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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孔子遗产里痛苦挣扎
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
 2011年1月11日，一座总高为9.5米的孔子青铜雕像在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落成，天安门地区又添文化新地标。
看到这条消息后，笔者发了条微博：“孔子被批60年，这铜像算是‘平反昭雪’么？看来仅有GDP还是不行，一个民族要有精神和思想的认同，否则就会散掉。但认同谁呢？马克思还是孔子？”改革开放30多年后，华夏民族碰上了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意味着在不触动基本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前提下，在经济层面上迅速推进市场化的改革，政府作为现有规则的执行者和现有秩序的维护者，发挥着较其他转型国家政府更多的职能。然而强势政府如同双刃剑，一方面保证了社会和经济秩序的稳定，使中国免受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型之苦；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制约，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逐渐转变成为带有自身利益诉求的规则执行者，也就是通常所讲的亲自下场踢球的裁判。
这样的裁判对社会公平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机会严重不均，贪污腐败盛行，收入两极分化。过去两千年中困扰中国社会的痼疾再次显现，人们自然想到用同样悠久的儒家学说去应对。
与经济的繁荣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思想的贫乏，生于“礼崩乐坏”时代的孔夫子勉为其难，再次披挂上阵。
孔子会发现，这一次赋予他的使命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他要为现代人找到新的核心价值观，并为他们的精神寻求新的寄托。核心价值观是现代社会秩序和游戏规则的伦理基础，社会精神则要满足现代人对人生意义的探求。毕竟小康生活只是延续生命的手段，对于亘古不变的问题——人为什么活着，温饱加深而不是缓解了精神上的焦虑。
孔子会发现，他所建立的儒家学说和现代的普世价值观既有相容也有冲突之处。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孟子讲“民贵君轻”，与尊重个人权利的现代观念不无呼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不失为朴素的理性主义。但在如何达成“仁”上，孔子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人特别是社会精英如君主和君子的自觉上。欲使“仁”成为他们的自觉，儒学就要成为他们的信仰。
现代社会却是多元的，既有利益的多元，也有信仰的多元，帝王不可能再“独尊儒术”，教皇也不能以基督的名义号令天下。在现代社会中，信仰是个人的私事，必须允许不同的信仰和平共存，允许儒、佛、道、基督、伊斯兰等宗教以及无神论的和平共存。要想在多重信仰的环境中建立一致认同的游戏规则，现代社会需要跨出重要的、也是儒家从未思考过的一步——私域和公域的分离，或者信仰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分离。
信仰将被当作个人事务，完全留在私域中，公域中的机构特别是政府并不干涉私域中的活动，这就是宪法所保证的公民信仰自由。公域的构建则需要从不同的信仰中，抽取共同的交集，作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得到全体社会成员自觉和自愿的认同。用中国人的话讲，构建公域的原则就是“求同存异”。
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以个人为中心，主张每个人拥有同样的权利，每个人是他自己的主人，任何人不得也不可能以任何名义决定他人的命运。儒家在个人权利上没有也不可能像现代人这样彻底，例如“小人”的权利就与君子的不同，妇女的权利就和男人的相异。
崇尚个人权利不会形成隔绝、分散的“个人孤岛”，市场经济消除了个人之间的冷漠。在为他人生产的市场经济中，企业要想卖掉自己的产品赚钱，必先满足他人的需求，利已必先利他。市场假借人的利已之心为社会服务，这是斯密的伟大发现。孔子讲“克已复礼”，市场经济中的个人不必克已，克己是不自然的，依靠克己维持的社会秩序因此是非常脆弱的。
在现代社会中，个人私欲的膨胀从外部受到法律的制约。为了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全体社会成员同意建立一组游戏规则——法律，协调个人的活动，裁决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法律是众多平等的个人签订的契约，而不是君王规范臣民行为的律令。法律具有强制力，而儒家一味宣扬的道德只具精神的感召力。人是奇特的动物，“一半为天使，一半为野兽”，驯服野兽靠皮鞭——强制执行的法律，而儒家的失算就在“人之初，性本善”的假设上。
回顾历史，孔子会发现，传统其实并不在他一边。虽说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祭上神坛的是董仲舒修改过的儒学，而不是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董仲舒抽掉了民权，保留了秩序，儒学就此变为君王的统治术。对此汉宣帝讲得再清楚不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王道就是讲仁义道德的儒家，霸道就是讲强权政治的法家。在寻找现代社会认同时，人们应特别关注早期儒家，即孔孟的、没有被阉割的儒家。
从早期儒家的民贵君轻思想到现代的权利与自由，其间有着太多的断裂链条，一一拾缀补齐，起码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重竖一尊铜像容易，重塑民族精神难。
孔子带着他一贯的宽厚笑容，正注视着现代人在他的伟大遗产上痛苦地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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