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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复杂的社会结构：江村调查

一.江村 “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型式”之一
江村调查是费孝通和王同惠1935年12月在瑶山立志研究“中国社会的组织的各种型式”的第二个类型．第一个是瑶山。从1936年1月21日，费孝通在广州写给林耀华等人的信上我们可以明了这一点：“她在临死前一天晚上．我们两人相对向着火．还说：‘孝通，什么时候我们那部《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型式》能够出版呢，……’我说：‘再等二十年总有一些把握了’”而且，他们已经计划下一个目标。他写道：“我们本已说好瑶山出来，我们要开始华北社会组织的研究”。我们现在无法推知，他所谓华北是指哪一部分，具体研究单位将选择在哪里，但．他们基本的研究思路是已知的。
王同惠牺牲在广州医院期间．他在整理《花蓝瑶社会组织》的同时，也计划那“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型式”的计划。他写道：“我愿意用我一人的体力来做二人的工作。我要在二十年把同惠所梦想所计划的《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型式》实现在这世界上。”
从广州出院后，他回到北京．一个月以后，他又离开北京返回江村，开始了被马林诺斯基称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江村调查，他给《天津益世报》社会研究副刊写了第一封《江村通讯》，副标题为《这次研究工作的动机和希望》。他写道：“这次研究的动机有二个”，其中之一，便是他在致林耀华信中提到的。“我也在那封信上说过，我愿意在我一生中完成一部《中国社会组织各种型式》的丛书。现在花蓝瑶社会组织已经在我手写就付印，在旬日内可以竣事。我是觉得已经没有理由再滞留在不工作的状态下，所以我就计划着这一研究工作”。
在最初调查的设想时，费孝通也试图以“社会组织”为调查内容——像瑶山调查一样。“我所要研究的是一个中国乡村社区的社会组织”。“在此之前，他对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型式的研究并没有加以说明，只是我们从他的题目中可以推知，他们认为中国境内是存在着不同类型组织的。如果吴文藻的阐述符合费孝通思想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推知：他承认文化在中国是变异的，变异的文化使境内呈多元性，社会组织自然也呈多种类型。如果我们上述猜测是对的，那么以下他的论述则可视为他们关于“型式”的基本构思：“依我们已有知识来说，中国乡村社区的社会组织，并不是一律的。”
我们可以说．江村调查的最初，费孝通已经否认了在中国可以寻求—个标准的．可以反映一般的社区。正如他自己说的：“我们可以说在中国本部并没有一个‘一般的’、标准的乡村社会组织的型式。”因而他也否定了江村可以成为反映中国社会的“—般的”，“标准的”意义。而后来由于江村的调查报告取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引起的种种疑义是由于马林诺斯基和Routledge书局所致，非由于作者本人的学术方法所引起的．而该书的中文名字则是与费孝通最初的调查动机一致的。
与他在人体测量中曾经设想的一样，费孝通试图在进行了足够多社区分析之后，再按其特点进行分类，而非人们通常设想先划分类型，尔后在类型中寻求一个典型剖析，即可达到对于全体的认识。阿古什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费孝通不需要解剖“所有村庄”，“正像生物学家只解剖一个青蛙而不是所有的青蛙，就能了解这类生物”⑧。费孝通也没有说过要解剖所有村庄，他只是说：“我们不能回答究竟有多少型式，亦不知道各种型式差别到什么程度，更不知道各种型式之间的关系如何。现在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在实地的观察中先把各地的状态加以描写叙述，然后将来等到这些材料充足之后，再来分别型式。”
无论如何，型式问题已经将我们引入一个十分棘手的理论领域。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回答一系列问题：型式是怎样产生的．是先分型式而后再择样调查，还是“先在各地观察中把各地的状态加以描写和叙述，然后，将来等到这些材料充足之后．再来分别型式”，如果先划分型式，必须有一种更高层次的理论与方法，如果有这样一种理论和方法，自然会使人们更迅速地把握整体。自然科学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分类，至少生物学是这样，而且，这种分类将使研究冒着某种风险：在他分类的时候．必须在典型解剖之后才能明了的结论往往会隐含在最初的分类标准中；如果按照后一种办法，就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人们在描述多少例子之后，才能开始分类?正常情况应当是在全部对象分析完后，实际这是做不到的。
分析各种材料，我们会发现：他早期对人种分类研究的某些思想实际在影响着他对组织的研究一—依照一定的地理状态，他们决定从瑶山出来，进军华北便是例证。

二、社会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在江村调查中费孝通试图在自己的文化中尝试“体察”方法。他写道“第二个动机是出于有些人觉得民族志的方法只能用于文化较简单的“野蛮”社区，不能用于我们自己本地的文化社区的误解。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因为事实的本身无所谓‘野蛮’和‘文明’，这些名词不过是不同族团相互蔑视时称呼罢了，在民族学是不能成立的。”
在费孝通带着这种设想进入江村的同时，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人类学也在酝酿着一个趋势，就是要扩大它的范围，从简单和落后的部落进入所谓“文明社会”。后来，费孝通在英伦编写江村调查报告的时候，许多人类学已经进入了文明社区．进行类似的调查，与他们比较起来．费孝通的调查是较早的和成功的．所以，马林诺斯基给了它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本书以及在中国和其它地方开展的广泛工作．证实了我的预言：未来的人类学不仅对塔斯马尼亚人、澳洲土著居民、美拉尼西亚的待罗布里恩德群岛人和霹雳的俾格米人有兴趣，而且对印度人、中国农民、西印度群岛黑人、脱离部落的哈勒姆非洲人同样关注。’”
由突破旧民族志方法的限制产生的问题是，研究者在研究中的价值判断问题，这也就是后来被他的同学利奇(E.Leach)所不“推荐”的那个问题．利奇恰恰批评了江村调查的出发点，如费孝通所说：“但是我们却承认一点，就是研究者很不容易获得一个客观的态度来研究他们自己所生长于其中的文化。”费孝通考虑到了利奇提出的问题的关键，但他认为：“不容易确是不容易．但是并不是不可能的。而且一个有相当训练的研究者，在研究自己生长的地方时，亦有特别便利之处。”
他愿意以自己的研究来证实自己的设想：“说话总没有事实强，我觉得要打破上述的成见，只有由我来用研究花蓝瑶时所用的方法，去研究一个本国的乡村，若是我能有相当的成绩，这成绩就可以证明我们的方法是可以用来研究任何性质的社区”（。后来的事实发生在费孝通的预料之内。传统人类学的预料之外．因此，马林诺斯基“敢于预言”《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个里程碑”。 “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
当然，这仅仅是《江村经济》对人类学的发展之一，在往后的论述中，我们将会看到其它的发展，“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如果说，这一点，即突破旧民族志是江村调查对人类学发展之一的话，那么我们在上节介绍的“型式”探索则是另外一点。马林诺斯基并没有将这点列入，而我则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这点比第一点更为重要，因为第一点仅仅是一个突破，而第二点则是试图在一个复杂文化结构中，通过类型来寻求把握整体的方法。当然．它仍需要展开。
现在让我们回到关于本民族研究自己的人类学这一问题上来。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研究者在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中的事实推断与价值判断的关系。
费孝通在进入江村之前．已经考虑到了这一问题，在他离京赴江苏的前夕(他大约是六月底离京的)，六月二十四日的天津《益世报》发表了他的《社会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探讨了社会研究中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纳关系，以及整体性和功能分析方法在事实推断中的作用。其中，许多思想来自于他和王同惠在瑶山的体验。在《社会研究中的价值问题》中，客观判断与价值判断是在时间上被分开来的．他认为，在认识的最初，研究者不应该带有任何价值判断。他写道：“在没有研究明了一个文化的结构而任意批评这个文化特质是‘文明’是‘野蛮’是件最容易的事。但这种容易的事’是社会研究的大忌，因为当我们批评这个文明那个野蛮，我们自作聪明，把研究的线索切断，把探讨的门户关闭了。”）他实际上包含了这样一个思想，若价值判断在认识的最初阶段就出现的话．那么结论必定已经包含在前提之中了。这样的研究不会得出科学的结论。所以，“社会研究者在研究初步时最好放弃批评的态度，脑子里不存什么价值问题”，而且，“一个研究者能避开价值问题，用极客观的态度来观察、来叙述，他的职务其实已经完成了”。
虽然，用客观的态度来观察、叙述社会事实被认为是社会研究者的职责，但费孝通并不否认研究者只可有此目的，而别无其它，他认为研究者除了弄清事实之外．亦可有其它目的——“研究者并不是永远不能有研究之外的目的——他可以根据他的立场来讨论文化的价值问题了”）。而他本人一直致力于将自己的认识和结论提供给行政者和决策部门。八十年代初期，他从改革的初潮中惊喜自己五十年前所倡导的乡村小工业结论的正确性，而小工业和小城镇的每一发展，都使他感到衷心喜悦。陈诚在任职台湾省长时．也曾参考他的著述在岛内进行农业改革。”
为了回答利奇的批评，费孝通从两个不同于他在1936年的论述的角度阐述了自己对于“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行为的看法：一是从研究者的认识特征，二是从研究者的文化背景。就研究者的参与观察来说，不论是本民族的研究者，还是异民族的研究者在认识过程中，都有一个如何参与到被研究对象内部，又如何从客观的角度将自己的认识表述出来．不过二类研究者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着重点不同。费孝通写道：“人类学者能不能研究别的社会依赖于他能不能参与别的社会的实际生活．首先要解决好是个‘进得去’的问题．而以自己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者能不能研究好却依赖于他能不能超脱他所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是个‘出得来’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自己民族的人“是最艰难但也是最有价值的，因为：研究者要“从‘自己’中分化出现察者和被观察者两个方面。……其实也就是上面所说耍从‘由之’进入‘知之’的过程。这个分化过程就是超脱。”）对于被研究对象及研究结果的评价已经不是一个认知问题，而是他在三十年就已经提出的“价值”问题。这种价值评判取决于研究者的立场。在文化研究中，取决于研究者所处的文化背景，费孝通就像坚持文化的多元性一样．坚持价值标准的多元性，认为“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标准，各自有一套自己认为是美的东西。”因此应当“美人之美”，‘美人之美’的境界是从上面所说的超脱了自己生活方式之后才能得到的境界。这是境界的升华”。在他看来．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既“能研究自己的社会也可以研究别人的社会”。对于人类学者的价值标准问题．他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一个研究自己民族的人不单可以获得许多别人难以获得的材料和节省更多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获得更多的真实性的材科，研究异民族可以保持研究的客观性这件事本身并不是绝对的。任何民族都是人类的一部分，人性是相通的。初入社区的异民族研究者以外来者审视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他并没有深入到社区内部．他获得的材料是表面的，不深刻的。在自然科学中．深入到对象内部．要凭借先进的技术，在社会研究中则凭借研究者的能力，更多的是依靠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沟通的程度。沟通需要双方的相互信任和理解。当一个研究者站在对象之外审视这个对象的时候，他是在试图说明这个对象，而一旦他深入其中，则就变成了理解。说明是研究者从自己的知识和文化背景来表述一个问题，而理解则是研究者从被研究对象及其存在来表述问题。这是两个层面的东西。在方法论上，这个问题最早出于迪尔秦的著作中，并在其解释理论中达到颠峰，成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水岭。“我们解释说明自然，对人则必须去理解。”
加德默尔展示了一个这样的思想：理解是人存在的行为。理解弥漫于人的一切活动之中，其中包括情感。即使一个异民族的研究者一旦他由外部观察进入局内生活中的观察，他都摆脱不了自己的情感因素。他摆脱不了由于密切交往而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情感关系，也摆脱不了由于这种关系所发生的情感判断。一旦一个异民族研究与被研究对象达到“水乳交触”的程度，他的价值判断并不亚于同民族的研究者。除非，他水远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说明社区生活。
社区研究．对于研究本身来说，有两个关键环节：一个是研究者如何全面理解社区生活问题，这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的个人生存的能力．与人交往的能力和自己的社会学训练；另一方是研究者怎样将自己的理解客观地表述出来，而不带自己的价值判断。第一个环节对于研究者来说并不分异同民族，若达到全面而又深刻的理解谁都离不开情感因素的投入．当二者同样迈步于第二阶段时，也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摆脱价值判断。而这不取决于他们的民族性，而是取决于已有的训练和素养。

三.从社会搭配到社会变迁
在结构分析中，我们发现《江村经济》的前四章与《花蓝瑶社会组织》是一致的，都是对于社会组织的分析．而且其叙述方式都是从历史上起源最早的组织——家庭开始，无独有偶，《江村经济》正式的第一句话也是：“农村中的基本社会组织就是家，一个扩大的家庭”。
对于上述现象的可能性的解释有：其一，江村调查是花蓝瑶调查的继续，是“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型式’之一，按他最初确定的方法，即在解剖众多社区之后分型式、尔后比较．以达到对于整体的把握，他必定在分析各社区时采取基本一致的分析框架；其二，在江村调查后，他发生了一个在理论上“由社会搭配到社会变迁”的转变；其三，江村是一个较花蓝瑶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这种复杂的社会结构可以从众多方面得以说明：人们谋生方式的多样性——小工业、农业、贸易等，决定了人们生产组织的复杂性与家庭婚姻制度的复杂性，小工业与贸易的发展将江村纳入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体系，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波动而变动；与大都市的接近使它与城市发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离了都市，小工业和其它经济活动都将受到影响．凡此种种。
由社会搭配转向社会变迁的研究就是将静态的分析转向动态的考察，在这里社会搭配并没有简单地由社会变迁所取代．它作为一种传统中国文化的背景出现．使人们看到发生在这一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是怎样发生的。正如费孝通所说：“这种研究也将促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传统经济背景的重要性及新的动力对人民日常生活的作用。”
就像在理论的探索中，他注重原有的势力和外来的势力一样．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世界工业的发展，生丝价格下跌”和“以传统土地占有制为基础的家庭副业在家庭经济预算中的重要性”的分析。而且，他认为：“对于我们观察的村庄的经济问题．只有在考虑到两方面的情况时才能有所理解”。因为“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制度直接转渡的过程，也不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了干扰而已。目前形势中所发生的问题是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马林诺斯基对于费孝通的这种分析方法给予的评价是：“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于复述静止的过去。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
经济活动是费孝通在传统文化和工业革命交互作用背景下考察的基本问题。
人类学对于经济活动的真正研究始于马林诺斯基。马林诺斯基对于拉美尼亚的“库拉”[Kula)交易活动的撤述，是人类学从社会制度探索经济活动的开始。《西太洋的航海商》中，曾用九章的篇幅来讨论这种特殊的交易活动。马林诺斯基对于“库拉”的认识是从人类学的立场上出发的，而不是从经济学的立场出发，这在那个时代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因为它引导了一场革命．导致了“经济人类学”的产生，从此，对于经济的理解再也不是一些枯燥的数字，而是一个包含着心理、社会因因素复杂过程。
马林诺斯基在超卜连岛进行实地研究时，西方的文化已经深入到了许多边远的地区，冲击着那些小规模的文化，使其发生剧烈变迁。但那时的人类学家更关心的是与“外界末接触过的原始民族”。马林诺斯基自己也承认在研究超卜连岛文化时，“能够有机会重新和体验建立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当然，马林诺斯基后来也承认社会变迁。

四、《江村经济》的认识价值
巴博德说：“凡是想了解中国的人，都必须读《中国农民的生活》，我很小的时候，就读了他的书，我就认识他了”。《江村经济》自问世以来，已经“重印了三次。在许多大学的人类学课程中把它列为必读书目”。而且．它启发了许多已成名的人类学家“研究人类学和研究中国社会的兴趣”。。所有这一切，除了从我们已经分析的、它的方法论上得到解释和说明外，还必须从它的认识价值中得到部分说明。
《江村经济》主要有两方面的认识价值．一方面，“这种小范围的深入实地的调查，对当前中国经济问题宏观的研究是一种必要的补充”；另外一方面是，对于这样一个小小村庄的调查，其结论却可以用作假设，也可以作为在其它地方进行调查时的比较材料”。
贯穿于该书的主题是中国的土地制度、土地的利用和农民家庭再生产的过程。
托尼(R．H．Tanney)在《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力》一书中对于中国农村土地问题进行分析，并对土地权外流提出了一种理论上的解释：“至少有些地方，正发生着一种现象，就是离地地主阶级的崛起，他们和农业的关系纯粹是金融性质”。而且，他以具体的材料支持了这一观点，认为，“住在地主大都市附近的地方最不发达．那些地方都市资本常流入农业中——广州三角洲占百分之八十五，上海邻近地带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民据说全是佃户——住在地主最普遍的是没有深刻受现代经济影响的地方”。
托尼曾经影响了费孝通对于江村的研究．在江村调查之后，费孝通认为，中国土地问题面临着两个困境：其一是“农村地区资金缺乏．促使城镇高利贷发展，农村经济越萧条，资金便越缺乏，高利贷亦越活跃——一个恶性循环耗尽了农民的血汗，以至造成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到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因此，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其二，“由于农民对于土地制度不满而引起的一种反抗……，农民的境况是越来越糟糕了。”费孝通认为．土地制度的改革“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虽然这种改革是必要的。
费孝通并不认为紧缩农民的开支是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而认为增加农民的收入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
马林诺斯基为《江村经济》写了序言，称赞它论点“令人信服”，描写“生动翔实”。英国汉学家E．丹尼森·罗斯阐明了该书在科学文献中的地位：“我认为这篇论文是相当特殊的。据我所知，没有其它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我们曾经有过统计报告，经济研究和地方色彩浓厚的小说——但我未曾发现有一本书能够回答好奇的陌生人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巴博德说：“《江村经济》第一次让外国人全面地了解了中国，费孝通第一次将中国的真实情况告诉了外国人”。沙真理认为 “《江村经济》使我们在几十年前就了解了中国，在当时几乎没有几个人写中国的书，费却写出来了”，利奇认为：在1934—1949年间中国的四位曾经受到功能派影响的学者所出版的研究中国的著作中，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是“最早的”，）是“最成功的”，这类专题报告尽管集中于小范围的人类活动和行为，但较之于那些标榜为《文化人类学导论》的教科书，却更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人类的一般社会行为。”
但利奇又认为，《江村经济》“这种研究并不或不应当自称是任何个别事物的典型．这样做的目的是在它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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