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学成就.doc

《植物名實圖考》：這是由清代著名植物學家吳其浚編著，是一部很有科學價值，開現代植物學先聲的專書。它綜合了前人研究成果並有發展和提高。所參考的文獻資料包括經史子集，從古至今達800多種。編寫體例系仿照傳統的本草，分類方法也和《本草綱目》相似，全書共分38卷，12大類，共計植物1714種，比《本草綱目》增加了519種。書中所述植物廣及我國19個省，特別是對江西、湖南、雲南、山西、河南、貴州等省的植物採集較多。

《植物名實圖考》中所附的植物圖比以前任何本草書中的附圖都要精確。這些圖大部分是在植物新鮮狀態時繪下的，非常逼真，而且其中很多都是根、莖、葉、花全株繪下的，頗能反映出該植物的特徵，對近代植物學的研究有較大價值。國內外的植物學者對本書的附圖都很重視。德國人畢施奈德在所著《中國植物學文獻評論》一書（1870年）中對它作了較高的評價，認為其中附圖 “刻繪尤極精審”，“其精確者往往可以鑒定科和目”。

醫學　

乾隆時官修的《醫宗金鑒》九十卷，徵集了不少新的秘笈及經驗良方，並對《金匱要略》、《傷寒論》等書作了許多考訂，是一部介紹中醫臨床經驗的重要著作。清代名醫王清任在醫學上有突出的成就，著有《醫林改錯》一書。他強調解剖學知識對醫病的重要性，並對古籍中有關臟腑的記載提出了疑問。他通過對屍體內臟的解剖研究，繪製成《親見改正臟腑圖》二十五種，改正了前人的一些錯誤，為祖國解剖學的發展做出了有益的貢獻。

曆法和數學

王錫闡，字寅旭，號曉庵，蘇州吳江人，著有《曉庵新法》、《五星行度解》等十幾種天文學方面的著作。他精通中西曆法，對二者異說，皆能條其原委，究其得失。他肯定了西洋曆法先進的地方，也指出了其中的許多缺點和錯誤。他對日月食的演算法，對一些天文資料的應用，以及回歸年的長度、歲差常數等問題，都提出了比較中肯的意見。由於他能結合中外經驗，進行獨立的創造性的研究，所以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促進了中國曆算學的發展。

梅文鼎，字定九，號勿庵，宣城人。他以畢生的精力，從事於我國古代曆算學的整理和闡發，同時也對西洋科學加以研究和介紹。所著天文、曆法、數學方面的書籍，共達86種，在中外科學知識的整理上，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他寫的《古今曆法通考》，是我國第一部曆學史。
他的數學巨著《中西數學通》，幾乎總括了當時世界數學的全部知識，達到當時我國數學研究的最高水準。他在該書的《方程論》部分，闡明了我國古代方程的獨創性，指出這種演算法是西洋所沒有的；他在《勾股測量》、《九數存古》等部分，也都發揚了我國古代演算法的成就；此外，在《塹堵測量》、《幾何補偏》部分，他介紹了西洋的球面三角學，並對西洋立體幾何作了論述和發展；而在《籌算》、《度算》、《比例數解》等部分中，則解釋和介紹了西洋的對數、伽利略的比例規等方法。

明安圖，是一位著名的蒙古族曆算學家。他在乾隆時任欽天監監正。當時從歐洲傳進三個有關三角函數的解析式子——割圓三法（圓徑求周、孤背求正弦、弦背求正矢），但只有公式，沒有公式的證明方法。中國學者曾長期苦於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這種情況給當時的數學工作者掌握和運用這些知識帶來了一定的困難。明安圖經過三十多年的深入研究，寫出了《割圓密率捷法》四卷，不僅創用“割圓連比例法”證明了三個式子，而且進一步創造了弧背求通弦、通弦求弧背、正矢求弧背等一系列的新公式。這是明安圖對數學的傑出貢獻。他是我國用解析方法對圓周率進行研究的第一人。

地理測繪　

康熙時，曾組織人力對全國進行大地測量，經過三十餘年的籌畫、測繪工作，製成了《皇輿全覽圖》。這部地圖“不但是亞洲當時所有的地圖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當時所有的歐洲地圖都更好、更精確”（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乾隆時，又派明安圖等人兩次到新疆等地進行測繪，最後在《皇輿全覽圖》的基礎上，根據測繪的新資料，製成了《乾隆內府皇輿全圖》。在這份地圖裏第一次詳細地繪出了我國的新疆地區。這兩份地圖，至今仍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嘉怯鄴十五年（1820年）繪製的《重修大清一統志》的清代疆域圖，基本上反映了當時中國的版圖。

鄒伯奇（1819——1869年），字特夫，又字一鶚，廣東南海人。鄒伯奇在科學上是個多面手。他在數學、物理、天文、地理、儀器製造上都有較深入的研究，並取得相當的成就，是中國近代史早期即鴉片戰爭時候出色的科學技術發明家。

鄒伯奇在當時很簡陋的條件下，對光學進行深入的研究。他是我國攝影機的最早製造者，他寫過對古代所謂“格術”和關於“取景器”的光學論文。他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因用鏡取火，受到啟發，製成了“取景器”，並在此基礎上，加上快門和底板，而發明了攝影機，他自拍的一張照相底片一直保存到現在，目前在廣州越秀公園鎮海樓廣州市博物館內還陳列著他自攝的一張照片。在歐州，1839年發明了銀板照相法，鄒伯奇的發明較之歐洲只晚了幾年時間。他發明的科學儀器有一些還完好地保存到現在，如在廣州市文管會和廣州市博物館還保存和陳列有他發明的“日夜晷”和“七政儀”等。“日夜晷”是在白天利用日光照射投影，晚間利用節氣和星宿位置來確定時刻的一種計時儀器，他利用這種辦法推算出《廣州日夜晷運行時刻圖》。“七政儀”應稱“太陽系表演儀”，是由他製作的我國早期表演哥白尼日心地動學說的一種天象儀器。它的製作，是我國科學家把哥白尼學說予以實際運用的首創。這種儀器由一個四足圓盤底座和太陽系各星球的模型兩部分構成，圓盤中心直立一金屬軸，上端安一大圓球表示太陽；在“太陽”下面安有八個環套在軸上，各環外各水平面上接裝一金屬杆，末端各垂直向上安裝星球模型。各模型可以繞軸旋轉，直觀地表演太陽系各行星繞太陽運行的規律。八個圓環的支杆上各有一組星球，中間有一個大球表示“行星”，大球周圍的小球表示“衛星”。這架“太陽系表演儀”以形象的實體表現了天體太陽系的真實情況，在我國近代史初期對於破除“天動地靜”、“天圓地方”、“日月眾星皆斜繞大地（地球）而行”，以宣揚“天尊地卑”的長期流傳的錯誤說法起了積極作用。它對魏源在《海國圖志》中輯錄以介紹和宣傳哥白尼日心說的有關譯文進行直接的配合，有力地批判了當時的一些所謂宿儒阮元、戴熙等的上述謬說。此外，鄒伯奇尚製作有天球儀（在我國古代稱為“渾球”或“渾天象”）為自康熙年間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設計製作的在我國流傳至今的第二架天體儀。這架天體儀體積不大，設計精巧，連底座在內通高不過50公分，從結構到形式都具有中國的特色，與南懷仁所製作的那一架不同。

鄒伯奇還精於測地繪圖，在這方面“尤多創解”，他的家鄉南海縣的縣誌地圖都是他“手定義例”，被評為“跬步密測，密合無憾，雖以西人為之微妙不是過也”。

同治三年（1864年），郭嵩燾任廣東巡撫時，“以伯奇專精數學，特薦於朝，請置之同文館，以資討論”，清廷命地方官咨送鄒伯奇到北京任職，鄒伯奇“堅以疾辭”。與此同時，曾國藩為鎮壓太平天國農民運動以兩江總督在上海創辦江南製造總局內設學堂，“請伯奇以數學授生徒，屬前任督學劉熙載致意”，鄒伯奇還是拒絕徵調，一直家居養母，堅持清貧生活，直到幾年後去世。

鄒伯奇的著作稿經其後人整理成《鄒征君遺書》，內容包括數學、天文、地理、測量及經史等，範圍廣泛。

齊彥槐　(1774—1841)清代著名科學家、文學家齊彥槐，字蔭山，號梅麓，婺源沖田人。年少時讀書聰敏，下筆成章。嘉慶十三年考舉人獲第二名，次年中進士。  

 歷任翰林院庶起士、江蘇金匱縣知縣、蘇州府同知、知府。任職間，專心為民謀利，民稱“齊青天”。為了抗旱，深入民間採訪，創造了提水抗旱的龍骨車和恒升車。又精心製成了一架天文鐘——中星儀（現存中國歷史博物館），能準確瞭解天上的星象位置和運行情況。時稱為“千古以來未有之能事”。

鄭複光（1780～?）  中國清代科學家。字元甫，號浣香。安徽歙縣人。監生出身。卒年不詳。鄭複光於數學、物理學都有一定的成就。他善於融會貫通中西算術，常與當時數學名家李銳、 汪萊、張敦仁等討論天算問題。他還善於用科學的道理去解釋那些容易引起當時人們“驚駭以為災祥奇怪”的自然現象，彙集了200多條，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纂成《費隱與知錄》一書，內容包括天文、氣象、化學、物理等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各類現象。鄭複光在科學上的最出色的研究是在光學方面。他經過數十年的觀察、實驗和研究，終於在道光十五年（1835）前後歸納出一套具有獨特形式的幾何光學理論，著成《鏡鏡詅癡》一書，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出版。全書共5卷，約7萬餘字，扼要地分析了各種反射鏡和折射鏡的鏡質和鏡形，系統地論述了光線通過各種鏡子（主要是凹、凸透鏡和透鏡組 ）之後的成像原理。具有豐富的光學知識。書中創造了一些光學概念和名詞來解釋光學儀器的製造原理和使用方法。其中有些概念名詞是錯誤的。《鏡鏡詅癡》還對各種銅鏡的製造、對銅質透光鏡的透光原理，對於冰透鏡取火等問題，作了詳細的論述。它是中國19世紀上半葉的一部重要的光學專著，代表了清代中期中國的光學發展水準。

王貞儀(1768－1797 )字德卿，江寧人，是清代學者王錫琛之女，著有《西洋籌算增刪》一卷、《重訂策算證訛》一卷、《象數窺餘》四卷、《術算簡存》五卷、《籌算易知》一卷。

 汪萊（1768－1813）  中國數學家。清代人，生於乾隆三十三年（1768），卒于嘉慶十八年（1813）。字孝嬰，號衡齋，安徽歙縣人。出身貧苦，幼年讀書不多，但刻苦用功，“不由師傅，深造自得”，終於博通經史及天文、數學。成年後以教書為業，與焦循、李銳共同探討天文數學問題。1806年受聘負責測量六塘河入海口，供治河參考。1807年到北京考取八旗官學教習，入國史治纂修《天文志》、《時憲志》等民用曆書。因修書有功，1809年被選授石埭縣（今安徽石台縣）儒學訓導（主管文教），直至早逝。著有《衡齋算學》7冊（1796-1805）和遺稿《衡齋遺書》9卷，由學生夏燮整理後合刻刊行（見《衡齋算學遺書合刻》）。他的主要貢獻有：發展了中國古代的方程理論，提出高次方程正根的存在及數目問題和方程係數應具備的條件，當方程的根均為正根時，得到了與三次方程韋達定理一致的結果；系統討論了球面三角形6種基本問題的求解，分別得出了有解和無解的條件；得到一系列組合公式。他還對勾股問題、p進位制等問題有創見，著有《遞兼數理》、《參兩算經》等專著。其中《參兩算經》是中國數學史上第一篇專論P進位制的著作，意義深遠。此外，為觀測和修曆需要，設計製造過渾天儀、簡平儀、一方、勺漏等天文儀器。

李銳（1769～1817） 中國清代數學家。字尚之，號四香。江蘇元和（今蘇州）人。曾受業于錢大昕門下，後入阮元幕府，整理數學典籍。實際主持《疇人傳》的編寫工作。著有《弧矢算術細草》、《勾股算術細草》、《方程新術草》，闡發中國古代數學的精粹。還曾對多部曆法進行注釋和數理上的考證，著成《日法朔餘強弱考》。

徐壽在花蘅芳、吳嘉廉、龔雲棠及次子徐建寅等合作下，經過幾年艱苦努力，終於在1866年造成一條長50餘尺時速20餘裏（一說40餘裏）的“黃鵠”號木殼輪船。這是近代由中國人自己造的第一艘輪船，也是中國近代科學技術史上的一項新成就。

馮如在1910年製造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飛機，這架飛機翼長約9米，寬約1.4米，由一台30馬力的內燃機帶動的螺旋槳，每分鐘可轉動1200次，時速達104.6公里，飛行高度達213.2米。這是當時世界上飛得最快和最高的飛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