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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发明：20世纪早期的11种儿童保育装置
带马达的摇篮，儿童防毒面具，紫外线记号灯……看看20世纪的人都对熊孩子做了什么！

窗台婴儿床 1916年5月
把孩子挂在离地面100英尺(约合31米)的高空？脑子进水了吗？随着人口增长，人们开始考虑能不能减少小朋友的占地面积，于是就有人发明了这种迷你儿童床，可以安装在窗台上。这床看起来还挺坚固，它的铁质曲柄能够承受500磅的重量(约合227千克)，还用锚固定以抵御强风。此外，它还安装了防止小孩子爬出去的栅栏和防虫纱网。如同图片展示的那样，它刚好能放进一辆小型婴儿车，“最大限度地减轻母亲的工作负担”。

自动摇篮，1917年9月
纽约市黑斯廷斯村的谢耳朵·D·范德堡( Sheldon D. Vanderburgh)肯定是喜当爹新当爹，觉得哇哇哭的小孩子烦透了，于是DIY了一个吊床。他首先把网围成一个圆筒，两端扎紧，做了一个篮球一般的床，然后把它固定在木头架子上。完工后他觉得如果它能自己摇起来就更好了，就又安装了一个钟表发条发动机，通过轴带动曲柄摇动摇篮。这个自动摇篮还有个附加功能，就是机器滴答滴答的声音能很快让小孩子睡着。

儿童旅行箱，1917年10月
现在孩子是商业战的目标，但在20世纪的火车上，他们只是打扰乘客休息的小混蛋。“多年来，人们都翘首期盼哪位天才发明出能让孩子安静下来的东西，让我们在午夜的火车上享受一份宁静。现在，我们为您推荐这个用隔音材料包裹的密封罐，但发明人卡莱伯·M·普拉德(Caleb M. Prather)忽视了好几个重要的要求。”
有些人强烈要求将消音器和婴儿车结合起来，但普拉德的作品是一个便携式摇篮。行走的时候可以把孩子安放在打开的摇篮里，孩子睡觉时可以把摇篮盖子盖上，让孩子通过气孔呼吸。
这个摇篮虽然方便，却没能造福周围的乘客，我们对此表示愤怒。“如果发明人能够达到我们最初的要求，实现气密性和隔音效果的结合，我们马上为他推荐一个买家，那单身汉想买六七个呢。”

电动摇篮，1920年2月
显然摇摇篮实在太累人了，另一个发明家也做了个电动摇篮，它能自动摇上两个小时。像范德堡的吊床一样，卢瑟·P·琼斯(Luther P. Jones)的摇篮也用钟表弹簧驱动，不过从插图可以看出，这个机器能承受的负载要大得多。他用链条把摇篮挂在金属框架上，框架上安装了发动机。只要上紧发条，机器就会动起来，通过齿轮带动悬挂着链条的棒子，晃动摇篮哄孩子睡觉。如果大人不在的时候孩子醒了，他还可以看着齿轮玩儿。

“黑光”防盗摇篮，1934年5月
1934年春，林德伯格儿童绑架案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这个“黑光”摇篮也许就像你在警匪片里看到的高科技激光报警器。黑光和传感器被隐藏在床帷下面，黑光照射在传感器上，如果探测到有人试图越界就会报警。虽然这个防绑架装置的本意是好的，但要把那么一大堆机器装在孩子的床垫下，父母们马上又要不放心了吧。

儿童自行车座椅，1938年10月
想带孩子参加休闲娱乐活动吗？试试这个儿童自行车座椅吧！虽然它看起来有点不牢靠，但它的发明者，来自瑞士日内瓦的埃米·艾伯勒(Emile Eberle)显然很信任它，用它带着自己的儿子出门兜风了。这个座位由一个金属框架托着，被固定在自行车车把和前轮的轴上。

儿童防毒面具，1938年11月
这个包裹全身的防毒面具看起来有点搞笑，但在1938年，战争一触即发，毒气袭击可不是一句玩笑话。法国人发明了这个面具，能把孩子全部包裹在密封袋里，袋子上安装了橡胶肺和过滤器。抱孩子的人可以通过人工肺和泵控制新鲜空气进入的量。

紫外线标记灯，1938年12月
为了避免出院时抱错新生儿，人们发明了这个紫外线灯。它是手持式的，通过模板把孩子的姓名首字母印在皮肤上，形成浅色的记号，这个记号一两周后就会消失。不过，可没人说它像第一次晒伤一样暖人心房。

升级版的儿童防毒面具，1939年8月
英国人历经三年，发明了这个防毒面具，此时离德军入侵波兰只有一个月时间。和前一个儿童防毒面具一样，这个也有过滤器和手动气泵。面具的兜帽部分由防毒气橡胶织物制作，正面有一个小窗，让孩子能看到外面的环境。

学步机，1939年9月
大多数父母都会轻轻托着孩子的胳膊教他们走路，或者把孩子放在学步车里。不过，一位瑞士工程师另有高招，他用长木条把自己的腿和孩子的腿连在一起，引导孩子的动作。孩子头顶的滑轮还能防止孩子东倒西歪。

浴缸安全带，1939年10月
把孩子单独留在浴缸里是很危险的，但如果你家门铃响了，或者你的另一个孩子在另一个房间里哭起来了，你总是不得不离开一会儿。妈妈们都知道，就这一会儿已经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大部分人可能会向另一半求援，但美国爱荷华州的工程师卡尔·H·费舍尔(Carl H. Fischer)发明了一个小金属棒，让妈妈们能把孩子固定在浴缸里。只要给孩子套上安全带，用橡胶垫把金属棒的两头固定在浴缸壁上，孩子就没法乱动了。
林德伯格绑架案：无直接证据如何定罪？

被绑架的“小鹰”查尔斯·林德伯格三世
1932年3月1日晚上8点，美国飞行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20个月大的宝宝安然入睡。而当保姆10点再次进来时，却惊讶地发现摇篮空空如也：宝宝不见了。
林德伯格少校曾送达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封航空信，也是首次纽约-巴黎不间断飞行的完成者，是当时最著名的飞行英雄。媒体纷纷以“小鹰”来称呼被害的小林德伯格，公众对这起罪恶的案件也高度关注。
敲诈信上的3个小洞
在林德伯格报警后，警方在一个窗台上找到了一封敲诈信，在孩子卧室窗台下的地上发现了两枚足迹、两个深深的痕迹和一把木工用的凿子，随后又在附近找到了已经断成3截的木制梯子。很明显，昨晚有人利用了这架长梯子爬上了位于二楼的窗口，偷走了婴儿。

飞行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
敲诈信的笔迹很潦草，还带有一些拼写和计算错误，内容大概是：
先生们，请尊备（原文redy）好$25000现金，其中2500元要$20面额的钞票，15000要$10的、10000要$5的。2~4天内会通知你们将钱送到那里（原文were）。我们警告你，如果把任和（原文anyding）事情公诸于众，或是报警，孩子就会被野蛮得对待。所有信件往来都如此签名并以3个小洞作记号。
随后，应绑匪的要求，孩子的父母委托中间人，退休教师约翰•康登（John Condon）博士与之联系，共计收到12封信件和一次电话。绑匪不断变换交付赎金的方式，并以各种理由提高价码，还信誓旦旦地保证孩子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出于对孩子的安全考虑，4月2日，林德伯格家按照绑匪要求，支付了50000美元的天价赎金。不过他们耍了个心眼，赎金中的很大一部分使用金元券（Gold certificates）支付的，也就是说绑匪需要将其兑现才能使用。

嫌犯使用的梯子。
4月2日，康登博士在一个墓园里交付了赎金，然而，被绑架的小林德伯格却并没有出现在绑匪指定的船上，绝望的林德伯格甚至还亲自驾驶飞机巡视了整个码头。5月12日，小林德伯格的遗体在案发地点不远处的一个树林里被发现，人们最担心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
此后，警方虽然努力破案，但却苦于没有线索。直到案发2年后的1934年9月15日，警方终于接到了一个准确的线索：一个加油站的老板，收到顾客递过来的10元金元券，引发了他的警惕，随手记下了那个人的车牌号码并报警。警方随后查明，那辆车的主人叫做布鲁诺•霍普曼（Bruno Hauptmann），一个多年前非法进入美国的德国人。
警方立即将霍普曼与林德伯格绑架案联系起来，对其进行了秘密监视。当月19日，当霍普曼发现被警察跟踪之后突然加速逃窜，连闯数个红灯，最后被一辆大卡车拦住，随即被捕。警方搜查了他的住宅，查获了大量证据，包括在车库一个精心藏好的罐头盒中找到的约$14000元现金。

霍普曼的入案照。
1935年1月2日，霍普曼在弗莱明顿（Flemington）正式出庭受审，这起审判甚至被部分媒体称为“世纪大审判”，霍普曼也获得了“全世界最可恨的人”的称号。
证据链定罪
检方指控，霍普曼就是那个在2年前绑架了小林德伯格并将其杀害、向林德伯格家勒索了5万美元赎金的凶手；而霍普曼否认所有指控，并指出检方缺乏直接证据：的确，没有人看到他爬进屋里偷走了婴儿，没人看到他去取走了赎金（当时天很黑，交付赎金的康登博士只能证明那个人“很像是被告人”），没人看到他抚养了婴儿，现场也没有找到他的指纹和足迹（当时负责现场勘验的警察居然忘记对那2枚足印取证了）。
然而，检方所举出的证据，虽然都是间接证据，却组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法网，牢牢的罩住了霍普曼：

尸检报告显示，树林中发现的小林德伯格的尸体，死于头部的一次外力伤害，而且是迅速致死，因为颅骨的裂缝处没有流血迹象。他很可能是死在自己的卧室或是从高处摔下致死，遗体被丢在在树林里的时间约2-3个月。这就解释了没有人看到霍普曼在案发期间抚养婴儿的疑问，同时，证明绑架婴儿的人也是杀害婴儿的凶手。
在案发现场找到的那个梯子，是本案最重要的证物。警方求助了位于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的美国国家林业产品实验室，由当时最著名的林业专家对木头切片分析，精确地指出了若干特点：整个梯子，是用北卡州松树等4种不同的木材构成，而这3段梯子很明显是由不同的人先后拼接而成，因为有的接头很专业，有的则很粗糙。最关键的是，梯子的第16根横梁上有个很特殊的地方：表面有4个呈正方形排布的钉子孔。专家进一步指出，这根横梁应该来自于一个室内的构筑物，比如阁楼，因为钉孔未见铁锈，横梁的端面也没有被风雨侵蚀过的痕迹。
而搜查记录显示，正如专家所推测的那样，霍普曼家真的有一个阁楼，并在阁楼上找到一块木板，无论木质还是花纹，都与第16根横梁一致；并且——那块木板上恰好也有排成正方形的4个钉孔，孔之间的间距、角度与横梁相吻合。这些实事证明，正是霍普曼制造了这架特殊的梯子，而这架梯子被用在了罪恶的绑架上。
此外，笔迹鉴定专家证实，霍普曼的笔迹与敲诈信非常相似。同时，敲诈信中那些语法错误，也与他平时的书写习惯相同，例如将“later”写成“latter”、“our”写成“ouer”。考虑到英语并非其母语，极可能就是他书写了那些敲诈信勒索赎金。
在霍普曼家起获的1.4万美元现金，面额与赎金的三种规格相同。以他的工资收入，是无法解释笔巨大财产的来源的。霍普曼辩称，这笔钱是一个已经死在德国的朋友离开美国时留下的，因为那个人欠了自己很大一笔债，所以他就理所当然地将其扣下抵债了。检方随即驳斥说，在他家起获的一个账本中记录了霍普曼几年来的日常进出，根本没有如此之大的往来款项。
更有说服力的是，就在1932年的4月4日，也就是赎金被支付后的第3天，霍普曼辞去了工作，却从此出手豪爽：他买了一部价值$400元的收音机，还让他的妻子去德国旅行了一次。赎金的金额与现场搜出大量现金、他一夜暴富的事实结合起来，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霍普曼从绑架案中发了不义之财。

霍普曼在受审。
同样，霍普曼也无法解释，为何在他家厨房的一个壁橱中，会写有赎金支付人康登博士的地址与联系电话，而他声称与康登博士素不相识。结合证人证言（出租车司机证明，他就是交付赎金那天晚上替康登博士叫车的人），能够证明他曾联系过康登博士，并从后者手上接收了赎金。
此外，检方提醒陪审团注意，霍普曼以前有前科，并且曾在一起犯罪中使用过长梯。
这些间接证据组成了完整、严密的证据链，足以排除了一切合理的怀疑，陪审团因此完全确信霍普曼就是这起案件的凶手。
1935年2月14日，霍普曼被裁定有罪，并判处死刑。尽管他和他的律师不断上诉，2年后的4月3日，他还是在新泽西州监狱被送上了电椅。他的妻子曾在1981年再次提请对此案重审，并引来一些媒体的关注，但正如FBI退休探员、宾州爱丁堡大学（Edinboro University）的吉姆•费什尔（Jim Fisher）教授指出的那样，即便以今天的物证标准来看，1932年那起罪恶案件的凶手，也一定就是霍普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