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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转换

　　一、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与理论阐释
　　经济增长方式,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和作用的方式。从要素配置状况出发,经济增长可以衍生出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以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为基础、强调增长速度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二是以提高效率为基础、强调增长质量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不同时期、不同产业部门的发展中,两种增长途径往往是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并存,而主导地位会有所不同。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是经济增长的一般趋势,这个内在的规律性可以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演变反映出来,并展现出不同的特征。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首先表现为要素驱动阶段,即资源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基本生产要素,即廉价的劳力、土地、矿产等资源,特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其后则为投资驱动阶段,即资本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大规模的投资及生产,特征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成为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第三为创新驱动阶段,即知识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来自于技术创新,经济发展特征为知识密集型产业是该阶段的主导产业;第四为财富驱动阶段,即第三产业的分化阶段,追求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和生活享受,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主动力,自然产业、精神产业和社会产业成为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①
　　从经济增长的现实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规律性演变,也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770年以前的经济“起飞”前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经济驱动因素以自然资源投入为主,农业是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第二个阶段是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以大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部门成为主导产业。第三个阶段是1870—1970年的百年发展时期,这一阶段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再主要依靠资本和资源的投入,而是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是与服务业一体化的制造业及农业。第四个阶段是1970年以后的经济信息化发展时代,用信息通讯技术改造国民经济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是渗透到各个产业的信息通讯业。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直接反映在不同经济时期的增长理论上。在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阶段,由于人口增长与粮食等产品增长的不同步,人口增长的扩张性与土地等生产能力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不平衡,因而产生了理论上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对于经济增长依赖于基本生产要素驱动的困境,斯密与李嘉图等曾持悲观的态度,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理论上的“马尔萨斯陷阱”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在早期增长阶段,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资本的积累,哈罗德-多马模型作为分析这一时期增长特征的工具,受到西方经济学家的认可。在第三个阶段,随着技术进步导致的效率提高,新古典外生增长模型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方式的最好的注解。
　　新增长理论的内生增长模型是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完善和修正,其共同特点是强调内生化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在AK模型中,知识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在基于R&D模型中,技术进步依赖于人力资本投资,而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主要归于对R&D部门投入的不同,这是各国经济增长间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ED模型则主要是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演进出发,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新增长理论说明,要素投入的增加只有在其能够带来科技进步的条件下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科技进步必须遵循内在的实现机制。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事实上已得到大量历史经验数据的支持。相关研究表明,现代西方工业化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1•5%多,其中,资本对人均收入的贡献约为0•25%,生产效率提高的贡献则为1•3%。因此可以认为,这些工业化国家已走过了单纯依靠资本投入拉动的经济增长期,因为“投入的贡献只占有限的一小部分”,而“绝大部分应归因于生产率的高增长率”。萨缪尔森在分析研究美国经济增长状况时发现,美国在上世纪初至80年代,年均增长率达到2•2%,其中资本深化所占份额仅有0•5%,而资本效率提高的贡献份额却占到1•7%。
　　在肯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不能忽视技术进步的社会制度环境。不同历史时期的增长方式是否科学和合理,需要通过社会生产过程中投入和产出关系的检验。社会产出的增加与社会对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密切相关,而生产要素的投入是多元的,且受社会经济制度的约束。从历史和当代经济发展的现实看,决定经济增长方式的因素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对社会制度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研究,也是从理论上阐释经济增长的另一条主线。制度经济学着重研究一定历史阶段的制度对技术的决定作用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旧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过程的起点是技术上的突破,而技术的应用必须有赖于组织,组织是用几个人或许多人的比较专业化的努力或知识来代替单独个人的这种努力或知识的一项措施。新制度经济学则将研究视角从生产领域延伸到流通、交换和分配领域,以要素间交换存在交易费用为依据,提出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诺斯等人进一步指出,制度创新是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其动力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其实质是通过制度的调整和变革,创新者把握新的盈利机会以实现预期的收益增长,因此制度变迁的过程是制度均衡与制度创新交替出现的过程,制度创新过程可以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作出解释。这些研究成果对探讨当代经济增长的内在原因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定位
　　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经济增长方式具有各自不同的技术和制度特点。从现实国情看,中国目前仍处于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阶段,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主导产业,经济增长仍然是以资本投入作为主要驱动因素,经济效率仍然低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当前正处于重要的经济转型期,适应于要素数量投入型增长的传统经济体制和制度安排还在顽强发生作用,客观上加大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难度。因此,中国对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定位,理论上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不仅要着眼于技术因素决定的效率,也要强调制度创新的作用;二是拓展对增长方式内涵的研究,既要分析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也要研究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效率提高的内在机制;三是要具体联系中国所处的经济增长阶段,把握好增长方式转变的时机和环境;四是要改变个别因素的一元决定论,代之以多元化的系统性研究。任何国家的工业化都经历过粗放型增长的阶段。新中国建立后的前期阶段,以大规模投资驱动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客观上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短期内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这是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是不能认为,中国过去立足于资源和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既然取得了成功,就可以在现有资源条件下按同样的方式全面实现工业化。金碚的分析也表明,中国的资源和环境无法承受粗放型经济的持续增长。从现代经济增长的规律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看,粗放型增长是没有出路的。资本驱动的增长并不必然解决增长中的效率问题。尽管中国目前经济增长中资本要素贡献度的增长幅度,远远大于劳动力贡献度的增长幅度,但这种资本的贡献度大多来自于资本绝对投入量的增加,资本投入与产出效率却并不高。从1979年到2004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4%,但是综合要素生产率却一直低于0•02%,远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这是产生经济发展中各种矛盾的主要根源。要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选择与定位,必须立足于集约型增长方式。
　　集约型增长与粗放型增长相对应,此消彼长,但并不排斥外延式的增长。尽管集约型增长更多地具有内涵式增长的特征,强调的是对生产要素的节约使用,强调的是“低投入、高产出”,但它本身并不排斥高技术和高效率基础上的外延式生产规模的扩大。中国底子薄、经济基础差,工业化的任务还没有实现,扩大经济规模的潜力仍很大,人民整体生活水平还要进一步提高。因此,经济发展还需要大量的基础建设和产业规模的扩张,不能忽视外延式增长在扩大经济总量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重要作用。集约型增长与科技进步相联系,但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技术创新驱动的增长,技术上的高效率并不能够完全和必然解决集约生产的问题。集约是针对生产基本要素的投入,特别是资源投入而言的,资源的有限性特别是重要生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持续增长只能走集约式的发展道路。技术创新则主要是针对产出的效率而言的。技术创新固然是集约型增长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技术创新只能解决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问题,而不能解决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问题。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动力,一方面来自于生产力诸因素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因而,生产因素除了一定形式的技术结合,还必须有相应的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结合形式,这种社会结合与经济制度因素密切相关。
　　技术创新固然可以极大地增加生产能力和提供更多的产品,但如果经济体制和制度不合理,也会影响到增长的持续和最终实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应重视有利于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有效制度安排,特别应重视提高劳动者掌握和发挥技术作用的生产积极性及其社会公平地位的制度保证。集约型增长方式不仅不排斥劳动要素的地位,相反,还有助于解决劳动要素市场中存在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虽然丰富,但劳动力结构却很不合理,高素质的劳动力包括高级技工严重缺乏,制约了经济效率的提高。所以,实行集约型增长的重点之一,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改善劳动力的结构,使之符合社会生产对劳动要素的要求。中国还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期,劳动力数量庞大与科技水平较低并存的现实,使中国在选择经济增长方式时,不能回避自身资源禀赋的特点。既要避免走过去粗放式增长的非良性循环的老路,也要避免片面强调单一因素、不符合国情的“赶超式”增长方式。
　　三、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难点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丰富的内涵。首先,要确立增长途径上的效率导向,改变粗放、低效的增长方式,降低成本,减少消耗,提高效率;其次,要树立增长目标上的竞争导向,通过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实现动态比较优势的转化,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提升产业和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其三,注重生产要素效率提高的协同性,集约型增长方式要兼顾资本、技术和劳动等要素间的结构和比例的合理性,降低和缓解转型过程中的阵痛;最后,要有经济增长视野的开放性,借鉴当代各国先进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以适应更加开放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环境。中国经过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现阶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备了较强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但旧的增长观念和发展思路的思维惯性还在发生作用,特别是由利益原因产生的阻力很大。因此,中国实现向集约型为主的增长模式的转变,任务艰巨,当前尤其要克服以下几个难点问题:
　　1•投资、分配和消费结构的协调。再生产结构不仅是生产,还有流通、分配和消费的问题,因此不能单纯强调投资,要看到分配和消费结构对决定增长方式的意义。庇古和罗宾逊等人就强调公平分配对国民收入增长的主导作用;以西斯蒙第、凯恩斯、库兹涅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则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中国现有的投资结构的问题,主要是重数量轻质量、重规模轻效益,部分行业因过度投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突出。据商务部材料,2005年前5个月,39个工业行业的产成品库存同比增长19%。另一方面,分配和消费结构不合理,又加剧了产能和产品过剩。在分配上,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1995年为2•71∶1,2002年扩大到3•11∶1,收入差距拉大直接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拉大。全国居民基尼系数连续多年在不断上升。目前中国全社会的基尼系数已达0•46以上,远远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由于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小于低收入者,当收入差距超过一定的限度时,就会使总消费的水平下降,由此产生生产能力与产品的过剩。这种制约经济增长的市场需求约束,实质是社会资本再生产中的价值形态补偿难以顺利实现的问题。
　　2•产业结构优化与劳动力就业的平衡。产业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产业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一旦形成,由于其资产专用性,不容易在产业间顺利转移。产业结构还由于劳动力结构的原因,易于陷入“路径依赖”的陷阱。掌握一定技术知识的劳动力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仅要投入大量的教育、培训费用等资源,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人力资本形成的时间效应,无疑会制约新产业的增长,降低经济整体效率。然而,经济增长的过程总是和产业结构的变动相伴随,产业的内部升级和资源在产业间转移,是推动集约型增长的原因之一。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的结构性失业是一个常态,而实现劳动力的再就业,则要困难得多。实现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需要正视和解决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和每年新增的庞大劳动力就业问题。
　　3•资源有效利用上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抉择的结合。任何经济增长都会面临着资源的约束,缓解资源约束当然需要提高技术利用效率,但也需要提高资源的社会利用效率。资源的合理价格,是衡量资源社会利用效率的重要参照物。中国目前的资源价格不够合理,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日益加大。根据张卓元的分析,2004年中国GDP按当时汇率计算占全世界GDP的4%,但消耗了当年全球消耗总数8%的原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30%的钢铁和31%的煤炭,资源利用效率低。在能源方面消耗过度,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十五”期间超过1,其中2003年达到1•53,2004年达到1•59,导致中国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从1990年的5%上升到目前的50%以上。环境恶化状况也令人担忧,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05年公布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中国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仅位居第133位。显然,这种经济增长中的高耗费,是与集约型增长的要求相悖的。合理开发与利用资源,需要政府的规划和管理,也需要发挥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一方面,目前中国的矿产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的价格,长期受到国家管制,严重偏低,使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不能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的稀缺程度。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仍不健全,导致价格失真。特别是由于土地、资源和资金等要素的虚假低成本,鼓励了企业过度投资和忽视效益的倾向,误导了投资和消费,这是形成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增长方式的重要诱因。既要加强政府的管理,又要完善市场价格机制,两者如何结合,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难点。
　　4•转换政府职能和创新科技体制的衔接。转换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改变科技投入主体、创新科技体制,这就需要转换政府职能。目前,政府职能转换滞后,科技投入严重不足,是制约技术进步水平的重要原因。科技投入的主体是政府,政府将有限的财政收入,首先用于解决企业生产发展和人民衣食住行问题,必然造成削减科研项目和教育经费,使科技投入相对不足。一方面,改变政府在科研投入上的主体地位势在必行,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尚未成为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主导性推动力量。在目前企业的外部体制环境尚不完善,企业自身仍以压低劳动力价格、进行低价竞争而不是以质量竞争的环境下,试图在短期内很快就实现企业向技术创新主体的转变,也是不现实的。寻求政府职能的转换与企业改革的有机结合,是科技体制创新时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
　　四、转变增长方式的出路在于两个创新: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
　　当前,实现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应从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两方面入手,在通过科技进步提高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基础上,逐步扭转粗放型增长的局面,引导和推动增长方式向集约型方向的转型;同时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体制改革,为科技创新提供制度保证。
　　1•以科技创新提高效率,带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能源的节约。科学技术创新是集约型增长的基础与核心,当今世界各发达国家,其经济增长主要都是依托于科技优势取得的。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率的主要途径,一是提升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扩大要素的范围,发现自然资源新的生产用途,对新劳动对象进行开发和利用;二是提高劳动者对科学技术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运用科学技术进行生产的能力,提升生产的劳动结构,减少体力劳动的支出,提高智力劳动的比例和知识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三是通过“溢出效应”,提升社会整体技术水平,在提高质量和降低生产成本的基础上提高经济效益;四是优化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结合方式,促进生产要素根据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原则流动,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经济效率。此外,科技进步可以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物耗和能耗,发展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缓解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保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科技创新的前提,是重视公共教育和科学技术的作用,提高对科技和教育的公共支出。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需要利用财政政策增加对高素质人力资源、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三个领域的公共投资,中国在这方面差距很大。以公共教育支出为例,东亚国家和地区1960年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平均为2•5%,1989年上升到3•7%。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1980年、1985年、1990年、1994年和1995年分别为2•53%、2•52%、2•48%、2•18%和2•08%,呈下降趋势。中国目前的公共教育支出比率,还不及东亚国家和地区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在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方面,中国1990年占GNP的比例是0•71%,而到1994年和1995年该比例下降到0•50%。近年来虽有所提高,2004年达1•35%,但比例仍较低。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科技投资的见效周期长,地方政府官员出于政绩的考虑,宁愿把资金投向那些能够较快显示其政绩的项目,而不愿投向科技、教育等长效项目。当前迫切需要利用财政政策增加对上述三个领域的公共投资,为科技创新提供保障。推动科技创新,需要扭转中国在低效率基础上的重复技术引进的局面,确立知识自主创新的意识。中国科学技术落后,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主要原因是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自给率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学研究实力不强,高科技人才比较匮乏,导致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需要政府加强政策引导和扶持,加大对科研开发的投入。实现科技创新,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推动科技和经济的结合,改变目前中国科技人员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校、企业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和动力、科研成果转化难、科技研发与企业生产经营在很大程度上相脱节等现象。克服这一弊端,一是要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技术创新活动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二是要加强职业和技术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企业对科技产品的消化吸收能力;三是深化科研部门和事业单位改革,促进市场开拓、技术创新和生产经营的一体化。
　　2•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制约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因素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应用程度的提高,体制和制度因素越来越制约着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经济运行中屡屡出现并长期得不到纠正的投资过度膨胀、低水平重复建设、高速度低效益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体制和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制度创新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意义重大。制度和体制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固定化和规范化,社会制度和体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一是通过利益机制,如产权制度、分配体制等,引导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资源的配置,在客观上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影响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影响生产要素的社会流动,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中国过去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就是适应并服务于“条块分割”、“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体制的产物。三是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其他手段作用于经济活动,影响经济增长及其方式转变。体制创新的一个重要基础,是要塑造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微观载体。企业是微观经济主体,也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载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终要落实到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和经营方式上。要通过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改进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使企业成为追求集约经营和提高效率的微观经济主体。体制制度创新必须塑造效率主导型的投融资机制。目前政府仍是社会投资的主导性力量,全国固定资产总投资来自于政府、国有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仍在50%以上。在相应的投资决策和风险约束机制尚未建立的背景下,领导政绩、本位主义等诸多因素直接干扰着投资的立项和投向。一方面,使投资增长没有责任约束,经济扩张伴随着投资盲目扩张,成为地方追求产值、速度的重要“助推器”;另一方面,重复建设、重复生产、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现象较为普遍,造成大量资源、设备闲置和浪费。通过金融创新改革现有投融资机制,才能提高资产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体制创新的关键,是要转变政府职能。目前,政府对主要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直接和间接控制,对市场和企业的行政干预,以及行政垄断、价格和市场准入方面的行政审批、地方保护等,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扭曲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功能,还造成大量的寻租、贪污和资源浪费。只有转变政府职能,才能将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为政府调控、市场主导、企业创造的经济增长模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经济职能应体现在对市场主体“负外部性”效应的弥补上,诸如国土规划、不可再生资源使用、环境保护、社会分配、公共安全与卫生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政府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通过经济、法律、技术法规和标准等政策工具进行干预。体制创新需要制定与实施一系列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如在税收政策上,应调整现行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政策,改变地方政府单纯追求产值增加的行为偏好。在干部考核政策上,改变单纯依据GDP增长率作为考核政绩和选拔任用标准的做法,将社会进步、可持续发展、满足物质文化需求水平的提高等内容引入干部考核衡量体系。在市场准入政策上,需要由政府制定必要的市场准入政策和相应的法规,包括各个行业的先进技术经济指标和环境保护指标等。严格限制和减少那些单位产出能耗高、技术经济指标和环境保护标准低,并产生外部不经济的项目进入立项和生产领域。通过鼓励和抑制政策,健全节能环保的技术标准,促使企业提高节能技术。
　　体制创新应服务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解决就业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矛盾。创造条件促进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新的思路加快发展服务业。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缓解就业矛盾、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出路,也是扩大“内源性”需求、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新增长点。中国服务业领域发展潜力大,但这些潜力仍受到体制性的束缚。在实践中,中国应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突破口,积极发展信息服务业、现代物流业、技术研发业等新兴服务业,推动文化、教育、医疗和社区服务业的发展。这样,就可以带动“内源性”需求的扩大,营造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新增长点。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