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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立国前的大洪水与中华文明的诞生
摘要：从吉尔伽美什到诺亚方舟，再到大禹治水。有关史前大洪水的神话传说一直流传在东西方诸多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本文大致探讨了史前大洪水传说的中国版本——夏朝立国前的大洪水，还原其本来面目。由此，找出大禹治水的真相，并进一步思考，夏朝前夕的这场洪水与夏朝建立以及中华文明诞生之间的关系。认为洪水是真实存在过的，大禹治水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当时气候的好转，而非人力所为。原始社会末期的这场大洪水为中国进入文明社会提供了契机，推动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立，促成了中华文明的诞生。
1 前言
在世界古文明社会的发展历史中广泛流传着洪水的传说,而在诸多的传说之中,东方的大禹治水和西方的诺亚方舟最具影响力。根据《尚书》、《国语》、《墨子》、《孟子》、《史记·夏本记》等大量先秦文献的记载,尧舜禹时期发生了洪水灾害,大禹由于治水成功而获得各部落的拥戴,继尧舜之后而成为虞、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并建立我国第一个王朝——夏朝,标志着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揭开神话传说虚无缥缈的面纱，充分挖掘其价值，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以神话证历史，以历史理解神话。在传说与历史的交集处，发掘文明的动因。
2 大洪水是否存在
说有容易说无难，要证明夏朝前夕的大洪水，可以采用黄现砚三重证据法（又称黄氏三重证据法），即：纸上之材料，地下之新材料，口述史料。纸上之材料传世较多，如《史记·夏本纪》记载“帝尧之时，洪水滔天。”《山海经·海内篇》记有“洪水滔天，鲧窃息壤以湮洪水。”《尚书·尧典》写到：“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从西汉到先秦，无论正史还是典籍、神话故事，都有对史前洪水与大禹治水的记载，并且大同小异，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洪水的来势之猛，灾害之重，范围之广与人民受害之深。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各类典籍不约而同的记录，表明大洪水的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必然有它的历史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地下之新材料，2002年春天由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专家在海外文物市场上偶然发现的，现已入藏北京保利艺术博物的西周中期铜器“遂公盨”中记载关于大禹治水事迹的记述在内容乃至用语上均与传世的《尚书》等文献惊人一致,被认为是夏朝前夕大洪水的证据。
至于口述史料，则广泛流传在中华大地。除去大禹治水的传说，必须谈谈少数民族中关于大洪水的传说。西南的少数民族如藏族，彝族，苗族都有此类传说。北方蒙古族、满族等的传说中也都有关于大洪水的传说，《天宫大战》中就有洪水造民的记载；《老爷岭》中也有洪水毁灭人类，仅剩下一个少年被洪水冲到了山坡上，后来因为救了母鹿而与母鹿成婚育子的记载；满族的婚俗中也有一个传说，说九天女与渔郎婚配产下后代，而这些子女又在大洪水中统统被淹死了。神话传说作为表现文字产生以前的历史的口述史料，反映了一个民族童年时期的民族经历和共同的民族心理，价值取向，是对历史事实的扭曲反映。对于文字出现以前的历史，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神话可以证明历史的真实性，历史的真实性又反过来解释神话存在的合理性。各民族中普遍存在的大洪水神话传说，是夏朝前夕大洪水的有利支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神话传说曲折的反映了社会存在。也许在四五千年前的史前中国，确实发生过一场前所未有，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大洪水，以致在华夏大地各民族的记忆深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罩上了神话的光环。
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建立，用现代科技检验神话传说中的合理部分，越来越具有说服力。洪水发生的尧舜时期处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期，大体上相当2500一2000BC。“在4000aBP前黄河可能有一次改道，由流经淮北苏北平原入黄海，改道纵贯河北平原中部人渤海，因此很可能洪水滔天也同黄河的泛滥改道有关。”徐旭生在《中国古代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用了很大篇幅研究洪水，指出这次洪水发生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后期，地望在充州、豫州与徐州的部分地区，即大体上今黄河中、下游一带。此外，有人认为当时的洪水不限于黄河，但也有人认为只有山东西部的充州真正发生过洪水。徐旭生闭强调治水仅限于充州及豫州与徐州的部分地区，不过其他地区，如长江下游虽然不是治水的范围，但也不能排除发生过洪水。关于洪水的范围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以上分析表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后期在黄河中、下游有过一个洪水时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有人认为至今尚未发现大禹治水的工程遗迹，因此，对治水产生怀疑。徐旭生冈指出不可能用今天水利工程的眼光去看4000a前的治水工作。同时，当时的地理环境，特别在东部平原与现在有很大不同，这也是研究中必须要注意的。那时湖泊纵横，仅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就有近50个湖泊，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有140个湖泊。夏正楷等综合分析了自青海东部，经过甘肃到山西、河南及北京的古气候与考古资料，指出中国北方在4000aBP前后有一个范围广阔的洪水期，洪水的时间与史料基本吻合。此外，还有不少作者也提出了洪水的证据。因此，可以认为史书上记载的洪水，得到了古气候、古环境及考古学证据的证实。
3 大禹治水的真相
要了解大禹治水的真相，必须先弄明白这场大洪水的真相。要了解大禹治水的前因后果，必须先弄清大洪水的前因后果。
由Weiss等为主的多位学者在1993年组织的国际会议的论文集比较一致性地论证了发生在4 200~4 000aB·P.左右的气候事件。他们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至少在北半球,气候系统在4 200~4 000aB·P.发生了突变。这次气候事件可能是通过降低植被覆盖而增大土壤侵蚀率,从而导致河流中的泥沙量增加,进而增大了黄河决溢。其次，气候突变导致了气压带风带北移，季风锋面在黄河流域一带长期停留，季风降水异常增多，形成北涝南旱的格局。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夏朝立国前的这场大洪水的出现。
虽然明确的大洪水的起因，但并没有解决大禹治水的其他疑问。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对大
禹是否真的能治理好洪水灾害的疑问。根据历史文献记载,鲧采用“堙障”法,修筑堤坝围堵洪水,而大禹成功治理洪水的关键是采取疏导的方法。但以当时人们的知识水平和物质条件(主要仍以木石为工具),无论是鲧的“堙障”还是禹的“疏导”方法都不可能治理好洪水。这种“导江”、“导河”的说法,正是当年持怀疑者重点批驳的对象。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著名的诗人屈原就提出了类似的疑问。他在诗歌《天问》中问道:“洪泉极深,何以填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河海应龙?何尽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这些质疑耐人寻味,表明屈原也十分怀疑大禹和他的臣民有这么大的能力来完成这么浩大的工程。
既然洪水源于天灾，不妨从自然角度解释洪水的结束，从而评价大禹治水的结果。
气候重建表明4 200~4 000aB·P.气候事件的结束时间,亦即气候好转的开始阶段,在测年误差范围内恰好对应于夏朝的始建时期,即传说中大禹成功治理洪水的开始。二者在发生时间上的一致性表明大禹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制服洪水可能得益于气候的好转。古本《竹书纪年》记述禹在位45年,这表明4 000aB·P.事件之后的气候好转可能发生在大禹在位时期。一旦气候好转,气候带北移,季风降雨正常化,植被恢复。洪灾灾害自然随着气候的好转而好转。但限于当时的知识水平,先民可能并不知道气候突变与洪水灾害之间的关系;相反由于饱受洪水灾害,先民可能更注重结果。大禹是当时的部落首领,领导他们治水,将功劳归功于他自然比较合情合理。这可能是鲧、禹治水传说背后的真实故事。
4 大洪水与中华文明的诞生
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有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满天星斗”说与安志敏先生提出的“黄河中游文明中心区”的说法。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完全不同，但仔细考察这两种不同说法，实际上是反映了两个不同时代的各自特征，二者之间并不矛盾。“满天星斗”说反映了龙山文化末期之前文化区系的特征,而黄河中游文明中心区则反映了二里头文化之后文化区系的特征。造成这两种不同时代特征的转折点就是尧舜时期的大洪水。
尧舜时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促使了这一时期社会的急剧变化,导致了氏族部落大迁徙,迫使长江、黄河下游地区的氏族部落急剧集中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豫西、晋南及陕东一带。使龙山文化末期呈现的“满天星斗”格局向“黄河中游文明中心区”转变。这一点王国维曾指出过:“古昔称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此不足信。尧舜之前如神农、黄帝、太昊、帝喾皆居东方。尧舜之后,如桀之太京即在今山东定陶。又如尧葬成阳,近今之济南。《孟子》亦云:舜东夷之人也。夏时虞国约在今河南归德府一带。足证尧、舜建都东方,其平阳、蒲坂等处,或时遭洪水,暂徙高丘,非必恒居也。”王氏此说虽有可商之处,但所言迁徙之大势是对的。上博所藏楚竹书《容成氏》、《书·舜典》及《孟子·告子下》、《万章上》、《史记·五帝本纪》等书篇中所言尧舜及其众官中,除了鲧、禹及后稷弃在黄河中游的今河南中部嵩山一带和陕西关中或晋南一带之外,其余尧、舜及商先祖契等都是从四面八方迁徙到黄河中游的豫西、晋南和陕东一带。
这次大洪水也加快了阶级分化，促进了部落联盟社会向早期国家的过渡，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夏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历史的契机。

首先，因为大禹治水的需要,而直接促成了对早期国家公共事业管理职能的需要,逐渐出现早期国家。这一点童恩正先生曾指出“从大量的历史记载来看,中国的第一王朝———夏王朝的建立,确实与水利有密切的关系。……从史实看来,中国国家权力的形成,极可能与防御和集体的水利事业有关,亦即与控制集体劳动的人力有关,而与土地所有制没有直接的关系。”大洪水把黄河流域许许多多不相干的部落卷了进来，改变了“满天星斗”式的文化分布格局。单靠一两个强大的部落治理洪水几乎是不可能的，需要所有的部落参加，共同协作才能克服水患。于是一个强有力的中枢机构便呼之欲出，只有在它的统一领导下，才有可能集众人的力量与智慧，完成庞大的治水工程。而大禹领导下的夏部落，在治水领导权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三过家门而不入，率领万民辛勤治水。但当治水成功，禹的领导机构具有的管理水利工程以及相关公共事物的职能应当弱化之际，禹却趁机强化了其职能，将其从一个临时性机构转变为制度性机构，从一个服务机关变成了权力机关。把非常时期正常化，完成了权力的集中，建立了政权。
同时，大洪水还引起社会组织形态方面的演变,东汉班固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汉书·地理志上》曰:“尧遭洪水,山襄陵……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治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此言因为禹治洪水,平水土,制九州,然后设立诸侯臣服等级度规定和贡赋制度,产生了早期国家。禹治水工程使天下重要劳动力归禹统一调配使用,是便使天下十分分散的星罗棋布的氏族部落迅速产生了向心力、凝聚力,这应是后来夏王朝发展成为早期国家的主要原因。《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土山,执玉帛者万国”,表示众多的部落首领已臣服于禹的统治。《史记·夏本纪》言“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皋陶以执法官的身份要求民众效法禹的德行;禹的言语就是法令,不听从,便要以法律刑处。表明经过治水之后,禹的绝对权威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这与《论语·卫灵公》载孔子所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的舜时代大不相同了。夏王朝早期国家政治制度及社会组织形态,也就是在禹率领民众治水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