选择了雅赫维作为本民族的神灵。如上所述，受市场经济交易规则的影响，希伯来人与神灵雅赫维建立了契约关系。希伯来人敬拜自己的神灵，神灵要对希伯来人的虔敬给予回报。人履行与神达成的契约的过程就是历史发展的历程，人通过践约不断得到回报的过程就是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人不断践约不断得到神的赐福和回报。人遵守宗教戒律不断完善自己，未来总有上升的空间；神灵根据人的努力，增加或减少赐福的内容，这样就形成了直线进化的历史观，持这种历史观的民众对改革容易接受。摩西的改革是对亚伯拉罕单一主神教的继承与发展，并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由于整个民族与上帝签约，作为契约的履行者，他们在履行契约时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律法一经制定出来，任何人不得凌驾其上，律法对全体希伯来人具有约束力。从这个角度看，“摩西律法包含着对民主性和正义性的弘扬和肯定，对人类权利的尊重，这一点使历史上所有的律法都变得黯然失色”。17摩西创立犹太教其实是对本民族以前宗教的复兴，是对传统的强化和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其结果是人与神的契约更加明确。摩西将他的改革思想统统汇集在 摩西五经 当中。摩西撰写的 摩西五经 并不是离经叛道，而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复兴。10 3739因此，可以说不同的历史观影响着民众对改革的态度。根据古埃及渐进循环的历史观，改革必须是缓和的、慢节奏的，希伯来“线性直进”的历史观有利于民众接受新的改革方案。五、领导者的个人素质摩西与埃赫那吞的成长经历相似，都是在埃及宫廷环境下成长，但二人的心理状态与对各自群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不同。作为法老培养的埃赫那吞，由于出身王室血统，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法老，这符合埃及法律，埃及群众对这样一位出自王室的法老并没有感到特别之处。几千年来，埃及人习惯于法老制度。他们觉得这样一位法老和历史上的法老一样，会按照君权神授的宗教传统和宗教仪规执政。埃及人墨守成规，习惯于接受传统28的法老统治，使一般埃及人不能接受的是，埃赫那吞虽出身王室，但不尊重传统，竟然想撇开流行了千年的埃及传统宗教，另搞一套。宗教祭司集团更不能容忍埃赫那吞削弱祭司的权力，大权独揽，实行以王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更让埃及人不能接受的是，流传了上千年的多神信仰突然要被改为只信仰太阳神阿吞一个神，其他所有神灵都不许信仰、都要废除。当初，埃及之所以实行多神信仰，固然是宗教发展规律使然，即多神自然崇拜是符合宗教发展规律的。在王朝建立初期，美尼斯依旧选择多神信仰，有意保留各部落的神灵，其目的很明确，即利用包容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笼络人心，最终实现民族和解。美尼斯国王在公元前3100年统一了整个埃及。他的宗教文化政策是多元的，民族政策是宽松的。上埃及国王美尼斯虽然通过武力征服了下埃及，但他并没有废除下埃及的神灵，拆掉神庙，而是将上下埃及所有的神灵都搬进了统一后埃及的神殿，甚至为了缓和与被征服地区（下埃及）的紧张关系，美尼斯不厌其烦地举行了两次加冕仪式。他先是在下埃及进行了一次加冕仪式，头戴下埃及的红王冠；然后他又返回上埃及，在自己家乡又举行了一次加冕仪式，头戴白王冠，这样就使美尼斯成为头戴白红（上下埃及）王冠的双冠王。18为了使上下埃及的关系和睦，美尼斯在上下埃及的交界处（位于现今开罗附近），修建了一座新首都叫白城，后来命名为孟菲斯。美尼斯之所以将孟菲斯作为新的首都，既没有将上埃及的首都底比斯也没有将下埃及的首都格尔塞作为统一后的首都，正是为了平衡不同部落之间的关系，为各民族和睦相处创造条件。19美尼斯的这些做法缓和了被征服地区的民族关系，既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和谐发展，也将统一后的埃及建构成文化多元的和谐社会。埃及统一后，历代君主都实行主神崇拜与地方神灵崇拜并行不悖的宗教政策。如今埃赫那吞要打破传统，必然遭到大多数民众的反对。与埃赫那吞不同，摩西虽然也是在王宫中长大，但当有人偷偷告诉他并非出身王族，而是埃及公主在尼罗河中捡到的弃婴，这种身世谜底的揭破使得摩西的心理一定发生了巨大变化。创伤心理学理论认为，如果一个人在童年受到心理伤害或者创伤，则会导致“创伤代偿模式”。凡是被双亲遗弃、遭受心理创伤的人，寻根意识会更加强烈。摩西像受到心灵创伤的人一样，通过“感知觉和认知上的歪曲”，将生活中细微的不公和挫折放大，并将产生的这种负面情绪“扩散到其他精神范畴”。20摩西获悉了自己的身世和本民族的遭际之后，必然会产生更加强烈的创伤代偿。强烈的家族和民族寻根意识油然而生，摩西回归本民族本家族的愿望会更加强烈。他希望能为自己的民族做些贡献，以被本民族接纳。作为长期客居他乡的希伯来人，寄人篱下的屈辱，被人奴役的困苦，使他们渴望一位领袖人物的出现。摩西是在法老屠刀下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其民族意识觉醒，更加痛恨法老，努力冲出埃及牢笼，一跃成为希伯来民族领袖。摩西熟知埃及事务，懂得如何利用埃及规则为自己民族争取权利。与埃赫那吞的病态形象相比，摩西身材魁梧，高大威猛，具有非凡的领袖气质。民族意识的觉醒、充满智慧的头脑使摩西具备了担当历史大任的素质。摩西的个人魅力和领导能力，加上希伯来人当时处于被法老屠杀的绝境，希伯来人没有理由不接受这样的领导人。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这样评价摩西的领导能力，他说领导人不应该妄自尊大，先知不应该盛气凌人，摩西通过劝说而不是强迫“使多数服从于他”。3 14摩西在希伯来民众中受欢迎的程度是埃赫那吞无法比拟的，这也是摩西宗教改革能够赢得群众并获得广泛支持的重要原因。结语通过对摩西创立一神教和埃赫那吞一神化宗教改革中民众因素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从改革的性质来看，埃赫那吞宗教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定性为一场权力之争；而摩西创立一神教才是真正的宗教改革。从改革的目的看，摩西创立一神教，是要复兴希伯来民族；埃赫那吞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王权。从改革的内容看，摩西创立一神教，不仅复兴了希伯来传统，巩固了独神信仰，而且大大深化了宗教信仰的内容，将希伯来的单一主神教转变为真正的一神教。埃赫那吞倡导阿吞教，由他独揽教义的解释权，剥夺了其他人与神灵交往的权利。从结果上看，摩西的改革成为犹太教创立的标志彪炳史册，埃赫那吞的改革失去人心悻悻谢幕。埃赫那吞去世后，反动势力很快回潮，霍伦希布恢复了历史旧制，改革成果付诸东29流，使埃赫那吞的改革成为一段历史插曲。摩西创立一神教和埃赫那吞一神化改革都是宗教性质的改革。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 中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21这就是说，宗教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属于意识形态。宗教反映的是人类对当时自然和社会的认知，是人类对某一阶段社会历史的总结。虽然宗教产生之初，是与当时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相适应的，然而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人类对自然与社会认识能力的提高，需要对宗教进行改革以适应变化了的现实。宗教改革必然触及一部分人，尤其是旧的宗教祭司集团的既得利益。宗教改革的实质是用新的认知取代旧的、过时的认知。从本质上说，宗教改革必然是顺应历史潮流，同时又符合大众的利益。摩西对希伯来宗教进行的改革，就是符合大众的心理需求和希伯来社会发展的改革。埃赫那吞的改革是披着宗教外衣，以王权压制神权的改革运动。从历史发展看，王权取代神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关键是埃及改革的时机并不成熟，旧的祭司集团势力依然强大，人民大众没有心理准备，要完成思想上的转变需假以时日和政府引导。改革开始后，埃赫那吞没有进行广泛的宣传和耐心的解释工作，而是搬迁新都，以逃避的方式来应对反对势力和民众的不满。迁都本身劳民伤财，民众怨声载道，最终导致改革失败。由此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首先，古今中外，改革要想成功，需要充分发挥领导者的作用。领导者必须以民族复兴、群众利益为己任，制订出周密的改革计划；其次，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赢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广泛支持，考虑到群众的接受程度，必须把是否符合人民群众利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为此，改革必须立足于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再次，埃赫那吞改革与摩西创立一神教都属于宗教改革，本质上属政体改革。这说明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有新的突破，正如革命导师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22体制改革，理论先行，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守正创新，改革才能取得成功。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改革都将一事无成。总之，改革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既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还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否则既没有理论支撑又没有群众基础的所谓“无根改革”必将失败。注释关于埃赫那吞改革失败原因，我国多数学者认为，一是阿蒙神庙僧侣集团势力强大；二是改革没有考虑到民众利益，更多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三是兴建新都加重人民负担，没有得到各阶层广泛支持；四是改革存在结构性矛盾，即改革本身是超前与滞后的矛盾统一体；五是埃赫那吞晚期统治软弱与国际局势的动荡。改革的性质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改革是一神教的改革；第二种观点认为改革没有建立一神教，只是对单一主神的崇拜；第三种观点认为改革是创建一神教的一次尝试。实质是，改革者主观上要建立一神教，客观上是单一主神教。参见吴帅、田明 世界宗教改革的先驱者国内埃赫那吞改革研究述评，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5254页。与本文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是于跃和郭丹彤的 平民的力量：埃赫那吞改革失败原因新探，外国问题研究 2022年第3期，第3744页，文章不仅分析了平民因素，还论及改革失败的主客观原因。谈及摩西创立一神教成功原因的论著有：奥地利学者弗洛伊德著 摩西与一神教，李展开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古罗马学者斐洛著 摩西生平，石敏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袁定安的 希伯来民族英雄摩西，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中心，2007年；美国学者林肯 斯特芬斯著 红衣摩西：以色列的革命是一场典型的革命（Lincoln Steffens，Moses in Red：The Revolt of Israel as a Typical Revolution，Philadelphia：Dorrance and co.，1926），将二者进行比较的论著，笔者尚未发现。按照犹太教义，作为犹太人在生活中至少要遵守613条诫命。参见 英 查姆 伯曼特（C.Bermant）著 犹太人，冯玮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版，第19页。参考文献1 以 阿巴 埃班.犹太史 M.阎瑞松，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302 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 M.南京：爱德华印刷有限公司，1995：13.3 以 西蒙 佩雷斯.新创世记 M.高秋福，戴惠坤，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4 A.Moret.The Nile and Egyptian Civilization M.London and New York：Antony Rowe Limited，1996：28.5 John Wilson.The Culture of Ancient Egypt M.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301.6 Barry.J.Kemp.Ancient Egypt：Anatomy of a Civilization M.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2：108.7 Byron E.Shafer.Religion in Ancient Egypt，Gods，Myths and Person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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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怎么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87.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Popular Factors inthe Akhenaten Reform and the MosesReformZHAO Ke-ren（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 050024，China）Abstract：During the reign of theEgyptian pharaoh Akhenaten，the pharaoh launched a religious reformmovement to abolish polytheism and promote monotheism.His reform was refused by the public and ended infailure；On the contrary，Moses，the leader of the Hebrews，led his people to escape from Egypt and reformed theHebrew religion into Jewish monotheismsuccessfully.Comparison of the two Religious reforms demonstrates thatthe publi s attitude is the key to success or failure.The extent of people s acceptance of the reform is affectedby many factors，such as their religious tradition，cultural attributes，national characteristics，historical views，and Leader s quality.Comparing the public factors of the two reforms in history and analyzing the causes，itcan be found that the lessons of the reforms have certain reference and significance for our social reform today.Key words：Akhenaten religious reform；Moses founded Judaism；Popular factors责任编辑葛鑫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