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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流域史前稻作农业与文明进程的关系

　　张居中1尹若春1杨玉璋1王象坤2孔昭宸3
淮河流域是中华民族起源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已经基本确立，文化面貌已被世人所了解。淮河作为亚热带与暖温带的气候分界线，只是距今两千年以来的事情。万年以来的全新世时期，这一分界线随着气候环境的变迁而不时的南北摆动，先民们的栽培对象和耕作方式也必然会随之而发生变化，进而使考古学文化的面貌甚至考古学文化的主体都会随之而发生变化。 在距今九千年前，黄淮地区就同时存在稻作农业与粟作农业两种耕作方式，其分界线大约在北纬33°与34°之间。在全新世大暖期期间，这一分界线进一步北移，但在几次降温事件中，又几度向南摆动，直到全新世大暖期结束，才大体稳定在北纬32°左右淮河干流 一线。 近年来，地处淮河上游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中游的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和下游的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分别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丰富的稻作农业遗存，从而为研究中国乃至亚洲稻作农业的起源、演化、传播及环境变迁等重要基础理论问题增加了有力的实物证据。因此也更令我们相信安徽境内的淮河中游地区也应当存在早期稻作农业遗存。鉴于此，我们2001 年 10 月对安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稍早阶段的定远侯家寨、蚌埠双墩、霍邱红墩寺等遗址进行了短期考古调查，发现了一批保存甚好、具有鉴定特征的稻壳印痕，为研究淮河中游地区早期稻作农业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一、 淮河中游地区史前稻作遗存新发现 1、 双墩遗址 该遗址位于安徽省蚌埠市北郊小蚌埠镇双墩村北侧，南距淮河 5 公里，是一处侯家寨文化早期遗存，距今年代为 7107 至 6759 年⑴。 此次发现了12个稻壳的印痕，其中可以判断其类型的有9个，其中2个为阔卵形，长宽比为毫米，判断为粳稻，占%，4个为籼稻，占%，3个为中间型，占%。 2、侯家寨遗址 侯家寨遗址位于定远县西南七里塘乡袁庄村东北土岗上，北临枯河，北距淮河约40公里。该遗址于1977年发现，1985年春和1986年秋进行两次发掘，分为早晚两期文化。据碳14测定，侯家寨一期文化距今6900年左右，二期文化距今为6000—5200年。由于其较为独特的文化面貌，发掘者将其命名为侯家寨文化⑵。 在侯家寨遗址调查时，在地层剖面上和地表采集到大量陶片、动物骨骼、残石器等，还在遗址东侧水沟西壁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中采集到一些经轻度烧烤的草拌泥块，因采样点上文化层破坏殆尽，这些泥土块多采自下文化层，红烧土块则有的采自文化层，有的采自地表，但无疑均为新石器时代遗物。在侯家寨的草拌泥土块和红烧土中，共发现了28个样品，29个稻壳的印痕或草拌泥土块中夹的稻壳中填充的米粒状土粒，其中可以判断其类型的有27个，9 个为粳稻，占%，11个为籼稻，占%，7个为中间型，占%。2个标本因残缺较甚无法判断其粒型。 2、 红墩寺遗址 红墩寺遗址位于安徽省霍邱县，淮河之南，该遗址包括新石器时代到西周不同时期的堆积。尽管地表散落有新石器时代和西周时期的遗物，但我们选择的采样点却未见西周时期的文化层堆积。根据采集到的新石器时代陶片观察，其陶器以红陶为主，有泥质、夹蚌和夹炭陶，火侯不一，应有早晚的差别。该遗址曾进行过试掘，发掘者认为第一期文化比侯家寨上层阶段略早，相当于侯家寨遗址早晚之间的阶段，距今约6000年，如若是，则红墩寺第一期与濉溪石山子遗址大体相当，第二期文化相当于侯家寨上层，是属于侯家寨文化的一个重要遗址⑶ 。在红墩寺的土块和红烧土中，共发现了11个样品，12个稻壳的印痕，其中可以判断其粒型的有8个，全部为粳稻。另有4个标本因残缺较甚无法判断其粒型。 二、对新发现的淮河中游地区史前稻作遗存的初步认识 本文所分析的三处遗址，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连续性，是侯家寨文化早、中、晚期的代表，年代范围为距今7100－5200年，基本上代表了淮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面貌。⑷。 通过对新发现稻壳或印痕的形态学观察,得到以下初步认识： 根据在光学显微镜下对稻壳印痕及残存稃片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印痕上有明显的纵沟1或2条,这些纵沟是由稻谷粒稃片上两条隆起的纵脉棱在红烧土上保留下的压痕。其次，印痕表面有程度不同的圆形或乳头状突起，这实际上是稃外表面突起间隙在红烧土表面形成的负相。在对侯家寨样品的残余稃片的电镜扫描照片中，发现有清晰的典型粳稻的双峰乳突。从扫描电镜下观察，侯家寨HJZ17稻壳稃片双峰乳突显具粳稻特征，但同一标本稻壳中填充的米粒状土粒，粒形窄长，显具籼稻特征。红烧土中稻稃残片，其外表面和内表面的形态特征与现代栽培稻稻壳十分相似。 以上说明，我们在双墩、侯家寨和红墩寺遗址采集到的红烧土中所含的稻壳印痕及其残存稃片无疑是属于栽培稻的稃片及印痕残片。这次调查所获资料虽然并不甚丰富，但也可为我们认识淮河流域稻作农业的起源与发展、淮河上中下游稻作农业的关系、淮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稻作农业的关系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淮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依据目前材料可分为三个区域和四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三个区域和四个阶段均发现有丰富的史前稻作农业遗存。 三个区域是指以河南中、东和南部为代表的上游地区，以安徽中北部为代表的中游地区，以鲁南、苏北为代表的下游地区。 以距今9000－7500年为第1阶段，上游地区以贾湖文化为代表，中游地区以小山口文化为代表，下游地区尚未发现这个阶段的遗存。 以距今7100－5000年为第2阶段，上游地区以大河村文化为代表，中游地区以侯家寨文化为代表。下游地区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黄淮地区以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为代表，南部江淮平原区以龙虬庄文化为代表。以距今5000－4500年为第3阶段，上游地区以谷水河三期文化为代表，中游地区以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为代表。下游地区这个阶段北部黄淮地区以大汶口文化花厅类型为代表，南部江淮平原区为文化间歇期。 以距今4500－4200年为第4阶段，上游地区以王湾三期文化为代表，中游地区以造律台文化为代表。下游地区这个阶段北部黄淮平原区以龙山文化为代表，南部江淮平原区仍为文化间歇期，有少量良渚文化和造律台文化遗存分布，被称为“文化走廊”⑸。 这一带在新石器时代为传统稻作农业区，全新世高温期中几次降温事件期间，又同时存在着粟作农业，成为稻粟混作农业区。进入全新世后期，特别是秦汉以来，随着气候的逐渐变冷，这一带才逐渐成为粟作农业区，稻粟混作农业区推移到了淮河以南的江淮地区。虽然这一带不象沿长城农牧交错地带对气候变化那么敏感，但其生存模式的变化具有反映这一带全新世环境变迁的指示器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次发现的淮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第2阶段的稻作遗存，为我们系统了解淮河流域稻作农业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从现有研究的结果材料来看，在时间上较早的双墩和侯家寨的水稻印痕的样品中，同时有粳稻、籼稻和中间型并存，时间上稍晚的红墩寺的样品中的水稻印痕均为粳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种植的水稻，已经开始了向偏粳方向的演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偏粳的特征由少渐多，到晚期完成了粳稻特征的定型化，这是人们在水稻栽培的过程中对水稻的品种进行长期优化选育的必然结果，与淮河下游的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第4层即距今5500年左右即以完成粳稻特征的定型化是一致的。 尽管长江流域的先民对野生稻的采食和利用可能要早于淮河流域，但现有资料显示，稻作农业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而且由于淮河流域在全新世前期位于北亚热带的北部边缘，气候和环境条件所造成的人类生存压力要重于淮河流域，对稻作农业的依赖促使了人们加大了对稻种的优化选育类人工干预的程度。鉴于以上原因，我们推测，淮河中游地区有可能是粳稻的初始起源地。
　　三、淮河流域史前稻作农业与文明进程的关系

稻作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和促进了氏族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也促使氏族内部社会关系随之发生变化。属于军事首领或氏族首领的人占有丰富的财富，高高在上，掌握氏族的祭祀、军事大权，应属于氏族内部的特权阶层。社会意识的变化，逐渐产生了宗教与权力合一的神权。一是宗教观的变化，从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进步到对天地人的崇拜。
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5000多年前，淮河流域出现了一批中心聚落或次中心聚落遗址，如蒙城尉迟寺等。这些聚落遗址面积大，规格高。如蒙城尉迟寺遗址有10万平方米左右。他们都处于区域经济中心的主导地位。中心聚落遗址具有雄厚的农业、手工业基础，经济总量也远远大于一般聚落遗址。生产工具作为生产资料，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准。在凌家滩遗址发现有许多带加工痕迹的玉石料及半成品，表明有着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作坊，经济基础比较雄厚。从各等级聚落遗址的分化程度看，有着等级越高分化越严重的趋势。以上特点表明，中心聚落遗址在文明化进程中的步伐要比一般聚落遗址快的多。到了4000年前的龙山时代，目前淮河上游地区已发现有平粮台、郝家台等古城址，着名的登封王成岗、新密古城寨古城也都在淮河上游地区范围内。东方沿海的连云港则发现了藤花落龙山文化城址，淮河中游地区虽然暂未发现城址，但从调查发掘所掌握的材料看，这个时期的遗址也是密集的呈群状分布，或沿淮河二三级支流呈带状分布，每群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不等。这类聚落群在空间分布上有固定的地域和活动范围，在经济、文化、宗教崇拜方面具有同一性。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从属关系，即一般聚落遗址从属于次中心聚落遗址，中心聚落遗址居于主导地位。这类聚落群的出现，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军事联盟的产物，更是地缘政治变化的需要。这种聚落群联合体的形成，也产生了凌驾于各氏族之上的最高权力组织，它已超出原有的氏族社会组织结构而具有较为复杂化的程度，抑或已经跨入了国家的门槛。
8000年前的淮河上游地区:贾湖遗址出现了具有原始文字性质的甲骨契刻符号、七声音阶骨笛和以龟灵崇拜为核心的原始宗教,这些因素在淮河流域一脉相传。7000年左右的侯家寨文化时期:发现了大量陶器刻划符号，与贾湖的符号有很强的相似性；5000多年前，这一带主要是大汶口文化分布区，蒙城尉迟寺遗址作为这一带的中心聚落，不仅发现了整齐的排房和聚落广场，还发现了带有图腾性质的鸟形神器和与大汶口等遗址相同的“日月山”符号，这说明相同的符号已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流通。开始于贾湖的龟灵崇拜和犬牲现象，在整个大汶口文化范围内流通，而且在稍偏南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还发现内装式盘的玉龟，和贾湖遗址内装石子的龟壳在观念上具有明显的传承性。4000多年的兴化南荡遗址，终于发现了较为成熟的陶文。
文明化进程是一种渐进的过程。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黄淮地区文明化进程启动较早，但在进入历史时期以后，夏商周王朝不断用兵淮河中下游地区，以致三代时期这一带一直未能形成很有影响的国家，境内小国林立，分合无常，处于松散的联合体，在文明化进程的后期显得比较滞后，但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黄淮地区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黄淮地区是连接黄河、长江两大文化传统的纽带和桥梁，是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相互碰撞、交叉与融合的主战场，因之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黄淮地区又是史前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两种耕作方式的交错分布带，两种耕作方式及其操作者在这一带的势力范围也不断变化。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考古学诸文化的动态发展过程在耕作方式上也可反映出来。而耕作方式的不同则反映了经济形态和生存模式的差异，人们的行为习惯和文化传统的形成又与其经济形态和生业形式密切相关。
两种耕作方式的此消彼长与两大文化传统、三大部族集团的势力此消彼长密不可分，史前耕作方式的变更又与全新世气候环境的演变密切相关。研究其相互关系，总结其演变规律，对今后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因此可以认为，黄淮地区是解谜中国传统文化的钥匙。因此,以耕作方式为切入点，来研究黄淮地区史前各主要考古学文化的碰撞、交叉与融合的历史进程，进而探讨其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探讨文明起源与农业起源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对我们探讨中国古文明因素的起源及发展历程，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①阚绪杭：《蚌埠双墩遗址的发掘收获》，《文物研究》第八辑，黄山书社，1993年。
②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定远县侯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研究第五辑，黄山书社，1989年。
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
④阚绪杭：试论淮河流域的侯家寨文化，文物研究，第7辑，黄山书社，1989年
⑤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⑥杨立新:江淮地区史前文明化进程初探,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原始农业对中华文明形成的影响”专题讨论会,北京，2001年3月15-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