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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工蜂一样活着的青年大学教师

作为高校教师队伍的生力军，工作量远超过老教师，但在科研、职称、收入上却难有突破？这群人，被赋予了一个新名词——“工蜂”。
当课题变为晋升、增收的捷径，有人便不再把教学当正经事，有人为了拿课题四处搞关系，有人被课题逼到“江郎才尽”……当代青年教师的不幸，在于恰巧碰上一个既无法潜心教学，又不能安心科研的教育评价体系。
 ■本报记者 温才妃

“教学再好也没有用，学生走一届是一届；科研才是自己的东西。”安徽省某高校中文系讲师黄苗回想起刚入校时，一位老教师所谓的“逆耳忠言”。可如今，她不得不重新考虑话后的深意。

工作3年，黄苗平均一周的工作时间在50小时以上，月收入尚不足3000元。她曾获院内教学奖，却没有任何课题。更确切地说，学院里的“杂活”、教学压力搅得她没有时间搞科研。她也曾申请过四五次课题，但总是被现实“泼上冷水”。

“没有课题就意味着收入、论文甚至将来的职称晋升受影响。”黄苗很无奈。

又有多少高校青年教师像黄苗一样，作为高校教师队伍的生力军，工作量远超过老教师，但在科研、职称、收入上却难有突破。这群人，被赋予了一个新名词——“工蜂”。

青年教师，像“工蜂”一样活着

工蜂占一个蜂群中的绝大多数，几乎承担了蜂群中的全部劳动。虽是为了集体劳作，但作为个体却是勤劳至死的。看似平庸却有着锐利的性格，遇敌侵害会将蛰针刺入敌人身体，尽管自己会死，也要给敌人致命一击。

一次偶然的触动，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将蜜蜂与高校联系起来。在他看来，高校青年教师堪比工蜂——工作负荷最重、地位最低，但却不改知识分子本色。

今年9月，“工蜂”的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青年教师在网络上“吐槽”。

网友“木2木”在某工科院校教历史，几乎天天有课，但学生不认真听讲，他稍微讲得出格，还要挨领导批评。

“科研就像做生意。”辽宁省某高校一教师抱怨申请科研课题不仅得拼门路、防竞争，还得懂做人——课题到手后一定得报答，否则下次就没份儿。

北京某高校夏老师是一名有学术理想的青年人，一直不肯辅导考研班。一次偶然的替场，让他尝到了兼职的甜头，当他准备滑入现实之际，却被大学同学臭骂。

身为高校青年教师，廉思坦言自己也是一只劳碌的“工蜂”。自筹经费、自组团队完成了“蚁族”、“工蜂”调研后，图书出版的稿费远不够调查开支，他不仅将工资搭入其中，还要忍受社会上的冷嘲热讽。

“工蜂不光反映了青年老师，更主要的是反映整个青年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他们处于一个不上不下的尴尬位置，文化资本上固然有优势，但在市场体系的坐标下，其经济、社会地位越来越被边缘化。”廉思说。

“搞科研的当老板，搞教学的混温饱”

最近，黄苗所在大学的“学生打分”制引发了众人反感。不仅评分公开化，而且排在末位的几名老师必须强制参加“教学课堂能力提升”课程。一些老师迫于面子问题，不得不用降低考试标准的方式来讨好学生。

师道尊严一落千丈之时，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青年教师表示，其所在高校一篇SCI论文的奖励却高达万元，而100个课时的酬劳尚不足3000元。

“搞科研的当老板，搞教学的混温饱。”北京某“985工程”大学自动化系副教授郑新，点破了大学教师队伍严重两级分化。

郑新告诉记者，一些青年教师担心过多的课时量会耽误做科研，因为课时量在评职称、奖励上的权重远不如科研，导致他们对课程改良并不上心。

廉思团队通过调查显示（以下简称“调查显示”），67.8%的青年教师认可“教学质量不会影响晋升”。

事实上，追逐科研的背后，更是对职称的向往。郑新指出，大学教师的职称决定其收入、课题经费及能否当博导、硕导，甚至在给杂志社投稿也会“按资排辈”，“很自然，科研成为大学教师晋升中最重要的‘砝码’。”

廉思表示，用科研来衡量大学教师，相当于把评审权交给了杂志社编辑，而不是学术共同体。这样做势必会加剧重科研、轻教学的恶性循环，导致一部分人抛弃教学，盲目拉课题，付高额版面费发文章；在课题申请上，只重视写标书，却不重视课题的实际运作和成果质量。

学术快餐下的精神镣铐

重科研、轻教学，可科研又是那么好做的吗？

郑新告诉记者，首先是申请难，青年教师在申请课题时也有职称限制，如果不是副教授一级，需要有两个教授级的推荐人，课题的经费也十分有限。

调查显示，近三年来，70.2%的青年教师没有作为第一主持人主持过省部级项目，80.6%的青年教师没有主持过国家级项目；30.6%的青年教师年项目经费在1万元以下，34.6%的青年教师年项目经费在1万至5万元之间。

工作数年，短平快式的学术快餐一度让郑新反感。他理想中一项课题的时间是五到六年，可两三年没东西出来，学校就该找他谈话。“让我做了一堆坏课题后，再做一个好课题，我会连好课题都做不好的。因为做学术的心情已被破坏。”

调查中，有50.4%的青年教师同样存在科研时间不够用的困惑。而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

廉思指出，我们绝大多数课题都是预先设定好会有伟大的结果，可事实上很多结果都是偶然发现的。正因为课题不允许失败，每个课题都要结项、都要有成果，从机制上导致青年教师无法沉下心来研究。

还“工蜂”族一个健康的学术环境

如何让青年教师沉下心来作研究？如何避免短平快的学术快餐？对于以项目制为单位的科研体制，廉思团队有一些思考。

在廉思看来，社会科学的评审可将“预先申请”改为“事后鉴定”，即“评结果而非评起点”。一个课题给出研究的大方向，事先不给予研究经费，如有100人申报该课题，以各自结题时的成果说话，重奖高质量者。

他解释，像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以文献研究为主的课题，对经费的要求并不高；但也不否认一部分社会科学的课题需要初始投资，如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课题常需要作大面积的田野调查。

对于自然科学的评审，廉思表示应建立“同行评议”机制，将“无记名投票”改为“记名投票”，将学术信用与评审专家个人信誉结合起来。

事实上，在国外，评审专家如给学术水平很差的课题打高分，学术界会没有人看得起他，甚至会影响此人未来的学术发展。“采用记名投票，专家就会特别重视学术声誉。而这样做，青年教师也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实际研究之中，而不是每天琢磨写标书或者搞关系。”廉思说。

“我特别不赞成用数量来衡量学者，如果只看一年发几篇SCI、SSCI或CSSCI，其结果只剩雕虫小技，但出不了学术大家。”廉思说。

他建议用“代表性学术成果”评价制等延长对青年教师的考核与评估时间，允许其用较长时间推出精品力作，在这个过程中，“越小的课题越要允许失败，哪怕最后证明是一个伪命题，这也是探索真理过程中的一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