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中国、印度及鞑靼通信》中的中国书写.pdf

2023 年 18 期 23文学观察伏尔泰中国、印度及鞑靼通信中的中国书写彭 娟1688 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的五位传教士到达北京，由此拉开了中法文化交流的序幕。他们学习汉语，研习中国文化，通过书信、著作将中国丰富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传递到法国，这些作品成为从未涉足中国的法国人乃至欧洲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知识源头，并推动了“东风西渐”，掀起了 18 世纪法国的“中国文化热”。这在法思想领域尤为明显：启蒙思想家们亟须这股“东风”为己所用，他们以“中国文化”为镜鉴，照射出所处时代“礼坏乐崩”的社会状态，希冀引领民族进行自我审视，于黑暗蒙昧趋向理性之光。法国文学巨擘伏尔泰无疑是个中翘楚，他在研究和推崇中国文化的深度和广度上，18 世纪法国知识分子无人能出其右。“论中国”几乎贯穿他的重要的历史和哲学著作之中。中国、印度及鞑靼通信（后文简称中国通信）（1776）是伏尔泰晚年的一部书信体作品，集结了他对中国的思考与想象。这部作品的全称是一位本笃会修士向鲍先生的中国、印度及鞑靼通信。通信对象鲍先生是当时荷兰哲学家科尼利厄斯迪鲍（Cornelius de Pauw，17391799）。事实上，伏尔泰与鲍先生之间并无往来通信。“但他一定读过迪鲍的作品之一 关于埃及与中国的哲学研究。”1后者在他的这部作品中“偏见于文化的自己”，以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评述中国及其文明，涉及民族、历史、建筑、艺术等各个方面，部分观点局限片面，甚至荒谬。如他指出当时许多西方学者评价极高的“儒家道德伦理”是一种谎言，还认为中国在科学、美术上毫无建树等。伏尔泰为了捍卫自己推崇的中国文化，提笔论战，于是有了 中国通信。该作品有多个版本，在此不一一赘述，不同版本中都包括十二封信，笔者主要以其中九封与中国相关的信件为对象研究伏尔泰的中国观。一、君主开明18 世纪的法国，日益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亟待挣脱封建专制的沉重桎梏，要求重构社会出自许凌凌 伏尔泰的 中国、印度、鞑靼哲学书简写作动机之探究，法国文学史2000 年第 2 期。1 文学艺术周刊24文学观察组织。以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为代表的新兴思想家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对旧制度口诛笔伐，对新蓝图满腔热忱、畅想构建。伏尔泰在政治体制上主张实行君主制，“他理想中的君主就是一位讲理性、讲宽容、遵守法律、热爱科学和艺术的哲学家国王”1。而现实并未能如伏尔泰所愿，在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时期，他曾两次身陷巴士底狱。而后受到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邀请到宫廷供职，然这位国王也非表面上所扮演的开明君主，“而是利用伏尔泰等人在欧洲各地享有的巨大声誉，为他的侵略政策打掩护和粉饰他在普鲁士的野蛮专制统治”2。因此二人关系逐渐恶化最终决裂。现实的失望使伏尔泰将目光投向了东方，伏尔泰认为中国君主就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君主，中国君主之中他尤其偏爱乾隆。在 中国通信中，开篇论乾隆的诗歌即是对乾隆在 1743年谒陵祭祖所撰写、1770 年由传教士钱德明所译在巴黎出版的盛京赋展开论述。首先，这位有“文人气息”的君主是符合伏尔泰理想君主设想的。伏尔泰对于乾隆既是君主又是诗人的身份感到赞叹，“一位管理着如此庞大的国家的帝王如何还有时间创作如此磅礴的诗篇”。他还把乾隆和历史上的奥古斯都进行对比，他认为后者虽然也被冠以伟大君主和文人之名，诗歌却更多拘囿于私情，乾隆诗歌只为教导和民众幸福而作。其次，在伏尔泰的眼中，中国君主拥有谦虚、宽容的美德。伏尔泰感叹于 盛京赋 序言中乾隆所言“予小子缵承丕基，惧德弗嗣，深惟祖宗缔构之勤，日有孜孜敬奉神器”。伟大的君主没有歌颂自己的丰功伟绩，而是谦虚地自称为“小子”，惧怕自己德行不够管理国家，这在法国是罕见的。另外，伏尔泰赞赏清代的历任君主能够接受汉族礼仪道德和先进技术，使满族得以进步，汉族和满族像一个民族一样生活在一起。二、敬畏“天地祖先”，道德至上法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天主教国家，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伏尔泰发现中国在信仰上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范式，这也成为他攻击天主教神权统治的有力武器。在第三封信中，伏尔泰谈到西方关于中国人的信仰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伏尔泰既不认同多明我会所坚持的孔子、中国皇帝、士大夫是无神论的言论，也不认同耶稣教会所言“天”即上帝，中国人信仰上帝。他认为中国的形而上学非常复杂。他认为汉语中的“天”肯定不同于西方话语中的“神”，伏尔泰试图破除“西方中心主义”迷信，相信世界是多元的，并把中国纳入世界范围进行整体的思考，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么在伏尔泰看来，中国人信仰什么呢？首先，他指出中国人敬“天地”。这在欧洲人的眼中就是无神论，而在伏尔泰看来，“天地”是一种神圣的自然法则，中国人深信“以天地之心为心者，天下无不爱之民物”。然后，他认为中国人敬祖先，而且是非常虔诚的信仰。帝王继承祖制，百姓谨遵祖训，这种信仰根深蒂固。最后，伏尔泰认为中国人上至君主，下至平民都尊崇孔子，信仰孔子建立的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伏尔泰惊叹孔子布道于两千三百多年前，并且这种教义充满了智慧与教导意义，引导百姓“修身、齐家”，引导君主“治国、平天下”，伏尔泰非常认同孔子提出的“修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道德规则。伏尔泰认为中国人从小诵读、书写和重复这些道德标准并一直延续，中国是一个“道德至上”的民族。出自孟华伏尔泰与孔子，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出自李凤鸣伏尔泰，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22023 年 18 期 25文学观察而这种“道德至上”正是当时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所缺失和亟须的。三、历史璀璨，科技发展滞后东西方文化互动交流以来，传入西方的中国编年史遭到欧洲部分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基于典籍之上”的中国历史充满虚构。伏尔泰早在其作品风俗论中就提到“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伏尔泰在中国通信中几次提到中国享有四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是对中国编年史的一种肯定。这一肯定应是来源于他所读的关于中国的作品，伏尔泰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源于来华的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游记、书信、译作和著述。其中重要的包括杜赫德编撰的 中华帝国全志耶稣会士书简集等。如在中华帝国全志（卷二）开篇对中国历史的介绍，“中国在文明延续上是优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在其绵延四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国君代代世袭，服饰、风俗、习俗上均无甚变化，沿用自帝国建立之初由智者建立的律法体系”1。另一方面，伏尔泰也肯定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发达，他提到建于公元前 200 年的浩瀚军事工程长城、连接黄河和其他水域的大运河、建于福建的跨海百拱石桥。同时他也指出在历史上辉煌的中国科技文明现在却“停留在欧洲十一二三世纪的水平”，尤其提到数学和天文学这两个方面，“他们撰写了卓越的机械类著作，却忽视数学；他们观测、计算日食，却不懂天文学”。在伏尔泰看来，之所以出现这种矛盾，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人对祖先的过于迷信与崇拜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其次，中国人从小接受的就是道德方面的教育，缺少数学方面的教育，而中国官员的选拔也不是以数学方面的天赋为参考依据的；最后，中国传统对商业的轻视对科技的发展伤害非常大，伏尔泰认为商人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职业，但这个职业在中国是被轻视的。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伏尔泰虽然对欧洲科学技术发展的成就感到骄傲自豪，却也提出“政治和道德比数学价值更大”的论断。四、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伏尔泰并没有涉足中国，加之时代的局限性，“使他在比较清醒地认识中国之外，又难免有主观、片面、偏颇之处，造成了对中国的误读”2。造成误读首先是由于参考文献的主观性和资料的缺失。前文有提及伏尔泰对于中国的了解全来自当时来华传教的耶稣教士翻译、编撰的书籍，这就会造成两个问题：其一，当时来华传教士多供职于清廷，为了自身使命和利益常常会对政府或君王不乏溢美之言。如清初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在其所编写的中国现任皇帝传中称赞康熙皇帝“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君王”“备受国内外民众的爱戴”。这就使得中国君主形象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会有偏差和误解。其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虽然 18 世纪法国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作品达到一个高峰，但对于灿若星河的中华文明来说只是沧海一粟，这会导致当时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上照搬资料，流于表面，难以深入分析，观点可能以偏概全，有失偏颇。伏尔泰肯定中国科技在古代的成就，但其中并不包括数学，提到中国人在数学领域的表现是带有轻视态度的，认为中国在数学上是不值一提的。但实际上，从商代商高发现勾股出自让巴普蒂斯特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1735 年出版。出自陈晓华中西互动视角下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史学理论研究2012 年第 4 期。12 文学艺术周刊26文学观察定理（比西方毕达哥拉斯早五百年左右）到东汉时期九章算术以及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的准确数值计算到小数点以后七位数字的祖冲之，中国古代在数学上亦是有所成就的。伏尔泰还认为中国人不会像西方人一样记录乐曲，但中国的记谱法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早在周代就出现了文字谱，后来又出现了唐代的燕乐半字谱、琵琶谱，以及宋代的工尺谱等。上述各种文化误读是由于历史与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第二个方面，文化误读是由于“在自身文明体系内部不能找到与之对应的概念，在本民族的历史记忆中寻找参照物”1而产生的一种“比附型文化误读”。伏尔泰在提到孔子时用到“神学家”一词，孔子创立的儒学则被描述为“神学”。这是因为在西方的世界中，无法找到一位能在思想上对上至君主下至平民都产生重要影响的并被称为“圣人”的思想家，而且在西方文化中被称为“圣人”、在全国范围内影响人们思想的人无疑是与宗教挂钩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伏尔泰会把孔子当作“神学家”了。第三个方面，文化误读是主观自我解读，为己所用。伏尔泰形容中国君主开明包容，他们统治的国家法律公正严明，这是伏尔泰的一种幻想，真实情况是，18 世纪的中国，统治者强化君主专制，制造了文字狱来加强思想控制，同时存在政治腐败和贫富矛盾激化等一系列问题。但伏尔泰需要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找到可参照之国度，中国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于是他对中国君主及其专制制度都过于美化。此外，伏尔泰认为在西安西郊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该碑被历史学家证明是真实文物）。这是因为反神权、反宗教是伏尔泰奋斗一生的目标，他必须从各个方面来揭示基督教的虚伪。五、结语伏尔泰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和物质的世界”，并为之歌颂。他的中国观打破了“西方中心”的局限，以开放、包容、发展的眼光将中国纳入世界文明的整体中进行思考，思想上走在时代的前列。他能看到中国璀璨的历史及中国道德文化的系统性，也指出当时中国是一个天文学方面落后、轻视商业贸易的封闭大国。同时，发现东方、凝望东方也是一个灵感汲取、思想革新的过程。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伏尔泰为了本身的政治理想，其笔下的中国并非现实，更多是一种“中国幻景”。我们对于他者视角下的文化误读，应要知己知彼，不以“偏爱”而沾沾自喜，不以“偏见”而妄自菲薄，在对自我有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竭力在世界文明交流的过程中以破除西方陈见为己任，更好地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22 年度青年项目“法国书信体小说中的中国书写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WGW22202。作者简介 彭娟，女，汉族，江西南昌人，南昌工程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文学、中法文学关系。出自林硕伏尔泰对明清时期中国文化的误读，法国研究2013 年第 1 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