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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人之“愁”与中国传统文化
南郑中学 王 珊
“愁”是中国古代文人在诗文表现最多的一种情绪和感情。有仕途失意之愁，有去国离乡之愁，有相思离别之愁，有伤春悲秋之愁。然而最多的就是仕途失意，仕途失意之“愁”，大都地体现了文人身上所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
中国古代文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产生强烈地“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孔子说“学而优则仕”。并且认为“修身”的目的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大多文人把“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为”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这“四为”的意思是“为社会重建精神价值，为民众确立生命意义,为前圣继承已绝之学统，为万世开拓太平之基业”。涉及社会和民众的精神价值、生活意义、学统传承、政治理想等内容。但要实现这些理想和抱负，途径只有一个，就是受到君王的重要，掌握巨大的权力。因此，求取功名，走上仕途成为他们义无反顾的追求。
从楚说起，那首先想到的必定是屈原了，屈原是理想浪漫主义文人。而说道浪漫主义文学，我们又自然想起李白，这个诗中谪仙，是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人物。而如果对屈原和李白的个人性格和人生经历做一个详细的了解与分析，我们会发现他们那种理想化、浪漫化却又傲骨铮铮的性格决定了其终生壮志难酬和的命运惨剧。屈原和李白都生活在一个走下坡路的王朝，都壮志凌云，但是都郁郁不得志。一个颠沛流离，郁郁而终；一个报国无门，含恨而死。这样的时代中的统治者的身边围绕着的都是一群阿谀奉承，极尽满足帝王个人欲望之能事的小人。但是屈原和李白刚正直言、放诞不羁、自视清高的性格显然不容于时代，难以进入中央决策高层，得到帝王赏识重用。屈原惨遭流放，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李白故作潇洒放逐白鹿青崖间。从他们的作品中不难看出他们的性格与时代的矛盾。屈原在离骚中说“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所以屈原是很清楚这是个疾贤称恶的时代的，但他偏偏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因为他“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也正是他个人悲剧无法避免的原因。而李白的作品读之，确实能让人觉得一气呵成，如黄河之水天上来，飞流直下三千尺，极度浪漫和潇洒。但细细读来，李白是真正的潇洒和浪漫吗？像《将进酒》，前面说了一大堆很潇洒很超脱很豪情的话，但最后一句却是“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他并不是从心底里潇洒，不然又借酒消愁做什么呢？《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开始一大段是多么光风霁月呀，但最后还是忍不住要说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在暗叹世事艰难，自己壮志难酬。而像“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难免有抱负实现之路难于上青天之叹，“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自叹形单影只，知己难逢。至于什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之类就更是直诉愁情烦事，浪漫主义背后是深深的哀愁与不得志，诗仙有的其实是颗饱受折磨与煎熬的心。这一切都是因为理想与现实总是有落差的，心高志大而又宁折不屈者往往是悲剧命运，这样的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不在少数，他们的才华叫人惊叹，而命运却令人惋惜。
　　时至魏晋，文人当中，竹林七贤和陶渊明是主角。竹林七贤在众多时候表现出任性率真，豪放旷达。但实际是当时政治环境太黑暗，门阀制度太森严使他们无法去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继而以任性不羁的行为来掩盖自己痛苦和哀愁。鲍照的一首《拟行路难 》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他不顾一切地要以自己的才能实现个人的价值，而当他的努力受到压制、阻碍时，心灵中就激起冲腾不息的波澜，表现出 深沉忧愤。阮籍的代表作《咏怀八十二首（其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是他处在司马氏与曹氏激烈斗争的政治漩涡之中。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常用醉酒的方法，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保全自己。但这首诗把人生描述的如此孤独、悲凉。他的诗重在写心，从自己的心理感受揭露封建社会压迫人性、人权的本质。是另一种形式的愤世疾俗之情的发泄。
而陶渊明是归隐的代表。他们看似或淡泊名利不愿沾染红尘是非，清心寡欲但求修身得道。但实际上但像陶渊明、王维这类文人并非没有过想要对社会的责任感，而是在残酷的现实的打击了失去了对实现自己理想和抱负的信心，经历人生挫折看破世情超然出世，归隐田园；或是不愿与世人同流合污，转向田园山水。虽然他们的笔下田园生活、归隐生活是如此的美好、自在和惬意，但他们的心中还是会时时泛出苦闷和悲愁。陶渊明在他的《杂诗十二首（其二）》中写道：“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因为没有可以陪自己说话喝酒的知己，从而感叹岁月如梭匆匆而过，空留一个没有实现大志的自己。诗的结尾把悲伤推向了极致，想到自己坎坷的命途就只能暗自悲凄，到天亮的时候都不能平静下来。全诗充满对人生的叹息，对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悲哀。
到唐朝又有一种突出的文人便是像杜甫那样的现实主义文人，他们忧国忧民，心念苍生，体恤民间疾苦，这在后世中又表现在范仲淹、关汉卿、于谦等人身上。这类文人是最具社会责任感，最关心民生疾苦的。他们置个人命运荣辱于国家民族百姓的兴衰悲喜之后，用积极的姿态参与社会活动，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坚持信念毫不退缩，为国家命运而鞠躬尽瘁。他们的作品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与社会现象，为老百姓大声疾呼。杜甫的《三吏》、《三别》，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关汉卿的《窦娥冤》，无不成为千古传颂的名作名句，而他们的人格魅力与道德品质更是万古流芳，这类人物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他们顶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但是他们身上也具有悲剧色彩，因为在政治上也难施展拳脚，遭贬遭谪是家常便饭了。因此他们诗文中的壮志难酬之“愁”更是随处可见。
　　至于宋朝文人体现出两种，一种是苏轼、辛弃疾一类的豪放词人，一类是以柳永为代表的婉约词人。豪放词人如苏轼之类的多是在政治上失意，但比屈原李白更能适应社会的，他们在政治上的经历与遭遇虽然也并不好，也没能得到帝王足够的信任和赏识，有许多不如意，仕途屡遭贬谪排挤，但他们用一种人生的豁达，用积极的心态面对困难，百折不饶、入世进取，依然坚守自己的理想和品格。折射出他们的光明磊落与乐观向上，乃是值得人钦佩的英雄豪杰。而以柳永为代表婉约派，虽然他们更加关心的是身边的人和事，是人生中微妙的感触和那种小资生活的情趣，但这类文人其实依然摆脱不了中国文人政治化与文学传统模式内容的约束，千百年来，由于文化为统治阶级与官僚群体所垄断，文人即政客即官僚，文学作品表达的多是政治社会历史、个人志向抱负。而男人，特别是读书人，谁又不信奉“学而优则仕”呢？可是官场并不是他的“菜”，所以柳永在“偶失龙头望”的时候只能“换了浅斟低唱”，但是又不得不想办法考取功名，所以他们的“愁”依然是哀叹自己怀才不遇。
　　 自宋之后的文人无非也就这几类。总的说，文人大多命途多舛，以悲剧结局，但不论怎样，他们的才华是值得人们称赞的，他们的精神是值得人们尊重的。他们想要“为民请命”、“兼济天下”，但现实总是把他们的理想和抱负击得粉碎，所以注定他们身上充满悲剧色彩，可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体现。我们要学习他们，不仅学习他们那种为民为国的责任感，更要把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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