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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大学英语课文翻译第四册
一位女政治家的政治生涯
    24岁的阿加莎·墨丹妮·姆波戈，为人谦虚，谈吐温柔，算不上是个革命者的形象， 然而就在6个月前，她做了一件极富革命性的事情：她参加了肯尼亚恩布市的市长竞选，并且当选。
    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姆波戈女士是由区议会的同事们投票选出的，而那些人全是男性。 恩布市是一个位于内罗毕东北部的农业地区，距内罗毕需两个小时的车程。在肯尼亚乃至整个非洲，妇女的政治力量日益壮大。对于生活在此地的数千妇女来说，姆波戈成了这种力量的标志。
    1992年，姆波戈女士开始追寻她的从政梦想，她竞选了恩布市议员。像其他打算从政的非洲妇女一样，她面对着很多障碍： 她缺钱；她没有政治经验； 她要回答许多关于她个人生活的荒唐问题。 她说："我的对手一口咬定我要与外市的人结婚，很快就会搬走。"
    姆波戈还要面对本市妇女的诸多误解，她们中间有许多人起初并不愿意投票选举她。 她成为捍卫妇女政治权利的使者，向妇女团体发表演说。她会挎着手提包，挨家挨户地去做演讲，并给他们讲解政体，一讲就是数小时。
    "她胜出我很高兴，因为是男人们选举了她，" 恩布市的一位农民政治活动家利迪亚·基曼尼如是说。 "这正是对我的祈祷的回应，因为它似乎战胜了这种观念：女人当不了领导者。"
    非洲妇女的教育已经成为政治活动家们着重优先考虑的问题。 有个机构已经在肯尼亚农村举办了十几个专题讨论会，目的是帮助妇女理解国家宪法以及民主政治制度所体现的程序及理论。 一位资深的女政治活动家说，许多妇女连参政的最基本知识都没有。 她说，她们在竞选运动中只知道谁"给你半公斤面粉、200克食盐或一条面包"，她们就投票选谁。
    妇女政治活动家们说她们正在与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作斗争。 这些传统要非洲妇女做饭、搞清洁、照管孩子、种庄稼、收庄稼以及支持丈夫。 她们通常不能继承土地，不能与丈夫离婚，不能理财，也不能从政。
    然而，肯尼亚妇女从事政治活动并不是什么新现象。 在20世纪50年代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肯尼亚妇女就经常秘密地为部队提供武器、监视殖民军的阵地。 但是独立之后，领导者们惟恐失去自己的权力，将妇女排斥在政界之外。 这种现象在非洲大陆随处可见。
    今天，男性仍占有优势。 肯尼亚妇女占选民人数的60%，但在国民大会中的席位仅3%。 从来没有一位肯尼亚妇女担任过内阁职务。
    在这种背景下，阿加莎·姆波戈开始了她的政治生涯。 在赢得市议会席位之后，她拒绝了被同事称为"女人委员会"的教育及社会服务委员会的职位， 而加入了城市规划委员会。 这是个更显眼的工作。
    接着在去年，她决定挑战恩布市市长，一位资深政客。 姆波戈女士说，为肯尼亚乡村地区提供大量捐助的团体"不愿意到这里来"，为此她感到很失望。
    "我们没看到有人为社区办过什么实事，" 她说。 "这是一件丑闻，捐资者的钱似乎落入个人腰包了。"
    经过一场激烈的竞选，她以7比6当选。 她说恩布市的妇女为此兴高采烈，而男人们则很不解，甚至有些心怀敌意。 她回忆说，男人们问：那些男人怎么会选一个女人？
    但姆波戈女士并没有像其他女政治家那样受到攻击。 有人说女政治家们的支持者有时在集会后会受到棍棒袭击。 去年6月，肯尼亚警方企图驱散在内罗毕西北部举行的一次妇女政治集会，坚持说它是非法的，可能引发骚乱。 目击者报告说，当时有100名妇女，包括一名国民大会委员。她们拒绝离开，于是警官扯下她们的旗帜，并对她们棒打拳击。
    与此相反，姆波戈女士通常受到恩布市男士们的热烈欢迎，许多人说现在很高兴议会挑选了她。
    如今，捐助团体正式给恩布市的若干项目提供了资金。 一个新型市场正在市中心建起。 医院新增添了有200个床位的产房。 为几十个流浪街头、无家可归的孩子建起了集体宿舍。 姆波戈女士为这个市场和医院感到特别自豪，因为"它们对妇女有很大的影响"。
    在现在的市场上，数以百计的人在遮阳伞下摆卖果蔬。一个卖柠檬的妇女说她喜欢新市长。
    "我感觉如果碰到问题，我可以到她的办公室去找她，" 她说。 "以前的市长呼来喝去，好像是个皇帝， 他并不想听我的问题。"
    旁边，有个男人说他发觉姆波戈女士带来了一种清新的变化。 "我厌倦了男人，" 他看着自己那一大堆洋葱说。 "他们只会许诺，但没有实际的东西。 只要她能不断带来我们所需的东西，她就行。"
创造“第一”的家族
    在我家里，成功与否只由一种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争取第一的能力。 只要你在某件事上排第一，就算你行，至于它是什么事情，则无关紧要。
    我的前辈们在"机器时代" 的高峰期从欧洲来到了美洲。 在美国，每天都有"新的"和"第一的"东西产生： 第一个抽水马桶，第一部收音机，第一顶装有扇子的帽子。 我家里掀起了"第一"热。 食物以及其他的好主意都算数，还有款式、发明、用语等方面的"第一"也算数。 衡量是否"第一"的惟一标准就是没听说别人做过。 那样你就有权讲出这句惊人的话："我是第一个做的！"
    我的外曾祖父发明了芥末筒。 它是由一块方形小纸片卷上些芥末做成的。 早晨上班时带着它，再带一块冷肉，中午吃饭时就可挤一些新鲜芥末在肉上一起吃。
    这位发明芥末筒的外曾祖父有三个女儿： 露茜，第一个将窗帘制成短上衣的女孩； 格尔蒂，第一个将短上衣改成窗帘的女孩； 还有波莉，就是我的外祖母，她改进了一把刷子用来清洁水龙头的内部。 她喜欢这么说："不能因为你看不到就说它不脏。"
    波莉房子里的每一寸地方每年至少都要人工清理两次，她为此深感自豪。 她甚至用一种"门顶揩布"来清洁门顶。这东西是用旧长筒袜里面再塞上旧长筒袜做成的。 旧长筒袜在我家一直都被视为一种大有可为的东西。 我妈妈用她的长筒袜来做洋葱袋，说是她发明的新办法。 她还居功说她是第一个将一对长筒袜的两只同时利用起来的人，一只袜筒做洋葱袋，另一只放土豆或大蒜。 而我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我的亲属中，最有名的，真正在美国产生影响的，或许就是我的曾祖父莱伯·萨塞尔。 据家里人的说法，是他为世人引进了五香烟熏牛肉三明治。 1879年，莱伯·萨塞尔离开祖国到纽约的街头寻求功名和财富。 在自己国家，他曾在面粉厂干过活，但感觉这种磨面粉的营生真是种折磨人的苦活，就开始背着坛坛罐罐到处兜售。 他没有家，往往卖锅罐给谁，就在谁家的地下室或马棚里过夜。 有一天早晨，他在祈祷的时候还被马踢了一下。
    莱伯·萨塞尔懂得屠宰，所以他决定改行开一家小肉铺。 开张第一个星期，有位朋友路过，问能否将他的大皮箱寄存在店铺的后面。" 我打算回老家几年，"他说。 "如果你让我存放皮箱，我就教你如何制作五香烟熏牛肉。" 据说，曾祖父收下了皮箱，学会了制作五香烟熏牛肉，并开始在柜台上出售大块的五香烟熏牛肉。 很快他又开始将肉切片出售， 然后又将其夹在两片面包中间出售。 他偶然碰到了我的外曾祖父，知道了芥末筒这东西。没过多久，到他的店里来买三明治的人比来买肉的人更多了。
    我的祖父雅各布·沃尔克则拥有发明"球破碎机"的光荣。 他带着"球破碎机"走遍纽约的下曼哈顿区，在他所有卡车的两侧印着"华尔街最强大的破坏力"字样。 他娶了格兰妮·爱丝尔。 她漂亮得没有必要在任何事情上排第一了， 不过她却是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的第一位挂历女郎。 在20世纪初，她的相片曾被当地的一家银行用在自己的第一本日历上。 就是在那里，在银行里，祖父遇上了她。 她太美了，她曾收到一封信，信封上写道：
    邮递员，邮递员
    做做好事
    将这封信送给
    普林斯顿的美人。
    这封信就被投在了她家门前。
    我的外祖母则发明了鞋底袋。 她相信，若能总是在鞋里留一个五分镍币，就不会有坏事发生。 你总可以用它打个电话，总可以用它买点东西，你决不会身无分文。 但是镍币会滑来滑去，到处滑动就可能滑出鞋外，因此她制作了一个小口袋固定在鞋内底部。 这样，任何一双鞋子都可以有自己的"私房钱"。
    至于我，我还没有出名，还在等着找到我的第一。 有时候我觉得生活已经太舒服了，所有的需求都满足了，干吗还要去做一项发明？ 不过，我已经留意到一些东西，开始考虑能否给诸如旧灯泡或鸡蛋壳之类的东西找些新的用途。 你出生在一个创造"第一"的家庭，不论喜欢与否，你总是在思考着。
    来自一个创造"第一"的家庭，你决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不会忘记家族历史对你的鼓舞。
Unit 3
渴望新的福利救济制度
    人人都觉得福利救济对象是在骗人。 我认识的许多坐轮椅的人面临与宠物猫分吃生猫食的窘境，都会向福利机构多榨取几美元。 为了能领到一点额外的福利款，他们告诉政府说他们实际上少拿了200美元的养老金， 或告诉社会工作者，说房东又提高了100美元的房租。
    我选择了过一种完全诚实的生活，因此我不会那样做，而是四处找活，揽些画漫画的活。 我甚至还告诉福利机构我赚了多少钱！ 噢，私下里领一笔钱当然对我也挺有吸引力， 但即使我抗不住这种诱惑，我投稿的那些大杂志也不会去给自己惹麻烦。 他们会保留我的记录，而这些记录会直接进入政府的电脑。 真是态度鲜明，毫不含糊。
    作为一名福利救济对象，我必须在社会工作者面前卑躬屈膝。 社会工作者心里知道许多救济对象在欺骗他们，因此他们觉得，作为补偿，他们有权让救济对象向他们点头哈腰。 我并不是故意感到忿忿不平。 大多数社会工作者刚开始时都是些大学毕业生，有理想，而且思想开明。 可是在这个实际上是要人撒谎的系统里干了几年后，他们就变得与那个叫苏珊娜的人一样了--一个穿运动短裤的侦探。
    去年圣诞节，苏珊娜到我家来了解情况，看到墙上贴着新的宣传画， 便问："你从哪儿弄到钱来买这些？"
    "朋友和家人。"
    "那么，你最好要张收据，真的， 你接受任何捐献或礼物都要报告。"
    她这是在暗示我：得哀求她了。但是我却将她顶了回去。" 那天在马路上有人给我一根烟，我也得报告吗？"
    "对不起，卡拉汉先生，可是规定不是我制订的。"
    苏珊娜试图就修理轮椅的问题训斥我。由于福利部门不愿意花钱好好地修理，所以它总是坏。 "您是知道的，卡拉汉先生，我听说您的那台轮椅比一般人用得多得多。"
    我当然用得多，我是个工作很积极的人，又不是植物人。 我住在闹市区附近，可以坐着轮椅到处走走。 我真想知道如果她突然摔坏臀部，不得不爬着去上班时，是什么感受。
    政府削减福利开支已经导致许多人挨饿受苦，我只是其中之一。 但这种削减对脊柱伤残的人士更有特别的影响： 政府已经不管我们的轮椅了。 每次我的轮椅坏了，掉了螺丝，需要换轴承，或刹车不灵等，我都打电话给苏珊娜，但每次都要挨训。 她最后总会说：好吧，如果今天我能抽出时间的话，我会找医务人员的。
    她该通知医务人员，由他来证明问题确实存在， 然后打电话给各家轮椅维修公司，拿到最低的报价。 接着医务人员就通知州府的福利总部， 他们再花几天时间考虑这件事。而这期间我只能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最后，如果我幸运的话，他们会给我回电话，同意维修。
    当福利部门获悉我画漫画赚钱时，苏珊娜就开始每两个星期"拜访"我一次，而不是每两个月才一次了。 她寻遍每个角落，想找出我未上报的电器，或者是女仆、烤炉里的烤猪、停在房后新买的直升飞机什么的。 她从来都是一无所获，但最后我总要填厚厚的一叠表格，说明每一分钱的来历。
    如何逐渐脱离福利照顾，这在法律条款中没有明确规定。 我是一个独立的生意人，正在慢慢建立起自己的市场。 要脱离福利救济，一下子做到每月能挣2, 000美元是不可能的。 但我很想自己负担部分生活费用，不必在每次需要为轮椅买点配件时都去尴尬地求人。
    真需要有一位律师来捍卫福利救济对象的权利，因为这一福利体制不仅容易使救济对象滥用权力，也很容易使福利提供者滥用权力。 前几天，由于药剂师说我使用的医疗用品超出常量，于是福利部门派苏珊娜到我的住所调查。 我确实多用了，因为外科手术所造的排尿孔的大小改变了，于是尿袋的连接处发生渗漏。
    她正做着记录，我家的电话铃响了。苏珊娜接听了电话， 是一位州议员打来的，这使她慌了一下。 数以千计像我这样的福利救济对象，如果允许的话，可以慢慢地负担自己的一部分甚至全部生活费用，对此，我会不会在州政府的委员会里尝试做点儿什么呢？
    还用说吗？我当然会！ 总有一天，像我这样的福利救济对象将在一种新的福利制度下过上好日子，这种制度不是要千方百计证明福利救济对象在欺骗，而是要鼓励他们自立。 他们将能自由地、毫无愧疚、毫不担忧地发挥他们的才干，或拥有一份稳定的好工作。
盲人帮我看到了美妙的世界
    已经是下午很晚了，我们驻曼谷公司的主席分配给我一个任务： 我必须在第二天出发陪一位重要的中国商人到泰国北部的旅游点。 我眼睛瞪着桌子，心里直冒火。 桌上成堆的文件足以证明，尽管我一周七天都在工作，可还有大量的工作等着我去做。 我真不知道如何才能把这些活儿赶出来。
    第二天早晨，坐了一个小时飞机后，我们当天就与其他数以百计的游客一起，参观了一些景点。 他们大多数都带着相机，满载着小礼物。 我仍记得那天挤在密集的人群中，心里很恼火。
    当天晚上我和这位中国伙伴一起坐上了旅游包车去吃晚饭、看表演。 那场表演我以前看过许多次了。 他跟其他游客聊着天，我则在黑暗中礼貌地跟一位坐在我前面的男士谈话。他是位比利时人，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当时我感到奇怪，为什么他的头一动不动地保持着一个古怪的角度，好像在祷告一样。 后来我恍然大悟，他是个盲人。
    我身后有人打开了灯，我看到了他浓密的银发，还有方正有力的下巴。 他的双眼里似乎有一层白膜。 "我吃饭时能坐在您的旁边吗？" 他问道。 "我很想您能把看到的向我略作介绍。"
    "我很乐意，"我回答说。
    我的客人与几位新交的朋友径直走进了餐馆，我和这位盲人跟了进去。 我用手搀着他的肘部给他领路，但他昂首挺胸地前行，没有丝毫的犹豫或屈从，好像是他在给我带路。
    我们找了一张靠近舞台的桌子，他要了半升啤酒，我则要了一杯葡萄汽水。 我们正等着饮料时，盲人说： "我们西方人听起来这首乐曲似乎变调了，但还是挺有魅力的， 您能描述一下奏乐的人吗？"
    我并没注意到舞台那头的五个人，他们在奏着演出的开场乐曲。 "他们盘着腿坐在小地毯上，身着宽松的白色棉布衬衫和肥大的黑裤，腰系染成鲜红色的布带。 他们中三个是年轻小伙子，还有一位中年乐手和一位老年乐手。 他们中一个击鼓，另一个奏着木制的弦乐器，另外三个用琴弓拉着一种类似小提琴的小小的乐器。"
    光线又暗下来，盲人问： "您的那些游客们都长什么模样？"
    "他们各种国籍、各种肤色都有，体形、个子大小也都不同，简直就是一个人种大聚会，"我低声说。
    我把声音压得更低，凑近他的耳朵说话，他也热切地把头靠过来。 从来没有人如此强烈地想听我讲话。
    "离我们很近的是一位日本老妇人，"我说。 "就在她旁边，有一位黄头发的斯堪的纳维亚男孩，大约五岁，身体往前倾，他的脸刚好在妇人的脸下面。 他们一动不动，等着演出开始。 这真是一幅生动完美的画像，有儿童也有老人，有亚洲也有欧洲。"
    "是的，是的，我见到他们了，"盲人微笑着轻声地说。
    舞台后部的帷幕打开了，走出六位年轻女孩子。 我向他描述她们身着紫罗兰色丝裙，白色外套，头戴形似小皇冠的金色帽子，帽上的饰物随着舞蹈节奏有弹性地跳动着。 "她们的手指上有金黄色的指甲，有八厘米长吧，" 我告诉盲人。 "长指甲使手部的每一个动作都更显得十分优美，效果真好看。"
    他微笑着点点头： "太美妙了，我真想摸一下那些金黄色的指甲。"
    第一个节目结束时，我们刚好吃完甜食，我找了个借口过去与戏院经理搭话。 我一回来就告诉我的伙伴："有人请你到后台去。"
    几分钟后他站到了其中一位舞蹈演员的身旁，她带着小皇冠的头还不及他胸部那么高。 她害羞地将两只手伸向他，黄铜指甲在头顶射下的灯光下闪闪发光。 他慢慢地伸出双手，那双手足有女孩的手四倍大，握住了那双小手，就好像捧着两只小鸟一样。 他抚摸着那些光滑、呈弧形弯曲的金属尖指甲时，女孩静静地站着，惊奇地注视着他的脸。 我不禁哽咽了。
    乘出租车回酒店后，我的中国客人仍然与别人在一起。盲人拍拍我的肩膀，把我拉向他，紧紧地拥抱着我。 "你帮我看到的一切太美了，"他低声说，"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后来我想，是我该谢谢他。 其实盲的人是我，我看事物只是在表面一掠而过。 在这忙碌的世界里，一层快速形成的面纱遮住了我们的双眼，是他帮我揭开了这层面纱，见到了一个以前从未好好欣赏的崭新世界。
    此行之后的一周，主席告诉我，那位中国经理来电话说他对旅程非常满意。 "干得好，"主席笑着说，"我就知道你会有神奇的表现。"
    我无法告诉他，是别人的神奇改变了我。
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您也许会为盲人阿尔伯图·多里斯感到难过，他记得他看到的最后一件事就是13年前他女儿出生的情景，然后世界就变得一片空白。 他惟一的孩子--一个10多岁的优等生--现在长什么模样，他只能想像了。
    双目失明是由视神经发炎膨胀造成的--这病与他的眼疾无关。自出生起他就有眼疾，视力有限。 "我入睡后一觉醒来，什么都看不见了，"他说。
    厄运已经不是一次捉弄这位37岁、热心而又体贴的人了。 他4岁时，母亲死于癌症；多里斯的父亲时常患病，不得不在他11岁时将他送给政府照顾。 后来他到一个工场干了19年活，装配扫帚和其他家庭用品。那真是使人厌烦得要死的工作。
    这个月初，阿尔伯图·多里斯刚刚失业的妻子，由于患癌症而不得不将一侧乳房切除，而今又面临一年的放射性治疗。 事情似乎总是从糟糕透顶变得更加恶化，甚至多里斯先生的好运也总伴随着不幸。 五年前，他钟爱的导盲犬把他从卡车前拉了出来，多里斯先生没有受伤，但狗却被撞死了。
    但是你要知道，要清楚地知道，多里斯先生并不为自己感到伤心。 他说："这些只是生活中必须经历的小小磨难。"
    最近，有一天早晨5点钟，我们看到多里斯先生来到了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地铁站；此处靠近他的住所：没有电梯的三层楼上的一套公寓。 他早晨3点就起来了，喂好他新养的狗，煮好咖啡，准备好一切。 他说："人一看不见，做什么事都会费点时间。"
    多里斯先生正准备上班，这一路得花两个小时，十分麻烦。他在布朗克斯市立中心医院的急诊放射科干冲洗胶片的工作。 他得坐G线列车到皇后广场站，在该站他要先上楼梯，再下楼梯去换乘开往曼哈顿的R线列车。 然后他得乘R线在59街下车，再往上走一层楼转搭6号列车。
    在上班途中，有时他会与陌生人聊天，有时又有人会拍拍他的狗，直呼其名与他打招呼。 人们给他帮助，甚至给他让座。
    到了第125街，多里斯先生就要穿过月台去转4号列车。 到了第149街后，他就得往下走搭乘2号车， 在东180街下车；在这里，他几乎总要花很长时间等他的最后一趟车到帕尔汉大道。 从那儿他和他的狗得走20分钟才到医院。
    "他们没必要特别为我做什么规定，"多里斯先生说，"这是工作，我应该准时到达。"
    这份工作来之不易。 得到这份工作之前，他就决心离开"灯塔"所经营的一个工场——"灯塔"是一个专门为盲人提供帮助的机构。他想靠自己的能力去工作。 他想干一份冲洗X光胶片的工作，这工作任何人都只能在黑暗中完成。 "灯塔"给许多医院打了电话，甚至提出由他们发头三个月的工资，并且提供培训，但都没有结果。
    "灯塔"的人本来很想为他找一份离家近一些的工作， 但他们相信他有能力做好这份工作，也有能力克服这遥远的路途。 "我们的观点是，除了开车以外，盲人完全有能力胜任任何工作。"一位一直在努力帮盲人找工作的"灯塔"员工如是说。
    事实上，这也是布朗克斯医院对残疾人的看法。 正如医院的副院长所说："我们要看一个人能做什么，而不是看他不能做什么。"
    "关键是这种做法行之有效，" 医院院长说。
    不久前的一天是多里斯先生受聘一周年的日子。 他以平日的工作量，冲洗大约150张X光胶片来庆祝这个日子。 这些带有名字和数据的胶片，都在右上角折了一下，这样他能正面朝上冲洗它们。 这是对他作为盲人的惟一照顾。
    多里斯先生单独在一间充满化学药品味、又小又暗的房间里工作。 他不能戴手套，因为他必须靠触觉。 这是很严格的工作，而且又是在急诊室，生命攸关。 他的顶头上司说他百分之百信任他。
    多里斯先生每年可挣20, 000美元。 他本来可以领取12, 000多元的抚恤金，但他并不只是为了钱。 "如果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我会很痛苦的。为什么要痛苦呢？"他说。 "那样会使你陷入困境，并永远陷在那儿。"
    "我并没有做什么非凡的事，"多里斯先生坚决地说，一边利索地干完了手头上的活儿。
Unit 4
电信革命
    一个将会大大提高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准的转变正方兴未艾。 一些不久前还是信息闭塞的地方正在快速获得最新的通信技术，这将促进当地对国内外投资的吸纳。 亚洲、拉丁美洲和东欧的许多国家也许需要10年的时间来改善其交通、电力供应和其他公用设施。 但是单单一根直径小于半毫米的光纤电缆就可以比由铜丝制成的粗电缆负载更多的信息。 由于安装了光纤电缆、数字转换器和最新的无线传输系统，从北京到布达佩斯的一系列城区和工业区正在直接跨入信息时代。 一个蛛网般的数字和无线通信网络已经伸展到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和东欧的部分地区。
    所有这些发展中地区都把先进的通信技术看作一种能跨越经济发展诸阶段的方法。 例如，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有望缩短从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工业转向涉及工程、营销、设计等产业所需的时间。 现代通信技术将使像中国、越南那样的国家与那些困于旧技术的国家相比拥有巨大的优势。
    这些国家应以多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是人们争论的一个问题。 许多专家认为，越南在目前急需电话的情况下，却要求所有的移动电话都必须是昂贵的数字型电话的做法就是太超前了。 一位专家说，"这些国家缺乏估算成本和选择技术的经验。"
    然而毋庸争辩，通信技术将是区分赢家和输家的关键因素。 看一看俄罗斯的情况吧。 由于其坚实的数学和科学教育基础，它应该在信息时代有繁荣的发展。 问题是，它的国内电话系统是一堆生了锈的20世纪30年代的老古董。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俄国已经开始铺设光纤电缆，并制定了投入400亿美元建设多种通信工程的战略计划。 但是由于其经济陷于低迷，几乎没有资金来着手解决最基本的问题。
    与俄国相比，在未来10年中，中国大陆计划对通信设备投入1,000亿美元。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落后成了一种有利因素，因为这一发展正好发生在新技术比铜线电缆系统更便宜的时候。 到1995年底，中国除了西藏以外的省会都将有数字转换器和高容量的光纤网。 这意味着其主要城市正获得必需的基础设施，成为信息高速公路的主要部分，使人们能够进入系统，获得最先进的服务。
    通信工程也是上海实现其成为一流金融中心这一梦想的关键。 为了能给国际投资者提供其所期望的电子数据和无纸化交易的出色服务，上海计划建设与曼哈顿的网络同样强大的远程通信网络。
    与此同时，匈牙利也希望跃入互联网世界。 目前有70万匈牙利人等着装电话。 为了部分地解决资金问题, 加速输入西方技术，匈牙利将国有电话公司30%的股权出售给了两家西方公司。 为进一步减少电话待装户，匈牙利已将权利出租给一家荷兰-斯堪的纳维亚企业集团，来建造并经营一个据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字移动电话系统。 事实上，无线方式是在发展中国家快速建起电话系统的最受欢迎的方式之一。 建造无线电发射塔要比翻山越岭架设线路更便宜。 而且，急切想得到可靠服务的企业乐于花费可观的高价来换取无线电话--通常是固定线路电话资费的二至四倍。
    整个拉丁美洲对无线通信的需求和使用已急速增加。 对于无线电话服务商来说，没有任何地方的业务比拉丁美洲更好了--在那里有一个营运点就好像有一堆无穷无尽供你使用的钞票。 在四个无线电话市场有营运点的贝尔南方电话公司估计它的年收入约为平均每个客户2,000美元，与之相比，在美国国内的收入是860美元。 产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拉丁美洲客户的通话时间是北美洲人的二至四倍。
    泰国也在求助于无线通信方式，以便让泰国人在发生交通堵塞的时候更好地利用时间。 而且在泰国，从办公室往外打电话或发传真并不那么容易：待装电话的名单上有一、二百万个名字。 因此移动电话在商界成为时尚，使人们在交通堵塞时也能与外界保持联系。
    越南正在做出一个最大胆的跳跃。 尽管越南人均年收入只有220美元，它计划每年增加的30万条线路将全部为有数字转换的光纤电缆，而不是那些以铜线传送电子信号的廉价系统。 由于现在就选用了下一代的技术，越南负责通信的官员说他们能够在数十年中与亚洲的任何一个国家保持同步。
    对于那些长期落后的国家来说，一跃而名列前茅的诱惑难以抵御。 而且，尽管他们会犯错误，他们仍会坚持不懈--总有一天，他们将能在信息高速公路上与美国和西欧并驾齐驱。
信息高速公路
    你是否太累了，不想去录像店却又想在家看《美女与野兽》？ 是不是想听听你最喜欢的吉他手最新的爵士乐磁带？ 或需要一些新的阅读材料，比如杂志或书？ 没问题。只要坐在家中的电脑或电视机前，在一个含有上千个条目的电子目录中输入你想要的东西和需要的时间就行了。
    在暑假去日本之前你想学日语，可学校又没有日语老师。 不用担心，你可以向另一地区或城市的学校报名，上他们提供的日语课，让他们将这门课程最新的教材传送到你的电脑上，然后通过视听方法上课。 如果你在翻译作业或发音上还需额外帮助，辅导教师可通过电脑给你反馈。
    欢迎来到信息高速公路。
    尽管几乎人人都听说过信息高速公路，可即使专家们对这一名称的确切含义，以及它预示着什么样的未来也有分歧。 但广义地说，信息高速公路是指由今天的广播、电视、录像、电话、电脑、半导体等产业组合而成的一个互相关联的大产业。
    是技术进步在引导着这一大联合。这些技术进步已使储存信息以及向家庭和办公室快速传输信息更为容易。 例如，光纤电缆 -- 由细如发丝的玻璃纤维制成 -- 是一种极为高效的信息载体。 射过玻璃纤维的激光可以传送高达标准电话线25万倍的数据，或者说，每秒可传送几万段像这样的文字。
    这些技术使得数据传送的容量和速度大大提高。这种情况可与一条高速公路相比，多车道比双车道能使更多的车以更高的速度行驶 -- 信息高速公路由此得名。
    今天，与信息高速公路最接近的就是互联网，这是一个由电脑连接而成的网络系统，它使得135个国家多达2,500万的人能进行信息交换。
    但是，互联网主要是传送文字，而信息高速公路不久将使其他形式的电子数据传送（如声音资料和图像的传送）成为常规。 那就是说，举个例子，欧洲的一位医道高明的医生通过电脑看了病历就能给美洲的病人治病，决定病人用药的剂量，甚至还可以遥控一个操手术刀的机器人施行手术。
    一位专门从事技术方面报道的记者预言道："把录像邮件的片段传送到大楼的其他地方或国内的其他地方要比在键盘上打出文字来更为容易。"
    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说，我们这个世界正处于"新时代的前夜"，他是克林顿政府中推行高科技的主要人物。 戈尔希望联邦政府在决定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然而，在一个预算拨款相对较少的时期，美国政府不可能拿得出今后20年里建造信息高速公路所需的钱款。
    这就使得私人企业 -- 电脑公司、电话公司、有线电视公司 -- 得以填补由于政府无法顾及所留下的空缺。 尽管这些企业在最令人振奋的新技术上领先，一些批评者仍担心追逐利润的企业会只开发面向富人的服务项目。 首都华盛顿大众媒介教育中心主任杰弗里·切斯特担心地说："如果数据高速公路控制在私人企业手中，它可能只会成为富人的虚拟世界。"
    另一位专家说，穷人也必须有权获得高科技。 他说："这种权利对于获得高质量的教育、找到好工作都将至关重要。 那么多的交易、交换都将通过这一媒体进行 -- 银行业务、购物、通信、信息 -- 因此那些只能靠邮递员发送信件的人实在是有落伍的危险了。"
    今年年初，当图表显示正在建造信息高速公路设施的四家地区性电话公司只接通了富人社区时，一些专家对此不无担忧。
    这几家公司否认自己避开穷人，但也承认有钱人会成为首批受益者。 其中一家公司的发言人说："我们总要先从某些地区开始，而(那)就应该是我们认为会有顾客购买这些服务的地区。做生意就是这样。"
    维护穷人权益的人士希望这些正在建设数据高速公路的公司能够将其利润的一部分用于此项技术的普及。 提倡普及的人已启动了他们自己的几个项目。 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社区存储器项目"已在公共建筑物和地铁站里安装了电脑终端，花25美分就可发送信息。 在加州的圣莫尼卡，所有公共图书馆里的打字机都已换成了电脑；任何人，不仅仅是图书馆管理员，都可通过电脑发信件。
    随着我们日益接近信息高速公路的现实，我们也面临着许多挑战。 为了使其对大多数人有价值，人们应该了解哪些是可能做到的，以及连通后如何能从中受益。 信息高速公路带来的可能性不胜枚举，但要使其成为现实，还必须采取具体的措施来开展这一工作。
信息时代的个人隐私
    设想一下一张小小的塑料卡，在微小的记忆芯片上存有关于你的所有信息： 出生日期、社会保障号、信用记录和病史。 想一想，这同一张卡能使你驾车、就医、从取款机中提款、付停车费、领政府补助。
    这种所谓的智能卡已有一款正在使用。 有些保险公司发行了客户的医疗记录卡，客户凭这些卡才能就医。 《私密时代》报纸编辑伊万·亨德里克斯说，为方便起见产生了这门技术，但是，"其不便之处就是房东、雇主或保险公司等会说，我们不会与你谈正事的, 除非你出示该卡。"
    随着更多的公司与政府机构建立了电脑管理的、可随时联网的数据库，个人信息更难保护了。 "你可以从一个数据库进入另一个数据库，就像人们从一间酒吧到另一间酒吧一样，" 亨德里克斯说。 "信息高速公路很可能由大企业开发，但政府总喜欢参与这些事情。 企业开发数据库以更好地定位客户，然后政府就用这些数据库来调查犯罪。"
    据作者辛姆森·L·加芬克尔说，这种利用数据库掌握情况的趋势始自罗纳德·里根关于领救济金的人对政府有欺骗行为的说法。 一位隐私权方面的专家说："这被称作'匹配行动', 它将那些欠有政府款项的人的数据库与那些从政府获得款项的人的数据库一一对应。 '匹配行动'跟踪记录那些未归还政府助学贷款的政府雇员，以及隐瞒大笔收入的福利救济对象。"
    保护公众不受欺骗和侵害一直是降低个人隐私程度的有效借口。 政府一直在敦促电脑制造商在机中加装一块特殊的芯片以使警方能接听电子通信。 政府称不这样做就等于让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通过信息高速公路来共同策划阴谋。
    这仍感觉像是间谍片中的场景；更使人不安的是日常信息可以越来越容易地被获取。 以医疗档案的电脑化管理为例。 正如一位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你租借录像带的习惯都能比你的医疗记录得到更好的法律保护。" 那是因为医疗档案涉及到更多的钱。 一位隐私权专家说，保险公司列出"有某些健康问题的人员名单，又转而将这些名单卖给制药公司和其他的企业"。
    医疗档案被用来做出很多与你相关的决定，而这些决定却与你的健康无关。 据一份1991年的政府报告称："50%的雇主经常用医疗档案里的信息来决定是否雇用或提拔某人。 那些利用这种信息的人中，约20%的人……不会告诉雇员他们的医疗档案曾被用于此种目的。 "某公司不雇用吸烟者，另一家则在发现雇员在晚会上酗酒后将其解雇。
    雇主、房东们常向开发数据档案的公司购买这类信息。 除了犯罪记录、劳工保险索赔、民事法庭记录外，这些公司的核心产品之一是信用信息，而这种信用信息却并非总是准确的。 几年前，19个州指控国内一家大型信用机构的报告错误百出，这家公司因此付了一大笔钱。
    不过据加芬克尔说，最大的信息收集机构还是各州的汽车管理部门，简称DMV。 他写道："对想要影响我们、管得过宽的政府机构来说，DMV正是它们获得所需信息的一站式供应处。 "现有的系统将美国所有51个汽车管理部门连接起来，在这一点上，"任何其他的政府机构都不可能比它更准确地跟踪人们的行为。"
    DMV的数据也并非仅用于与开车有关的事情。 加芬克尔写道："俄勒冈州有109种不同的违规行为可导致暂时吊销驾驶执照，而其中50种与开车毫无关系。"  他提到，威斯康星州的居民可能会因未付图书馆罚款，未将门前步道上的积雪清除，未将伸到邻家宅院上的树枝修剪掉而失去驾驶执照。 在肯塔基州，退学的学生，无故旷课达9次以上的学生，或分数达不到某一标准的学生，都会失去驾驶执照，"除非他们能证明其家庭有困难"。
    很难使自己的信息不出现在DMV的电脑屏幕上。但还是有办法在其他方面使自己的情况少为人知。 一位卫生官员建议，当填写医疗表格时，你可改变一下，清楚地表明"你不同意在没有你的直接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将你的信息泄露或出卖给第二方"。
    《全球评论》（1993年秋季号）列出了一些提供了很多其他建议的出版物。 这一书单上两本最令人感兴趣的书是杰弗里·罗斯费德所著的《出卖隐私》和通信刊物《私密时代》的伊万·亨德里克斯所写的《你的隐私权》。 另一本著名而实用的期刊是月刊《隐私月报》。
Unit 5
有意选择独处
    事实如此，我们孤独无伴地生活着。据最近的统计，共有2,200万人独自生活在自己的屋里。其中有些人喜欢这种生活，有些却不是。 有些离了婚，有些鳏寡无伴，也有些从未结过婚。
    孤独或许是这里的一种民族弊病，它比起其他任何过错更加令人难以启齿。 而另一方面，故意选择独处，拒绝别人的陪伴而非为同伴所抛弃，这正美国式英雄的一个特点。 孤独的猎人，孤独的探险者，在鹿群和狼群中间冒险，去征服广袤的荒野，这时他们并不需要有人陪伴。 梭罗独居在湖畔的小屋，有意抛弃了城市生活。 现在，这成了你的个性。
    独处的灵感是诗人和哲学家最有用的东西。 他们都赞成独处，都因能够独处而自视甚高，至少在他们匆匆忙忙赶回家喝茶之前的一两个小时之内是如此。
    就拿多萝西·华兹华斯来说吧，她帮她兄弟威廉穿上外衣，为他找到笔记本和铅笔，向他挥手告别，目送着他走进早春的阳光去独自对花沉思。 他写道："独处多么优闲, 美妙。"
    毫无疑问，如果自愿独处，则感觉要好得多。
    瞧瞧弥尔顿的女儿们：她们为他准备好垫子和毯子，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开，以便他能创作诗歌。 然而他并不自己费神将诗歌写下来，而是唤回女儿们，向她们口述，由她们写下来。
    也许你已经注意到，这些艺术家类型的人，大多是到户外独处， 而家里则自有亲人们备好了热茶，等着他们回家。
    美国的独处高士是梭罗。 我们钦佩他，并非因为他倡导自力更生精神，而是因为他孤身一人在瓦尔登湖畔生活，这是他自己想要这么做的。 他独居在湖畔的树林中。
    实际上，他最近的邻居离他只有一英里，走路也就20分钟；铁路离他半英里；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