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漫话：盛世总理——闲话大唐宰相.doc

闲话大唐宰相

首先说一说名号。唐宰相名号众多，数过来大概有以下：中书令、侍中、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与（议、豫）朝政、参知政事、同掌机密等等。前四者称为四辅，其他的是兼职宰相。中书令、侍中又随着中书省以及门下省名称的变化而变化，中书令在一些时候又称作内史令、紫薇令，而侍中也有纳言、黄门监的称呼。其他的也有如同东西台三品，同凤阁鸾台三品、同紫薇黄门三品等等的变化。
基本上从始至终，中书令、侍中在唐代都是作为宰相名称，大多论者以为二者止于终唐之世，至五代及宋只是虚名而已。其实不然，中书令作为宰相职应止于五代冯道；而侍中作为宰相职应止于北宋中期的韩琦。尚书省长官尚书令是理论上的宰相，不过由于李世民即位前曾担任此职，此后鲜有继任。只有唐中宗、唐玄宗、唐德宗作为太子监国时才担任过尚书令。尚书省的左右仆射是尚书省的实际长官，在唐前期具有极高的地位（正二品，其他宰相为正三品），被唐太宗称为“真宰相”，不过唐高宗以后，沦为了三公三师之类的虚衔。高宗末就有豆卢钦望任尚书左仆射不带同中书门下三品不敢进入政事堂的事。
同中书门下三品开始时授予官阶在正三品以上的兼职宰相。后来逐渐没有了这个限制。中书令、侍中同升为正二品后，此名消失。唐宋最广泛的宰相职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平章一词始于李靖，《新唐书》载李靖“乃授检校特进，就第，赐物段千，尚乘马二，禄赐、国官、府佐皆勿废。若疾少间，三日一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真正出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职是在唐高宗永淳元年“丁亥，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秘书员外少监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丙寅，黄门侍郎刘齐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到了代宗以后成了最基本的宰相职。
参与朝政之类，很多人以为始于贞观元年的“敕东宫仪典簿最悉听（杜）淹裁订。俄检校吏部尚书，参豫朝政”。而在隋代，这类的兼职就已近很常见了，例如大业三年，隋炀帝以黄门侍郎裴矩参与朝政等等。

一、太宗时期

贞观盛世的宰相班子可谓明星阵容。一般的认为是，行政决策方面有房杜，监察诤谏有王魏，守国安边有二李。不过古今享有盛誉房杜二位是否名副其实，我认为值得商榷。
《新唐书》本传对房的评价是“玄龄当国，夙夜勤强，任公竭节，不欲一物失所。无媢忌，闻人善，若己有之。明达吏治，而缘饰以文雅，议法处令，务为宽平。不以己长望人，取人不求备，虽卑贱皆得尽所能。或以事被让，必稽颡请罪，畏惕，视若无所容”。很明显可以看出房玄龄的三个特点，其一是事必躬亲；其二是为政宽简；其三是胆小怕事。第一点值得肯定，据两唐书，他的政绩主要在于吏治和修订律法。但是另一方面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又是很多政治家所不以为然的；第二点也值得肯定，但是这只是其中一面，贞观政治的手段是刚柔并济，而非汉文时期的一味放任；第三点恐怕是很重要的，房玄龄当国15年的原因大概与这一点有关。李世民需要的是那种能力强但又听话的人。如果房玄龄有魏征那样的性格，可能就远远做不了这15年的宰相了。他很少和李世民抵触，仅有的一次就是在出兵高丽的问题上。正是由于这样，当李世民晚年骄傲情绪滋长时，房玄龄也说了不少迎合的话，毕露阿谀之态。不只是他，同期的长孙无忌、李世绩等等都是这样。
杜如晦就更令人费解。他贞观四年就死了，其时盛世局面还未完全呈现。杜如晦在为相期间的主要贡献在于整理了一些文典，裁定了一些典章制度。但是后世所说的“房谋杜断”大概是对于玄武们事件而言。这个问题上，他们二人的确出了不少点子，并最终促使李世民拍板。
魏征在今天普通人心目中的地位要远高于房杜。因为他已经成为了传统读书人人格道德的化身，是不畏强权、敢于直言的典型代表。在我个人认为，魏征对贞观之治的贡献是要超过房杜的。房杜解决的是制度上的问题，而魏征解决的大多是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问题。两唐书本传记录了魏征的几份奏疏以及一些事例，内容包括解决内部问题，解决国际关系，规则帝王行为，明确用人赏罚准则等等。
正是由于魏征太直率，太认真，所以多次导致李世民下不了台，还几次声称要杀了魏征。如果说李世民对于房玄龄赏爱有加，那么对魏征就是又爱又恨。李世民从辽东失利回来时，想起了已经去世多年的魏征，认为如果有魏征就不会有今天的失败。不过在此之前，他还由于侯君集案怀疑魏征结党而毁坏了魏征的墓碑，取消了与魏征做亲家的婚约。魏征的确向李世民推荐过侯君集做宰相，侯君集与太子谋反案发时，魏征刚刚去世，李世民一气之下，便对魏征下了狠手。也许是李世民在魏征生前没能杀他，所以只有死后借机来发泄一下不满。很相似的是，房玄龄曾向李世民极力推荐过张亮，后来张亮也和侯君集一样做了大将，做了宰相，都深得李世民宠信，后来也是由于策划谋反而被杀。但是不同的是，房玄龄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大概从这里就可以窥见李世民对于二人态度的不同。
贞观宰相中，萧瑀可以说是卓尔不群的一位。他出身帝王之家，以善经术、性鲠急，鄙远浮华而闻名。贞观宰相中出身皇族的不乏其人，像陈叔达是陈朝后裔；宇文士及为宇文北周的后人；杨恭仁、杨师道兄弟是隋皇室。这批人是李渊时期主要的中枢重臣。不过李世民上台后不久，决定重组一个充满活力的中枢，所以这批人大多下马了，只有萧瑀继续保持着重臣的地位。杨师道虽也在贞观十年出任侍中，后来还担任过中书令，但是李世民对他的工作不甚满意，最终被撤职。
萧瑀做过左仆射、参预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等，地位可以和房玄龄一比，但是他在宰相集团中却是很孤独的。他性格急躁，从不愿屈从于他人。李世民新上台，他就看不惯李世民的宠臣房玄龄杜如晦，由此第一次得罪李世民而罢相。第二次是在大殿上和同为宰相的陈叔达吵起来，李世民发怒，再次罢免了他。第三次罢免是他揪住房杜魏温四位宰相的小过失不放，向李世民告状。因而遭到集体抵制而下台。此前李靖破东突厥凯旋，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接替新近去世的杜如晦，一时间风头正劲。而萧瑀偏偏在这时参劾李靖治军不严，好在李靖并不计较这些。第四次是他跟李世民说要出家做和尚，而第二天李世民决定下诏同意时，他突然反悔，李世民一气之下索性将他外放，眼不见心不烦。
但是萧瑀忠诚是历来被肯定的。李世民肯定了武德末年萧瑀的立场，认为他是“社稷臣也”，还赐诗曰：“疾风知劲草，版荡识诚臣。”李世民还算了解萧瑀，给他的评价很公允“公守道耿介，古无以过，然善恶太明，或有时而失”。我想善恶太明可能正是症结所在。不过萧瑀并不理解李世民。李世民让他辅佐太子，告诉他要注意礼节,但他不听；只要有群臣宴会，他就要当场说房玄龄等人结党营私，只是还没有造反罢了。魏征也算是很直率的人，但还是要输萧瑀一筹，他曾感叹：“臣有逆众持法，主恕之以公；孤特守节，主恕之以介。昔闻其言，乃今见之。使瑀不遇陛下，庸能自保邪？” 萧瑀不如魏征，正是败在性格和处事方法上。

萧家是唐朝最显赫的家族之一，一共出了八位宰相，从武德朝萧瑀始经嵩、华、复、湛、俯、仿至唐僖宗时萧遘而止。新唐书赞曰：“自瑀逮遘，凡八叶宰相，名德相望，与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唐在灭东突厥和败吐谷浑之后，贞观盛世的局面基本形成。远人来附，内部稳定，人口逐年增加，犯罪率极低。这一时期的领导班子是一个充满活力、团结一心的领导班子。由上及下，君臣相知；宰相集团内部也各有所长，和睦相处。在此时担任侍中的王珪高度评价了各位宰相的所长。李世民问及王珪他在宰相集团的地位时，他回答：“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房）玄龄；兼资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济繁治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征。至激浊扬清，疾恶好善，臣于数子有一日之长。”
除以上的几位，贞观宰相中还有一些值得一提的。王珪也是和魏征一类的人，不过为魏征的光芒所掩盖；温彦博是当时著名的儒雅之士，长于文字，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武媚娘介绍给了李世民；戴胄以刑部尚书参与朝政，是著名的执法官，有“铁面法官”之称，其侄儿戴至德是高宗时期的宰相，亦是乃叔一般的人物；刘洎也是一个敢于直言的人，在侯君集案前后出任中书令，李世民出兵辽东，他任侍中辅佐太子监国；这一时期另外两个有名的宰相是中书令岑文本和马周。岑文本文学出身，位至宰相，自以为“滥荷荣宠”，所以不敢懈怠，最后累死在任上；马周是一个很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是当时仅有的一个从布衣出身的宰相，李世民最后的几年中他一直担任中书令，维持守成的局面。至于褚遂良、于志宁等几位更重要的舞台是在高宗朝。两位外戚长孙无忌、高俭也算位高权重，但是作为宰相并不比上面这几个优秀。
李世民自己对后期的宰相班子也是有一套看法的。《新唐书.长孙无忌传》记载了李世民对各位宰相重臣的一段评语：“高士廉心术警悟，临难不易节，所乏者骨鲠耳。唐俭有辞，善和解人，酒杯流行，发言可意，事朕二十年，未尝一言国家事。杨师道性谨审，自能无过，而懦不更事，缓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论议其所长也，谋常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坚正，其言有益，不轻然诺于人，能自补阙。马周敏锐而正，评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称朕意。褚遂良鲠亮，有学术，竭诚亲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无忌应对机敏，善避嫌，求于古人，未有其比；总兵攻战，非所善也。”这样各宰相的优劣就可一目了然了。很显然，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了魏征、萧瑀一类的敢于犯颜的正值大臣。这大概就是贞观政治后不如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朝有很多出将入相的人。贞观时期有四位：李靖、侯君集、张亮、李勣。李靖作为将领无疑是很出色的，但是作为宰相，就不见得有多少政绩。两唐书本传载“靖每参议，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称”，大概李靖明白治国上他比不上其他人。或者是已经知足，不想自己“功高震主”。如果是这样，那么李靖就算是很高明了，因为侯、张这两个有着战功的宰相，后来都没能够得到善终。而常年在外的李勣回朝任宰相后，似乎很快吸取了教训，事事顺着李世民的意思，阿谀奉迎。李世民想出兵辽东，上下一致反对，只有李勣一个人叫好。我想这里面，迎合李世民是一个意思，另一个意思是他刚刚入朝新任宰相，在众多元老以及新锐面前处境很尴尬，只有凭一战来立威。他也是李世民的托孤重臣之一，但是他早就明白皇帝父子对他有防备，所以干脆还是唯唯诺诺、溜须拍马，并没有尽到责任。这与他在战场上的光辉形象比起来，反差很大。

二、高宗、武周、中宗、睿宗时期

高、武两朝宰相共有百余，但是广为人知的恐怕只是狄仁杰一人。武则天亲手擢拔的宰相也有七十余人，但完全为武则天倚重的，恐怕也只有狄仁杰一人。不仅武则天称之为“国老”，他也是为数不多的没有被酷吏打倒的中直重臣。
狄仁杰是一个出色的刑狱专家。前几年有一部电视剧就是专门讲狄仁杰如何如何突破一些奇案的。他在大理寺做得相当好，“岁中断久狱万七千人，时称平恕”，被人比作戴胄，这是一个难得的殊荣。因为在唐朝甚至是后世一般都把贞观政治看作是不可逾越的。行政方面，狄仁杰在基层干了很久，形成了很务实的政治作风。说到务实，便有一个有些争议的事件。
高宗咸亨年间，吐蕃攻下西域十八州，唐不得已而罢安西四镇。而自薛仁贵兵败大非川，李敬玄兵败洮河后，与吐蕃的东线战场也进入劣势。此后的二十余年，唐与西方国家的联系被吐蕃阻断，丝路贸易受到极大打击。直到二十年后，大将王孝杰才一举将西域的广大领土收回。此时已是武则天临朝时期。在安西四镇重新驻防，设立行政机构成了一个重要的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反对意见的代表就是狄仁杰。他的论据主要是军费开支大，劳民伤财，殃及国内。他的结论是，以夷制夷，坚壁清野，使“寇无所得”。同时他也主张废除安东都护府，“损四镇，肥中国，罢安东，实辽西，省军费於远方，并甲兵於要塞”。
说实在话，这种观点我是不认同的。苏洵《六国论》中有一句话，我想用在这里也很形象。“以地事秦，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敌人的贪欲是无法满足的，一定不能姑息。像吐蕃，后来一度兵临长安，决不是一个以小利可以收买的敌人。另外，唐与西方国家存在广泛的经济联系，直至唐玄宗天宝的年间，丝路的的税收足以供给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所有的军费开支。何况武则天时期西域的军队规模远比不上天宝时期。其三，边防得不到保障，国内不是安宁。我想如果稳定的边防条件，武则天是不可能发李孝逸30万大军到扬州镇压去徐敬业的反武起义的。
武则天这回也没有听狄仁杰的，安西四镇又回到了唐的版图之内。但是狄仁杰的出发点是好的，讲的一些方面也有道理，不过在唐朝，皇帝们是不会认同这样的意见的。
其实在狄仁杰前和后都有过类似的事件。同样也有两位务实的政治家也这些事有关，一位是贞观名相魏征，一位是北宋的名臣司马光。还有一个名声不太好的唐朝宰相，他就是文宗朝的宰相牛僧孺。
贞观十四年，唐将侯君集成功跨越大沙碛，闪击丝路重镇高昌，一举灭之，扫清了丝路上的一大障碍。战后也是在争论是否设立行政区的问题。魏征在当时是反对的，理由和狄仁杰差不多，李世民最终也没有听他的，决定在高昌设立西州，并且使之成为安西都护府的第一个治所。从此重开了西域的大门。
文宗时期，唐蕃关系一度缓和，双方开始协商议和的问题。正在此时，吐蕃的一个大豪酋率领维州城守军投降唐朝。维州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周略要地，韦皋等几代剑南节度使都未能把它攻克，所以当时的剑南节度使李德裕主张立即接手维州，并驻以军队。而当时的宰相牛僧孺表示反对，说“失一维州，无害其（吐蕃）强”，我们不可以失信于人。得了维州可能会招致吐蕃对陇右的打击。最后牛僧孺得到了文宗的同意。不过那帮投降的将士回去后，全部被杀害了。牛僧孺的这种态度历来被认为是针对他的政敌李德裕的，所以一直备受历史学家的指责。
牛僧孺最大的辩护者就是司马光。司马光在通鉴中不惜“歪曲事实，玩弄文字”（岑仲勉语）来为牛辩护，大大损害了他一往正直的形象。司马光此举实有为自己政治观点辩护的嫌疑。因为在元佑更化中，他同样是不惜一切来反击已经下台的政敌王安石。其中便包括放弃陕西米脂等军事寨堡的举动，理由完全牛僧孺一样。这样，王安石变法的一些强兵的政绩很快被被毁坏殆尽了。
狄仁杰之所以能够当宰相，与另一个宰相是分不开的，那就是娄师德。娄师德也是典型的出将入相的人物。李敬玄兵败洮河后，京西防线守到了极大的打击，娄师德负责重新组织防务的工作。他首先运用外交手段，稳住吐蕃。并在之后的战斗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后来连《幼学》上都有“娄师德八战八捷”的句子。
不过为将是一个方面，行政又是一个方面。前面说过像二李那样的名将，都未必可以算是一个称职的政治家，娄师德也不例外。娄师德为相期间也是采取了与人无争的方法以求自保，有时候甚至像一个小丑。同列宰相李昭德讥讽他是“田舍翁”，他说我不种田谁种田；他弟弟说如果有人将口水吐到自己脸上，就应该擦去，而娄师德说，如果当时是由于别人发怒吐口水到了自己脸上，就应该让它自己干掉，当面擦去的话，别人会更愤怒。
娄师德向武则天引荐狄仁杰做宰相，狄仁杰自己却不知道。当狄仁杰当了宰相后很看不起娄师德，屡次排挤他。娄师德却也并不介意。后来武则天向狄仁杰道出了事实，狄仁杰才觉得惭愧，感叹道“娄公盛德，我为所容乃不知，吾不逮远矣”。
由此可见，一方面娄师德政治才能缺乏，明哲保身；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的宽广胸怀。
后来武则天又让狄仁杰举荐人才，狄仁杰极力推荐荆州长史张柬之做宰相。武则天开始不在意，只是将张柬之内迁，连续进行了两次。狄仁杰提醒，再不用张柬之久来不及了，因为此时张已年近七十。武则天这才同意任命张柬之为相。后来张柬之的确有很大的贡献。他和另外五位宰相及大臣，联合羽林军发动兵变杀死武则天的男宠、作恶多端的张氏兄弟，从而中兴李唐。这五位大臣后来都取得了郡王的封爵，合称“五王”。但是没有了二张，并不代表事件已经完全结束。此前张柬之就准备将诸武一并铲除，但是中宗不同意，五王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后来诸武反过来对五王发动了残酷的报复。开始武三思将五王被贬为五州司马，然后派人暗中杀害，手段极其残忍，即使是见于史书，也惨不忍睹。五人中只有张柬之在被贬后不久病死，算是免于受罪。而当时提出不杀武三思的桓彦范，死状最惨，“(周)利贞至贵州，逢彦范，即缚曳竹槎上，肉尽，杖杀之，年五十四”。
高、中、睿三朝的政治可以说是女强人的政治。这期间的每一个女强人----武则天、韦后、太平公主，除了具有强大的个人野心以外，在背后都有这一个朝官集团的支持。像武则天的上台就得到以李勣为首的山东地主以及以许敬宗、李义府为首的南方士人的支持；韦后擅政，便和武三思集团联合；太平公主在和太子的权力争夺中也极力拉拢朝官，以至于宰相七人，有五人出太平公主门。武周时期，武则天的集权做得好，所以中枢政治还没有达到败坏的程度。而中宗朝、睿宗朝就不同了，几乎没有皇权可言，围绕权力争夺的阴谋、兵变纷起。连中宗皇帝也成了牺牲品。国内政治更是黑暗到了极点，韦后和安乐公主一手遮天，新鲜花样百出，贪赃受贿、卖官鬻爵，一时成风。她们想做武则天，但是她们没有武则天的能力。这帮又蠢又恶的妇人只会将局面弄得更糟糕。
幸而出现了李隆基。睿宗皇帝无意于帝位，让位给了太子李隆基。但大权还是由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对掌。而优势又在太平公主一边，前面已经提到宰相七人，有五人依附于太平公主。另外，睿宗的天平也偏向于太平公主一边。但是太平公主一边的窦怀贞、萧志忠、岑羲、崔湜这些人谄媚有余、能力不足，最后被李隆基占了先机。李隆基这边的宰相包括刘幽求、魏知古，并且把公主一边的陆象先也拉了过来。刘魏二人相当于玄武门事件中的房杜，是主谋。并且刘幽求积极联络了羽林军，保证了近卫军队在政变的方向。李隆基心腹将领王毛仲领导的羽林军是政变的主要战斗力量。而军队的实力派将领郭元振亲自出马，保证了内廷的稳定和皇帝的安全。在精心的策划下，李隆基一举粉碎了太平公主集团，彻底收回了权力。
事件结束后李隆基迅速采取了稳定的措施，重组中枢。和贞观宰相一样，新的宰相集团大都是兵变中的功臣。像有定策之功的刘幽求被任命为右仆射同三品知军国事，成为了首相，其余陆象先、郭元振也同三品，魏知古稍后也成为侍中。武则天时期的名臣张说出任中书令。张说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兵变，但他和太平公主集团有很大矛盾，在他被太平公主贬谪之后，他就提醒李隆基要及早下手。李隆基恢复权力后，马上把张说召了回来。
但是这批人和贞观宰相又有着很大的区别。最明显的就是在任期上。刘幽求、张说、陆象先不到半年而罢相；郭元振最惨，仅仅作了两个月宰相就被流放；魏知古还算走运，干了两年多，才罢为工部尚书。罢相原因以后会详细提到，首先和姚崇有关系。但是深层上，还是李隆基自己的原因。李隆基是一位锐意进取的君主，他想急于改变政治局面，就不能够长时间使用这个宰相集团。毕竟这只是一个权宜的，过渡型的班子，它不是建立在实际才能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有功恩遇的基础上的。以郭元振为例，他是四朝重臣，一代名将，在唐蕃战争中，功勋卓著，是李隆基在兵变中借助的基石之一。但是李隆基竟然仅仅因为军容不整而要杀他，后来命是保住了，被流放新州。这件事反映了李隆基改组中枢的急切心情，是可以不惜杀戮大臣的。两个月后，姚崇入相，李隆基开始了全面改革的步伐。

三、玄宗时期

姚崇被李隆基马鞍之上钦点宰相，意味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启。这个时候的姚崇已经是两度为相的老臣了，但是他有着执著的性格和卓越的政治才能，这是为李隆基所特别看重的。
姚崇是唐代唯一一个在影响力上可以和房玄龄一拼的宰相。二人配合李世民、李隆基所开启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都堪称中国古代政治的黄金时期。二人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诸如擅于国家大政、勘定典章制度、拨乱反正是国家迅速恢复稳定等等。《新唐书》姚崇的政绩有如下总结:崇尤长吏道，处决无淹思。三为宰相，常兼兵部，故屯戊斥候、士马储械，无不谙记.崇常先有司罢冗职，修制度，择百官各当其材，请无广释道，无数移吏。繇是天子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矣。我觉得最后一句是很重要的，它表明了前两朝衰微的中央集权再度加强。这不正是李隆基所渴望得到的。其实说过来，李隆基在中枢上的每一步棋，都是围绕着集权这一点的。前面提到的罢免功臣，缩短宰相任期，合中书门下为一等等都可以说明这个。而天宝时期的宰相任期延长，宰相人数减少等等正好说明皇权受到相权的影响而减弱，成为反例。
尽管姚崇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但是他给后人的形象绝没有房玄龄那么完美。这就涉及到了两人的不同。性格上，房玄龄是一个谦逊的人，“不以己长望人”；而姚崇却有些自负。他曾不无自得的问他的手下说自己比管乐如何，得到的回答是不如，但差不多是一个“救时宰相”。他想了想，觉得这个评价很公允。由此可见，姚崇对他所做的的确有些飘飘然。不过，这其实都无所谓。姚崇最受后人诟病的是他对同僚采取的手段。
姚崇和张说历来不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太平公主集团被粉碎后，张说先于姚崇入相，但是姚崇却轻易扳倒了这个夙敌。看下面一段话：
崇曳踵为有疾状，帝召问之，对曰：“臣损足。”曰：“无甚痛乎？”曰：“臣心有忧，痛不在足。”问以故，曰：“岐王陛下爱弟，张说辅臣，而密乘车出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于是出说相州。
要弹劾张说可以直说，但是姚崇偏偏用这种隐晦的方式，对李隆基的痛处下张说的药。难怪欧阳修评价姚崇“资权谲”。如果只是这一个例子，当然不足以说明欧阳修的观点。然而欧阳修说得确实很有道理，因为这方面的例子实在不少。魏知古在当时是唯一和姚崇和睦相处的宰相，姚崇曾经还引荐过魏知古。但是二人同列不久后，姚崇便看不起魏了，想办法罢了魏的相。刘幽求是当时的首相，姚崇“素忌之”，向皇帝报告说刘幽求“郁怏散职，有怨言”，李隆基派人调查，贬刘为睦州刺史。前宰相、吏部尚书钟绍京“不为姚祟所喜”，姚崇便借刘幽求一案，乘机贬钟绍京为果州刺史。后来钟绍京被一贬再贬，吃尽了苦头。我想就凭这些,如果姚崇没有他的成绩，一定要落一个奸臣的名号。
前面提到刘幽求等罢相的深层原因在于李隆基急于改革，但是姚崇无疑起了导火索的的作用。
如果以今天的知名度计，大唐宰相的第一方阵中大概只有四人：房、杜、姚、宋。尺度放宽一些估计还可以搭上魏征。如果以姚崇比房玄龄，那么宋璟可算是玄宗朝的魏征。
政治强人姚崇虽然开创了的开元盛世，但是他得罪了太多人，并且权力也太大了，李隆基开始有些不放心。在他为相的第四个年头，终于因为受他人贿案的影响而只好主动辞职。李隆基也不挽留，让姚崇举荐一人自代，姚崇便推荐了宋璟。
就这样姚的老战友宋璟被任命为黄门监，成为新首相。
宋璟可能才能不如姚崇，但是他是武周以来的一面道德旗帜。从公开反对二张起，他就成为了朝野的清流领袖。不给二张面子就是不给；宦官来接他，就是一句话都和宦官说。欧阳修赞扬他“风度凝远，人莫涯其量”。和宋璟比起来，张说就显得有些逊色了。二张准备除掉魏元忠的时候，要张说作伪证。张说差一点就随了二张，好在宋璟在关键时刻严正的提醒了他一下，才没有铸成大错。宋璟此次入主门下省，已经是二度为相了。和姚崇差不多，宋璟也只做了四年就被罢政事。四年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大唐的政、刑、礼等又重新步入正轨，天下风气大有改观。
如果说宋璟仅仅是一个言官、直臣是不合适的。我觉得说他是一个注重细节的务实政治家更好一些。姚崇的长处在于善于统筹全局，而宋璟更重小节。他主张一个个的案子他一个个理清；天灾过后，他劝皇帝不要讲功夫花在祈天这种形式上面，而要多做实事；边将邀功，他时常是很不赞同的，怕引得年轻的皇帝穷兵黩武。如此等等都可以反映宋璟是一个实干家。后来的他的相位继承者张嘉贞坐到他的位子上后，对于宋璟留下的政策，都还时常失声赞叹。正如史家所赞扬的那样，“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这就是风格不同的姚宋对开元盛世的共同贡献。
对于姚宋反对边功的做法多说几句。好像唐朝的大凡贤相，都对边功很不感冒。从魏征反对在高昌设立行政机构，到房玄龄反对征高丽，到狄仁杰反对恢复安西四镇，再到姚崇劝天子不求边功，宋璟不肯赏边臣，好像都可以说明这一点。今天看来，他们的这些做法仿佛和当时皇帝所想的格格不入。到底怎么看这些，我觉得是应该一分为二的。有利于国防巩固、国家安全的开边战争应当鼓励；而穷兵黩武则应当反对。开元天宝年间的变化正可说这一点。正是由于李隆基后期走上了穷兵黩武的道路，才大大加速了各民族的离心和唐王朝内部的虚空，为祸乱埋下隐患。欧阳修也说：“天宝之乱，卒蹈其害”。
开元盛世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了天宝中后期。这个长达40余年的封建社会黄金时期，绝不仅仅是靠李隆基加上姚、宋就可以造就和维持的。姚、宋二相当国的时间加起来不过8年，和40年相比，可以说只是开了一个头，或是奠了基，当然这个头是开得非常漂亮的。然而后来的几十年里，如果没有一批杰出的人物继续了姚宋的事业，开元盛世会不会持续这么久，是很难说的。这批杰出的人物里面，自然包括了许多位不同时期的良相贤臣。
开元一朝，姚宋之后，宰相十五。这十五人无疑和贞观宰相一样，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其中文学如张说；勤俭如李元竑；明于吏事如张嘉贞、裴光庭；长于理财如裴耀卿、宇文融；忠直如韩休、张九陵；边将如杜暹、萧嵩。当然，如同贞观之治中有许敬宗这样的奸相一样，十五人中也有李林甫这位名留千古的大奸臣。司马光对开元宰相的特点概括是：“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竑，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陵尚直，各其所长也。”我想这正是开元盛世社会经济文化军事全面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除以上提到的几位，还有几位为这些贤相或是权相甘当绿叶的宰相。姚崇出任首相的时候，卢怀慎以同平章事、黄门监为次相，卢自以为才能不如姚崇，所以遇到事情总是听凭姚崇处理，当时的人讥讽他为“伴食宰相”。此后，宋璟为首相，苏珽为次相，苏珽也总是顺着宋璟的意思做事，没什么自己的意见。二人由此相得甚欢。宋璟去位后，源乾曜以侍中为首相，张嘉贞以中书令为次相，张嘉贞是一个政治强人，能力强，党羽多，而源乾曜是一个老实人，所以情况完全反了过来：张成了实际上的首相，而源这位名义上的首相实际上只是一个陪衬。稍后张说为中书令，情况依旧，源乾曜依旧坐在首相的位置上而少有管事。到二张俱罢，李元竑、杜暹成为次相的时候，源乾曜还是首相，直到后来边将萧嵩入相。史载源乾曜“为相十年，与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同秉政，居中未尝廷议可否事，晚节唯唯联署，务为宽平惇大，故鲜咎悔。姜晈为嘉贞所排，虽得罪，讫不申救，君子讥焉。”可见，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源乾曜都是被讥讽的对象。可是他创造了一个奇迹——开元宰相任期的最长纪录。前面说过，李隆基出于权力考虑，一般的宰相任期不会超过四年，像韩休仅仅九个月。源乾曜竟然可以超过十年，这不能不说和他的性格、处事方式是有很大关系的。到了开元末，李林甫以中书令为首相。他力荐牛仙客为宰相，遭到了张九龄的强烈反对。但是李隆基没有听张的的话，反而认为张九龄嫉贤妒能。当牛入相后自然成了李林甫的配角。牛本来在边镇干得很有成绩，但是实在不是做宰相的料，结果一被李林甫拉下水，就成了历史的反面人物。我觉得前面的这些人（牛仙客除外）其实都是有他们的意义的，起码为有能力者营造了和谐的政治环境。不象李元竑和杜暹同为相的时候，争论起来，谁也不让谁，做事则相互扯皮，最后搞得李隆基都很生气了，将他们双双罢相。
开元宰相在隋唐政治史上着实是很浓重的一笔。如果仅仅以上文一笔代过，实在是很可惜；但是又无法像旧史一样为他们每人作一列传，所以以下随便多说几句。
张说在开元以前就做过宰相，李隆基铲除太平公主以后，他是第一批宰相中的成员。其时张说的资格和姚崇、宋璟相比是差不多的。但是，从以后的事情来看，他的仕途比姚、宋要坎坷得多。这里边主要的原因和另外两人密切相关，一个是姚崇，一个是宇文融。
姚崇和张说的积怨很深，由什么原因所致，史书语焉不详。可能姚崇出知同州，和张说有一定关系。但是比较容易看到的是，张说和姚崇一样，是能力超群的政治强人，都有着很强烈的权力欲望。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尤其是后来姚崇被李隆基擢为宰相时，张说亦在中枢。两个强人共同执政，必然会有抵牾之处，而二人又都是不肯轻易放弃自己见解的人，这样势必造成矛盾。后来姚崇抓到了张说的把柄，加上张说在政治上确实有失误，李隆基决定罢免张说。
张说再次入相的时候，姚崇时代早已过去。此时的首相是源乾曜，一个与人无争老好人。张说的同僚，实际的首相张嘉贞去位后，张说成了无冕首相。这一时期，他做了几点大师，第一就是讨灭了朔方的反胡；第二是大裁军，实行募兵制，将无所事事的府兵裁撤，招募民间勇士进入军队；第三是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二省合一，权力集中；第四就是主持李隆基封禅泰山。这几件都是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特别是中间两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而最后一件也使得李隆基成为为数不多的几个封禅泰山的皇帝之一。但是也正是由于封禅这件事上他的做法存在问题，造成了他和源乾曜之间的矛盾，并且引起了低级官员和军队的不满。
这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得罪了宇文融。宇文融和源乾曜的关系很不错，但张说和宇文融之间的矛盾是否和源乾曜有关是不确定的。作为御史中丞的宇文融之所以敢和身为宰相的张说对撼，更多的是在于宇文融是李隆基最近的红人，有皇帝撑腰，他自然不怕张说。宇文融能够走红，和他杰出的理财才能是分不开的。他推行重理户口、重新丈量田亩的政策，一下子就使得当年的岁入增加了百万缗。有钱了皇帝自然高兴，升了宇文融的官，让他继续。而张说偏偏厌恶宇文融的为人，又怕他生事，所以总是阻止宇文融办事。宇文融也不是等闲之辈，便处处中伤张说。宇文融的为人，我不好说，但是从后来的表现来看，可能真的是有些浮华。他做宰相之前说，如果我可以做宰相，只要几个月，天下就会太平。但是他做了宰相之后，每天只知道喝酒会客，别人还说不得他，连皇帝都会被能言善辩的他说的哑口无言。几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天下却并不见太平。李隆基有些生气，加上宇文融正好得罪了很有势力的信安王李祎。这时的形势，宇文融已经是不得不下台了。
宇文融对张说下手前，张九龄提醒过张说要注意。但是张说根本不把宇文融放在眼里。结果从首相沦为了阶下囚。三朝老相啊，竟然在晚年还要蹲大狱，真是莫大的耻辱。
宇文融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代都备受批评，这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其实宇文融的经济政策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如果任由户口隐匿，良田浪费，国家的损失是巨大的。然而宇文融多数时候是被斥为“多事”。这大概和桑弘羊以及后世的王安石一样。在儒家的思想体系里，利字是一个很贬义的字典。为了利益而“扰民”，那是绝对要受到道德人士的指责的。
张说其实是一个政治家兼文学家。大唐宰相中，在当时就被称为文宗的只有四人：武周时期的李峤、苏味道，玄宗朝的张说，以及后来历仕五朝的令狐楚。而四人中又仅仅只有张说可以说是著名的政治家。张说和当时的苏珽并称为“燕许大手笔”，文章一出来，即被广为传颂。以至于后世专以燕公来指代张说；就像今天一说总理，就知道指的是周恩来一样。以封爵指代其人的作法，在初唐还不盛行，大概有名的只有卫公李靖。其余像说郑公，一般人大概都不会知道指的是魏征。而张说开了先河。到了宋代，对于宰相重臣一般都只称封爵。比如，一说莱公，就知道是寇准；一说魏公、郑公，就知道是指韩琦、富弼；一提荆公、温公，马上就想到王安石、司马光。
开元宰相中除了张说、苏珽，另一个文学家便是张九龄。他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联可谓独步千古，无人为继。更有人将他的诗歌称为“唐之离骚”。其实对比一下，他经历和屈原的确有些相像。首先是居高位，一心尽忠国家，而后遭到奸人陷害，命途坎坷，再而目睹国家由盛而衰，自己却无能为力。杜甫云“文章憎命达”，实在是自然之理。
开元贤相中，张九龄可谓压轴的一位。其后李林甫相继当国，好好的盛世硬是给葬送了。张九龄为相期间，基本上是贯穿着和李林甫的斗争的。李林甫无学术又无风度，这些恰是张九龄的优势，所以李林甫对张九龄很是嫉妒，于是想法设法要限制他。朔方节度使牛仙客由于处理边事有功，李隆基想让他为相。牛仙客担任节度使可以，做宰相实在是不合适。张九龄由此据理力争，而李林甫自然知道牛仙客是一个庸人，如果引为同列，不仅不可以排挤张九龄，而且便于控制。于是他力主牛仙客入相。李隆基可能真的晕头了，硬是将牛仙客调回来，还责备张九龄一通。没过多久，张九龄、裴耀卿同日罢相，中枢彻底成了李林甫集团的天下。开元政治的黄金时期由此终结。
其实张九龄看人是很准的。他说牛仙客不足大用，果然后来成了李林甫的应声虫；安禄山入朝，他对裴耀卿说，将来为乱的，肯定是这个人。后来安禄山吃了大败仗，张九龄力主将他杀掉，李隆基却以“卿无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责备张九龄而为安禄山作保。后来的事情，全如张九龄所料。
张九龄估计是开元宰相中最具悲剧性的人物。他已经深刻意识到危机了，然而他在位的时候，无能为力；而处江湖之远的时候，就更志不得申了。只好眼看着奸佞当朝，大好盛世每况日下。他没有看到盛世彻底毁灭的那一天，便匆匆去世了，这对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他来说或许还是一件好事。
张九龄罢相的时候，李林甫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此后的十九年，大唐的中枢基本上由他一人掌握。前面提到源乾曜当国十年是一个奇迹，相对于李林甫，又不算什么了。这就是开元、天宝两朝政治的区别之一。李隆基原本害怕相权过重，宰相纠集私党而引发党争，所以给开元宰相的任期都很短；而开元末以后，李隆基似乎被盛事的局面所麻痹，很多行为渐渐脱离了正轨，这就是其中之一。
李林甫的上台，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后宫，他满口答应专宠一时的武惠妃，一定支持武惠妃的儿子寿王做皇储，所以武惠妃答应帮他坐宰相；其二是他舅舅姜皎有一些地位，在李隆基那里很吃香，再有他和源乾曜、宇文融的关系很好，自然为他进入中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其三是韩休罢相的时候，直接推荐了李林甫。韩休其实也算是一个名臣，他入相的时候，是由首相萧嵩推荐的。而李林甫首先得到内部消息（据说是李林甫和裴光庭的老婆有染，裴光庭的老婆又和高力士关系好，结果这个消息很快到了李林甫那里），第一个跑到韩休那儿去报喜。韩休还以为是李林甫的帮忙，将他视为恩人。后来，他推荐李林甫，估计含有报恩的成分。
称李林甫为奸臣，是很不过分的。但是为李林甫翻案之风时有。普及的书里面如《剑桥中国隋唐史》都重点地肯定了李林甫在财政、立法方面的所起的作用。该书认为，李林甫为相时期，李隆基已不像开元之初那样积极面对朝政。所以相对姚、宋而言，李林甫做的工作要多得多。但是在我认为，姚宋执政加起来八年就使唐从皇室争权的混乱中中兴；李林甫柄轴19年，不仅不能维持局面，反而使得局面更加恶化。从这一点来看，很难说李林甫的执政是成功的。
能够代表李林甫才能的事件有两件。第一件是开元中期开始的《唐六典》编撰工作；第二件是开元二十五年的《格式律令事类》的整理。《剑桥中国隋唐史》对这两件事情的评价颇高。尤其是后一件，更被推为唐制度史上的第一件大事。其实李林甫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都是主持的角色，里面到底有多少功劳是他的，到底有多少功劳是那些已经湮没无闻的学者的，我很难说清楚。不过，谁都知道李林甫缺乏学术，不谙经典（引用典籍中的一些稍生僻的字都不认识）。所以很难想象他在这种大型政典、法典的编修中可以很有作为。另外，编撰《唐六典》的工作从张说就已经开始，经过张说、张九龄这些大文学家、政治家的苦心经营，至李林甫已近尾声，而最后上呈皇帝的是李林甫，所以他在这里是占了很大的便宜的。李林甫也很清楚自己不善文学，所以对文学之士很是嫉妒，一批一批的文士被打倒，或是被压制，张九龄只是其中之一。
许多人对正史所载李林甫之事表示怀疑。完全符合史实，任何一部史书都很难做到。但是这些记载绝对比臆测揣度可靠。像一些大事，如韦坚案、李适之案、王忠嗣案、杨慎矜案、皇甫惟明案等等，是不可能完全虚构的。因为他们都是曾经深受信任的重臣或是爱将，影响实在太大了，有的甚至牵连到了东宫。正史之所以将李林甫嫉贤妒能、排除异己作为重点，就是因为这代表了李林甫最大的特点。后来成了太上皇的李隆基评价了他手下的十几个宰相，对于李林甫，他说“是子妒贤疾能，举无比者”。如果才能真的出色，是不会被错误掩盖的。同是在《唐书》中（《旧唐书》倒是说了一句稍好的话），稍后的杨炎也可算权相一个，排除异己也是能手，很多行为都是标准的奸臣行为（如杀刘晏）。但是他以他出色的理财能力和作为两税法的奠基人而位列大唐名相之中。相比之下，李林甫实在是过太多而功太少了。
和李林甫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