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的太政治和太不政治.doc

中国教育的太政治和太不政治
　　 陈永苗

　　国务院前总理朱榕基病急乱投医，会听信一些狗头郎中经济学家的教育产业化说，搞了一个古今统治者打破脑袋谁都想不出来的一招棋。教育是政治的根本，从来没有任何统治者会交给私人资本打理。尤其是到了民族国家阶段，更依赖于教育形成国民同质性，要不然日本不会死皮赖脸地一直要修改教科书。据埃里·凯杜里在《民族主义》中的说法，自19世纪以来，大多数民族国家政府建立、资助和不断地指导，形成一个大众的公共教育体系，其中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制造忠诚、同质化的民族成员。没有教育，就没有人民主权国家的民意，也就没有民族国家。
　　不仅仅政治需要教育。而且教育是社会公正的最后分配器和最后通道，也就是国家正当性的骨架。它提供一个人在社会和国家中的上升机会，从而论证了国家的正当性。
　　在中国建国以后长期实施计划经济体制中，财富也是由政治来控制的，直到1992年开始发展市场经济时才有所改观，但是总体上政治对财富还是很大的控制力。建国后社会低层要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不外乎有招干，参军和上学几个途径，现在招干和参军的路径又被堵塞了，只剩下上大学，只有上大学才可能有可能进入政府部门，从而参与财富的分配。而且即使是在市场经济里，是否受到高等教育也是决定财富分配的主要因素之一。
　　一个在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他最期望什幺。可能有两个主要之点：一是，他期望机会对他是开放的，二是，他期望在对他而言开放的竞争中，他不至由于不利的社会背景与经济背景而处于劣势。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要求改变自己不利地位的欲望是不可阻挡的，不要说在竞争中处于平等地位，就连向他开放机会的期望都被取消，这肯定是最大的不公平，这样这国家就没有了正当性，会出很多例如原来黄巢、洪秀全、孙中山很多知识分子起来造反。
　　教育几乎与政治是连体的。懂政治，就必须把教育抓在自己手上。

　　太政治化

　　回头去追看建国以后的教育政治，可以看得出来共产党人确实懂政治，但把教育抓得太紧了，结果搞得象个铁屋或监狱。
　　这个是他们自己都承认的。例如早在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改革政府对高等学府统得过死的管理体制。长期以来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使大学丧失了独立性，变得屈从于权力，由此造成大学内部的僵化，造成教师自身与知识结构固步自封，和学生丧失了创造性。
　　按道理来说，大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应该适当拒绝政治，政府部门除了匡定教科书，顶多就是任免校长。政治是培育民族国家要求的民族精神，只要宏观调控，没有必要事无巨细都插上一手。可是中国政治无所不在，弥漫渗透到任何领域。这可能是太懂政治，或者对自己不自信，或者对大学总是打着怀疑的眼光，担心私下里大学也搞政治或反政治，颠覆或者解构现有政治，所以要把教育牢牢把握在手里，从脑袋到神经末梢，都要像军队最高指挥部到基层一样，也要政治化。
　　媒体近日报道，去年年底清华美院著名教授陈丹青向院方与校方正式递交了辞职报告。他说，我在清华呆不下去了。让陈丹青教授拂袖离去的原因，就是教育太政治化。他坦承：“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
　　教育太政治化有两个后果。一个是教育、学术行政化；另外一个是人文科学的死亡。前者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学术评价的行政化，把行政级别作为学术成就的奖励和评判标准。没有“子男侯公王”，只有“科处厅部”，学术成就一有了，没有给个官当不知道如何办，没有衡量学术成就。还有一个表现是教育学术团体的行政化就是学术研究会或科研活动的带头人，往往由一定级别的领导担任。一定级别的领导，肯定是一定级别的学术研究会或科研活动的带头人。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是大学内在的要求，这已经是近代部分或者全部实施过的，结果都千呼万唤不出来，没出生就死了。
　　政治要渗透到神经末梢，必须要有一套程序性办法，那就是唯科学理性的彻底贯彻，就是没有办法数量化的地方，例如人文科学，也要贯彻下去。学术教育行政化逐渐深入到高校的各个学科中，对于不非功利、非程序性的人文科学来说，不是不能幸免，而是对人文科学伤害最深。简直牛头不对马嘴。陈丹青教授的境遇正是最好的说明。
　　陈丹青说：“只要出现‘量化’、‘管理’、‘科学’、‘科研’等等辞令，我就不会填写类似的表格，这类辞令与人文艺术及其相关教育无涉，在这些辞令构成的话语文本中 ，我们无法辨认人文艺术的规律与本质，因此，我不要进入这一‘话语圈套’。”
　　陈丹青和陈丹青们的出现，说明境况象牙塔并没有在市场经济中有所改观。而且将来并不一定能有所改观。例如前年的北大改革用经济学的精神，还是唯科学理性的彻底贯彻，我当时在《三问北大改革》中写道，近代以来为北大带来世界性声誉的文史哲等人文科学，由于在过去十年之中被严重漠视，长期营养不良，如果如今实行学科“末尾淘汰制”，会加剧目前某些文史哲基础学科已经恶化的学术环境，甚至这些学科有可能在未来的十来年内被淘汰出局。那么北大将不再是一个综合性大学，而逐渐变成理工科大学。
　　人文科学只能手工作坊，不可能是流水线生产。可能人文学科天生牛脾气，是自由民主价值的渊薮。“喜欢顶牛，总是让政治家怀疑，”建国后北大的地位大大下降，人文学者地位边缘化。拿破仑说：我的军队中仅仅要驴子和科学家，不要人文学者。这句话深懂政治。

　　太不政治

　　自从市场经济成了万金油以后，与政治领域相关的地带，边缘的，甚至核心的，都被席卷了进去，连原来一点不愿意被污染的意识形态也不例外。有一个比较说的过去的说法是，资本出钱为政治出力。例如资本家出钱，政治家办报；资本家出钱，政治办教育，还有例如最近的红色旅游，发展了经济，同时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
　　先不要说教育产业化的社会代价。政治与资本从来是同床异梦的，资本有着自身盈利的逻辑，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肯定要牺牲教育的政治功能。而且政治事关人生审美价值判断，是高于经济的，不能什么事情都交给资本，就像女人的贞节，是不能进入市场的，否则被人们看不起，成了政权的慢性自杀。
　　为什么教育产业化是打破脑袋谁都想不出来的一招棋，从来各国统治者都是不惜大血本，勒紧裤腰带也要投入教育，一方面是前面说的培养国民的同质性，塑造统治的正当性，维护政体。这是一个政权的底线问题，也是它对人民不可逃脱的天赋义务。这种义务就像儿子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一样，你再穷也必须赡养父母。
　　过高的学费，就是暗地里提高高等教育的门槛，把低收入阶层的子女拒绝在大学之外。而低收入的社会底层又构成社会的主体，所以过高的学费，就是要大部分的人上不起大学，拦在大学门外，不能给自己创造机会参与财富的分配。
　　高等教育如今变成一个经济产业，为了商业利益而抛弃了本来目的，这对一个国家是非常不利的。你看一看现在的情形。过高的学费就排斥了大多数人上升到社会高层或改善自身，同时使教育的政治功能落空。大量的毕业生没有分配，一年就说一百万，十年积累下去是一个史无前例硕大无朋的火药桶。换一句老百姓的话，这经济学家是不是与和共产党有仇，出这么狠的招数。要付出的代价恐怕要有几十年或者以两百年以后才看得明显，例如社会动荡，城市和农村的敌对。
从太政治到不政治，这种转化太大了。180度的大转弯，弄不好会从悬崖上掉下的，摔入万丈深渊的。

大学的泛政治化和象牙塔的意淫

　　教育部长周济先生做出的决策令人震惊。然而以内部命令即可以达这样的效果，却足以说明权力之强大以及其蛮横无理智。中国教育多年来受人诟病，在过去的时间里，也有无数的人曾为教育改革作出努力，但结果仍然使人失望。在我以为，主要出于一些见不得光的力量的阻碍，乃至以教育为生的群体在体制内生存的犬儒态度和缺乏智慧的短视，才造成今日这样的结局。

　　 最为显著的造成此种弊端的根源之一，无疑是大学体制的泛政治化。大学在现代西方，是作为自由的象征来看待的，乃至于精神上独立于世俗政权之外。它存在的意义绝非为一党培育党徒，而在于开发人智，进而于人类或本民族作出有益的事情。但中国的情况与此背道而驰。就象所有的官僚政体一样，大学机构里面也被设置了严格的等级，并象政府官员一样给予官衔以及相应的待遇。在学校治理和宣传上各有其主。起到制衡和相互监视的作用。最为要命的是，政权相应的垄断了校内官员赖以养家糊口的物质来源，在现代，“经济人”的存在理性导致恐惧容易生根，更何况，关键时刻仍会有代表暴力的“黑衣人”不时光顾，扰乱私人生活，甚至恐吓其家人，法律的无用性自然迫使人们基本走向屈服了。

　　 在这种情形下造就的教育制度当然是畸形的。由于不是教授制校，故尔老师的录入颇象行政取士，尤其是90年代之前，更是容易见到的。90年代之后，教育领域的“寻租”使教师队伍更加官僚化，自由的精神空前堕落了。并由此形成了依附于现存政治之上的共同利益。人们的关注点普遍由精神导向物质，由公共生活空间的关注转向私域。而异议者的被清除还加剧了教育队伍犬儒生存形式的集团走向。他们只需在政治信仰上投诚，被逐出门墙之外的事情是很少见到的。由这样的教育群体训练出来的羔羊自然也是侏儒。偶尔虽有旁逸斜出的优秀分子，但是基本都被适时的恰如其分的训话乃至惩罚剪切掉了。总起来看，这形成了中国大学一个颇为古怪的现象：一方面，人们对政治生活避而远之或者谈之色变，一方面，却千方百计的促使教育体制的泛政治化继续延续，维护它的运转，甚至不惜投诚以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远为危险的是，这也构成了对后来成为中国精英们的最有影响的早期政治生活课。

　　 泛政治化的倾向还决定了中国教育中的内容。虽然在现代的形式下，不能象毛时代那样绝对贯彻政治思想，但党的政治思想概括仍然广泛充斥在各门学科之中。在表面上，传授的政治思想逐渐被学生所厌恶，但实质上，深植于其它学科教科书的思维方式以及多数观点却被默默接受。从而奠定了他们独特的奴化而僵硬的历史观和人生观念。虽然短期内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后遗症，但在毕业以后的生存中，却显示出它和八股制度一样的无用性，它彻底从根源上扼杀了可能产生异端的独立思考，而且还促使学生们在认清无用的大学生活之后迅速沙化或市民化。理想主义成为虚无缥缈的易受嘲笑的代名词。而失去了理想主义特征的大学，又是怎样为人类未来传道的呢？和古代的八股制度一样，教育成为激活民族活力的癌细胞。即使是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当代腐儒因此而来的僵硬的头脑。在中国比较有名的杂志《书屋》上面，仍有人撰文悼念科举和八股取士，他大约忘记了取士的内容是什么，以及采取怎样的标准，又由谁来做裁判。

　　 周济先生或许是愚蠢的。但他聪明的纠正了中国民众中不现实的想法，即学校从来不是象牙塔，更不是精神家园，人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幻想，不过是出于部分人的意淫和因自私而来的人为制造的伪象。

学术行政化，侵蚀高校健康肌体

　　一年前，在北大朱苏力教授招博事件中，有人就将矛头对准了不与时俱进的招生体制，余波刚刚平息；如今，清华美院陈丹青教授在博导这一人人羡艳的位子上因为不满于现行体制而主动离去。发生在国内最负盛名的两所大学里，这两件事的不能不让人为之感慨万千。

　　 从新闻角度讲，近年来挖空心思炒做校园是媒体一大能事，虽不新鲜，但依然能够吸引众多眼球；从现实角度看，现行教育体制（尤其是行政化色彩浓厚）的诸多弊病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变，我们只能从这类事件中得到些须启发，至少可以找到医治的一点办法。

　　 现行教育体制上的行政化痼疾是历史的积淀。国人的官本位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只有握有权力才能喊出“为人民服务”的豪言壮语，才能实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从古到今，多少人为了五斗米而孜孜不倦？建国以来，在计划经济时代，权力可以触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权力支配着一切资源的分配，整个社会按照官方的意志有条不紊地运转着，在行政权力的无处不在和无所不能的高效运行下，社会秩序井然。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权力者再也无法如以往游刃有余，人人对于利益的重新认识和渴望，社会逐渐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所有人都必须纳入共同的规则下，大家各司其职，以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但是在年轻的新中国，规则意识终究还很年轻，官本位思想依旧牢靠。

　　 在学校的机构设置中，具有明显的行政色彩，教师有专职与非专职之别，也有既是官员又教书的教（导）师，还有只管教书与主管学生思想工作的教师，这些名目繁多，职能各异的教师，让我们发现，作为教师，这一职业的真正的使命：其实首先在于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教知识是在其次。当然这个逻辑本身没有错，谁都知道不会做人的学生本身就不是优质产品。但关键在于教你做人的真谛在于要听话，要不犯错误！即使你可以在作业本上出现N个错误，但决不允许犯一个不听话的错误。学校就像是个机关，有上下级之分的，平时也有一些会议要产生“决定”一类的文件。正所谓“上面开会，下面学习”，每周都要定期像官员开会一样学习并领会伟大的精神，时不时也写点思想汇报。

　　 国内高校的资源整合（包括曾经风行的合并、改名热潮）是行政一相情愿干预的结果，然而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变成美丽的现实，却造成了学术资源浪费、虚假繁荣等后果。忽视教育自身规律和特点的行政化学术研究更让人无奈：学术研究能力只体现于有多少从国家级、部级，直到校级等各个级别的实验室，学术研究的成果讲求获得了多少大到国家级、部级，小到校级等各个级别的所谓研究成果。学校有级别之分，相应的学术研究也有行政级别。

　　 为了立项目，建硕士点、博士点，一些学校主动迎合潮流，所谓的学者、导师也逐渐偏离了学术的轨道，在这里学术表现为一种单纯的物质利益，成为晋升的砝码。例如，政治学是一门学问，但是学者是不以研究权术为己任的，这应该是权力者的嗜好。而按照行政官员级别挂钩的导师们，竟也热衷于挂起政策法规研究的招牌。按照常识，学校并不具有立法和司法诸权力，就是司法解释也轮不到学校。制定法规政策那更不是学校的职责。或许研究的唯一的目的在于适应官本位的社会，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人人自危社会中，为大伙谋得一份差事也好。

　　 为国家建设而培养了大批人才的事实当然不能作为现行教育体制优越的左证，陈丹青教授的离开，也不能说明中国现行教育体制已经病入膏肓，陈丹青教授的离开，我以为这只是个案，陈教授的离开并不足以改变现行体制，生活还要继续，他的离开或许只在于清华少了个导师，大家多了一个谈资，但不知道这种生活什么时候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