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嘉月刊》6月下 百度文库版.doc

译嘉月刊

□世界尽头的岛屿 □老妈决战美国高考 □在家做饭好 □揭秘2013年诺贝尔经济奖
采撷全球智慧 提升中国精神

2014年6月刊下 主办：斯眉英语协作翻译群

地球尽头的岛屿

老妈决战美国高考

在家做饭好处良多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背后的故事

目

录

地球尽头的岛屿

帕墨斯顿是世界上最与世隔绝的岛屿社区之一，一艘补给船会来到这个太平洋中的小岛，但最多一年两次。不过，虽然航程漫长艰险，仍有胆大无比的游客来岛上游玩。此外，岛上共有62名居民，其中大多数有着共同的祖先——150前年定居在岛上的一个英国人。
九天的日夜兼程。九天窝在船上，无法站立。九天提心吊胆，怕在这远离人烟千万里的地方遭遇热带风暴。太平洋一望无际，宽广得超乎人的想像，一路颠簸，驶向地球尽头的岛屿。
帕墨斯顿岛是库克群岛的一部分，依靠珊瑚礁与几处岛屿相连，珊瑚礁则首尾相连，将中间的平静水域环绕成一个大泻湖。整片区域中的礁石在水面高高凸起，海上飞机无法着陆，而外围的海浪又太凶猛。这个地方太偏远，不管从哪里出发，直升机通常都无法坚持飞到这里，只能通过海路。
所以要到岛上并不容易。从伦敦出发，到洛杉矶转机，经过两天的飞行后，我们从塔希提岛出发，前往帕墨斯顿。
我们的小游艇航行五天后，天上开始乌云滚滚。太阳渐渐隐去，寒气袭人，令人担忧。倾盆大雨突然落下，噼里啪啦地敲打着船边。一道闪电在海上划过。

小船在大海中满帆而行，劲风吹得小船倾斜了足有60度，我们被拽向了船的一侧。如果船帆掉落的话，我们几乎无能为力，小船完全任凭大自然的摆布。
而且求救无门。九天的时间里，在茫茫大海上，我们什么也没碰见。没有其他船只、其他生物，甚至在50,000英尺内也看不到飞机的踪影，什么也没有。
这段极端的旅程阻挡了人们的脚步，只有最有决心的旅行者才会前往帕墨斯顿——一片被汪洋大海围绕着的绿色小岛。

小岛的海拔高度意味着只有在两英里远的地方才能用肉眼看见它，而在糟糕天气下则根本不可见。多年以来，没有几百条也不下数十条船只因触礁而搁浅，船员也被困于此。最近的一次海难事故发生在三年前，船只在海滩上搁浅，一侧船体出现了一个大洞。岛民们对这些事故船只的各种部件，如发动机、木板和船桅等进行了维修并重复利用。在这儿不存在废品。
学习如何在天然屏障中安全航行通行需要经年累月的实践练习。甚至连我们乘坐的小船也必须在距离海滩500米处停泊，尽管它只有大约10米长。
当我们终于靠近帕默斯顿岛时，阳光下，一只小船呼啸着向我们冲来，在礁石中左突右冲右穿梭而行，小型舷外发动机轰鸣着。
“大家好，我是这次的东道主。将你们的船栓在这里，我们会载大家上岛，大伙可以吃顿午餐。大家今后的行程由我负责，” 鲍勃·马斯特斯大声地对我们讲着，蓝绿色的夏威夷衬衫与清澈的海水相映成趣、几近完美。

岛上仅居住着三个家庭，鲍勃是其中一户的家长。每年，三家人都会争抢途经此处为数不多的几艘游艇，获胜家庭可为游客提供游览所需。岛上居民纯朴善良，而且非常乐意更多人光临小岛。
这种慷慨好客，以及岛上的礼仪、法律制度和传统是几代人口口相传下来的。他们的共同祖先出生于英国莱斯特郡的一个县城，距此万里之遥。
150年前，威廉·马斯特斯是帕默斯顿岛第一位永久性居民。有人告诉我——话语中带着些许自信——威廉是一名木匠，乘坐库克船长的船出海。但是，当那位举世闻名的探险家1779年去世时，威廉还未出世呢——他最早生于1830年。
从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马斯特斯一直生活在库克群岛。一个名叫约翰·布兰德的英国商人雇他看管名下的帕默斯顿岛。1863年，马斯特斯来到岛上，同来的还有他的波利尼西亚妻子和她的两个堂姐妹。
他在岛上种植了茂密的椰子林。最初几年，布兰德的船大约每半年在岛上停靠一次，为了采集他制造的椰子油。后来往来间隔延长——从六个月变成三年，最后再也没来过。约翰·布兰德死了。
马斯特斯获得维多利亚女王的许可，拥有了帕默斯顿岛。他妻子的堂姐妹也嫁给了他，他共有三个妻子和23个孩子。1899年临终前，他将岛屿分成三块，每个妻子各分得一块。如今岛上的居民，除了三个人以外，其余都是威廉姆的后裔。
快靠近海滩时，鲍勃·马斯特斯驾驶的小驳船的马达停止了运转，我们无声无息地飘向白沙滩，美丽得近乎不真实。透过清澈的波纹可以看到成百上千条鱼儿在船底游动，一条鲨鱼滑过黄貂鱼群。

“欢迎来到白沙和椰子树的世界，十全十美的帕默斯顿，”当我们来到他的锡皮屋顶的家时，鲍勃说。
“小子，给客人弄颗椰子喝喝。”鲍勃的儿子用刀砍下一颗椰子，我便坐在一张塑料园林椅上喝了起来。
“你知道，我热爱这个地方，所有打仗的人都该来帕默斯顿游游泳，打打沙滩排球，”鲍勃说，“无须争斗和杀戮，这儿没有战争。”
我听海风吹过棕林，在叶片上泛起涟漪，沉浸于人生中最梦幻的时刻，在3000英里辽阔海洋的环抱中，听着一位小岛居民哼唱她最爱的歌谣。不是轻柔欢快的旋律，而是《嘣嘣嘣》——欧洲流行舞曲组合维加男孩乐队的特色招牌曲。
作为新西兰的官方保护领地，帕麦斯顿拥有许多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现代化设施：住房、供电（一天几小时）、互联网（一天几小时），甚至还有手机信号（只提供给少数幸运儿）。
不过，帕麦斯顿没有商店，只有两个厕所，并且要收集雨水作为饮用水，而钱币只用于从外界购买日用品，不在本地流通。
“让我感到无比自豪的一件事是，住在帕麦斯顿的家庭都一起劳动，互助互爱，共同分享，”鲍勃说。
“比方说，我的大米或面粉吃完了，只要到邻居家去，如果他们有，就会给我。
“我很高兴这里的人不卖东西。物资供给船有半年没来了，但我们不会为没有大米或牛排而哭天抢地，我们只是设法靠椰子和海鱼度日。但货船一来，我们就像过圣诞节一样，”他大笑着说。
鲍勃是帕默斯顿岛的岛长，住在主干道的尽头。主干道是一条狭长的海滩，还不到100米，只有六栋建筑。“这是主干道，这个没有公交站，在帕默斯顿岛等不到巴士，”鲍勃怡然自得地说。
道路右手边是教堂，气势威严，是岛上生活的中心区，也是帕默斯顿岛上最新式、最坚固的建筑

之一。白色的大钟悬挂在教堂门前，那是以前教堂流传下来唯一物件，门上还挂着一些从沉船上打捞下来的东西。
帕默斯顿岛方圆千里了无陆地，饱受风暴夹击。因此岛上居民在房子周围种满了树。据说1926年一场台风席卷帕默斯顿岛，海浪摧毁了旧教堂的地基。
“浪头在这里漫过屋顶，”鲍勃指着威廉·马斯特那的旧居解释说。那房子有20多英尺（约合6米）高。
“教堂建在珊瑚和石头之上，整个建筑向岛内移动了200米。老前辈们把教堂向后移动，把建筑放在椰子木上，一路拖到后面。”
岛上每个星期天都有既定的生活节奏。教堂钟声响起，召集教友社团参加10:00的仪式，直到14:00后才允许劳作或玩耍。
做完礼拜就到吃饭时间了。作为客人，我可以享用单独一桌子饭菜，面前一字排开四盆食物——鱼、米饭、鸡肉和甜点。鲍勃的四个孩子眼馋地看着我的餐桌。全家人必须等客人先吃饱才能吃。
但是大约30秒后，鲍勃就开吃了。“一般情况下我应该等等，但你是我的朋友，我们太熟了，不必等了，”他还没说完，就大快朵颐起来。

“吃啊，吃啊，”他在饭桌上挥着手说。“我想让你们撑得回不了船！你得在岛上减肥成功才能离开，在帕默斯顿多住些日子。”
食物是生活的一大部分。对许多帕默斯顿人来说，捕鱼是一天的主要工作，而作为客人，实际上，无论走到哪儿，都能享用四大盆独立午餐的招待。
鲍勃的弟弟比尔负责连续供应午餐，他是地方议会成员，还是位豪爽的渔夫。

“鱼越来越少了，”他说。“以前鱼儿成百上千、成群结队，今非昔比啊，难了。”
他们最喜欢的鹦嘴鱼以前比比皆是，如今确实所有鱼类中消失最快的品种。比尔站在补丁摞补丁的铝制小艇后部，驶过珊瑚礁，在惊天巨浪中搜寻其他鱼类的踪迹，他穿着最喜欢的迷彩裤，口袋里装满了鱼线、鱼钩。
两小时内我们四次将长长的鱼线从水中拉起，但只钓到两条鱼——一条梭鱼、一条刺鲅。
“上世纪90年代，上一届议会规定两年内禁止捕捞鹦嘴鱼，”比尔说，“但六个月后就有人说‘我们需要钱过圣诞节’，禁令就被打破了。”
“我们无能为力，因为很多人持反对意见。我们对人们说的，他们干脆不理会。”
鱼是岛上居民的主食和唯一的出口商品。鹦嘴鱼被大量捕捞并冰冻起来，由货船运走，每次运走一到两吨，货船一年来两次，为岛上的居民提供大米、燃料等基本生活物资。
或者说，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有时货船根本不出现。两年前有一次它18个月没来。

偏远的岛屿还面临其他挑战，就连看牙科这样简单的事也需要艰难跋涉。岛上最老的居民92岁的老婆婆阿卡去库克群岛的首都拉罗汤加看牙，花了四天时间才到那儿。短期治疗后，她不得不等六个月才有船带她回来。
尽管有些人认为与世隔绝是帕麦斯顿岛生活的魅力之一，但在其他方面，它却是一种威胁，因为除了两名教师和一名护士之外，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近亲。
比尔与第一任妻子育有六个子女，他认为自己娶的是二堂妹。

但是她自小就被送人了。如果父母没有抚养能力，可以把子女送给别的家庭，这种事情在帕麦斯顿司空见惯。其实她是比尔的大堂妹。
“我听说近亲结婚生的小孩会有问题，”他说，“我一直不相信这种事，直到倒数第二个孩子出生。孩子半岁之前一切正常......我们远赴新西兰给他治病，但医生无能为力。
“我岳父和我父亲是亲兄弟，我不知道这层关系，察觉后为时已晚，我们都有几个孩子了。”
有些人觉得，帕麦斯顿的居民外流和这里与世隔绝的环境有关。1950年至1970年间岛上人口高达300人，但现在只剩下62人。
其中三分之一是儿童，在岛上的学校上学，看上去健健康康，其乐融融。
但是许多小孩仍然希望离开这里到数百里外的城市。那里的设施更便利，工资更高，而且——也许是最重要的——找到配偶的机会更大。
马马·阿卡说，在我成长过程中，不少人都是和自己的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结婚，但是现在的小孩“看得更远”。
“他们可能计划着离开，到别处结婚，”她说。“只有少数人会回来。他们并不全都和家人保持联系。”

16岁的舍吉拿·马斯特斯想成为一名律师。她或许是小岛学校首个考上大学的学生，而且还可能获得到哈佛就读的机会。

“原本我想到新西兰读大学，但是现在听说也有机会在美国上学，”她说。
“我想追求我的事业，但也想回来。帕默斯顿岛永远是我的家，任何时候，只要可能，我都会回来。但是我想我还是会将事业放在第一位。”
她正在学英语、代数、美国历史和基督的基本生活，明年将增加法律课的学习。所有这些都是基督教学校教授的内容。
她也在新西兰学习过：“（在那儿）有很多机会，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很多的朋友。自从去过新西兰后，就一直想再去。”
“在这里，我不会感到无聊，只是有点气馁。游泳、钓鱼、弹吉他、聊天——全是这些东西。”
帕默斯顿是一个人来人往的胜地，但是，尽管有些人只想游览一番，另一些人却想将这种体验融入自己的人生之中。
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海军维克多·少校克拉克所乘坐的船只失事，在船只修理期间，他在岛上呆了九个月。在他的书《风之梦：慰藉传奇》中，这段经历着墨颇多。当他于97岁高龄逝世时，他的女儿罗斯从故乡德文郡出发，远行至帕默斯顿，撒下他的骨灰。
“那是他一生最珍爱的时光，”她说。从第一次踏上小岛至今已有一年了，现在她仍然还在这里。
“我在此处的冒险与预期完全不同，但却非常成功。我认为，这次短暂旅行后，我将回归你死我活的生活竞争。”
在旅途中，她受邀照顾学校里一位患有小儿多动症的特殊小学生。

“最初我拒绝了，因为我无法想象自己会住在一个方圆几百英里荒无人烟的环状珊瑚小岛上。但是后来我意识到——这跟我在英国所做的没什么不同，对年仅八岁又无法上学的小孩不管不顾是非常自私的。
“他们是一个以家庭为主的团体，这让人钦佩。在那里，我从他们的亲密当中学到了很多。”
在学校没课的时候，罗斯就和其他女人们一起，用棕榈树叶制作传统的帽子和篮子。
这个大家庭常常聚在一起唱歌欢笑。它是一个社会集群，但仍凸显出青壮年的匮乏。年少的孩子只能做搬运和其他简单的任务，老妇们做编制，这种活计需要多年训练。但是，这儿没有年轻的成年人向女人们传授知识和传承家族故事。
然而，帕默斯顿人似乎生活得很好。白天时间很长，但工作时间很短，就像鲍勃说的那样：“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
晚上，学童们去游泳或打排球，男人们则聚拢在全岛唯一的电视机前欣赏橄榄球的精彩瞬间，女人们则躺在吊床上放松，欢笑逗乐。
在所有这些场合，酒精毫无用武之地。直到补给船下次出现之前，岛上没有一滴白酒。有时候会酿点啤酒，但也仅仅是在极少数情况下。小岛的警察爱德华大概是全世界最不忙碌的警职人员。
我问一位岛民，如果有人想偷个椰子，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会把椰子装在独轮车上，直接送过去，”他说，“他们当然会很失望，但都碍于面子不会要的。”
爱德华在空闲时候会做点手工活。他尤其擅长做夏威夷吉他，只用一块桃花心木木板、一个椰子、一截做弦的鱼线就能完成。
他也会演奏，效果绝佳。当我们坐在他家低矮的房子外时，他的哥哥西蒙跑去拿了一盘食物。
“没吃午饭吧？”他说，把它放在桌子上。所以在发动机部件周围，摆着我的椰果和这一天的第三顿午餐，爱德华和他的哥哥西蒙在唱送别之歌。
歌词讲述了一个半世纪以前威廉·马斯特斯到帕墨斯顿岛旅行的情景，当时他“对着快乐的伦敦

城唱着离别歌”。
面对美丽的岛屿和岛上居民，我们不得不说“再见”。
在我们准备离开时，鲍勃提着一篮子鱼出现了。在捉鱼方面他一直都比比尔幸运，并在整个岛上与众人分享。“我们和家人分享一切，”他说，塞给我们两条鱼，让我们返程中享用。
鲍勃转过身眺望着环礁湖。“我们一生下来就享受着这个世界，享受新鲜的空气，享受阳光，享
受上帝带给地球的一切。他让我们来到地球，不是为了杀害别人或憎恨别人。”
我们踏上路程驶出暗礁，鲍勃的话萦绕在耳边。未来几年，许多年轻岛民都会经历同样的旅程，问题是，他们中有多少人能够返回？

老妈决战美国高考
几次SAT考试或许可以决定一个学生的未来，但它们到底呈现了什么？

参加SAT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尽管如此，在不久前一个寒冷的周六早晨，我坐在一间教室里，四周围绕着二十个严重睡眠不足的青少年。其中一个女孩带来了两本恨天厚的SAT参考书，书页间夹满了粉红色的便利贴。我无法判断她带这两本书来到底是为了作最后一秒的复习冲刺，还是在向这场考试进行示威。我们被分配到了一个化学教室，墙上挂满了卡片，上面写满了各种各样的紧急情况逃生指南和鼓舞人心的名言警句。“如果你没有目标，那么你必死无疑。”其中一张海报上写着，“今日砧上鱼肉，”另一个用歪歪斜斜的鸟粪色字体写道，“明日台上金塑。”
监考官看起来莫名其妙地紧张，她分发了试卷和答题卡。在逐字逐句从一张稿纸上朗读了一系列须知之后，她告诉我们有二十五分钟的时间去完成考试的第一部分—— 写作。我上一次考SAT的时候还没有作文。然而，幸运的是，我已经从《满分计划：SAT机密大起底》的作者黛比·斯戴尔那里被提醒过很多改动了，而这只是其中一个。四十六岁时，斯戴尔决定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这种考试之中，目标则是满分2400。我的理想分数很平凡，我只是来避免被羞辱的。这个数字代表着什么，我无需多言。在这特殊的一天，作文题目与进步有关——是否必须经过抗争和冲突才可以取得进步？据斯戴尔所说，在写作上得到一个好分数的关键就是一个清晰的中心思想，“明确思想，不要绕圈子。”她忠告道。“就好像你在打彩罐，或者被一条得了狂犬病的狗追着跑一样，选一个观点，然后就使劲绕着这

个观点写。”我斟酌着自己的选择，我想去探讨这个题目的根本前提；谁能说自己真的知道进步是什么？然后我意识到其他人都已经开始奋笔疾书了，于是我抛弃了那个想法，并选择了显而易见的“无痛苦，无收获。”我最后决定写曼哈顿计划，虽然顾虑于增加在未来发生核毁灭的可能性，是否可以算作一种进步，但我还是撇开了这一念头。当我在引用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名言：“现在我成为了死神本身，世界的毁灭者”时，我记不起句子具体应该是怎么写的了，因此，牢记斯戴尔的谆谆教 诲：“细节决定成败，但事例的真实精确无关紧要。”——我完成了写作。
之后是一些单词题，然后是一个数学部分。那个带着复习书的女孩坐在我的正后方。我们一定是在做不同的题目，因为，每当我准备开始阅读的时候，她总是大声地敲 打着计算器。到了大概第五部分的时候，我的是语法，她的依旧是数学——我开始支撑不住了。不仅仅是因为当我上一次计算一个圆柱体的表面积的时候，我的考试 伙伴们还没出生，就使我感到自己开始不断处于劣势。上午逐渐过去，他们看起来越战越勇，而我正饱受着咖啡因效力褪去的折磨。我的第六部分是数学，上面的那 些问答题或者什么之类的东西，在我上高中的时候还没发明出来。一道题目包含了找到两条直线相交点的坐标。只有其中一条直线画了出来，我知道为了回答问题， 我需要求出第二条直线的斜率。可我做不到，因此我不得不把答案留白。之后我又不得不留白了另一个答案。很快我到了一个阅读部分，是村上春树写的一篇有关写 作与跑步的长文章。这篇文章是在“分析一项活动”还是“挑战一种假设”？两种看起来都成立。第二段里的那个词的意思是“推测的”，“讽刺的”还是“辩护 的”？我要知道才真见了鬼了。当我做到第十部分的时候，我已经不省人事了。就在那时我犯了个可怕的愚蠢错误。我开始把答案填涂在了答题卡上第九部分的位置。我转而擦去那些错误的标记，可是我不确定我到底需要擦掉多少。迷茫之中，我感到步入心仪大学的机会从我手边溜走了，考虑当下的状况，这件事可以很好的 说明SAT的力量。
斯戴尔，这位抚养着两个孩子，居住于纽约欧文顿的离异母亲，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出于一种愚蠢的原因决定去参加SAT考试：为了爱。她的长子伊桑，在校成绩 为B，运动员资质平庸（曾经历过几次轻微脑震荡），是一名高中二年级学生。用斯戴尔的话讲，她“开始感到紧张发狂了。”伊桑很快就要申请大学，可他进入一 所好大学的机会在哪儿呢？
“机会会自己现身的。”她写道。“伊桑可以学SAT，考高分，然后拿到一所体面大学的奖学金。”

这里只有一个困难，伊桑对学习SAT没有兴趣。他比较倾心于打 《光环》游戏。因此斯戴尔认为，她可以自己树立一个她所希望激发的榜样：“我想我自己可以促进伊桑去关注SAT，我只需亲身爬入战壕，只要一点点努力便足矣。”开始时，她本打算每月尝试一种不同的考前准备方法，但她的“计划”持续扩大，或者说就像癌细胞一样不停地转移，直到她下定决心参加一整年的全部七场 考试。她试着在七所不同的学校参加考试，以便观察课桌的大小或者教室的布局是否会对她的成绩产生影响。“我差不多有点疯癫了。”她写道。在 着手她的计划之前，斯戴尔拥有和大多数学生一样的有关SAT的经历，或至少曾经拥有过：她只参加过一次考试，是1982年当她还上高中的时候。正如大多数 像斯戴尔这个年龄的人能够回想起的，SAT那时分为两项——词汇和数学——总分1600。（满分为2400的三项考试，是从2005起开始推行的。）斯戴 尔词汇部分得了410分，数学部分480分，这是一个被她评价为“很糟糕”的分数。可她依旧上了本明顿学院，并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图书出版商。而她所考虑的 正是让伊桑走上一条和她相同的道路。
“我把我的小蝌蚪送往的是一片不同的地方，”她写道。她总结到，出身于一个近郊富足社区的孩子再也无法按照他或她自己的方式，轻松自如地进入一所体面的大学， 再轻松自如地回到一个富足的近郊社区。“那些你可以一步三摇着从本明顿走出，并一开始就在社会上一份有保障的工作的日子——是工作，不是实习——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斯戴尔担心伊桑很快就要投入一场他此刻并不关心的考试。她注册了科普兰在线课程，最后讨厌起了课程的“每一分钟”。她买了邦诺书店的推荐复习书籍：《约翰· 钟博士的SAT数学》、《基础代数的A+笔记》、《新SAT数学计划》、《科普兰SAT 2400》、《科普兰忙里偷闲SAT攻略》、《科普兰SAT攻略：练习与复习》、《超越SAT》、《SAT终极语法指南》、《PWN的SAT数学指南》， 以及美国大学理事会的“官方SAT复习指南，”通常称为“蓝宝书。”她与一位身在西雅图，名叫史黛西的教师在Skype上联系；开始进行一种叫做柯哥门的训练，以此增强她的记忆力；并与一名叫埃里卡的的教师在纽约见面。尽管做个这么多准备，她还是焦虑了起来。
“我坐立不安。”总结这一年的第一次SAT时，她这样写道。“我的焦虑指数正急速攀升，”她审视在临近第二次考试时说道。“我开始惶恐不安了。”她回忆起第三次临考前的一周时说道。
在第四次与第五次SAT之间的某个时刻，斯戴尔的计划，连同她的家庭生活，曾几乎崩塌。那是

个夏天，没有SAT考试，斯戴尔决定这是个好机会让她和伊桑以及 伊桑的妹妹，黛茜，一起提高数学。她把孩子们带到了当地的辅导中心，这样他们就可以参加诊断测试了。显而易见，两个青少年并未被事先告知这项计划，因为他 们的反应火药味十足。相应的，斯戴尔也被他们的行为激怒了。双方短兵相接。那天晚上，孩子们潜逃到了他们的父亲家。几天过后，尽管他们又出现了，可坏脾气 依旧挂在脸上。
“讽刺的是，”斯戴尔注意到，“现在正应该是伊桑全力以赴学习SAT的时候，而我们却几乎不说话。”可誓言并未打破，她自己一个人回到了辅导中心。在那里她从 詹妮弗，那个中心异乎寻常耐心的主管那里了解到，她只有三等的水平。她需要额外的练习卷子让她尽快地赶上高中数学水准。可除此以外，她还被长时间的学习间隔所阻碍着。
“‘什么时候讲到多项式？’我总问詹妮弗，”她回忆到，“‘用不了多久了。’詹妮弗会回答。”
SAT 考试第一次举办于1926年的6月23日。智力测试当时正是一个新兴却迅速发展的产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曾给近两百万名士兵进行了智商测试，以确 定他们是否是成为军官的材料。（沃尔特·李普曼将这些测试蔑视为“多如牛毛的庸医行骗的把戏。”）SAT的创始人是一位名叫卡尔·坎贝尔·布林格姆的普 林斯顿大学教授，曾为军队的智商测试工作过。而他在平民中进行的首次测试便是由军方测试改进而来。其中包括了一些有关数学的题目和一些识别形状的题目。然而这项测试大体侧重于词汇量。布林格姆本意是将这项测试用于已经被大学录取的学生，以便于指导与咨询。之后他也认为，只有傻子才会像他曾经那样相信的，认为测试可以检测出“天生的智力水平。”与之相比，他写道，分数其实是一个人的“教育程度，家庭背景，英文的熟悉程度以及种种其他”的相加指数。

从这一刻起，这种测试已经被赋予了新的意义。1933年，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特，一个化学

家，成为了哈佛的校长。柯南特来自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沮丧于 学校内学生们封闭狭窄的小圈子，开始着手去吸引新的人才。他尤其想要招一些来自中西部，毕业于公立学校的活泼开朗的男生，这种类型一般极少申请哈佛。柯南 特的计划是每年给十个这样的学生提供奖学金。为了选拔，他决定引入SAT。恰如尼古拉斯·莱曼在他的书《大考试》，中发现的，这些微小的决策正是“未来重大结果的源泉”，而这个决策便是其中的一个。在哈佛启用SAT过后不久，普林斯顿，哥伦比亚，耶鲁群起而效仿。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引用 这种考试，截止20世纪50年代中，每年有五十万的孩子参加这种考试。
在 SAT建立起的前几十年，成绩只会公布给学校，学生无法查到。这使得人们很难验证美国大学理事会的考试主管所讲的，即针对SAT的学习不会产生任何分数提 高。就算这样，一个名叫斯坦利·科普兰（的莽撞青年高中教师还是从他的学生反馈中总结出来，这项言论是胡说八道。科普兰开始把他的SAT预备课程搬出他位 于布鲁克林区的地下室。即便科普兰被谴责为骗子和“老奸巨猾的推销贩子”，这些指控也没有阻碍他的客流。学生源源不断地跑来找他。20世纪70年代，科普 兰把他的事业扩大到了费城，洛杉矶，芝加哥和迈阿密；就在这时联邦贸易委员会决定调查他的言论。委员会发现科普兰是对的：辅导确实可以提高成绩，尽管并未 像他的考试服务广告中所宣传的那样多。美国大学理事会于1994年改变了SAT中央“A”的意义，以示让步；它的意思从“天资”变为了“评估”。之后理事 会采取了更彻底的决策，删去了整个名称的意义。今天，SAT只代表SAT考试而不代表更多。正如主对摩西所说：“我即是我。”
斯戴尔“计划”的前期条件让科普兰看起来像个缩手缩脚的胆小鬼。1982年，她的高中SAT成绩低于全国参考者的平均水平。三十年过去，她计划让自己领先于 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的考生。（斯戴尔一直没有理解为什么不可以是百分之一百）每年超过一百五十万的考生参加SAT考试，其中不到五百人会得到“满分”。斯戴 尔承认这些数据令人胆怯，而且有一次她也考虑退回至“提升成绩计划。”
可在伊桑和黛茜指责她设立的标准太低后，她驳回了这个念头。
当科普兰建立起店铺时，考前辅导也开始蓬勃发展。这项今日的亿万产业其原产品却是块心病：总的来说，大学申请是个零成本项目。这 所或许应称为领先学习辅导的机构设立在曼哈顿，属于一种优化考试培训。优化里的老师皆从斯坦福，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获得了博士学位，而它的收费标准最高 可达五十分钟七百九十五美金。（我的一个曾在优化工作过的朋友告诉我那里的老师通过一种算法系统结算，系统中的一部分就是学生成绩增长的多少。我朋友的个 人最高纪录是八百二十分。）在她长达一年的探索中，斯戴尔被人不断地建议去优化——“每个人都用这些服务。”一位她认识的

圈内有名气的蒙古人告诉她—— 可价格使她望而却步。最后，还剩不到三周的时间，她决定去试一试。“从那时起，我就应该考虑重新估价我的房子了。”她写道。然而优化无法在如此短时间内为 她分配一位老师。听过了数量可观的唠唠叨叨，公司的总裁阿伦·阿拉卡班同意与她面。他告诉她整个计划的假设——每个月尝试一种不同的备考方法——是偏颇 的；成功的准备需要一种长期的方法。这句评论只会使她更渴望去尝试优化的策略。最后，阿拉卡班让步了，在计划的最后两个星期，斯戴尔在优化的办公室里安营扎寨。她逐渐把那里当做自己家，甚至当其他的学生为了他们自己的考期进入时，她还会招待他们。
所有这些“抗争与冲突”都实现了什么？斯戴尔作为一名“成年考生”所取得的第一次成绩显示，四年的大学加上二十多年的出版从业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她的句子完成 水平；在开始任何准备之前，她在写作部分得了610分，批判性阅读部分获得了680分。乍一看，她510分的数学成绩也提高了，可这不过是海市蜃楼。 1995年，因为分数的普遍下降，美国大学理事会“重新定位”了考试。结果，斯戴尔原先的480分被加上了三十分，因此从官方上讲她的新旧成绩是相等的。
在之后的SAT考试中，斯戴尔持续进步着。到第三次考试时，她已经将写作部分分数提升至700分，阅读690，以及530的数学。她的分数持续攀升，直到第 五次考试，她得了一个满分，或者是三分之一个满分——写作部分800分。在那场考试中，她阅读得了740分，数学得了560分。这是斯戴尔的最高峰。她的 所有分数都在第六次考试中下滑，而其中两项在第七次考试中继续下降。她以一段失意挫败的描写结束了计划。她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平分角度，分解二次因式；可她 的最后成绩依旧是530分，用她自己的话说，平平。“哦天。”她这样说。
早上我参加SAT的时候，没有一个考生关注到我。可能是因为他们都在想着考试，但也可能是因为对青少年们来说，大人们太奇怪了。唯一一个对情况有多古怪做出评价的是一个洗手间的保安，他在一段休息间隔时给我打气，大声喊：“加油，老妈！”
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发现考试比我小时候难度更大，也更令人沮丧。很多的题目都很难应付；有些则是纯粹的难。然而，即使它是如此的具有挑战性，对我来说这些练 习还是很肤浅。批判性思维从未应用到，更不用说求知欲和想象力了。讽刺的是——或者应该说辩护的？——这些情况在我写关于曼哈顿计划的废话时最明显。一项 由一位麻省理工学院讲师进行的研究表明，SAT作文的成功与

文章的长度呈正相关比例：单词堆得越多，分数越高.当斯戴尔在优化考试培训时，她曾被展示过几 篇满分作文，她很惊骇。她写道，那些作文都“糟糕极了。”
无论SAT中间的代表着什么——天资也好，评估也罢，勤奋或者野心都可以——考试在现在看就像一个意外。它诞生于一种目的，适应于另外一种，而不知在哪一点 上，并非出于任何人的意愿，它又融进了一些美国生活。不只是高中生为它所奴役；大学也是。你如何知道一所学校有多好？根据其被录取学生的SAT成绩。（两 年之前，克莱尔蒙特·麦肯纳大学的招生部主管因被揭露以虚高学生成绩来提升学校排名而被迫辞职。）SAT，作为一种自我获益，自我命名的考试，SAT检测 ——并且真的只检测——那些对SAT考试来说必需的技能。

在家做饭好处良多

现代家庭，甚至现代文明，正面临四大显而易见的威胁：手机、电子游戏、互联网以及垃圾食物。我们容许手机、电玩和互联网的存在，因为较之家教、私立学校和保姆，它们价格低廉。其实电子游戏及其他电子设备会引起电子自闭症：父母和子女之间 交流很少，直到小孩长大到开车的年龄。快餐所带来的危害则要复杂的多，它是化学与文化的一种融合。互联网社交网络和糟糕的饮食组合在一起，似乎是要创造出一代聋哑人，他们又矮又胖、四体不勤、注意力难以持久。
文化始于餐盘、也止于餐盘。一觉好眠之后，理应享用一顿美味，虽无贵客驾临，却也是生命的一种见证。为了活着，我们必须进食；活下来后，更应享受美食。从人类早期开始，食物就已经在家庭和社会的精神和文化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哺乳期，婴儿和母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家庭成员共餐时也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邀请友人进餐，或是喝上一杯，以此来展现我们的热情好客。啊，饮食之于礼仪和文明何其重要。
当食物的分享开始超出直系家庭的范围，就有了村落；而一个家庭多产出一头小猪或是多做了一根长条面包，就出现了培根面包店。村落和市场开始慢慢演变为文化的中心，众所周知的有雅典、罗马、巴黎、伦敦和泽西海岸。

最早的希腊讨论会其实就是在家中举行的一顿筵席，主人提供食物和话题，有时候还有舞蹈。罗马人也有类似的传统。即便是在中世纪，像修道院这样的公共社会也是集体用餐的。修道士和修女们或许宣誓表示要少言寡语，甘于忍受贫穷，独善其身。但同时，他们却聚在一起吃饭。缄默、性紧张以及各种优质谷物也许就是反思和独身的法宝。
随着文明的发展进步，人类的饮食已经从简单的果腹进化为考究的用餐。而古代行会和现代俱乐部的相同之处就在于饮食行为。吃已成为一种社会纽带，餐桌上摆放的 不仅仅只是富有营养的食物。从前单纯的‘摆满山珍海味的桌子’也就演变为形形色色被赋予各种功能的工具，例如服务台、会议桌，最后变成了上网桌。人们过去 坐下来吃饭的地方变成了家庭、商业和文明社会的基础，并沿袭至今。
但慢慢地，我们却发现，丢失这个等式中的最初的那部分——家庭。
几年前，希拉里•克林顿嘲讽道“我想我也是可以待在家里烘焙曲奇。”她试图通过贬低身系围裙的家庭妇女来捍卫身着正装的职业女性，这给世界各地的父母传递了 一个令人心寒的信息。这一厨房比喻委实令人遗憾，但却是典型的对家庭事务轻视的态度——尤其是在给孩子做饭并与他们一起用餐这一点上。倘若问一个职业人士，今天在家里做了什么，那么，答案很可能是“在餐厅订了位”。
讽刺的是，不在家中自己做饭用餐其实是非常令人不快的，这些替代方式包括随便应付，外卖，或是出去吃。
随便应付的家庭，其成员都是各吃各的，用餐前的准备、菜式或是时间点都无所谓。这种家庭中父母把小孩都是当宠物一样喂养——饿了扔点东西给他们吃，有时候是 罐头类的食物，有时是包装好的熟食。外卖型还想要维持某种仪式感，但是‘用餐’仪式往往仅限于把“油炸一切”的外包装撕开或是打开披萨盒子的短暂时间而已。固定餐厅用餐者常常开车到离家最近的连锁餐厅用餐，其菜单上的特色菜永远都是糖、盐、油脂和碳水化合物的混合体。
在快餐店，吃什么不是重点。对孩子们来说，这些出售垃圾食品的商铺的真正魅力在于其提供的奖品、游乐场所，还有那些外形怪异的小丑，亦或者是无处不在的口香 糖球机器，这个估计是

菜单上能提供的最健康的选择了。除了这些私人的快餐店，还有就是公立学校的食堂。为了能够有资格在那用餐，学生父母必须承认自己不 能、不会在家给小孩做饭或是不愿麻烦给小孩准备一份在学校能吃的午餐。
也许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的动荡，或是因为女权主义的兴起，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很多人，尤其是女性，开始把家庭或厨房看做是一种束缚。生几个孩子，然后继 续过自己的人生。出外用餐成为了一种时尚。方便便捷成为自私自利的现代委婉用语，而整个的快餐食品产业也在此基础上发展壮大。成人的需求远比儿童的需求重要的多。
现在的儿童为何会肥胖、迟钝、令人讨厌？其中的科学原因绝对是纷繁复杂的。但是，经验注意尚需排除一系列的环境因素，例如父母的教育方式和营养供给。事实上，这两方面是密切相关的。认为营养不均衡、社交能力差与儿童病理学之间没有任何关联的看法是荒谬的。
在与食品生产零售有关的文学作品中常常能看到两个大反派，工业和政府。这类作品的代表人物有蕾切尔·卡森，近期还出现了玛格丽特·维瑟，迈克·波兰。令人遗憾的是，评论家们鲜少能够坦陈的问题真正的症结所在，那就是购物者和父母本身。自我放纵和注意力涣散的情况开始在家庭中安营扎寨，具体表现在饮食习惯和照 顾子女的方式上。
我们认为自己无法为家人准备食物，或是和家人共餐，原因估计至少有一打以上。但是，没有哪个借口比这样的一个常识更具有说服力，即在家中用餐更经济、更健康、更有教育意义。
仅是一袋20磅的大米就足以证明在家中做饭的经济学。10美元的投入，可以做出220人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