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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盛世是怎样练成的
国民自由度高：百姓不会因言获罪
唐朝，是中国史上文化、政治、经济最发达的一朝，也是特殊的有言论自由的朝代。唐朝人虽然有不少文字上和语言上忌讳，但忌讳的范围以私人之间为主，一般的，可以放言无忌。批评皇帝，拿皇帝的故事作诗作文，甚至讲得很不堪，亦不会遭祸。
在杨贵妃生前，文人对她品评有之，对杨氏家族讥嘲也有之，到她在马嵬驿遭难后，她的故事迅速地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上的主题，并且随着时间而更加深广，渐渐，唐朝的文人把歌咏杨贵妃故事当作一种“考试”式的共题。白居易的《长恨歌》自然考得了古往今来的第一名。但在“长恨歌”出现之后，文人依然热心于自这一个“共题”而孜孜不倦于“考试”，借此来练习和表达自己的史才，诗笔，议论，想象……
整个唐朝，有记载的只有一起文字狱。那是在唐高宗发动对高丽的一次战争前，有个叫元万倾的诗人，写了一首诗给高丽人打招呼：唐军将要来犯，赶快备守鸭绿江天险。结果唐军江边而退。元万顷此举，实为叛国叛军，罪不容恕。唐高宗却没有要他的脑袋来平息众怒，只是把他充军到岭南了事。不久，居然又把他招回来，封给他一个著作郎的官职。武则天在唐代君主中大概是口碑最差的一位，但对文人同样十分地洒脱大度，“唐初四杰”之一骆宾王，曾为反武则天势力写下义正词严的讨伐檄文，直斥武则天为“狐媚惑主”，武则天读后却只是“嘻笑”，不仅没有加害骆宾王，乃至清剿“骆宾王反革命集团”，反而埋怨大臣，为什么早没能将骆宾王此等优秀的人才罗织到朝廷中来？！
史官能直书其事：不虚美不隐恶
太宗对监修国史房玄龄说：“前世史官所记，都不让皇上看到，这是为什么呢？”
房玄龄答道：“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要是皇上看到了，必怒，所以不敢让看。”
太宗说：“我的心胸与前世不同。帝王想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请你还是给我看一看好了。”
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圣德，没有过失，史官所记，自然尽善。陛下独览《起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若以此法传示子孙，我担心数代之后的君主心胸没有您那么宽阔，一定会饰非护短，忠实记录的史官必不免刑诛。这样的话，史官这个职业必然会变得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就没有一句话可信了！所以当代君主不得看自己的历史记录的制度，就是为此。”――这话说得既委婉，又有原则。
太宗没话可说了，但还是坚持要看。怎么办呢？于是，房玄龄便和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书成，上之”――显然，这并非原始记录，而是编辑整理成书。
太宗看到书中所记“六月四日事”――也就是他把太子建成、弟弟元吉杀死的玄武门之变，其中“语多微隐”，便对房玄龄说：“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当即命令“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唐太宗这一声叹息，实在是忠厚，但却是盛世大唐一个有力的注脚。当唐人传读史书史，翻到最高领袖这一页不光彩记录时，他们的目光，骤然变得平静安然——那是一个社会面对真相时特有的坦荡与淡定。
读书人有出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生逢盛世的唐人，尤其是年轻书生，都有一股奋发向上的强烈进取精神。民心向上，士皆欲奋发有为，“好语王霸大业”，豪气干云，砥砺志气，不畏艰险辛劳。是这个时代最难得的精神。他们渴望为明主重用，在治国平天下中施展才华、建功立业。李白在《将进酒》诗中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在《南陵别儿童入京》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杜甫说：“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后出塞》)他欲使君王成为唐尧、虞舜那样的圣贤，天下风俗淳朴。孟浩然自称“昼夜常自强”，(《书怀贻京邑同好》)与二、三友人“俱怀鸿鹄志”。(《洗然弟竹亭》)高适的志向是：“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塞下曲》)他们意气风发，充满活力，自强不息；或参加科举，力争金榜题名，博得一官半职，有的虽皓首穷经，失意科场数十年，布衣而死，也不后悔；或投笔从戎，仗剑去国，不畏边陲惊沙、风雪，虽马革裹尸也在所不惜，以求封妻荫子，卫国保家。万千士子，勇于征战四方，开疆拓土，高歌“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云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总之，整个社会充满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时代氛围。
“学而优则仕”的遴选人才的标准，给各个阶层的人们开拓了广阔的前途。一个充满理想的社会，也同时充满了活力，展示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科举制度冲破了士庶的阶级界限。普通人也可以凭功名侪身政界，平步青云。因而，这是一个奋发有为的时代，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唯有这样的时代，诗人才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以四海为家的豁达心理。“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的宏大气魄，“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的壮阔胸怀，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盛唐时代人民意气豪迈，英雄辈出。可以说是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男儿多豪情：或自强或豪迈或洒脱
生逢煌煌盛世的唐朝男子，尤其是年轻书生，都有一股奋发向上的强烈进取精神。他们渴望为明主重用，在治国平天下中施展才华、建功立业。李白在《将进酒》诗中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在《南陵别儿童入京》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杜甫说：“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后出塞》)他欲使君王成为唐尧、虞舜那样的圣贤，天下风俗淳朴。孟浩然自称“昼夜常自强”，(《书怀贻京邑同好》)与二、三友人“俱怀鸿鹄志”。(《洗然弟竹亭》)高适的志向是：“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塞下曲》)他们意气风发，充满活力，自强不息；或参加科举，力争金榜题名，博得一官半职，有的虽皓首穷经，失意科场数十年，布衣而死，也不后悔；或投笔从戎，仗剑去国，不畏边陲惊沙、风雪，虽马革裹尸也在所不惜，以求封妻荫子，卫国保家。总之，整个社会充满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时代氛围。
唐诗唐朝男人性格的最美写照，它有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豪情万丈，有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的磅礴大气，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雄心壮志，有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的悲天悯人，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洒脱，有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的豪迈．．．有太多太多的男人情怀。
女性自信自强：落落大方不失高雅风度
在开放的煌煌盛世，女性较少受封建礼教束缚，思想较为开放，行为较为自由。她们自信自强，已从初唐全身障蔽、面网垂颈的状态中走出，靓装露髻地出现在盛唐的人生舞台上，涌现出不少诗人、音乐家、舞蹈家、书法家和巧妇等，在中国妇女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章。可以说，她们和男性共同创造了盛唐文明。
盛唐女性爱美，服饰讲究，富有文化底蕴。头发挽成高髻、望仙、乐游、堕马等数十种发髻，并插入簪、梳、钗、搔头、花卉和步摇等饰物。脸部化妆则有“额黄”、“黛眉”、“花钿”、“点唇”等。耳垂坠子，颈系项链，臂套手镯，手戴指轮(戒指)。也有女性自恃其美而不修饰的，如杨贵妃三姊虢国夫人，不施妆粉，自炫美艳，常素面朝见天子。
盛唐女性的服装，通常是由衫、帔和裙组合而成。衫是短上衣。帔是披在肩上的长巾。裙的色彩、款式颇多，有所谓七破裙、九破裙之类。石榴裙最流行，杨贵妃则独爱黄裙。女性还喜好穿丈夫衣服靴衫、戎装和胡服。最令人瞩目的是，她们穿类似西方女性那样袒胸露乳的服装，在大庭广众中，落落大方地展示独特的女性美，如《逢邻女》：“日高邻女笑相逢，慢束罗裙半露胸。”盛唐女性化妆和服饰的丰富多彩与超前，是盛唐经济发达、生活富裕，情趣高雅、身心健康、珍重生命、乐观向上的表现。
万国来朝：国人不崇洋媚外，外国人无法喧宾夺主
李唐统治者实施的一项重要政策就是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友好往来，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朝廷的鸿胪寺等机构，专门掌管对外事宜，为来唐的外国使节提供食物、翻译、医疗、丧葬、赐物、封官等优惠。对其他来唐者，朝廷和地方官吏也予以照顾。难以数计的外国使节、留学生、宗教徒、艺术家、科学家、商人和旅行者等，不畏茫茫沙碛或惊涛骇浪，潮水般地涌入大唐帝国，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这些具有浓郁异域风情的外来文明，深受盛唐人喜爱。《旧唐书·舆服志》说：开元年间以来，朝廷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由西域胡商出售的火烤、水蒸和油炸的各式胡饼，或酥脆可口，或热气腾腾，人人爱吃。波斯名酒三勒浆，由“貌如花”、“笑春风”的胡姬素手招客，并为客人跳胡舞助兴，生意兴隆。李白等诗人也乐往品酒赏舞，写下了不少动人诗歌。最受盛唐人欢迎的胡舞，是出自中亚的旋转如风的胡旋舞、腾跃飘逸的胡腾舞和雅妙馨香的柘枝舞。王维和岑参等诗人对高丽、天竺的音乐和歌舞怀有浓厚兴趣。盛唐朝廷的十部乐中，就有外来的高丽、天竺、康国和安国四部乐。以虚帽、翻领、襟袖窄小、条纹裤和软锦靴为特征的胡服，是盛唐男女竞穿的时髦款式。今存的盛唐墓壁画、唐三彩俑、唐诗和文献记载中，都有大量出土文物和文字数据可证。外来的小狗、马、象、犀牛、豹、鹰和鹦鹉等动物，也备受唐人宠爱。如毛茸茸的小狗，是盛唐贵妇的宠物。杨贵妃有一条“康国小狗”，颇像今天的京巴狗。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
国民素质高：对外国人既不歧视也不奉迎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象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许多国家在长安驻有使者，万国来朝，盛况空前。众多的留学生在这里习汉文、汉语、书法，学习中国的政治、历史、哲学和天文、历法、医学。作为丝绸之路的始点长安，各国商旅云集。丝路上驼铃丁当，中国的造纸术、丝绸、瓷器、书籍、药材等源源不断地传播或运到中亚、西亚、欧洲，西方的葡萄、苜蓿等通过丝路进入华夏。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中国人为荣。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
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很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阿拉伯帝国和日本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
国民独立思考：敢于标新立异，不迷信权威
盛唐人既有远大理想，又有脚踏实地的刻苦开拓创新精神。
最能体现这种精神的，莫过于文化中号称最难的吟诗。因痴迷吟诗，王维走入醋坛，孟浩然眉毛尽落，崔颢苦吟体瘦。盛唐人开拓创新的成就的确辉煌：三千里嘉陵江山水画一挥而就的吴道子，使山水画为之一新。他突破北齐曹仲达“曹衣出水”画风，新创“吴带当风”风格，被誉为“画圣”。与他同师习画的杨惠之，自感不如，又不甘屈居其下，毅然改攻雕塑，终成一代泰斗。王维的破墨山水，韩干的马，张萱的仕女，李白的“口吐天上文”，杜甫的“诗史”，孟浩然的田园山水诗，岑参豪放奇特的边塞诗，颜真卿雄秀独出的真书，李阳冰笔力遒劲的篆字，张旭醉后呼号疾走或以头濡墨的狂草，僧怀素“天下称独步”的草书，李龟年的歌，李暮的笛声等，都是不落前人窠臼，自成一家。
舞蹈艺术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唐代也有了极大的创新和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唐代舞蹈的创新,主要体现为更加注重主题意蕴的表达;更加注重丰富多彩的形式;更加注重新颖独到的技巧;更加注重艺术风格的借鉴与融合,从而造就了唐代舞蹈艺术的辉煌。
正是这些群星璀璨的盛唐人，不迷信权威作品，不止于前人成就，敢于独立思考，标新立异，才攀上了文化发展的众多峰巅，为博大精深的大唐文化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民间生活有品位：不沉溺于声色犬马
标志精神文明辉煌建树的成果，是盛唐之世对中国古代社会和丰富文化的杰出贡献。从诗歌，传奇，绘画，音乐，书法，雕塑，舞蹈到建筑、旅游，医药，宴饮，等等领域，以至于宗教，无不成绩斐然，光彩夺目，星光灿烂。
这是一个民族整体向上，向着真善美共同努力营造的结果。只有那物质充裕，精神愉快，环境宽松，情绪坦然，个性自由，执着奉献和创造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嘉许，传诵和回报的时代，才会拥有奋发有为的国民，雨后春笋般成长的人才，和不断的成就。而在这种社会背景和风气下，人们才能生活的满足，轻松，乐观，豁达，才会尽情享受生活，创造美。因此，因为物质丰富，心情恬淡，个性自由，唐人才会有丰腴的体态，并以丰腴为美。才会以闲适，恬静的心态充分领略大自然的美，生活的美。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枝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蹄”（杜甫《江畔寻花四绝句之一》）“人面桃花相映红”（崔护《寻人不遇》），“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韩弘《寒食》）这些画面，展现的是优游性情的美的人，美的画。只有真正的和谐社会，才会有这动人的画面。
因为经济繁荣，生活富裕，心情愉悦，环境轻松，唐代妇女才注重美，广泛地使用各种化妆品，兴起一次次“时世妆”；才会尽情地欣赏音乐，舞蹈，百戏杂耍，使世俗生活充满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充满了人生的乐趣。那种优游，闲适的生活，不是醉生梦死，而是一种心灵的忘我境界，一种空前的解脱。
“新丰美酒斗十千，长安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垂杨高楼边”（王维《少年行》之二）。“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孟浩然《过故人庄》。“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该是怎样心情的写照？
贪污很少：皇帝率先垂范，官员各安本分
中国官场的贪污病菌是无孔不入的，以至占绝大多数的国人都认定贪污是人类社会的不治之症，只要是有“官”的地方就避免不了贪污。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贪污很少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最值得称导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尢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
明王朝的朱元璋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惨刑，可明王朝的贪官之多在历史上仍属罕见。可见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穷官常见：官员大多清贫而自律
唐太宗提倡节约，而唐朝的官员们居然照做了。
唐朝的户部尚书戴胄，住房简陋，连祭祀祖先的地方都没有；尚书右仆射温彦博家里没有正屋，死后只好把棺材停放在厢房里。
唐朝的中央政府秘书长岑文本，家里的住房矮小潮湿，连蚊帐都没有。有人劝他置办产业，他说：我本来就是一个平民百姓，靠着读了几天书，坐到今天的位子上，拿国家的薪水，我都担心拿得太多了，还置办什么产业呢？
宰相魏征家业没有正房。魏征有一次生病时，唐太宗正在建一座小殿。看到魏征住宅简陋，太宗就把自己盖小殿的材料，让给魏征盖了正房。
唐朝的君臣真够寒酸的，但这份寒酸，成就了大唐盛世最恢弘的气度。
百姓生活富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资治通鉴》有一段原文：“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晒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描写的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时期的社会情况：皇上与群臣讨论禁止盗贼。有人请求使用严酷的法律来制止。皇上微笑着说：“老百姓之所以去做盗贼，是由于赋税太多，劳役、兵役太重，官吏们又贪得无厌，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这是切身的问题，所以也就顾不得廉耻了。我们应当去掉奢侈，节省开支，减轻徭役，少收赋税，选拔和任用廉洁的官吏，使老百姓穿的吃的都有富余，那么，他们自然就不会去做盗贼了，何必要用严厉的刑法呢！”从这以后，过了几年，天下太平，没有人把别人掉在路上的东西拾了据为己有，大门可以不关，商人和旅客可以露宿。

人生选择多样：不求功名也可逍遥自在
唐朝大诗人孟浩然生当盛唐，是个洁身自好的人，不乐于趋承逢迎。他耿介不随的性格和清白高尚的情操，为同时和后世所倾慕。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里，说他”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王维曾画他的像于郢州亭子里，题曰：”浩然亭“后人因尊崇他，不愿直呼其名，改作”孟亭“成为当地的名胜古迹。
生在“开元全盛日”的孟浩然，三番两次朋友伸过援引的手来，都被拒绝，甚至最后和本州采访使韩朝宗约好了一同入京，到头还是喝得酩酊大醉，让韩公等烦了，一赌气独自走了。正如当时许多有隐士倾向的读书人，孟浩然原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他这般的隐居，却并不凄苦，反倒生活得颇为滋润，李白称赞他”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而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虽也仕途不顺，却一生悠游天下，亦能自得其乐，风流高雅。远非后世被迫归隐，或者入仕无门沦落街头的穷困潦倒所能比拟。反观当下的所谓“隐士”，多是被现实逼入绝境，想“隐”亦无处可隐。
文豪辈出：创造文学鼎盛时代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文学史上一个辉煌耀眼的巅峰。唐代文学可谓百花齐放，诗歌、散文、小说都得到很大的发展，同时还兴起了词和变文这两种文学形式。
唐代是一个诗歌大普及的时代，不仅诗歌的数量多，作家多，而且诗人队伍的构成也很广泛，上自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下及缁流羽客、童子妇人，都对诗歌十分爱好，并喜创作诗歌，所以胡应麟说：“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以帝王而言，唐代的帝王大多能诗，著名的如太宗李世民、中宗李显、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文宗李昂、德宗李适、宣宗李忱、昭宗李晔等。其中存诗一卷就有四帝。后妃则有武则天、徐贤妃、杨贵妃等。以童子而言，唐诗中早慧能诗者颇多，如骆宾王、杨炯、杜甫、徐惠、缪氏子、刘晏、林杰等。缁流羽客中有寒山、拾德、皎然、贯休、齐己、吴筠、陆羽等。妇人则有鱼玄机、薛涛、李冶等。唐诗在当时以种种方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白居易曾说他的诗被人“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说明当时人们对诗歌的普遍喜爱。不仅如此，唐诗还影响到了世界其他地方。宣宗李枕在白居易死后所写的《吊白居易》诗中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居易名，造化天子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君一怆然。”
当代诗人余光中这样赞李白：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这个赞语是贴切的。一千多年后，以文化人身份进入官场的龙应台，说出这样一段话：一个社会要有一定的素质和成熟度，才能允许纯洁的文人进入体制里头。唐朝的太多诗人都有入仕的经历。唐朝的官文上，传递着光耀千祖的名字，和光耀千祖的诗篇，散文，书法，那是盛世大唐最“奢侈”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