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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母语课程比较研究
【摘 要】我国和德国的母语课程既有相似点也有不同点。两国课程在效能上具有一致性，都是为了继承和传递民族优秀文化，培养社会所需要的新人。而由于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不同，在其他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差异。
【关键词】课程效能；课程标准；教科书；课程内容
德国普鲁士是最早提出并实施义务教育的国家，德国的母语教育也一度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而我国的语文教育历时不长，在许多方面还存在问题与缺陷。本文通过对我国和德国课程之间异同点的分析，希望能对我国语文课程有所启示，使我们扬长避短，在继承自身优良传统的基础之上，并借鉴德国的成功经验，对促进我国课程的改革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课程效能的相似性
课程效能是指课程对社会进步、个体发展和课程自身等方面通过多种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有利作用。中国和德国的母语课程，其效能不外乎以下两方面：继承和传递民族优秀文化、培养社会所需要的新民。
1.继承和传递民族优秀文化
每一时代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并不是相互独立，彼此分裂的，而是在前人努力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呈阶梯状向前发展，而这种基础离不开教育，教育的开展具体表现为课程。通过课程，人类各种优秀的文化成果得以代代相传，在传递的过程中既有传承也有创新，使得人类文化永远保持新鲜血液。
在中国，母语教材采用文选型的编排特点，教材中的文章选用的都是我国民族智慧的结晶，是经过时间检验的作品，是人类优秀文化的结晶，如诸子散文、《史记》、唐诗、宋词、元曲、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等众多优秀作品，这种体例的编排能使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得到传承，而不至于出现中断。学生也能通过对经典的、富有教育寓意、能够净化心灵的优秀作品的学习，进而得到形象思维的训练、创造能力的培养和文学素养的提升。
在德国，语言教材中也会引入大量文学作品，让学生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欣赏来感受德国本国的优秀民族文化，这个特点突出体现在教材《贴近文章》之中。例如，第7册共有30余篇文学作品选段，第8册有30余篇，第9册有20余篇。
2.培养社会所需要的新民
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教育。在信息化、全球化的现代社会，要求教育应该培养高素质、高能力的人才，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反哺社会。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德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教育都承担着为社会培养所需要的新民这一职责，最终为社会的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我国，《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明确指出:“现代社会要求公民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具备创新精神、合作意识和开放的视野，具备包括阅读理解与表达交流在内的多方面的基本能力，以及运用现代技术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语文教育应该而且能够为造就现代社会所需的一代新人发挥作用。”课程目标很好地体现了语文课程的基本理念，特别是“全面提高语文素养”的理念，“转变学习方式，使学生学会学习”的理念。课程目标从时代需要出发，提出一些新目标、新要求。例如，“能主动进行探究性学习”、“初步具备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初步学会文明地进行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发展合作精神”、“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
在德国，巴符州制定的《完全中学教育计划》就体现了母语课程的培养目标，对学习者提出了能力要求。完全中学的教学目的和任务是：对学习者实施广泛的和深入的教育，传授高等学校的学习技能，培养广泛兴趣，培养观察能力、实验能力、集中能力、精神承受能力、逻辑和抽象的思维能力，培养理论认识能力，驾驭复杂情况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德国类似于日本，教育立国战略是培养本国人的技能，所以德国学校注重的是学生的工作能力。
二、课程标准制定的不同
由于中国和德国的国情与教育传统不同，在制定课程标准上，两者具有很大的差异。
中国的教育体制是中央集权制，课程标准的制定最典型、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统一性、标准化。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各个阶段开设哪些课程，都由国家予以规定，并以文件的形式公布，一旦决定并颁布，便具有法律性和强制性。地方和学校必须严格执行，以确保国家制定的课程结构在本地区和本学校得到实施。在这种教育体制下，课程标准的制定和修改，都只能是国家的特权，地方学校只能提出意见以供国家采纳，在完成制定和修改的过程中，通常会组织有关专家和学者参加，听取并吸收他们的意见，并且由他们承担相当部分的工作，或者有专门的工作程序保证得到来自各有关方面的重要信息，但从根本上，国家的意志起决定作用。国家拟定教育目标、课程纲要以及课程目标，筹办各项国定课程的编制，然后由教育部来统筹、规划、执行。
与我国执行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不同，德国是联邦制国家，教育采取各州分权制，没有国家统一的课程标准和课程计划，16个州各自制定自己的课程标准。各州制定的体现课程理念的教学大纲有所差别，但为了使各个州之间的课程标准维持大体一致，各州的文化教育部长有例行的专门会议，研究讨论与标准有关的带有共同性的问题，并且达成全国性的协议。从总体上讲，各州的课程标准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不同类型学校的语文课程也有共同性。各州的标准有详有略，一般是对于课程、教学时间、考试指导等提供广泛的建议和指导。无论详略如何，在各州的课程标准之下，学校和教师的自由度相当大，学校自己举行初中毕业考试，在教什么和怎样教方面，学校享有充分的选择和决定权，有很大的灵活性。
三、教科书编制的不同
课程的制定具体化为教科书的编制，教科书的编制在一定程度上受本国的政治、经济条件和教育传统的影响。
在中国，中小学教科书长期以来采用国定制，一直持续到80年代。无论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还是宁夏、贵州这样相对落后的地区，所有的学生都使用同一本教科书。这种现状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一直以来都受到人们的批评，直到国家教育部正式决定在义务教育阶段进行多样化的教材实验才结束，但到目前为止，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在这种教科书制度中，教材的编写、出版权利集中在国家控制的专门出版社，而这样的出版社长期以来又只有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尽管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教科书的编写出版方面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和极为严格的控制，而且从总体而言到目前所出教科书的质量在国内仍然无人企及。但显然，由一家出版社的一套教科书占领所有的中小学，是不可能很好地满足广大中小学需求的，这与其说是教科书或出版社的问题，不如说是制度本身的问题。
从基础教育的行政管理来说，德国实行教育管理的联邦主义政策，即各州享有教育行政独立的大权。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为实现学制的统一，在努力保持各州教育行政权独立的同时，加强各州之间、各州与联邦政府之间的联系一直是战后德国教育行政管理政策的一个目标取向。而诸多中介机构，例如，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联邦与州教育规划和研究促进委员会、德国学校教育委员会、德国联邦议会质询委员会等，在各州之间、各州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协调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正是这些中介机构的协调作用，使德国的基础教育改革政策在保持地方多样性的基础上，体现出越来越多的共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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